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战争的文化

克劳塞维茨相信占据首要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化，这并非他的一己之见。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所有西方哲学家都持此立场。克劳塞维茨在他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伏尔泰和卢梭这些仍然在世的哲学家提出的纯粹的政治观点起到了抵制巴黎民众的激情和偏见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克劳塞维茨所了解的战争和他亲身参加过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他所寻找的促成和引发战争的“政治动机”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总是存在的。欧洲的君主制国家有理由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威胁到君主制，战争看起来明显的是“政治的继续”。

还必须认识到，作为历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没有任何参照来指引他注意文化因素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他效仿的主要历史学家都没有采用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文化史正是从比较历史学中衍生出来的。以赛亚·伯林爵士在一篇向比较历史学之父詹巴蒂斯塔·维柯致敬的文章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说它是一种信念，相信“找到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能够解决自古以来困扰着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确定各个领域的知识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 ⁴⁷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宣传者伏尔泰虽然提倡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把社会和经济活动及其效果也包括进来，但他强烈认为，研究历史时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成就的高峰，而不是谷底……伏尔泰问道：“如果你们只能告诉我们，在奥克苏斯河或伊克萨蒂斯河的岸边，一个野蛮人继承了另一个野蛮人的位子，那么你们对公众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⁴⁸

既然伏尔泰都这么说了，克劳塞维茨又凭什么不赞同呢？在他去世后的19世纪那几个十年内，德意志历史学家在对历史和政治的研究中率先使用了比较的方法，但在克劳塞维茨的有生之年，启蒙运动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他写道：“因此我们看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战争视为独立的事务，而应把它看作政治工具；只有采取了这种观点，我们才不致得出与所有军事史背道而驰的结论。” ⁴⁹ 这是多么纯粹的启蒙运动理念，多么典型的伏尔泰式的观点。

然而，伏尔泰对奥克苏斯河岸上发生的事件藐而视之，使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因此而有了缺陷。军事历史学家现在认识到，奥克苏斯河之于战争，正如威斯敏斯特宫之于议会民主，或巴士底狱之于革命。奥克苏斯河是把中亚与波斯以及中东分隔开来的一条河，在它的岸边或附近，人类学会了驯服马匹，给马套上缰绳让它拉车，最后是跨上马鞍纵马驰骋。从奥克苏斯河边，征服者的铁骑横扫中国、印度和欧洲，建立了“战车帝国”。世界上两次无可争辩的作战革命之一的骑兵革命就发生在奥克苏斯河边。匈奴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突厥人、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中亚征服者和抢掠者越过奥克苏斯河闯入西方世界。在奥克苏斯河以北的撒马尔罕，最残暴、最破坏成性的骑兵首领帖木儿开始了他的恐怖统治。早期的哈里发从奥克苏斯河流域招募奴隶兵，奥斯曼苏丹也不例外。1683年奥斯曼军队对维也纳的封锁威胁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心脏地带，是克劳塞维茨时代人们记忆中最具破坏性的军事行动。任何战争理论若是不把奥克苏斯河考虑在内，必定是不完整的。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还是提出了这样的理论，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克劳塞维茨对大战中的屠杀即使不能说直接负责，至少也应负次要的责任。比如，英国历史学家B·H·利德尔·哈特指责他提倡使用人海战术发动大规模进攻，把那说成是赢得胜利的关键。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劳塞维茨却被奉若神明，被吹捧为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对他重新燃起的敬慕由此可见一斑。冷战时期的书斋谋略家宣称，在随时可能发生核冬天的一片阴霾之中，克劳塞维茨是指向普遍真理的一盏明灯。他们对批评克劳塞维茨的人报以轻蔑，比如，把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批评斥为“拙劣的夸张”。 ⁵⁰

那些书斋谋略家把观察和假设混为一谈了。他们的观察是，战争是一个普遍现象，自从上次冰河期结束之后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他们的假设是，关于战争的目的和实现那些目的的方法，存在着一个四海皆准的理论。很容易看到克劳塞维茨为何对他们如此有吸引力：在核攻击的威胁下，一个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使外交政策尽量与战略原则做到一致，去除一切缓和性的因素。核国家必须树立言出必行的形象，因为只有使敌人相信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才能起到威慑的作用，而思想上若有所保留，就做不到坚定不移。

然而，核威慑引起人性的极大反感，因为它意味着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将无情地不顾它的行为对本国和敌国的人民所造成的后果。西方世界过去2 000年间的政治已经确立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一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信念，难怪威慑理论在西方世界中激起了最深切的厌恶，反对它的经常是注重国防的爱国者，甚至是曾为国家抛洒热血的职业军人。

要发明一种哲学，把核威慑的理论与民主国家通用的道德和政治守则融为一体，这恐怕连最聪明的理论家都力有不逮。但他们不需要费这个力气。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军事极端主义的哲学和语汇是现成的，而且早已流传开来。有了核武器，“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就成了一回事；光是设想这种战争的恐怖就足以确保战争不会发生。

然而，这一逻辑有两个弱点。首先，它完全是机械性的，前提是威慑的程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丝毫不差地运作。但是，对政治的观察表明，如果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机械的手段根本无法控制政府的行为。第二，它要求核武器国家的公民培养起精神分裂的世界观：一方面继续相信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尊重个人权利，容忍少数人的意见，接受自由投票、行政部门对立法机构负责，以及法治、民主和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所有其他内容——部署核武器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价值观的；但另一方面，又要默许战士的行为守则，而根据这种行为守则，勇气、服从具有冒险精神的领袖和“强权即公理”才是终极价值。而且，这种精神分裂必须永久维持下去，因为用核理论家的行话来说，“无法把核武器发明回去”。

1962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位于美国人文主义价值观中心地区的密歇根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高度推崇克劳塞维茨的威慑理论。他说，“同盟（指北约，但实质上就是美国）的力量和性质使我们即使在遭到大规模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足够的后备打击力量，必要的话可以把敌国彻底摧毁。” ⁵¹ 这种以“真正的战争”还击敌人发动的“实际的战争”的威胁有一种理论上的纯粹性，可能会使克劳塞维茨为它喝彩不已。但那喝彩是属于一个已逝的时代的。如前所述，即使在克劳塞维茨的有生之年，他也是从者寥寥，他所鼓吹的武士文化是现代国家之前的君主制国家亟欲在国界内铲除的东西。当然，君主都知道，这种文化可以用来达到国家的目的，但他们只准它存在于人为保存的武士群体里；军队的道德准则与它们驻扎地的平民社会的道德准则完全不同。

