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美妙的疯狂

他的狂喜弥漫在整个空气之中，

烈火，使他的诗文如此凝练无暇，

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他自始至终保持的那份美妙的疯狂，

而这原本就应占据每一位诗人的头脑。

——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

“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疯子，”拜伦如此评价自己和他的那些追随者，“有些人激动亢奋，另一些则忧郁阴沉，但不论哪一个都多少有些疯狂。”本书要讲的正是这种“多少有些疯狂”的故事。具体来说，本书是有关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一种混杂了令人亢奋难安的喜悦、忧郁和混乱躁动的疾病,以及它与艺术气质和想象创造之间的关系。同样，它也是一本有关艺术家及其人生旅程的书，在这段旅途中，情绪就是承载他们的航船。而在字里行间始终若隐若现的，还有那条古老而又恒久的信念：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美妙的疯狂”。

最初推动艺术家开启艺术之旅的，往往是他们思维和感受中那些热烈激昂的部分——剧烈的能量、高涨的情绪、灵活迅速的思维、对壮丽和虚幻的体验，以及一种永不停息的狂热气质。但通常紧随而至的，将是深不可测的低落心情、野蛮力量，还有那些会乍现出来的“疯狂”。这些截然相反的情绪，往往错杂交织，以一种灵活多变、放纵不羁、轻浮无常、深思多虑、庸人自扰或是急风暴雨的面目呈现给世人。正是它们形成了人们对于艺术气质的通俗看法，并且成为躁郁症的基石。而诗意或艺术天分，一旦与这些断断续续、变幻无常的情绪水乳交融，就会变成锻造想象与经验的强大熔炉。

激昂的情绪、碎裂的理智，以及艺术特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美妙的疯狂”，这一观点至今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大部分人难以接受，像躁郁症这样一种颇具毁灭性的精神性疾病竟然可以带来某些好处，比如强大的想象力、剧烈的情感反应和膨胀的能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联想，让人们产生了“疯狂基因”这样一个幼稚的概念，这不但会让此类粗糙和无知的想法过分简化，同样也令人担心大众会将个体在风格、感知力和气质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统统归纳入疾病的范畴。

事实上，给某个具有非凡创造力、成就辉煌、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喜怒无常或是秉性古怪的个体贴上“躁郁症”的标签，既模糊了艺术领域内个体独特性的概念，也无意中淡化了这种可能会致命的疾病所具有的严重性。当然，造成这种担忧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过多的精神分析式猜测，以及性格分析法的滥用，已经招致了社会奚落和嘲讽。由于人类在基因工程、神经科学和精神药理学方面的长足进步，精神病学思想与临床实践开始偏离早期精神分析的影响，转向生理的视角。

一些人担心这种从精神分析到精神药理学的显著转变太大、太迅速，会造成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之间的巨大鸿沟。浪漫而又富有表现力的言语，开始渗透进精神病学的专业术语之中，这种侵蚀不断诱使人们将现代生物精神病学的大部分内容弃之不顾。在艺术领域内使用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禁忌。

长久以来，生物精神病学家对于研究艺术家、作家或是音乐家的情感障碍表现得毫无兴趣，而那些艺术圈里的人们也绝不愿被人以生理学或是诊断学的视角来看待。直到最近几年，一些处于这两个领域交叉学科的、颇具创造力的学者才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之前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创造力与“精神分裂症”（通常是被误诊了的躁郁症）或精神病理学的广义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情感障碍在创造性工作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上，这些研究者还有大量未解的疑团。

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某些生活方式往往会为那些古怪异常的行为提供伪装。长久以来，艺术家在情绪和行为上往往拥有极大的自由空间，事实上，乔治·比彻（George Becher）就曾发现，那些浪漫主义的艺术家正是运用了“疯狂基因”这个概念，“为自己的特殊状态寻找认可，并借此逃离传统的束缚”。

“躁狂”的气味让天才具有一种神秘而又无法解释的特质，使得他从此与那些普通人、中产阶级、庸俗者，以及最为重要的，那些“仅仅”有一点天赋的人有了天壤之别，也让他成为古希腊诗人与预言家的现代继承人，可以像自己远古的前世一般，拥有“灵感忽降”或是“神灵附体”的力量与特权。

