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直把她称作那位女士。当他提到她时,我几乎未曾听见他用过别的称呼。在他的心目中,她才貌超群,出类拔萃,其他女性无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这并不是说他对艾琳·艾德勒产生了近似爱情那样的情感。一切情感,特别是爱情,对于他那冷静、严谨、沉稳、令人钦佩的头脑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我以为,他简直就是一台世界上无与伦比、尽善尽美的用来推理和观察的机器;可是作为情人,他却会把自己置于违心的境地。他从不温情脉脉,情话绵绵,他说话时常常带着讥讽奚落的口吻。对观察家来说,温柔甜蜜的情话是再好不过的东西了—因为它能揭示人们的动机和行为。然而,像他这样训练有素的推理专家,他若容许这种情感侵扰其敏锐而精细的性格,就会分散精力,甚至使其所有的推断都受到怀疑。即使精密仪器中落入一颗砂粒,或者他的高倍放大镜镜头产生了裂纹,所引起的干扰都比不上在他那样的性格中浸入一种强烈的情感。然而,只有一位女士仍然模模糊糊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这位女士就是已故的艾琳·艾德勒。
最近我很少和福尔摩斯见面。我婚后和他来往少了。我的婚姻幸福美满,以及头一遭感到自己成了家庭的主人而产生的恋家之情,占去了我全部的注意力。而福尔摩斯骨子里就豪放不羁,厌恶一切陈规旧习和繁文缛节,依旧住在我们那所位于贝克街的房子里,埋头于旧书堆中。一周又一周,他要么服用可卡因,要么干劲十足,交替地处于因用药而引起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和他的深沉的性格所释放出来的旺盛精力之中。像往常一样,他仍醉心于对犯罪的研究,用他那卓拔的才能和非凡的观察力把那些线索弄个水落石出,解开那些官方警察束手无策而放弃的疑案。我不时隐隐约约地听到有关他活动的情况,诸如他应召去奥德萨办理特雷波夫谋杀案;他侦破居住在村可马里的阿特金森兄弟的罕见的大惨案;最后还有关于他极其周密、非常出色地为荷兰皇家完成了一项使命的传闻。有关他活动的这些情况,我和所有其他读者一样,都仅仅是从报纸上读到的。除此之外,有关我这位老朋友、老伙伴的其他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
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的晚上,我在出诊归来的途中,恰好路过贝克街(顺便提一下,我当时已经退役,重新开始了行医生涯)。对那所房子的门面,我记得一清二楚。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将其与我的追求,亦与“血字分析”一案中的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当我路过那所房子时,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强烈的愿望,极想见一见福尔摩斯,了解一下他那非凡的智力正倾注于什么问题。他的几个房间灯火通明。就在我抬头仰望时,我看到他那瘦高身影在窗帘上掠过两次。他低垂着头,反剪两手,在房间里快步、急切地走动着。我对他的情绪和习惯了如指掌,所以对他的姿态和举止也就一望而知。显而易见,他又在工作了。他肯定是服过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正醉心于某一新问题。我按响了门铃,然后被领到一间房间;这房间以前是部分属于我的。
他的态度不那么热情—这种情形是少见的;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高兴见到我。他目光亲切友好,但是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然后他把雪茄盒扔了过来,又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接着,他站在壁炉前,用他那独特的内省神态上下打量着我。
“婚姻对你很合适,”他说,“华生,我看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你的体重增加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说。
“一点不错。华生,我认为七磅多一点,就多那么一点点。看得出来,你又开业行医了。你没告诉过我你打算重操旧业。”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觉察到了,推断出来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最近常常被雨淋成落汤鸡,而且还有一位特别笨手笨脚、粗心大意的女佣的呢?”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假如你生活在几世纪以前,肯定会被人用火刑烧死的。确实,星期四我步行去过一次乡间,回到家时,被雨淋得不成样子。可是我已换过衣服,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至于玛丽·简,她是不可救药,我妻子已经把她打发走了。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也不明白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搓着他那双细长的使人忐忑不安的手。
“这易如反掌,”他说,“我看到你左脚穿的那只鞋的内侧,也就是炉火刚好照到的地方,皮面上有六道几乎平行的划痕。显然,这些划痕是有人为了去掉沾在鞋跟上的泥疙瘩,极其粗心大意地顺着鞋跟刮泥而造成的。因此,现在你就明白了我得出的这两个推断:其一,你曾经在恶劣的天气外出过;其二,你穿的皮靴上面的特别难看的划痕是伦敦的女佣所为。至于你开业行医,这么说吧,如果一位先生走进我的房间,身上带有碘的气味,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腐蚀的黑斑,高顶黑色大礼帽的右侧鼓起一块,那里面藏着听诊器,而我不断言他是医务界的一位活跃分子,那我不是太迟钝了吗?”
他解释他推理的过程不费吹灰之力,我不禁大笑起来。“听你推理,”我说,“我感到事情仿佛总是那么简单,简直简单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以致我自己也能进行这种推理,虽然在你解释推理过程之前,我对你接下来的推理总是感到困惑不解。不过,我还是认为我的眼力和你不相上下。”
“的确如此,”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全身舒展地靠在扶手椅上,回答道,“你是在看,而不是在观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一清二楚。比如说,你经常看到从下面大厅通往这间房间的楼梯。”
“经常看到。”
“多少次了?”
“这个吗,有几百次了吧。”
“那么,共有多少级?”
“共有多少级?这我可不知道。”
“这就对啦!虽然你看到了,可是你没有观察过。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喏,我知道共有十七级,因为我不但看到了,而且观察了。顺便说一下,你对这些小问题颇感兴趣,也善于把我的一两个微不足道的经历记述下来,那么你也许会对这个感兴趣的。”他把桌子上放着的一张厚厚的粉红色的便条纸扔了过来。“这是随上一批邮件送来的,”他说,“你大声念念。”
这张便条没写日期,也没有签名和地址。
【便条写道】 :“某君今晚七时三刻登门造访,拟就至关重要之事宜请教于阁下。阁下最近为欧洲一王室效力表明,委托阁下承办大事,足以信赖。此种传名,风行四方,我等稔知。届时望阁下勿外出。来客若戴面具,请勿怪罪是幸。”
“这确确实实是个谜,”我说,“你想这意味着什么?”
“我尚无任何可以做出推断的根据。在得到根据之前就妄加推测,是大错而特错的事。有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歪曲事实以适应得出的推测,而不是以推测来适应事实。而我们现在手头上只有一纸便条。看你能从中推断出什么来?”
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笔迹和这张写着字的纸。
“写这张便条的人大概相当富有,”我说道,尽力仿效我这位伙伴的推理方式,“这种纸半克郎还买不到一叠,特别结实和挺括。”
“特别—就是这个词儿,”福尔摩斯说,“这纸压根儿不是英国造的。你把它朝亮处举起来照照。”
我把便条朝亮处举起来,发现纸的纹理中有一个大“E”和一个小“g”、一个“P”以及一个大“G”和一个小“t”交织在一起。
“对此你怎样解释?”福尔摩斯问道。
“毫无疑问,这是制造商的名字,确切地说,是他的名字的交织字母。”
“一点都不沾边。大‘G’和小‘t’代表‘Gesellschaft’,也就是德语中‘公司’这个词,就像我们的‘Co. ’这样一个惯用缩写词一样。显然,‘P’代表‘Paper’(纸)。现在我们看看‘Eg’。我们来翻一下《大陆地名词典》吧。”他从书架上拿下来一卷厚厚的棕色封面的书。“Eglow,Eglonitz—有了,Egria。该地位于讲德语的国家—也就是在波希米亚,离卡尔斯巴德不远。‘以瓦伦斯坦卒于此地而闻名于世,亦因玻璃制造厂和造纸厂林立而著称。’哈哈,我的老兄,对此你怎样解释?”他的眼里闪动着光芒,得意扬扬地向空中喷出一大口蓝色的烟雾。
“这种纸是在波希米亚制造的。”我说。
“对极了。写这张便条的是一位德国人。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此种传名,风行四方,我等稔知’这种句子的特殊结构?法国人或俄国人不会这样写的。只有德国人才会如此乱用动词。因此,现在有待查明的只不过是这位用波希米亚纸写这张便条、宁肯戴上面具而不愿露出真面目的德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喏,要是我没弄错的话,他来了,我们的一切疑团都将烟消云散。”
他正说着话的时候,外面响起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和马车轮子与路缘相摩擦而发出的轧轧声,接着有人猛拉门铃。福尔摩斯吹了一下口哨。
“听声响,是两匹马。”他说。“是的,”他接着说,朝窗外看了一眼,“一辆漂亮的小型布鲁厄姆马车和两匹骏马,每匹值一百五十基尼。华生,这个案子即使没有什么别的,钱总是有的。”
“福尔摩斯,我想我该告辞了。”
“医生,千万别走,就留在这儿。如果没有我自己的包斯威尔,我会不知所措的。这个案子可能很有趣;若是错过了,那就真是太遗憾了。”
“可是,你的委托人……”
“别去管他。我有可能需要你的协助,他也许需要你的帮助。他来了。医生,你坐在那张扶手椅子上,全神贯注地瞧着我们吧。”
在楼梯上,接着在过道里,响起一阵沉缓的脚步声,到门口时戛然而止。接着响起叩门声,响亮而又神气。
“进来!”福尔摩斯说。
一位先生走了进来。他身高不下于六英尺六英寸,熊腰虎背,四肢粗壮。
他衣着华丽,在英国似乎显得有些俗气。他的双排钮扣上衣的袖子和前胸处都镶着宽宽的俄国羔皮镶边,肩上披着的深蓝色的大氅用火红色的丝绸作衬里,领口别着饰针,饰针上镶嵌着一颗明亮的绿宝石。脚上穿着一双靴筒高到小腿肚的皮靴,靴口上镶着深棕色的毛皮,这使得人们对他粗野而奢侈的整个外表的印象更加深刻。他手里拿着一顶宽边帽,而脸的上半部却戴着盖过颧骨的黑色面具。很显然,他刚刚整理过面具,因为他进来时,手仍然停留在面具上。从他脸的下半部看,他厚厚的下嘴唇垂着,下巴又长又直,显得果断而近乎顽固,像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
“您收到我的便函了吗?”他问道,声音深沉而沙哑,带着浓重的德语腔。“我告诉过您,我会登门拜访。”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福尔摩斯,好像拿不准该对谁说话。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大夫。他常常是我办案的得力助手。请问,阁下怎么称呼?”
“您可以称呼我冯·克拉姆伯爵。我是一位来自波希米亚的贵族。我想这位先生,您的这位朋友,是一位正直和谨慎的人,我可以把极其重要的事托付于他。否则的话,我宁可与您单独谈谈。”
我站起身来要走,可是福尔摩斯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推回到扶手椅上。“您要谈就和我们两个一块谈,不然就别谈,”他说,“凡是您能对我说的,在这位先生面前,您都可以谈。”
伯爵耸了耸他那宽宽的肩膀,然后说道:“那么我首先必须和你们二位约定,两年之内要绝对保密;两年以后,此事就无关紧要了。在目前,说此事重要到也许能影响欧洲的历史进程,都不算为过。”
“我保证守约。”福尔摩斯答道。
“我也如此。”
“这张面具请你们海涵,”我们这位陌生的来客继续说道,“派遣我来的贵人不希望你们知道他的代理人是何许人也,因此,我眼下就可以坦白地说,我刚才所用的称号并非我自己真正的称号。”
“这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冰冰地说。
“此事十分微妙,因此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加以平息,以防成为一个大丑闻,从而危及到欧洲的一个王族。坦率地说,此事牵涉伟大的奥姆斯坦家族,也就是波希米亚世袭国王。”
“这我也知道。”福尔摩斯喃喃地说,随即在扶手椅里坐下,合上双眼。
我们的这位来客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惊讶目光看了一眼福尔摩斯这副没精打采、懒洋洋的样子,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福尔摩斯毫无疑问已被刻画成欧洲分析问题最透彻的推理专家和精力最充沛的侦探。福尔摩斯慢条斯理地重又睁开眼睛,不耐烦地看着他的这位身材魁梧的委托人。
“若陛下肯屈尊阐明案情,”他说,“我就能更好地为陛下效力。”
我们的客人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激动得难以自制。接着,他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把面具从脸上扯下来摔到地上。“您说得没错,”他喊道,“我就是国王。我为什么竭力隐瞒呢?”
“呃,真的吗?”福尔摩斯喃喃地说,“陛下尚未言明前,我就知道与我交谈的是卡斯尔-费尔斯坦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戈特赖希·西吉斯蒙德·冯·奥姆斯坦。”
“但是您可以理解,”我们这位异国的来客重又坐下,用手抚摸着他那又高又白的前额说道,“您可以理解,我不惯于亲自处理这等事情。然而此事过于微妙,以至于我把它委托给一位侦探,我就不得不使自己任其摆布。我隐匿身份从布拉格来此,为的就是向您请教。”
“那就请吧。”福尔摩斯说着又把眼睛合上了。
“长话短说,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五年前,我在华沙进行长期访问期间,我结识了大名鼎鼎的女冒险家艾琳·艾德勒。对这个名字您一定很熟悉。”
“医生,请在我的资料索引中查一查这个人。”福尔摩斯喃喃地说,眼睛睁都没睁一下。多年以来,他采取了一种把有关的人和事的材料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备查的方法,因此,说出一个他不能马上提供有关情况的人或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关于此案,我找到了有关她个人经历的材料。这份材料夹在一位犹太拉比和一位写过一篇深海鱼类专题论文的参谋长这两个人的材料中间。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哼!一八五八年生于新泽西。女低音歌手—哼!意大利歌剧院,哼!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手—没错!退出了歌剧舞台—哈哈!住在伦敦—确实如此!根据我的理解,陛下和这位年轻人曾有瓜葛,给她写过几封使自己受连累的信,而现在急着想把这些信弄回来。”
“千真万确。可是,怎么才能……”
“你们曾秘密结过婚吗?”
“绝对没有。”
“没有法律文件或证明吗?”
“绝对没有。”
“陛下,那我可就弄不懂了。如果这位年轻人想以这些信件达到讹诈或其他目的的话,她怎么才能证明这些信件是真的呢?”
“有我的笔迹。”
“呸!呸!伪造的。”
“我私人的信笺。”
“偷的。”
“我自己的印章。”
“仿造的。”
“我的照片。”
“买的。”
“我们二人都在这张照片中。”
“哎呀,天哪!那可就糟透了!陛下确实太不慎重了。”
“我当时真是疯了—愚蠢透顶。”
“您已经对自己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当时我只不过是王储,还很年轻。现在我也不过是三十岁而已。”
“这张照片必须收回。”
“我们试过了,可都失败了。”
“陛下必须出钱,把照片买下来。”
“她不会卖的。”
“那么就偷回来。”
“已经试过五次了。两次我出钱雇小偷搜遍了她的房子。一次在她旅行时我们偷走了她的行李。还有两次对她进行了拦路抢劫。均一无所获。”
“那张照片的踪迹一点都没有吗?”
“绝对没有。”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他说:“此乃微不足道之事。”
“可是对我却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国王用责备的口吻回敬了他一句。
“十分严重,的确如此。那么她打算用这张照片干什么呢?”
“毁了我。”
“怎么毁?”
“我即将成婚。”
“我听说了。”
“我将与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洛蒂尔德·洛特曼·冯·札克斯麦宁根成婚。您可能知道她家的严格家规。她自己就敏感得不得了。对我的行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桩婚事就会告吹。”
“那么艾琳·艾德勒呢?”
“她威胁要把照片送给他们。她会那样做的。我知道她会那样做的。您不了解她,她是一个钢铁般坚毅的人。她美丽无比,却铁石心肠。要是我与另一个女人成婚,她会孤注一掷,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
“您能肯定她尚未把照片送走吗?”
