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斯威夫特别不留情面地评价帝国:
一伙海盗被暴风雨所驱,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泊。最后,其中一人在桅杆上看到了大陆,他们打算上岸抢掠,却发现了善良的当地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给了这个国度一个新的名字,为国王占领了这块土地,然后竖起一块腐朽的木板或石头当作纪念碑,最后谋杀二三十个当地人,再用暴力带走两三个作为“样品”返回祖国并获得宽恕。他们就这样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帜取得了一块新领土。接下来无数的船只被派出……当地原住民们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或干脆被杀害;他们的头领被严刑拷打,以迫使他们去找金子;殖民者对殖民地贪婪地予取予夺,肆意进行各种暴行;原住民的血染遍了这片他们生长的土地:这群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就是现代殖民者,他们参与如此伪善的探险之旅,只为“改变”和“教化”那些盲目崇拜和野蛮粗俗的人民。
当然,几乎一直都有人拒绝接受帝国的财富观、权力观、声望观以及它们披着的道德外衣。在美洲殖民过程中的暴行引起了人们的良心不安,特别是因为英国人充分利用了令人发指的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暴行,即所谓的“黑色传奇”,来为他们自己“较为温和”的行为做辩护。种植园—一个听起来毫无恶意的词却意味着暴力剥夺他人的土地。这让人们感到不安,导致殖民者忧心忡忡地寻找最完美道德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殖民者的担忧一直没有消除,这部分是因为,无论多冠冕堂皇,道德理由总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殖民地不时传来的令人不快的报道让它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加剧了殖民者的忧虑:英国的扩张是应该通过安抚和同化吞并当地民族,还是应该把他们当作外族和无法同化的历史残余而排除在外?在确保各族能同化到平等共处之前,是不是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限期地)把他们当作隶属民族对待?传教士们(我们稍后会谈到)尤其为这些问题所困。但是他们也相信,只要在欧洲扩张(和掠夺成性的白人)的领土上没有严格控制,那里的社会堕落(嗜酒和性压榨所致)和暴力行为就非常普遍。原住民们也不是“清白的”,这让基督教救渡的任务成倍剧增,同时这也是帝国背负的巨大道德债务,需要用极端的道德规范来挽回。
对绝大多数不受帝国光明未来诱惑的人来说,被征服民族的命运是个次要问题。他们对身处外国的英国人的不信任部分出于对后者的反感。国内的英国人总是怀疑殖民地的财富来路不正,在他们看来,纳波布们和西印度种植园主们一样可疑。高尚的英国舆论沸沸扬扬地猜忌种植园主能对奴隶的身体(尤其是女性奴隶的身体)做些什么。种植园主毫无约束的放纵,就跟纳波布一样,是道德败坏。而当种植园主和纳波布回国,这种腐败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全国。其实,激烈的批判是出于担心在国内帝国会扭曲和搅乱英国内政。伯克攻击纳波布们在印度的陋习,体现了他对于回国的“东印度人”可能会用金钱铺路买入议会和权力中心的恐惧。理查德·科布登在政坛凭借攻击英国在印度统治起家,即认为贵族们利用帝国充当其他国家的保护人,从而紧紧握住手中权势。科布登称,通过将英国拖入扩张的无谓战争和过时的竞争中(在这里指与俄国),印度问题搅乱了欧洲和平,延迟了自由贸易和改革的胜利。科布登的同道者、激进分子戈得温·斯密斯(Goldwin Smith)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警告道,为了防止印度再次叛乱而派军驻守会迫使英国征兵,从而导致英国设置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如此大的军事负担对哪个国家都是一种诅咒。J · A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是1914年以前最有说服力的反帝国著作,科布登受其影响修正了攻击对象,斥责金融家是帝国扩张背后的操纵力量,地方总督发动战争(例如南非战争)是他们的诡计,旨在通过沙文主义者分散注意力,暗中破坏社会改革的进程。帝国将英国的储蓄转移到了海外:它延迟了需要为国内严重消费不足(以及造成这种消费不足的不公平财富分配方式)埋单的日子。和科布登一样,霍布森对帝国最大的不满在于它被当作反动的工具,阻碍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不满一直存在,以至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在帝国的最后日子里,帝国被谴责为阻碍战后英国社会现代化的累赘。
要指出的是,帝国的批评家们仅仅赢得了极少数的支持。他们就像是一根刺,刺痛着人们的良知,但从未占据上风成为一种政策选择。而且,他们也很少反对英国扩张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他们认为的只为局部利益服务或者妨碍英国社会需求的扩张形式。理查德·科布登于1843年对国会下议院说:“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盼望英国人散布到世界各地。”霍布森也把英国的移民殖民地看作“有益的国家扩张”:殖民活动的民主制度和平等思想值得效仿。科布登主义者期待全球自由贸易的到来,期盼代议制政府随之而来。英国反帝国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民族主义朋友能将自由主义英国当成典范和盟友。帝国的批评者们和最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一样,都认为英国的必然命运就是走出欧洲,作为世界的解放者、保护者、改革者、福音传道者(有人这么认为),从中心领导全球。这才是林林总总的帝国构想中最宏伟的一个,也是延续时间最长、最不屈不挠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