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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
，
1917
年—）所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是一部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巨大，并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全球史”和“总体世界史”著作。要探讨这种承前启后的学术源流，应当把它放在
20
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中了解其重要意义。
西方史学在 19 世纪起逐步形成了有着系统研究和教学规范的一门学科，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造成了其局限和缺陷，即“西方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这种立场将历史学变成了西方发展扩张和宣扬个别民族“优越性”的国别史，而漠视世界其他地区与文明的历史和世界人类整体的历史。还有就是注重于以文件材料为依据的政治史和重要人物事件的历史，而忽视了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史和普通民众的历史。此后，由于社会科学和哲学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的迅速发展，也由于考古学、人类学在世界各地的新发现和新成果的影响，在 20 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一批从不同于传统史学的角度研讨论述整体世界史的著作。如以独特的历史哲学思考论述人类各文明历史进程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思想新颖、文笔生动的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威尔·杜兰的《文明的故事》，等。这些著作在西方思想文化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在专业史学界却未被广泛接受。史学家往往认为，它们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失之空泛或肤浅，不符合史学研究的规范，并且其论述多有偏离史实之处。许多人更认为从专业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除了教科书和多人合编的通史而外，撰写“整体世界史”是不切实际的。但麦克尼尔就是西方专业史学家中首先作了这种尝试并取得重大成就者。
麦克尼尔于
1917
年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其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后来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历史，
1947
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荣誉教授。他在
1949
年撰写的《西方文明史纲》
，半个世纪以来多次修订再版，成为西方最畅销的教科书之一。他有关中世纪欧亚大草原、中世纪威尼斯的商贸枢纽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苏三国的合作与斗争的专著，
也为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经常引用。但麦克尼尔称自己从
1936
年起就开始构思一部综述世界各文明自古至今相互影响的进程的著作，
1954
年他开始动笔，
1963
年他的这部《西方的兴起》出版。这期间的
27
年，世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亚非众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和兴起、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等，所有这些使全球各地的联系远比以前更加密切。在这种巨变形势下，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进一步影响了史学研究，如社会科学类型模式与比较方法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思想在学术界影响的加强、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进展和新理论的层出不穷，西方专业历史学界如“年鉴”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等也取得显著成就。在此背景之下，处于头号“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有了对一部新的整体世界史的需求，《西方的兴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写了出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它一出版就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麦克尼尔与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后来写过汤因比的学术思想评传。
麦克尼尔对汤因比在大多数专业历史学者趋于专精之时，以文明的概念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活力所作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汤因比试图将世界所有文化融为一体，表现了从宏观角度探究历史的卓越洞察力。但麦克尼尔也指出汤因比《历史研究》的缺陷，他认为汤因比没有充分认识到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接触是使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并且，他认为，汤因比过分依赖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模式，对其他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缺乏理解，因而对各文明的选择取舍过于武断，在分析其他文明时有许多明显错误。此外，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往往是先确定观点，再选择适用的史实，这就难于为专业历史研究所接受。
