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是一个有关胶带的故事。1925年夏天，迪克·德鲁（Dick Drew）是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y）一名年轻的实验室技术员。他去过很多汽车修理店为他们公司生产的砂纸做性能实验。有时，他会坐在汽车修理店的后面看修理工干活。很快，他就发现一个所有修理工都无法回避的难题。问题就发生在修理工喷双色漆的时候，一开始要把整个区域喷成黑色。然后用几张牛皮纸把新喷好的漆面保护起来，再小心翼翼地喷上第二种颜色——通常是一条装饰性的白色或红色。等漆干了，工人再把贴上去的纸撕下来。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通常情况下，纸是用强力黏合剂贴到金属板上的，因此，把纸取下来往往会带掉一些刚喷上去的黑漆。所以，工人们不得不返工，重新去喷掉漆的那块区域，这就耗费了他们不少工时。

在看到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后，德鲁意识到问题出在胶黏剂上：胶黏剂的黏性太大。修理工的目的只是想让纸张把金属板盖住，他们并不需要黏性太大的胶水。就是在这个时候，德鲁第一次意识到：也许，砂纸有助于解决汽车修理店的问题。不管怎么说，砂纸也不过是黏合剂与磨料的简单组合（硬纸后面抹上胶水，再粘上矿物质颗粒）。如果没有磨料，那就是一张黏性适中的纸，而修理工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东西。

德鲁带着他的新想法回到公司后，就开始检验这一想法是否可行。他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砂纸所用的胶水还是黏性太强——取下纸胶带时会弄坏未干的漆层。因此，他开始试验胶黏剂配方，试图降低橡胶树脂胶黏剂黏性的尝试花费了他几个月的时间。接下来，他需要找到合适的背衬。大多数胶黏剂都是涂抹在布料上的，但是，德鲁的技术员经历让他更倾向于用纸张。但怎样存放这些有黏性的纸却让他很伤脑筋，如果它们粘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皱皱巴巴的一堆。在经过两个月的冥思苦想后，德鲁的老板威廉·麦克奈特（William McKnight）跟他说别再浪费时间在这件事上了。德鲁的公司属于砂纸行业，德鲁应该本本分分地回去研究他的工业用磨料。

但是，德鲁仍不愿就此放手。虽然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他仍然在下班后执着地实验各种背衬材料和胶水配方。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事情就在这时出现了转机。就在他即将想出解决办法的时刻——他的右脑突然喷发出了伽马波，德鲁找到了解决黏性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并不难：不把胶黏剂涂抹在一张张平放的纸张上，而是涂抹在一条狭长的纸条上，然后将其卷起来。修理工可以根据需要从上面撕下一些有黏性的纸，直接将其贴到汽车上，这样他们在喷漆时就不再需要固定物或胶水。德鲁将之称为“纸胶带”（masking tape）。

没人知道这个好主意究竟来自何处。有人说，德鲁是受到汽车修理店中汽车车轮的启发。还有人说，他的想法可能来源于运到砂纸厂的大轴纸。德鲁自己也说不清这个点子是怎么冒出来的。可不管怎么说，洞见确实出现了。德鲁想象着有大卷大卷的贴纸，所用的压敏黏合剂使得这种贴纸可以贴到金属表面，且在撕下时也不会破坏金属漆层。

回头一想，想出卷纸这个主意似乎也不难，但是，想象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个产品一经问世，就广受市场欢迎，且不仅仅用于汽车修理领域。到1928年，德鲁所在公司的纸胶带销量远远超过了其砂纸的销量。

阿尔法波，灵感产生的前兆

现在，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已改名为“3M”。3M公司的总部坐落在圣保罗市郊外，环境优美，颇有大学校园的味道。风景如画的2 000多平方米的区域内，点缀着实验楼、绿地和停车场。尽管3M仍在销售砂纸和纸胶带，但它现在可销售的产品种类已经数不胜数（公司目前销售55 000种不同种类的产品，产品种类与员工数量之比接近1:1）。3M公司的产品包括计算机触摸屏、厨房清洁海绵、净水器、路灯、耐脏布、锂电池、假牙、医用口罩和药膏等。

这些产品都有哪些共同的地方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只不过它们都是由3M率先研发出来的。负责公司研发业务的副总裁拉里·温德林（Larry Wendling）说：“我们是一家很特殊的公司，没有什么特别专注的领域。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研究出新东西，至于这些新东西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并不重要。” 因此，公司几乎将总收入的8%都投入到了基础研究上，这使得3M公司成为《财富》500强企业中研发投入占比最高的公司。大多数创新型公司都只研发生命周期较短的单一创新产品，比如Netscape、AOL或Atari，但3M公司在75年间一直源源不断地

推出新产品。根据对公司高管的调查，3M公司在全球创新型企业中排名第3，位列第1和第2的分别是苹果和Google。而且，在3M公司，寿命不到5年的新产品的销售占比为30%左右，这说明3M公司确实是一家不断推陈出新的公司。温德林说：“我们公司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我想，既研发新一代纸胶带，又研发下一代低能耗电视机屏和新一代疫苗的公司，你找不出第二家了。我们在每个科学领域都开展研究工作。”

