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极端的交替

躁狂的终结往往就是抑郁的开始——洛威尔曾经将躁狂比喻为“一片在噩梦中生长的魔法橘树林”——而事实上，躁狂和抑郁常常混杂在一起，或是在一个持续的活力变化过程中交替出现，这样的过程在自然界中也很常见，正如诗人施瓦茨所描述的那样：

河流富饶、光辉、璀璨、闪亮，仿佛迈着光影的舞步淙淙流淌；

鸟儿飞越、翱翔、俯冲、栖息、鸣唱，急降或是飞升，

仿佛黑管吹奏出的芭蕾舞曲，上演着从静止到各种飞行状态的变奏：

鸟儿是树干和枝丫内心的快乐所幻化出的精灵，是对能量的庆贺与消耗！

我们很难相信，很难相信冬日的真实是多么令人痛苦，

见证着如此神奇的能量精灵，如此充满活力的生命伟绩，

所有的喜悦、飞翔、舞动、闪亮，都带有如此无法抗拒的热情和吸引。

我寻找着宁静的信念与完整的确定，爱的奇迹，

温柔或是痛击，或是走向温柔的痛击。

我必然想到了青松与翠杉，

想到了冬青、常春藤和冰柱，想到了结冰的大地，

也想到了腐烂的枯树，那么惨白、潮湿和枯槁，

更想到了榆树、橡树、枫树那灰暗和干硬的枝丫，

这一切都让我记起，哪怕只是一点点，存在的并非永远。

五月和初夏不会长存:

只有想到了万物是如何开始渴望拥有烈火的本质，

渴望如火焰一般长叶与开花，才能忘掉眼前这一片碧绿的景色，

忘掉繁花似锦的五月所展现出的金银色的胜利旗帜，

忘掉盛夏的强大与权威。

并回想起万事万物是如何在生长与生育中受苦、死亡，

然后重生，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发生彻底的转变。

尽管我们对于躁狂和抑郁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临床状态的差异上，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躁郁症最具标志性的特点，正是它在这两种形式和状态中的摇摆，以及在发作与好转期间的摇摆。躁狂和抑郁症的症状很明显具有两极化的特质，但那些带有重叠性、过渡性和波动性的层面，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描述并理解躁郁症，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任何人都更能正确地解释和描述躁郁症这种疾病的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教授，曾经这样写道：

对这个疾病的各种临床形态的界定，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人为且武断的。通过观察的结果，不只揭示出所有不同的形态之间具有渐变的转化，同时也揭示出，在最短的时间内，同一个病例可能会经历多样的变化。

到了近代，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博士在阐述躁郁症的这种基本的动力性本质时，曾经将这种疾病与电影做过比较：

情绪的流动、改变和运行，由于发生在不断变换的情感波动过程中，所以用电影的画面比喻更为恰当，而与“静止”的照片截然相反。事实上，当精神科医生第一次见到躁郁症患者时，往往观察到的只是病人所经历的多次情绪波动中的一次，不是从忧郁转变为陶醉，就是从轻躁狂转变为沮丧，这种情况通常会让人联想起电影已经演到一半才开始看的经历。不论是从哪一部分剧情开始，最后总会再绕回故事的起点。观察者可能会看到躁郁症的病人先是出现躁狂的反应，然后进入抑郁中，但最后，如果观察得足够持久，还会再看到另一次躁狂的发作。虽然吸引观察者的，是眼前片段的景象，但就像电影是持久而又不断变化的一样，情绪波动的过程也同样是持续的。这种情绪变化，或者说情绪不断起伏的概念，要比静态的评价更加确切。

◇ 医生们的见解

几个世纪以来，躁狂和抑郁之间存在的联系始终引发着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例如，早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希腊医生阿雷提乌斯就曾注意到，“抑郁无疑是躁狂的起始阶段，甚至是其中的某一部分”。同样，大约在公元575年，拜占庭医师亚历山大描写过很多出现躁狂和抑郁的循环发作的个体，他认为“躁狂不是一种病，而是抑郁更为激烈的一种表现形式”。

