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

郭方译
威廉· H ·麦克尼尔

历史学家是从他们自己时代的移动舞台上研究课题的，其结果是使过去不断改变着轮廓。任何活着的人在很久之后再度阅读他本人的著作，必然希望能辨认出时间带给对历史的理解不可避免的变换迹象和印记。使我明了这个公认的真理的，是威廉学院（ Williams College ）在我于 1988 年作为访问教授时，专门为我的主要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The Rise of the West ，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开设的讨论讲座，这是 25 年中我第一次重读这本书，重新访问一位老朋友——也是一次梦魇——的体验是既惭愧又兴奋。

当这本书在 1963 年出版发行时，是一次出乎意料惊人的成功。休·特雷弗 - 罗珀（ Hugh Trevor  Roper ）在《纽约时报书评》（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上做了过分的赞美，在圣诞节购物季开始后不久，它就上升到最畅销书排行榜中；这本书从那时起一直在印刷，到现在累计销售超过 7  5 万册，一种便宜的简装本（ 828 页才 1  25 美元！）在一年之内就将初版售完。

如今回顾起来，显然《西方的兴起》在当时被看作美国战后帝国态度的一种表现。它的论述范围和概念是知识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人类学者阐发的文化传播论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特别是《西方的兴起》是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上，即促进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与拥有新的和不熟悉的技术的外来者的接触。这种见解的一个推论是，科技发达（也就是文明）的中心以向其邻居展现有吸引力的新事物的方式使他们骚乱不安。周围科技水平较低的民族于是就被驱迫试图掌握这些新事物，以便使他们自己获得科技文化赋予其拥有者的财富、权力、真理和好处。而这种努力也在拼命效仿和同样强烈地想要保存传统的习惯与制度的愿望之间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矛盾，这些自愿的借用者想以此与文明生活也具有的腐败和不公正划清界限。

与其他文明的接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这一见解的第二个推论是，同时代各文明之间的接触应当是世界史学者所研究的关键问题，因为这种接触能够使每种文明所拥有的科技的种类和表现发生变化，而它们由此影响到上面所述的各地科技传播的方式。不论什么时候，一种文明通过其科技文化表现出来的明显优越性，就能够影响到与其发生接触的任何人，世界历史本质上可以说就开始向单一方向运行；因而通过考察在遥远的地方对新科技和新思想的接受，一位历史学家能够赋予细节的混乱以模式和意义，否则它们就会使得世界历史（按其严格的定义）不可理解。

在 1954 — 1963 年本书写作的时期，美国由于先进的科技与巨大的财富积累，正处在战后有能力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顶峰。由此我对世界过去的想象可以看作不过是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合理化而不予理会，即通过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形势来看待整个世界的过去，宣称类似的文化统治与传播模式是一直存在的。（当然明显的反驳是，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一种那时美国人尚未认识到的方法去适应其先例。）

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否认，他对过去的观点反映着他自己时代的体验，并与一种学术传统相互影响，这种传统带有它成长的时代和地域的一切痕迹。但是我至少可以说，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理解世界历史的方法，其方式与美国对当时世界的体验相一致。回顾起来，似乎值得欣慰的是，这本书在 60 年代早期被接受，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这种一致性。但若果真如此，无论是我还是评论者们当时都没有注意到这方面。如果说我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评述和美国在当时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如果确实起了作用的话）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若果真如此，那么所有的关联也完全是潜意识的。

从这 25 年间历史学发展的道路来看，对我考察过去的方式的第二种责难看来更为明显。《西方的兴起》倾向于与强者一道前进，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历史——也就是有技艺和特权的社会控制者，对历史变革的牺牲者们的遭遇表现得漠不关心。这无疑反映了个人的心理特征——家庭、种族、阶级和其他个人特点与经验，这导致我对人类所积累的控制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很尊重，并使其成为我们的希望。当每个人，包括今天生活最贫穷的人们不断从这些技术中获益时，我想我们必须钦佩那些开创这些事业的人们，并将人类在地球上的冒险看作一个令人惊奇的成功故事，尽管所有这些都包含了苦难。本书明确的理想是对人类的每一个新成就所带来的收益和代价做明智的衡量，但是看来像是一种公正的平衡的东西对我来说，易于把其他人看作一种可怜的辩护者，即为世界上每个伟大文明中从事各种事务的上层（成年男子）而辩护。

