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纪事

一、内地人口徙边

西汉初年，匈奴内侵，不仅秦始皇新拓疆土失尽，而且塞内也被侵占。高祖定都关中前夕，“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秦时移民大多已逃离 ，留居原地的也被匈奴掳掠，随匈奴迁徙（详见下述）。汉初数十年，匈奴侵扰不绝，几乎每年入塞劫掠。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肖关，甚至逼近长安。

文帝时，晁错针对边防空虚，提出募民徙塞下，建议“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 。这项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予实行。

但从各方面情况看，实际效果不大。这是因为当时关东还有不少荒地没有垦复，人口压力并不大。 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灾区农民流亡之后，也完全可以返回家乡，或在附近其他地区定居。各国诸侯与朝廷分庭抗礼，正千方百计与朝廷争夺民户 ，当然不会允许自己所属的人口迁走，而诸侯王辖境占关东大部，是主要的移民来源。加上匈奴经常侵扰，边境条件艰苦，朝廷经济实力有限，因此计划虽好，实际上是无法实行的，即便有些移民，数量也很有限。

但到武帝时条件起了变化：关东土地开垦殆尽 ，人口压力已相当大，一遇灾害便有大批流民；诸侯国虽还有，已只是衣食租税，对朝廷唯命是从；对匈奴用兵不断取得胜利，不仅收复了秦末的失地，而且开拓了新的疆域。同时，经过数十年的积累，物力雄厚，可以向边区调运大量粮食，保证移民的生活。因此，武帝时对西北边境实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元朔二年（前127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是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这是西汉第一次对西北边疆的大规模移民。应该指出，这里的朔方是一个地区概念，并不限于《汉书·地理志》朔方郡的范围。当时朔方郡刚置，辖境不可能十分明确，以后也不可能没有变化。朔方、五原都是新置郡，五原当也有移民徙入。另外，西河郡辖县中有很多确址无考，其地当在该郡北部与朔方、五原相邻处，估计不少县就是在这次移民的基础上设立的。因此这次移民的安置地区应包括今黄河和乌加河之间的河套平原以及黄河以南地区。

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连年遭受水灾，流民无法安置，“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共有七十二万五千人。 这是对西北边疆移民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次移民移入的地区，据《汉书·武帝纪》，是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会稽二字是衍文，说见拙著《汉武帝徙民会稽说正误》（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尚应包括河西，其理由是：这次移民的内部原因固然是自然灾害，但其外部原因则是在此二年之前，“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 。《汉书·匈奴传》说得很清楚：“于是汉已得昆邪，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西河郡的南部地处山区，不可能安置移民，但其北部秦长城之外有大片新辟地。《汉书·地理志》西河有三十六县，多数当在北部，这些县显然是因移民而设。当时陇西尚未析置安定、金城 ，陇西的东部地近关中，人口并不缺乏，安置移民自应在其西部，包括新近自匈奴获得的土地以及原来因受匈奴侵扰而不适宜定居的缘边地区。总之，这一地区的范围大致应包括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南部以及甘肃省中部和西部，也即沿秦长城（故塞）内外以及河西。

元鼎六年（前111年），羌人被逐出湟水流域，退至青海湖（鲜水海）及其以西地区，汉人开始向湟水流域迁移。 随着移民的增加，县城渐次设立。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析置金城郡 ，由于辖境都是新辟疆土，该郡的居民几乎全是内地移民。

在向西北大规模移民之后，又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 。这六十万戍卒当然不像移民那样定居，多数是定期轮换的，而且并不一定始终保持这样一个数额。但开垦的规模如此之大，常年保持的人口必定也相当可观。

关于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的时间和次序，《汉书》中说法不一，至今还没有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说法，限于篇幅，本文不拟讨论。但四郡的人口基本都是内地移民，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移民始于元狩四年，以后续有增加。部分移民并非一次定居，而是随着汉朝势力的扩张和巩固逐步由内向外缘移居。