自从迪克·德鲁发明了纸胶带以来，强调创新已成为3M公司的突出特征。尽管该公司当时的CEO威廉·麦克奈特开始并不同意德鲁不切实际的做法，但他很快就注意到这种新产品的巨大潜力。实际上，黏合剂的利润要比磨料高得多。3M公司的一位员工就曾对我说：“销售纸胶带是个大生意：按千米生产却按米销售。”于是，麦克奈特对公司进行了大幅改组，成立了一个新的实验室，并投入资金对纸胶带进行深入开发。公司聘用了很多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很大的自由空间：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不管怎么说，迪克·德鲁的例子生动地告诉我们：即便只是一个技术员，也能发明出重要的新产品。

因此，我决定在一个寒冷的冬季到3M实验室去看个究竟，我想知道这家公司的创新文化是怎样形成的。许多年来，这家公司已经掌握了一些产生创造力的窍门，且这些窍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其科研活动中。温德林说：“只要你跟我们一样去做，你也能发明出一些重要的创新技巧。我们可能不是最新潮的公司。”他用手指了指一面办公用品展示墙：“但是，我们的做法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我们知道怎样做有效。”

3M创新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灵活的关注策略。不是强调持久的全神贯注——要求每个员工一天8小时专注于他的工作，3M公司鼓励员工投身于乍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收到成效的活动。你是不是碰到技术难题了？到外面散散步吧。我在冬末访问3M公司时，看到很多鹿在公司的草坪上吃草，员工们则穿着厚重的冬服在室外随意走动。你是否正沉迷于某件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借着温暖的阳光，在窗边的沙发上躺下休息一会儿。有人做白日梦，有人玩弹球游戏，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尽管3M公司要求较高的生产率——晚上8点的停车场还停满了汽车，但是，它也鼓励员工适当地休息。

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发明的15%规则，即允许每位研究人员可以将他15%的工作时间用于琢磨新奇的想法（3M公司的人将这部分时间称为“自由支配时间”）。唯一的要求是，研究人员要将自己的想法与同事们分享。从那时起，其他一些创新型公司也开始仿照3M公司的做法，给研究人员留出“自由支配时间”。比如，Google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就拥有同样的自由 ，但这一概念的实际推行却始于3M公司。

对产生洞见的相关研究支持着3M的关注策略。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的心理学家乔伊迪普·巴塔查亚（Joydeep Bhattacharya） 借助于脑电图解释了为什么打断一个人的专注——也许是去室外散步或是打一会乒乓球，有助于洞见的诞生。有意思的是，巴塔查亚发现，在创新想法实际出现的“8秒钟”之前，人们能够预见某个人即将解决一个创新难题。巴塔查亚说：“我从没指望我们会发现这一先兆。我甚至能在他们找到答案之前预见他人的领悟时刻，这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这个颇具预测性的脑信号是什么呢？主要是由右脑发出、节奏舒缓的阿尔法波（alpha waves）。尽管阿尔法波的确切功能仍是待解之谜，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与放松活动（比如洗个热水澡）密切相关。实际上，阿尔法波对于产生洞见极为重要。按照巴塔查亚的说法，未发出足够强烈的阿尔法波的被试，不懂得利用现场研究人员为他们所做的暗示。巴塔查亚最常用的一个智力测验是这样的：在一个小镇上，一个男人与20个妇女举行了婚礼（married）。所有这些妇女都活得好好的，没有一个妇女跟这个男人离婚，这个男人也没有犯法。这个男人是谁？巴塔查亚在开始提供线索之前，会让被试自己先考虑3分钟。他会提示句子中可能存在歧义的词汇，并暗示这些句子多多少少跟宗教有关。可是，除非被试的思考方向正确——脑电图监视器会显示阿尔法波的存在，否则，他们永远都无法获得答案：这个男人是位牧师。

为什么放松的心理状态对于创造性洞见如此重要？ 当我们内心平静时——阿尔法波在大脑中飘来荡去，我们的注意力就更可能是“向内的”（inward），所关注的是右脑发出的一系列关联之间的关系。相反，当我们对某件事情全神贯注时，我们的注意力是“向外的”（outward），所关注的是要解决的问题的细枝末节。 在利用分析方法解决问题时，这种注意力模式非常必要，但实际上，这种模式会妨碍我们搜寻引发洞见的那些连接关系。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洞见都产生于洗热水澡之时。只有沐浴在温水里，把电子邮件里的那些事放在一边，我们才能够听到大脑后部传来的轻声细语——关于洞见的一切。其实，答案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去倾听。

这同样解释了积极情绪的神奇力量。德国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人们是快乐的，在猜测不同词汇之间是否存在远距离联想（remote associate）时，他们的表现会更好。 在德国这个研究项目中，即便被试没有找到答案——在注视这些单词不到2秒钟之后就必须进行猜测，拥有积极情绪的人也能够凭直觉猜测出一个“可能的”答案。相反，对于情绪低落的人来说，他们的表现比随机选择答案的结果还要稍差一点。