这些总体上的考虑很少在威廉讨论讲座上提出来。讲座是一周一章的形式，因此不同章节在质量上的不一致越加令人痛心地显现出来。最低点出现在第 4 章，标题为“中东地区世界性文明的兴起，公元前 1700 —前 500 年”。在一个简短的介绍之后，这章就担负起叙述军事—政治变化、行政系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保守与进步的任务，跨越 12 个世纪，涉及几十个民族和国家，其结果是令人疲惫和支离破碎，更加混乱而没能阐明问题，甚至对于一位有恒心和耐心的读者也是如此。

第 4 章的根本错误是放弃了按年代而是按专题在错误的地方安排材料。它将应该按顺序考虑的两个时代混在了一起：一方面是战车武士和贵族统治的青铜时代，一方面是民主的武士和文化的铁器时代。这种拙劣是不可原谅的。新出的资料与我写作时所了解的资料没有太大改变，从 1963 年起当代社会对古代中东地区出现的世界性特点的感受也没有任何改变。这完全是一个在论述方式上有缺点的例证，它违反了事物的本来性质，装扮出一种更简单、更真实、更适合的以专题来理解的方式。而且，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连续性的概念在现存文献中是完全为人所熟知的，回想起来，我想象不出我为什么使用这种次序把这章安排在一起。

另一个缺陷更进一步破坏了这一章的结构，这一缺陷在本书的其后部分也是明显的，我将稍后说明。《西方的兴起》认为不同的文明构成了真正的和重要的人类群体，并且他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题，但是在这一章中我讨论的是，各个曾经是独立的文明共同融合到一种新的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的世界性文明之中，而又没有消除各地方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很多的，因为在公元前 2500 年之后，一连串处于空隙之中和周围附属的社会，每个都拥有着文明的一切标志，兴起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的周围和两者之间雨水灌溉的土地上。

结果是，只要我主要考虑的是从各个不同文明的角度出发，这个历史舞台就变得格外拥挤。意料之中的是，这一章凌乱无序的原因在于，我努力想要说明，每个有其独特文化的民族是如何表现或证实我所强调的每个主题。这就需要我更坚定地集中在世界化进程本身，更仔细地考虑将中东地区各民族凝合在一起的各种新的活动，并且应该更明晰地强调这些。但是，这需要新的设想和概念，而在那时我是缺乏这些的，只是随后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探索。

第二个不那么困窘但是更为重要的失误发生在第 10 章，这章论述的是公元 1000 — 1500 年间的世界事务。在这方面，自 1963 年以来新的学术研究已经指出了一条更确切、更好地理解欧亚大陆世界发生了什么的途径。因而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忽略中国和中国文明在这几个世纪的中心地位，而是集中在“大草原地带的征服者们和欧洲的远西部分”，并以此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然而我的错误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对大草原地带的征服者们和中世纪欧洲的兴起如此强调，反映了我所受教育的偏颇。这一章纯粹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欧亚大陆的。在西方人看来，突厥人和蒙古人从东方地平线上突然地，可以说是神秘地乘马飞奔而来。虽然我确实提到官僚系统使得成吉思汗的军队如此强大，即便如此，我仍然没能把游牧强权的兴起与蒙古人使用了直接从中国借用来的军事行政官僚手段这个事实联系起来。结果是我忽略了这个时代世界平衡的最终打破者，这个破坏者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结晶使得中国的文化、财富和权势达到一个新水平，它在 4 — 5 个世纪长的一个时期内远超过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

并且，由于迫切要寻找出在 1500 年之后欧洲上升到世界领导地位的根源和征兆，我给予了拉丁基督教世界以过多的关注。这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是它最好应该放在下一章作为前言。从 50 年代的学术成就中我应该看到，尽管西欧文明是有活力的新发展，但它仍处在这个生存圈的边缘，并且应当强调这一点，就如我强调在这同样几个世纪中日本文明的成熟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我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者和中世纪欧洲的兴起给予了在世界事务中同等重要的地位。我甚至将中国贬低到遭受游牧者袭击的文明牺牲者的次等地位，将穆斯林世界的转变放在首位并给予更多篇幅，主要是因为我对此知道得更多。

回顾起来令人感兴趣的是，看到一些对中国在公元 1000 — 1500 年之间的领先地位的恰当评价的材料，在 1963 年之前我是可以利用的。特别是我使用了斯蒂芬·巴拉兹（ Stefan Balazs ）论中国在唐代经济变化的文章，我还看到了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的长篇研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的头几卷。但是直到罗伯特·哈特韦尔（ Robert Hartwell ）揭示了宋朝有色金属冶炼术的规模和经济管理的复杂性，斯波义信提供了宋朝商业经济的整体形象，和伊懋可（ Mark Elvin ）宣称对整个中国的过去有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理论解释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大约公元 1000 年左右变革的意义。