征和二年（前91年）戾太子发兵被平息后，对在变乱中“吏士劫掠者，皆徙敦煌郡” 。这次变乱牵涉人很多，徙敦煌人口也必不少。

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屯田人员中有部分会成为当地定居人口。

当时，“自敦煌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皆有田卒数百人” 。元凤四年（前77年），又在伊循（今新疆若羌县东）屯田，后更置都尉。宣帝时，屯田远达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莎车（今新疆莎车）、北胥鞬（今地无考），设有屯田校尉。元帝时，复置戊巳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县西） 。但这些屯田范围较小，徙入人口不多且不稳定。

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执政，招诱羌人纳土，在湟水以西、青海湖周围地区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 。王莽为增加西海人口，把它作为罪人徙置的主要地点，“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禁民不得挟弩铠，徙西海” 。但在王莽败后，羌人即将郡地夺回 ，移民也就不复存在。

自武帝开始，对西北边区的移民遍及朔方、五原、西河、上郡、北地、安定、陇西、天水、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而以朔方、五原、金城及河西四郡最为集中。

《汉书·地理志》在叙述河西四郡风俗时指出：“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 逆亡道，家属徙焉。”实际上这是西北边区移民的共同特点。西北地区移民的来源，一是关东贫民，其主要成分是元朔二年的十万和元狩四年的七十二万五千；另一类是被强制迁移的罪犯及其家属，他们的来源不限于关东，但仍以关东为主。这类人中还包括有罪的官吏及其家属，见于记载的基本都来自长安或三辅。 另外有的虽不属罪犯，但被朝廷根据某种特定标准强制迁移的，如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被徙的官吏及其家属人数有限，部分有返回的机会。占多数的普通罪犯及其家属则不见于记载，他们是不准迁回内地的。

移民有数量可考的即达八十二万五千。移民从关东到西北要经过长途跋涉，边区自然、物质条件艰苦，定居开垦需要时间，移民的有偶率低，罪犯尤其如此，因此移民的人口增长率较低。但即使以平均年增长率3‰计，到元始二年，这八十多万人的后裔已达一百二十万，加上零星小批移民和罪犯，内地移民及其后裔至少有一百五十万。根据《汉书·地理志》西北各郡户口数分析，可以断言：河西四郡、金城、朔方、五原等郡基本完全由移民组成，北地、西河、上郡移民均占总人口一半以上，陇西、天水、安定也有一定数量的移民。

在移民进入之前，西北边区长期处于无人居住或未开发状态，或者仅作为游牧之地。移民的进入使其中一些自然条件比较适宜的地区得到初步开发，来自关东农业发达地区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土地充足的情况下，较快建成了一些小规模的农业区。例如神爵元年（前61年），金城、湟中谷斛八钱 ，这说明当地产粮大致已能满足人口需要，因为如果依靠内地供应，数量必受限制，价格也不可能如此低。

但是边地“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 。主要的经济还是牧业。由于内地移民多数习惯于单一的农业经济，他们定居边区以后多数人也还是开荒种地，所以在移民集中的地区往往出现天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 ，土地沙化、盐碱化，甚至导致沙漠的扩大。

由于移民基本都是底层贫民，文化程度低下，加上边区以加强防卫为主要目标，日常生活始终保持一定的军事性质，所以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文化上明显的提高和发展。

移民成分复杂，富于反抗性。为了稳定边境，增强军事实力，地方官不得不采取不同于内地的治理方法：“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在匈奴臣服，不再构成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北边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惊，黎庶亡干戈之役” 的安宁局面。

但另一方面，边区的自然条件毕竟很差，移民徙边都是出于无奈或受到强制。元狩元年（前122年），淮南王安谋反时，伍被曾献计伪造丞相、御史文书徙民朔方，以激起民怨。 可见一般百姓对徙边也视为畏途，因而对在边区的移民，统治者要通过严格的法律措施或习惯做法加以限制。

一是移民不得移居内地。《后汉书·张奂传》：“旧制边民不得内徙。”直到张奂才作为特殊恩宠由敦煌徙户弘农。这一条应是自西汉沿袭下来的制度。

二是刑法重于内地。《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四月甲戌诏曰：“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时光武立国不久，不可能已在边郡另立新章，从诏书也可看出，此必是西汉旧制无疑。

三是移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很低。“旧内地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 。这虽非法律，但也是长期习惯。所谓“居人”，大概是早期定居的或已取得社会地位的内地移民。在原来有少量汉人的边郡，这也可能是指有势力的土著。