正如汤因比要以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弥补斯宾格勒德国的先验主义方法的不足那样，麦克尼尔要以美国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来弥补汤因比历史哲学方法的不足。他不但以相当多的各国史学权威著作作为注脚来支持自己的论述，同时也吸收威尔斯、房龙、杜兰等人著作生动新颖的特点，以大量的插图、地图和图解鲜明形象地体现了自己的世界史构想。因而《西方的兴起》同时引起了专业历史学者、思想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兴趣。
曾对此书的写作提供意见的汤因比说：“《西方的兴起》是我所知道的叙述形式的世界史中写得最为清晰透彻之作。我确信任何读这本书的人，将会对造就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获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而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持强烈批判态度的英国史学家特雷弗·罗珀（
H. R. Trevor-Roper
）也认为：“这不只是一本最有学识和最有见地的书，它也是曾经出版过的叙述和解释整个人类史的书中最具吸引力的，阅读这本书是一种令人非常满足的体验。”
《西方的兴起》的发表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是专业历史学家写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十几年后，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恐怕要以
L
·
S
·斯塔夫里亚诺斯和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
而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其
1970
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也首先提到了《西方的兴起》这本书的重要意义。三十多年来，《西方的兴起》多次再版，在西方众多的史学著作、史学评论和史学史中常常被论及和引用，有人将麦克尼尔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并称为
20
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
《西方的兴起》采用了从古到今的叙事史结构，将全球文明作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整体，并以“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农业、战争以及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显然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各个文明的比较和兴衰的评价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探讨应以此为出发点。麦克尼尔认为研究世界史必须将各文明及其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文明的演变首先是由于生态、人口变化的促使，接着是同拥有较高阶段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只有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者才能生存和发展。这需要从世界史的高度考察，才能明了推动文明和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只有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才能有充分的空间容纳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事实。
《西方的兴起》全面具体地体现了这些思想。全书对西方读者较熟知西方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重要史实只是简约叙述，而对世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演变与成就的阐述却较一般西方通史系统详细，这使作者认为《西方的兴起》这个题目也许会造成读者的误解，但他希望这种“误解”会使读者通过思考而掌握这本书的思想和观点，即“西方的兴起”只是人类漫长文明史进程中经历了各文明的交替兴衰之后，在近五百年才出现的一个时段历史现象。
全书分为
3
篇
13
章，译为中文有
80
多万字。第一篇为《中东统治的时代（至公元前
500
年）》，第二篇为《欧亚文化的均势（公元前
500
年—公元
1500
年）》，第三篇为《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
1500
年至今）》。书的这种布局的中心是“欧亚大陆生存圈”（
Eurasian Ecumene
）的观念。书中纵览了在这个大生存圈几千年各个文明相互影响、兴衰演变的宏观全景。
第一篇简述了原始社会人类从采集、狩猎到游牧、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部落与村落关系开始形成，使文明有了发生的条件。文明首先在中东特别是两河流域获得突破，在约公元前 17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形成了中东占统治地位的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的世界性文明。本篇中强调了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古代城市的形成是文明创立的标志和传播的条件，成为商贸、文化交流的出发点和中心枢纽。这些枢纽的联结就逐步形成了一种往往超越政治权力控制和某一文明范围的“大社会”。在中东周边，中国、印度、希腊各发展出了独特的文明，与中东一起组成了欧亚大陆（及北非）大文明圈。这个大文明圈中各个文明的交互影响作用，通过游牧、农耕、工商等不同生活、生产方式和技术交流、人口增长迁徙、生态变化、商贸和战争各种途径得到体现。
