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文化表现

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是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之一。离它最近的成片陆地一是2 000多英里以外的南美洲，一是3 000英里以外的新西兰。它也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小的地方，面积只有约70平方英里，是由死火山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岛。尽管它孤处海隅，但它却实实在在是波利尼西亚文化的一部分。波利尼西亚文化是太平洋中部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明，18世纪涵盖了一个三角区内的数千个岛屿；构成波利尼西亚文化三角区三个角的复活节岛、新西兰和夏威夷彼此相隔数千英里，人类开始在这三个地方定居的时间也相差数百年。

波利尼西亚文明极具冒险性。发现它的欧洲探险家和早期的人种学家难以相信，这个没有文字的文明的殖民范围居然可以如此广阔——波利尼西亚文明遍及38个大群岛和岛屿，海域面积达到2 000万平方英里；他们提出了各种复杂的假设，用来证明靠独木舟航行的波利尼西亚人不可能取得与著名航海探险家库克和拉佩鲁兹相媲美的航海成就，但那些假设全都不成立。波利尼西亚的文化高度一致，他们虽然居住在相隔甚远的岛屿上，但他们的语言是同源的，不仅如此，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的社会制度也惊人的相似，一直未变。

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以神权为基础。酋长被认为是神的后代，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是大祭司。大祭司的职责是负责神和人之间的沟通，请求神赐予他的人民土地上和海洋里的出产；他通神的能力叫作神力（mana），他因此享受对土地、渔场、它们的出产和所有其他好东西独有的神圣权利，称为禁忌或塔布（tapu，又为taboo） 。在正常情况下，神力和禁忌保障了社会惊人的稳定与和平。在最和谐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神权政治稳定地管理着酋长和人民之间，以及同为一个酋长后裔的不同部族之间的关系。 ²³

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波利尼西亚的黄金时代。即使在宁静祥和的太平洋，情况也并不总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含意是资源总能满足人口的需要的话。虽然采用了种种办法来试图控制人口，如控制生育、杀死婴儿和鼓励岛民移民——他们称其为“旅行”，但各岛屿的人口仍不断增长。到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渔场业已充分开发，附近又没有可供开发的岛屿的时候，就出了大麻烦。波利尼西亚语中的武士（toa）和铁木是同一个词，人们用铁木制造棍棒和别的武器，用以解决人类普遍的问题，如受到侮辱，抢夺财产、女人，争夺权位，等等。一个酋长如果也能攻善战，他的神力就会增加。但是，动乱时期，不是酋长的人会打破禁忌，抢夺他们需要的或想要的东西，给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次级部族可能上升到统治地位，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部族可能会被完全逐出自己的地盘。

最严重的动乱发生在复活节岛，造成了大量死亡。波利尼西亚人可能是在3世纪时找到复活节岛的，他们怎么能够在大洋中找到这个离他们最近的定居地1 100英里远的小岛，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无论如何，他们找到了复活节岛，还带去了在岛上生活所需的主食，如红薯、香蕉和甘蔗。他们在岛上的三座山峰下开垦出耕地，打鱼，捕捉海鸟，定居下来。公元1000年左右，他们还开始了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对神权原则最盛大的敬奉。虽然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似乎从未超出过7 000人，但这些人在后来的700年间雕刻出了300多座大多比真人大5倍的巨型雕像，把它们树立在宽阔的神庙广场上。在16世纪期间，复活节岛上树立雕像的最后阶段，岛上的人还发明了一种文字，祭司似乎用它来帮助记载口述历史和族谱。这是那个文明的巅峰时代，在那段时期内，酋长代表诸神行使的力量和权威保障了和平与秩序。

后来情况开始不妙。人口的增长不知不觉地逐渐耗尽了岛上的资源。砍伐森林减少了降雨，土地的产出开始下降；用来制造独木舟的木材也有所减少，这就影响到了出海捕鱼。复活节岛上的生活开始严酷起来。一种新的制品“mata’a”出现了，它是用黑曜岩削凿而成的标枪矛头，十分尖利。24叫作“手上染血的人”（tangata rima toto）的武士占据了统治地位。原来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创始的酋长居于顶层，下面由各个部族组成；现在分成了住在岛屿两端的两个集团，彼此之间不断交战。作为创始酋长后裔的大酋长沦为象征性的傀儡，谁也不再把他的神力当回事。在战争导致的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大批雕像被推倒，或者是作为对敌对部族的神力的侮辱，或者表示民众反叛自己的酋长，因为他没能用神力保护他们。最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宗教，与波利尼西亚庄严的神权政治判若霄壤：“手上染血的人”比赛看谁先找到乌燕鸥的蛋，第一个找到的人就被尊为酋长——任期只有一年。

荷兰航海家罗杰文（Roggeveen）于1722年登陆复活节岛时，岛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相当严重；到19世纪末，由于混乱造成民不聊生，再加上有些人被欧洲人掳去做奴隶，还有些人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岛上居民只剩了111人。他们伟大的过去只通过口述历史保留下来一个梗概。人类学家根据岛民的口述和惊人的考古发现，重建了复活节岛历史中他们所谓“衰落时期”社会的伤心景象。证据不仅表明那时战事频仍，还有迹象表明有人吃人的情况，并显示有些岛民想方设法逃离战争的荼毒。许多天然的山洞和火山熔岩形成的通道用从安置雕像的平台上撬下来的削凿整齐的石板挡住出口，成为个人或家庭的藏身之处；在岛的一端，挖了一条沟渠把一个半岛与主岛隔离开来，这肯定是出于防御目的的战略举措。

藏身地和战略防御是军事分析家熟悉的三种防御工事中的两种。复活节岛上只缺第三种：地区要塞。但这并不意味着复活节岛上的战争缺少某个方面，只是说明了战场是多么狭小。在岛上逼仄的空间中，岛民似乎通过血淋淋的经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他们无疑学会了克劳塞维茨大力强调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波伊克半岛上的工事似乎表明，他们有些人同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防御是最有力的战争形式这句格言；鉴于17世纪期间岛上人口的剧减和新发明的黑曜石矛尖的大批生产，甚至可以推测，他们尝试过克劳塞维茨式战争的鼎力之举——大决战。