因此，实际上多数移民的境遇是很差的，作为移民定居的自然、经济、政治基础是不巩固的。一旦统治者的压榨超过了移民可以忍受的程度，或正常的封建秩序瓦解，或战乱发生，就必然出现新的人口流动。正因为如此，西汉对西北边区移民的成果到东汉时大多没有保持。

还必须指出，由于西北地区缺乏农业开发的基础，移民初期的粮食供应必须依靠政府的调拨，元狩四年徙民七十万，以平均每人每年需粮十八石计，至少需要一千三百万石，是关东输关中粮食数量最高年分的六百万石的两倍多。在开始几年，还需“贷与产业”，提供种子、饲料、农具等，以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只有在财政宽裕、粮食积聚充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因此，这种行动的经济意义，显然远远不如政治和军事上的作用。

二、 匈奴人的内徙

从汉初的军事冲突开始，汉、匈奴双方互有降掳。至武帝中期以前，匈奴的降人或俘虏都是零星少量的。对有地位的匈奴降人（包括个别逃亡匈奴汉人后裔的归降者），一般采取封侯的形式安置在内地，根据《汉书·功臣侯表》的记载至少有三十七人（见附表），其中仅少数是武帝中期及宣帝时所封。这些侯国大多在关东人口稠密地区，它们存在的时间虽然都不太长，但受封的匈奴人及其家属、随从也就在该地入籍，逐渐融合在包围着他们的汉人之中了。部分匈奴降人被征从军，如附表中有宜冠侯高不识、渠忠侯仆朋等都是以“故匈奴归义”的身份参加对匈奴的战争立功封侯的。至于俘虏的安置，由于数量很少，未见任何记载。

在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以后，匈奴降人、俘虏大大增加，至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昆邪王降汉之前，匈奴降人、俘虏已有二三万人了。 元狩二年秋，昆邪王率四万余人降汉，至此，原有的安置办法已完全不适应了。

因此，“乃分处降者于五边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这就是五属国。据《汉书·地理志》，五属国的治所是：陇西治勇士（元鼎后析属天水，今甘肃榆中北），北地治三水（元鼎后析属安定，今宁夏同心东），上郡治龟兹（今陕西榆林北），西河治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五原治蒲泽（今地无考，大约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 。其地都在秦长城之外、黄河的东南。属国治所周围土地空阔，汉族居民很少，匈奴人还是保留他们的故俗，当然是以牧为主，因而匈奴人居住地区当在各该治所周围，而不限于这一据点。安置在五属国的匈奴人以来自河西的昆邪王降众为主，但其他大批匈奴降人、俘虏应也有大部分安置在属国。

对匈奴降人的安置虽然是“因其故俗”，但采取了加强监督、控制的措施。昆邪王等首领分别以封侯的方式安置在平原、南阳、济南等郡（见下表）。汉承秦制，原来就设有“掌蛮夷降者”的典属国，至此，又在各属国置设都尉、丞、侯、千人 ，具体实施监督和控制，由典属国统制。匈奴内部的组织形式、职务仍其旧制。如《汉书·功臣侯表》有昆侯渠复絫，身份是属国大首渠，从姓氏看，此人为匈奴人无疑，“大首渠”则是属国内匈奴系统的职称。

由于匈奴人精于骑射、骁勇善战，除有部分降人被征从军，并有人以军功封侯外，还有一些人被选编为一支特种部队，作为拱卫京师的精锐力量，驻扎在长安附近。《百官表》：“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据师古注：“宣曲，观名，胡骑之屯于宣曲者”，“胡骑之屯池阳者”。而长水为关中川名，长水胡骑也即胡骑之屯于长水者。该二校尉“皆武帝初置”。胡骑校尉是临时设置，可能是匈奴降人数量多时收编的，但长水校尉是常制，必定是以属国的降人为经常性的补充来源。属国胡骑还经常受到临时征发，如李广利征大宛，发属国六千骑。 又如赵破奴击姑师，也曾发属国骑。

少数曾经顽抗或有罪的匈奴人则另行处置，如金日“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日 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 。从《本传》看，当时没入官的也不止日 一家。