第二篇论述的是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1500
年这段欧亚文化的“均势”时代，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希腊—罗马、中东、印度、中国几个主要文明中心，并且都有伴随着军事—政治扩张和贸易而带来的经济文化圈的扩大与相互碰撞和交叠，特别是这个大生存圈游牧、农耕与工商三种地带及生活、生产方式的相互吸引与碰撞，较广泛、较迅速地刺激了技术、工艺、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欧亚大陆北部大草原地带对文明中心的一系列大冲击，其中包括日耳曼人等蛮族、突厥人、蒙古人等的冲击，使各个大帝国统一和分裂混乱局面在整个欧亚大陆交替出现。书中分章论述了希腊及希腊化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草原游牧帝国、欧洲“远西”文化各自占优势的时势，却唯独没有专章总论中国文化，只在各章中有分散的论述。麦克尼尔后来自己也认为本书最大的失误，破坏了“生存圈”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这样，他有关“欧洲在
1500
年之后的世界性成功是首先从中国得到借鉴”的看法，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充分的论证。
第三篇为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
1500
年至今）。这才到了此书的点题之笔——西方的兴起，即论述欧亚大陆位于“远西”这一小部分向全世界扩张的进程。第一步的扩张是
16
、
17
世纪，欧洲最初的航海与发现在美洲和俄罗斯形成了其外围地区，并渗入了亚洲、非洲的边缘，开始改变了世界平衡的格局，但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等帝国仍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和农耕世界中保持着已不稳的均势。在欧洲进行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后，凭借其工业、科技带来的军事优势和经济力量，原有的游牧、农耕世界及一些保留着原始文化的角落都被陆续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约
1850
年起，西方的急剧扩张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这种“西方的兴起”的扩张模式虽然较以往著作对其他地区的历史演变予以更多的关注，但实际上仍是将世界“非西方”各部分视为先进科技、文化、政治、经济体制的被动的接受者以至“受惠者”，而忽视了这些地区人民对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对于这个模式，作者后来也作了反思，尤其是在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写出了《近代世界体系》（三卷）之后，显示出将现代世界只看作是西方文明的扩张是片面的，同时麦克尼尔也认识到古代各文明也常常形成类似的跨文明世界体系的形态，只将文明的世界整体性限于各文明交合处与商贸、征战方面的相互影响是不全面的。
书中最后一部简述当代形势时，没有摆脱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两极思维的模式，而忽视了亚、非、拉美广大地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斗争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虽然作者也认识到这种“冷战”形势未来会发生改变，但这类变化必然会建立在“西方的兴起”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基础之上。总之，《西方的兴起》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甚至被批评带有某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以文化渗透的概念理解世界历史，反映了当时美国的自信及扩张主义，麦克尼尔后来也承认也许是受了当时美国人的情绪和时代的不自觉的影响。
但这本书毕竟为整体世界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预示了此后西方史学界及历史社会学界整体世界史著述的繁荣。正如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宏观历史’已如此说的：长时间失去信誉，如今又回复了有利地位，但不是我们惯于将其与阿诺德·汤因比相联系的那种。今天它以长篇的、学识高深的著作的形式出现……
W. H.
麦克尼尔在多年前称之为《西方的兴起》，但新模式实际上是由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分析开创的。”