但是，结果是自我毁灭！克劳塞维茨也许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然而，政治是为文化服务的。波利尼西亚人在他们的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十分友善的文化。1761年布干维尔到达塔希提岛时，宣布他找到了伊甸园。他关于那里美丽的人民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介绍在欧洲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帮助建立了对“高尚的野蛮人”的景仰，滋养了欧洲的有识之士对18世纪欧洲井然有序但矫揉造作的社会的厌倦和不耐烦。这种厌倦和不耐烦的情绪催生了政治上的不满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二者合力推翻了君主统治，向往高尚的野蛮状态的欧洲人从此摆脱了他们自小熟悉的政体形式。

克劳塞维茨崇尚大决战这种戏剧性的行为，赞美唯我独尊的领袖人物，具体来说就是拿破仑，这说明他和所有反对旧制度（ancien ré gi me） 的人一样，是浪漫派。然而，他对国王和部队的忠诚又证明他仍然受到神力和禁忌的束缚而不自知。在法国大革命前君主制的欧洲，团编制的军队是约束作战者的暴力行为，使其为君主所用的手段。因为克劳塞维茨的祖国普鲁士非常古怪地认为世界上的好东西自己一概欠缺，所以它最伟大的国王腓特烈大帝鼓励军官打仗时无所不用其极，残酷无情的程度超过了别国国王心目中恰当的界限。他为了传播他的神力而破除了禁忌，使别的国王非常不以为然。

但是，腓特烈大帝并未越轨，他不过是把战争的残酷程度推到了当时的行为守则所能接受的极限。在克劳塞维茨成长起来的世界中，皇家的神力和作战的禁忌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他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了为新秩序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秩序，而且他的战争理论将导致欧洲文化的毁灭，对此他却完全没有看到。这怎么能怪他呢！复活节岛在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地处偏僻的海隅，岛上发生的悲剧又远在更大、更友善的波利尼西亚文明发展起来之前。当时岛上的人如果有能力清晰达意，一定会说，客观情况的变化使文化上的革命成为必然。他们甚至可能会发明出一个意思相当于“政治”的词，来描述每年当第一个找到乌燕鸥蛋的人成为酋长后，为培育对他的忠诚而采取的种种举措。现在这些都已无从知晓。第一批人类学家来到复活节岛时，岛上历经战乱的居民劫后余生，万物凋敝，因此无法对他们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可靠的分析。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对波利尼西亚文化没有好处。那个文化尽管和西方人所谓的自由、民主、活力和创新沾不上边，但它调整当地的资源适应于它确定的目的，与太平洋岛屿生活的状况契合得几乎天衣无缝。神力和禁忌在酋长、武士和部族成员各自的作用之间确定了平衡，维护着所有三方的利益；如果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称之为波利尼西亚生活的“政治”的话，那么战争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继续。“真正的战争”来到复活节岛那个波利尼西亚世界中的一角时，首先消灭了政治，然后毁掉了文化，最终几乎灭绝了生命。

祖鲁人

复活节岛上的人试验自己发明的全面战争，互相厮杀得血流成河，但外部世界对此一无所知。相比之下，祖鲁人通过他们的社会在19世纪初的军事革命，卷入了一场与西方文明的高调冲突之中，他们的故事被后人添枝加叶，越传越神。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较晚，克劳塞维茨不太可能知道这场发生在南部非洲高潮迭起的冲突，不过他对于本书以后将要讲到的马穆鲁克的故事应该非常了解。事件的高潮现已成为现代最伟大的通俗历史故事，成为南非白人神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南非白人在比勒陀利亚用大理石建造的神庙中，和他们的先驱定居者作战的祖鲁勇士的雕像和布尔人英雄的雕像一样被刻画得英姿勃发。这并不值得惊讶，南非白人的神话需要他们的敌人既高尚又可怕，而祖鲁人从他们的国家自19世纪初兴起到在1879年的战争中大败亡国，其间的确变成了非常可怕的战士。

祖鲁人原来民性温和，以放牧为生。他们的祖先恩古尼人也是放牧民族，14世纪从遥远的北方移居非洲东南沿海地区。三个世纪后，因海难沉船逃到陆上的欧洲人描述道，“他们彼此交往……彬彬有礼，热情健谈，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时都互相敬礼”。 ²⁵ 他们对陌生人十分友善，在他们的土地上旅行非常安全；只要当心别携带铁或铜，因为这些金属太稀罕了，会“诱发命案”。他们非常遵纪守法，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没有奴隶制，复仇“基本没有”；若发生争端即诉诸酋长，对酋长的裁决“没有二话”地接受。酋长也受法律的管束，若有过错会被辅佐他的谋士处以罚款，或由地位更高的酋长把他的决定推翻。

虽然早期来访的欧洲人注意到恩古尼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人道（ubuntu），但恩古尼人也打仗，也发动战争。作战的原因通常是争夺牧场。对于一个牲畜多于人的社会来说，牧场是至为重要的资源。战败的一方必须迁去较为贫瘠的地方。这是居住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的原始人群的典型情况，战败的结果不是遭到屠杀，而是搬迁。

战斗通常高度程式化，有双方的老老少少在一旁围观。开始时是互相叫骂，一旦发生伤亡，战斗即告结束。对暴力的程度有习俗的管理，也有自然的限制：因为缺少金属，所以武器是用经火烧变得比较坚硬的木头做的，打仗时向敌人投掷，不做近身格斗。如果一个武士不巧打死了对方的一个人，他就必须立即离开战场去辟邪。不然的话，被他杀死的人的灵魂一定会作祟，使他和他的家人患上不治之症。 ²⁶

几十年后的19世纪初，这种典型的“原始”作战方法突然被推翻了。恩古尼一个叫祖鲁的小部落的酋长沙卡带领着一支经过严酷训练的军队，打仗时务求全歼敌人。他的祖鲁王国因此成为南部非洲的强国。别的部落被祖鲁人打得落花流水，只能乱哄哄地逃往别处，有时要远走好几百英里才能找到落脚的地方。