过去，武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曾盛行于欧洲社会；后来，自17世纪起，政府开始持续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收缴老百姓手中的火器，拆除地方贵族的城堡，把他们的子孙征入常备军队做军官，成立由非武士阶级的成员指挥的特种炮兵团，由国家兵工厂垄断战场武器的生产。就这样，在奥得河和德拉瓦河以西的地区，即从柏林和维也纳直到大西洋的这片地方，欧洲的政府，包括克劳塞维茨为之服务的政府，有效地解除了各地社会的武装。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为了应对革命浪潮的影响，不得不再次一步步加强军事力量，采取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征兵。老百姓的响应还算热烈，尽管有些程度上的差别。后来，提到普遍兵役制，人们就会联想到苦难和死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 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 000万人。1945年后，英国和美国完全放弃了普遍义务兵役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打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而恢复了普遍兵役制，但被征入伍的青年和他们的家人拒绝接受武士的价值观，结果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了越南战争。这证明，企图在同一个社会中推行两套互相矛盾的公共道德守则完全是自我拆台、徒劳无功；这两套道德守则一种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另一种则要求在战略需要面前完全否定自我。

的确，现代世界中一切企图自上而下造成深刻社会变革的努力都困难重重，许多这类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试图改变私人财产权或耕种者与土地关系的努力。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变革——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长项——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因此，研究一下20世纪期间社会的下层老百姓拿起武装的过程能给我们以很大的教益。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一个是中国的毛泽东和他在越南的追随者，另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毛泽东和铁托都铭记马克思的指示，要“建立人民军队”来推动势不可免的革命；他们走过的道路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达到了想要达到的政治结果；他们都给文化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被推翻，中国在接下来的年月里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名义上拥有主权的中华民国政府与各省的军阀争夺权力，参与争夺的还有个第三方，那就是新生的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很早就与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及苏联派来的顾问发生了意见分歧。那些人一心要夺取城市，而毛泽东通过仔细研究共产党军队活动的农村地区人民的痛苦和不满，认为夺取城市的最好办法是派革命游击队渗透城市周边的农村。他相信，可以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创立能打胜仗的军队。他在1929年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他的方法：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⁵²

（出处是1929年4月25日《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译者注）

毛泽东说得不对，他的战术并非古今中外独一份儿。通过占领周围的农村来孤立城镇，这种方法正是近2 000年来一直袭扰着中国的马背上流寇的惯技。但毛的方法有其新颖之处：首先，他相信“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盗、丐、娼妓”——是革命可以利用的材料，“这一批人很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出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译者注）；第二，他认为即使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只要耐心与其周旋，把敌人拖疲拖垮，还是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⁵³ “持久战”的理论后来成为毛泽东对军事理论的主要贡献。他最终打败了蒋介石。后来，越南人先是在抗法战争，后又在抗美战争中也都采用了游击战术。

1942—1944年间，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山区也使用了游击战术。当时已经有一支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家政府的游击队在和占领南斯拉夫的轴心国军队作战；那支队伍叫切特尼克（Chetniks），领导人是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的策略是保存实力，等轴心国的军队在南斯拉夫以外的战场上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发动全国大起义，一举得胜。可是铁托不肯，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帮助减轻苏军的压力和把共产党的机关插遍南斯拉夫全境，他领导着游击队转战各地，全力作战。“无论游击队在哪里……占领一个地方，他们就……组织起农民委员会管理当地事务，维持法律和秩序。即使在游击队失去了对某个地方的控制后，这些政治机构仍在活动。” ⁵⁴ 威廉·迪金爵士是当时英军派到铁托处的联络官，1943年德军成功地扫荡了铁托的司令部不久后，他对自己观察到的这方面工作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刚刚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大家都疲惫万分，但米洛万·吉拉斯（他是位主要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但也是战士，曾亲手杀死过德国人）马上带领一小队人向着南方荒凉的战场走去。游击队作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一块土地落入了敌人之手，党的基本工作仍要继续，要重新建立支部，等待队伍回来。” ⁵⁵

游击队战争这个“英雄”的方面深深激励了迪金这样的学者军人，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但实际上，在南斯拉夫全境进行这样的政治—军事斗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无以言状的苦难。南斯拉夫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惨烈竞争的历史，战争的爆发又重新引发了这种竞争。在北方，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把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逐出家园，强迫他们皈依天主教，并对他们大开杀戒。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也卷入了内战，而在南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则受到邻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切特尼克和铁托的游击队争夺控制权，因为双方没能就共同战略达成协议，但切特尼克却不向德国占领军开战，怕会引起德军的报复。铁托下定决心不畏报复，事实上，他把轴心国占领军的暴行视为激励老百姓参加游击队的动力。他发动了7次所谓的“攻势”，故意引着德军在后追赶，结果他的游击队所经之地被夷为一片废墟。村民只能要么跟着游击队“入林”（传统说法，原指过去抵抗土耳其人的队伍的藏身之处），要么留在家里等待德军报复。铁托的副手卡德尔特别强调让没有拿定主意的老百姓面对这一难题的好处：“有些指挥官害怕报复，结果妨碍了对克罗地亚村民的动员。我看报复有好处，能把克罗地亚村民推到塞尔维亚村民这一边来。在战争中绝不能害怕整个村庄被毁。恐惧会使人拿起武器，采取行动。” ⁵⁶

卡德尔的分析没错。在南斯拉夫，当地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以及通敌者和反通敌者的冲突已经打作一团；铁托的政策是在它们上面再加上亲共产主义、反轴心国的泛南斯拉夫战争，并且破坏达成的所有停战安排。这一政策确实把许多小型战争聚集为一场大型战争，而铁托自己则成为对轴心国作战的主要领导人。按照他的命令，南斯拉夫的大部分男性和许多女性被迫在作战双方之间做出选择。老百姓的确自下而上地武装了起来。到战争结束时，至少有10万人因为选错了边被游击队杀死，另外有35万塞尔维亚人被亲意大利的克罗地亚人杀死。不过，既然1941年南斯拉夫的皇家军队仅仅8天内就全面溃败，那么在战争中一共死亡的160万南斯拉夫人中，于1941—1944年间丧生的120万人大部分就一定是游击战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铁托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付出的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痛了。

