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纪事

《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长期以来，治史者都以为记载确凿，深信不疑。清人王鸣盛更进而推定此次徙民使会稽“约增十四万五千口”，以为“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 。当代史家也多沿袭旧说。

实际上，无论从史料角度分析，还是从当时实际情势研究，或从会稽地区人口分布的变化观察，都可以证明汉武帝时根本没有向会稽移民，《武帝纪》中“会稽”二字显系衍文。

一

武帝徙民会稽一事，同时代的司马迁从未提及。《史记·平准书》对元狩四年徙民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叙述，但徙入的地点中却没有会稽：

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

这段记载除个别文字有改动外，几全为班固所采用，《汉书·食货志》云：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汉书·武帝纪》也基本如此，只是前后分载在不同的年份：

元狩三年（前120年）秋，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

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

除了增加“会稽”二字之外，其他内容都是一致的。如果安置移民的地区真的包括会稽的话，班固在《食货志》中自应提及。

关于这次徙民的外部原因，《史记·匈奴传》讲得很清楚：“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遍检《史记》、《汉书》，除《汉书·武帝纪》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武帝时徙民会稽的记载或与此有关的材料。因此，从史料角度分析，《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可靠的，而《汉书·武帝纪》中“会稽”二字当系传抄时窜入的。

像《汉书》这样年代久远、卷帙庞大的著作在长期传抄的过程中，出现错漏衍文是毫不奇怪的。有的前人早已指出，如卷三十五《吴王濞传》中“吴有豫章郡铜山”一句中的“豫”是衍文，见韦昭注。但也有的至今尚未为人注意，或前人虽已有怀疑，却未最后搞清的，“会稽”二字就是其中一例。

至《通典》卷一引东汉崔寔《政论》：“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崔寔所言全据《汉书》，其中也有会稽郡，此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崔寔见到的《汉书》已经有了“会稽”二字；一是崔寔原文中并无“会稽”二字，是杜佑《通典》引用时根据唐代通行的《汉书》本子加上的。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这一衍文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刻本行世前已经存在，因此通过版本校勘是无法发现的。

《资治通鉴》记载此事系于元狩三年（前120年），完全采用《史记·平准书》的记载：“山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 却没有根据《汉书·武帝纪》加上会稽。可能司马光已经发现了《武帝纪》这一错误。

二

当然仅仅从史料的异同来做出结论是不够的，或许班固在《武帝纪》中加入会稽另有所本。但分析一下西汉前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人口分布状况之后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可能。

西汉初，在战乱以后人口锐减，即使原来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稠密的关东地区也出现了“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 的局面。所以根本不存在因人口相对饱和而必须移民的问题。但是，“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 ，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有了成倍的增加。在关东人口稠密的地区，土地开发殆尽，连黄河大堤边都已开垦利用 ，人口接近或达到了相对饱和的状态。由于关东地区种植面积大，粮食总产量高，所以在正常年景下，可以输出一部分粮食。但一旦遇到水旱灾害，关东的产粮就无法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就会出现大批流民，例如元封四年（前107年），多达二百万口。

早在文帝时，晁错就针对边防空虚，提出过募民徙塞下的建议 ，但由于条件尚不成熟，实际成效并不大。到武帝时，对匈奴用兵不断取得胜利，不仅收复了秦末的失地，而且开拓了新的疆土，移民的安全有了保障。因此在关东灾情严重、流民激增的情况下，向西北边区移民就成为武帝必然的对策。元朔二年（前127年），已募民十万口徙朔方 ，所以元狩四年的移民安置在朔方以南新秦中。

西北边区本来人口极少，又是以畜牧为主，一部分地区原是匈奴牧地，从未开垦，移民在开始几年中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所以不仅“衣食皆仰给县官”，而且还必须“贷与产业”，这是一项很大的开支。以西汉时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粮食十八斛（石）计算，七十万人一年需粮食一千二百六十万石，加上种子、饲料等，需求量更大，这比从关东输入关中的粮食的最高年份数六百万石还多一倍。无怪乎几年之内弄得“县官大空”，用尽了国家的储备。

