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英国人（中国的一些史籍称其为“红毛蛮夷”）尤其反感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作为西方首屈一指的商业大国和航海大国，英国对中国在其世界秩序中分配给它的位置极为气恼。英国人指出，中国的军队仍然主要使用弓箭，海军形同虚设。英国商人对广州的特许中国行商变本加厉的“勒索”极为不满。但中国规定，一切与西方的贸易必须经过这些行商，而英国商人希望能打入东南沿海以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市场。
英国人试图改变现状的首次重大尝试，是1793～1794年派遣马嘎尔尼勋爵使华。这是欧洲为改变当时中西方交往方式所作的一次最著名、最友善和最不“炫耀武力”的努力，目标是取得通商贸易和外交的利益。但这次访问最终一无所获。
马嘎尔尼使团值得深究。马嘎尔尼的日记讲述了中国人对自己地位的看法，以及西方人和中国人对外交看法的巨大差异。马嘎尔尼是一位杰出的政府官员，有多年的国际交往经验，而且对“东方”外交有深入的了解。马嘎尔尼有深厚的文化造诣，曾作为特使出使圣彼得堡的叶卡捷琳娜宫廷，历时3年。其间，他与俄国谈判达成了一项友好通商条约。返国后他写了一本介绍俄国历史文化的书，获得好评，其后又被东印度公司委任为马德拉斯邦的总督。在同辈人里，由马嘎尔尼出马开辟与另一个文明世界的外交往来，当之无愧。
对当时任何一位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马嘎尔尼使华的目标都会显得极为有限——尤其是同英国新近征服的中国庞大的邻国印度相比。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把给马嘎尔尼的训令概括为：“设法与一国人民，或许是地球上最杰出的一国人民，建立自由往来的关系。”使华的首要目的是，在北京和伦敦互设使馆，争取中国开放沿海更多的通商口岸。关于后一点，邓达斯指示马嘎尔尼要对禁止英国商人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在奉行儒家学说的中国找不到类似概念）的“令人沮丧”和“武断的”广州通商规则予以注意。邓达斯强调，马嘎尔尼应申明对中国领土没有野心，但他的这一保证注定会被接待国视为一种侮辱，因为它暗示英国有领土野心。
英国政府以平等的口吻致函中国朝廷。英国统治集团成员可能觉得，这样做给予了一个非西方国家不寻常的尊严，而中国却将其视为桀骜不驯、傲慢无礼之举。邓达斯指令马嘎尔尼，“一有机会”，马上向中国朝廷强调指出，国王乔治三世认为马嘎尔尼一行出使的是“世界上文化最灿烂、最古老，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以求考察其闻名的政府机构，促进该朝廷与英国之间毫无保留的友好交往并从中受益”。邓达斯指示马嘎尔尼遵守“该朝廷的一切礼仪，但不得损害英国君王的荣誉，或是有损于他本人的尊严，以致危及谈判的成功”。邓达斯强调说，马嘎尔尼“不应让细枝末节阻碍访华成功可能会带来的重大利益”。
为了取得更大成果，马嘎尔尼使华携带了大量显示英国科学和产业实力的产品。马嘎尔尼的随行人员包括一位外科医生、一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位钟表匠、一位数学仪器制造师，以及计划每天晚上演奏的“5位德国乐师”（他们的演奏属于这次访问比较成功的一项）。马嘎尔尼献给皇帝的礼物包括一些显示与英国通商会给中国带来莫大好处的产品，其中有四轮马车、镶满钻石的手表、英国瓷器（清朝官员赞许地注意到，其效仿了中国的艺术风格），还有出自雷诺兹之手的国王和王后的肖像。马嘎尔尼甚至还带来了一个放了气的热气球，打算让使团的成员乘坐它在北京做一次示范飞行。
马嘎尔尼使团的所有具体目标全部落空，因为双方的观点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马嘎尔尼本想显示工业化的好处，可中国皇帝却把他的礼物视为贡品。英国特使本来期待接待他的中国官员认识到，中国还没有技术文明的进步，从而需要同英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开放通商关系，改变自己。中国却认为英国人傲慢无知，谋求天子给予特殊礼遇。中国依旧奉行重农方针，不断增长的人口使粮食生产更为紧迫。中国的士大夫官吏对工业化的要素——蒸汽机、信贷和资本、私有财产及公共教育等一无所知。
马嘎尔尼一行乘船沿中国海岸线一路北上，前往北京东北方向的热河夏季行宫，船上满载丰富的礼物和美味佳肴。然而船上插有一面旗，上面用中文写着“英吉利贡使”。马嘎尔尼依照邓达斯的指令，决定对此“不作任何表示，待条件许可时再提出该问题”。