我的可原谅之处是一代人之间可利用的史学成就，仍然反映了对中国过去传统的评价，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若一个政权不能控制最北部的省份，在某种意义上就不能与中国在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皇帝统治下保持完整和统一的那些时代相提并论。因为宋朝（ 960 — 1279 年）从未能控制北方的蛮族，几乎从一开始就将中国最北部的省份丢给它们，可以说这个朝代不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时期，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艺术和文学在宋朝有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这不能弥补政治上的失败。在雅克·热尔内（ Jacques Gernet ）之前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中国的技艺是如何伴随着宋朝军队在草原地带边疆的败绩传播到这个国家的传统边界之外，打破了中国和它的游牧邻邦之间以前的平衡，并且如成吉思汗的事业不久后表现出来的，同样打破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从前的平衡。

从《西方的兴起》的研究视角来看，我没能理解中国在公元 1000 — 1500 年间的领先地位是特别令人懊悔的。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这本书就会有一种优美简洁的结构。照目前的状况，这本书的中间部分，标题为“欧亚文明的均势，公元前 500 —公元 1500 年”是建立在这样的想法上，即地中海古希腊文化（前 500 — 200 年）、印度（ 200 — 600 年）和在穆斯林统治下再度统一的中东地区（ 600 — 1000 年）进入了连续的几个文化繁荣时期，确保了它们中每一个在古老世界民族中的一个时期的领先地位。接着这个过去的简单结构是中国的远东（ 1000 — 1500 年）和欧洲的远西（ 1500 — 2000 年？）的繁荣和在生存圈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时代，就有着看来可以用事实证明的清楚条理和准确性。但是我的无知（和残留的欧洲中心论）使我在 1963 年看不到这一点。

这确实是本书的主要失误。当然，从 1963 年以来学术研究的进展使得本书中的部分内容过时了，不过这几乎都是在细节方面。一个例外是非洲，过去 25 年来相关的学术研究所揭示出的民族间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远比我在写《西方的兴起》时所能了解的复杂得多。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主要文明的中心，因此这个大陆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直到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因而有关非洲历史简短的段落现在是过时的和不充分的，这个缺点并没有像第 10 章未能认识到中国拥有世界领导权那样扭曲了历史的整体画面。

总之，认为与其他文明接触产生的反应是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在我看来仍然是正确的。而选择强调什么则是由这种认识发展而来的，除了没有能给予中国在 1000 — 1500 年之间以其应有的地位之外，我认为其他部分仍然是合理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重览《西方的兴起》是一种激励人心甚至令人愉快的体验。尽管它有缺点，但仍是一本好书，并且应当算作是在更为纯粹的全球历史学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现在看来，这本书的瑕疵只是因为，它认为能够辨识为独立文明的社会实体，它们的相互作用确定了全球历史的版图。不过，“文明”这个名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虽然我遵循 V · 戈登·柴尔德（ V  Gordon Child ）和其他人，将文明等同于一个这样的社会：它的职业专业化使得较高技艺得以产生——行政、军事、工艺、文字和艺术的技艺。这也适用于与新石器时代农村社会有区别的早期文明，但是它对后来时代众多文明兴起时的地域和社会界限说明不了太多，一旦至少是部分时间的职业专业化很广泛地扩展到向遥远的、为文明化消费者提供原料的民族中之时，这些人很难说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能力而文明化了。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什么人真正属于一个文明。新生的婴儿很明显不能取得成员地位，直到学到了他们的文化角色。但是穷人和没有技艺的人又是什么呢？他们的作用充其量也是有限的吗？那些生活在遥远的，也许臣属于一个更有优势的力量（至少有时是如此）的人们只不过是外国人吗？在一个文明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技艺和习惯，及享有者的不同状况，是如何共同适应而成为一个或多或少有凝聚力的整体的呢？我回到用“生活方式”这种表述来确认这种凝聚力的现实。但是这个借用自艺术史的隐喻也只是个隐喻，并且在实践中没什么用处，因为观察生活方式的密切关系远不如一个人比较人类的习惯和精神状态时那么容易，正如这还不如一个人观察艺术品和其他物质器件那么容易。

也许一个历史学家不需要明确地对待这些问题。如果一个人坚持名词的精确定义，论述就立刻会变成认识论的辩论，似乎永远不能从迷宫中出来。因此在我看来，完全可以说，文明所做的，是在事实上联合了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千百万人并经过了无数个世纪的重要方式，但是他们不是世界历史阶梯上仅有的演员。这是我在《西方的兴起》中未能充分强调的。请允许我更充分地解释我现在的观点。