不久前，比曼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恼怒或心绪不佳的人来说，在一项标准的“快乐”测试上得高分的人，解决的洞见测试题的数量也会多出25%。实际上，即便是一闪而过的快乐情绪，也能激发出很大的创造力。在观看一小段幽默视频之后，被试的顿悟（epiphany）明显增多，至少跟那些观看恐怖或乏味视频的被试相比是这样。由于积极的情绪让人放松，因此，我们会降低对令人烦恼的现实世界的关注程度，转而更专注于那些远距离联想。按照比曼和库尼奥斯的说法，另外一个产生洞见的理想时刻是早晨刚刚醒来的时候。半睡半醒的大脑，既不紧张，也不是很有条理，会对所有不同寻常的想法持包容态度。右脑也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库尼奥斯说：“尽管我们早上总是有很多事要做，我们要送孩子上学，因此会匆忙地从床上爬起来，咕嘟咕嘟地喝着咖啡，从不给自己留一丁点思考的时间。”如果你碰到一个难题，库尼奥斯给出的建议是：将闹铃响起的时间提前设定几分钟，这样，你就有多出的时间躺在床上。实际上，我们一些最好的主意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想出来的。

这项研究得出的一个最惊人的结论是： 急于获得洞见的努力，实际上会阻碍洞见的产生。 尽管我们总是认为，解决难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专注再专注，但这种紧绷的心理状态却带来一个不易被发现的巨大代价：它会抑制创造性连接关系的产生，正是这些连接关系引出重要的新发现，而我们抑制的恰恰是应该被鼓励的大脑活动。例如，很多用于提高注意力的兴奋剂，如咖啡因、阿得拉（Adderall）、利他林（Ritalin）等，能让人产生顿悟的可能性反而更小。根据《自然》杂志最新进行的网上调查，差不多有20%的科研人员为了提高心智能力而定期服用处方药，他们说这样做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提高专注力”。由于这些兴奋剂转移了右脑网络的注意力，会导致人们忽视那些可能提供解决方法的神经元。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家玛莎·法拉（Martha Farah）说：“人们总以为提高专注力是有好处的。但是，你们没有想到的是，过度的专注往往也是有代价的。你也许能（通过这些兴奋剂）连续工作8个小时，但你可能不会产生很多有价值的洞见。”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对患有严重注意力缺陷的神经病患者进行问题解决能力的测试。 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人大脑前额叶皮质（大脑中额头正后方的部位）都受到了损伤。由于脑部损伤，他们无时无刻不处于心烦意乱之中，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下面就是给脑损伤病人出的一道测试题：

IV=III+III

测试要求是：仅移动一条线就能让这个错误的算式成立。在本例中，你需要将第一个I移动到V的右边，这样，“VI=III+III”就成立了。几乎90%的脑损伤病人都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需要一个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改变答案。在一组没有任何注意力缺陷的被试当中，找到正确答案的成功率高达92%。但是，下面这个需要更正的等式就难得多：

III=III+III

对于这个测试题，仅有43%的正常被试能够找到正确答案。大多数人都是盯着这些罗马数字看了几分钟后，就放弃了尝试。可是，无法集中注意力的脑损伤病人却实现了82%的成功率。这一不可思议的结果，即脑损伤导致表现极为出色——肯定与答案的不寻常特性有关：旋转加号的竖线90度，将加号转化为等号。等式现在变成一个简单的重复：III=III=III。这个测试题之所以难度大，与数学题的标准约束有关，至少对没有脑损伤的人来说是这样。人们不习惯将运算符号考虑为等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大多数人很快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罗马数字上，但这却让他们走进了死胡同。相对而言，患有严重认知缺陷的病人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就没有这种限制。大脑的损伤迫使他们在更广的范围上寻找答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其产生洞见的成功率差不多达到了正常人的两倍。

我们还可以看看孟菲斯大学心理学家霍莉·怀特（Holly White）所进行的最新研究。怀特先对抽样选出的一群大学生进行各种有难度的创造力测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学生的得分出奇得高。然后，怀特为了调查这些学生在现实世界里的创造力，询问他们是否曾在艺术展览方面获过奖，或者在科学展览会上取得过任何荣誉。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戏剧还是工程领域，患有ADHD的学生都成就显著。实际上，正是他们在注意力上的缺陷让他们“因祸得福”。

这种无法集中精力所带来的“意外之喜”揭示了有关创造力的某些重要机理。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推崇注意力的时代——工作时，我们强迫自己全神贯注，但是，注意力也会阻碍我们的想象力。专注有时会让你思考不相干的事，捕捉大脑网络中更远的连接关系上的信息。偶尔，专注也会事与愿违，将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只有放松下来，任思绪随意飘荡，你才能找到答案，洞见也只有在你停止寻找它们的时候才会到来。