“我敢肯定。”
“为什么?”
“因为她说过,她将在公布订婚的那一天把照片送过去。那就是下星期一。”
“啊,这么说我们还有三天时间。”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打着哈欠。
“这真是太走运,因为眼下我只有一两桩要事得调查。当然,陛下得暂时住在伦敦了?”
“当然喽。您在兰厄姆旅馆可以找到我,我用的名字是冯·克拉姆伯爵。”
“我将写封短信禀报我们的进展情况。”
“一定写呀。我会焦急万分的。”
“那么,关于钱的事?”
“由您全权处理。”
“全权处理?”
“我告诉您,为了得到那张照片,我情愿用我王国的一个省来交换。”
“可是眼下的费用呢?”
国王从大氅下面取出一只沉沉的羚羊皮袋,把它放在桌子上。
“这里面有三百镑金币和七百镑钞票。”他说。
福尔摩斯在他的笔记本的一张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收条,然后递给了他。
“那位小姐的地址呢?”他问道。
“圣约翰伍德,赛彭泰恩大街,布里翁尼宅第。”
福尔摩斯记了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他说,“那张照片是六英寸的吗?”
“是的。”
“那么陛下,祝您晚安。我相信我们不久就会给您带来好消息。华生,晚安。”他接着对我说,这时那辆皇家四轮马车正沿街而去。“如果你明天下午三时能赏光前来,我想和你聊聊这件小事。”
二
三时整,我来到了贝克街,但是福尔摩斯尚未归来。女房东告诉我说,早晨八时一过他就出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壁炉旁坐了下来,打算不管等多久都要等到他回来。对他的调查我已着了迷,虽然此案毫无我记录过的那些犯罪案件所具有的残忍和不可思议的特征,但此案的性质和委托人的高贵身份,又使其独具特色。的确,除了我的朋友正在进行调查的案子的性质之外,他的那种令人拍案叫绝的掌握情况的本领和敏锐、透彻的分析推理的功力,使我感到研究他的工作方法和领会他那种快刀斩乱麻却又十分精细的解开世上最难解之谜的方法是件快事。他百战百胜,对此我已是司空见惯。
我甚至脑海里都从未出现过他有可能会失败的念头。
快到四点时,屋门开了,一个醉醺醺的马夫走了进来。他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留着络腮胡子,满脸通红,衣衫褴褛。虽然我对我朋友惊人的化装技巧已习以为常,我还是得左看右看才敢肯定真的是他。他朝我点了点头就进了卧室。仅仅过了五分钟时间,他就出来了,身着花呢衣服,优雅体面,像以往一样。他把手插进口袋里,在壁炉前伸开双腿,尽情地笑了好一阵子。
“啊,真是如此!”他大声地说,突然呛了一下,接着又笑了起来,直笑得四肢软弱无力,瘫坐在椅子上。
“怎么回事?”
“滑稽无比。我敢说你怎么都猜不出我上午做了什么,你也猜不出我有什么收获。”
“我想象不出来。我猜你可能一直在注视着艾琳·艾德勒小姐的生活习惯,也许还观察了她的房子。”
“确实如此,但结局却相当不平常。不过我还是愿意告诉你。今天早晨八点刚过,我就扮成一位失业的马夫离开了住所。在马夫中间存在着一种令人向往的同情和默契。如果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就可以知道想要知道的一切。我很快就找到了布里翁尼宅第。那是一幢小巧别致的两层楼的别墅,面街而建,有个后花园。门上挂着丘伯保险锁。右边是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宽敞的客厅,高大的窗户几乎延伸到了地面,可是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英国窗闩连小孩子都能打开。除了从马车房的房顶可以够得着的过道的窗户以外,后面再就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了。我绕着别墅转了一圈,从各个角度仔细察看,但是再没发现任何感兴趣的地方。
“接着,我沿街闲荡;果然不出所料,我发现靠花园一侧的小巷子里,有一排马房。我帮助这些马夫梳洗马匹,他们给了我两个便士、一杯混合酒和装得满满的两烟斗烟丝作为酬劳,而且提供了我渴望知道的有关艾琳·艾德勒小姐的情况,以及住在附近的六七个其他人的情况,对后面这些人我没有丝毫的兴趣,可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下去。”
“艾琳·艾德勒的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噢,那一带的男人对她崇拜得神魂颠倒。她是地球上最俏丽的佳人。在赛彭泰恩大街的马房里,人们对此是众口一词。她过着平静的生活,在音乐会上演唱,每天五时乘车出去,七时整回来吃晚饭。除了演唱外,其他时间她一向深居简出。只与一位男士有来往,而且过从甚密。这位男士肤色黝黑,英俊健美,朝气勃勃,每天至少来一次,常常是两次。他是内殿律师学院的戈德弗雷·诺顿先生。你知道作为心腹车夫的好处吗?他们从赛彭泰恩大街的马房赶车送他回家十多次,对有关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听完了他们要谈的一切之后,我再一次在布里翁尼宅第附近徘徊,开始思考我的行动方案。
“很显然,这位戈德弗雷·诺顿是这件事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位律师。这听起来不吉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他屡次三番来看她,有何目的?
“她是他的委托人、朋友、还是情人?如果是前者的话,她很可能把照片交给他保存。如果是后者的话,这种可能性就没那么大。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才能决定是应当继续对布里翁尼宅第进行调查呢,还是应当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位先生在内殿律师学院的住处呢。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需要格外小心,因而也就扩大了我的调查范围。恐怕这些琐碎的细节让你感到厌烦了吧,可是,如果你想了解情况的话,我必须让你知道我所面临的这些小小的困难。”
“我正在仔细地听着呢。”我回答道。
“正当我反复斟酌如何是好的时候,一辆双轮双座马车赶到了布里翁尼宅第,从车上跳下一位绅士。他十分英俊,黑黑的皮肤,鹰钩鼻子,蓄着小胡子—显然是我听说的那个人。他仿佛十万火急,朝车夫喊叫着要车等着他,然后从为他开门的女仆旁边擦身而过,显出一副无拘无束的样子。
“他在屋子里逗留了大约半个小时。透过客厅的窗户,我可以瞥见他踱来踱去,挥舞着手臂,兴奋地谈论着什么。至于她,我一点也没看见。不一会儿,他走了出来,好像比刚才更加仓促。他在上马车时,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急切地看了看,然后喊道:‘赶快,先到摄政街格罗斯·汉基旅馆,然后到埃德格威尔路圣莫尼卡教堂。要是你二十分钟之内赶到,赏你半个基尼。’
“他们飞驰而去。正当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尾随其后的当儿,一辆小巧的活顶四轮马车从小巷子里驶了出来。马车夫上衣的扣子只扣了一半,领带歪到耳旁,而马具上的金属箍都从带扣中突出来。马车还未停稳,她就从大门飞奔而出冲进车厢。就在那一瞬间,我仅仅瞥见她一眼,但已看出她是位绝色的女人,其貌倾国倾城,令男人如醉如狂。
“约翰,去圣莫尼卡教堂,”她喊道,“要是你二十分钟之内赶到的话,赏你半镑金币。”
“华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正当我权衡着是该赶上去呢,还是该攀在车后的时候,一辆出租马车恰巧经过这条街。车夫对如此菲薄的车费看了又看,我没有等他拒载就跳上了车。‘圣莫尼卡教堂,’我说,‘要是你二十分钟之内赶到的话,赏你半镑金币。’当时是十一点三十五分,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是一清二楚的。
“我的车夫赶得飞快。我觉得我从未赶得如此之快,可是那两辆马车还是先于我们到了那儿。我赶到的时候,那辆出租马车和那辆活顶四轮马车早已停在门前,马匹浑身冒着热气。我把车费给了车夫就急急忙忙奔进教堂。
“教堂里除了我所跟踪的那两位和一个身着白色法衣、好像正在规劝他们什么似的牧师之外,别无他人。他们三人围站在圣坛前。我沿着旁边的通道信步走了过去,就像偶尔来到教堂的其他游手好闲的人一样。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围在圣坛前的这三个人忽然把脸转向了我,戈德弗雷·诺顿朝我拼命跑来。
“‘谢天谢地!’他喊叫着说,‘您来就行了。来!来!’
“‘来干什么?’我问道。
“‘来呀,老兄,来吧,只要三分钟,不然就不合法了。’”
“我被半拖半拽地拉上了圣坛。我尚未弄清身在何处,却发觉自己正喃喃地对我耳边的低语作答,为我一无所知的事情作证。概括地说,是为把未婚女子艾琳·艾德勒和单身汉戈德弗雷·诺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帮手。这一切眨眼间就完成了。紧接着男方在我这边,女方在我那边,向我频频致谢,而牧师则在我对面向我微笑着。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碰到过的荒谬绝伦的场面。刚才就是想到了这件事才使我捧腹大笑的。看来他们的结婚证明有些不够正规,牧师在没有任何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断然拒绝为他们证婚。幸好有我在场,免去了新郎不得不跑到大街上去找一位傧相之苦。新娘赏给我一镑金币,我打算把它系在表链上戴着,以纪念这次奇遇。”
“事态的发展真是出人意料,”我说道,“那么后来呢?”
“咳,我觉得我的计划严重受挫。看起来这一对可能马上离开此地,因此我必须采取迅猛有力的措施。然而,在教堂门口他们分手了,他乘车回内殿律师学院,她则回到自己的住处。‘我像往常一样,还是五点钟坐车到公园去,’她动身时对他说。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些。他们乘车向不同的方向驶去,我也离开了那里去为自己做些安排。”
“安排什么呢?”
“几块卤牛肉和一杯啤酒,”他按了一下铃答道,“我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饮食,今晚我可能更忙。顺便说一句,大夫,我需要你的合作。”
“我很乐意。”
“你不在乎犯法吗?”
“一点都不。”
“也不在乎万一被捕吗?”
“目标高尚,不在乎。”
“噢,这目标高尚无比。”
“那么,我就听你调遣了。”
“我原来就确信我是可以仰仗你的。”
“可是你打算怎么行动呢?”
“特纳太太把盘子一端来,我就跟你挑明。现在,”他显出一副饥饿难忍的样子,一边转向女房东端上来的简单食品,一边说,“时间不多了,我不得不边吃边探讨这件事。现在快五点了。两小时内我们必须到达行动地点。”
“艾琳小姐,确切地说是夫人,将在七时乘车归来。我们必须在布里翁尼宅第和她相逢。”
“然后呢?”
“这以后的事一定得交给我来办。对将要发生的事我已经作了安排。有一点我必须坚持—不论发生什么,你一定不要插手。懂了吗?”
“让我袖手旁观吗?”
“什么事都万万别插手。也许会发生一些令人不快的鸡零狗碎之事,千万别介入。我被送进屋子后,这些事就会收场的。过四五分钟,客厅的窗户会打开。你就守在打开的窗户附近。”
“好。”
“你得盯着我,我会让你瞧得见的。”
“好的。”
“当我举起手的当儿—就像这样—你就把我让你扔的东西扔进屋子里,同时,扯着嗓子喊‘救火呀’。你全听懂了吗?”
“全听懂了。”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长长的雪茄模样的卷筒。这是一只管道工用的普普通通的喷烟器,两头都有盖子,可以自燃。你的任务就是这样。当你扯着嗓子喊救火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赶来救火的。这时你就可以走到街的那一头,十分钟后我和你在那会合。我希望你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是吗?”
“我得保持不介入的状态,靠近窗户,盯着你,一见到信号就把这个扔进去,接着扯着嗓子喊救火呀,然后到街的拐角处等你。”
“丝毫不差。”
“那你就看我的吧。”
“这再好不过了。我看,我现在也许该为我扮演的新角色着手准备了。”
他隐入卧室,没过几分钟又出来了,一副和蔼可亲而又天真无邪的新教牧师的模样。他那顶黑色的宽檐帽、那条松松垮垮的裤子、那条洁白的领带、那一脸富于同情心的微笑、那副隐约可见的善意的好奇神态,只有约翰·海尔
先生堪与比配。福尔摩斯不仅仅是换了装束,他的表情、他的举止、甚至他的灵魂,好像都随着他所装扮的每一个新角色而起了变化。福尔摩斯成了一位研究犯罪的专家后,科学界就失去了一位敏锐的逻辑家,同样舞台上也失去了一位出色的演员。
我们离开贝克街的时候是六点一刻。我们到达赛彭泰恩大街时已是黄昏,差十分钟七点。我们在布里翁尼宅第前面漫步,等待房主归来;就在这时,街灯亮了。这幢房子与我根据歇洛克·福尔摩斯简明扼要的描述所想象的一模一样,但是地点不像我预料的那么幽静,与之相反,附近地区都很安静,而这条小街却热闹非凡。街头拐角处,一群穿着破衣烂衫的人正嘻嘻哈哈,抽着烟。那里还有一个带着脚踏磨轮的磨剪子的人,两个正在同保姆调情的警卫,以及几个衣着入时、嘴里叼着雪茄烟、正在闲逛的年轻人。
“你看,”我们正在房子前面踱步的时候,福尔摩斯说道,“正因为他们这桩婚姻,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这张照片现在变成了双刃武器。十有八九她不愿戈德弗雷·诺顿看见它,就像我们的委托人不愿它出现在公主眼前。眼下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那张照片呢?”
“是呀,到哪儿去找啊?”
“她随身携带着的可能性最小。那张照片太大了,有六英寸,无法轻易地藏在女装里。她也知道国王会对她进行拦劫和搜查。这一类的尝试已发生过两次。我们可以断定她不会随身携带这张照片。”
“那么,会在哪儿呢?”
“在她的银行家或律师那里。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可是我倒认为哪一种可能性都不大。女性天生就讳莫如深,她们总是喜欢自己动手隐藏东西。她为什么要把照片交给别人呢?她可以信赖自己的守护能力,但是她不知道这样做会给一个职业人士带来什么间接或政治的影响。再说,别忘了她还决意要在几天内利用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一定在她可以随手拿到的地方,一定在她自己的房子里。”
“可是房子已经两次被盗了。”
“哼!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找。”
“那你怎么去找?”
“我不去找。”
“那干什么?”
“我要叫她拿出来给我看。”
“可她会拒绝的。”
“她无法拒绝。我听见车轮声了。是她坐的马车。现在要不折不扣地按我说的去做。”
他正说着,马车两侧车灯的灯光在街道转弯处闪烁可见。这是一辆小巧的活顶四轮马车,咯哒咯哒地驶到布里翁尼宅第的门前。马车还未停稳,一个流浪汉就从街拐角飞奔过来去开车门,希望赚个铜板,却被另一个抱着同样想法而冲过来的流浪汉一胳膊挤开。于是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两个警卫站在这个流浪汉一边,而那个磨剪刀的则站在另一个流浪汉一边,都起劲地吵着,越吵越烈。突然有人出手开打,这位刚刚下车的夫人一下子就被卷进这群面红耳赤扭打在一起的人的中间。这些人拳脚相加,挥舞着棍棒,相互野蛮地殴打着。福尔摩斯猛然冲入人群去护卫夫人。但是,就在他刚刚到她身边的一刹那,他喊了一声就倒在了地上,脸上鲜血直流。见他倒地,两个警卫朝一个方向拔腿就溜,那些流浪汉则朝另一个方向逃之夭夭。这时,有几位衣着整洁些、没有参加殴斗而只是看热闹的人挤了进来,向夫人伸出相助之手,并且照料这位受伤的先生。艾琳·艾德勒—我仍然愿意这样称呼她—急急忙忙跑上台阶;但是她却在最高一级台阶上站住了,大厅里的灯光勾划出她那优美绝伦的身影,她回过头望着街道。
“那位可怜的先生伤着了吗?”她问道。
“他已经死了。”几个人一起喊道。
“没死,没死,他还活着呢!”另一个人喊道,“可是不等你们把他送进医院,他就会死的。”
“他是位勇士,”一位妇人说道,“要不是他的话,夫人的钱包和表早就被那些人抢走了。他们是一伙的,而且还是一伙粗暴的家伙。啊,他现在能呼吸了。”
“不能让他这样躺在大街上。我们可以把他抬进屋里去吗,夫人?”