这样的战争，无论是发生在南斯拉夫，还是苏联、中国或越南，其外部表现都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提供了最扣人心弦的原材料。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军事博物馆中央大厅内屹立着真人大小的青铜塑像，展示着勇敢无畏的青年争先恐后地要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戏剧化的方式出色地表现了人民抵抗的主题。与那些塑像异曲同工的有谢尔盖·格拉西莫夫（Sergei Gerasimov）的油画《游击队员的母亲》，画中一位母亲怀着将来的小游击队员，镇定地面对烧毁了她的房子的德国兵；塔季扬娜·纳扎连科（Tatyana Nazarenko）的《游击队来了》显示了援兵到得太晚，德军的暴行造成满目疮痍那种令人扼腕的情景；而伊斯梅特·穆耶齐诺维奇（Ismet Mujesinovic）的《亚齐的解放》则再现了铁托作战的一个场景，使人联想起藉里柯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完成的那幅谴责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壮丽画作。在东方，毛泽东和胡志明的战争结束后也创作出了基本上同样的、仿真性很强的艺术品：军装破旧但风纪整齐的人民军队的战士安慰受蒋介石荼毒的老百姓；战士和农民在田里并肩抢收粮食，不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或大军集结，迎着曙光走向最后的胜利。 ⁵⁷

然而，游击队艺术是名副其实的定格艺术。它貌似真实，却是取自完全相反的现实。事实上，发动人民战争，迫使安分守己的公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利益拿起武器杀人，这种经历可怕得难以言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民大多数人幸免了这种经历，美国人和英国人则绝对没有经历。实际目击了此种事情的少数人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牛津大学年轻的历史学家威廉·迪金于1943年跳伞进入南斯拉夫，加入了铁托的队伍；他描述了与一些被捕的切特尼克成员见面的情形：

在那天夜里的行动中，游击队抓住了切特尼克泽尼卡小组的组长戈卢布·米特罗维奇（Goluv Mitrovic ^＇ ）和他的两个手下。我在林中的一块空地见到了他们。有人建议让我亲自审讯他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拒绝了。英国人不能卷入他们的内战。事实很清楚。我不能参与审讯即将被处决的切特尼克俘虏，那不在我的责任范围以内。我转身穿过树林走开了。几声短促的枪声结束了这件事。几分钟后，我们行军经过了那三具尸体。游击队领导因为这件事对我很不满意。我早就预料到早晚会发生这样的矛盾，也知道我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且从未动摇过——但代价是引起了我们游击队盟友的不理解和某种不满。他们觉得我们不愿意和他们并肩作战。 ⁵⁸

迪金做得没有错。在英军承认的任何法律中，都没有条文准许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不经法院判决就处死落入自己手中的手无寸铁的人。

米洛万·吉拉斯在叙述他游击队生活的精彩的回忆录《战争年代》中，诚实地叙述了游击战的行为守则使他堕落到了何等地步。他是这样对待被他抓住缴了械的俘虏的：

我摘下了步枪。我不敢开枪，因为德国人就在头上40码远的地方，他们的叫喊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用枪猛击那个德国人的头部。枪托打裂了，那个德国人仰面倒了下去。我拔出刀来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然后，我把刀交给拉亚·内德利科维奇（Raja Nedeljkovic ^＇ ）；他是政工干部，我在战前就认识他了。1941年，他的村子全村人被德国人杀得精光。内德利科维奇用刀扎向另一个德国人，他挣扎了几下，很快就不动了。就是这件事后来被传说为我近身肉搏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其实，那两个德国人和多数俘虏一样，好像吓瘫了，完全没有自卫或企图逃跑。 ⁵⁹

在打过“人民战争”的各个地方，几千万人学会了吉拉斯在南斯拉夫山区学到的残暴。它造成的生命的丧失简直令人不敢想象。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死去的人数以千万计，其中有的是参战者，但多数只是不幸遭到连累的人。

在所有自下而上的军事化中，最悲惨的可能是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经历。对垒的两军一边是法军，另一边是原来法军阿尔及利亚军团的战士，他们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曾并肩作战过；双方都对自己所能控制的任何人群大肆推行人民战争。民族解放军每到一处都动员村民加入叛乱。一些法国军官（其中许多人在越南做战俘时被迫学习过马克思的著作）则训练“他们的”村民对叛军作战，并以生命担保法国绝不会抛弃对它效忠的人。当法国最后抛弃了那些人的时候，得胜的民族解放军杀死了至少3万，可能甚至高达15万，忠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族解放军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牺牲了14.1万人，内部清洗杀死了1.2万自己人，另外还杀死了1.6万其他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估计被列为“失踪”的5万人也是被杀的。今天，阿尔及利亚政府自己说，人民战争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而战前的穆斯林人口一共才900万。 ⁶⁰

在阿尔及利亚、越南和过去的南斯拉夫，当年全民皆兵的一代人如今已垂垂老矣。他们和几百万迫不得已的参加者为之付出了鲜血和苦难的惨痛代价的革命已根枯叶烂。胡志明苦战经年终于拿下了南越，但南越却拒绝放弃它资本主义的习惯。阿尔及利亚急速增长的人口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他们或是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是向地中海对岸更富裕的世界移民。铁托曾企图使前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通过共同参与反对轴心国的血腥战争而团结起来，现在那些人民却卷入了彼此之间的血腥战争。他们打仗似乎就是为了人类学家所说的造成大多数部落社会“原始战争”的根本原因——“领土争夺”。曾激励着现代革命者奋斗的苏联分崩离析，它的边界地区也出现了与前南斯拉夫类似的情况；新独立的“少数民族”摆脱苏联统治后获得了自由，但古老的部落间仇恨死灰复燃，战事重起。有时战争不是两个部落的争斗，而是同一部落的内讧，在外人的眼中看不出任何政治目的。

在我们这个世纪末的世界，曾经自上而下推行军事化的富国口口声声要维护和平，遭受了自下而上军事化之苦的穷国也对军事化予以拒斥或谴责。这一情形是否说明人类终于认为战争不再有用，对它不再趋之若鹜了呢？我们时代的战争不仅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而且是世界上那些或心怀怨愤，或财产被夺，或一无所有，或渴望自由的大众表达他们的愤怒、嫉妒和积聚已久的暴力冲动的工具。经过了5 000年有记录的战争后，现在有理由相信，文化和现实的改变终于遏制了人类动辄动武的倾向。

现实的改变有目共睹，那就是热核武器及其洲际弹道导弹运载工具的出现。然而，在1945年8月9日之后，没有一个人死于核武器。自那以来因战争死亡的5 000万人大多数是被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武器和小型弹药杀死的，那些弹药比同时期泛滥全球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干电池贵不了多少。在世界的先进地区，除了毒品交易或政治恐怖猖獗的几个地方，廉价武器对人们的生活基本没有影响，所以富国的人民迟迟没有意识到这种武器的泛滥带来的可怕后果。不过，现在人民开始逐渐对这个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