库尼奥斯讲述的一个禅宗冥想者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阿尔法波的重要作用。刚开始时，这位冥想的男士无法解决研究人员给出的任何测试题。库尼奥斯说：“这家伙看了30个左右的字谜，却一个也答不出来。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门心思想着纸面上的这些单词，实实在在地全神贯注。”可是，正当这位冥想者准备放弃时，他却开始接二连三地破解谜题。在实验结束时，他把所有的谜题都解决了。按照库尼奥斯的说法，这位冥想者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取决于他执着于“空”（focus on not being focused）的能力，一旦具有这样的能力，被试最终就能关注到右脑中所有任意飘荡着的连接关系。库尼奥斯说：“他一天冥想10个小时，所以，他具有立刻放松下来的能力。而且，他能够随意加强阿尔法波的发射。因此，他能够做到突然不再密切关注纸面上的词语。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成为一台洞见机器。”

“概念合成”有助于灵感的产生

尽管3M公司的灵活关注策略是其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石，但这家公司并不仅仅依靠放松和分散注意力生成洞见。就像拉里·温德林所说的那样：“有时，你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之。我们确实想给我们的研究人员以自由，但也要确认他们正苦苦思索的想法确实是新的和有价值的。”这就引出了3M公司研发工作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横向共享（horizontal sharing）。这种理念起源于3M公司在发明新产品方面的传统：将同样的概念移植到不同的领域。就拿纸胶带的例子来说吧，德鲁的基本想法是，即便像砂纸（只不过是涂了一层胶水的硬纸）这样简单的产品也能有多种用途。德鲁意识到，这些成分也可以变成一卷黏合剂。因此，威廉·麦克奈特极力主张将科研人员中的知识共享作为3M文化的核心原则，并将3M公司打造成为一个工业巨人。不久之后，“技术论坛”建立起来了。这是一年一度的盛典，所有研究人员都要亲自介绍他们正在进行的最新研究工作。这种做法同样被其他很多公司模仿，比如，Google就主办了一个名为CSI（Crazy Search Ideas）的会议。

这种横向互动，即人们跨领域共享知识的好处是，它会促进各种观念的混合，而这对洞见的产生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大脑对思想的分类是根据这些思想的用途而进行的。如果你正在一家砂纸公司供职，那么，你可能大部分时间都会将砂纸考虑为一种磨料。毕竟，那才是这种产品的用途。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心智观念仅适合于某一种特定的场合，而试图将它们应用到其他场合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你不需要用砂纸打磨什么东西，对砂纸进行思考就变得毫无意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假设都是对的。但是，若不把这些毫无关联的观念进行统一考虑，也会妨碍我们产生洞见。因为，往往当我们把旧的解决方案应用到新场合时，才会有重要的新发现。例如，当一个人需要某种有黏性的东西时，他可能会想到砂纸。我们不再让这些观念处于分离状态，而是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打破思想上的标准界限。

理解观念混合的最好办法，就是去看一下那本经典儿童书《阿罗有支彩色笔》（ 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 ）。这本书的故事很简单：阿罗有一支魔笔。当他用这支紫色的魔笔画画时，画出的内容就会变成真的，尽管仍然能看出是一幅儿童画。如果阿罗想去散步，他只须用他的紫色魔笔画一条小路就行了。然后这幅虚构的儿童画就会变成一条真实的人行小道，阿罗可以在上面走。这支魔笔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真正让《阿罗有支彩色笔》这本童书引人入胜的是：它将世界上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结合在了一起。尽管魔笔纯粹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一个永远都不存在的奇思妙想，但阿罗在使用它时仍然必须遵从现实世界的规则。因此，当阿罗画了一座山并随后爬上去时，他还必须想办法不让自己从山上滑落下来。当他真的从山上往下滑落时——即便在蜡笔的世界里，也存在着重力。所以，阿罗必须要画一个气球才能救他的命。换句话说，这本书是现实和幻想的绝妙结合。阿罗有一个超现实的工具——魔笔，但它也必须受制于现实世界里的限制条件。凯斯西储大学认知心理学家马克·特纳（Mark Turner）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甚至是儿童都能轻而易举地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结合为一个单独的思想。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阿罗的画作就没有任何意义。

当转换概念时——将一个领域的规则转化到另一个新的领域时，洞见就会涌现出来。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人类理解研究》（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一书中认为，这种才能是想象的本质。

心智的全部创造力就是对直觉和经验提供给我们的素材进行混合、变换、扩大或减小的能力。当我们考虑一座金山时，只不过是将金子和山两个概念简单地加在一起，且我们以前对它们就很熟悉。

休谟的意思是说，发明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重新组合行为。在创新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发明家都是“混合”与“变换”的行家。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根据其掌握的葡萄榨汁机知识，发明了一次可印刷多份文件的印刷机。怀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利用其自行车制造知识发明了飞机。从很大程度上来看，他们的第一个飞行器只不过是一个带着翅膀的自行车。在注意到爱狗身上粘满了带刺儿的苍耳后，瑞士发明家乔治·德·梅斯特劳（George de Mestral）发明了维克罗（Velcro）尼龙搭扣。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将学术文章排名法应用于万维网而开发出的Google后台搜索算法，只不过是将一个超链接类比为一次文章引用。无论是上面哪一项发明，突破性想法（radical concept）都不过是对一些旧想法进行新的混合而已。