但由于关东灾害频仍，流民嗷嗷待哺，武帝不得不采取另一措施。元鼎二年（前115年）下诏：“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作为救济用粮。江淮间，具体当指庐江、六安、九江、临淮、广陵等郡国，它们本身农业并不发达，当然不会有余粮养活大批灾民，但巴蜀的粮食从水路东运最为便捷，到达江陵后再转运到江淮之间也比运往关东灾区要方便迅速，所以武帝选择江淮间作为安置关东饥民的地点主要也考虑到了食粮的供应问题。这样既减轻了关东灾民流入关中的压力，又比把他们安置到西北边区省事省钱。

可见武帝安置关东流民的政策是从权衡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利弊而确定的，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政权、稳定封建秩序、巩固西北边境，同时也因粮食供应的来源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

当时的会稽郡却根本不具备接收移民的条件。据《汉书·地理志》，会稽郡的辖境相当于今江苏省长江以南茅山以东、上海市、浙江省的绝大部分和福建省的全部。但在武帝初年，该郡的南部即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省还是瓯越和闽越的属地，不受汉朝直接管辖。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汉军出动，未至而闽越退兵。“东粤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 。至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平定了闽越，武帝以“东粤陿多阻，闽粤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 。

元狩四年的徙民正发生在建元三年和元封元年之间，武帝正计划将瓯越和闽越地区纳入版图。从建元三年已将瓯越人徙入江淮之间以及以后又将闽越人徙居江淮之间的措施可以看出，武帝弃地徙民的方针早已确定。这一方面是由于越人聚居的地区（即以后的会稽郡南部）“陿多阻”，地形崎岖，原始植被茂密，地广人稀，一旦越人发生“反复”，镇压并非易事。但越人数量少，如果分散到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中间，就会被逐渐同化。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开发困难，附近地区缺乏发达的经济和充足的人力，又远离京师，弃地则并不可惜。这与在西北边区进行拓地移民适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武帝怎么可能将大批关东移民迁入毗邻越人地区的会稽郡呢？

武帝将越人徙江淮间也绝非偶然，这首先是因为江淮间地区本地人口较少，不像关东黄河流域的郡国那样稠密。江淮间地形平坦，既适宜开垦，又便于控制，可以安置较多的人口。同时，江淮间接近黄河流域农业发达地区，还可利用顺长江而下的巴蜀余粮，容易解决移民初期的食粮供应。

其次，江淮之间交通比较方便，便于以后转迁。事实上越人以后继续北徙，至少有部分到达河东（今山西省南部）。《史记·河渠书》：“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如淳注：“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汉书·沟洫志》所载同，师古注：“越人习于水田，又新至，未有业，故与之也。”这批越人当是先徙江淮间的东越人的一部分。因《史记》虽未注明开河东渠的确切时间，但系此事于元光中河决瓠子之后、武帝用张汤之子卬开褒斜道之前，按张汤有罪自杀于元鼎二年（前115年），故开河东渠及渠田之废当在元朔、元狩间，而南越直到元鼎六年（前111年）才平定，即使从南越徙民也必在此之后，所以移到河东的越人必为东越人无疑。

这两方面的条件会稽都不具备。其一是会稽的农业生产在西汉时还相当落后，直到东汉初年，“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 。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当地人的迷信习俗，而且说明耕作技术落后，牛耕还不普及，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因此除非粮食供应另有来源，否则绝不能安置大批移民。而在关东受灾，“虚郡国仓”“犹不足”，说明关东郡国已经无粮可调了，哪里还会有粮食供应会稽？如果真有这种可能，为什么不将灾民直接徙入有余粮的郡国呢？