对于1962年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基本上没有电视报道，但越南战争却是主要的电视新闻。然而，电视媒体产生的效果只是进一步加强了适龄当兵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对应征入伍的抵抗，并没有激起对战争的反感。但是，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瘦骨嶙峋的埃塞俄比亚老百姓拼命逃离和他们同样营养不良的士兵，看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犯下的残暴罪行，看到伊朗的儿童兵在伊拉克的沼泽地里遭到大批屠杀，看到黎巴嫩的社会被完全摧毁，看到十几场其他恶劣、残酷、毫无意义的冲突的情景之后，结果就不一样了。在今天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几乎找不到理性上对战争有理这一观点的支持。海湾战争爆发几天后，电视上关于它造成的大屠杀的画面一出现，西方对海湾战争的支持即烟消云散。

最近，拉塞尔·韦格里（Rusell Weigley）发表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提出了他所谓对于“战争长期无果”的不耐烦情绪的影响。他研究的是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那一段时间。在那段时期内，各国都掌握着可靠的作战工具，技术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他的论点是，战争本身证明，它并非“政策以另一种手段的有效继续……而是政策的破产”。他暗示说，由于达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产生的挫败感导致了在后来的世纪中“有意或无意地犯下更严重、更卑劣的残酷行为”，“直至洗劫城市，夷平乡村，既是为了复仇，也是徒劳地希望更残酷的暴行（会）打垮敌人的精神”。 ⁶¹ 他的意见和我在本章中提出的观点大方向是一致的，现总结如下。

在以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那个世纪，军事理论和文化道德分道扬镳，彼此矛盾。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财富的增多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使人们乐观地期望，自古以来人类生存面临的各种艰难将逐渐减退。然而，这种乐观情绪没能改变国家间解决争端所使用的手段。事实上，工业化创造的很多财富都用到了国家的军备上，于是，到20世纪战争爆发时，如韦格里指出的，它“难以破解的无果”更是变本加厉；富国的反应是加大自上而下的军事化，以冀打破僵局。随着战争的大潮波及世界的贫穷地区，那些地区兴起了致力于推翻欧洲殖民帝国，争取自由和西方式富裕的独立运动；运动的领导人迫使农民成为战士，因此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军事化。两者都注定要受挫失望。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大规模军事化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这导致了核武器的发明；本来是为了不必对战场投入人力即可赢得战争，但一旦部署了核武器后，却发现它会毁灭一切。贫穷世界中的大众军事化没有带来解放，经过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后，结果只是使压迫性政权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就是目前我们世界的情形。不过，在种种的混乱和不确定当中，仍可依稀辨出将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轮廓。要说战争不会再次发生，不免太过自信自大。在巴尔干地区和苏联外高加索地区，当地人民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煽动下打作一团，犯下的暴行特别令人发指，这使上述说法不攻自破。然而，这样的战争不像核武器发明之前世界上发生的类似冲突那样凶险，因为没有敌对的大国为交战的双方撑腰，也就避免了这种大国支持所意味的一系列危险的连带影响。这样的战争促使各国出于人道考虑进行干预，希望缔造和平。缔造和平的前景也许渺不可及。巴尔干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根源久远，其目的似乎是研究“原始”战争的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领土争夺”。这种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调解不会起作用，因为促成助长它们的是激情和仇恨；对这种感情，理性的劝说和抑制无能为力；它们是非政治的，是克劳塞维茨完全没有考虑在内的。

然而，做出努力企图缔造和平，这一事实本身就标志着文明对战争态度的深刻变化。努力媾和的动机不是出于政治利益的算计，而是出于对战争造成的结果的深恶痛绝。媾和的驱动力是人道主义的感情。虽然人道主义者一贯反对战争，但是人道主义过去从未被一个大国宣布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可今天美国这样做了；人道主义过去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超国家组织的推动，但近来联合国正是这样做的；人道主义过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获得众多并无相关利益的国家的实际支持，这些国家如今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部队去维持和平或缔造和平来表现它们对人道主义原则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新的世界秩序已经来临，也许有些操之过急。然而，全世界打击残酷战乱的决心已经清晰可见。这样的决心如果能维持下去，就是20世纪发生的各种可怕事件产生的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结果。

若是不小心，文化转变的概念很容易让人产生误判。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良性变化，如生活水平的改善、识字率的提高、医疗科学的进步、社会福利的扩大等等，但期冀人的行为因此改善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使人觉得也许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效的反战运动。然而，深远的文化变革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有案可稽。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指出的：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初期的产物，许多人一度以为它是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在1788—1888年间，奴隶制基本上被废除了……它的消亡迄今为止看起来是永久性的。同样，其他古老的传统，如用人做祭品、杀婴和决斗，似乎也都自行消亡或被废除了。可以说，战争，至少发达世界中的战争，正沿着同样的轨迹发展。 ⁶²

必须指出，米勒不相信人天生有暴力倾向；这是行为科学中争议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都谨慎地不去碰它。然而，首先要同意米勒的这个观点，才能注意到有证据说明人类如有别的选择会避免战争，并且相信此类证据。

我是相信这样的证据的。我这一生读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材料，和军人相处交谈过，访问过战争发生的地方，观察过战争产生的结果。在我看来，战争在人类的眼中已不再是解决争端和问题的可取的或有效的手段，更不是理性的手段。这不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人类有能力逐渐把大规模普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联系起来。自从有了关于人类行为的记录以来，大部分时间内，人们或者是通过亲身经历，或者是经由推断，都明显认为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现在计算的结果反了过来，成本明显超过了收益。有些成本是物质的。军费的猛增就连富国的预算也经受不起，穷国则为了强军而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机会。真正打起仗来，人的生命的成本就更高。富国知道这个代价太高，所以彼此不会打仗。和富国打仗的穷国则无异以卵击石，必然战败受辱。穷国彼此作战，或发生内战，其结果是毁了自己，甚至毁掉使它们战后赖以复原的社会结构。战争真正成了灾祸，正如疾病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是灾祸一样。疾病的灾祸几乎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基本上被扫除了，当然，疾病没人喜欢，战争却有人支持，但现在对战争的支持也只是口头上的。必须认识到，要建立不给战争立足之地的世界政治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来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文化都浸淫着武士的精神，所以文化上的改变需要与过去决裂，完全没有先例可循。然而，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威胁也是没有先例的。循着人类文化过去好勇斗狠的轨迹找出未来可能通往和平安宁的道路，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