迪克·德鲁就是一个精于“概念合成”的高人。在他发明纸胶带之后，一位同事让他看一种不为人熟知的新材料：玻璃纸（这个时候，德鲁已成为一名专职研究人员）。这种材料光亮且半透明，其突出特性是水和油无法渗漏其中。杜邦公司将其作为包装材料对外销售，用这种材料包装即将要运输的产品确实很经济。德鲁盯着这种材料看了一眼就有了另一个想法，他后来将这个想法描述为他“人生的洞见”：玻璃纸是很好的黏合剂。他买了约100米玻璃纸，并开始往这种材料上涂一层胶水，德鲁将之称为“透明胶带”。到1933年，也就是透明胶带投放市场还不到两年，就已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胶带。尽管纸胶带和玻璃纸是毫不相干的两样东西，杜邦的研究人员怎么也不会想到让它们的包装材料变成有黏性的，但德鲁看到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交叉点。

这样的创意，在3M公司一次次地发生。例如，用于工业强度纸胶带的黏合剂被用在了波音飞机的消音板上（这种材料的黏性足以抵抗声波的震动）。这些黏性极强的黏合剂同样被用在高尔夫球杆上，以确保在强烈的撞击下仍能将碳素纤维和钛牢牢地粘在一起。透明胶带的概念还激励了另一位3M公司的工程师发明了用于智能手机的触摸屏技术。但不是覆盖一层玻璃纸，而是将胶水涂在带电的玻璃表面，然后再装到显示器上。在3M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注意到透明胶带能起到棱镜的作用后，就专门建立了一个研发团队，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胶带知识和技能，开发出了能折射光线的透明薄膜。现在，这种薄膜被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和LCD电视机上。这种薄膜将每个灯泡发出的光线引向外部，因此，里面只需要安装少量的灯泡，这样能减少设备能耗达40%。温德林说：“我们的经验就是：不能仅就胶带论胶带。你可能觉得一个想法已经实现了，任何别的事情都跟它没关系了，但这时，你可以把你的发明跟其他领域的人说说。也许你的某个微不足道的想法启发了他们，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全新的发明，而这个发明可能又启发到另外某个人。总之，我们的模式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3M非常重视“概念合成“，公司经常会把工程师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让他们“轮岗”。研究黏合剂的人可能会被调到光学薄膜部；而研究哮喘吸入器的人，最终可能去修理空调了。有时，这种轮岗可以被看作是突然激发创新的一种手段。如果某个产品线缺乏新思想，3M公司常常会引入一个全新的工程师团队，这些工程师来源于公司的各个部门。温德林说：“我们的目的是，每4～6年就换一换要思考的问题，以确保新思想的不断流动。”

这种人员流动的好处是，增加了“概念合成”的机会，允许人们从全新的视角审视饱受困扰的问题。不是试图发明一个新的缝合方法，而是想象一轴带有黏性的纸；不是试图改进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性能，而是思考灯泡的不良性能。为了更好地感受这种心智过程是怎样展开的，例举一个创造性地解决难题的例子，这可不是一般的难啊。

你是一位医生，你的病人肚子上长了个恶性肿瘤。对病人做手术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不清除肿瘤，病人必死无疑。也可以用一种射线仪对肿瘤进行照射并将其清除。如果照射强度立刻就能达到足够高的水平，确实能杀死肿瘤。但遗憾的是，这种强度也足以杀死射线经过之处的所有健康细胞。而低强度的射线尽管对健康的细胞没有损害，但也没有杀死肿瘤的威力。怎样做才能用射线杀死肿瘤，同时又不损害健康的细胞呢？

如果你想不出解决办法，也不要太在意，因为97%的人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没法做到——病人只有一死。但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能够大大提高解决这一智力难题的成功率，即给被试讲一个似乎与这一智力难题完全不相干的故事：

某国家中部有一处要塞，有多条道路从此要塞处向四周延伸。有位将军想带领他的军队占领这一要塞，但他也不想让大队军马碰到埋伏在道路上的地雷，给他的军队和相邻的村庄带来灾难。因此，这个部队无法全都集中在一条道路上向要塞发起进攻。可是，仅靠一小队人马是无法取胜的，只有整个军队发动进攻才能将要塞拿下。因此，将军将整个军队分成若干小组，把这些小组布置在不同的道路上，并且与要塞的距离完全一致。各个小组同时向要塞进发，就这样，军队占领了要塞。

当讲完这个军事故事后再让被试解决肿瘤智力难题时，差不多有70%的被试都想出了解决办法，因为被试能够看出这两个不同的故事的相通之处。因此，他们产生了顿悟：答案在类推中显现出来。如果你仍迷惑不解，那就看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吧：在病人四周安放10个射线枪，将每个射线枪的辐射强度设置为所需强度的10%。当所有这些射线仪都射向病人的肚子时，辐射强度足以将肿瘤清除，而又不让周围的健康细胞受损伤。

