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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的推进，中国人传统的自我形象受到了几乎所有可能受到的冲击。鸦片战争前，外交和国际贸易对于中国来说不过是承认它上国地位的形式。自鸦片战争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国内动荡不安的时期。与此同时，它遇到三大外来挑战，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颠覆一个王朝。威胁来自四面八方，其表现形式均为中国所鲜见。
欧洲的西方列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它们对中国的威胁倒不是攻城略地，而主要限于在中国沿海地区掠取经济利益，要求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和自由传教的权利。矛盾的是，中国人感到了一种威胁，而欧洲人认为这根本算不上是征服。列强们还不想取代现有的清朝政府，而是要迫使中国接受一个本质上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格格不入的全新的世界秩序。
在中国的北面和西面，军事上强大、奉行扩张主义的俄国对中国辽阔的内地垂涎三尺。短期内中国尚可用白银换取俄国的合作，然而俄国根本不承认本国领土与接壤的中国领土之间的疆界。俄国和昔日的征服者不同，它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俄国侵蚀的领土，中华帝国永远也拿不回来了。
然而无论西方列强还是俄国，均无意取代清廷，代行天命。它们最终认识到，清廷覆亡不符合它们的利益。而日本的意识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古老体制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延续无关它的利益，因而日本不仅图谋侵占中国的大片国土，还想取代北京成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
今日的中国人把随后接踵而来的侵略和压迫看做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史的一部分。直到中国再次统一到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屈辱历史才告结束。中国人的这段苦难艰危岁月同时又是一个佐证，显示了中国人具有非凡的能力，足以战胜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或许会被压垮的重重劫难。
外国军队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胁迫中国接受屈辱的条件。与此同时，天朝始终坚持它的中央政府地位，继续行使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管辖。中国人对入侵者的看法千百年来一成不变，视其为一种讨厌的麻烦，然而，这种麻烦却打断了亘古不变的中国人的生活节奏。京城的朝廷之所以尚能泰然处之，是因为外国人的侵略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边远地带，而且入侵者来华是为了通商，因此中国辽阔的内地太平无事符合侵略者的利益。北京政府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回旋空间。侵略者对中国的一切勒索必须通过与朝廷谈判，因而，中国可以挑动入侵者互相争斗。
处于逆境的中国政治家巧用策略，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从均势的角度看，考虑到双方力量对比的客观事实，中国几乎没有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家存活下来。然而，中国虽然历经战乱，又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殖民侵略和国内剧变的冲击，但中国作为万邦之上国的信念始终如一。靠着这种信念，中国经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战胜了困难。中国的政治家在一个痛苦而且往往是屈辱的过程中，最终保住了濒于崩溃的中国式世界秩序遗留下的道义遗产和领土遗产。
也许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几乎完全靠传统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批人在用文言文写成的奏折中雄辩地阐述了西方诸国、俄国和崛起的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提出中国亟须“自强”并加强本国技术能力。然而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保守的平民百姓对他们的建议疑虑重重，不少人把引进外文书籍和西方技术视为对中国国粹和社会秩序的威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占上风的一派得出结论，效仿西方实现近代化无异于彻底西化，而中国没有理由遗弃举世无双的中华遗产。结果中国虽然身处帝国扩张的时代，却没有在全国创办近代军工业，因而未能从中受益，而只是零零星星地吸收了外国的部分金融和政治创新成果。
为了度过这场风暴，中国依赖的不是技术或军事实力，而是极具中国传统的两个资源：其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坚韧不拔和文化自信。中国制定了巧妙的战略方针，挑动在华蛮夷互相争斗。负责办理洋务的官员分别在各城市以利相诱，有意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参与分赃，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防止任何一国独霸中国。最终中国官员严守一条：不折不扣地遵守同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洋人的国际法原则，倒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条约和原则有道理，而是这样做有助于约束洋人的野心。面对俄日两强争夺中国的东北，自己又几乎无力将其驱逐，中国的外交官挑动俄日争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两国对中国主权侵犯的危害，避免了被占中国领土永远落入他手。
中国清朝政府在军事上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却又妄自尊大。鉴于与列强之间的巨大反差，中国经过一番抗争得以维持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胜利之后并没有庆典，因为这是一次未完成的、历时几十年的抗争，其间经历多次反复，内部的反对派百般阻挠，有时甚至致改革派于死地。中国人民为这一抗争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用自己的忍辱负重和坚韧不拔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线。然而，他们维护了中国是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大陆国家的理想。中国人民靠着坚忍和自信，通过艰难抗争为日后中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