在元狩二年以后，还有几批数量较多的匈奴、西域降人。

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卫青“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霍去病“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估计俘虏有二三万以上。

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利与右贤王战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李陵出居延北，也“斩首虏万余级” ，但李陵不久即兵败而降，所以不可能将俘虏带回。

征和四年（前89年），汉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击匈奴。“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开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而《西域传》称“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又有宣帝时“车师复通于汉”云云，则此次并未将车师民徙尽，或仅徙其中一部。又同传载武帝轮台罪己诏“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可见汉军也不可能将车师人带回汉地，所谓“尽得其王民众而还”，只是将车师人从其故地徙走，可能即分给出兵的西域六国。如元帝时甘延寿、陈汤击郅支单于，“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

《续汉书·郡国志》载有张掖属国，亦武帝时置。据上述分析，唯一可能是为安置元狩四年降人而设，其时五属国设置不久，不久便骤增数万降人，所以在张掖另辟新点。宣帝初，张掖尚有属国都尉，见《匈奴传》，但《汉书·地理志》无张掖属国，则元始前已撤废。

本始三年（前71年），校尉常惠将乌孙兵入匈奴右地，“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 ，加上其他将领的战果，斩俘共有四万二千余。“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 。

续表

*所在郡国，以《汉书·地理志》区划为准，无考者缺。

地节三年（前67年）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 。据孟康注，西嗕“匈奴种也”。由于沿途死伤大，进入汉地的人已不多。

神爵二年（前60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降。

五凤二年（前56年）冬，匈奴呼遬累单于率众五万余降。次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西河，元狩初已置属国，至此再置，或者原属国曾罢，至是恢复；或者别置一处。北地属国，《汉书·地理志》也不载，当罢于元始前。

置于属国的匈奴人时有逃亡出塞。据《冯奉世传》，昭帝末，西河属国有数千人叛逃。元帝初，上郡属国万余人反去。这样大规模的逃亡，可能就是某些属国罢废的原因。

匈奴是游牧民族，徙于属国后，基本条件并未改变，人口出生率不会增加，如果以平均年增长率2‰左右计算，那么至元始二年，内徙的匈奴人可能接近二十万。内徙的匈奴人绝大多数居于秦长城之外，实际上还是武帝拓地之前的匈奴故地，与汉人基本隔绝，且受到属国都尉的监督限制，因而不可能与汉人融合，也没有进一步内徙。但是，内徙的匈奴人毕竟增加了与汉人的接触交往，不可能不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这对东汉开始的匈奴人继续内徙并进而与汉族交流融合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少数徙入关中或内郡的匈奴人则已不再作为另一种族存在于周围的汉人之外了。

三、 汉人徙入匈奴

汉人与匈奴人习俗差异很大，一般说来，汉人的农耕生活比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条件优越，因此汉人之徙入匈奴与匈奴之徙入内地一样，基本都出于强制。

汉人流入匈奴，在秦代已经开始，因此匈奴人称在匈奴的汉人为“秦人”，甚至即用“秦人”称呼汉人。 在西汉，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缘边各地被匈奴掳掠的吏民以及历次战争中的被俘、投降的人员。据《匈奴传》、《本纪》及有关列传统计，大致有：

高祖七年（前200年），韩王信亡走匈奴。

十二年，卢绾与数千人亡入匈奴。

高后七年（前181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

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

十一年，匈奴寇狄道。

十四年，匈奴寇边，“虏人民畜产甚多”。

后六年（前158年），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这一阶段，匈奴“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

景帝中二年（前148年），匈奴入燕。

中六年，匈奴入雁门、上郡。

后元二年（前142年），匈奴入雁门。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公孙敖出代，亡卒七千人。

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二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

三年，匈奴入代，杀太守，略千余人。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四年，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五年，入代，杀都尉，略千余人。

六年，汉征匈奴，亡两将军，三千余骑。

元狩元年（前122年），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

二年，入雁门，杀略数百人。

三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余人。

四年，汉两军出塞伐匈奴，损失官私马十一万多匹，人员损失很大。

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元封四年（前107年），匈奴寇边。

太初二年（前103年），赵破奴率二万骑战败降匈奴。

三年，匈奴入定襄、云中、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入张掖、酒泉，略数千人。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步骑五千战败降匈奴。