怎样才能在“概念合成”方面做得更好呢？按照设计“肿瘤智力题”的心理学家玛丽·吉克（Mary Gick）和基斯·霍利约克（Keith Holyoak）的说法，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愿意考虑那些看似不值得考虑的信息和想法。 不是专注于问题的细节——大多数人都会迅速地将视线转向肿瘤和射线，而是放飞心绪，去搜寻那些关系不太直接的相关类推，正是这样的一些类推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谜团。有时，破解医学奥秘的最好办法也许就是回想一下军事方面的历史。

考虑不相关因素的重要性，很好地解释了一项由哈佛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神经学家们进行的最新研究。研究人员首先对86名哈佛大学学生进行了感知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测量被试不理会外部刺激因素的能力，外部刺激因素包括背景环境中空调机的嗡嗡声，或者旁边小屋里人们正在进行的谈话声。通常情况下，这种能力被看成生产力中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因为这种能力能让人免受不相关信息的打扰，而他们的注意力被打断的可能性也相当小。

数据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东西：对于那些在做到不理会不相关信息方面有困难的大学生来说，根据他们过去的成绩被评为“杰出创造性成就获得者”的可能性是另外一些人的7倍。对于高智商且易分心的学生来说，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无法全神贯注反而有助于让知觉中混合的思想更加丰富。因为这些人难于对外部世界进行过滤，最终就让很多外面的东西进来了。他们并不是循规蹈矩地审视问题，而是考虑所有沾边或不沾边的类比。事实证明，其中的一些类比非常有用。 多伦多大学神经学家、此研究论文的主要贡献者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说： “有创造力的人对于来自外部环境的源源不断的额外信息并非不理不睬，而是保持接触。普通人通常不会再理睬已被分类为‘无关’的东西。相反，具有创造力的人总是对任何新的可能性都持包容的态度。”

做“白日梦”，提高创造力的好方法

华盛顿大学神经学家和发射线专家马库斯·雷切尔（Marcus Raichle）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迷上“白日梦”（daydreaming）的。20世纪90年代初，雷切尔刚刚开始研究视知觉。他的实验并不复杂：让被试执行一项特定任务（比如数圆点的数量）的同时对其大脑进行扫描。然后，再让被试在30秒的时间里什么事也不做。雷切尔承认：“对被试来说，这样的时刻总是很无聊的，你不得不时时关注他们是不是睡着了。”尽管扫描仪在实际进行实验的间歇期间仍然在采集数据，但雷切尔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信息是毫无价值的噪音。他说：“我们告诉被试不要想任何事情，让他们的头脑一片空白。我以为，这一定会让大脑的活动停下来。但是，我错了。”

一天，雷切尔决定对被试躺在扫描仪上等待下一项任务的间歇时所采集到的fMRI数据进行分析（他需要确立一个活动基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雷切尔发现，被试的大脑并不是“平静的”或“不兴奋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们的大脑中飘来荡去，其大脑皮层就像夜晚的高楼大厦一样，明亮无比。雷切尔说：“当你不使用肌肉组织的时候，肌肉组织就什么也不做。但当你觉得你的大脑什么也没做的时候，实际上它忙得正欢呢。”

任务间歇期间大脑活动的剧增，让雷切尔兴奋不已。刚开始时，他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天下午，当雷切尔无所事事地在实验室里坐着时，他突然想到了答案：被试正在做白日梦！（雷切尔说：“当想到答案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在做白日梦。”）因为待在被扫描仪监视的环境下是很让人心烦的，他们不得不自娱自乐。这一洞见立刻让雷切尔提出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做白日梦要消耗如此多的能量？他说：“大脑是一部非常高效的机器。我想，这种神经活动肯定有充足的理由，只是我不知道这理由究竟是什么。”

雷切尔开始勾勒出一个被他称之为“缺省网络”（default network）的心智系统，因为它就像是思想的缺省模式。我们人类是忘性很大的物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迷失在心智的“狡兔三窟”中。当人们在做一些几乎不需要有意识地专注的事，比如在高速上单调地开着车或者阅读一本乏味的书时，这个网络是最忙的。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做白日梦是一个懒惰的心智过程，但是，雷切尔的研究以及后来其他科学家所进行的众多fMRI研究却告诉我们，在默认状态下，大脑实际上也在忙碌地工作着。在大脑的前部和后部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极其复杂的电信号，会将额前叶（恰好位于眼睛的后面）、后扣带回、内侧颞叶和楔前叶同时激活。通常情况下，这些皮质区并不直接互动，它们的功能各不相同且处在不同的神经通路上。只有当我们在做白日梦时，它们才开始密切合作。

这样的心智活动都有着非常特别的目的。此时的大脑不再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而是开始仔细查看它的内部信息库，以极为放松的方式搜寻可能存在的联系。当这一心智过程发生时，右脑活动也同时活跃起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小说《到灯塔去》（ To the Lighthouse ）在展现书中角色莉莉的内心世界时，就描述了这种思维方式：