其二，会稽当时处于汉朝的东南边境，从内地进入会稽大多须渡过长江，这就增加了交通困难，限制了人员和物资的输入。《后汉书·张禹传》载：“建初中，除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将度，吏固请不听”，“历行郡邑，深幽之处莫不毕到……吏民希见使者，人怀喜悦”。可见直到东汉中叶，中原人还视过江为险事，以至作为监察会稽郡的长官扬州刺史也很少到郡视事。从会稽再往东、南，虽然有陆路和海道，但陆路相当艰难，海道更多风险。在东越、南越还未平定的情况下，这些道路并没有实际意义，会稽只能是与内地交通的一个终点。这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会稽不可能成为移民的转运站或临时的安置地。

会稽郡农业落后的状况，即使到了东汉中期，也还没有显著的改变。据《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107年）秋九月，“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注：“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也。扬州领六郡，会稽最远，盖不调也。”注文何据，未详出处。其实不调会稽租米应出自两方面原因，其一诚如注文所谓会稽离灾区最远，运输不便。其二则是由于会稽可调之粮极少，否则在粮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绝不会调了吴郡，却不调毗邻的会稽了。

当然，永初七年（113年）会稽也有外调租米的记录。《后汉书·安帝纪》：“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但这是在连年受灾，而且扬州所属郡也有部分受灾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措施。扬州六郡中调了三郡，而其余三郡中庐江、九江既是受赈对象，又有转输粮食去敖仓的任务 ，只有吴郡既非灾区，又不调粮。两次征调事隔六年，扬州六郡中其余四郡都调了两次，独吴郡、会稽各调一次。第一次不调会稽还可以“道远”解释，第二次不调吴郡却只能说明吴郡实在无粮可调，因为吴郡与广陵相邻，且又在江边，若从交通运输条件来说又比会稽方便得多。由此可见吴郡和会稽郡（相当于西汉的会稽郡）的农业生产还落后于周围地区，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余粮的。

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公元2年）会稽郡有口1 032 604，假定南部原东越、闽越地区人口为50 000，则北部人口为982 604。据笔者推算，会稽郡在西汉期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 ，因此元狩四年约有人口六十万。如果这个增长率估计偏低的话，则元狩四年的人口还应更少。按照王鸣盛“约增十四万五千口”的说法，移民将高于本地人口的五分之一，正如前面已经分析的，这在当时的生产和供应条件下是绝对不可能的。

西汉期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徙民，移民的来源都是关东。由于关东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移民，尤其是数量较多的移民对移居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 逆亡道，家属徙焉”。因此，“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 。又如三辅地区是关东上层移民集中的地方，“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 。徙关中的记载也比比皆是，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有姓氏、籍贯可考的有五十多家。

会稽如果真的在元狩四年接受了十几万或数万关东移民的话，在其以后的发展中总会或多或少反映出他们的存在和影响，史书中也多少会留下一些记载。而实际上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或显示这一事件的影响的痕迹，仅有的两个移民事例也不属于元狩四年徙关东贫民的范围，因而不能证实这一事件的存在。

王充《论衡·自纪篇》：“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王充生于建武三年（27年），则其祖徙会稽当在西汉，但不属于流民徙居。

《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郑氏徙入的时间虽也是武帝时，但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

此后在东汉末年、两晋之间及两宋之间，北方移民大批进入会稽地区，这些都曾使会稽的经济、文化、政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都使当地的人口增多、经济发达、文化水平提高、郡县设置增加，甚至使会稽迅速跻入发达地区之列。何以元狩移民却泯然无闻于后世？对比之下，事实的真相也是不难理解的。