16世纪，贾森·佩顿西斯（Jason Pratensis）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多数医生会将躁狂和抑郁这两种真正可怕的疾病看成是同一种疾患。”就像其他人一样，佩顿西斯仅仅通过“程度与表现形式”来区分躁狂和抑郁。 17世纪，医生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认为：

抑郁患者……情绪低沉阴暗。他们将内心的阴影投射到事物的影像上，形成一种黑暗的潮汐；相反，躁狂患者的情绪则像是在一种永恒的兴奋中沸腾。他们会被一种不规则的运动所带动，不断重复。那是一种会令人腐蚀和消融的运动，甚至不用发烧都能散发出热力。在躁狂和抑郁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并非指在经验当中的症状关联，而是指它们同出自于一个既会冒烟又会燃烧的火源——在这种想象画面中，这个火源更加强劲有力，也更加明显。

到了18至19世纪，大部分的医学作者都将躁狂看作是抑郁症的极端形式。1751年，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这样写道：

医学作家可以分辨出两种类型的疯狂，并将它们形容为没有发烧、但持久的心智疾患；两者存在的差别在于，其中一个会伴随着野蛮和狂暴的情况，而另一种则表现为悲伤和害怕。我们将前者称之为躁狂，后者称之为抑郁。但这两者通常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因为抑郁经常会发生转变，迟早会转化为躁狂式的疯癫；而当狂躁减轻的时候，悲伤的情形通常又会再次出现。

19世纪中期，让·皮埃尔·法尔雷（Jean Pierre Falret）医生和朱尔斯·巴拉尔盖（Jules Baillarger）医生正式将躁狂和抑郁断定为单一疾病的两种不同表现。法尔雷指出，强烈的抑郁沮丧常常发生在躁狂发作之前、发生的过程中，甚至发生之后。而“焦虑性抑郁”，其特征表现为“不断地走来走去，同时内心无比混乱，无法集中注意力，最后常会以躁狂的激越状态作为终结”。

克雷佩林在1921年出版的有关躁郁症的权威性教科书中，曾经描述过这种混合状态。在这种情形下，躁狂和抑郁的症状会同时存在，他将这种混合状态概括地称为基本的过渡现象——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个体即将进入，或是即将摆脱抑郁或躁狂状态的时候。这种状态代表着躁郁症、艺术气质、创造力，以及自然界的周期和气候之间存在的重要联系。但不幸的是，这种状态同样也和躁郁症中极具破坏性和杀伤力的部分，如服药、酗酒与自杀，息息相关。

◇ 酗酒与药物滥用

爱伦·坡曾这样写过：“但我天生敏感，非常非常神经质。由于多次长期而又可怕的疯癫，我陷入了疯狂。在这些我毫无意识的发作期，我酗酒，天知道我喝了多少，或是喝了多久。到最后，连我的敌人也说是喝酒让我发疯，而不是发疯让我喝酒。”

爱伦·坡代表了我们对酗酒作家的一个刻板印象，只要谈到酒精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很难不提到他，或是提到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贝里曼或是洛威尔。然而，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抑郁症或是躁狂症的患者。这让我们不由地想问：掌管抑郁的缪斯是否同时也是一位“嗜酒的缪斯”？也就是说，作家和艺术家是否在用酒精和药物来缓解令人痛苦的绝望和激越的躁狂？这些物质是否造成了个体情绪的转变？是否用来引发令人倍感自在、不受压抑的心智和情绪状态？还是以上所有情况的综合？

爱伦·坡的一位传记作家曾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知道，使爱伦·坡写作和酗酒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酒精和文学是两道安全阀门，保护着最终将自己撕为两半的心灵。”而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贝特（W. R. Bett）则说：

爱伦·坡的沉沦……是他用来对抗躁郁状态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病态的武器，也是他用来暂时遗忘自己注定不幸与挫折的方式。如果这是他用来缓解令他不堪忍受的抑郁的唯一利器，那么，他就会像成千上万个其他同样因此受苦的人一样，籍籍无名地终此一生。但是，他还有第二个武器——他的笔。