目睹沙卡崛起的欧洲人和对波利尼西亚人娴熟的航海技术大惑不解的航海家一样，努力想为这个似乎没有自然成因的现象找到解释。一种说法是，沙卡遇到了欧洲人，学会了欧洲人的军事组织和战术。这肯定不是真的。 ²⁷ 但有一点是真的，即到18世纪末，北部恩古尼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好景不再。标志着财富的牲畜越来越多，超过了“肥沃”草场的承负能力。西面巍然屹立着难以逾越的德拉肯斯堡山脉，山脚下的“贫瘠”草场无法维持畜牧经济。北面的林波波河是采采蝇的肆虐地带，因此无法向那里扩张。16世纪时从美洲带到非洲的玉米导致了南部恩古尼人口的增长；再往南，好望角的布尔人装备着火器，以誓死决心要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挡住了恩古尼人向南迁移的任何可能。而东面就是大海。 ²⁸

在沙卡出名之前，恩古尼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沙卡之前的一位酋长废除了过去族人接到作战的召唤后，拖家带口一起赶去酋长的畜栏集合的做法。他把男子按年龄组成“年龄团”，同一年出生的男子编在同一个团里。打仗期间，男子和可能会成为他们新娘的女人分开，降低了出生率；人员集中加大了酋长的权力，也增加了酋长的个人所得，无论是牲畜、庄稼还是猎物，因为在战争期间，战士不打仗时都得为酋长干活。

沙卡不仅把这些改变确定下来，而且把它们推到极致。“年龄团”成了永久性的编制，战士住在军营里，和平民分开。不仅是在一两次季节性的战争期间，而是直到40岁之前，战士都一律不准结婚；到40岁时，会给他们分配妻子。沙卡把女子也编成了团，就从女人团里给男人找妻子。

对作战方法旧有的限制也被打破。沙卡设计了一种刺杀用的矛，训练战士们用这种新武器与敌人近身肉搏，杀死敌人。（随着布尔人从好望角地区向外扩张，可能比过去更加容易大量获得铁这种金属；历史学家似乎没有对恩古尼人战争残酷性加剧的这个方面认真探讨过。制造刺杀的标枪肯定比制造原来投掷的标枪需要更多的铁。）

使用锋利的武器近身肉搏需要密集队形，这也在沙卡的发明之列。他早就命令手下的人扔掉鞋子，练习光脚长途奔袭。作战时，他把队伍分为两翼，中心部分排列重兵，后面还有预备队；交战的时刻来临时，中心以密集队形冲锋牵制敌人，两翼从旁包抄。辟邪的仪式要等到战斗结束后再说。 ²⁹ 杀了敌人要把他的肚子剖开，以确保他真的死了，然后再去杀下一个。按照传统，开膛破腹可以释放死者的灵魂；否则的话，死者的灵魂会逼得杀人者发疯。

恩古尼人传统上认为杀害女人和孩子是人所不齿的行为，沙卡却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不过总的来说，他一旦把邻近部落统治家族的男性成员和那个部落的战士杀掉后就住手了，剩下来的人被纳入他日益扩大的王国。他的目的是把服从他权威的所有恩古尼人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国家，并不断扩大地盘。

在祖鲁王国日益扩大的边界以外，这一制度造成了灾难。沙卡的办法解决了祖鲁人口过多的问题，但造成了邻近许多部落的流离失所，使他们失去了祖居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祖鲁王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之处从好望角的布尔人殖民地一直到坦噶尼喀湖。在这块相当于非洲大陆五分之一的地区，每一个社群都深受其害，许多社群的生活被完全打乱。” ³⁰

祖鲁帝国主义造成的糟糕结果被称为“强迫移民”（Difaqane）。“到1824年，从图克拉河到兹姆库鲁河，再从德拉肯斯堡山脉到海边的整片地区都遭到了破坏。数千人被杀；一些人逃向南方；还有一些人被纳入祖鲁王国。在纳塔尔，有组织的社群生活荡然无存。” ³¹ 这片地区面积相当大，有15 000平方英里。然而，被祖鲁人赶走的部落逃得更远。一群人逃到了离他们原居住地2 000英里的坦噶尼喀湖边。有些族群在逃亡的路上丢失了所有的牲畜，只能靠吃野草和植物的根茎维生；还有的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许多人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匪帮”之中。这些匪帮像蝗虫一样沿途洗劫，身后留下死伤累累。

虽然沙卡于1828年倒台，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年轻的祖鲁人仍然遵守着他的军事制度和守则。成功的武士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痼疾：胜利后不利用物质上的所得来投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而是故步自封，趋于僵化。个中原因是本书探讨的一个主题。在祖鲁人的情形中，原因无疑是他们必须继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备战上面，像我们说普鲁士人那样，时刻警惕着，因为在他们旁边，和他们同样强大的军事强国正虎视眈眈（而且，在19世纪的南部非洲，其他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祖鲁王国更高）。像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祖鲁人的崛起靠的是他们的作战形式。他们虽然后来也掌握了火器，但没有调整战术来适应这种新武器，打仗时仍然采用手持矛枪一哄而上的办法来赢得胜利。

沙卡是完美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来维护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套制度执行起来效率高得惊人。祖鲁文化把武士的价值观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其视为维护放牧经济的关键，并把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的精力和想象力束缚在不具生产力的军事框架内，直到他们年华老去；结果剥夺了自己与时俱进、适应周围世界发展的机会。简而言之，祖鲁民族的兴衰残酷地显示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缺陷。

马穆鲁克

所有军队都是一种奴役制度，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在祖鲁人的情形中，奴役达到了极点。沙卡的战士不算奴隶，因为束缚他们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再加上畏惧。尽管如此，从功能的角度，应该说他们是沙卡意志的奴隶。然而在过去，战士可以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无论两者的地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不相调和。在现代世界中，做奴隶意味着个人自由完全被剥夺，而拥有和使用武器则是个人解放的手段。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能掌握着武器，却没有自由。然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却认为奴隶和战士的地位并不冲突。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有奴隶战士——马穆鲁克。他们经常成为国家实质上的统治者，他们的首领世世代代掌握着国家的统治权。然而，与其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法律上还自己以自由身，他们反而坚决维护马穆鲁克“制度”，抵制所有要改变其性质的压力。他们的抵抗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之所以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垄断了骑射的复杂技术；如果放弃骑射，采用更普遍的火枪和步兵作战方式，他们的位子就可能坐不稳。然而，他们的军事文化和祖鲁人的一样，因其狭隘性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虽然他们的政治权力来自他们所掌握的他人没有的军事技能，但是他们宁肯坚持过时的武士作战方式，也不愿适应新的作战方法。他们和祖鲁人一样，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彻底颠倒了过来。掌权者把政治变成了战争的继续。在实践中，这根本行不通；在文化上，马穆鲁克却别无选择。