“当然可以。把他抬到客厅里去。那儿有一张舒服的沙发。请这边走。”
人们表情严肃轻手轻脚地把福尔摩斯抬进布里翁尼宅第,放在正房里。
我这时一直站在窗口附近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灯都亮了起来,但是窗帘未拉上,所以我可以看到福尔摩斯正躺在长沙发上。我不知道当时他是否因他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可是我知道,当我看到我所密谋反对的佳人和目睹她仁厚与体贴地服侍受伤的福尔摩斯时,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的羞愧。然而,如果我对福尔摩斯托付我扮演的角色现在就撒手不干,那将是对他最卑鄙的背叛。我狠了狠心,从我的长外套里取出喷烟器。毕竟,我想,我们不是要伤害她,我们只不过是制止她伤害另一个人而已。
福尔摩斯靠在长沙发上,我看到他的动作像是需要空气的样子。一个女仆跑过来猛地把窗户推开。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他举起手来;一见这个信号,我就把喷烟器扔进了屋子里,同时高声喊道:“救火呀!”我的喊声刚落,所有看热闹的人—穿着考究的和穿着破烂的人,有绅士、马夫和女仆—都一起尖叫起来:“救火呀!”屋子里浓烟滚滚,从打开的窗户往外直冒。我瞥见匆匆跑动的人影,稍过片刻,又传出福尔摩斯安慰大家不要着急那是一场虚惊的声音。我悄悄地穿过喊叫的人群,朝街拐角走去。过了还不到十分钟时间,我欣喜若狂地发现,福尔摩斯和我正手挽着手逃离喧嚣的现场。他步履匆匆,一声不吭,直到几分钟后我们转到一条通往埃德格威尔路的安静的街道时,他才说道:
“大夫,你干得真漂亮。再漂亮不过了。一帆风顺。”
“你弄到那张照片了吗?”
“我知道在哪儿了。”
“你怎么发现的?”
“她拿出来给我看的,正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
“我还是不明白。”
“我不想把这弄得很神秘,”他说着笑了起来,“此事非常简单。你当然看得出来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同谋。他们今天晚上通通都是雇来的。”
“这我猜到了。”
“当他们争吵起来的时候,我手掌里有一小块湿湿的红颜料。我冲上前去,摔倒在地,用手捂住脸,就成了一副令人哀怜的样子。这是老把戏了。”
“这我也揣摩出来了。”
“然后他们把我抬进屋子里。她不得不让我进去。不然她还能怎么着呢?把我抬进了客厅,这正是我怀疑的房间。那张照片就藏在客厅和卧室之间,我决意要看个究竟。他们把我放在长沙发上,我做出需要空气的样子,他们只好打开窗户,这样你就有了下手的机会。”
“那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这至关重要。当一个女人发觉自己的房子着火了,她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去抢救她最珍视的东西。这是一种完全无法抗拒的冲动,我已不止一次地利用过。在达林顿顶替丑闻一案中,我曾利用过,在阿恩斯沃思城堡案中也利用过。已婚女子赶紧抱起她的婴儿;未婚女子急忙拿起珠宝盒。当时我心里一清二楚,对于我们眼下的这位夫人来说,房子里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我们正寻找的那样东西更为珍贵。她定会冲上去抢救。火警弄得妙极了。滚滚的浓烟和人们的呼喊声足以动摇钢铁般的神经。她的反应棒极了。那张照片藏在右边门铃拉索正上方的壁龛里,前面还有能挪动的嵌板。她立刻就到了那里。当她把那张照片抽出一半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听我高喊那是一场虚惊时,她又把它放了回去,她看了一眼喷烟器,就冲出了房间,此后我再没见到她。我站起身,找了个借口,就从那所房子里溜了出来。我当时拿不定主意,是否该想办法马上把照片弄到手,可是车夫已经进来了,他死死地盯着我,看来等一等更安全。一丁点儿妄动都会使全盘砸锅。”
“那么现在怎么办?”
“我们的调查实际上已经完成。明天我将和国王一起过去登门拜访;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道去的话,你也去。我们会被引进客厅等候夫人,可是她出来时,恐怕她既找不到我们,也找不到那张照片了。陛下能够亲手收回那张照片应该心满意足了。”
“那你们何时造访?”
“上午八时。她尚未起床,因而我们就无所顾忌。此外,我们行动必须迅速,因为婚后她的生活和习惯可能完全改观。我必须马上给国王拍个电报。”
我们这时已经到了贝克街,在门口停了下来。正当他从口袋里掏钥匙的时候,有个过路的人对他说:
“晚安,福尔摩斯先生。”
在人行道上这会儿有好几个人,但是这句问候好像出自一位身着长外套的瘦高年轻人之口。
“那声音我以前听见过,”福尔摩斯说,“可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谁。”
三
那天晚上,我是在贝克街过的夜。次日早晨我们正吃着面包、喝着咖啡的时候,波希米亚国王突然冲进房间。“您真的找回了那张照片呀!”他高声喊道,两手紧紧地抓住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双肩,热切地盯着他的脸。“还没有。”
“那么您觉得有希望吗?”
“有希望。”
“那么,走吧。我已急不可待。”
“我们得租辆出租马车。”
“不必了,我的布鲁厄姆马车在候着呢。”
“那就省事了。”我们下了楼,再次动身去布里翁尼宅第。“艾琳·艾德勒已经结婚了。”福尔摩斯说道。
“结婚了!什么时候?”
“昨天。”
“那跟谁结婚?”
“一位叫诺顿的英国律师。”
“可是她不可能爱上他。”
“我希望她爱上他。”
“为什么?”
“因为这样陛下就不必为将来会发生头疼的事而担惊受怕了。如果这位女士爱她的丈夫,她就不会爱陛下。如果她不爱陛下,她就毫无理由干预陛下的计划。”
“确实如此。可是—唉!她和我的身份一样就好了!她会成为一位多么了不起的王后啊!”接着他陷入忧郁之中,一言不发,一直到我们停在赛彭泰恩大街时都是如此。布里翁尼宅第的大门敞开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站在台阶上。我们下了马车,那位妇人用一种挖苦的眼神盯着我们。“我想这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是福尔摩斯。”我的伙伴答道,用一种诧异又有些惊愕的目光注视着她。
“真是!我的女主人告诉我您可能会来访。今天早晨她和先生一起乘五点一刻的火车从查灵克罗斯去欧洲大陆了。”
“什么!”歇洛克·福尔摩斯向后打了个趔趄,又懊恼又惊异,脸色发白。“你是说她已经离开英国了吗?”
“再也不回来了。”
“可那照片呢?”国王声音嘶哑的说,“全完了!”
“我们得看看。”福尔摩斯推开女仆,一头冲进客厅,国王和我紧随其后。屋里到处可见摆得凌乱不堪的家具,架子拆了下来,抽屉敞开着,好像女主人在出发前急急忙忙地进行了一场翻箱倒柜的大搜查。福尔摩斯奔向门铃拉索处,猛地拉开一扇小拉门,把手伸进去,掏出一张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上是穿着夜礼服的艾琳·艾德勒本人,信封上写着:“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交本人亲启。”我的朋友把信拆开,我们三个一起读了起来。写信的日期是昨天午夜。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您确实出手不凡。我完全上了您的当。直到火警出现前,我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可是后来,当我发觉我的秘密全暴露了的时候,我就开始思索了。数月前,就有人警告我要提防您。有人说要是国王雇一位侦探的话,那一定是您。他们还把您的地址给了我。然而,尽管如此,您还是让我暴露了您想要知道的秘密。甚至在引起我怀疑之后,我还是觉得难以相信这么一位上了年纪、和蔼可亲的牧师会有什么歹意。可是,您知道,我本人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演员。我熟悉男性服装;为了行动方便,我经常女扮男装。我派约翰,就是那个马车夫,去监视您,然后跑上楼,穿上我的散步服(这是我的叫法),走下楼来,而这时您正好离开。
随后,我尾随您到您家门口,这样,我就肯定我真的成了大名鼎鼎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感兴趣的对象了。接着,我冒冒失失地祝您晚安,然后动身到内殿律师学院去看我的丈夫。
我们俩都认为被这么一位令人心惊胆战的对手盯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因此您明天来访时,将发现这个窝空空如也。至于那张照片,您的委托人可以高枕无忧了。我爱上了一位比他强的人,这个人也爱我。国王可以毫无顾虑,随心所欲,不会受到他曾严重伤害过的人的妨碍。那张照片我保留着,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把它作为永远保护我的一种武器,以免他将来可能采取什么手段伤害我。我留给他一张他也许愿意收藏的照片。谨此向您,亲爱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
您的诚挚的,
艾琳·艾德勒·诺顿
“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啊—噢,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啊!”我们三人看完这封书信时,波希米亚国王喊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她有多么机灵和果断吗?我不是说过她可以成为令人钦佩的王后吗?她和我的地位不一样难道不是一大憾事吗?”
“就我在这位女士身上所见,她似乎与陛下确实大不一样。”福尔摩斯冷冷地说,“我很遗憾未能把陛下的事情办得更为成功。”
“恰恰相反,亲爱的先生,”国王大声说道,“成功之至。我知道她言而有信。那张照片现在没事了,如同已被烧了一样。”
“我很高兴听到陛下这么说。”
“我对您感激不尽。请告诉我怎样酬谢您才好。这只戒指……”他从手指上取下一只蛇形的绿宝石戒指,托在掌上递了过去。
“陛下有一件我认为更价值连城的东西。”福尔摩斯说道。
“说出来就是您的了。”
“这张照片!”
国王惊愕地注视着他。
“艾琳的照片!”他喊道,“如果您想要,当然可以。”
“谢谢陛下。那么这件事就办完了。我谨向您辞别。”他鞠了个躬,转身而去,对国王朝他伸过来的手连看都不看一眼。我陪着他返回他的住处。
这些就是一桩大丑闻怎样危及波希米亚王国和福尔摩斯出色的计划怎样被一位女士的聪明才智所挫败的经过。他过去对女人的聪明才智常常加以嘲笑,可是最近以来我没再听到过他这类嘲笑。并且当他谈到艾琳·艾德勒或提到她那张照片时,总是用那位女士这一尊敬的称呼。
去年秋季的一天,我拜访了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当时他正与一位老先生深谈。这位老先生又矮又胖,脸色红润,长着一头红发。我为自己的打扰致歉,正要抽身退出时,福尔摩斯一把扯住了我,把我拉进房间,随手关上了门。“我亲爱的华生,你来得正是时候。”他亲切地说。“我担心你正忙着。”
“我是在忙,而且很忙。”
“那么,我在隔壁房间等你好了。”
“不用不用。威尔逊先生,这位先生既是我的伙伴,也是我的助手,他协助我卓有成效地办理过许多案件。毫无疑问,在处理您的案件时,他将同样给予我最大的帮助。”那位身材矮胖的先生从椅子上欠了欠身,朝我点头致意,而他那肥嘟嘟的小眼睛里却闪过一丝将信将疑的目光。“你坐在长靠椅上吧,”福尔摩斯说道,说完他又坐回到他那把扶手椅,两手指尖合拢—这是他思考案件时的习惯。“我亲爱的华生,我知道,我们对稀奇古怪的东西有着共同的爱好,而对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流俗和单调无聊的老一套毫无兴趣。你满腔热情地记录我经手的案件,这表明了你的兴趣所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说你这样做给我许许多多的微不足道的冒险经历增添了光彩。”
“你经手的案件的确使我很感兴趣,”我回答说。“前几天我们讨论了玛丽·萨瑟兰小姐提出的那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一定记得在那之前我说的一番话:为了获得新奇的效果和非凡的配合,我们必须深入到生活之中去,生活本身总是更富有冒险性,即使绞尽脑汁的想象都无法与之相比。”
“恕我冒昧,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大夫,你可以怀疑,但是,你无论如何得同意我的看法。否则,我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将继续列举事实,一个接着一个,直到你认输,并且承认我是正确的。好啦。这位杰贝兹·威尔逊先生真客气,他今天上午来看望我,并且开始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我好些时候以来所听过的最稀奇古怪的故事之一。我跟你说过,最离奇、最独特的事往往不是与较严重的犯罪而是与较轻微的犯罪有联系,有时的确让人感到困惑不解,是不是真的有人犯了罪。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我尚不能断定眼下的这个案件是否是一个犯罪的案例,但是事情的经过无疑属于我所听到过的最离奇古怪的那一类。威尔逊先生,可能的话,请您费心把这个故事从头再讲一遍好吗?我请您从头再讲一遍,不仅因为我的朋友华生大夫没有听到开头部分,而且还因为这个故事情节太奇特了,所以我很想从您口中获得每一个可能的细节。一般来说,只要我稍微听过一点儿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就会想起成百上千个类似的案例,并且能够用这些案例来指导自己。这次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对我来说是十分独特的。”
这位胖墩墩的委托人趾高气扬地挺了挺胸脯,有点扬扬自得,接着从长大衣的口袋中拿出一张又脏又皱的报纸。他把报纸平放在膝盖上,伸着脑袋浏览上面的广告栏。这时我开始仔细打量这个人,力图模仿我伙伴的方法,从他的服饰或外表上看出点名堂来。
然而,我一番审视所获不大。我们的这位来客整个儿是一副普普通通的英国商人模样。他肥胖,自负,动作迟钝。他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灰色花格呢裤,一件不太干净的黑色男礼服大衣,大衣前面的扣子没有扣上,他还穿了一件黄褐色的马甲,马甲上面系着一条又粗又重的怀表铜表链。他带着一小块晃晃荡荡的金属作为装饰品,这块金属中间有个四方孔。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顶高顶黑色大礼帽,礼帽已经磨损,还放着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大衣的丝绒领子皱巴巴的。总之,就我所见,这个人除了他一头火红的头发和恼羞成怒、愤愤不平的样子之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目光敏锐,一眼就看出了我在干什么。他注意到我疑惑的目光后,微笑着摇了摇头。“他干过一段时间的体力活,吸鼻烟,是共济会成员,曾到过中国,最近还写过不少东西。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之外,我推断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听到这些,杰贝兹·威尔逊先生突然从椅子里一跃而起,双眼盯着我的伙伴,食指却仍然按着报纸。
“我的天哪!福尔摩斯先生,您是怎么知道我的这些情况的?”他问道,“比如说,您怎么知道我干过体力活?这像福音一样千真万确,我当初确实在船上当过木匠。”
“我亲爱的先生,是您这双手告诉我的。您看,您右手比左手大多了,您用右手干活,所以肌肉比左手发达。”
“哦,那吸鼻烟和共济会成员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不会告诉您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不想亵渎您的智力,更何况您不顾贵组织的严格规定,还带着一只弓形指南针的别针呢。”
“啊,当然了,我忘了这个。可是写作呢?”
“您右手袖子上有一块五英寸那么长的地方闪闪发亮,而左袖子靠近肘部还打了一块整洁的补丁,那正是接触桌面的地方。这些还能说明别的问题吗?”
“噢,那么中国呢?”
“您右手腕上刺的那条鱼只能是在中国所为。我对文刺花纹做过一点研究,甚至还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用淡淡的粉红色给鱼鳞着色的这种技巧,是中国一绝。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一枚中国钱币挂在您的表链上,这不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吗?”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不禁捧腹大笑。“哎呀,这个我可万万没想到啊!”
他说道,“起初我还以为您是神机妙算,但是我看说穿了也就那么回事。”
“华生,我现在认为,”福尔摩斯说道,“我这样摊开来说是个失误。要‘大智若愚’。你晓得,我的那点名声就那么回事,如果我尽说大实话,我就会名声扫地。威尔逊先生,您能找到那个广告吗?”