事实上，爱伦·坡自己也描述过这种“难忍的病态”。有一次，在极度绝望，企图以自杀来逃避心理上的痛苦时，他转而去求助于鸦片：

你看到了，也感受到了我向你道别时的那种痛苦与悲哀——你还记得我忧郁的表达——有一种恐怖的凶兆——确实，确实如此，事实上，死亡正在向我迫近，而我已经步入了死亡到来之前的阴影……从那一刻起，一直到我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身处普罗维登斯，我都没有任何明确的记忆——我爬上床，长久地哭泣，哭了整整一个晚上。那是一个漫长、可怕、令人绝望的夜晚——当黎明到来时，我起身，快速地在清冷、稀薄的空气中行走，努力想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是没有任何作用——那恶魔仍旧折磨着我。最后，我拿来了两盎司 的鸦片……我病得如此痛苦——身体和心灵都陷入了无比可怕而又绝望的疼痛之中，以至于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够活下去……直到我将这种强烈的恐惧感压下来为止。那种恐惧感如果继续下去，势必会要了我的性命，或是将我无望地逼到疯狂。

爱伦·坡对于自己的情绪十分敏感，他也意识到了这种周期的循环罔替的问题。在一封写给诗人詹姆斯·洛威尔（James Lowell），一位同样具有情绪化气质的文学家的信中，他这样说：

我能体会你所抱怨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慵懒”，因为它也是不断困扰我的罪恶之一。我总是会一阵子非常懒惰，一阵子又勤奋异常。总有那样的时刻，任何一种脑力活动都像是一种折磨，除了独处“山林”，与拜伦的“祭坛”待在一起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让我感到快乐。因此，我有好几个月四处漫游，思绪也飘飘荡荡，到最后，又会在一种极度的写作激情中醒来，然后整天胡乱涂鸦，通宵达旦地阅读书籍，一直到疾病终结。

爱伦·坡并不是唯一一个同时因为躁郁症、酗酒和药物滥用等问题而倍受折磨的人。不断有研究发现，过量饮酒和药物滥用的人中，有很高比例的个体患有躁郁症，也就是说，患有躁郁症的病人中，很大比例会存在酗酒和药物滥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美国规模最大且设计最好的研究，要算“流行病学追踪社区调查”。 该研究发现，在躁郁症病人这个人群中，终生酒精滥用与酒精依赖的躁郁症病人比例高达46%；而同样是这个指标，在单纯的抑郁症和一般大众身上，比例各是20%和13%。相关的研究还发现，躁狂症与酗酒存在很大的关联，而严重的抑郁症则不存在。虽然人们往往会将躁郁症中的抑郁期与酒精的逐渐增量联想在一起，但现实的证据表明，酒精的消耗往往更多是和轻躁狂、躁狂、混合及过渡状态相关联的。事实上，躁郁症患者通常都是在躁狂阶段开始增加酒精使用量。对诗人洛威尔来说，躁狂与烈酒的结合，时常可以形成一种极端狂放的状态。一位曾经陪伴他到南美洲参加文化交流项目的国会代表，回忆道：

我们刚刚抵达阿根廷，他在午餐前就喝了6杯双份掺伏特加的马丁尼，还要我陪他一起喝。我们到总统府邸玫瑰宫参加午宴，可洛威尔忽然冒犯了即将成为阿根廷总统的将军，拉开了我们那趟旅程中无数外交骚乱的序幕。

当时在场的有美国文化特使（我不记得名字了），而洛威尔身穿颜色鲜艳刺眼的花纹运动外套和开襟衬衫。所有的将军也都在场，很有威仪却又很不安。好戏开场了，洛威尔先是被介绍给了那位文化特使，然后和他交谈了3分钟。那个家伙真的是个白痴，问了很多愚蠢的问题，并且明显不知道洛威尔是什么人。所以洛威尔对他说：“你是文化特使？”“没错，我是。”洛威尔接着说：“你怎么可能是文化特使呢，你显然是个文盲。”这就是开始，而且远未结束。等午餐结束后，洛威尔又开始了他“以雕塑为马”的旅程，他脱掉衣服，爬到雕像上面。他坚持要参观当地的每一座雕像，不过谢天谢地，我们没有真的每一座都参观。不然的话，他会叫车子停下来，然后攀爬上去，坐在雕像顶端的将军旁边。