毫无疑问，她这时已经失去对外部事物的知觉。当失去对外部事物的知觉时，她的心智就开始把其内心深处所存储的场景、人物、言语、记忆和想法等，如突然涌出的喷泉一般全部翻腾出来。

白日梦就是“喷泉汹涌”，此时，大脑将储存在不同地方的概念合成在一起。这样做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就能看见平时视而不见的重叠部分。 举个3M公司纸品部工程师亚瑟·弗赖伊（Arthur Fry）的例子来说吧，这要从1974年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说起。那一天，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北部的一个长老会教堂的前排座位上，弗赖伊正在唱诗班上唱歌。几周前，弗赖伊参加了一个技术论坛，演讲人是斯宾塞·西尔沃（Spencer Silver），他是一位研究胶黏剂的工程师。西尔沃研究出了一种黏性很弱的胶水，这种胶水甚至无法将两张纸粘在一起。跟屋内其他所有人一样，弗赖伊耐心地听着演讲，但是想不出这种化合物能有什么实际用途。弗赖伊说：“这似乎是个毫无希望的点子，所以，我很快就将它抛在脑后了。说到底，几乎毫无黏性的胶水有什么意义吗？”

可就在那个星期天，那种黏性很小的胶黏剂又在弗赖伊的大脑中显现，尽管这跟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很难扯上关系。弗赖伊在2008年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说：“我正在唱诗班唱歌。每个星期四晚上，我都要将小纸条夹到赞美诗集里，为我们已经唱到的地方做个记号。有时，还没到星期天早上，这些小纸条就会掉出去。” 这给弗赖伊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狂翻他的赞美诗集，才能找到正确的页码。但就在一段很乏味的布道时间里，弗赖伊做了一会儿白日梦，并开始考虑书签的事。他在想，他所需要的不就是一个能粘在纸上、揭下时又不会将纸撕破的书签吗？就是在这时，他想起了斯宾塞·西尔沃和他的黏性很差的胶黏剂。他很快意识到，借助于西尔沃的专利配方，就是那个几乎没有黏性的胶黏剂，可以做出相当不错的书签。

于是，弗赖伊就利用他的“不务正业时间”开始研发这种可以用在赞美诗集上的新产品。经过几个月的化学实验，他的第一批书签出炉了。当然，毁坏了他不少书，而且揭开书签后书页上还会残留一些胶水。但不管怎么说，弗赖伊总算拿出了样品，并为进一步试验打下了基础。尽管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挺有用的——这要比折页脚好多了，但却没人要求再换新的。弗赖伊的同事们并没有把这些用过的书签丢弃，而是在这本书上用完了，再揭下来放到另一本书里。

弗赖伊几乎快要放弃了。但几个星期后，他又有了第二个灵感。在读一份报告时，他对某个段落并没有完全理解。可是，弗赖伊没有直接在报告纸上做记录，而是从书签上剪下一小块，将其粘在报告的那页纸上，并将问题写在了上面。他将报告送给他的主管，这位主管也在另一片有黏性的纸上写下了他的回复，将其粘在另一份文件上，并将这份文件送回。弗赖伊立刻意识到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沟通方式。人们可以不用再单独制作写满参考页和摘录引文的备忘录了，他们可以将问题和意见直接粘在原文所在的页面上。这些有黏性的小纸片并不仅限于在文件上使用，办公室里任何东西的表面都可以变成告示板。这一次，当弗赖伊将产品分发给同事时，他告诉他们可以在上面记一些东西。仅仅几周时间，3M办公室就贴满了这种淡黄色的纸片。“报事贴”（Post-it）就这样诞生了。

亚瑟·弗赖伊在做白日梦的时候想出黏性书签的主意，并非是一件偶然事件。循规蹈矩的思考过程并不会在斯宾塞·西尔沃的弱黏性胶黏剂和纸片从赞美诗集中掉出来的烦恼之间建立关联。正是乍看起来不靠谱的白日梦让“报事贴”横空出世。

洞见研究的先行者、心理学家乔纳森·斯库勒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做白日梦的好处。他通过实验证实，经常做白日梦的人在创造力测试中的成绩会出奇地高。为了评价做白日梦的好处，他让被试阅读一段乏味的《战争与和平》，然后记录下他们会在多长时间后想别的事。斯库勒说：“这些实验所测量的是人们发现不明显的关联的能力，而这些关联能够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这类思考正是创造力的核心所在，事实证明，经常做白日梦的人更为擅长这类思考。”

但并不是所有的白日梦在激发有用的新思想方面都具有同样的作用。通过实验，斯库勒发现存在以上两种不同类型的白日梦。根据斯库勒的数据，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胡思乱想的那些被试，没有显示出创造力增加的迹象。斯库勒说：“这就是说，仅仅做白日梦还不行。让你的心绪飘来荡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还要保持足够的清醒。这样，尽管你已经开始做白日梦了，但仍能进行自我干预，并找到有创造力的想法。”换句话说，弗赖伊之所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发明家，除了“报事贴”之外，他名下还有20多项专利，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擅于做白日梦，而是因为他能够专注于他的白日梦，并觉察出白日梦产生洞见的每一个时刻。