“能,就在我这儿。”他回答道,用又粗又红的指头指着广告栏的中间。
“给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起因。先生,你们就自己看看吧。”
红发会:
由于原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已故黎巴嫩人伊齐基亚·霍普金森之遗赠,现另有一空缺,凡红发会成员均有申请资格。每周四英镑薪资,纯系挂名之职。凡红发男性,年满二十一岁,身体健康,智力健全者,均属合格人选。应聘者请于星期一上午十一时亲至舰队街教皇院 7 号红发会办公楼邓肯·罗斯处提出申请为荷。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把这个极为不寻常的广告读了两遍后情不自禁地喊道。
福尔摩斯坐在椅子上咯咯地笑了起来,身体不停地扭动着。他心境特别好的时候总是这样。他说:“这个广告有点太离谱了,是不是?好啦,威尔逊先生,您现在就开始从头讲起吧,把一切与您有关的事,与您同住的人的情况,以及这个广告给您带来了多少好运,通通告诉我们吧。大夫,请你先把报纸的名称和日期记下来。”
“这是一张一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纪事晨报》,正好是两个月以前的。”
“很好。那么,威尔逊先生,请吧。”
“那好。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其实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杰贝兹·威尔逊一边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一边说,“我在市区附近的科伯格广场开了个小当铺,买卖虽然不大,可是近年来我只能靠它勉强度日。我过去能够雇两个伙计,可是,我现在无能为力了,只雇了一个伙计。这个伙计为了学会这个行当情愿只拿一半的薪水。不然的话,为了支付他的工钱我还得去打工。”
“这位助人为乐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
“他叫文森特·斯鲍尔丁。他年纪其实也不算小了,可是我说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岁数。福尔摩斯先生,我这个伙计精明强干。我心里很清楚,他本来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赚比现在多一倍的工钱。但是,既然他感到心满意足,我又何必让他想入非非呢?”
“是呀,何必呢?您好像很走运,以低于市价的工钱雇到了一个伙计。这在当代的雇主之中,可不是件平常事啊。我不知道您的伙计是不是和您的广告一样的异乎寻常。”
“噢,他当然也有毛病,”威尔逊先生说道,“对摄影他比谁都更着迷。拿着照相机东奔西跑地到处拍照,就是没有上进心。一照完他就一溜烟跑到地下室去冲洗照片,就像兔子钻洞那么快。这就是他最大的毛病,可是总得说来,他是个好伙计。他心眼还不错。”
“我推测,他现在仍然和您在一起呢。”
“是的,先生。除了他,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这个女孩子做做饭,搞搞卫生。因为我是个光棍儿,从未成过家,所以家里只有这几个人。先生,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儿过着清静悠闲的日子。平日里,我们住在一起,欠了债一起还。
“使我们心烦意乱的头一件事就是这个广告。正好在八个星期以前的今天,斯鲍尔丁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这张报纸。他说:‘威尔逊先生,我向上帝祈祷,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红头发的人啊!’‘为什么呢?’我问道。
“‘为什么?’他说,‘红发会又有了一个空缺。谁要是得到了这个职位,谁就发了一笔大财。据我所知,空缺比谋职的人还多。受托人面对那笔资金,不知该如何处置,他们已经束手无策。假如我的头发能变颜色该多好啊!这个挺棒的小安乐窝就是我的了。’我问他:‘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我是个足不出户的人,原因是我的生意总是送上门来的,用不着到处奔走。
“我一连几个星期不跨出家门半步,这都是常有的事。所以呢,我对外面的事孤陋寡闻,总是乐意听到一点新闻。
“‘您从来没有听说过红发会吗?’斯鲍尔丁两眼睁得大大地问道。
“‘从来没有。’
“‘噢?这怎么会呢?就连您自己都有资格申请那个空缺呀。’
“‘那个空缺怎么那么值得申请啊?’我问道。
“‘喔,虽然年薪只有两百英镑,可是工作轻松自在,而且对自己另外的职业也不碍事。’
“喏,你们不难想见,我这些年来的生意一直不怎么样,而这额外的两百英镑唾手可得,我简直听愣了。
“‘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我说。
“‘好。’他一边把广告拿给我看一边说,‘您可以自己瞧瞧,红发会有个空缺,这还有办理申请手续的地址。据我所知,红发会是一个名叫伊齐基亚·霍普金森的美国百万富翁创建的。他是一个特别古怪的人,他本人就长着一头红发,并且对所有红头发的人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财产很多,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已经把财产交给了财产受托人管理,并在遗嘱中吩咐用他遗产的利息为红头发的男性提供舒适的差事。就我耳闻,薪水很高,工作轻松。’
“‘可是,’我说,‘会有数百万的红头发男人去申请。’
“‘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多,’他回答说,‘您看,这实际上仅限于伦敦人,而且还得是成年男子。这个美国人年轻时生活在伦敦,在那里发了迹,所以他想为这座古城做件好事。而且我还听说,申请人的头发必须是鲜亮地道的火红色;如果是浅红色或深红色,那申请也是白搭。好了,威尔逊先生,您愿意申请的话,您去一趟就是了。可是,仅仅为了几百英镑而不辞辛劳,也许是不那么值得的。’
“喏,先生们,你们亲眼看看,我的头发就是那种鲜亮地道的火红色。这完全是事实吧。因此,在我看来,如果申请这份工作会遇到什么竞争的话,那么在参与竞争的人中间,我是最有希望的。文森特·斯鲍尔丁似乎对这件事特别了解,所以我想他或许能助我一臂之力。于是,我叫他停止营业,随我立即动身。他非常乐意得到这么一个假日。就这样,我们停了业,向广告上登出的那个地址出发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那种场面了。那些头发有一点儿红色的男人们,从天南地北、四面八方潮水般涌进城里,去接那份广告应聘。
“舰队街挤满了红头发的人群,教皇院看上去就像推车叫卖水果的小贩摆满柑橘的手推车。我怎么都想不到,区区一个广告竟然从全国招来了那么多的人。
“这些人头发的颜色五花八门—稻草色的、柠檬色的、橙黄色的、砖红色的、爱尔兰谍犬那种红棕色的、猪肝色的、土褐色的。但是,正像斯鲍尔丁所说的那样,长着鲜亮地道火红色头发的人并不多。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在等着,我感到茫然无望,真想放弃算了。可是,斯鲍尔丁就是听不进去。他连推带搡,不顾一切地带着我从人群中挤过去,一直挤到红发会办公室的台阶上。
“我怎么都想不到他会这样。楼梯上有两股人流:有的满怀希望上楼,有的垂头丧气下楼。我们拼命挤进人群。不大一会儿,我们就进了办公室。”
这位委托人稍停了一下,福尔摩斯使劲吸了一下鼻烟以利记忆,然后说道,“您的这段经历真是妙趣横生。请您继续讲您的这段传奇吧。”
“办公室里空空荡荡,只有几把木椅和一张松木桌子。一位头发比我的头发还要红的小个子男人坐在办公桌前。每一个申请求职的人走到他跟前时,他都说几句,接着他总是想方设法在他们身上挑毛病,这样他们就不合格了。看起来,得到一个空缺职位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轮到我们的时候,这个小个子男人一反常态,对我特别客气。为了我们能单独谈谈,我们进去后,他就把门关上了。
“我的伙计把我介绍给他,‘这位是杰贝兹·威尔逊先生,他愿意在红发会补缺。’
“那个小个子男人回答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位。他满足了我们要求的所有条件。我回想不出有哪个人的头发比他的更漂亮。’他退后一步,把头一歪,盯着我的头发看了又看,看得我很不好意思。突然,他一个箭步蹿过来拉住我的手,热烈祝贺我申请成功。
“‘如果再迟疑不决就太不像话了,’他说道,‘不过,我这样慎而又慎,我想你是不会介意的。’他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痛得我大叫大喊,他才松开手。接着他对我说,‘你眼泪都出来了。我觉得一切都称心如意。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啊。我们上过当,两次被带假发的糊弄了,一次被染发的给骗了。我想给你们讲一讲有关鞋蜡的故事,你们听了这个故事会感到恶心的。’说完他走到窗口声嘶力竭地喊道—已经有人补缺了。窗下传来一阵大失所望的叹息声,人们成群结队地向四面八方散去。他们走了以后,只剩下我自己和那位总管是长着红头发的人了。刚才那些红头发男人已经无影无踪。
“那个小个子男人说,‘我是邓肯·罗斯先生。我们这位高贵的施主设立了巨额基金,领取养老金的人很多,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威尔逊先生,你是否已经成婚了?你有家吗?’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
“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
“‘哎呀呀,’他严肃地说,‘这可非同小可!你的回答让我好不遗憾。设立这笔基金是用来维护和繁衍越来越多的红发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竟然还是个光棍儿,真是可悲可叹。’
“福尔摩斯先生,听了这话,我的脸立刻就挂不住了。当时我想这个职位算是泡汤了。他在那里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那没有什么关系。
“‘换了别人的话,’他说,‘有这么个污点可能就完蛋了。可是,您的头发长得这么出众,我们就对您通融一下而不苛求了。您什么时候能够到职?’
“‘唉,这可有点叫我犯难,因为我开了个铺子。’我说道。
“文森特·斯鲍尔丁说,‘威尔逊先生,这个您不用操心,我可以替您照管生意。’
“‘上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问道。
“‘上午十点到下午二点。’
“福尔摩斯先生,当铺的生意大多在晚上,特别是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晚上,因为过了这两天就是发薪水的日子了。看来我上午多挣几英镑一点不影响生意。我心里也清楚我的伙计是个挺不错的人,要是有什么事的话,他都会照料好的。
“‘啊,这一点不碍事,’我说道,‘薪水是多少?’
“‘每周四英镑。’
“‘做什么呢?’
“‘纯粹挂个名而已。’
““纯粹挂个名?这是什么意思?’
“‘唔,在上班时间,你必须从始至终待在办公室里,至少也得待在楼里。如果你擅离职守,那你就永远失去了这个职位。对于这一点遗嘱上说得一清二楚。在上班这段时间里,只要你离开一下办公室,就是违约。’
“‘每天上班总共才四个小时,’我说,‘我不会离开的。’
“‘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邓肯·罗斯先生说,‘即使是生病、有事或者什么其他的理由,都不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守在那儿,不然的活,你的饭碗就丢了。
“‘干什么呢?’
“‘抄写《大英百科全书》。办公室里有这个版本的第一卷。你必须自备墨水、笔和吸墨纸,我们只提供这张桌子和这把椅子。你明天能来上班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说。
“‘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我再一次祝贺您荣获这一要职。再见。’他向我鞠躬致意,随即我离开了办公室,和我的伙计一块回家了。我真是太走运了,我简直都乐颠了。
“咳,我一整天都在思量着这件事。到了晚上,我的情绪又低落下来,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对头,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大阴谋,可是我猜想不出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真是不可思议呀!有谁会立下这么一份遗嘱?抄写《大英百科全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怎么会支付那么多的钱让人做这类简简单单的事?文森特·斯鲍尔丁千方百计地来宽慰我,不过,就寝时,我自己已经想通了。无论如何,我决心要看个究竟,于是,我花掉了一个便士,买了一瓶墨水、一根羽毛笔和七张大裁纸。第二天早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我就到教皇院去了。
“哎呀,叫我又惊又喜的是,一切都很顺利。桌子已经为我摆好了,邓肯·罗斯先生在那儿照料着我,以便我顺利开展工作。他让我从字母 A 开始抄写,然后就走了,可是他不时地进来看看我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下午二点钟他和我道别,并且对我大加称赞,说我抄写得又快又好。我离开办公室后,他就把门锁上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每天上午十点到办公室上班,下午二点离开,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着。到了星期六那天,这位主管走了进来,撂下四个英镑的金币作为我一周工作的报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如此,再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仍然如此。后来,邓肯·罗斯先生到办公室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他每天上午只来一次;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压根儿就不来了。当然啦,我不能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还是不敢离开办公室,一会儿都不敢离开。我不愿冒这个险而失去它。这个职位是个美差,对我再合适不过了。
“八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由于我非常勤奋,我已经抄完了‘男修道院院长’‘射箭运动’‘盔甲’‘建筑学’和‘雅典人’等词条,并且希望很快就能开始抄写字母B开头的词条。我抄写的东西差不多堆满了一书架,买这些纸花去了我不少的钱。可是,这一切突然间就结束了。”
“结束了?”
“是的,先生。就是今天上午结束的。今天上午十点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可是我发现房门紧闭,而且还上了锁。在门板上,我发现了一张用图钉钉着的方形小卡片。这张卡片就在这儿,你们自己看看吧。”
他举起那张卡片。卡片是白色的,有便条纸那么大。上面这样写着:
红发会业已解散。
一八九○年十月九日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看了看这张简短的通告,又看了看满面愁容的威尔逊。这件事可真是滑稽可笑,逗得我们两个人放声大笑。
我们的这位委托人脸涨得通红,气急败坏地嚷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们只会取笑我的话,我可以另请高明。”
威尔逊说完就想从椅子上站起来,福尔摩斯一把将他按住,并且大声地对他说:“别急,别急。我说什么都不会放过您的案子。这个案子实在是太不同寻常了,使我们感到耳目一新。请您别见怪,这件事确实有点太滑稽了。请问,您发现门上钉着的卡片以后,您采取了什么措施?”
“先生,我当时惊呆了,已经不知所措。后来我向办公楼附近的人们打听,可是他们似乎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最后,我去找房东。他住在一楼,是个会计。问他能不能告诉我红发会到底出了什么事,可是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团体。接着,我问他邓肯·罗斯先生是什么人。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说,‘哦,就是住在4号的那位先生。’
“‘谁,就是那个红头发的男的?’
“‘是的。’
“那位房东说,‘噢,他叫威廉·莫里斯,是个律师。他的新居还没有搞好,所以暂住我的房子。他昨天就搬走了。’
“‘我在哪儿才能找到他呢?’
“‘啊,在他办公的新地方。他确实把他的地址告诉过我。对,爱得华国王街 17 号,就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
“福尔摩斯先生,于是,我立即动身去那里。我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那儿原来是个护膝制造厂。我一打听,厂里没有人听说过名叫威廉·莫里斯的人,也没听说过邓肯·罗斯。”
“那您怎么办呢?”福尔摩斯问道。
“我回家了。我家在萨克斯-科伯格广场附近。回到家后,我就征求我的伙计的意见,可是他根本就帮不上忙;他只是说,如果我耐心等待,也许会收到来信,从中得到一点儿消息。福尔摩斯先生,他这话可不中听,我不想把这么好一个职位给白丢了。我听人们说您足智多谋,而且愿意为那些不知如何是好的穷人出谋划策,于是,我马上就到您这儿来了。”福尔摩斯先生说:“您做得对。这个案件非同小可,我很乐意接手。根据您刚才对我所说的情况来看,这件事可能很严重,比乍一看要严重得多。”
“真够严重的啦!”杰贝兹·威尔逊先生说道,“您看,我每个星期少了四英镑啊!”
福尔摩斯接着说:“就您本人来说,我认为您不应该对这个非同寻常的红发会有什么怨言。在我看来,情况恰恰相反,您白白赚了三十多英镑,且在抄写以字母 A 开头的那些词条的过程中,您还增长了不少知识。所以说,您并没有吃什么亏。”
“我是没吃亏。可是,先生,我想找到这伙人,弄清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这样开玩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对我—开了个玩笑的话。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他们花去了三十二英镑啊。”
“我们会竭尽全力替您弄清这些疑点的。可是,威尔逊先生,我得先问您一两个问题。您的那个伙计最先叫您注意到了那个广告,他在您那儿干多久了?”
“当时他在我那儿差不多一个月了。”
“他是怎么来的?”