躁狂的特点就是出现各种各样毫无节制的行为，而饮酒过量也许只是这种普遍模式中的一个侧面，但不管怎样，它毫无疑问成为人们用以自我缓解痛苦或是不快情绪的方法。从某种程度来说，酒精的确为人们提供了慰藉，让人解除了与躁狂相关的易怒、不安和亢奋。难怪当我们陷入混合状态的时候，酒精的使用量会戏剧性地增长。然而，不幸的是，酒精和药物的滥用通常又会恶化躁郁症，甚至在某些脆弱的个体身上引发出这种疾病，并破坏掉治疗的效果。

其他的一些药物，比如可卡因和鸦片，同样会被患有躁郁症的个体所滥用。ECA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躁郁症患者中，终生药物滥用的比例为41%，远远高出在单纯的抑郁或是正常人群中的比例（分别为18%和6%）。反过来看，那些滥用可卡因和鸦片等麻醉剂的人中，患有躁郁症的比例，也比正常人群高出数倍。个体往往会依据自身经历中最明显的特质，在自行治疗中选择不同的药物。比如那些患有易激惹和混乱形式抑郁症的个体，或是易怒的躁狂病人，往往会选择酒精和鸦片这类带有镇静效果的药物。

服用可卡因和其他兴奋类药剂的躁郁症患者，往往情况比较复杂。有证据表明，绝大多数病人在最开始使用可卡因的时候，都是在轻躁狂或躁狂发作时，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或诱发这种状态下的欣快感觉。一些临床调查者曾提到，很多躁郁症患者和循环性心境障碍患者声称，他们之所以使用可卡因，并不是为了缓解抑郁的情绪，而是为了延长或强化轻躁狂状态下的欣快效果。

比起单一的形式，酗酒、服药和躁郁症三者共存的形式显然更为普遍。大约60%的躁郁症患者，都曾对某些东西有过渡滥用或依赖的病史。同样司空见惯的是，这类问题常发生在患有躁郁症的作家和艺术家身上，当然结果也往往更具毁灭性。塞缪尔·柯勒律治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向一位朋友讲述了自己与鸦片之间的斗争:

从我上次抽鸦片到现在，还不到60个小时——虽然和上周相比，抽的已经是微不足道的剂量。而我完全相信，你的焦虑不会超过第一周：第一周你不会，也一定不能让我离开你家，除非保证你和我一同出门——不管得体与否，都必须这样做；并且你一定要确保仆人和那个年轻人，无论如何都不要为我拿任何东西。谈话的刺激会延迟萦绕在我头脑中的那份恐惧感；但当我独处时，鸦片所带给我的那种恐惧、颓废和堕落的感觉，将完全把我压倒……

一个半世纪之后，美国诗人贝里曼平铺直叙地讲出了他与酒精之间的那种毁灭性关系：

在一个漫长而且糟糕的外遇期，直到1947年为止，我都是出于社交性地喝酒，也是我和太太结婚5年来的第一次出轨。我的情妇喝酒喝得很凶，我和她一起喝。真是令人羞愧，这既伤人又害己。一天回家时，我出现了幻觉，听到头脑中的声音。我在纽约进行了7年的精神分析和团体治疗。酒醉时，我会在8楼顶端30厘米宽的栏杆上爬上爬下。

喝酒时勾引女人往往很成功。太太在我们结婚 11 年后终于因为我的酗酒离我而去。当弄丢那封我有史以来收到过的最重要的专业信件时，我充满绝望。我独自酗酒、失业，同时又一无所有。我在纽约游荡，引诱学生喝醉。大概有四五次在喝醉时尝试同性恋行为。每隔几天我就要吃一次戒酒药，喝一杯啤酒，然后在地上痛苦挣扎。在喝醉酒的半夜与房东为了公寓的钥匙争吵，他打电话叫来了警察，我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夜。在进行了两个月的密集式自我分析释梦等之后，我再婚。主任告诉我，我曾经半夜找学生喝酒，并威胁说要杀了她。第二任妻子又因为我的酗酒而离开我。因为喝酒，我在公开演讲时烂醉。我在加尔各答喝醉，整夜在街上游荡，记不清自己的住址。