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制和古希腊及古罗马一样，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非常温和；奴隶可能是受人尊敬的工匠、教师、与人合伙的买卖人，或备受主人信任的秘书。不过，伊斯兰世界奴隶制的形式比古希腊和古罗马还要多。在穆罕默德的“继承者”，集世俗和宗教权威于一身的哈里发的政府中，奴隶甚至能做大官。这种做法造成了奴隶战士这类人的出现，只有在伊斯兰世界中，奴隶战士才形成了军事精英阶层。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伊斯兰教创建不久，内部就出现了战争的道德观与实际作战行为的冲突。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把世界分为Dar al·Islam——“敬神之家”，指顺从《古兰经》里所载穆罕默德的指示的伊斯兰教地区，以及Dar al·Harb——“战争之家”，指伊斯兰教尚未征服的地区。 ³² 7世纪阿拉伯人早期的征服战以旋风般的速度扩大了“敬神之家”的疆界。到公元700年，整个阿拉伯半岛和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北非都被囊括其中。在那以后，圣战开始遇到了困难，不再一帆风顺。阿拉伯征服者的人数不够多，无法总是像起初那样势如破竹地攻城略地。另外，他们胜利后也表现出了常人皆有的弱点。他们热切地盼望在和平中享受胜利的果实，但又为权力继承而争吵不休。

掌握领导权的人称为哈里发，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早期的哈里发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满足想享福，不想打仗的老兵的愿望，这个办法叫作迪万（diwan），等于用征服得来的钱财建立起来的给阿拉伯武士的养老金。可惜，没能找到任何有效的办法来避免对于哈里发的人选各执己见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快白热化，显示出关于权威性质的根本性分歧：是应该世袭，传给穆罕默德的后裔，还是应该由称为乌玛（umma）的整个伊斯兰社会推举产生？这个争议延续至今，争议双方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使这个争议无法解决的是穆斯林信仰中第三个无可置疑的因素，即禁止穆斯林打穆斯林。对于穆斯林来说，战争只能是圣战，是对那些不肯服从真主所揭示的真理的人进行的神圣斗争。信徒之间作战是对神明的亵渎。

然而，有些穆斯林在关于哈里发人选的争执中坚决不肯让步，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后来陷于分裂的伊斯兰又纯粹为了争夺土地而发动战争。由于这两个原因，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完全抽身脱离了世俗的生活。有着能攻善战英雄传统的阿拉伯人不肯当兵，因为有迪万制度，犯不着去打仗；后来皈依的穆斯林出于虔诚也不肯当兵。然而，对哈里发的继承人选不满的人要争位；穆斯林必须履行圣战的义务；这些都要求打仗。结果，哈里发只能寻找权宜之计。伊斯兰教开始发动征服战不久，就使用了非阿拉伯人战士，他们是追随阿拉伯主人、后来皈依的穆斯林（再往后，像他们那样的后来的皈依者不可避免地成为穆斯林中的大多数）。

既然跟随阿拉伯主人的还有奴隶，于是伊斯兰国家按照同样的原则，在作战中也使用了奴隶。后来干脆直接招募奴隶当兵。关于这种做法开始的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就确立了它独一无二的募兵政策：把非穆斯林的青年收为奴隶，对他们进行伊斯兰教育，培养他们做战士。 ³³

这些马穆鲁克几乎清一色来自伊斯兰地区与中亚大草原接壤的地方，在里海和阿富汗的山脉之间（后来又加上了黑海北岸）。9世纪的哈里发穆塔绥姆（al·Mu tasim）开始大批招募奴隶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主要是突厥人。据说穆塔绥姆曾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勇敢、更众多、更坚定。”突厥人民风强悍，一直延续到现代土耳其人。当时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向西进发，后来他们比阿拉伯人征服的地方还要大。他们的其他品质也颇受哈里发赏识。虽然他们还不是穆斯林，但是他们对伊斯兰教并不陌生，因为大草原上的边疆区并非铜墙铁壁的屏障，突厥人和非突厥人在那里互相贸易，也互相抢掠；突厥人还经常迁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他们所知道的伊斯兰教保留了尚武的特征。称为“ghazi”的边疆武士投身于圣战时毫无良知的挂碍，完全没有内地的穆斯林表现出来的丹尼尔·派普斯所谓的“内向”，即与伊斯兰教世俗力量的疏离。 ³⁴ 但突厥人最受欣赏的还不是他们的特性，而是他们的实际技能：他们谙熟驭马之术，是马上作战的行家里手。以马代步始自大草原；突厥人骑起马来人马如同一体，传说突厥妇女在马背上怀孕，马背上生产；他们在马上使用的武器无可匹敌，包括长矛、弓箭和弯曲的剑。（英国军官佩带的马穆鲁克剑就是突厥人佩剑的样式，是对那些大草原上战无不胜的武士的礼赞，不过现在马穆鲁克剑的这个起源已经被遗忘了。）突厥人有他们的毛病。他们抢掠成性，这是他们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大草原上生活十分艰苦，除了奶和肉，别的什么都没有。对于突厥人来说，能抢东西是他们愿意做奴隶的一大诱因；事实上，“马穆鲁克制度”建立之后，大多数军事奴隶都是突厥统治者和族长供应的，他们愿意通过卖奴隶给哈里发来讨好伊斯兰，借它的力量来为己谋利，而那些被出卖的奴隶也愿意因此而获得有保障、受人尊敬的职业。