这很好地解释了另一个有趣的实验。这一实验在斯库勒的实验室进行， 2009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迷失在调味品中》（ Lost in the Sauce ）的论文对这一实验有详细介绍。 在这项研究中，斯库勒又从《战争与和平》中选出一段枯燥的内容让大学生们阅读。但在实验开始前，他先准备好伏特加和小红莓汁混合而成的鸡尾酒让其中一些学生们畅饮。不出所料，相对于没喝酒的同学来说，那些喝醉的学生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字上，他们更有可能进入到毫无意义的白日梦状态中。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喝醉的学生尽管已经无法将注意力放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上，但他们只有在被提醒后才能意识到这一点。斯库勒认为，这种严重的心智漂移状态是由酒精所导致的，他将之称为“走神”（zoning out）。斯库勒说：“这就是为什么下班后去喝点啤酒是有好处的。此时，我们对于自己在想些什么并没有清醒的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对于富有成效的心智漂移却是非常重要的。醉酒的时候，你会把问题解决，但你可能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解决的。”

这就是说，富有成效的白日梦必须要实现心智上的巧妙平衡。一方面，将乏味转化为放松的思考模式，思想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不容易想到的关联关系。如此说来，乏味的时光也可以成为千千万万洞见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心智漂移得太远，以至于迷失变得不再有意义，即便身处有趣的白日梦中，也别忘了要立足于现实世界。

斯库勒已经开始将他自己的生活纳入研究范围，现在，他每天都要进行一次专门的白日梦步行。他还把最喜欢的线路告诉了我，那是圣塔芭芭拉海边悬崖上一条景色优美的人行小路。灌木丛和橡树随处可见，传到耳边的只有悬崖下海浪有节奏的声响。斯库勒说：“这是我出来放松的地方。但是，放松并不意味着我不是在工作。我觉得，我在这里（悬崖峭壁上）所进行的思考非常有意义，因此，我要把这种思考方式结合到我的日常工作中。仅仅在业余时间做白日梦是不够的，比如堵车或排队的时候。我需要对我的心智漂移作出更严格的要求。”因此，斯库勒每天下午都会把他的车停在加州一号公路上，不带iPhone，沿着这些海边的悬崖峭壁散步。他说：“从来没有哪项固定的计划或者哪些事情是需要我去思考的，实际上，我只是敞开心扉，让心绪自由飞翔。你知道吗？我的全部好主意都是这样想出来的。”

知道洞见来自何处的好处是，能够让洞见从一开始就更容易产生。 当我们面对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苦苦挣扎时，最好找时间放松一下，“偷听”来自右脑的所有那些不太相关的关联关系。 不要一杯一杯地喝咖啡，而是让自己做些白日梦。不要痴迷地总想着一个问题，你可以去洗个热水澡，或者打一会儿乒乓球，或者去海边散散步。

来看一个不久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实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们所感兴趣的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对想象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招募了600名被试，其中大多数都是大学生。在红色、蓝色或者中性色的背景条件下，对这些被试进行各种各样的基本认知试验。

不同的背景颜色对想象力的影响差别巨大。当被试在红色背景条件下接受试验时，他们在需要精确性和专注于细节的能力上表现更为出色，比如找出拼写错误或者短时记忆随机数字。按照这些心理学家的说法，这是因为人们不知不觉就会将红色与危险联系起来，而危险让他们更加警觉和敏感。

但从心理学上来看，蓝色却有很多其他颜色所不具备的好处。尽管在蓝色背景下，被试在短时记忆方面表现不佳。但是，他们在那些需要想象的试验上却极为出色，比如：想出一块砖的新用途，或者利用简单的几何形状设计出一个儿童玩具。实际上， 在蓝色背景条件下，被试的创造性成果的数量是红色背景条件下被试的两倍。

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房间里的蓝色墙壁让我们更具有创造性。按照这些心理学家的说法，这种颜色自然而然地会让你联想到天空和海洋。我们会想到宽广的视野、散漫的光线和沙滩以及慵懒的夏日。于是，阿尔法波立刻增加。 这种心智上的放松更容易让人做白日梦和关注洞见。我们会不再关注于眼前的东西，却对想象出来的各种可能性更为敏感。

这些数据确实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我们一直以为，某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具有创造力，创造性是由人格特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父母没有遗传一个聪明的大脑，他就永远也创作不出一首歌，或想出一个像“报事贴”这样有创意的新点子。但是，创造力并不是心智的固有属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蓝色的背景下的创新成果会翻番的原因。想象力漫无边际，远非我们所能想象。我们唯一要学的，就是如何“聆听”。 qqM689YlPEjetrTb6WgMFnxPr2wgvoL0buQhifscCWI2HkHkA5Y0VBOR/ggMd8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