三年，匈奴入雁门。

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

三年，李广利将七万人伐匈奴，兵败降。

后元二年（前87年），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

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三千骑入五原，杀略数千人。又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

由于缺乏具体数字，仅有的一些约数又未分别杀、略两类，因此无法统计出被略或降于匈奴的汉人总数。但照上述情况估计，总数至少有十几万，最多时在匈奴的汉人可能接近十万。

此外，还有少数因种种原因逃亡匈奴的。如文帝时宦者中行说因不愿出使匈奴，被强迫出使后即降匈奴。 又如卫律，“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 。

据元帝时郎中侯应所言，汉人逃亡匈奴大致有三种情况：（1）“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2）“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侯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3）“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

匈奴之所以大量略夺汉人，收容汉朝逃亡者、降人、俘虏，是出于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为了增加人口。匈奴是游牧民族，所居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物质生活艰苦，人口增长率低，人口稀少。在连年战争的情况下，人口更是大量减少。略得的汉人可以使紧缺的人力得到一定的补充。正因为这样，被俘略的汉人与匈奴通婚、生儿育女相当普遍。如李陵降后，单于以其女妻之。 又如张骞被俘后，“予妻，有子” 。苏武在匈奴也有“胡妇”，并产一子 。以苏武的气节，匈奴照样可以让他与匈奴妇女通婚，汉朝也不以此为非，说明这种汉匈通婚在当时是普遍现象。

二是为了利用汉人先进的生产技能、统治管理能力。中行说降匈奴后，“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 ，并为单于策划对付汉朝的方法。李陵被“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零王，皆贵用事” 。李广利降后，单于也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 。汉将无论以前给匈奴造成多大损失，投降后一律予以高位，授予军政实权。

卫律曾经与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 。这三种技艺——生产粮食、打井、筑城建楼都是由汉人传入并从事的。武帝末年，匈奴的农业也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对匈奴的经济生活已有了相当影响。匈奴杀李广利后，“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疾疫，谷稼不孰”，引起了单于的恐慌。

在汉匈的关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迁徙，那就是实行和亲而嫁往匈奴的宗室女子（或以宫女代替）及其随员。最著名的是元帝时的王嫱（昭君），还有文帝时派遣的宗人女翁主。 但这些人口是极少的，除王昭君这样的特殊情况外，一般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四、 羌人、氐人的迁徙

在秦汉以前，西北地区羌人居住的范围很广。“秦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羌人被限于秦长城以西，大致在今黄河、洮河以西，河西走廊以南的甘肃和青海省地，而以黄河、湟水、大通河（浩亹水）交汇处为中心。

“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 狄道即今临洮县，安故在今临洮县南，临洮即今岷县，氐道、羌道在今岷县东南一带。这就是说，在公元前156年至前141年期间，部分羌人又回到了今甘肃南部洮河流域和渭水、汉水、白龙江上游地区。当时，羌人也时有叛逃，《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景帝时为陇西太守，曾诱降羌人八百余，同日杀之。

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遣徐自为率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塞。 该塞位于今永登县西、庄浪河西岸，汉军在此筑塞驻军，起了“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 的作用，引起了羌人的恐慌和反抗。同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当作安故），围枹罕” 。同时还进攻令居塞，企图打通与匈奴的联系。

元鼎六年冬十月，武帝“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 ，据赵充国说法，“五六年乃定” 。羌人被逐出河、湟之间，退至青海湖及其以西地区。 汉朝在临羌（今青海湟源）置护羌校尉，统领羌人事务。至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又在河湟之间置金城郡。

这次变乱的羌人有十万，从汉朝出动兵力也达十万来看，这十万羌人应包括老弱妇女。经过这次长达数年的军事镇压，羌人必有大量减少。但西迁的并非全部羌人，至少有部分羌人已被安置在汉朝统治区，并且至迟在始元元年（前86年）已置有羌骑校尉，统率被收编的羌人武装。证据是《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年）诏：“度辽将军（范）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据《昭帝纪》及《西南夷传》，益州反事在始元元年，但两处均未提及范明友及羌兵，可见范当时并非主将，羌兵的数量也很有限，“王侯君长”不过是虚设名号，以象征羌人对汉朝的臣服。羌骑校尉，不见《公卿百官表》，大约设置时间不长。神爵元年（前61年），宣帝征发镇压叛羌的兵力中也有“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 ，则羌骑的驻地当在西北边郡中某地。