我们期盼将来战争会受到理性的限制，但不应因此误以为过去发动战争时可以随心所欲。很久以前，高层的政治和道德制度就企图对发动战争和战争中的行为做出法律和道德上的限制。然而，对开战最重要的限制往往是人的意志或能力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它们属于苏军总参谋部所谓“永久性作战因素”的范畴。这类因素，如天气、气候、季节、地形、植被等，总是会影响作战，经常会限制战争的行为，有时甚至会使作战成为不可能。其他因素可松散地归类为“偶然性因素”，包括供应、给养、宿营、装备等方面的困难；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严重限制了作战的广度、烈度和长度。随着财富的增加和技术的发展，这类因素有些变得不再重要，或者被克服了，比如士兵的口粮现在几乎可以保存无限长的时间而不坏，但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说完全得到了消除。今天，如何保证战场上部队的给养、住宿和运输仍然是指挥官最先需要解决的最主要、最持久的问题。

也许最能显示“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进攻或防御作战的范围和激烈程度的限制的莫过于海上作战。人在陆地上可以动拳头打架，但在水面上哪怕是动手打架，也需要能浮起来的平台。由于人造的平台易于朽坏，所以我们只能猜测，有意建造的平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已发现的平台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前6315年。鉴于哪怕是造最简单的木筏或独木舟都需要费很大力气，可能还需要众人合作，可以假定，从人最早开始使用骨制和石制工具到造出船来，中间经过了一段十分漫长的时期。 ¹

专门的战舰，或哪怕只是适于作战的船只，到较晚的时间才出现。它们建造起来耗资巨大，还需要专门训练的船员来操作。因此，建造和操作这类船只需要相当多的可支配财富，可能需要统治者动用财政结余。如果说最早的海上作战是海盗抢劫，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话，必须记住，即使是海盗也需要资金才能从事海盗行为。初期建立海军可能是为了打击海盗，但也可能不是；统治者维持船队最初或许是因为可以用它们沿河或沿海岸运输军队或物资。不过根据其定义，海军舰队比单艘的船花费大得多。无论怎么看，水上作战都比陆上作战贵得多。

使人无法随心所欲地在水上作战的限制因素不只是费用，还有天气和船身推进力不足的问题。风力是不用花钱的，现有最早的一幅关于海上战争的图画描绘的是公元前1186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战士和“海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战斗；在那幅图画上，埃及人乘的就是有帆的船。 ² 然而，在火炮发明之前，帆船作为作战平台并不合适，因为操纵风帆意味着无法逼到离敌人较近的距离，使火药发明之前的武器得以发挥作用。桨船更容易操纵，作战双方可以使用剑或长矛互相格斗。桨船还有一个好处：它装上攻坚用的大槌，桨手全力划船，对准敌船的船身一侧撞去，真的可以把敌船撞沉；而结实的木制帆船尽管经受得住这种撞击，但做不到高速撞沉对方。对帆船来说，风小了速度上不去，风大了海面波涛汹涌，哪个不想翻船的船长都不会冒险出海。

尽管桨船作为战船有着严重的缺陷，但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在地中海占统治地位的历代富国担负得起人力的费用，因此桨船成为大炮发明之前在地中海这种被陆地包围的水面上海军作战的标准。但是，这种船天气不好的时候不能出海，所以基本上只有夏天才能用。更麻烦的是，它一次只能离开供给港几天的时间，因为为了使船能够高速行进，去撞击敌船，船上必须配备人数众多的桨手，而这种便于在水中高速前进的船其船身狭长低矮，没有多少空间储存食物和饮用水。的确，后来桨船出了内海，无恶不作的北欧海盗学会了建造深龙骨船，又学会了看星星识别方向，于是开始用它在内海之外的海洋上进行抢劫，活动范围远至离他们大本营几百英里的沿海和河流，所到之处留下一片恐怖、破坏和死亡。不过，北欧海盗猖獗的时期，国家的力量还很薄弱，尤其是在海上；而且无论如何，海盗还是得靠风把他们狭长的快速战船驶近没有防卫的海岸边，划桨只作为辅助。

因此，正如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在他对地中海海战的精辟分析中所指出的，桨帆船从来不是独立的战争工具，而是陆上军队的延伸，或更准确地说，是陆上军队的伙伴。 ³ 桨帆船舰队靠岸的一侧通常和陆上军队靠海的一侧遥相呼应。舰队的目的是把敌人沿岸的阵地与敌方的海军隔开，使其孤立无援，而陆上军队则携带给养送到可以给舰队补给的地点。这种共生的关系说明了为什么从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到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地中海发生的大型海战都是在可以看得见陆地的海上进行的。可是，自从16世纪大型配炮帆船开始称霸海洋后，大部分海战的战场仍然是看得见陆地，或离陆地很近的海上。这是为什么呢？指挥帆船舰队的最伟大的海军元帅纳尔逊赢得的战役中有两次——尼罗河战役和哥本哈根战役——是对靠岸下锚的舰队打赢的，第三次是特拉法尔加战役，战场离西班牙海岸只有25英里。大型帆船通常在靠岸边的地方作战，这与它们的耐久力没有关系。木制的军舰与桨船不同，可以装载够用好几个月的物资和淡水，所以，早在1502年，葡萄牙的舰只就绕过好望角，在印度西海岸击败了当地统治者的舰队。17世纪50年代，克伦威尔的海军元帅布莱克可以到英国没有基地的地中海打仗；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在离本土6个月航行距离的印度东海岸的海域进行过激烈的海战。然而，尽管这些舰队远离了自己的基地，但它们作战的地方仍然都在沿岸海域。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天气不好不能进行帆船作战（一个例外是1759年11月在大西洋的基伯龙湾冒着飑进行的海战），而海岸边的波浪比公海上要小。另一个原因是，海战的目的主要是争夺从港口进入公海的航道、保护沿海岸航行的船只、防御侵略，而这些活动都集中在离海岸较近的地方。第三个原因是，全凭视觉联络的大型帆船在茫茫大海上很难互相找到。哪怕是一连串的大帆船列队而驶，它们彼此相隔也不能超过20英里；纳尔逊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发现，交战双方的舰队一不留神彼此就找不到了。1747年在距阿申特岛200英里处发生的第二次菲尼斯泰尔战役和1794年在离阿申特岛400英里的大西洋深处“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是两次罕见的真正深海作战，两次都是在英法两国之间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海战中，法国舰队都有运输给养的船队随行，运输船多达130多余艘，浩浩荡荡，极易追踪，目标比起法国军舰自己航行来大多了。