一个共有的文字准则，和由这个准则构成的人类行为的期望，也许是我们认为的一个文明的核心部分。但是没听说过存在所有人都运用的这样一个准则。一个上层阶级人士，受到教育要尊重一部文献，它确定了什么是人类应有的行为规则，因而在实际上就界定了一个文明是什么。没有多少特权者在不同程度上共享了这样的观念，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体现它们，甚至最神圣的道德家们也不行。传统的期望原谅个人和群体的缺点，而较低的阶级和社会的边缘成员调整和适应他们自己更为地方性的道德法则和习惯实践，以给上层阶级的习惯留出余地——在某些方面他们必须顺应和服从，在某些方面他们能够保留私人领域和各异性。

但是要保持一个文明的凝聚力，还必须有信息的持续流通及其意义的微小变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在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中流动，以形成一个社会实体。这些信息的持续流通需要维持被视为一个单一整体、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足够凝聚力，即一个单一的文明，很明显凝聚力有各种程度的不同，而共有的特征在向边界地区发展时逐步减少。在一张地图上画出精确的边界差不多总是武断的，但是文化上的坡度确实存在，而当它们变得急转直下时，地理上的界限对于一种既定生活方式而言可能确实对一切使用目的变得非常明显。

在一个已经形成的文明内部，交通和通信方式对信息流通是非常关键的，当它们改变时，这个文明的边界和范围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提供了一个新范围，随着交流方式的改进，各种文明开始越来越经常地相互影响，并且其方式也越来越急迫，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各个文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开始萎缩，而一个新的世界性实体——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称之为一个世界体系——开始能够取而代之成为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个进程我在第 4 章中处理得如此拙劣，而在处理基督教时代的 1000 年中，几乎将 1850 年之前的部分完全忽略掉了。

这样，除了第 4 章的问题外，拙著方法论上的主要弱点是，当它强调跨越文明边界的相互作用时，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今天生活的生存圈世界体系的产生。相反，在组织本书时，我只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概念，即一系列的繁荣先体现在一个文明中，然后又体现在另一个不同的文明中，而我们本应该为生存圈的进程留下余地。怎样做到这一点尚待考查。对跨越过去 2000 年的各个文明（和地球上所有其他规模较小和技艺较低的文化）的评估，必须与一个越来越多的人跨越文明边界联系起来，与正在出现的世界体系的这幅图像结合起来。

要使之成为一种可行的事业，人们需要对世界体系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概念；这个世界体系在古代中东地区首先显现，并在现代世界第二次出现，并且必须考虑到，这两个体系是如何将它们遇到的更为地方性的文明和文化景象贯穿在一起的。当然，这不是说这两个世界体系是相同的。很显然，在每个体系依靠的交通和通信扩张网络的程度上，技术基础的不同是非常显著的。因为每个世界体系以某种方式起源于政治、军事和经济行为，所以值得记住的是，公元前二千纪和一千纪制度上的传统与公元后一千纪和二千纪是十分不同的。

如果人们考虑到从大约 1870 年以来的世界，此时即时通信和机械动力的交通开始在全球基础上显示它们的影响，很明显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建立在经济互补性和交换之上的；其次是建立在制度的安排上——首先是在军事政治方面——和观念、技艺与趣味随着变化了的经济和政治行为而流通。人们也许会认为经济交换类似的首要地位在较早的时代也存在，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文明最早的开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即使如此，在很长一个时期，这样的交换是最低限度的，从它们局限于战略和奢侈物品方面可见。当然几乎不可能不如此，因为只要交通时断时续、经常受阻，人们就不能安全地依靠从远处运来的货物来供给日常需要。

尽管如此，城市却是这种情况的例外。当然所有的城市必须依靠食品输入，并经常发现难以在相邻的内地找到足够的粮食。很久以来，在形成能够从远处供给城市所需的市场体系之前，一些大的首府城市依赖从相对较远的地方运来的贡赋或税收形式的食品。中国的运河系统最初就是用来运送食品和其他货物以满足宫廷、军队和生活在京城的人们的日常所需的。类似的，罗马帝国用从埃及和北部非洲的贡赋补给它的人民；麦加和麦地那这些伊斯兰教的圣城，也从哈里发统治的早期就依靠从埃及运来的粮食补给；还有许多帝国和宗教中心的繁荣和壮大，也是依靠从遥远的地方运来、以食品供给为形式的税收和贡赋之力。