宣帝时，先零羌酋长向去巡视的光禄大夫义渠安国提出要渡过湟水，在汉人未开垦的地区放牧。接着不等朝廷批准，强行越过湟水，地方官无法禁止。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羌与其他部族酋长二百余人解仇结盟，交换人质，做对抗的准备。汉朝派遣负责处置的义渠安国又肆意以武力镇压，导致羌人在神爵元年（前61年）春起兵。

汉朝“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 。起用老将赵充国，采用军事镇压与分化瓦解结合，并屯田积谷，以逸待劳，至次年五月平定。

据赵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 是年秋，这四千人也降汉。所谓“五万人军”，实际上就是这批羌人的总数，因为杀、死、降的统计数不可能只统计兵力，而且赵充国事前提出的赏格明确规定“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 。可见五万人是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渡过湟水的全部羌人。

羌人投降者前后合计三万五千多人，汉朝置金城属国处之。羌人主要安置在金城，但也有部分部族安置在其他地区。《汉书·地理志》天水郡有罕 县，据师古注，“本破罕 之羌，处其人于此，因以名云”。赵充国征羌时，曾对、开两种部族采取分化措施（、开当即罕、），而罕开事先曾将先零羌欲反报告都尉，大开、小开曾报告先零所在，因此将罕、两支安置在离河湟较远的地区。罕县在今甘肃天水市东南。还有部分羌人可能被安置在陇西西部（详见下述）。

置于金城属国的羌人以后仍有反叛 ，《汉书·地理志》中金城郡已无属国，说明已在元始二年前废。 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是羌人反叛离去，所剩不多；二则可能是羌人被分散安置各地。

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秋，陇西羌彡姐旁种反。冯奉世率军镇压，结果杀八千人，余众逃往塞外。据冯奉世奏言，这批羌人约三万。汉军用兵时，一路驻白石（今甘肃临夏东南），一路驻临洮（今甘肃岷县），一路驻首阳西极山（约在今甘肃渭源境内），形成包围。 据此推断，彡姐羌的住地大致在今大夏河与洮水之间。这一带汉朝一直未设郡县，因此彡姐羌既可能是世居此地，也可能是由汉朝境外迁来。经过这次兵乱，其余二万多羌人又迁往境外。

西汉时氐人的分布也很广。从《汉书·地理志》看，陇西有氐道，广汉有甸氐道和刚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张掖郡有氐池县，敦煌有氐置水，武都有氐道水，这说明从河西走廊至川西高原都曾留下氐人的足迹。

但是氐人原来的居住区域是在《汉书·地理志》武都郡地，即陕、甘二省与四川接界处。“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或在汧、陇左右” 。氐人移居西北是在武帝元鼎年间置武都郡之后。

氐人的迁徙也非一次完成，如在设郡之后的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这应是禄福（酒泉郡治今甘肃酒泉）氐人的来源。但西北的氐人数量较少，分散后影响更小。

五、 汉朝内地与西域间的人口流动

中原地区与西域 的人员交往也可以追溯到秦汉之前，但在武帝之前，匈奴占据了西北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通道，隔绝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交流联系。张骞通西域以及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使汉朝与西域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神爵二年（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之后，西域城郭诸国纳入了汉朝的势力范围。

西域与汉朝内地，特别是人口稠密区相隔很远，地广人稀，居民点非常分散，因而政治关系的加强并没有导致人口的大量流动。汉朝在西域都护、戊巳校尉驻地及几处屯田常驻有军队或戍卒（见第一部分），但他们负有政治、军事任务，都是独立存在的，并不与当地人混居，更不会融合。他们在西域的存在也完全是与汉朝对西域的控制相始终的。

但在通西域之后，也有少数汉人徙居西域，有的逐渐融合在当地民族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1）张骞通西域后，武帝不断派遣使者，“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 。使者及其随从多且滥，有的实际等于商贩，“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以至引起与当地统治者冲突。 因此使者及其随从中必定有人会流落西域。