后来，蒸汽取代风帆成为驱动船只的动力，可能有人会以为这下军舰可以不必再那么依靠陆地了，因为即使一丝风都没有，蒸汽舰船照样可以航行；帆船在狂风大作时必须收帆并关闭炮眼，蒸汽舰船却仍然是稳定的炮台。然而，矛盾的是，蒸汽船反而回到了桨船那种依赖后勤支持的状态，活动范围比起大型帆船来大大缩小。原因是，直到最近采用油燃料之前，蒸汽船使用的是燃料是煤，耗煤量非常之大。比如，1906年下水的“无畏号”战列舰煤舱里的储煤只够它以20节的速度航行5天，所以蒸汽船离不开岸上的煤库。 ⁴ 海上霸主英国在大型帆船的时代就在世界各地建起了基地网，所以它有条件在各大洋派驻舰队，因为舰只可以在各地几百个码头装煤。即便如此，那些舰队也无法跨越大洋，只能在当地游弋。没有这样的基地网的国家要么完全无法投射海军力量，要么得靠盟国的善意帮助。1904—1905年间，俄国在与英国关系的低谷期把波罗的海舰队派往远东的时候，每一艘军舰的甲板上都堆满了煤；在法属殖民地各港口间航行期间，甲板上小山一样的煤堆把大炮都挡住了。

另一重矛盾是，烧煤的舰队虽然理论上可以跨洋航行（蒸汽船两天能航行500英里），但实际上打仗仍然在海岸附近。部分的原因是它们仍然受到同样的战略因素的制约，而且它们与之前的大型帆船一样，在无线电发明以前在公海上等于是瞎子；它们的视线真正得到扩展要等到配备无线电的舰载飞机的时代。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海战都是在离岸100英里之内的水域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同样的情形，尽管那时已经发明了雷达、航空母舰和远程巡逻潜艇，人类也掌握了海上补给的技术。对此，归根结底的解释是，大海实在太辽阔了，舰队面对一望无际的深海只能望洋兴叹。美国飞机在中途岛炸沉日本的航空母舰是世界史上屈指可数的一次真正大洋作战，那次靠的是精明的推测才找到日本的舰只；最终于1941年5月在布雷斯特附近沉没的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曾两度摆脱英国舰队的追踪；而盟国的护航舰和升出水面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中部的海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巨大缓慢的商船队目标大得异乎寻常。海上风暴也严重妨碍侦察敌踪，比如，日本人就利用了大型气候锋面来掩护他们1941年12月向珍珠港的进发。另外，远距离和近距离武器装备的使用一直难以协调。鉴于此，可以设想海洋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继续是人迹罕至的神秘王国。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则是肯定无误的，无须设想。地球表面70％被水覆盖，大部分水面是开放的海洋，多数大规模海战只发生在这片水面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套用克里西名著的标题——“世界上15场决定性的战役”——把“决定性”定义为“具有持久的、超出地方范围的意义”，也列出15场决定性海战的话，可能就是下面这个单子：

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击败了波斯对希腊的入侵；勒班陀海战，1571年：遏止了伊斯兰向西地中海的推进；无敌舰队海战，1588年：挫败了西班牙对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和荷兰的进攻；

基伯龙湾战役，1759年：确保了英国与法国在北美和印度争霸中的成功；

弗吉尼亚海角战役，1781年：保证了美国殖民者的胜利；坎普尔顿海战，1797年：永远消除了荷兰与英国在海军方面的竞争；

尼罗河战役，1798年：重挫了拿破仑企图统治地中海两岸并重启对印度的争夺的野心；

哥本哈根海战，1801年：成就了英国在欧洲北部水域的霸业；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终于摧毁了拿破仑的海军力量；纳瓦里诺海战，1827年：昭示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解体；对马海战，1905年：确立了日本对中国和北太平洋的霸权；日德兰海战，1916年：粉碎了德国建立远洋海军的梦想；中途岛战役，1942年：阻止了日本控制西太平洋的企图；三月运输船队战役，1943年：迫使德国潜艇退出了大西洋的战斗；

莱特湾海战，1944年：确立了美国对日本帝国海军无可争议的优势。

以上是对所选的战役意义的简要总结。这个单子特别值得注意的——虽然专家也许有不同意见——是这些海战大多集中发生于地图上的几块地方。比如，坎普尔顿、哥本哈根和日德兰这三场海战的战场彼此相隔不到300英里；萨拉米斯、勒班陀和纳瓦里诺三场海战都发生在伯罗奔尼撒附近，战场相距顶多100英里，虽然萨拉米斯海战和纳瓦里诺海战在时间上相差2 300年。无敌舰队战役、基伯龙湾海战和特拉法尔加海战发生的地点都离西经5度线不到100英里，都在北纬50度到30度之间，这在地球上算是相对很小的一块地方——且大多为陆地。1781年后，弗吉尼亚海角多次发生海战；对马海峡在1905年之前也是战事频仍，主要是蒙古人在1274—1281年间对日本发动的进攻；而发生尼罗河战役水域的沿岸处自从法老时代就一直是海战的多发地。因此，在此列举的15场决定性海战中，只有两场——中途岛战役和三月运输船队战役——是在远离陆地、先前从未发生过战事的水域进行的。

同样，世界上大部分陆地上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冻原、沙漠、热带雨林和大山对士兵和对旅人一样严酷；应该说对士兵更严酷，因为士兵携带的东西更累赘。军事手册里可能载有关于“沙漠战”“山地战”或“丛林战”的内容，但事实是，企图在没有水源、没有道路的地方作战是违背自然的；那些地方真正发生过的军事行动通常不是作战，而是装备精良而又昂贵的特种兵的小规模交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隆美尔和蒙哥马利的沙漠军团从未远离过北非的海岸；日本于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期间征服丛林茂密的马来亚，靠的是殖民地时期修建得极好的公路和沿岸便于登陆的“钩状岬”；中国在1962年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中收复了一部分高山地带，战斗发生在海拔16 000英尺以上，中国军队事先在西藏高原适应了一年的时间，而印度的军队中许多人刚从平原调上来，患了高山病，无法作战。

总算起来，全世界6 000万平方英里的陆地中，70％都太高、太冷或太缺水，无法开展军事行动。北极和南极明白地显示了地理条件的影响。南极洲大陆由于难以到达，也因为极端的气候条件，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战事，尽管有几个国家对它有领土要求，而且据说冰层下覆盖着非常宝贵的矿物资源。自从1959年《南极洲条约》签署之后，所有的领土要求都被搁置，整个大陆被宣布为非军事区。相比之下，北极没有实现非军事化，它表面的冰层下常有核潜艇游弋。但是，冬天可达三个月的漫长极夜、冬季的严寒，以及缺乏任何有价值的资源，这些因素决定了北极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在极地地区，陆上发生过的最北边的军事事件是德国和同盟国在1940—1943年间的小规模交火，目的是争夺设在格陵兰岛东岸，接近北纬80度的斯匹次卑尔根的气象站；交火中双方各有伤亡，但是，在恶劣天气的侵袭下，他们有时为求生存不得不互相帮助。 ⁵ 除了这样的特殊情况外，即使在条件适宜行军打仗的地方，激烈的军事活动也只集中于其中的一小块儿。战斗不仅在距离相近的地方反复发生，比利时北部的“欧洲战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意大利北部位于曼图亚、维罗纳、佩斯基耶拉和莱尼亚诺之间的“四边形”是另一个，而且自古以来战争经常发生在同一个地点。