不夸张地说，早期文明中文化的繁荣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依靠的是运用直接控制的手段，将食品和其他货物集中到宫廷和神庙中心。分别的、自立的文明的真正概念的标志是这种早期劳动分工，由此许多人在田地中劳作，而有特权的少数人消费租税产品，实验文明的所有技艺。而从一开始，纳税者和消费税收者这种简单的两极就被一些局外人弄复杂了，他们被免除了通常租税的负担，然而起着如商人那样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渴望得到稀有珍品的人的承办商，他们不能处于被控制之中，因为他们来自确立的权力能及的范围之外。

对于那些想要这类货物的人，一种可能性是派出武装远征队伍去寻求在国内不能获得的东西。吉尔伽美什对黎巴嫩森林的出访，提供了这样一次较早的远征的文字例证。而阿卡德和萨尔贡的军事作战（约公元前 2350 年），其目标可能是掳获金属和其他战略上有价值的供给；它们在美索不达米亚运用武力从日常行政和税收范围之外的地方收集战略物资，比起依靠交换是远为缺少效益的。特别是由专业手工艺人为文明的神庙和宫廷生产的奢侈物品，能够供给原料的聚集地遥远的君王，他们能够组织当地的人力掘矿，伐木或生产文明中心所需要的粮食。用这种方式，每个早期文明在它周围创造了一个贸易伙伴的边缘地带，他们对文明工场生产的货物的有弹性的爱好如同文明人对原料和其他稀有物品的爱好那样一致。甚至在很早的时代，这样的联系就延伸千万英里之遥。牲畜驮运商队和航海船只早在至少公元前三千纪就经常被用来进行这种长距离贸易，当时贩运货物的商人的特殊法律地位建立起来，而他们的旅行必须使他们穿越政治和文化的疆界。

这些供给者依靠航船和牲畜驮运商队将稀有物品从它们的产地运到它们的消费地，只要每个文明被一个供给者网络这样围绕着，分离的、自立的文明概念就为历史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模式。当然，技术和思想随着货物交流，来自边缘地带的蛮族不时征服文明的中心，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信任常常会抵消文明民族经常能依靠的数量上的优势。

在古代中东地区，生活于不同地域、有着各种语言和其他多样外部特征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促使公元前 1700 —前 500 年间一个广阔的世界体系的产生。不像最近几个世纪的世界体系，在古代中东地区，主要的控制权先后保留在几个不断扩大疆界的大帝国手里——埃及人、赫梯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和波斯人。但是掌管着这些帝国的税收和贡赋征集的官僚体系与驮运商队和航运网络共存，这些网络先于政治帝国存在，它们的活动地带常常扩展到甚至范围最广大的政治疆域之外。因而商人们活跃起来，有时甚至在租税体系留有的裂缝和空隙中成长壮大起来，他们供应老的或新的商品，在市场销售中获取利润。

这种结果可以看作某种独立的文明从进化而来的领土扩大的形式。这就是我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所述的。而这种思考方式忽略了在新帝国兴起后长期存留的宗教、语言和道德伦理体系继续下来的多样性，也低估了市场和长途贸易将古代中东地区联合在一起，并将中东地区与范围不断扩大、政治上独立的边缘地带联系起来的经济作用。市场关系，就其起源于非强制性的人类选择而言，是一种简单但是重要的方式，有别于较古老的靠租税集中资源的方法。人们在他们情愿这样做的时候会工作得更有效率。当他们能够自己选择买卖什么东西时，和通过这样做至少能满足他们的某种需要时，结果就很可能是财富的总增长，在我看来，它在公元前二千纪开始出现，并在下一千纪的进程中变为常规性和可以预期的，至少是在这幅以商业为基础的图景的中心场所，也就是越来越世界化的中东地区是这样。

这一切在《西方的兴起》中都描绘了个轮廓，但是未做深究。例如，我使用过“大社会”（ the great society ）这个术语来表述贸易和市场在汉谟拉比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进入与租税共生状态的情况，但是这个思想没有用来组织随后几个世纪的历史，而是完全从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消失了。我过于全神贯注于文明这个概念，而把事情搞砸了，没有给予一个跨文明进程的最初出现以应有的不断强调。

确实有一种看法，认为在爱琴海岸（后来是地中海）和印度公元前 1500 年后的文明，是并且一直是以中东地区为中心出现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们一直知道，古风时代的希腊人从亚洲和埃及技艺更先进的民族得到大量借鉴。某些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部印度。所有这三个地区和其中的各民族在整个古典时代一直有着密切的、不间断的接触，这种交流终结于亚历山大的军队推翻了波斯帝国并使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成为中东地区的统治者。因而，为什么希腊人不应被看作加入到这个共同的和不断世界化的事业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呢？无疑，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答大部分建立在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基础之上，反映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印度教的印度和这个土地上的伊斯兰统治者之间历史上的敌对——虽然在这些后来的时代里，商业和其他的联系跨越敌对的文化和宗教边界总是保持着活力，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趋于增长。