（2）汉军在西域有多次军事行动，有的规模很大，必然留下降、俘及流亡人员。如李广利太初元年（前104年）征大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二年后回敦煌时，“士不过什一二”。同年，又出动至少二十多万人出塞，至太初四年获胜归来时“入玉门者万余人” 。在损失的二十几万人中当然有大量死亡，但也必然还有不少人留在西域。在对抗汉军时，大宛城中曾获得会打井的汉人 ，就可证明这一点。汉军在西域用兵次数颇多，这类汉人也不止一批。这类人数量较多，本身大多是劳动人民，具有农耕技能，这对于传播汉族的生产经验、技术是有积极意义的。

（3）武帝元封年间，以江都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随行有“官属宦者侍御数百人”。以后又“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拾遗焉”。公主死后，更以楚王戊孙解忧为公主，嫁乌孙王。公主在乌孙生儿育女，侍者冯嫽“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 。解忧以后虽年老归汉，但多数随行人员显然并未归来。

龟兹王娶乌孙公主女，元康元年（前65年）入朝，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则龟兹国必定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包括从事礼仪、音乐、服装制作等人员。

这一类人数量很少，但由于成为当地统治者的配偶或直接为统治者服务，所以对该移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大。

西域人向内地的迁徙，历史文献中缺乏明确的记载，仅能从片言只语中推测。

《功臣表》载兹侯稽谷姑，元封四年（前107年）十一月以小月氏右苴王将众降封，千九百户。又侯杆者，同年正月以小月氏王将军众千余骑降封，七百六十户。据《西域传》，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月氏西迁在文帝前元三年至四年（前177—前176年），小月氏入南山（祁连山），“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 。所以实际上小月氏已成为月氏与羌族相融合的民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这次小月氏二王降汉的具体原因不详，但据《后汉书·西羌传》：“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杂居。”则在此前已有小月氏人从山区迁入汉地，二王降汉只是这种陆续迁徙的一部分。《西羌传》称“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这是东汉的数量，西汉时可能较少。但据《表》，杆者有千余骑，从封户比例看，稽谷姑人数不会比杆者少，两批当有二千余骑，则迁入汉地的小月氏的总数还应更多。据《表》注，两人的封邑分别在琅邪和河东。二千多小月氏骑很可能安置在张掖属国，即所谓“义从胡”。

张骞通西域以后，各国的使者和商人纷纷而来（有的使者实际上就是商人），有的远在葱岭之外。如安息，“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 。武帝曾因“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成帝也“大夸胡人以多禽兽”，在长杨宫射熊馆置禽兽，“令胡人手搏之” 。由于经常有使者、商人来长安，所以长安有槀街蛮夷邸 ，显然是专用于接待各国人员的馆舍。各国往往还遣国王的子弟来长安，以表示对汉朝的忠诚或亲善。如武帝击车师国，“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 。但是这些人员一般都是临时居留，在汉地定居的极少。出使的汉人与汉军也可能带回一些西域人，但未见具体记载。

可是从西北地区的地名上可以发现一些西域人移居的线索。《汉书·地理志》上郡有龟兹县，张掖有骊靬县，明显是得名于西域。此外还有一些地名，明显不是汉人命名的，而是沿用了其他民族的发音。这些地名的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是该地曾经是某族住地，因而留下这一地名。一是某族移民到达该地，所以根据本族语言命名，或别人径以该族名称作为地名。就龟兹、骊靬而言，显然后者可能性较大。张维华先生认为，“骊靬县之得名，其说虽多，仍当以得名于犁靬眩人者为近于理” 。其说甚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两县纯粹是由此两族移民组成。骊靬，一般认为即罗马属地、埃及的亚历山大。骊靬（即犁靬）眩人的来汉虽已经见于记载，但眩人无论如何不会很多，再则如何会移至西北边境，由于缺乏史料，这些具体的过程还无法说明。龟兹也同样如此。 j6CwZCxrdO1G2ltX0FB9/f5jIeEU48Ymzm4u+3PdITqJ2EsMi+O4z2vZ7WYsgh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