使团临近北京时，负责接待马嘎尔尼一行的中国大臣开始与英国人谈判，双方观点的巨大分歧随之凸显。争执点在于马嘎尔尼是对皇帝叩头，还是依照他坚持的立场，按英国习惯单膝下跪。
马嘎尔尼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拐弯抹角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首先就“不同国家流行的不同服饰”发表了一番评论。中国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服饰更合理，因为身着中国服饰的人更容易行叩头大礼。他们说，无论何人觐见皇帝，都需要行三跪九叩礼。英国使者见皇帝前只是去掉扣在膝盖上的累赘金属扣和吊袜带不是更方便些吗？马嘎尔尼反驳道，如果他对皇帝行他对本国君王所行的礼，皇帝很可能会予以理解。
对“叩头问题的讨论”时断时续地又持续了几周。中国官员提出，马嘎尔尼要么叩头，要么空手而归。马嘎尔尼一再抗争，最终双方同意，马嘎尔尼可以按欧洲礼节单膝下跪。这是马嘎尔尼获胜的唯一一次。（至少就他实际所为而言是这样。中国的官方记载称，马嘎尔尼见到皇帝后对其威严不胜惶恐，自行下跪叩头。）
所有这一切均是围绕着繁复的中国礼仪发生的，而这些礼仪都在委婉地拒绝他提出的要求。一举一动，都牵扯到礼仪，且每种礼仪都反映了天意，不可更改，马嘎尔尼简直无法与对方开始谈判。同时，他满怀尊敬而又惴惴不安地注意到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高效率，揣测着“与我们相关的一切事情，我们吐露的每一个字，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呈送给上面”。
马嘎尔尼吃惊地发现，欧洲的技术奇迹并没有给接待他的中国官员留下什么印象。他和随行人员展示架在炮架上的加农炮时，“陪同我们的人装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称这些玩意儿中国不稀罕”。
至于马嘎尔尼带来的望远镜、四轮马车和热气球，中国人一概嗤之以鼻。
一个半月后，特使仍在等待皇帝召见。在此期间，酒宴舞乐不断，双方继续讨论马嘎尔尼一行如蒙皇帝召见应遵守的适当礼仪。一天凌晨4点，马嘎尔尼被召到一个“华丽的大帐篷”里，等候召见。时隔不久，皇帝乘龙辇前呼后拥地来到帐篷前。中国人仪典之宏大令马嘎尔尼惊叹不已：“仪式自始至终庄严肃穆，好似庆祝某种神秘的宗教。”
皇帝赐给马嘎尔尼及其随行礼物后，“又将自己桌子上的几道菜赐予我们”，随后礼节性地“亲手给我们每个人斟了一杯温酒，我们随即在皇帝面前一饮而尽”。
（皇帝亲自斟酒属当年汉朝对待蛮夷的五饵计策之一。
）
次日，马嘎尔尼一行参加了皇帝的生日庆典，皇帝看戏时终于召马嘎尔尼到身边。马嘎尔尼以为，现在可以谈他此次出访的使命了。没想到皇帝又赐给他礼物，一箱珠宝。据马嘎尔尼记载，还有“一本皇帝亲手撰写，夹有皇帝绣像的小书，希望我把这些礼物作为友谊的象征带给英国国王。他告诉我，这个珠宝盒乃皇室珍藏之物，距今已有800年”。
体现圣上仁厚的礼物赐给马嘎尔尼后，中国官员建议，鉴于寒冬临近，他该动身回国了。马嘎尔尼抗议说，双方尚未就他奉命前来商谈的问题“展开谈判”，“他的使命不过刚刚开始”。马嘎尔尼强调说，乔治国王希望能允许他作为英国的大使常驻中国京师。
1793年10月3日一早，一位中国官员唤醒马嘎尔尼，让他穿戴好官服后赶至紫禁城，等待皇帝对他的请求作出答复。等了几个小时后，他被人领上殿，来到一把外表为丝制的坐榻前。椅子上没有坐着皇帝，而是放了一封皇帝致乔治国王的信。中国官员对信下跪叩头，马嘎尔尼只对信行了单膝下跪礼。最后皇帝的上谕以隆重的仪式送到了马嘎尔尼的房间，这封信便成了英国外交史上最屈辱的信函之一。
敕谕首先表彰了乔治国王向中国派遣贡使显示的“恭顺”：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
随后皇帝拒绝了马嘎尔尼提出的所有实质性的要求，包括允许马嘎尔尼作为一名外交官居住于京城：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他）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敕谕随后称，让中国派一名使节常驻伦敦则更为荒谬：
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准行。
皇帝认为，乔治国王派马嘎尔尼使华也许是为了观习教化，然而这同样不可行。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至于马嘎尔尼提到的英中通商的诸多好处，天朝已经降恩于英国人，允许他们“多年在广州自由经商”，任何其他要求“断无道理”。至于中国与英国通商的好处，马嘎尔尼的意思完全被误解了：