多数伊斯兰强国都使用军事奴隶，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它是蒙古人在1258年推翻了巴格达哈里发王国后恢复建立的，从13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一直由马穆鲁克自己的苏丹王所统治。在这场王朝斗争中，马穆鲁克选对了边。1260年，他们在阿音札鲁特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确立了他们作为伊斯兰世界——应该说是整个文明世界——的拯救者的地位，因为和他们作战的是不久前才去世的成吉思汗的族人——蒙古人。就是蒙古人在两年前推翻并杀害了巴格达的哈里发；蒙古人的军队在世界上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就连圣城十字军王国的基督教职业武士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马穆鲁克的胜利特别难得，因为蒙古骑兵中也有许多突厥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在大草原上比邻而居，成吉思汗冲出中亚，一路作战，带来了许多抢掠的机会，突厥人见猎心喜，踊跃参加；所以，用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沙马的话说，他们在阿音札鲁特“是被他们的同类击败打垮的”。 ³⁵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被自己同族的人打败，因为马穆鲁克战士接受的训练和培养使他们自成一类，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类。

参加阿音札鲁特战役的马穆鲁克大多是来自黑海北岸的钦察突厥人（他们中间最伟大的巴伊巴尔斯就是钦察人），他们在孩童或青少年时期被卖为奴隶，带到开罗受训。他们像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那样被关在营房里与世隔绝，先学习《古兰经》、伊斯兰法规和写阿拉伯字；长大成人后，开始教他们弗鲁斯亚（furusiyya），即一整套骑术和马上作战法，这是马穆鲁克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基础。 ³⁶ 这套战术强调人马合一，培养在马上使用武器的灵活、准确，提倡骑兵战友之间的战术配合，与基督教欧洲对战士的训练大同小异；的确，骑士精神作为作战和荣誉的守则在多大程度上为十字军骑士（knight）和新月骑士（faris）所共有，这是中世纪军事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然而，马穆鲁克只专注于骑兵作战也注定了他们的消亡。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军事新发展完全隔绝。如果他们对外面的事情稍有了解的话，也许就能知道，马背上的战士不可一世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他们与西欧的装甲骑士不同，既没有接触过原始的火药武器，也没有遇到过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小步兵为自己争取权利。直到15世纪末，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都无人挑战；结果，虽然马穆鲁克仍是人不离马，但在马上作战的技能却荒废了。

马穆鲁克制度有一点非常好：它完全不准世袭。马穆鲁克可以结婚，生的孩子是自由人，而且他们自己一旦不再当兵，就在法律上恢复了自由之身（不过还是不能脱离这个制度，也不能离开苏丹手下去投靠另一个主人），但是马穆鲁克的儿子当不了马穆鲁克。这个规定本应能够确保新思想和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然而实际上，它并未起到这个作用。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新招募的马穆鲁克一批批从中亚的大草原边疆地区来到埃及，但他们完成了见习期，学会了马上作战法后，就成了和他们的前任一模一样的人。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马穆鲁克地位崇高，而且因为这个制度是军事奴隶制，所以它凭借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攫取了各种权力和特权。它的成员无疑相信，要维护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最好毫不动摇地坚持过去他们赖以成名的做法。

然后，到了16世纪初，马穆鲁克突然遇上了自两个方向同时而来的火药革命的先进产物。葡萄牙人驾驶着装备重炮的舰船绕过非洲，向马穆鲁克对红海的控制发起了挑战。埃及边界的安全则遭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他们除了骑兵，还有大队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做后援。马穆鲁克的苏丹临时抱佛脚，企图一蹴而就，弥补上100年来军事上的疏忽和松懈。铸造了大量的大炮，也组建了炮手队和火枪手队。马上战术的练习得到了恢复，马穆鲁克开始认真重拾使用长矛和弓箭的技术。但是，马穆鲁克把恢复练兵和采用火药技术分成两件事来做，二者互不相干，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一个马穆鲁克接受过或肯接受使用火器的训练，炮手和火枪手都来自马穆鲁克阶层之外，是非洲黑人和阿拉伯西部马格里布的人。 ³⁷

结果可想而知。派去红海作战的炮手和火枪手大败葡萄牙人，因为作战的水域有限，葡萄牙人远洋舰船的优势无法施展，而且葡萄牙人的交通供给线也拉到了极限，几乎难以为继。纵马前去迎击有火药相助的奥斯曼军队的马穆鲁克却在1515年8月的迈尔季达比克（Marj Dabiq）战役和1516年1月的拉伊丹尼亚（Raydaniya）战役中均遭到惨败。结果马穆鲁克制度被推翻，埃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

马穆鲁克在迈尔季达比克和拉伊丹尼亚的战败基本上是同一个形式。在迈尔季达比克一役中，塞利姆一世指挥的奥斯曼军队把大炮布在阵地的两翼，把火枪手安排在阵中心，静等马穆鲁克发动攻击。马穆鲁克排成突厥人传统的新月队形发动冲锋，却被奥斯曼军队的枪炮打得落花流水。在拉伊丹尼亚，马穆鲁克带了一些大炮，本来想等待奥斯曼军队来攻，但发现自己被包围了，无奈之下再次用骑兵冲锋。他们一鼓作气，冲散了奥斯曼军队的一翼，但奥斯曼人靠火药转败为胜；7 000名马穆鲁克战死，活着的逃回开罗，很快就被迫投降。

这两次战役的战术没有什么特别，倒是马穆鲁克对用来打败他们的手段的怨懑很有意思。马穆鲁克历史学家伊本·扎布勒对他所属阶层的没落痛心疾首，借他虚构出来的马穆鲁克首领库尔特巴伊之口说出了几代勇敢骑士心里的话：

把我的话仔细听清楚，你们和其他人要知道，我们是天降的骑士，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我们任何一人单枪匹马就能打得你们全军大败。你们不相信可以试一试，但请命令你们的军队不要开枪。你们这里有各族人组成的20万大军。就在原地列起阵来吧。我们只派三个人出来作战……你们将亲眼看到这三个人的勇猛……你们用世界各地的人拼凑成这支军队，有基督徒，有希腊人，还有其他人，你们还带来了欧洲基督教徒的一个发明，他们在战场上根本不是穆斯林军队的对手，所以才狡猾地发明了这个东西。这个发明就是火枪，哪怕是女人放枪，也能顶住不少男人……我诅咒你们！你们竟敢对穆斯林用火器！ ³⁸