“看了我登的一个广告他就来了。”
“只有他一个人来谋职吗?”
“不,有十多个人呢。”
“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
“因为他挺灵巧的,工钱要的也不多。”
“实际上,他只领一半工资。”
“是的。”
“这个文森特·斯鲍尔丁长什么模样?”
“小小的个头,墩墩实实,动作非常麻利。他年龄三十开外,可是脸上没长一根胡子。前额上有一块白白的被硫酸烧伤的伤疤。”
福尔摩斯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兴奋,在椅子上挺了挺身子,然后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不知您注意到没有,他耳朵上还扎了两个戴耳环的洞?”
“是的,先生。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吉普赛人给他扎的,他当时还是个小伙子。”
“嗯!”福尔摩斯说着就陷入了沉思,然后他问道:“他还在您那儿吗?”
“噢,是的,先生。我刚刚从他那儿来的。”
“还有,您不在的时候,您的生意一直由他照管吗?”
“先生,他对这个可毫无怨言,上午本来就没什么生意。”
“好了,威尔逊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我将非常愉快地在一两天之内告诉您。今天是星期六,我希望到下星期一我们就能得出结论。”
客人走后,福尔摩斯对我说:“华生,依你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坦率地回答:“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我心中无数。”福尔摩斯接着说:“一般而言,事情越是稀奇古怪,真相大白以后,就越不会高深莫测。一张普普通通的脸最难以辨认,同样,侦破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犯罪也是件挺让人头痛的事。但是,我现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处理这件事。”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道。
他回答道:“抽烟。解决这个问题得抽足三袋烟。同时,请你在五十分钟之内不要跟我说话。”他在椅子上蜷缩起身子,他瘦削的双膝几乎都碰着了他那鹰钩鼻子。他双眼紧闭,静静地坐在那里,嘴里还叼着一只黑陶烟斗,看上去就像某种珍禽异鸟长长的尖嘴。我当时认定,他已经睡着了,我自己也打起瞌睡来。就在这时,他忽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随即把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萨拉沙特今天下午在圣詹姆斯礼堂演出,”他说道,“华生,你能离开你的患者几个小时吗?”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可做。我的工作从来就不需要我时时刻刻守在那里的。”
“那么,你就戴上帽子跟我走一趟吧。我打算先到市区,顺路我们可以吃顿午饭,我注意到节目单上德国音乐很多。德国音乐更合我的胃口,意大利音乐和法国音乐没有德国音乐那么动听。德国音乐听了发人深省,我正想内省一番呢。走吧!”
我们乘地铁到奥尔德斯盖特,接着步行一小段路就来到了萨克斯-科伯格广场。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那个奇特故事就发生在这儿。这里是一片破破烂烂的穷街陋巷。虽然狭小破败,但是门面还算讲究。四排灰暗的两层砖房前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四周围着铁栏杆。院子里有一块杂草丛生的草坪和几簇月桂树丛,月桂树的花已经谢了。尽管小院里烟雾弥漫,一片狼藉,这些植物却顽强地生长着。在街拐角处,一所房子上挂了三个镀金的圆球和一块棕色木牌,牌子上写着“杰贝兹·威尔逊”几个白字。这个招牌表明,我们那位红头发的委托人就在这儿营业。歇洛克·福尔摩斯在房前停下脚步,眯起双眼,目光炯炯有神,歪着头把房子仔仔细细察看了一遍。他随即漫步来到街上,然后又返回那个街拐角,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房子。后来他回到那家当铺坐落的地方,用手杖使劲朝人行道敲打了两三下,接着他走到当铺门口敲门。门立即就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胡子刮得光光的,他请福尔摩斯进去。
“不啦,谢谢。”福尔摩斯说道,“我只想劳驾您告诉我从这里到特兰德怎么走。”
“到第三个路口往右拐,第四个路口再往左拐。”这个伙计马上答道,随即关上了门。
我们离开当铺的时候,福尔摩斯带着评价的口吻说:“真是个精明的小伙子。依我看,他在伦敦算得上是第四个最精明的人。在胆量方面,我不能肯定他是不是数第三。我以前对他就有所了解。”
我说:“很显然,在这个玄妙的红发会事件中,威尔逊先生的这个伙计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敢肯定,你去问路无非是为了看他一眼。”
“不是看他。”
“那又为了什么呢?”
“看看他裤子膝盖那个地方。”
“那你看到什么了?”
“看到了我想看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敲打人行道呢?”
“我亲爱的大夫,这会儿是留心观察的时候,可不是聊天的时候。我们正在进行秘密侦察。我们对萨克斯-科伯格广场的情况有所了解。现在咱们到广场后边的那些地方去察看一下。”
我们离开了偏僻的萨克斯-科伯格广场。转过街拐角,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道路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那种反差犹如一幅画的正面和背面那么大。
这里是一条交通干线,从市区通往西北。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潮似海,一片繁忙景象。人们行色匆匆,熙熙攘攘的把路面踩得污黑污黑的。这时街道已经被洪流般的人群堵塞,这里竟与我们刚刚离开的广场相毗连,广场那边是一片灰暗,死气沉沉。
福尔摩斯站在街角处,一边望着街两侧的屋宇,一边说道:“让我看一看。我很想记住这些房子的顺序。对伦敦的了解要准确无误,这是我的一种癖好。这里是莫蒂摩尔烟草店,挨着一家小报亭,过去一点儿是隶属城乡银行的科伯格分行,再过去是素菜餐馆和麦克法兰马车铺,接下去就是下一个街区了。好啦,大夫,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该去消遣一下了。先来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然后去小提琴演奏厅,那里处处都那么悦耳、优雅、和谐,绝没有红头发委托人出难题来烦我们。”
我的朋友是一位热情奔放的音乐家。他不但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演奏家,而且还是一位才华超群的作曲家。整个下午他都坐在观众席里,欣喜若狂,他那又瘦又长的手指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地舞动着;他面带笑容,两眼朦胧呆滞。这时的福尔摩斯与往日的福尔摩斯判若两人;那个所向披靡的大侦探,那个铁面无私、足智多谋、果敢善断的刑事案件侦探,现在连个影子都不见了。他那独特的性格具有双重性,这种特征交替地表现出来。我经常想到,他精细而敏锐,偶尔却显露出一副富有诗意的沉思神态,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性格的双重性使他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时而憔悴不堪,时而精力充沛。我很清楚,他最令人畏惧的时候,就是当他接连几天坐在扶手椅上冥思苦想、准备出击的时候。接着他心里产生一股强烈的欲望—他要去追捕罪犯;他的推理能力这个时候就会高超到一种直觉。有些人不了解他的工作方法,对他侧目而视,总以为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超人。那天下午,在圣詹姆斯礼堂里,他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他决意要追捕的人该倒霉了。
我们从礼堂里走出来的时候,他说:“大夫,你一定想回家了吧。”
“是的,该回家了。”
“可是我还有点事儿要办,这件事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发生在科伯格广场的事是一桩重大案件。”
“为什么是重大案件呢?”
“有人正在密谋策划一桩重大的犯罪案件。我现在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及时加以制止。但是,今天是星期六,事情会变得相当复杂,所以,今晚我需要你帮个忙。”
“什么时候?”
“今晚十点钟。”
“我十点钟赶到贝克街。”
“那太好了。不过,大夫,我得告诉你,我们可能会遇到一点儿危险,所以请你把在军队里用过的那支手枪带上,放在口袋里。”他朝我挥手告别,然后转过身去,一下子就消失在人群中。
与我的左邻右舍比起来,我这个人并不算愚钝,对这一点我深信无疑;可是,在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交往中,我总感到自己太笨了,这使我心情沉重。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我们耳闻同样的叙述,目睹同样的场面,但是,听了他刚才的谈话,我明显地感到,他不但对已经发生的事了如指掌,而且对将要发生的事心中有数;可是,对我来说,这件事仍然是一团乱麻,仍然荒唐透顶。我乘车回到家中,我家在肯辛顿这一带。一路上,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地想了又想,从抄写《大英百科全书》的红头发威尔逊的异乎寻常的遭遇,想到走访萨克斯-科伯格广场和我们分手时他所说的不祥的预示。这次夜间出征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我带着武器去?我们准备去哪里?去干什么?我从福尔摩斯那里得到一种暗示,当铺老板的那个脸庞光洁的伙计,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他可能会耍花招。我冥思苦想,试图把这件事理出个头绪来,结果却感到大失所望,只好作罢。反正到了晚上就会水落石出,所以我不再去想它了。
九点一刻的时候,我从家里动身。我先穿过公园,再经由牛津街就到了贝克街。福尔摩斯的房前停着两辆双轮双座马车。我走进过道,听到楼上传来说话的声音。我走进福尔摩斯的房间,发现他正和两个人谈得热火朝天。
我认出其中一个是彼得·琼斯,他是官方警探。另一个高个子男人,长得面黄肌瘦,头戴一顶光泽闪闪的帽子,身着一件厚厚的非常讲究的礼服大衣。
福尔摩斯说:“哈哈!我们的人都到齐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扣上粗呢上衣的扣子,接着把他那根笨重的猎鞭从架子上拿下来。然后他说:“华生,我想你认识伦敦警方的琼斯先生吧?我来介绍你认识一下梅里韦瑟先生,他即将成为我们今晚冒险行动的搭档。”
琼斯以他那特有的傲慢口吻说道:“你看,大夫,我们又一起进行追捕了。我们的这位朋友是个追捕能手,他只需要一条老狗帮助他捕获猎物。”
梅里韦瑟先生却愁容满面地说:“我希望我们这次追捕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那位警探趾高气扬地接着说道:“先生,你应该充分信任福尔摩斯先生才对,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恕我直言,他的这一套就是有点过于理论化,有点太异想天开,但是,他具有一名侦探的素质。有那么一两次,比如在处理肖尔托凶杀案和阿格拉珠宝盗窃案的过程中,他比官方侦探推断得准确多了。我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辞。”
那位我不熟识的人听了之后顺从地说:“噢,琼斯先生,您当然可以这么说。不过,坦白地说,我桥牌的一盘胜局打不成了。二十七年来,星期六晚上不打桥牌,这还是第一次。”
歇洛克·福尔摩斯对他说:“我想您会发现,今天晚上您进行的是大输赢的赌博,您下的赌注比您以往下过的都要大,而且那情景更加激动人心。梅里韦瑟先生,对您来说,赌注大约是三万英镑。琼斯先生,而对您呢,赌注就是您想要逮捕的那个人。”
“约翰·克莱犯有凶杀罪、盗窃罪、窝藏罪和伪造罪。梅里韦瑟先生,他虽然还年纪轻轻的,但是已经是这个罪犯团伙的头目。在伦敦的罪犯中,他最引人注意,所以当务之急就是逮捕他。这个年纪轻轻的约翰·克莱的祖父是王室公爵,他本人先后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读过书。他心灵手巧。我们到处都能碰到他的踪迹,可是我们始终不清楚他到底在哪里。他这个星期在苏格兰溜门撬锁,而下个星期却在康沃尔筹款兴建孤儿院。我已经跟踪他多年了,可就是没有见着他。”
“我希望今天晚上我能有幸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我和约翰·克莱先生也交过一两次手,所以我同意您刚才的说法,他是这个罪犯团伙的头目。好啦,现在已经十点多了,我们该出发了。你们二位坐第一辆马车,我和华生就坐第二辆马车跟上你们。”
我们乘坐的马车辚辚地行驶在漫漫长路上。煤气灯在路的两侧闪烁着,一眼望去,这条马路犹如一个大迷宫。一路上,歇洛克·福尔摩斯沉默寡言。
他仰在马车的座位上,口里哼着当天下午听过的乐曲。我们的马车驶入法林顿街时,我的朋友对我说:
“现在我们离那里不远了。这位梅里韦瑟是个银行董事,同时他本人对这个案子也很感兴趣。把琼斯也叫上和我们一块儿来,我认为这对我们有好处。他搞本行纯粹是个大笨蛋,可是他这个人不错。他有一个值得肯定的优点,一见到要逮捕的罪犯,他就勇敢得像一条猛犬,顽强得像一只龙虾。我们到了,他们正等我们呢。”
我们下车的地方正是上午去过的那条拥挤不堪的交通干道。把马车打发走了以后,由梅里韦瑟先生在前面带路,我们跟着他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接着他打开了一个侧门,经由侧门,我们来到一条小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巨大的铁门。梅里韦瑟先生把这扇铁门打开,门后是旋式石台阶,通往另一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梅里韦瑟先生停了下来,点燃提灯,然后领着我们沿着一条漆黑的通道往下走,通道里有一股泥土气息。接着他打开第三道门,进门之后我们便来到一个庞大的拱顶地下室。地下室里堆满了板条箱和又高又宽的箱子。
福尔摩斯举起提灯四下察看,然后他说:“要从上面突破你们这个地下室可不那么容易。”
梅里韦瑟先生边用手杖敲打着铺地的石板边说道:“从地下突破也不那么容易。”他话音刚落,就惊讶地抬起头来说:“哎哟,我的天哪!听声音底下是空的呀!”
福尔摩斯口气严厉地说:“我必须要求你们安静点!您已经对我们这次行动大获全胜造成了损害。我请求您随便坐在哪个箱子上,不要干扰,好不好?”
这位梅里韦瑟先生板着面孔坐在一只板条箱上,脸上流露出受了很大委屈的表情。这时,福尔摩斯一手拿着提灯,一手拿着放大镜,跪在石板地上开始仔细检查石板之间的缝隙。他只用了片刻时间就检查完毕,接着身子往上一耸就站了起来,然后把放大镜放回口袋。
他说道:“我们起码得等一个小时。只有等到那位好心肠的当铺老板睡安稳了以后,他们才能采取行动。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就会争分夺秒,因为他们动作越快,留给逃跑的时间就越多。大夫,我们现在是在伦敦一家大银行的市内分行的地下室里,毫无疑问,这一点你已经猜到了。现在伦敦城的那些无法无天的罪犯对这个地下室非常感兴趣。梅里韦瑟先生是这家银行的董事长,他会向你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位董事长对我低声说:“是因为我们的法国黄金。我们已经接到几次警告了,说可能有人企图打它的主意。”
“是因为你们的法国黄金?”
“是的。几个月以前,我们需要增加资金来源,为此我们向法兰西银行借了三万法国金币,可是我们一直没工夫开箱取出这些金币,所以仍然放在地下室里。这个情况不少人都知道。我现在坐着的这个板条箱里面就有两千法国金币,这些金币每一层都用锡箔包扎起来。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远远超过了一家分行平时的储备,董事们对这种情况一直忧心忡忡。”
福尔摩斯听了之后说道:“他们的担心很有道理。不过,现在我们得作点安排了。根据我的预料,事情一小时之内就会真相大白。梅里韦瑟先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必须把这只提灯的灯罩罩上。”
“在黑暗中坐等啊?”
“恐怕是得这样。我随身带了一副牌,就在我的口袋里。我们正好四个人,我本来打算不误了您打桥牌,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对手已经蠢蠢欲动了,所以我们不能冒这个险而让他们发现灯光。首先,我们必须选好位置。
“这些家伙都胆大妄为,虽然我们可以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以免他们伤害我们。我就站在这个板条箱的后面,你们都藏在那些箱子的后面。然后看我的信号,我的灯光一照到他们,你们就迅速扑过去,把他们团团围住。华生,他们要是开枪,你就毫不留情地开枪把他们撂倒。”
我拿出手枪,扳起扳机,然后把它放在木箱上,然后蹲在木箱后面。这时福尔摩斯飞快地把提灯的滑板拉向提灯的前面,使我们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这样一团漆黑的地方待过。提灯的金属滑板被烤热,散发出一种气味,这使我们确信提灯还亮着,一有动静就可以闪出光亮来。
在这突然来临的黑暗中,在这潮湿寒冷的地下室里,令人隐约感到压抑和沮丧。我神经紧张,焦急地等待着。
福尔摩斯低声说道:“他们只有一条退路,就是先退回那座房子,再从那里退到萨克斯-科伯格广场。琼斯,我相信您已经照我的要求办好了吧?”