无论如何，我对这种选择没有任何真正的考虑，而是遵循前例，围绕着三个分离的和独特的文明：中东的、印度的和希腊的来组织公元前一千纪西部欧亚大陆的历史。而所发生的可能正如已经描述的中东地区“大社会”囊括新地区和新民族的扩张那样，具有他们自己多变的文化特征。从这个生存圈的观点来看，甚至遥远的中国在公元前 100 年后也开始与这个体系联系起来，当时驮运商队将叙利亚和中国联结，开始沿着丝绸之路经常进行商业活动。大约在同时，海上航行作为驮运商队的补充，也将地中海世界与印度、印度与中国联系起来。

这个古代世界体系在经过了仅仅两三个世纪的扩张后，就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主要是由于沿着新商路传播的致命疾病，造成灾难性的大批人死亡，特别是在罗马和中国。人口的下降招致或是使得蛮族入侵，造成了欧洲历史上黑暗时代的降临。类似的破坏性较小的崩溃也发生在公元 220 年汉朝被推翻之后的中国。因此，横跨欧亚的长途贸易由于这个生存圈两端遍布的贫穷和政治上的不安定而衰落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在另一方面，印度洋和邻近水域的海上航行的衰落也许没有比之更甚者，尽管有关信息稀少得令人困扰，以致没有人能确定是如此。

尽管最早的世界体系的崩溃在黑暗时代随之发生，但是不久复兴就变得明显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在铁器时代的蛮族入侵瓦解了青铜时代初期的世界一统后，在中东地区长期接触的复兴的方式相同。并且当复兴在进行中时，中东地区是如以前那样的中心。骆驼的驯养这个事实有助于这一解释，它开始用于由战士和商人们所使用的改进了的交通。据理查德·布利特（ Richard Bulliet ）说，骆驼的驯养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很久的过程，开始于南部阿拉伯半岛，可能早在公元前 3000 年，但是它对文明世界起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时间仅限于公元 300 — 500 年之间。在这些世纪中，骆驼取代了轮车在中东地区用作交通工具，不久就成为中亚、北非和相邻地区主要的货物运载工具。

骆驼能够穿越通过其他方式不能进入的沙漠。在陆地上如同远为知名的欧洲海员于 1500 年之后开拓海洋那样，在地理上和文化上达到的效果是类似的。对于骆驼商队来说，先前是与世隔绝的地方现在可以到达了，文明贸易网随之延伸扩大了。阿拉伯半岛与中亚绿洲和沙漠、它们北方的大草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道是这种驮运商队交通的增长最强有力影响的地区。它们全都被卷入与文明生活已有中心——首先是中东地区与中国——比以前可能有的要远为密切的接触。结果是在公元 500 年到 1000 年之间，一个加强了的生存圈世界体系开始蚕食掉文化的自主性。一个表现得比任何其他方式更为显著的进程，是伊斯兰教传播到旧世界新近开放的边缘地区。

确实，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一个延伸到跨越文明和其他文化疆界的世界体系的复兴是齐头并进的，并可以认为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的确，在穆斯林的头几个世纪，赞同穆罕默德的启示的信徒团体只是中东及邻近地区的许多其他宗教团体中的一个。由于《古兰经》的训示要求穆斯林容忍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宗教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在事实上被制度化了。伊斯兰教中心地区的文明因而成为一幅镶嵌画，其中分离的各宗教团体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处理它们自己的事务。公元 1000 年之后的征服和皈依，将伊斯兰教带入了印度、东南亚，并跨越大部分欧亚大草原地带，还有东南欧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片地区，给这幅镶嵌画添加了更大规模的多样性。只是在这个文明世界的两端，在中国、日本和北欧与西欧，更为古老形式的社会与文化同质性仍居于优势地位。

在伊斯兰教统治区域持久的文化多元化，是与伊斯兰教律法施加给政治当局的特别限制相适应的。这意味着要比伊斯兰教以前时代一般意义上给贸易和市场行为更大的自治权。在穆斯林事务的规划中，商人社团很少有完全的自治权，但是他们受到尊敬，并且通常能够指望从穆斯林政权当局得到保护。毕竟，在成为先知之前，穆罕默德是一位商人，可以想象，对商人生活模式的赞许，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这个兴起的商业世界体系在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是源自中国人从中东地区借鉴，而在一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使用一种新的、更有效的交通系统中的运作。中国人从中东地区借鉴的是一系列维持地方和长途贸易网的惯例、实践和道德观点。佛教沿着中亚的贸易路线传入中国，起了主要的转运代销者的作用，输入了与作为一个商人的生活协调得很好的思想习惯和道德规范。（比较而言，儒家一直鄙视商业，将商人看作社会的寄生者，靠贱买贵卖谋生，没有给他们掌握的货物增加任何价值。）