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早在17世纪就写过“所有诗人都是疯子”的名言，而这一观点一直流传至今。暂且不说它是否适用于某些人，也不论它的准确程度如何，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将心理病理学与艺术化的表达画上了等号。举例来说，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假设就是：在艺术圈里，疯狂才是正常的表现。也许下面这段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为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所做的传记片段可以作为最好的佐证，它详细记录了洛威尔的同伴对他多次躁狂发作所作出的反应：

洛威尔曾经在辛辛那提对他所有认识的人宣称，自己决定再次结婚，并劝说这些人和自己一样也选择站在激情的一边。他的一些同伴虽然感觉到他这个时候格外兴奋和多话，但他的话语总是机敏睿智，常常使得他们欣喜若狂，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洛威尔“病了”。事实上，他的表现正是某些人希望一位著名的诗人应该表现出的样子。他们决心采取行动来保护这束独一无二的火焰光芒，不让它受到任何来自纽约的令人沮丧的侵扰。因此，当哈德威克（洛威尔的妻子）开始确信自己的丈夫确实病了时（因为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打往纽约的电话变得越来越混乱、啰唆，并充满了谩骂），她的面前立即竖起一堵来自于洛威尔校园盟友的充满敌意的高墙。她对于洛威尔的看法完全不能为他们所认可，甚至当他们讨论起相同的症状时，她看到的是“疯狂”，而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天才的标志。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艺术气质以及躁郁症之间虽谈不上重叠，但却引人注目的关联进行文学性、传记性和科学性的探讨，同时也力图解释它们与自然界的节律、周期，或是自然属性之间的关系。

拉开本书序幕的，是对躁郁症的一个整体概括：它是什么？会影响谁？它以什么面目呈现给世人？在本书中，我们会从临床的视角审视躁狂、抑郁、混杂着两者的躁郁状态以及自杀，并通过那些患有过严重情感障碍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的亲身经历来进行充分阐释。躁郁症与艺术创造力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相对于一般大众，作家与艺术家在躁郁症或是抑郁症上的患病比率高得惊人。这并不是说，所有（甚至不能说大部分）作家和艺术家都会陷入重度情感障碍的困扰之中。

对于两者之间的纠葛与关联，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怀疑与反对意见。其中一些往往来自于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精神分析的滥用，特别是那些具有很强臆断性和解释性的部分，但是更多的怀疑与反对还是因为对躁郁症这种疾病缺乏足够的理解。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在这种疾病比较缓和的时候，其具体的特质是什么；也不知道大部分患有躁郁症的人事实上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候并不带有什么明显症状，也就是说，他们在心理上是正常的。

很多人，甚至是那些精通心理学和医学的人，想到躁郁症的时候，总会联想到精神病院中偏僻阴暗的病房，以及持续发作的精神疾病与疯狂，并理所当然地认定，这种情况下绝不会诞生出任何有意义的创造性作品。然而，疯狂，或者说精神病，仅仅只是躁郁症的一个极端，事实上，大部分患有此类疾病的个体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理智。一部艺术作品也许是个体在轻微或是精神病性的躁狂状态时产生灵感得以形成，在抑郁时得到了润饰或成型，并在个体恢复正常时形成最终结构。情绪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互动、张力和转移，与精神正常阶段的滋养和规则一样，对艺术作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张力与转换，赋予了艺术最强有力的生命。

在“疯狂”与艺术创造力的关系上，本书的第3章将为读者呈现心理学和生理学两种视角的争论；同样是在这一章，我们将详细阐述有关艺术气质与躁郁症特质所具有的相同特性，以及两者在思想和行为模式上表现出的共同点。我们还会详细讨论，极端的情绪状态所引发的某些体验对于创作过程的重要意义，以及艺术家如何通过艺术本身实现自我的救赎。季节的周期交替格外重要，它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情绪和精神疾病所表现出的周期性模式上，同样也出现在罗伯特·舒曼、文森特·梵高以及其他很多艺术家明显的艺术创作周期中。