三

上面已经从几个方面否定了武帝徙民会稽的说法，考察一下秦汉时期会稽、丹阳地区的人口分布及其变化则更能说明问题。

早在西周时，会稽、丹阳地区就聚居着于越和句吴两大部族。以后句吴族的吴国一度击败了于越族的越国，但在公元前473年于越并吞了句吴，并于次年迁都琅邪，其势力向北扩展到了今山东半岛的南部。公元前334年，楚人击败越王无疆，占领了原来句吴地区。战国后期，楚人攻占琅邪，北徙的于越人又回到了他们的发祥地浙东会稽山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将浙东的于越人迁徙到今浙西和皖南的乌程、余杭、黝、歙、芜湖、石城一带，同时又把“天下有罪谪吏民”迁到浙东各地。 因此会稽地区有了较多的汉族人，而于越人的分布也向西北有所扩展。秦代会稽郡的二十几个县就是在于越人原有居民点的基础上设立的，但这时居民中汉人已占相当比例，而部分于越人经过在琅邪二百年的定居，长期与中原民族共处，同汉族的差异已大为减少，因而逐渐与汉人融合。

徙往浙西皖南的于越人一部分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但多数避居山区，为山越。直到三国初期的四百多年间，山越人始终游离于汉族政权之外。而居住在平地、河谷中的汉人数量不多，没有向山区扩展的要求和能力，因此与越人的接触很少，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南部山区也还是越人的聚居地，统治今浙江省南部和福建全境的是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秦始皇将他们“皆废为君长”，并且“以其地为闽中郡” ，但实际上秦的势力并没有真正到达闽中郡，一旦诸侯兵起，无诸及摇也率领越人投入了反秦的行列。

由于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所以秦朝在会稽郡的控制较弱。像项梁杀了人，就与项羽“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在项梁下” ，成了民间领袖。当时虽然已经形成了汉越杂居的局面，但来自中原的汉人数量少，汉人与越人的融合还较差，越人当然不愿轻易跟从汉人背井离乡。所以项梁起兵定江东后只征集到八千人渡江。 即使考虑到留下了一些兵力这一因素，估计江东的汉人不过大约十万人。项梁、项羽虽是从会稽起兵的，在以后的战争中却从来没有以江东为基地，也很少从江东获得人力物力的供应。项羽兵败时，乌江亭长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 ，虽不能算确数，但估计整个江东地区汉越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确是地广人稀。

入汉以后，南部秦闽中郡地正式成为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的封地，建立了越人的地方政权。北部平原地区秦会稽郡地于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成为吴王濞的封地。由于刘濞心怀异志，利用境内自然资源“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楚汉之战时，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沦为战场，而江东基本保持平静，应当有不少人口流入。战争结束后，高祖曾下诏令流民回归故乡 ，但流民总有部分留下定居，加上刘濞千方百计招诱逃亡，汉人数量必然增加。这又加速了越人的汉化，使编入户籍的民户进一步增多。在汉初的四十多年间，该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

景帝三年（前154年）刘濞起兵时，征发了国内十四岁至六十二岁的男子，得二十余万 。吴王仓促征兵，加上人口居住分散，不可能征集完全，刘濞在致诸侯书中也自夸“精兵可具五十万” ，所以我们估计吴国的总人口约为一百二十万。吴国的范围包括江东和江淮之间地带，相当于《汉志》的广陵国及临淮郡淮水以南部分、丹阳郡及会稽郡的北部。吴王濞建都广陵，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重心都在江北，招纳流亡也必聚于北部，在吴国范围内，北部人口应多于南部。估计当时江东（即《汉志》会稽、丹阳郡）人口不足六十万，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5人。但江东人口同样不是平均分布，从以后的分布情况推测，东部（会稽）的密度高于西部（丹阳）。

景帝平叛时，诏令“深入多杀为功” ，经过战乱，吴国人口必然大量减少。但战事集中在北部，江南未发生战争，东越王即杀刘濞，盛其头献汉军。因此江南所受影响较小。

至元始二年（公元2年），会稽郡北部人口有982 606，该地区面积约68 835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14.28人。丹阳郡人口有405 170，面积约52 569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7.71人。在这156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略高于4‰。

这个增长率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数（约7‰），比起一些地区的高增长率（9‰）来显得更低。但与以后更缓慢的人口增长相比，这一增长率就算较高的了。