在写出《西方的兴起》之后，麦克尼尔将其主要思想，即王国社会群体和文化传播的接触看作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转向于研究在大范围区域内产生过影响的特殊事件过程。在 1976 年，麦克尼尔发表了《瘟疫与人类》一书，考察了地方病和流行病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不同社会的人群之间接触不仅会推动技能和工艺的传播，也会把外来的疾病传播到对此无抵抗力的人群中。流行疫病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如 14 世纪开始流行的黑死病不仅夺去大量生命，并对 14 至 17 世纪大部分欧亚地区的贸易、工业、金融和社会形成破坏性的冲击。如欧亚大陆一种不知名的瘟疫破坏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往和贸易，加速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王朝的灭亡。西方殖民扩张就引发了特殊的情况，从 16 到 19 世纪，天花和其他外来疾病毁灭了美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彻底毁坏了当地的传统政治体制，为欧洲人提供了建立殖民地并在遥远的大陆上建立欧洲式社会的条件。历史上从古到今有许多例子中，人类活动的一个后果是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对原有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秩序造成沉重以至毁灭性的打击。
麦克尼尔在
1982
年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权力竞逐：公元
1000
年以来的技术、武力和社会》。在书中，他研究了人类的组织机构从民众中榨取剩余财富，用以维护和巩固他们掌握的权力。在对内统治和对外扩张中特别重要的是与军事有关的技术的传播，这种传播具有改变现存政治和军事秩序的能力。麦克尼尔将几千年文明史中有关权力的技术发展展示出来，先是铜铁金属的传播、战车、先进的骑马技术、黑色火药、大炮、火器以及军事组织模式、战争与武器生产的商业化，等。在每个阶段每一项技术或技能的发明，都增强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权力。而在每一个阶段，邻近的人群也相对容易获得这些发明、技术或技能，结果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迅速地获得了这些技术。其中，蒙古成吉思汗的军队借用宋朝发明的火药、军事技术及工匠横扫欧亚大陆，将许多军事技术传到欧洲，并在欧洲加以改进，成为后来欧洲向外扩张的军事技术基础。他还着重论述了中国科技文化成就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他认为，这类与军事有关的技能一次次的传播，有助于理解世界政治与军事史上一些重要的发展的来龙去脉。
通过这一系列著作，麦克尼尔在全球的范围内勾勒了历史发展的景象。在探讨全球史这个主题时，他以较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避免了漫无边际的推测和历史哲学家著作中那种受先定知识影响的弊端。在探讨形成现代世界的动力时，它避免过多地陷入社会理论的纷争。麦克尼尔比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更多地以全球视野分析了历史进程，对这种进程的分析采用了史学家能够理解和认可的方式和用语。麦克尼尔的写作方法和思路为在一个大的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研究历史进程的影响，或是按照不同学科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全球性研究指出了新的趋向。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不同社会和文化区域之间人群的交流和碰撞过程，这显示了麦克尼尔的研究方法的重要影响。
《西方的兴起》问世三十多年来，麦克尼尔又以一系列著述与学术活动，发展、补充和修正了此书的学术内容与思想观点。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的基础上，于
1967
年写出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有的评论认为其显著特点是能摆脱欧洲人的观点，相当客观地描述亚洲社会的发展。有的华人史学家认为麦克尼尔“关于世界史的讨论比较不一样，他比较能将中国历史纳入其它的历史圈中”。这些华人史学家还发展了麦克尼尔有关欧亚大草原的“脉动”作用来说明中国早期的商周文化的来源。麦克尼尔也进一步注意到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历史，于
1970
年主编了《古典中国》一书。
1971
年麦克尼尔在《学派中的世界史》中认为，犹太人、中国人与希腊人自古就有从“世界性的”历史视野持续叙事的传统，“希罗多德纵览他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作为其论述波斯战争的背景。中国学术性史学传统的奠基者司马迁，较之希罗多德更进一步，对他所见所闻的一切进行了远为系统化得多的考察”
。在讨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时，麦克尼尔认为：“忘记中国的过去，或憎恶中国的过去，就如同本世纪初传统中国显著衰微时有些人所作的那样，我认为与盲目固守陈腐的信仰看来是同样可悲的。儒学就像英国的辉格派传统及许多其他褪色的信仰一样，需要以我们现代的环境与我的应用的最好逻辑标准予以重新考虑和重新评价。简单地拒绝与盲目的信仰同样是没有答案的。”
由此可见，在《西方的兴起》发表后，麦克尼尔加深了对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认识。他曾说如果有机会改写世界史，就应“将欧洲中世纪贵族之间的争吵放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而以公元
1000
年前后的中国作为论述的重心”
。
麦克尼尔在研究全球史的过程中，逐步突出了他的主要思想，即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他认为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因素有疾病（它与人口增长和流动、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普遍问题有关，并长久深远地影响着各个文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兴衰）、战争（它与科学、技术、工艺、财富、商贸、经济社会体制等一系列普遍问题有关）。各个民族与国家在战场与政争中的胜负兴亡的深层根本原因，往往取决于这一系列因素在竞逐中的先进还是落后、变革还是停滞。疾病与战争是人类自古至今主要的灾变异数，但它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往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具有的普遍共同性关系各种互动的结果，因而人类在本质上有一部共同的历史。麦克尼尔由此又进一步探讨全球性的生态史问题，在 1980 年写出了《人类状况：一个生态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及其他论述，这体现了麦克尼尔的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他希望在未来的时代人类社会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使文明与科技的发展不要导致无限制的利润追求和恶性竞争，不要用于会导致人类毁灭的生态灾难和战争。