但是赋予中国商业习惯和前景的传播以特有的重要性的，是一个运河网络已经存在这个事实，它将黄河流域和更为广阔的长江流域联系起来。驳船和运河船能够容易地在这些运河上往来航行，并几乎是绝对安全地运载相对大批量的货物。中国的运河在许多世纪中一直为了农业和税收征集而建造。而到了公元 605 年，当连接这两条大河流域的大运河完工时，中国的国内水路网络就能够联系有差别的和资源互补的地区。结果，贸易和商业的规模与重要性在中国内部就能上升到远超过在中东或其他地区所能达到的程度。旧有的互相依赖和地区交换的最高限度被打破了。一种由人类努力的市场整合的新范围正在全面起作用，普通人民甚至贫穷的村民靠它能够放心地依靠买卖来付税，甚至为他们自己提供食品和日常消费的其他用品。

人们对此不应夸大。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农民买稻米都是为了使养蚕专业化，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自己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大部分或所有食品。然而，当专业化证明能够以这种形式支付甚至略微改进生活水准时，中国的农民和市民开始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前所未有的规模上专业化。其结果当然是技艺得到了改进，一个社会整体财富的大量增长。一个标志是中国的人口在宋朝几乎翻了一番。另一个标志是中国手工技艺开始超越世界其余地区这个事实。丝绸、瓷器、火药和造船是中国的优越地位的较重要例子中的几个，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无数市场繁忙的交易和运河的庞大船队保持着货物的流通，并使得一个地区的剩余产品与其他地方生产的剩余产品以前所未有的可靠性和效率进行交换。

中国的商业化影响从未局限于政治疆界之内。相反，加强了的驮运商队贸易跨越了中国所有的陆地边界，而大规模扩大的海上商业不久也同样发展起来，将中国的货物以比从前大得多的数量运到印度洋，以及跨海运到日本。这个以前的中心在中东地区的大城市和集市的世界体系，于是获得了一个新的和强有力得多的生产中心，并且并非偶然地将它的范围扩张到遥远的西欧和像日本这样以前是边缘的其他地区。

中世纪研究学者早已认识到在公元 1000 年之后城市的兴起对欧洲的重要性，以及香料贸易联系欧洲消费者和遥远的印度群岛上的生产者的作用。但是历史学界尚未习惯于这个想法，即这只是一个更大的现象的一部分——一个正在出现的世界体系的扩展和加强，现在几乎包括了全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区。欧洲和伊斯兰的历史学家都还没有认识到，中世纪欧洲文明在公元 1000 年以后的兴起是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从中东地区向东转移到中国同时发生的。这不足为奇。我们的中世纪研究者惯于在过去专注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国家历史——专断地以 19 世纪后期的环境来投射整个人类的过去，当时法兰西和不列颠帝国确实覆盖了地球大部分地区——这需要在想象上有一个真正的飞跃来承认中国的首要地位，尽管马可·波罗是在对立的方面。

下一个大章节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起，当然是更为人所熟知的。确实，使这个词组闻名的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相信它只是在大约 1500 年随着欧洲人的航海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开始的。这些发现当然确实改变了世界贸易模式和世界文化关系，将南北美洲和无数大洋上的岛屿卷入了扩张中的世界体系的旋涡。在令人惊奇的几十年内，创新活动最活跃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面临大西洋的一面。在 1500 年之前，资本家们在一些意大利和北欧城市国家的城墙内已获得相当大的自治权；甚至在这种政治结构衰落后，某些新的君主国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在欧洲取代了城市政权，继续给予商人和银行家几乎不受阻碍的空间扩张市场活动，而在中国以及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地方，对私人资本主义积累不抱同情的政治占有上风。以好政府的名义，亚洲的统治者们一方面用没收性的税收，另一方面以消费者的利益管制市场价格，有效地阻止了大规模企业的兴起。这就将大规模商业企业，不久又将矿业和种植园农业越来越多地留给了欧洲人。因此，西方的兴起以至在近几个世纪取得世界霸权的进程就启动了。