西汉末年，中原人“避乱江南”，曾经出现过“会稽颇称多士” 的暂时现象。以后由于难民的回归以及当地农业发展有限，人口仍无显著增加。据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的统计数字，吴郡与会稽（相当于西汉会稽）合计人口为118万，比元始二年仅增加14%；丹阳人口为63万，增加了56%。而同期南方各郡人口大增，速度惊人：零陵增加621%，豫章增加374%，长沙增加349%，桂阳增加221%，最低的武陵也增加了35%。 从元始二年至永和五年这138年间，原会稽郡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足1‰。此后至东汉末虽无具体数字可做比较，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条件并无显著变化，可以肯定，人口增长率也是比较低的。

除了在顺帝年间将会稽郡分为吴、会稽二郡外，该地区的县数和县治地点从秦至东汉末年之前，几乎没有变化。东汉与西汉相比，仅在原东越人居住区增设了永宁县。这也说明了会稽丹阳地区的经济开发区域没有明显的扩展，人口分布没有明显的变化。吴郡基本上是平原，易于开发，人口密度高于会稽郡，永和五年约为每平方公里19人，至东汉末年估计已超过每平方公里20人。会稽郡北部约为每平方公里13人，南部原越人居住区则依然极低（详见下述）。

在会稽山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到桓帝时，还是“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因此其流动性更小。

南部越人聚居的地区在汉初相当于秦闽中郡，大致在今浙江省的括苍山脉一线以南和福建省。对于该地区的人口分布和变化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查考，所以无法做出比较确切的论述。但从一鳞半爪的间接记载中，也能进行一些大概的推断。

吴王濞叛乱时，瓯越曾出兵相助，据《史记·吴王濞传》，“东越兵可万余人”。瓯越这次出兵不可能倾巢而出，假定它动用了一半兵力，则瓯越男性青壮年有二万，全部人口有七八万，上限不超过十万。

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曾发兵围瓯越，瓯越差一点儿要投降。 由此可见闽越兵力较东越多，总人口必定也较多。但闽越地区自然条件比瓯越更差，人口也不可能太多，所以估计十余万人。至于淮南王安谏武帝书中所谓“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 ，显然是夸大之词。

瓯越与闽越地区约15万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1.5人或略低。但瓯越地区人口密度较高，约为每平方公里2人，而闽越地区约为每平方公里1人。同样，在本地区内人口分布也不均衡，在各自的政权中心所在地瓯江下游与闽江下游人口较密，而广大山区大多数还是无人居住的。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平定闽越后，将越人迁至江淮间，“其地遂虚”。由于越人居住分散，又必然抵制强行迁移，所以短期内不可能将其人全部迁走。至西汉末，越人地区设二县，一是原闽越人中心的治县，一是以瓯越遗人为主的回浦县。 会稽郡平均每县有八千多户，这两县必低于此数，以每县五千户计，两县约有五万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0.3人，是全国最低的。

东汉期间，仅在永和二年（137年）以章安县（即西汉回浦县）东瓯乡设永宁县。 从历史状况和地名分析，这里正是原瓯越人的中心，居民以瓯越“遗人”为主。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极为有限，外来移民也基本没有。所以虽然早已设置郡县，但实际上数量有限的人口还是以越人为主。直到东汉末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一带还不是汉人居住的地区，如许靖在致曹操信中叙述逃亡的经历：“浮涉苍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程万里，不见汉地。” 避难人宁可远走交州，也不愿（或不可能）留居会稽南部。

总之，在整个秦汉时期，会稽丹阳地区的人口处于缓慢的自然增长状态，内部流动很少，人口分布变化不大，受人口迁移的影响很小，基本上没有接纳外来人口。南部因强制迁移的结果，原有人口大部分流出，尽管又经过三百多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密度还仍属全国最低的地区。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所谓元狩四年徙民会稽是根本不存在的，《汉书·武帝纪》中“会稽”二字显系衍文。

原载《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xPHNdJPcK4AJStm30KF+ogrh6Ia2yJqBiAgS8xhPKHJ861NoZtdTsXkXLDzMAH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