麦克尼尔提倡全球史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要克服狭隘的民族史观。他在
1985
年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的讲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
中写道：“所有的人类集团都喜欢受到奉承。历史学家于是永远处于迎合某种期望的诱惑之下，按该民族的愿望来描述他们的历史。结果是真实与虚假相混合，主观意识混杂在历史中……结果是神话般的虚构，往事像我们希望的样子，被着实简化成好人和坏家伙，‘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夺。大部分民族史和大部分集团史皆属这一类。”麦克尼尔又说：“我们完全应该问一下，我们面前是否有其他道路。在理论上，答案是明确的，全人类具有共同性，历史学家可望深刻地理解它，如同他们理解把较小的集团团结起来的事物一样。一部透彻的世界史可望培养出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感情，缩小各集团冲突的毁灭性，而不是如狭隘史学那样不可避免地加剧这些冲突。这作为我们时代历史专业的道德责任，确实深深地打动着我。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为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留有充分的余地。”
麦克尼尔对于世界各文明及其相互关系也有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根据某些“边界”为各种文明传统下定义，而低估了各文明超出“边界”之外那些贸易与通讯体系的作用。而且，各文明及其发展与它们同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分割的，是更大范围的贸易和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各个文明中，人们共同拥有的经典文献发挥着中心作用，上层阶级制定了行为规范，但低层阶级或“边缘群体”也以自己的道德法则和习惯实践与这种行为规范相互适应与抗争，形成了文明规范的实践。整体文明维持要依靠不断的信息相通，而信息内容与方式的不断变化又促进了文明的演变。各个文明间的信息交流和市场交换体制的形成减少了各文明的孤立性和自治性，将众多的民族和文化纳入不断变化的市场活动的世界体系之中，这种世界体系最初兴起时的作用是边缘性的，到今天已演变为具有中心性的性质。在世界整体史研究中必须阐明几个关键问题，即信息交流和市场体制的交换性和相互依存性、文化的多样性、政治的多元性，并且要注意我们与人类共同构成地球生态体系的其他生物的关系。
在麦克尼尔等学者的努力和影响下，美国和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学者成立了“世界史学会”，在
1990
年创办了《世界史杂志》，并有中国历史学家任编委。麦克尼尔以《
25
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一文作为发刊词（在
1991
年新版的《西方的兴起》中以其作为代序）。在这篇文章中，麦克尼尔全面检讨了《西方的兴起》一书的优缺点和得失，总的来说他还是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了自己这部著作在整体世界史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地位，同时认为世界历史学家今天面临着远为巨大的任务，“因为历史的学术成就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条件研究全球整体，而历史概念的进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水平，使得世界历史研究的所有成果，甚至如我这样新近的成果，看来基本上也过时了，明显地也需要被取代。”
十几年来，《世界史杂志》的编委中有些人发展了《西方的兴起》中的思想，从新的视野写出了有杰出成就的全球史著作。
柯廷（
Philip D. Curtin
）的《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大西洋历史论文集》，提出了关于大西洋沿岸地区一体化的分析，奴隶交易是随着蔗糖和其他日用品的贸易、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这本书把大西洋世界的所有人群的生活复杂地缠绕连接起来。柯廷在另一部著作《世界历史中的跨文化贸易》中，分析了散居的犹太人的贸易现象，商人、代理商、经纪人和其他为了远距离贸易的利益而跨越文化边界的人的社会，指出远距离贸易的结构和商人的作用是世界历史中最有效的跨文化经纪人。由此从大范围的经济社会特定研究出发，勾画出与此相关的人类发展模式。
克罗斯比（
Alfred W. Crusby
）的著作《哥伦布的交流：
1492
年的生态和文化结果》，研究了随哥伦布等西欧冒险家而来的毫无限制的生物流通对全球带来的影响。欧洲与美洲的不同农作物和牲畜的大交流，欧洲人带来疫病对美洲、大洋洲居民的毁灭性打击，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全球的经济社会进程。克罗斯比的另一部著作《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
900
年—
1900