对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明朝在 15 世纪 30 年代之后选择了放弃海外冒险的学术研究，比起欧洲人通过航海开拓向他们敞开的新世界的丰富文献来，一直是很薄弱的。对中国和欧洲的扩张的动力在约 1450 年到 1500 年到达的转折点之前和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为今天的历史探讨提供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题目，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面临 21 世纪时，我们虽然已知道远东被远西取代这个发生在 16 世纪的情况可能会扭转过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国在公元 1000 年之后的兴起依靠的是从中东地区首先得到借鉴，欧洲在 1500 年之后的世界性成功也是首先从中国得到借鉴。如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纪录成为环太平洋地区进一步获得成功的前兆，很清楚的是这种成功也将依靠首先借鉴欧洲（和美国）的技艺。这看来似乎是世界历史最清楚的模式之一。也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没有什么民族或国家可以不利用地球上任何地方已知的最有效和最强有力的工具，而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其余地区的。因而世界领导权在任何地理上的转移必然是以成功地从先前确立的最高优越技艺的中心借鉴为开端的。

世界体系的这种波动性成长，伴随着变换着的中心和将大量多种民族和文化囊括进来，现在在我看来，这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我在写《西方的兴起》时却对其大部分未予注意。甚至对于 1500 年之后的几个世纪，我本打算用文明的包装来组织我的观点，只是在 1850 年之后，我确实认为亚洲分离的各文明和自主性被打破了，屈从于一个新的全球性世界。但是自主性在 1850 年以前很久就一直被侵蚀着，在 1500 年以前很久，甚至在 1000 年以前很久也是如此。我现在认为，这种进程可追溯到文明史的真正开端，并且应当如其本来面目展现出来，即分离的各文明和它们相互作用的历史是并行的。

准确地说，一种记叙如何能够将人类过去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不容易具体说明的，只有进行尝试才能检验这种可能性，而现在这应当成为世界史学家应做之事。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主要特点，而在这种多元化之下也有着一种重要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通过一个世界体系的兴起表现出来，它超越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因为人类希望拥有这个体系运作的结果。换言之，他们要得到他们不能在附近找到的稀有和贵重的物品，而不久他们就也有通过市场交换回报给有效率的生产者而激发和维持的致富愿望。与此相关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个人把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与市场交换有关的活动上，世界体系就从它最初的边缘地位成长为在我们当代所享有的显著的中心地位，而这种互相交换和互相依存仍然是可以与文化的多样性完全相容的，并且至少就目前而言，也与政治的多元化和对抗可以相容。这三者都属于一部这个世界本来的历史——不管这是因为什么。

最后，还有人类另一个层面的经验值得历史学家们注意，即我们与构成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所有其他有机物的相遇和冲突。农业是这个历史中的一章，各种疾病的影响也是如此。而科学理解的新近兴起和这种理解有时能够做到的广泛控制也是这个历史的第三维度。如上面所提示的，疾病在基督纪元的头几个世纪中影响了交换世界体系的历史。在 14 世纪更短的时间内，黑死病蹂躏了中国、中东地区和欧洲。更重要的是，文明化的疾病经常摧垮文化精神和新近暴露在疾病蹂躏之下的民族的独立性。这种疾病在 1492 年之后打击了土生的美洲人，当时他们突然暴露在欧洲人（后来是非洲人）的疾病之中。这是最富戏剧性的，但绝非是这种现象的唯一例证。农作物、驯养动物和不受欢迎的害虫和传染病是生态史的另一方面，关于这方面历史学家所知甚少。这些也明显地影响到经济和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其方式与流行瘟疫相同，使得一些人群繁荣，而惩罚甚至毁灭了其他人群。

人类历史的这些层面因此也应当在对过去任何真正满意的记叙中有一席之地，它们也应当被编入记叙分别的文明和文化的兴起和精致化的情况中，并被看作其重要性可与一个经济上互补、文化上共存的世界体系的兴起相提并论的生存圈进程。

这样的任务对于世界历史学家而言也许是望而生畏的。就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缺少任何方面显然都不适应人类状况的复杂性。这并没有使我认为它是不可能的——虽然需要极大努力。资料是存在的，需要的是将它们搜集起来并编排好，然后构建起一种清楚优雅的论述，用以表现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类历史的不同方面和相互作用的潮流。历史学家常常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任务，即使是在写有关一个人数相对少的民族和有限的时期时。资料几乎总是过于丰富的，只有经过选择和安排才能够明白理解。如何才能用一系列话语在读者心中激发出对过去的一幅肖像画，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经常在培养的艺术，而我们现在处于应用这种艺术以一种比以前可能做到的更正确、丰富和精确的方式来描述人类过去整体历史的阶段；这只是因为历史的学术成就以空前的广度来研究全球整体，而历史概念的进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水平，使得研究世界历史的所有成果，甚至如我这样新近的成果，看来也基本上过时了，明显也需要被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