“我已派了一个巡警和两个警官守在前门。”
“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漏洞都堵死了。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安静,耐心等待。”
时间过得可真慢啊!事后我们对了一下表,我们只不过等了一小时十五分钟,可是感觉犹如通宵达旦,我仿佛觉得夜晚已经过去,黎明就要来临。
不敢变换姿势,我累得四肢酸痛。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听觉却十分敏锐,不但能听见同伴们轻轻的呼吸声,而且能分辨出琼斯这个大块头又深又粗的吸气声和那位银行董事长细弱的叹息声。从我面前的箱子上望过去,我可以看到石板地那个方位。我忽然看见一丝隐约闪现的光亮。
起初,那暗黄色的光亮只是星星点点洒在石板地上,接着那些光亮逐渐变大,连成一束黄色的光带。这时,地板上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条裂缝,一只手从裂缝中伸了出来,这只手长得又白又嫩,活像是一只女人的手。在有光亮的那一小块地方的中央处,这只手不停地摸索着。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这只手伸出了地面,手指还不断地蠕动着。接着,这只手顷刻间又缩了回去,突然得就像它伸出来时一样。周围又陷入一片漆黑,只剩下石板缝中透出的那一点点暗黄色的光亮。
不过,那只手只隐没了一小会儿。忽然间,随着一阵刺耳的迸裂声响,地板中间的一块又宽又大的白石板翻了过来,那里立时出现了一个四方形的缺口,随即从缺口中射出一缕提灯的亮光。在缺口的边缘上露出一张清秀稚气的脸庞,这个人敏捷地环顾四周,接着两只手扒着缺口的两边往上攀,先是露出肩膀,然后露出腰部,最后他用一条腿的膝盖跪在缺口的边缘。一眨眼的工夫,他已经从缺口中出来,正站在那里往上拉他的同伙。他的同伙和他一样是个动作轻巧自如的小个子,他的面色苍白,长着一头蓬乱的红红的头发。
“一切都很顺当,”他压低声音说,“你把凿子和袋子都带来了吗?天哪,不好了!阿尔奇,跳,快跳!别的我来对付!”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跃而起,一把揪住这个盗贼的领子。另一个见状猛然跳入洞内;当时琼斯手里紧抓着他衣服的下摆,他跳下去的时候,我听见了衣服撕破的声音。一只左轮手枪的枪管在光亮中闪现了一下,但是福尔摩斯的猎鞭骤然打在那人的手腕上,手枪当啷一声掉在石板地上。
福尔摩斯泰然自若地说:“约翰·克莱,那是徒劳的。你难逃这一关了。”
对方异常冷静地答道:“我看是这样。刚才我看见你们揪住了我伙伴的衣角,可是我想他会平安无事的。”
福尔摩斯说:“三个人正在那边门口等着他呢。”
“哦,真的!你们这事儿办得好像挺周到。我应该向你们致敬。”
福尔摩斯答道:“见笑,见笑,我也应该向您致敬。您的那个红头发点子真是既新颖又奏效。”
琼斯接着说:“过会儿你就能见到你的伙伴。他钻洞的速度比我快。伸出手来,我给你戴上。”
手铐咔嗒一声扣在这个犯人的手腕上,这时他却说:“我请求你们别用你们的脏手碰我。你们也许不知道,我是皇族后裔。还有请你们跟我说话时,一定要用‘先生’和‘请’。”
琼斯两眼直视着他,心里暗暗发笑,回答说:“好吧。唔,先生,请您上台阶。上去以后,我们会雇一辆马车把阁下送到警察局,您看好吗?”
约翰·克莱平静地说:“这样好一些。”他朝我们三个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在警探的监护下默默无言地走了出去。
我们跟在他们的后面从地下室里走出来,梅里韦瑟先生这时说:“真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真不知道我们银行该怎么感谢和酬劳您。毫无疑问,您一举侦破和挫败了一起精心策划的银行盗窃案,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案件。”
福尔摩斯对他说:“我自己与约翰·克莱先生就有一两笔账要算一算。在这个案子上我花了点钱,我想银行会付给我这笔钱的。除此之外,我还得到了另外的优厚报酬,那就是这次破案的经历和听到红发会那极不寻常的故事,而这次经历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清晨,我和福尔摩斯在贝克街饮威士忌酒,酒里加了苏打水。他边啜边对我解释说:“你看,华生,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红发会那个荒唐透顶的广告和抄写《大英百科全书》这等勾当,唯一可能的目的无非是让这个糊里糊涂的当铺老板每天离开店铺几个小时,以免碍事。这种做法虽然离奇古怪,但是想出一个更加巧妙的办法的确很难。毫无疑问,克莱是借用他同谋头发的颜色,才别出心裁地想出这么个办法。每星期四英镑是个诱饵,那个当铺老板肯定上钩。他们打算把成千上万的英镑弄到手,拿出这点儿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他们登了广告,然后一个恶棍租了一间临时办公室,另一个恶棍则怂恿那个当铺老板去申请那个职位。这样他们的合谋就得手了,可以确保他每天上午离开他的当铺。那个伙计来当铺干活只拿一半薪水,我一听就明显地察觉到,他到当铺是别有用心,另有所图。”
“可你是怎么猜出他的动机的呢?”
“假如店铺里有女人的话,我也许会怀疑他无非是搞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但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当铺老板做的是小本生意,店铺里没有哪样东西值得他们这番精心策划,值得他们花那么多的钱。那么,他们的目标肯定不在这家当铺。他们可能搞什么名堂呢?这时我想到了这个伙计喜欢摄影以及他出没于地下室这个诡计。对,地下室!这就找到了这起盘根错节的案件的线索。接着我对这个神出鬼没的伙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我发现我的这个对手是伦敦头脑最冷静、最胆大妄为的罪犯之一。他在地下室里搞名堂,每天干很长时间,需要连续几个月的工夫才能完成。那么他们可能搞什么名堂呢?
“我再一次问自己。他正在挖一条通向其他楼房的地道,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其他的可能了。
“我们去察看了作案地点之后,我心里就有数了。我用手杖敲打人行道,这使你感到很惊讶,我那是在确定地道从地下室向哪个方向挖的,是向房前还是向房后?我敲打了几下就弄清了,地道不是向房前挖的。接着我按响门铃,真是如愿以偿,正是那个伙计开的门。我和他曾经有过几次较量,但是在此之前,彼此从未见过面。我要看的是他裤子膝部那块地方,所以就顾不上看他的脸。你自己也一定注意到了,他裤子膝部有多么破旧、多么肮脏、多么皱褶。那是他长时间挖地道才弄成那个样子的。这样一来,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他们挖地道想干什么?于是,我在街拐角到处转转,结果我发现城乡银行与我们的那位朋友的房子紧挨着。我觉得我已经解开了这个谜。我们听完音乐,你就坐车回家了;我去走访了伦敦警察厅和这家银行的董事长。事情的结局如何,你已经亲眼目睹。”
我接着问他:“你怎么能断定他们会在今天晚上作案呢?”
“哦,他们的红发会办公室关门停业是个信号,这说明杰贝兹·威尔逊先生在不在当铺里,对他们已经无关紧要。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地道已经挖通了。由于地道有可能被发现,那批黄金也有可能被搬走,所以他们务必尽早利用这条地道,这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星期六比哪一天都更适合他们,他们可以获得两天时间以便逃窜。根据以上种种原因,我预料他们今天晚上下手。”
“你的推理真是棒极了!”我毫不掩饰地赞叹道,心里钦佩不已,“你这一连串的推理过程这么长,可是每个环节都丝丝入扣。”
他打了个哈欠,然后回答说:“这样做免得我感到无聊。唉!我已经觉得我的生活无聊透了。为了使自己的一生不在庸庸碌碌中虚度过去,我始终不遗余力。这些小小的案件对我很有益处。”
我接着说:“你是我们人类的福星啊。”
他耸了耸肩,然后说:“噢,总而言之,也许还有些益处。正如居斯塔夫·福楼拜致乔治·桑的信中所说的,‘人是渺小的—创作就是一切。’”
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贝克街寓所里,我们对坐在壁炉前闲聊,他对我说:“我亲爱的老兄,生活是何等的奇妙啊,生活的奇妙让人们的想象望洋兴叹。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事,我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假如我们能手拉手地飞出那扇窗子,翱翔在这个大都市的上空,轻轻揭去每所房子的屋顶,窥视里面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奇异的巧合、缜密的策划、激烈的争执以及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事儿,这些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代代相承,演变出荒谬绝伦的结局;面对我们的这种经历,那些毫无创意和程式化的小说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说:“可是,我认为你的说法不可信。一般说来,报纸上报导的那些案件都单调乏味,俗不可耐。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在警察的报告里,实用主义达到了极点,案子的结局既无趣味,更乏艺术。”
福尔摩斯接着说道:“要产生一种逼真的效果,必须进行某种选择,并且采取慎重的态度,而警察的报告里恰恰缺少这种做法。这些报告重点突出的是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而不是观察家们看重的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那些实质性的细节。请你相信,司空见惯的事物最不可思议。”
我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对他说:“我十分理解你的这种想法。三大洲深陷困境的人都请你指点迷津和给予帮助,你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当然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奇异怪诞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说着把那份晨报从地上捡起来—“我们来做一次实验吧。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的篇幅占了半个栏目,但是我用不着看就知道其中的内容。当然啦,这篇新闻的内容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还得有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者房东太太。这些粗制滥造的内容就连最拙劣的作者都能拼凑出来。”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然后说:“就你的观点而言,你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很不恰当。这是邓达斯夫妇分居案,碰巧我整理过与该案有关的某些细节。丈夫是个绝对戒酒主义者,也没有牵涉到另外一个女人。他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每餐结束时,他总是取下假牙,朝他妻子扔过去。你会认为,普通的小说作者不大可能构思出这样的事来。大夫,来点儿鼻烟吧。从你所举的这个例子来看,你得承认,是我赢了。”
他把他的金制鼻烟盒递了过来。这只鼻烟盒已经用旧了,盒盖的中央处镶嵌着一颗硕大的宝石,宝石呈紫蓝色,光彩夺目,与他朴实的作风和简朴的生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我禁不住开口评论一番。
“啊,”他对我说道,“我们已经几个星期没见面了,我把这个给忘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赠送的小小纪念品,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照片一案中对他的帮助。”
“那只戒指呢?”他手指上戴着一枚光耀夺目的戒指,我看了看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你一直友善地记录我侦破的一两个微不足道的案件,可是我为荷兰王室侦破的那个案件真是太微妙啦,即便是对你这样一位朋友,我也不便透露给你。”
“那么,你现在手头上有没有什么案件呢?”我兴冲冲地问他。
“有十一二件,可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也没有。通常不那么重要的案件反倒值得观察,值得麻利地分析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调查也就很有吸引力。罪行越大,案情往往越简单。这是因为罪行越大,动机就越明显,一般都是如此。我早已发现了这个特征。现在我手头上的这些案件,只有一件案情相当复杂,这个案子是从马赛送过来的,其余的案子特别有趣的一件也没有。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我就会得到更加有趣的案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的一个委托人来了。”
于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帘已经拉开。他透过窗子看着伦敦那条灰暗萧条的街道。我从他的肩上望过去,看见街对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厚的毛皮长围巾,歪戴着一顶宽边帽,帽子上插着一根又长又卷的红色羽毛,显露出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她身着盛装站在那里,身体前后晃动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上的钮扣,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窥视着我们的窗口。突然,她像游泳的人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几步就穿过了马路。我们立时听到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进壁炉之后对我说:“我以前见过这种征兆。站在人行道上晃来晃去通常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想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却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样微妙的事情该不该告诉别人。但是,我们对此要区别对待。一个受到男人严重伤害的女人,就不会站在那里晃动了,她会急切地拉响你的门铃,急得把门铃线都可能拉断了。通常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眼下这个案子当作一桩恋爱案,不过这个女子并不怎么气愤,而只是感到迷惘,或者说感到忧伤。好在她现在亲自登门,我们的疑团可以迎刃而解了。”
福尔摩斯正说着话,我们听到有人敲门,随即侍童进来通报,说是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萨瑟兰小姐已经站在了男仆的身后。男仆身着黑制服,身材矮小。他们站在那里,犹如一艘扬帆而来的商船正随着一只领港小船进港。歇洛克·福尔摩斯对她的来访表示欢迎,他态度落落大方,彬彬有礼,然后关上门,他向她鞠躬致意,并请她坐在扶手椅上。片刻之间,福尔摩斯就以他那种特有的心不在焉的方式把她打量了一番。
福尔摩斯对她说:“您眼睛近视,还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点费劲吗?”
她回答说:“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有点费劲,但是现在可以盲打了。”
突然,她意识到了他话里的全部含义,感到非常震惊,接着她抬起头来,她那宽大而和善的脸上露出恐惧和惊奇之色。她高声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听说过我吧,不然您怎么会知道我的这些情况呢?”
福尔摩斯对她说道:“请别担心,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各种情况。也许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出来了,能够发现别人所忽略的情况。不然的话,您怎么会来找我咨询呢?”
“先生,埃思里奇太太跟我提起过您。不论是警察,还是其他的人都认为她丈夫死了而不再去寻找,但您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丈夫找到了。我听了以后,就到您这儿来请您指教。哦,福尔摩斯先生,我盼望您也能这样帮助我。我虽然并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挣来的那一点儿钱以外,我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这笔钱是我继承遗产所得。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情愿把这些钱全部给您。”
歇洛克·福尔摩斯两手指尖合拢,眼睛望着天花板,问她说:“您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离开家来找我咨询呢?”
玛丽·萨瑟兰小姐有些愣神儿,听到这个问题后,她的脸上又一次露出惊讶的神色。她回答说:“您说得对,我的确是突然从家里跑出来的。看到温迪班克—就是我父亲—对这事儿漠不关心,我感到非常气愤。他既不肯去报告警察,也不肯到您这儿来,他什么忙都不帮,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后来,我被他气得火冒三丈,穿上外衣,马上就跑到您这儿来了。”
福尔摩斯听了以后说:“您的父亲,你们的姓不同,一定是您的继父。”
“是的,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他比我只大五岁零两个月。”
“您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身体挺硬朗。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去世不久,她就再婚了,而且嫁给了一个比她年轻差不多十五岁的人,她这样做使我很生气。我父亲在特纳姆法院街做管子生意,遗留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我父亲死后,我母亲和哈迪先生继续经营这个企业,哈迪先生原先是个工头。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我母亲出售这个企业。他是个旅行推销员,推销酒类,地位很优越。他们出售了企业的营业权和产权,一共得到四千七百英镑。假如我父亲还活着,他卖的价钱会比这个多得多。”
她的叙述杂乱无章,没头没脑。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听了这样的叙述会很不耐烦,可是恰恰相反,他聚精会神地听得有滋有味。
福尔摩斯问她说:“您自己的那点儿收入是不是从这个企业挣来的?”