与库尔特巴伊的悲叹遥相呼应的前有法国的“无畏无瑕骑士”拜亚尔对机械武器的轻蔑不屑，他抓到敌方的弓弩手后必定处死；后有1870年普法战争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战役中冯·布雷多麾下骑兵的壮怀激烈，他们迎着法军的枪口发动“死亡冲锋”。这些表现代表的是战马时代日薄西山的岁月里世界各地马背上武士的不忿和不服。然而，库尔特巴伊这番话反映的还不只是阶层的骄傲、对变化的抵制、宗教的正统或对下等人的蔑视。他有不久前发生的确凿事实作证，说明刀剑类武器在马穆鲁克手中可以压倒火药，因为马穆鲁克具有统治世界的武士素质。1497年，年轻的苏丹萨达特·穆罕默德在开罗建立了一支由黑奴火枪手组成的部队，赐予他们特权，用他们讨伐不同的派别。也许他预见到了火药革命，也许他只是觉得火器能加强他的实力。无论如何，他的行为惹怒了马穆鲁克。当萨达特让他最喜欢的黑奴法拉贾拉娶了一个切尔卡西亚的女奴时——那时大多数马穆鲁克都是切尔卡西亚人——他们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据历史学家安萨里记载）皇家马穆鲁克表示了对苏丹的不满，然后，他们披上铠甲，带上全副武装。他们和大约500名黑奴发生了战斗。黑奴逃跑了，然后又集结在城堡的塔楼里，对皇家马穆鲁克开枪射击。皇家马穆鲁克向他们发起冲锋，杀死了法拉贾拉和约50名其他黑奴；剩下的黑奴四散逃逸。两名皇家马穆鲁克阵亡。 ³⁹

但是，马穆鲁克后来发现，当同等素质但条件不同的人打仗的时候，武器好的一边就会打赢。这是迈尔季达比克战役和拉伊丹尼亚战役的教训。这也是400年后日本人在太平洋对美国人作战的教训。那时，日本面对美国工业的强大力量垂死挣扎，孤注一掷，派遣身佩武士刀的自杀飞行员驾驶“神风突击机”撞向敌人的航空母舰。德国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学到的也是这条教训，德国军方对敌人在消耗战中的优势嗤之以鼻，最终却发现只靠战士的勇气是打不赢战争的。

马穆鲁克不肯吸取这个教训。1515—1516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马穆鲁克制度的消亡，因为它的形式对奥斯曼帝国太有用了。事实上，可以说伊斯兰教直到20世纪受到本质上与它南辕北辙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之前，容不下任何不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专业军队制度。无论如何，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马穆鲁克王朝不仅在埃及实现了复辟，而且在被帝国征服的遥远省份，如伊拉克、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也爬上了权力的宝座。然而，虽然马穆鲁克的地位恢复了，但是他们作为军人却冥顽不化。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他们再一次策马扬刀来对抗火枪大炮，在金字塔战役中不出意外地一败涂地。拿破仑为他们这种高尚的野蛮所感动，收了一个叫鲁斯图姆的马穆鲁克作为贴身侍卫。鲁斯图姆一直跟随拿破仑，直到他倒台。少数硕果仅存的马穆鲁克仍然坚持在马背上抗拒现代时代，直到1811年被残酷无情的穆罕默德·阿里屠杀殆尽。阿里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总督，他对马穆鲁克采用“基督徒”的作战方法毫无良心上的不安。 ⁴⁰

克劳塞维茨肯定知道金字塔战役，可能也听说过阿里在开罗对马穆鲁克的屠杀。这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表明，在选择战争手段时，文化的影响力与政治同样重要，经常比政治或军事逻辑更有可能占上风。尽管克劳塞维茨也许知道这些事实，却没有据此做出推断。巧合的是，他的学生赫尔穆特·冯·毛奇见证了穆罕默德·阿里最终成为马穆鲁克统治过的土地上奥斯曼帝国权力的代理人。其间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文化作为军事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比政治决定持久得多。

1835年，毛奇被普鲁士军队派去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实现军队组织结构和作战战术的现代化。这段经历使他心灰意冷。“在土耳其，”他写道，“哪怕是最小的礼物，只要是来自基督徒，都被怀疑是不怀好意……一个土耳其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人在科学、技能、财富、勇气和力量上都比他的民族强，但他却永远不会认为法兰克人因此可以和穆斯林平起平坐”。土耳其人的这种态度在军队事务上表现为执拗的无礼。“校级军官对我们很客气，一般的军官至少在礼貌上还过得去，但普通士兵拒绝对我们持枪敬礼，妇女和孩子时常在我们走过后对我们发出诅咒。士兵服从命令，但不肯敬礼。”

1839年，土耳其军队奉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命令，前往叙利亚镇压在埃及坐大，犯上作乱的穆罕默德·阿里，毛奇也被派随行。那是一次奇怪的遭遇。奥斯曼军队表面上实现了现代化，或“基督教化”，但埃及军队的现代化程度要大得多。其实，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就来自欧洲，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在希腊独立战争中初次见识了“基督教”战术的高明。他在对马穆鲁克的战争中的有些同盟，如法国的塞夫上校，原来是支持希腊独立的，后来背叛了那个事业。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叙利亚内兹卜的战役中消灭了奥斯曼的军队，毛奇只能在一边旁观；土耳其士兵——主要是招募来的库尔德人——被埃及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这一景象使毛奇决意回普鲁士去，因为他看到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人民抵制必要的改革，感到灰心失望。

后来，奥斯曼土耳其终于建起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却规定只有土耳其人才有资格参军。这种对苏丹和治下人民之间关系的人为限制严重破坏了奥斯曼政府在非土耳其人的其他穆斯林心目中的权威；人心向背成为一个主要因素，使得奥斯曼帝国在苏丹－哈里发1914年带领“基督教化”的军队与德国并肩作战时，已是如大厦将倾，摇摇欲坠。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烟消云散，苏丹或哈里发也随风而逝，唯一剩下的是它牺牲了一切建立起来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和毛奇之后的普鲁士军人如果对土耳其人失望不耐，认为他们顽不受教，那实在是最大的讽刺，因为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的同时，他们自己的帝国也土崩瓦解，连原因都是一样的：为达到错误的政治目的而有意采用战争的手段。深入参与苏丹军队“基督教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大战中站在德国一边，因为他们相信这会帮助土耳其变得更加强大。德国参战是因为它认为打仗是德国的强国之路。克劳塞维茨无疑也持同样的观点。这种由文化造成的世界观的歪曲给传统的德意志文化和哈里发臣民的文化带来的是同样的毁灭。