年》中，试图解释为什么欧洲的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能够在世界不同的广大地区立足并发展，欧亚大陆的疾病给美洲和大洋洲居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使欧洲人“发现”的大片土地向他们以及他们带来的庄稼、牲畜及非洲黑奴开放。这些打破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使欧洲物种在当地物种衰败的条件下繁衍起来。在
1500
年到
1900
年，这些相互依赖和促进的过程导致“新欧洲”在遍及世界的温和地带建立起来。
《世界史杂志》主编杰里·本特利的著作《旧世界的冲突：前现代时期的跨文化接触与交流》、《传统的碰撞：从全球视角看历史》，对于全球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接触、交流与冲突产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及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从这些史学家的杰出成就可以看到，《西方的兴起》所开辟的全球史研究之路正在不断获得更丰富的成果，向着更为深入的层面发展。《世界史杂志》以鼓励全球史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为己任，主要刊登从全球观点分析历史的论文和书评，对推动整体世界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这份杂志在第
2
期就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文章，对我国近年的世界史研究成果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主编本特利教授于
2004
年秋再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世界史学者作了广泛的交流。
2003
年，麦克尼尔与他的儿子，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共同发表了新著《人类之网：世界历史鸟瞰》
，这本书纵览了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发展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向自然界夺取营养、能源和财富起，人类就形成村庄、城市这种密切接触和信息交流的网络。随着人口增长，个人和人类团体之间的接触互动越来越紧密，形成了集体性的技艺与共识不断强化的过程，也就是早期文明的出现。早期各个文明又在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生态变化的压力和推动下相互间结成越来越密，越来越延伸的信息网络，在每个文明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实际上都有着其他文明逐步渗透的痕迹。在近五百年来，这种“人类之网”已以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效率的趋势将地球上所有的社会联结起来。这种人类之网的迅速发展远远超过了如历史上那样形成新的和谐共识的进程，因而避免空前规模的生态破坏和毁灭的高技术武器战争，是当今必须形成的人类共识。这部著作在
21
世纪初继续发展了《西方的兴起》的主要思想。
对于《西方的兴起》，今天我们研读时当然不应限于了解和接受，更需要的是有所启发和深入思考。除了此书的论述、观点和理论体系外，大量的注释和注释中的说明也是值得重视的。书中各章各节都引用了研究各时代、各地区史的多种权威著作，并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予以比较分析，体现了《西方的兴起》这样一部宏观世界史著作是以严谨的史学著作为基础的。鉴于这些著作多写于 20 世纪前 60 年这段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了解这些著作的学术成果与观点，对深入理解世界史今天的发展与成就是不可少的。书中的注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简要的资料来源。《西方的兴起》另一个特点，如麦克尼尔所说，书的正文、照片、地图和图表如同一个凳子的三条腿不可或缺，这些照片和图表将各文明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经典思想、文化模式、“生存圈”与“扩张体系”的形成、特点、兴衰变化等，形象鲜明地予以体现和说明（尽管也许某些图表会被认为过于简单化或是不够正确）。这使读者对本书论述的巨大历史时空能有系统清晰的理解。当然如前所述，这部著作有着明显的不足与不当之处，对中国史的史实与中国文明的了解也有欠准确之处，并且这部著作的一些主要论点，如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具体史实和脉络、文明诸重要因素起源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论、文化扩散论或传播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与大文明“生存圈”的形成是否具有普遍性，西方现代化的“兴起”是否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等，都还是处于探讨之中的重大问题，有待于继续研究和论证。在研读《西方的兴起》这部著作时，更应借鉴和反思的是，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如何修正世界史研究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而又避免狭隘的封闭的治史态度，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以全球的宏伟视角全面研究世界史，并能透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事件把握影响全球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趋势。而且，当代史的实质就是具有全球性的历史，只有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察古知今，以古为今之鉴，才能理解世界史未来发展的总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