8 年前，我和现在的太太结婚。在过去的 10 年当中，我无数次使用巴比妥酸盐和镇静剂，好几次入院。为了喝酒，我找过许多借口，甚至为此说谎。现在严重失忆、记忆扭曲。我曾在艾博特出现震颤性谵妄 ，并持续几个小时之久。在都柏林，为了全力写出一首长诗，我连续几个月每天喝 1 000 毫升威士忌。两年前，我曾有 4 个月滴酒不沾。我太太把酒藏了起来，我自己也把酒藏了起来。

酗酒对个体自我毁灭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性格极为多变的威尔士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身上看到具体例证：

现在的托马斯会出现频繁的昏厥。他已经不止一次被医生警告，如果想继续活命，就必须完全戒酒，过规律的生活……托马斯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完全陷入自己的世界中，并表现出病态的抑郁。他独自外出，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后回来，大声宣布：“我喝了18杯纯威士忌。我想这是一项纪录。”（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 终极疯狂——自杀

除了喝酒与药物滥用之外，躁郁症患者还会比任何其他精神科或内科疾病患者更容易自杀。未接受过治疗的躁郁症患者的死亡率，甚至要超过许多心脏病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克雷佩林曾经描述过这种他的许多病人都曾经历过的恐怖、令人难以理解的悲痛和绝望情绪：

病人常常试图绝食、自缢、割腕，他们乞求能够被焚烧、活埋，或是弃之于荒野任其自生自灭……我有一位病人因为经常用脖子撞击雕塑的边缘，导致颈部到脊椎所有的软组织被切除。

一份针对30项研究的回顾表明，平均每5个躁郁症患者中，就有一人死于自杀。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杀的人当中至少有2/3的比例确定患有抑郁症或是躁郁症。在瑞典进行的一项广泛性临床研究中，不论是双相情感障碍还是单相障碍，患有躁郁症的个体自杀的比例几乎是没有任何精神障碍的个体的8倍。

研究显示，造成青少年自杀的高风险因素中，有4个因素几乎可以解释其中80%的死亡：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有酗酒或药物滥用问题、缺乏前期治疗，以及容易获得枪支。而在这些因素当中，躁郁症的诊断对于自杀的预测最为重要。自杀对于许多罹患躁郁症却不进行治疗的人来说，就像是心肌梗死对于冠状动脉堵塞，不治疗必然导致病情继续恶化。但是由于自杀显得更具有主观意志性，是由个体自身所引发的，往往也更像是与外界环境无关（实则不然），所以躁郁症在医学上所具有的潜在致命性往往会被忽略。

美国艺术家拉尔夫·巴顿（Ralph Barton）在自杀的遗言中，就曾大胆预料，在他死后，人们一定会对他的死亡作出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解释，但是总会忽略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他所罹患的精神疾病：

每个认识我并且听到死讯的人，都会对我的自杀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与假设。实际上每一条假设都会非常夸张，而且完全错误。任何一位精神科医生都知道，精神疾病才是自杀一成不变的原因，生活的困苦不过加速了这个事实而已。实际上，正是自杀的倾向造就了个体本身的困境。

我遇到的困难其实并不多，正好相反，我拥有别人向往的灿烂人生。我得到了比自己应得的更多的感情和赞赏，我所认识的最迷人、最聪慧和最重要的人物都对我十分喜爱，即便是我的敌人也会对我阿谀奉承。我的身体状况也一直良好。

但是，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患有抑郁症。在过去的5年当中，我开始出现确诊无疑的躁郁症精神状况，这使我无法得到任何与自己天分相称的价值，使我的工作在过去的3年中成为一种折磨，让我无力承受。它让我无法像常人一样去享受生命中单纯的乐趣。

可笑的是，我换了一任又一任妻子，一座又一座房子，一个又一个国家，其实只是为了躲避自己。而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非常害怕自己会将大量的不快乐传染给那些爱我的人。

