中国既要对付拥有先进技术的欧洲列强的侵略，又要对付野心勃勃的俄国和日本。它小心翼翼地绕过激流险滩，其间文化凝聚力和一批出色的外交家起了重要的作用。鉴于帝国朝廷麻木迟钝，能做到这一点尤其不容易。19世纪中叶，中国士大夫集团里只有极少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已不再处于至尊地位，中国必须去了解一个由相互竞争的列强集团主导的体系。

魏源（1794～1857）即其中之一。他是一位中级官员，与做过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是挚友。林则徐禁烟招致英国干预，最终被清政府革职流放。魏源忠于清朝，但对朝廷的安于现状深为忧虑。他根据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译的材料，撰写了第一本研究外国地理的书。撰写此书的目的是鼓励中国把眼光放长远，而不是只限于四邻的进贡国。

1842年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实质上是一本研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原因的专著，他建议采用欧洲的均势外交经验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魏源认识到中国相对于外国列强国力虚弱——他同时代的人通常不承认这一前提——提出了有可能增加中国回旋空间的办法。他建议采取一项多重战略：

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

魏源的这番话显示了中国外交的分析能力。面对强敌及其贪得无厌的要求，中国的外交家认识到，他们守定的虽是屈辱的条约，却可限制洋人无休止的勒索。

与此同时，魏源根据欧洲的制衡原理，研究了有可能对英国施加压力的国家。他援引汉唐及清初对付侵略成性的蛮夷的先例，对世界各国作了调查，研究了“英夷所惮之仇国”。在魏源的笔下，“以夷攻夷”的口号似乎可以自我实现。他举出西方的“俄国、佛兰西（法兰西）、弥利坚（美利坚）”以及东方的“廓尔喀”（尼泊尔）、缅甸、暹罗（泰国）和安南（越南北部）”，认为皆是潜在的英夷仇国。魏源设想了一个分别从俄国和廓尔喀攻击英国最遥远、防守最薄弱的印度帝国的战略。魏源分析中所含的又一利器是利用法兰西和美利坚与英国的交恶，怂恿两国从海上袭击英国。

这是一个极其新颖的对策。唯一的障碍是，中国政府浑然不知如何实施这一对策。它对自己潜在的盟国一知半解，也不曾向这些国家的首都派驻过使节。魏源认识到中国的局限性，他称，在一个全球政治的时代，“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知夷情夷形人也”。

魏源继而说，鉴于北京未能阻止英国的步步紧逼，因此需要削弱伦敦在世界和中国的相对地位。于是他提出了又一个崭新的想法：邀请其他蛮夷来华。英夷和其他蛮夷出于贪婪必会互相争斗，从而中国可在列强如何瓜分自己的问题上成为平衡各方利益的一方。魏源说：

今夷人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各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

换言之，中国宜主动向所有贪婪之国作出让步，而不是让英国先从中国勒索得手后，主动与其他国家分赃，从而为本国捞取好处。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即中国给予任何一个列强的特权应当自动给予所有列强。

时间不偏袒任何一方。魏源提出的巧妙对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用“夷人之长技”武装自己。魏源告诫说，中国应邀请法国和美国的“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魏源将这一新战略概括为“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

天朝最初对实现技术近代化的要求不屑一顾，然而却采纳了守定鸦片战争条约条款的战略，以限制西方国家提出新的要求。一位重臣后来写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因此，中国官员应该“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 LYzEPjwZFb3XY/MjxkbuNdOz4mXrwKbZEa7af/eK3HphciJcUIspQu03VWRogU8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