日本武士

基本上与马穆鲁克在火药面前折戟沉沙同时，世界另一端的另一个军事化社会通过直接挑战威胁它的环境确保了自己的生存。16世纪，日本的佩刀阶级遇到了火器的挑战；它想出了办法，把火器逐出日本，因而得以继续维持它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达250年之久。西方世界在16世纪曾和日本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后来，西方世界实现了商业化、扩大了海上航行、建立起各种工业、经历了政治革命，而日本的武士却把他们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消灭了外来宗教和技术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长达1 000年的生活传统和统治方式。日本的闭关锁国并非绝无仅有，19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的强烈趋向，但日本达成的结果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无论其结果是多么独特，它都证明了作战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政治的考虑。正好相反，如果高度重视维护某种文化形式，就有可能抵挡住强烈的诱惑，拒绝为打胜仗而选择取巧的技术手法，尤其是当胜利意味着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将遭到推翻的时候。

日本武士大致可以算是日本的封建骑士阶级。他们的兴起有赖日本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岛内又有山脉相隔。日本谷地的部族领导人（近似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山谷贵族”）宣布忠于天皇；天皇古老的宗裔深受尊敬，但天皇的权力纯粹只是名义上的。公元7世纪，一个部族酋长藤原镰足仿照中国的唐朝建立了中央政府，自那以后，政府一直掌握在某一个家族手里。最初执政的是藤原自己的家族，后来执政权转到在竞争中压倒了藤原家的其他家族手中。其他家族之所以能和藤原家族竞争并最终夺取执政权，是因为他们有征税的权力。从中国传来的佛教当时是日本的国教，享受着一项莫名其妙的优惠：佛教的寺庙免除税赋。很快，寺庙周边的世俗贵族也争取到了类似的权利；他们不但不用缴税，还向当地的农民直接征税。靠着征税获得的财富，不同的贵族家族在不同的时代在天皇的宫廷内行使实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到了12世纪，当时掌权的贵族说服了尚是个孩子的天皇赐予他“征夷大将军”的称号。首任征夷大将军源赖朝膺此称号时，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叫“幕府”。自那以后，幕府就一直行使着中央政府的权力，直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打败了幕府和谷地的权贵，把实权收回到宫廷手中，尽管天皇仍然可能不是真正的掌权者。

中世纪欧洲的很多贵族骑士不过是一群恶棍，但日本的大将军、随时伺机取而代之的其他军事家族的领导人，以及他们手下的武士（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成员们坚持自己高于庶民的社会地位，他们特权的象征是可以佩两把刀）却不一样。日本武士无疑是勇猛善战的战士。这方面的证明是，他们在抗击入侵的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260年，蒙古人向西挺进阿拉伯世界，向东则于1274年登上了日本群岛。然而，1281年蒙古人再次来犯时，一场台风使他们的舰队损失十之八九；蒙古人铩羽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格式对日本武士的生活至关重要，服装、甲胄、武器、武艺、战场上的行为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在这方面，他们与同时期法国和英国的骑士无甚不同。然而，他们的文化观却与欧洲人大相径庭。日本人识字非常普及，武士的文学文化高度发达。居住在没有实权的日本天皇宫廷中的大贵族孜孜以求的不是武功，而是文名，他们的行为又为武士树立了榜样。武士们都希望在剑道和作诗两方面均出人头地；武士信仰的佛教禅宗提倡静思和诗意的宇宙观；因此，封建时代日本最伟大的武士也是思想深邃、精神高远、造诣非凡的人。

在日本的封建时代，对大将军地位的争夺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但这种混乱并未超出可接受的界限。然而，到16世纪初，斗争失去了控制，威胁到了社会秩序；新贵推翻了过去的统治者，有些新贵其实就是匪徒；大将军的权力变得和天皇一样有名无实。后来，从1560年到1616年，相继出现了三位出色的强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他们以大将军的名义铁腕施政，重新恢复了秩序，有系统地全面削弱了佛教寺庙、自立门户的家族首领和无法无天的游民匪帮的力量。1614年，德川家康的平乱行动以围困封锁敌人最后的阵地——大阪的堡垒——而大功告成。之后，他下令拆毁日本全境所有非居住用的城堡。欧洲各国的国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拆光了各处贵族的堡垒，而德川家康的命令几天后即执行完毕，由此可见他的权威。

高超的带兵手段并非中央集权得以恢复的唯一原因。这三位强人对一种新式武器也都大力提倡。1542年，葡萄牙的航船把大炮和火器带到了日本。织田信长对火药的威力叹为观止，马上给他的军队配备了火器，并立即蠲除了传统作战的开战仪式。在那之前，日本人打仗开始时先由双方的勇士出面叫阵，这种自古流传下来的仪式几乎全世界通用；对阵的两军派出武将互相叫喊搦战、自报名号、展示武器和甲胄。即使在火器发明之后，这种仪式仍然存留了下来，但织田信长把它完全去除了。他让他的火枪手上千人排列成阵，众枪齐发，在1575年决定性的长筱合战中以火海战术大败敌人。 ⁴¹ 这与1548年的上田原之战比起来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在上田原战役中，拥有火器的一方错失了放枪的机会，因为开战的仪式刚刚结束，对方就挥舞刀剑发起了冲锋。

强人建立的统治本该使火器跃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到17世纪末，火器的使用在日本几乎绝迹，火器本身也难以寻觅。会制造火器或铸造大炮的日本工匠屈指可数，大部分留下来的大炮都是1620年以前铸造的。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中叶，直到佩里司令的“黑船”1854年驶入东京湾，强横地使日本人重新认识到火药的威力。不过，在此之前的250年里，日本人完全没有用过火药。这种自我克制从最后一位强人德川家康开始，他因平乱有功，最终升任大将军。他是如何做到不准使用枪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何做到”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德川家康的前任丰臣秀吉在1587年解除了老百姓的武装。他颁布法令，要求除武士之外的所有人把武器，无论是刀剑还是枪支，统统上交政府，宣布说要把收缴上来的武器熔化后铸造一尊大型佛像。当然，此举的实际目的是要恢复由政府控制的武士阶级对武器的垄断，以进一步巩固日本的平定。在火药时代，欧洲政府也颁布过类似的措施，不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目标。日本的严刑峻法使政府得以令行禁止。 ⁴²