最引人注意的例子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阿德里安堡，现名埃迪尔内。那里共发生过有记录的15次战斗或封锁，第一次发生在323年，最后一次在1913年7月。 ⁶

埃迪尔内从来不是，现在仍然不是大城市；人口一直没有超过10万。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经常的兵家所争之地，不是因为它的财富或规模，而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三条大河的交汇处，这些大河的河谷提供了四通八达的通道——向西到马其顿的山区，向西北接保加利亚，向北则直达黑海岸边，而且它们流经欧洲最东南角的唯一开阔的平原，最后注入海洋。平原的另一边屹立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这座宏伟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大帝亲自选址定都，因为它位于欧亚两大陆分野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边，最是易守难攻。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是姐妹城市，共同监视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以及南欧和

小亚细亚之间的动静。因为君士坦丁堡无法从海上攻破，自从5世纪初修建了狄奥多西城墙之后更是固若金汤，于是，所有自小亚细亚来侵略南欧的入侵者都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后侧的平原登陆；从黑海以北而来的入侵者由于陆地上喀尔巴阡山脉的阻拦，只能沿黑海西岸行进，结果也来到阿德里安堡的平原；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遭十字军洗劫之前是古罗马衰落以后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地方，对它一直垂涎三尺的欧洲入侵者在前来的路上也必须经过同一个平原。简而言之，阿德里安堡是地理学家所谓的亚欧陆桥的欧洲一端，亚洲有两条主要通道沿此陆桥进入欧洲，每当有大军沿任何一条通道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行进，阿德里安堡即不可避免地成为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城市从未能够发展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少有别的地方像阿德里安堡那样如此明白地显示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事的影响，然而，自古以来，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大部分军事活动密集的地区都或多或少地有迹可循。宽阔的河流、巍峨的山岳、茂密的森林形成了“天然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边界也逐渐与之吻合；两者之间的空当为大军行进提供了通道。然而，过了这样的空当之后，哪怕没有明显可见的障碍，军队也很少能随心所欲地行动。即使没有堡垒要塞，只要修建有道路和桥梁，地理就成了一种微妙的重要因素，气候和季节则可以进一步加大它的作用。所以，在德国1940年对法国发动的突袭中，看起来好像打先锋的坦克冲破了阿登森林和默兹河的屏障后，就任意地横冲直撞，但实际上，它们的前进路线紧沿43号国家公路，而这条公路大部分又是沿公元前1世纪恺撒征服高卢后不久由古罗马人修建的道路铺设的。 ⁷ 古罗马人和后人建造公路时都顺应地形依势修建，因此可以推断，德军的坦克指挥官无论怎样自以为能够到处畅行无阻，实际上都在遵守着法国北部10 000年前冰川消退后留下的地表形状的古老规定。

研究一下德军闪电进攻法国一年后对苏联的入侵，同样可以看到自然法则的决定性作用。苏联西部似乎可以让侵略军，特别是机械化的侵略军任意驰骋。从苏联1941年的边界到600英里之外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一处高于500英尺的高地，而且这片几乎没有森林的广袤平原上的河流基本上都是东西流向，与侵略军的前进路线相平行，没有拦路的河流。应该没有，也的确没有任何固体的障碍阻拦侵略大军的前进。然而，在苏联中部，奔流着从苏联注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两条最大的河流——第聂伯河和尼曼河；它们的源头有许多支流，共同形成了普里佩特沼泽地，方圆40 000平方英里，对军事行动是一大障碍，德军的参谋人员甚至把军情地图上标志着它位置的地方称为“国防军之空洞”（Wehrmacht hole），意思是那里没有任何得力的德军部队。结果，它成了苏联游击队袭扰德军后方的主要根据地。虽然游击队的行动不见得多么有效，但随着德军前线日益向东推进，苏联游击队使德军始终感到如芒在背。

“国防军之空洞”虽然是苏联战场上永久性的特点，但对德军的行动影响不大。真正多次严重影响德军行动的是遍布作战前线各处、由春天融雪和秋季阴雨造成的季节性沼泽。大草原一年两度发生这种地面泥浆，苏联人把它叫作“沼泽期”（rasputitsa）；每值发生，军事行动都被迫完全陷于停顿达一个月之久。沃罗涅日前线的苏军指挥官戈利科夫的一个下属问他，到1943年3月，反攻能否打到第聂伯一线，他答道：“离第聂伯河有200—230英里，还有30—35天春季沼泽期就要到了。你自己去想吧。” ⁸ 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融雪季节的到来会赶在苏军的前面，所以无法把第聂伯战线从德国人手中夺回来。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德军才是最受沼泽期妨碍的一方。1941年春，沼泽期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使德军把入侵的时间拖后了关键的几个星期；那年秋天的沼泽期也很长，结果延后了德军向莫斯科的挺进。霜冻可以恢复大草原地面承受重量的能力，但那年冬天霜冻开始得晚，把德军的坦克生生陷在远离莫斯科的泥沼地里，无法按预定时间攻陷苏联的首都。尼古拉一世曾说，1月和2月是“（俄罗斯）两位可靠的将军” ⁹ ；事实证明，1941年3月和10月的沼泽期是更得力的将军，可能就是它们在那年使苏联免于灭顶之灾。

至此讨论过的内容应如何总结呢？有一点很清楚，“永久运作”的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汇合，包括气候、植被、地形和人对自然地貌的改变，在墨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上画出了一条区分军事区和非军事区的明确界限，非军事区的面积比军事区大得多。有组织的密集战斗长期以来一直在地球上一条不规则的狭长地带内进行，这条地带位于北纬10度到55度之间，从北美的密西西比河谷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及其外围岛屿，或者说从格林威尼以西90度到东经135度。《泰晤士世界地图册》把植被分为16类，包括（在清除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之前）混合林、阔叶林、地中海灌木林和热带旱林。 ¹⁰ 如果画一条线，把北半球这4个植被区以及它们之间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圈起来，即可看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在这个圈子之内发生的，很少有在圈外发生的情况。如果按月份来看具体地方发生的战斗，会发现某个地方的战争通常集中于某个季节。不同的地方由于气温的高低、降雨的多少和收获的时间不同，发生战争的季节也各不相同。举例来说，看一下历次阿德里安堡战争，前三次各自发生在7月、8月和7月；后三次发生在8月、3月和7月。即使在巴尔干南部，3月打仗也太早了些，因为那时河流因融雪水量极大，但其他的日期都是在地中海收获季节刚刚结束后，正是打仗的好时机。