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
有鉴于此，两国现有的贸易绝无可能扩大。英国没有中国所需的物品，中国也已依天朝定制给予了英国人所有能给予的物品。
既然继续留京难有作为，马嘎尔尼决定取道广州回国。整理行装期间，马嘎尔尼注意到，皇帝一口回绝了英方所有提议后，中国官员对他的照顾更殷勤了。马嘎尔尼不禁揣测，皇帝是否改变了主意，并向中方打听。然而，中国已经给足了他外交礼遇。既然蛮夷使者听不懂弦外之音，天朝又下了一道近乎于威胁的敕谕：皇帝向乔治国王保证，他知道“尔岛国远在重洋，与世隔绝”，而中国首都“乃寰内四海之中心……凡我藩属国臣民，在京城开业经商之事，未曾有也”。敕谕结尾处皇帝告诫说：
朕已详述实情与尔，尔等亦应体恤朕意，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得享太平之福。
对西方列强的贪婪显然一无所知的皇帝是在玩火，但他本人并不知晓。马嘎尔尼离开中国时对中国的印象是一个不祥之兆：
两艘英国军舰足以对付帝国全部的海军力量……无须个把月，即可摧毁沿海的所有航运，令靠捕鱼为生的沿海省份居民陷入饥荒。
当年中国的对外交往方式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盛气凌人，我们都不应忘记，过去几百年里，这一方式曾行之有效地组织和维持了一个主要的国际秩序。在马嘎尔尼生活的年代，中国与外国通商的好处远非那么明显。鉴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大致是英国的7倍，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华帝国认为，英国有求于中国，而非中国有求于英国。
毋庸置疑，清廷对自己接待这一夷人使团时显示出的圆滑自鸣得意。此后20年，英国再没有派使来华。然而暂停使华的原因不是中国人外交手腕的高明，而是令欧洲国家大伤元气的拿破仑战争。1816年，拿破仑刚被撵下台不久，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一个英国使团即出现在中国沿海。这一次，双方就礼仪的争执演变成了英国特使与中国官员之间肢体上的推搡。中国人坚持要阿美士德称皇帝“天下共主”。因阿美士德拒绝向皇帝行叩头礼，中国人立即打发他回家，并责令英国的这位前枢密院顾问官“恭习教化”。与此同时，英国亦无须再派使节“以证明尔国实乃吾藩属”。
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又向中国派了一个使团，试图彻底打开局面。巴麦尊不是一个熟悉清朝礼仪的人，他派遣了一位苏格兰海军军官内皮尔使华，而且对他发出了自相矛盾的指令，既要他“遵守中国的法度及习俗”，同时又要他向清廷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北京设使馆，开放更多的沿海口岸并允许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
内皮尔抵达广州后，与当地总督互不相让，对方都拒绝接受对方的信函，理由是与官阶如此低的人打交道有失自己的尊严。此时，当地政府已经给内皮尔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他律劳卑，意思是“辛劳卑微之人”。内皮尔雇用了广州的一位通译，在广州城四处张贴挑衅性的告示。老天爷最终帮中国人解决了蛮夷制造的这个令他们头痛的难题。内皮尔和他的通译双双染上疟疾，高烧不退，最后撒手人寰。然而内皮尔死之前，特别注意到了香港。他看出，这一人口稀少的岛屿是一个天然良港。
中国人尽可因为再次迫使桀骜不驯的蛮夷让步沾沾自喜，但这是英国人最后一次忍气吞声地被拒绝，此后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一年比一年严苛。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概括了马嘎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后英国国内的反应：“如果中国继续关闭大门，那就只好用大炮把它轰开。”
近代国际体制是以英美制度为基础的，中国施展的一切外交手腕和断然拒绝不过是推迟了与这一体制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冲突将给中国民众带来有史以来在社会、思想和道德上最难承受的深重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