有关躁郁症个体自杀企图的研究显示，大约25%～50%的人曾经至少自杀过一次。而一次较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参与人数超过20 000）也指出，一生从未患过精神疾病的人，企图自杀的比例为1%；有严重抑郁症的人，企图自杀的比例为18%；而罹患躁郁症的人，比例则为24%。

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就自称患有躁郁症，并且还在牛津大学念本科的时候，就公开讨论自己的自杀行为。他的一位朋友特兰迈尔勋爵（Lord Tranmire），告诉格林的传记作家说：“他想要用俄罗斯轮盘赌的方式来开枪自杀，这让我们非常担心。最后，我们逼他作出保证，即便要玩，也不可以在5个枪膛里放两发以上的子弹。”格林自己曾描述过他的第一次尝试：

我将一颗子弹放入枪膛，把左轮手枪拿在身后，迅速转动转 轮……我把枪口对准右耳，扣动扳机，有“咔嚓”一声转动的声音。我从枪膛里看下去，可以看到那颗子弹现在已经转到了发射位置。我逃过了这一颗。

拜伦勋爵也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只不过他用幽默的机智掩藏了自己深刻而又真实的痛苦。在一封写给他的朋友诗人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的信中，拜伦这样说：“要不是想到这样会让我的岳母幸灾乐祸的话，我真应该把自己的脑袋轰掉。不过，如果确定可以变成鬼魂纠缠她的话，我也甘愿一死，但是我不想再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了。”

洛威尔则在一首诗中，以拜伦式的机智，描述了对自杀的矛盾和冲突心理：“犹豫不决的自杀者应该选择海洋，谁知道呢，他也许将最终抵达彼岸。”而在另一首诗当中，他写得更为直接：

我是否能够因为从未尝试自杀，

而获得嘉奖——

或者我只是害怕那怪异的行为

会让我铸成大错。

由不了解所造成的错误，

可以靠练习来弥补。

就像我们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

没有脑袋的、剩半个脑袋的、歪歪斜斜的，

因为闪光灯而什么都看不到。

一般来说，打算自杀的人通常都会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意图。一项针对134位自杀案例的研究发现，有2/3的躁郁症患者都曾表达过他们的自杀意念，其中最常见的是对自杀意念直接而又具体的陈述。

托尔斯泰也曾形容过他对生命的厌倦、忧虑和自杀的意念，而这都存在于一个看似完整、快乐的躯壳当中：

那时，自杀的想法很自然地冒了出来，就像以前曾经出现的要改善生活的念头。这个想法是如此诱人，以至于我必须要对自己使一点花招，才不会仓促作出决定。我不想匆忙决定，只是因为我想用所有的力气来解开我纠结的思绪。我告诉自己，如果无法解开，就得带着它继续前行。这样看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每当我独自一人回房换衣服的时候，总会把绳子拿出房间，以防自己在衣柜的横梁上上吊。我再也不背枪去打猎了，这样就不会轻易被“开枪自杀”的想法所引诱。

我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害怕生命，挣扎着想要摆脱它，却又期望能从中获取些什么。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从各个方面来看，此时的我都应该被看作一个绝对幸福的男人。我已经50岁了，拥有一个值得我深爱的好太太、5个孩子和一块很大的土地。不需要我花费任何努力，田产就会自然地增长。比起以往，我更受朋友的尊敬，更受陌生人的赞扬，而且不用进行自我欺骗，就能得到某种声望。

诗人兼评论家阿尔瓦雷斯（A. Alvarez）在他的《野蛮的上帝》（ The Savage God ）一书当中，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自杀所包含的绝望、暴力和高度利己的动机。意大利诗人凯撒·帕维泽（Cesare Pavese）在留下“没有人缺少自杀的好理由”之后不久，也自杀身亡了。在引用帕维泽的话时，阿尔瓦雷斯格外强调，我们对于自杀者的理解其实十分有限。尽管我们不能对自杀者报以忽视漠然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必须深刻意识到，他们所具有的复杂且具有特异性的情绪状态，终究是我们无法企及的：