那么，在考虑到季节这个变量的情况下，有组织的战争发生的地区是否和地理学家所谓的“首选土地”相吻合呢？“首选土地”指砍伐林木最容易、种植粮食产量最高的土地。简而言之，战争在地图上看起来是否仅仅是为了争夺农田呢？大型战斗需要财富的支撑，而直到最近，密集的农业是人类活动中最能持久产生大量回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农人争夺起田地和用水权来寸步不让，被首领召集去打仗也颇耐苦战，但普遍观察证明，他们也同样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行我素，毫不变通，不到迫不得已绝不放弃自己的牲畜和田地。马克思认为农民“不可救药”，意思是他认为不可能把农民召入他希望建立的革命队伍，借他们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秩序。 ¹¹ 毛泽东却不这么看。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对古希腊战争史富有惊人创见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是古希腊城邦的小农发明了西方人所信奉和实施的“决战”概念。不过，马克思的观点也有道理。农民的确死守着田地和村庄，不肯离开故土，也的确总是只顾自己那点儿抱怨和不满，本能地抗拒应召去距首选土地十分遥远、接近荒野地带的边界处打仗，不管打仗的理由是多么充分。

应当指出，在同文同教的农耕人民之间，大规模战争很少发生。另一方面，在地球温带地区，耕地和非耕地之间的界线经常是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长长的壁垒。有罗马人在苏格兰高地脚下修建的安东尼长城；有罗马时期在德意志修建的把耕地和森林隔开的筑有堡垒的边界线；有保护土地肥沃的马格里布不受撒哈拉匪徒袭击的非洲工事（fossatum Africae）；有罗马人沿约旦河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修建的“叙利亚”要塞——该要塞由碉堡和军用公路组成，是耕地和沙漠之间的界线；有俄国人为抵御从大草原来的匪徒而修建的从里海到阿尔泰山，长达2 000英里的“碉堡线”（cherta）；有在克罗地亚把萨瓦河与德拉瓦河流经的平原与南面土耳其人控制的山区隔开的哈布斯堡军事边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长城，建造它是为了阻止草原的游牧民族染指长江和黄河地区引水灌溉的农田。它的规模如此宏大，历朝历代不断增修，至今考古学家仍未了解它的全貌。 ¹²

这些壁垒森严的边界显示出肥沃耕地上的富有者和土壤太贫瘠、气候太寒冷或太干旱，因而无法垦殖的土地上的匮乏者之间的根本性紧张关系。然而，不能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就错误地以为重大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抢夺财产。人类打仗的动机要复杂得多。以耕作为生的同一民族的人也互相作战，有时还非常凶狠；来自肥沃区以外荒原的物资匮乏的民族也许只是为了理念而战，比如，虽然追随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大肆抢掠，但驱使他们四处征战的不是卑下的物欲，而是扩张伊斯兰世界的雄心。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位最伟大的征服者已经稳坐了希腊各城邦统治者的宝座，但他仍继续征战不休。他洗劫了波斯帝国似乎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高兴。蒙古人征服的地盘比亚历山大还要广阔，但他们攻陷了国家后根本没有能力巩固胜利成果：亚历山大逝世300年后，他的6位将军继承者的后裔仍统治着中亚的大夏，而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人建立的政权却没有一个维持到一个世纪以上；鞑靼人帖木儿号称是蒙古人的后裔，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似乎对他夺取的富饶土地丝毫不加珍惜，而是如同刀耕火种的农夫，把土地大肆蹂躏一番后随即扔在身后。

这里指出匮乏者经常对他们夺来的东西不善加利用，但这并非否定战争通常是单向的——从贫瘠的土地向富庶的土地发起，很少有反向的情况。这不仅是因为匮乏的土地不值得争夺，也是因为在那里作战十分困难，有时完全不可能。沙漠、草原、森林、山区这些威廉·麦克尼尔所谓“缺粮区”的穷人彼此之间打起仗来毫不留情，自从有了关于有组织作战的记录以来，这些骁勇善战的人就一直待价而沽，富国也对其趋之若鹜。如胡萨尔轻骑兵（hussar）、枪骑兵（uhlan）、猎兵（jger）这类具有异国风情的团名在一些欧洲国家军队中骄傲地保留至今，在阅兵式上仍然穿戴着像熊皮帽、饰有盘花纽扣的上装、格子花呢短裙和狮皮围裙这些野蛮人的服饰。然而，正是因为穷人贫穷，所以他们的战争在范围和烈度上都相当有限。他们只有在闯入富庶的地区后，才有可能积聚足够的粮食给养以进一步向纵深挺进，最终征服整个地区。所以农耕社会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强边界防御，把来犯之敌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肆虐。

因此，“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争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极其复杂。作战的人不能不受限制地为所欲为，尽管作战本身就突破了常规和世故的审慎对人的行为的正常限制。战争总是有限的，这不是人的选择，而是由大自然所决定的。李尔王在怒骂敌人时，可以威胁说：“我要做出一些使全世界惊怖的事情来，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然而，其他身陷困境的君主发现，这个世界上让人惊怖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得成的。财力可能不够，天气可能变坏，季节会更替，朋友和同盟的意志可能减弱，人性本身可能无法接受争斗带来的苦难。

无论如何，人性中女性的那一半对战争的态度十分矛盾。女人有时是引起战争的原因，有时则被用作战争的借口——抢妻是原始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也是挑唆极端暴力的煽动者——麦克白夫人的类型众人皆知。女人作为战士的母亲也可以是铁石心肠，宁肯承受失子之痛，也不愿忍受懦夫儿子生还的耻辱。 ¹³ 而且，女人可以成为激情洋溢的战争领导者，通过男性对女性特质的反应这一十分复杂的化学过程，女性领导人在男性下属心中激起的高度忠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男性领导人难以企及的。 ¹⁴ 不过，除少数例外，战争是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置身事外的一项人类活动。女人指望男人保护她们免遭危险，当男人没有履行保护者的责任时对他们痛加责备。女人参军入伍，照顾伤员，男人去打仗后担起耕种田地和放养牲畜的活计，甚至挖掘由男人来守卫的战壕，在工厂里为男人生产武器。然而，女人不参加作战。女人之间很少动手，而且从未在军事意义上和男人动过手。如果说战争自古就有，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加上一条最重要的限制：它完全是男性的活动。 JmMuNko6s0lh982FzHZslsN/yTPq5pEvvjJMvApLREAHYV5aoO+jXB0yBvStoA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