“啊,先生,不是的。我的那笔收入完全与这个企业无关,是我的伯父奈德遗留给我的,他生前住在奥克兰。他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一共二千五百英镑,利率是四分五厘,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道:“我对您所说的深感兴趣。您既然每年提取一百英镑这么一笔巨款,加上您打字所挣的钱,您完全可以去旅行,生活也可以过得很舒适。我看一位独身女士,有大约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不错。”
“福尔摩斯先生,就是比这个数目少得多,我也可以生活得很不错。不过,您清楚,只要我住在家里,我就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正因为这样,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啦,这只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我母亲,我觉得我光用我打字挣的钱就可以过得挺好的。我打一张纸挣两便士,一天我往往能打十五张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对她说:“您已经把您的情况向我说得很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大夫。您在他面前说话不必拘束,就像跟我说话一个样。现在请您把您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都说给我们听听。”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出红晕,两手紧张不安地抚弄着她短上衣上的流苏。她开口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一次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是送给他舞票。父亲去世后,他们还记得我们,他们就把舞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对我们去舞会跳舞不太乐意。我们去哪儿他都不乐意,就连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怒火万丈。可是这一次我特别想去,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去跳舞。他说我父亲生前的好友都会在舞会上露面,我们认识那些人不太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可是我有一条紫色毛线裤,那条裤子就放在衣柜里,我还从来没有拿出来穿过。
“最后,他迫不得已,出差到法国给公司办事去了,而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去舞会跳舞了,和我们一起去的是原先的那个工头哈迪先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我遇见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他对您去过舞会的事会很恼火吧。”
“噢,不过,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倒是很好。我还记得,他笑了起来,耸了耸肩,接着还说女人要是想干什么,拦也拦不住,她们总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下我明白了。按照我的理解,你在煤气装修工的一次舞会上遇见了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
“是的,先生。我那天晚上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看我,他问我们回家是不是一路平安。打那以后,福尔摩斯先生,我还碰见过他—我是说,我和他散过两次步。可是后来我父亲出差回来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是啊,您知道的,我父亲对那样的事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任何人来作客。他还总是说,女人家应当高高兴兴和自己家里的人待在一起。我却经常对我母亲说,女人首先需要有她自己的小圈子,可是我自己还没呢。”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呢?他难道没有设法来看你吗?”
“喔,我父亲一个星期以后又要去法国,霍斯默来信对我说,我父亲动身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见面,这样就不会遇到麻烦。他还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可以通信。他每天都写信给我,我就每天早晨把他写的信取回来。这样就没必要让我父亲知道。”
“您那时和这位先生订婚了吗?”
“啊,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散步后就订了婚。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个出纳员,在莱登霍尔街一家事务所工作,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糟糕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啊。”
“那他住在哪儿?”
“他就睡在办公的地方。”
“你竟然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写给他的信往哪里寄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的邮局,留待他本人领取。他跟我说,如果我写给他的信寄到他的办公室的话,他办公室的其他办事员就会笑话他和女人通信。
“我跟他说,既然是这样,我就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好了,他的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可是他又不肯。他说读我亲笔写的信,就像是我在跟他说话,而读我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他总是觉得我们俩中间有一台机器隔着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恰恰表明他是多么喜欢我啊,就连这些小事情他都想得那么周到。”
福尔摩斯对她说:“这最说明问题了。小事情至关重要,这是我长期遵行的一条原则。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别的小事情,您还记得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这个人非常腼腆。他和我散步,宁可在晚上,也不在白天,他说他很不愿意惹人注意。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甚至说话的声音都细声细语。他告诉过我,他小的时候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这些病留下了后遗症,他嗓子因此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细声细气。他衣着总是十分考究,非常整洁和素雅。但是他和我一样,视力不好,所以他戴浅色眼镜,以免强光刺眼。”
“哦,您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又去了法国,他动身之后情况怎么样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到我家来过,他还提议我们在我父亲回来以前就结婚。他特别认真,并且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对他都要永远忠贞不渝。我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很对的,这体现了他的感情。我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有好感,甚至比我还喜欢他。就这样,他们谈到要在一周内举行婚礼,我说要征求一下我父亲的意见,可是他们两个人都说,一点儿都不必在意我父亲的意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我母亲还说,她会让我父亲对此感到满意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说起来未免可笑,仅仅因为他比我大几岁,我就该得到他的许可。其实呢,是我做什么事都不想偷偷摸摸的,所以我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寄往他们公司驻法国办事处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这封信被退回来了。”
“这么说,他没有收到这封信啦?”
“是的,先生。这封信寄到时,他已经动身回英国了。”
“哈哈!这可真是太不巧了;而你的婚礼当时安排在星期五。你的婚礼准备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但是准备悄悄地举行。我们安排在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这座教堂位于皇家十字路口附近。婚礼后我们准备到圣潘克拉斯饭店进早餐。霍斯默坐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是我们有两个人,他就叫我们俩坐这辆马车。这时恰巧来了一辆四轮马车,那会儿街上再没有别的出租马车了,他就一个人坐上了那辆马车。我们先到教堂,那辆四轮马车随后也到了。我们等他下车,可是他一直没有从车厢里出来。马车夫从车上下来,看了看才发现,车厢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那个车夫说,他亲眼看见霍斯默坐进车厢,他怎么都弄不明白人到哪儿去了。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的事,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也再没有听到一点儿他的消息,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福尔摩斯对她说:“我觉得这样对待您,是对您的极大侮辱。”
“噢,先生,不是的!他对我非常好,也非常体贴,他说什么都不会这样就离开我的。喏,他整个上午一个劲儿地对我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对他都要忠贞不渝;即使有个三长两短把我们分开,我也要永远铭记我对他的誓约。他还说他迟早有一天会要求我践约的。在即将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可是从以后发生的情况来看,这话含义很深。”
“这话当然含义很深。那么,您自己也认为他遇到了横祸吗?”
“是的,先生。我认为他预见到了某种危险,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说那番话。后来,我揣摩他遇到了他所预见的危险。”
“可是,您一点儿都没想过会是什么危险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您母亲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她很气愤,并且对我说,以后永远都不要再提这件事。”
“那您父亲呢?您把这件事告诉他了吗?”
“我告诉过他。他的想法好像跟我的想法一样,他也认为是出了事,但是我还会得到霍斯默的消息。我父亲还说,不论是哪个人,把我带到教堂门口,然后就离我而去,他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好,他如果借了我的钱,或者他和我结婚而我把我的财产转让给了他,那他这样做也许还有些理由;可是霍斯默在钱上完全不靠任何人,更何况他对我的那点儿钱从来就不屑一顾呢。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他连封信也不写呢?唉,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都快把我逼疯了,我通宵不能合眼。”说着她从手笼里抽出一块小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福尔摩斯站起身来,接着对她说:“我马上为您调查这个案子。我深信我们一定会得到确切的结果。现在我来承担这件事的压力,您就不用再操心了。首要的一点是,要让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像他从您的生活中消失了那样,从您的记忆中消失。”
“那么,您认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么,他出了什么事呢?”
“您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吧。我想请您把他准确地描述一下,还想看看他写给您的信。”
她回答说:“我在上周六的《纪事报》上登了一个寻找他的启事。喏,这就是那个启事,我这儿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您。您的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 31 号。”
“我清楚,您从来不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您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他是旅行推销员,他在干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工作,那家商行在芬茄奇大街。”
“谢谢您。您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请您把这些文件留下来,并且不要忘记我对您说过的意见。您就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吧,别让它影响您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您对我真是太好了,但是您刚才说的我可做不到啊,对霍斯默我要忠贞不渝。他一回来我就和他结婚。”
尽管我们的这位客人戴着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脸上流露出茫然若失的神态,但是她那纯朴的忠贞不渝的情怀带有一种高尚的情操,我们对此不得不肃然起敬。她答应需要她来的时候,她会再来,然后她把她带来的一小捆文件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两手指尖合拢,两腿向前舒展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从搁架上拿起他那只陶烟斗。这只烟斗他已经用了很多年,看上去油腻腻的。这只油腻腻的陶烟斗在他看来仿佛是一个顾问。他点燃烟丝后就靠在椅子上,浓浓的蓝色烟雾在他身边缭绕,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那个姑娘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对象,”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她本人比她小小的问题更有趣,顺便说一下,她的那个问题其实很平常,你会在我的案例中找到同样的案例。如果你查阅一下一八七七年安多弗那个索引,就能找到同样的案子,并且去年在海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我发现有一两个情节很新颖,但是这位姑娘本人倒是最发人深省。”
我说道:“你好像从她身上觉察到了很多我无法觉察到的东西。”
“华生,不是你无法觉察到,而是你没有注意观察。你不知道该观察什么,所以你忽视了所有重要的细节。我永远无法让你意识到袖子的重要性、大拇指指甲的提示以及从鞋带上也能发现大问题。好啦,你从这位女士的外表观察到了什么?你描述一下。”
“哦,她戴着一顶深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子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
“她的短上衣是青色的,上面缝缀着黑色的珠子,上衣的边缘镶嵌着黑色的小小的煤玉饰物。她的连衣裙是褐色的,比咖啡色还深,领子和袖子上镶着紫色的窄条长毛绒。她的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手套食指那个地方已经破了。
“我没有注意观察她穿的是什么样的鞋。她戴着不太大的圆形金耳环,一派相当富裕的气派,举止平平常常却令人感到舒服,脾气很随和。”
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手,咯咯地笑了起来。
“华生,说实在话,你进步太大了。你的这番描述确实不错。的确,你忽视了所有重要的细节,但是你已经掌握了观察的方法。你观察颜色的眼力很好。我的老兄,你绝不能依靠一般印象,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
“我总是首先观察女人的袖子。观察一个男人,也许首先观察他裤子的膝部更好些。你也看到了,这位女士的袖子上镶着长毛绒,这是暴露痕迹的最有用的材料。她袖子腕部往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员压着桌子的地方,压痕十分明显。那种手摇式缝纫机也留下了类似的痕迹,只不过是在她的左袖口的外侧。然后我看了一眼她的脸部,发现她鼻梁两侧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我就大胆说出她近视和从事打字工作,这似乎让她感到惊讶。”
“这让我也感到惊讶。”
“肯定啦。可是,这太明显了。我接着往下观察,我发现她穿的那两只靴子尽管相像,可是实际上不是一双:其中一只的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而另一只却没有。这叫我既感到惊奇也感到有趣。她那两只靴子上各有五个钮扣,其中一只靴子只扣上了下面的两个,而另一只也只扣上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钮扣。好,你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时,她穿戴整洁,出门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子上的钮扣也只扣上一半,这表明她是匆匆忙忙离开家的,这完全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推论。”
我朋友这番敏锐透彻的推理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我对他的推理一直很感兴趣。我接着问道:“还有呢?”
“顺便跟你说说,我注意到她在离开家之前,写过一张便条,但是她是在穿戴好了以后写的。你已经观察到她右手手套食指那个地方已经破了,不过你显然没有注意到她的手套和右手食指都沾上了紫墨水。她写得很匆忙,所以她在蘸墨水时笔插得太深。这一定是今天上午的事,不然的话,她手指上的墨迹不会那么清晰。所有这些虽然都非常简单,但却很有趣。不过,华生,我得回到正事上来。请您给我念念寻找霍斯默·安古尔先生的那个启事上对他的描述好吗?”
我把那一小张印刷的字条凑到灯前。
“ 【启事写道】 十四日上午,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此人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灰黄,黑发,头顶略秃,留络腮胡和八字胡,胡子浓密漆黑,戴浅色墨镜,说话细声细语。失踪前身穿丝绸镶边黑色礼服大衣,褐色马甲,哈里斯花呢灰裤,褐色绑腿,弹力靴帮皮靴。马甲上挂一条艾伯特式金链。此人曾在莱登霍尔街一家事务所供职。若有人……”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那些信,继续说道:“写得很一般。除了其中一次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以外,这些信件再也没有任何有关安吉尔先生的线索了。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一定会使你大吃一惊。”
我说道:“这些信件是用打字机打的。”
“不仅如此,就连签名也是用打字机打的。你看看信末工工整整的这几个小字:‘霍斯默·安吉尔’。你看,有日期,但是地址只有莱登霍尔街,这相当含糊。签名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在哪方面呢?”
“我亲爱的老兄,难道你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与本案息息相关吗?”
“我不敢说我明白了;莫非他想一旦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起诉,他可以否认那是自己的签名。”
“不是,那不是问题之所在。不过,我打算写两封信,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封写给伦敦的一家商行,另一封写给那位年轻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询问他明天晚上六点钟能否在此和我们面谈一次。我们不妨也和她的男亲属打打交道。好啦,大夫,我们在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无事可做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案子暂时束之高阁了。”
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朋友在侦破中推理精细而且精力过人,所以他对他侦破的这桩奇特的疑案胸有成竹、从容不迫,我觉得这必定是很有根据的。我知道他仅仅失算过一次,就是在侦破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照片一案中那一次;可是当我回忆起‘四签名’那种神秘的案子以及与‘血字分析’相关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情况,我觉得假如这个案子连他都无法解决的话,那必定是个稀奇古怪的疑案。
然后,我离开了他的寓所。我离开时,他仍然抽着他那只黑色的陶烟斗。
我深信我明晚再来时就会发现,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线索,最终可以确证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失踪新郎到底是何许人也。
当时,我正忙于诊治一个病情严重的患者,第二天我在患者的病床前又忙碌一整天,将近六点时我才忙完,于是我跳上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去了贝克街,一路上心里忐忑不安,担心可能去得太晚了而赶不上为这桩奇案的了结助一臂之力。可是,我见到歇洛克·福尔摩斯时,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那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深陷下去的扶手椅里,睡眼朦胧。一排排令人望而生畏的烧瓶和试管散发出刺鼻的浓重盐酸气味,这说明他一整天都埋头于他酷爱的化学试验。
“喂,你解决了没有?”我刚一走进他的房间就问他。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个疑案!”我叫了起来。
“哦,你说的是那个!我还以为是我一直在做试验的那种盐呢。我昨天说过,这个案子毫无神秘之处,但是其中的一些细节还是饶有趣味的。了结这个案子的唯一缺憾,恐怕是没有哪一条法律可以惩处那个恶棍。”
“那么,那个恶棍是谁呢?他抛弃玛丽·萨瑟兰小姐的目的何在呢?”
我的问题刚一出口,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楼道里就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
福尔摩斯说道:“那位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来了。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将于六点钟到达。请进!”
这时一个男子走了进来,他身体强壮,中等身材,三十来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肤色灰黄,一副和蔼可亲而曲意奉承的样子,长着一双机智锐利的灰眼睛。他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福尔摩斯,然后把他那顶有光泽的高顶黑色大礼帽放在餐具柜上,侧身走到就近的椅子并坐了下来。
“晚上好,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对他说,“我想这封用打字机打的信一定出自您的手吧,您在信中约定六点钟和我见面,是吗?”
“是的,先生。恐怕我来晚了一点儿,不过我是身不由己呀。萨瑟兰小姐拿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给您添麻烦了,我对此很抱歉,可是我想最好还是家丑不要外扬。她到您这儿来,这完全违背我的意愿。但是,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她是个脾气急躁、容易冲动的姑娘,她一旦决定要干什么,谁都拿她没办法。当然啦,我并不太在乎您知道这件事,您与官方警察不相干;不过,这样的家庭不幸要是张扬到社会上去,也绝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而且,这样做也是徒劳无益的,您怎么可能找到霍斯默·安吉尔这个人呢?”