接下来，从1607年开始，德川家康建立了制度，对火器和大炮的制造进行集中管理，并规定只有政府才有权购买火器。政府命令所有的铸炮和制枪的工匠把工场迁到长滨城，4位主要的制枪商被授予武士爵位，以确保他们对佩刀阶层的忠诚，还颁布法令，规定除非有枪械专员的批准，否则不准接受武器订单。枪械专员则只肯批准政府的订单，而政府的购买又逐年减少；到1706年，长滨城在偶数年生产35把大火绳枪，奇数年生产250把小火绳枪。这些枪支主要用于阅兵游行，要在约50万人的武士阶级中间分配，其作用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枪支控制大竟全功。日本退出了火药时代。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毫无疑问，枪炮是外国入侵的象征。它们使人联想到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这种联想虽然不合逻辑，但不可避免；传教士被认为预示着基督教的大举入侵——这种入侵不久前刚把菲律宾纳入西班牙的掌控。德川家康的继任者德川秀忠严格执行他的历届前任颁布的对传教士的镇压和驱逐令，但驱逐令颁发时为时已晚；在此之前，传教士已经抵达日本并开展了一段时间的活动。1637年，日本的基督徒发起了岛原叛乱，在作战中使用了火药，这更加重了大将军府对基督教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的怀疑。德川幕府平息了叛乱，此后的200多年内，无人企图挑战过它的权威。它也完全关闭了日本，把一切外国人和外国的影响拒之门外。

促使日本闭关自守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在外交政策中唯一的一次冒险。它于1592年入侵朝鲜，这显然是它想侵略中国的野心膨胀的计划的前奏，但到1598年，它对朝鲜的侵略以失败告终。然而，还有一个原因比排斥外国事物更加重要，同时也是这种排斥的深层理由，那就是当权者认识到枪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平民或土匪拿了枪，可以推翻地位最崇高的贵族，火药时代中每一个欧洲骑士对此都深有感受。塞万提斯就借堂·吉诃德之口谴责“一种让卑鄙怯懦的手夺走勇敢骑士生命的发明”。 ⁴³

日本控制枪支的第三个理由是它真正可以做得到。欧洲的武士可能因火药对他们生计职业的影响而痛心疾首，但欧洲的东南方边界漫长开阔，经常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大炮的猛攻；如果要想保证基督教的生存，欧洲人别无他法，只能使用大炮还击。就在技术进步增加了大炮的机动性和火枪的可靠性的同时，宗教改革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基督教徒不能向别的基督教徒开枪的禁忌因此消失于无形。日本则完全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遥远的距离和日本人尚武的名声保护了日本，使欧洲的航海者对它敬而远之；中国没有海军，也没有入侵日本的意愿；没有其他潜在的入侵者。在日本国内，虽然人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和派别，但在文化上他们是一个整体。因此，火药对国家安全来说并非必不可少，思想对立的各派也不用它作为取胜的手段。

对日本武士行为准则的强力维护也容不得使用火药。德川幕府不仅是政治机构，而且是文化工具。文化历史学家G·B·桑瑟姆（G·B·Sansom）写道：

它并不（把自己）限于征集政府收入和维持秩序，（它）还着手管理人民的道德，制定出了至为详细的行为守则。恐怕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深入地干预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不仅控制着全国人民的行动，还控制着他们的思想。 ⁴⁴

政府对于管理佩刀阶级的思想和行为特别重视，教授使用武士刀的技艺是唯一符合日本礼制教育的武器教范。德川家族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强人为了现实政治的原因的确使用过火药，但他们一旦达到了夺权的目标，火药和所有的火器就马上遭到了唾弃。

对武士刀的崇拜有好几个来源。它有佛教禅宗的培育，禅宗强调两个最高的理想——忠和忍；并因武士阶级的文化得到加强，“该文化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形式、仪式和优雅的表现精雕细琢、孜孜以求”。日本的剑道，如同欧洲击剑大师的剑术一样，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有一整套关于举止和姿态的规则；它象征着日本人对人生各方面“格式”的重视。 ⁴⁵ 它似乎体现了日本人关于顺应自然和自然的力量的信念，因为肌肉的动作是“自然的”，而火药的化学能量是非自然的。它毫无疑问地与日本人对传统的尊重相吻合，因为不仅剑道是传统的技艺，就连最好的刀剑也经常是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剑有自己的名字，和家族的姓氏一样由父传子，而姓氏本身就是佩刀阶级才能拥有的荣耀。

今天，这样的日本刀已成为收藏家的宝物。但它们并不单纯是美丽的古董。一流的武士刀是有史以来锻造出的最佳神兵利器。关于反火药运动，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说：

日本有一部电影，里面一挺机关枪的枪管被15世纪的伟大名匠金本大师锻造的武士刀劈为两半。如果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话，要记住像金本这样的工匠在锻造时对刀锋部分日复一日反复锤炼，锻成的刀锋含有接近400万层的精钢。 ⁴⁶

当然，要完全解除老百姓的武装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总是可以使用大镰刀和连枷做武器。但日常生活用的工具打起仗来无法与武士刀这类专门的作战武器一较高下。德川幕府确保武士对刀剑的垄断，就保证了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顶端的地位。

德川的逻辑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并不一致。虽然克劳塞维茨显然相信自己对战争性质的分析不涉及价值观，但是他依然受到了当时欧洲人信念的影响，即人类本性愿意参与“政治”或“政治活动”，政治根据其固有的性质是不断发展的，确切地说是“不断进步的”。天生保守、坚持原则、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威灵顿勋爵对世事发展极为不满，恰好为这一主张提供了反证。的确，克劳塞维茨似乎把政治看作自成一体的活动，是理性的形式和情感的力量的交会处；在政治中，理智和感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那承载了每一个社会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团结、神话、禁忌、规则、习惯、传统、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语言和艺术表达的巨大载体——却无足轻重。德川幕府的反应证明克劳塞维茨大错特错，并充分表明，在战争的众多属性中，文化自我延续的手段可能应该算上一个。 BxPp+0sqWvcaRHGu10NIl/+ppX8E/8htKp7eiIHvO1igb7YhcuDjPXDdUo7ET7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