不可否认，外在的不幸与自杀之间其实少有关联……对于局外人而言，自杀通常是一场完全没有理由的表演，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在幸福的最深处……最难以说明”，那原因看似琐碎，甚至无法觉察。它只能缓解幸存者的内疚感，安慰精神正常的人，并鼓励社会学家继续永无止境地寻找令人信服的结果。真正的动机，迂回、矛盾、如迷宫般曲折，远远超出我们的凡俗视野。

与自杀的行为一样，自杀的想法和自杀的企图在混合状态下也特别常见。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詹姆逊（G. R. Jameison）发现，混合状态是疾病最危险的临床阶段。在对100个自杀案例的研究中，他发现有一半人患有躁郁性精神病。他指出，抑郁症状、精神敏感和紧张、忧虑以及不安行为的混杂，格外具有致命性。其他人的很多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混合状态往往是抑郁的感受和异常慌乱、易怒和不舒服的身体状况的融合，通常还伴有高昂的活力与强烈的冲动。对于那些经历这一切的人而言，混合状态无疑是容易致命的。

诗人雪莱就曾因为这种极度的激越、失眠、混乱、幻象、强迫和自杀意念，而感到自己的抑郁状态无法忍受。因此，在他的许多诗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与疯狂、绝望和自杀相关的主题：

就这样，我无力的身躯将伸展

延伸到荒野森林最阴暗的黑影背后，

试图熄灭那道掠夺我枯萎生命的

永无止境的火焰；

我将闭上双眼，

梦见自己身处某个遥远和美好的平原，

在那里我将脱离躯体，

如果这么做可以让我永离苦难，

请用冰冷孱弱的手指，

在我枯萎的灵魂上留下疯狂的烙印。

像自杀这种具有决定性、悲剧性而且可怕的东西，竟然会存在于如此的非凡美丽之中，实在是生命和艺术中最为终极的矛盾。梵高在自杀前所完成的最后几幅画作中，呈现出绝佳且超出常人的控制力。而同梵高一样在30多岁便自杀身亡的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诗句中同样也能找到极其平静和抒情的话语：

过了凌晨一点了，

你早该上床睡觉了。

银河如水银般流过夜空，

我并不匆忙，

有快如闪电的电报，

没有必要去惊醒和烦扰你。

他们说，

事情已经结束了。

爱情的小舟，

在传统习俗的礁石上撞得粉碎。

现在你和我都已经走过，

再也不需要

去细数彼此的伤口、痛楚和疏忽。

只要看看这个世界多么的宁静！

夜晚为天空覆盖上一层群星的重荷。

在这样的时刻，你会起身发言，

对世世代代、对整个历史、对全宇宙发言。

马雅可夫斯基的传记作家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指出：“他在自杀留言当中，引用了这首诗当中的4行，并将其中的‘你’全部改成了‘生命’。”

躁郁症的临床症状，要比当前我们所使用的精神病学术语“双相情感障碍”复杂和致命百倍。不断变化的思想、行为和感觉背后，是活力程度和情绪起伏的周期基础。这个疾病包含了人类的各种极端体验，情绪可能会在陶醉与绝望之间，或是愤怒与漠然之间来回摇摆。这种快速的摆动与各种极端形式的组合，形成了一幅复杂难懂的临床景象。

洛威尔对躁狂“灿烂、狂暴而又平凡”的本质描述得入木三分，同样，拜伦也曾这样描绘过这种“可怕的混乱”：

这本应该是高贵的生命，

他拥有成为光辉人物的一切优秀因素，

但是这些因素却没能成功地组合，

而是像现在这样，构成了可怕的混乱——光明与黑暗、

心灵与尘土、激情与澄澈的思想，

混杂在一起，进行永无止境地、毫无秩序地搏斗，

全部潜伏或是毁灭。

在我们描述完“可怕的混乱”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疯狂”与艺术基因之间的联系。我们将特别强调那些不断增长，且结果又惊人一致的研究证据，那些可以显示出躁郁症及相关气质，正是艺术创造力最强有力同盟的证据。 WeWo8uJdr1rJnDTxEBVAlXa7wZK7BKY1c8+vkCKnttP1E2BSrAy0Sy9l4Mn1JF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