对气质与艺术的讨论，最佳方式莫过于对个人的生命历程进行深度地检视，而要想生动地说明遗传、个体意愿、环境与诗意气质之间所具有的复杂关系，最好的例子又莫过于拜伦勋爵。遗传了疯狂与严重忧郁，拜伦一生都深陷在害怕自己发疯的恐惧之中，他也许正好代表了“美妙的疯狂”最边缘的形式，也就是在诗意气质与精神疾病之间的模糊界限。他与忧郁和自己的“野蛮情绪”进行着痛苦的缠斗，而后两者也为他的作品带来了大量的灵感。

躁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这个观点，不仅对于我们了解躁郁症的渊源十分重要，同样也引发了许多有关医学和伦理方面的争议。我将在第5章为大家展示有关躁郁症遗传基础的科学论证，并以几个著名的文学与艺术世家，如丁尼生、梅尔维尔、舒曼、柯勒律治、梵高、海明威和伍尔芙等的精神病家族史和家谱图来加以说明。

艺术气质与躁郁症之间的紧密联系蕴涵着多重深意——不论对于艺术界、医学界还是社会而言都是如此。现代精神药理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这些可能既让人释然，又使人烦乱，但是相关的伦理领域却仍是一片令人惶恐的空白。躁郁症深受临床与基础神经学研究的影响，这是其他疾病无法比拟的。药物的广泛应用不但给予了临床医生前所未有的选择，同时也给了患者拯救自己生命的机会。锂盐、抗抑郁药和抗痉挛药物现在已经成为了治疗躁郁症的标准疗程，没有药物配合的单纯心理治疗或是精神分析，都会被视为医疗过失。

但在治疗艺术家时却引发了十分有趣的问题。一些艺术家断然拒绝通过服药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波动和行为。很多证据表明，在这些拒绝药物治疗的艺术家和作家群体中，有很高比例的人会去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其中有很多人，包括拜伦、舒曼、丁尼生、梵高、菲茨杰拉德和洛威尔在内，会反复求助于他们的医生。此外，还有一些艺术家和作家则会选择停止服用药物，因为药物让他们丢失了与疾病紧密相连的高涨情绪，或是药物的副作用干扰了他们清晰而又敏捷的思维，或者减弱了他们的激情、感性和能量。

尽管躁郁症长期以来都被认为具有遗传学基础，而且在几千年的观察中，人们发现其强烈的性格倾向容易出现在某些家族而不是另一些家族当中，但是直到近期，分子生物学上的迅猛发展才为我们提供了洞察躁郁症基因所必需的高精度研究技术。同样，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数量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让我们对躁郁症这种最具人性化表达、心理结构最为复杂，同时也最情绪化的疾病的生理认识水平，超越了精神病的范畴。

基于这一科学进展，人们发现这种毁灭性疾病依旧存在一些对个人和社会的好处，有关伦理方面的争议也扑面而来：如果这种疾病真的能够治愈，人类是否可以彻底消灭它？美国的部分地区曾经一度执行过对遗传性精神病，特别是躁郁症患者的绝育手术。而在德国的集中营，那些患有躁郁症的个体更是被大批量、有计划地屠杀。

当躁郁症基因被发现的时候，羊水诊断、其他孕期检查，以及流产手术，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未来的基因疗法和对躁郁症的早期预防，又会为社会带来怎样的意义？精神病治疗是否会造就出快乐、平庸，同时也更加缺乏想象力的艺术家？对于那些传记作者和评论家而言，躁郁症在他们所研究的作家和艺术家身上是如此普遍，这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本书的最后一章会详细探讨这些争议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本书讲的是人生旅途中航行者的气质与情绪：它是一条细线，横亘在伊卡洛斯 和那些在飞翔中幸存的艺术家的命运之间。伊卡洛斯虽被烧焦，却不曾触碰到火焰，“感到热蜡流淌，羽翼尽失”，而这些艺术家“穿越混乱的国度和‘古老的夜晚’，依然没有丧失自我”。本书讲述的是“暗夜中的渡船”，正如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描述的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一样，作为情绪的魔术师和追随者，引领我们穿越“无法驾驭的危险疆域”：

你就是我们暗夜中的渡船，

轰鸣在寂寞辽阔的海面上，

整艘船响彻着武士的音乐，

任性地引领我们横跨整片无法驾驭的危险疆域。 Ge5IM0IywbmQf2wSObGZp5KkGqE13iAZ/ryz91zydinpt+qsfaBp557mhxGgUQ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