福尔摩斯心平气和地说:“恰恰相反,我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会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温迪班克先生听了这话猛然打了个寒颤,手套也掉在了地上,他说:“听您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
“奇怪的是,”福尔摩斯说道,“打字机也像人的书法那样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除非打字机是崭新的,否则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绝不会一模一样。打字机上有的字母比其他的字母磨损得更厉害一些,而有的字母只磨损了一边。好,温迪班克先生,您会在您打的这张短笺中注意到,字母‘’e总是有点儿模糊不清,而字母‘r’的尾巴总是有点儿缺损。除了这些,还有十四个其他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更加明显。”
“我们事务所的所有信函都是用这台打字机打的,当然它有点儿磨损了。”我们的这位客人回答说,同时他那两只明亮的小眼睛敏锐地瞥了一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继续说:“温迪班克先生,现在我来给您看看什么才是真正有趣的研究。我打算这几天再写一篇短小的专题论文,专门阐述打字机以及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这是我一直颇感兴趣的一个论题。现在我手头上有四封信,这些信件都是那个失踪的男子寄出的,并且全部是用打字机打的。这些信件不仅每封中字母‘e’都模糊不清、字母‘r’都缺尾巴,而且,您如果愿意用我的放大镜看一看的话,那么您会注意到,我刚才提到的那十四个其他特征也是历历在目。”
温迪班克先生听到这里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拿起帽子,然后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浪费时间听这类无稽之谈。你要是能抓到那个人,就抓住他好了;抓到他时,请告诉我一声。”
福尔摩斯一步跨了过去,伸手把门锁住,接着他说:“那好,我现在就告诉您,我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在哪里呢?”温迪班克先生大声喊叫着,他吓得嘴唇发白,不住地环顾左右,活像一只掉进了捕鼠笼子的老鼠。
福尔摩斯先生温和地对他说:“噢,你嚷嚷也没有用,一点儿用都没有。温迪班克先生,这是绝不可能赖得掉的。这事儿太显而易见了。您刚才竟然说我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问题,您对我的恭维实在是太拙劣了。确实是简简单单!请坐,我们还是谈谈为好。”
我们的这位客人整个儿瘫在了椅子上,脸色苍白,额头汗水涔涔,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还不够提起诉讼。”
“恐怕的确不够提起诉讼。但是,温迪班克先生,你我还是私下说说。这种鬼把戏真是残酷、自私、丧心病狂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我还是头一回碰到。好了,我来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叙说一遍,我说得不对,您可以反驳。”
这位温迪班克先生坐在椅子上,缩成了一团,脑袋耷拉着,一副彻底被制服了的样子。福尔摩斯把双脚放在壁炉台的壁角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子向后仰着,像是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了起来:“那个男人和一个年龄比他大很多的女人结了婚,为的是贪图她的钱财。只要他们的那位女儿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享用她的钱。就他们那样的境况来说,这笔钱的数额相当可观。失去了这笔钱,他们的境况就会大不一样,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为的就是保住这笔钱。他们的这位女儿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并且个性温柔多情。显而易见,她有这样出众的品貌,再加上她可观的收入,她不会空守闺房太久的。她出嫁的话,这当然意味着他们每年失去一百英镑的收入,那么她的继父如何才能防患未然呢?很显然,他想方设法把她关在家中,禁止她和同龄人来往。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这种做法不是长久之计。她变犟了,坚持自己的权利,后来她竟然流露出一定要去某个舞会跳舞的迹象。这样一来,她的那位诡计多端的继父该怎么应付呢?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毒计。他在他妻子的纵容和协助下,他把自己乔装改扮:戴上墨镜遮起这双锐利的眼睛,戴上毛蓬蓬的假络腮胡和八字胡以改变面相,压低自己清脆的嗓音以变成柔声媚气的低声细语,再加上他女儿近视,他的乔装改扮可以说是上了双保险,万无一失。这样他就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名义出现,向自己的女儿求爱,以免她心系他人。”
我们的这位客人哼哼唧唧地说:“我当初只不过跟她开开玩笑而已,我们压根儿没有想到她会这样痴情。”
“不太可能仅仅是开个玩笑。不论那是不是开玩笑,那个姑娘确实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一直以为她的继父在法国,从来未怀疑她自己上了大当。
“那位先生对她百般殷勤,她感到心花怒放,而她母亲对他又大加赞赏,这更加使她欣喜若狂。显而易见,事情要继续下去,这个毒计才能奏效。于是安吉尔先生开始登门来访。他们会过几次面,接着又订了婚,这就最终保证了这个姑娘情有独钟。但是这场骗局不可能旷日持久,同时屡次假装去法国出差也颇为麻烦,所以下一步显然就是把这事干脆来个戏剧性的结局,以便在这位姑娘的心上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同时也可以防止她有朝一日对其他的求婚者动心。于是,就上演了手按《圣经》信誓旦旦那一幕,于是就在举行婚礼那天的早晨耍了个花招,暗示可能发生某种不测。詹姆斯·温迪班克希望萨瑟兰小姐对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忠贞不渝,而对他的生死却难以肯定,这样,在以后的十年她对其他男人的话就会置之不理。他陪她到了教堂门口,但是他必须就此打住,于是他耍起了老把戏:从四轮马车的这扇门钻进去,再从那扇门钻出来,优哉游哉地溜之大吉了。温迪班克先生,我看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们的这位客人在福尔摩斯讲述时恢复了一点儿自信,他从椅子上站起身,苍白的脸上露出冷漠讥讽的神态。
“福尔摩斯先生,这也许是真,也许是假,”他说道,“可是,你若真是精明过人,你应该再精明一点儿,以便弄清现在犯法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始终没有做任何足以提起诉讼的事情,但是只要你这样锁上门,我就可以对你提起诉讼,起诉你侵犯人身和非法拘留。”
“就算像你所说的那样,法律奈何不得你,”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打开锁,并且把门推开,“然而,你是世界上最该受到惩罚的人。如果这位姑娘有个兄弟或朋友的话,他就会用鞭子猛抽你的脊梁。该打!”福尔摩斯看到温迪班克脸上露出刻薄的讥笑,气得他满脸通红,他接着说道:“我虽然对我的委托人没有承担这种责任,但是我这儿刚好有一条猎鞭,我想我还是痛痛快快地……”他三步并作两步去拿那条猎鞭,可是他猎鞭还没拿到手,楼梯上便没命地响起砰砰的脚步声,大厅又厚又重的门呯地响了一声,我们从窗子望去,看见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拼命地在马路上飞奔。
“真是个没有心肝的恶棍!”福尔摩斯边笑边说,重又一屁股坐进扶手椅里,“那家伙作恶多端,迟早会因罪大恶极而被送上绞刑架。从几方面来看,这个案子并非索然无味。”
“我现在对你的推理步骤还不十分明了,”我说道。
“唔,当然啦,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离奇古怪的行为必定有所图谋,这从一开始就很明了。同样很清楚的是,真正从这件事中受益的人只有这位继父,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还有一个事实很有启发性,那就是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而总是一个不在的时候另一个才出现。同样很有启发性的还有那副墨镜、他那奇特的嗓音和毛蓬蓬的络腮胡子,这些都暗示着乔装改扮。他用打字机签名这种罕见的做法使我的猜疑完全得到了证实;从他的这种做法可以轻易地推断出,这位姑娘是多么熟悉他的笔迹,哪怕看到一点儿她都会辨认出来。你看得出来,所有这些孤立的事实以及其中的许多细节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你是怎么证实这些的呢?”
“一旦发现了我要追寻的罪犯,要确证就不是一件难事了。我知道这个家伙工作的那家商行。我一拿到那份在报上刊印的寻人启事,就划掉了其中一切可能是乔装改扮用的那些东西—络腮胡子啦、墨镜啦,还有嗓音什么的,然后我把这份寻人启示寄给那家商行,请求他们告诉我在他们那些旅行推销员中间,有没有谁的相貌与之相符。我已经注意到了那台打字机的特征,于是我给他本人写了一封信,把信寄到他的办公地址,请他可否到这儿来一趟。不出我之所料,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从这封回信中不难看出打字机种种细微但是很有特征的同样毛病。同一所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封位于芬茄奇大街的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来信,信中说,寻人启事上描述的相貌特征与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吻合。全部情况,就是如此而已!”
“那么,萨瑟兰小姐呢?”
“我如果对她和盘托出的话,她是不会相信的。你也许还记得那句波斯古谚:‘打消女人心中的痴心妄想,险似虎爪下夺其仔。’哈菲兹
和贺拉斯
一样地理直气壮,哈菲兹和贺拉斯也一样地通情达理。”
一天早上,我和我妻子正在进早餐,这时我们的女佣送来了一封电报。电报是歇洛克·福尔摩斯打来的,电文如下:
抽暇几日可否?顷获英格兰西部为伯斯克姆彼溪谷惨案事宜来电。如君驾随行,不胜欣幸。该地空气并景致极佳。万望十一时十五分从帕丁顿启程。
我妻子坐在桌子的对面望着我说:“亲爱的,你看怎么办呢?你去吗?”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眼下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噢,安斯特鲁瑟可以替你做这些事情。你近来脸色有些苍白,我想去换换环境对你有好处,更何况你一直醉心于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案件呢。”
我回答说:“和他一起办案,我每次都获益匪浅。我这次不去的话,那就太对不住他了。可是我要是去的话,我就得立即收拾行李,现在离出发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
我在阿富汗有过军营生活经历,这至少使我养成了雷厉风行、随时可以动身的习惯。我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就是简简单单的那么几件,所以还不到半小时,我就带着旅行包坐进了出租马车,车声辚辚朝帕丁顿车站疾驰。
我到达时,歇洛克·福尔摩斯正在站台上踱来踱去。他身着一件长长的灰色旅行斗篷,头戴一顶便帽,帽子紧紧地箍在头上,这使他的身躯显得更加枯瘦细长。
“华生,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他对我说,“有你这么一个完全靠得住的人和我一起办案,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当地给予的协助要么毫无价值,要么带有偏见,一贯都是如此。我去买票,你去占着角落那儿的两个座位。”
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位乘客。福尔摩斯随身带了一大堆凌乱不堪的报纸,他一边东翻西找一边阅读,时而做点笔记,时而陷入沉思。我们过了里丁后,他不再翻阅报纸,而是突然把这些报纸卷成一大捆,然后扔到行李架上去。
他问我:“这个案子的情况你有耳闻吗?”
“一点儿都没有。我好几天没看报了。”
“伦敦报界对此案的报道都不太详细。我刚才一直在翻阅所有近期的报纸,想掌握有关的详细情况。从我搜集到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貌似简单,但是侦破难度极大。”
“你这话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哪。”
“但我这话一点儿不错。案情的奇特性本身往往是一条线索。案情越是平淡无奇、普普通通,侦破难度就越大。可是,他们已经认定这是一起儿子谋杀父亲的严重犯罪案件。”
“这么说,这是一起谋杀案啦?”
“唔,他们猜测是谋杀案。我还没有亲自调查,所以我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就是谋杀案。现在我就把我所了解到的案情简要地给你介绍一下。
“伯斯克姆彼溪谷位于赫里福德郡,是个离罗斯不太远的农村地区。约翰·特纳先生是那个地区最大的农场主。他在澳大利亚发了财以后,于几年前返回故里。他把他的一个农场,就是哈瑟利农场,租给了查尔斯·麦卡锡先生。麦卡锡先生也曾经在澳大利亚待过。他们俩在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就相互认识,所以他们在英国定居时,彼此很自然地成了近邻。显然特纳比麦卡锡富有,所以麦卡锡成了他的佃户,但是他们还像过去常在一起时那样,仍然保持着完全平等的关系。麦卡锡有个十八岁的儿子,而特纳有个十八岁的独生女。他们两个人的妻子都已过世。他们似乎总是避免与附近的英格兰人家交往,过着隐居生活。麦卡锡父子喜欢体育运动,倒还经常在附近的赛马场上露面。麦卡锡有两个仆人—男女各一个。特纳一家人口较多,大约有五六口人。这两个家庭的情况我只了解这些。现在我再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案情。
“六月三日,也就是上星期一,麦卡锡于下午三点左右从哈瑟利离开他的家,步行到伯斯克姆彼池塘。这个池塘是个小湖,由流经伯斯克姆彼溪谷的溪流汇集而成。当天上午他和他的男仆一道去过罗斯,并且对他的男仆说过,他下午三点有一个重要约会,所以他必须抓紧时间。他赴约之后,就一去不返了。
“哈瑟利农场离伯斯克姆彼池塘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他走过这段路程时,有两个人见过他。一个是位老妇人,报纸的报道上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另一个是威廉·克劳德,他是特纳先生雇佣的猎场看守人。这两个目击者都宣誓证实,麦卡锡先生当时是单独一个人。那个猎场看守人还证实说,他看见麦卡锡先生走过去几分钟之后,还看见麦卡锡先生的儿子,詹姆斯·麦卡锡先生,腋下夹着一支长枪,也在同一条路上走过去。他确信儿子在跟踪父亲,并且父亲当时确实在儿子的视线之内。他是晚上才听说发生了那起惨案,在那之前,他没有再想过这件事。
“麦卡锡父子超出那个猎场看守人—威廉·克劳德的视野之后,还有别的人见到过他们。茂密的树林环绕着伯斯克姆彼池塘,池塘的四周长满了杂草和芦苇。当时,有一个名叫佩兴斯·莫仑的十四岁女孩正在池塘周围的一个树林里摘花,她是伯斯克姆彼溪谷庄园看门人的女儿。她说她在树林里的时候,看见麦卡锡先生和他的儿子站在靠近池塘的树林边,他们当时好像在激烈地争吵着什么。她还听见老麦卡锡先生在大骂他的儿子,接着她看见小麦卡锡先生举起了手,好像要打他的父亲。他们父子间的狂暴行为把她给吓坏了,她拔腿就跑,跑到家后,她告诉她母亲,说她离开树林时,麦卡锡父子俩正在伯斯克姆彼池塘附近吵架,恐怕他们会打起来。她话音刚落,小麦卡锡就气喘吁吁地跑进他们的小屋,他说他发现他父亲已经在树林里死了,请求看门人给予帮助。他当时激动不安,既没带枪也没戴帽子,他的右手和右衣袖上血迹斑斑。他们跟着他去了树林,发现尸首躺在池塘边的草地上。死者的头部因遭受某种又重又钝的器械的连续猛击而凹了进去。伤痕看上去很像是他儿子用枪托打的,那支枪就扔在草地上,离尸体只有几步远。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年轻人立即遭到逮捕。调查死因的陪审团于星期二裁定,案犯犯有‘蓄意谋杀罪’。星期三他被提交罗斯地方法官审判,而罗斯地方法官现已把这个案件提交下期巡回审判庭审理。这些就是验尸官和治安法庭处理这个案子时的概要情况。”
“我简直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心狠手辣的案件,”我说道,“如果用现场证据指证罪犯的话,这个案子恰好就是一个例证。”
听了我这番话,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对待现场证据我们要非常慎重。这种证据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指证某一种情况,但是你稍稍改变一下你的看法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发现,它同样可以确定无疑地指证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这个案子的案情显得对这个年轻人极其不利,而且他很可能就是罪犯。可是,他的邻里中有几个人认为他是无罪的,这些人中有农场主的女儿特纳小姐。这些人委托雷斯垂德承办此案,为小麦卡锡辩护。你可能还记得雷斯垂德曾参与处理‘血字分析’一案。雷斯垂德感到这个案子十分棘手,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了。正因为这样,两个中年绅士才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向西部飞奔,而不是在家中安然地享用早餐。”
“恐怕,”我说道,“这个案子的案情太明显了,你从中可能一无所获。”
“没有什么比明显的案情更容易使人上当的了,”他笑着回答说,“况且我们也许会碰巧偶然发现一些其他明显的案情,而对这些案情雷斯垂德可能视而不见。我们将采用某种方法来证实或者推翻雷斯垂德的说法,而这种方法是他感到无能为力甚至无法理解的。你对我很了解,我这样说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吹牛吧。先随便举个例子,我一清二楚地看到你卧室的窗户在右边,但是雷斯垂德先生是否能注意到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呢,我都表示怀疑。”
“怎么会……?”
“我亲爱的伙伴,我对你很了解。我知道你保持着军人特有的整洁习惯,这是你的一个特征。你每天早上刮胡子。在这个季节里,你借着阳光刮。你刮左脸时,越往下你就越刮不干净,这样刮到下巴底下时,就刮得很潦草了。
“显而易见,左边的光线没有右边的好。我不可能认为像你这样爱整洁的人,会在两边光线一样的情况下把脸刮成这副模样,而且还感到心满意足。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例证,只是想说明什么是观察和推理。
“这就是我的专长,而且我的这个专长很可能在我们即将开始的调查中派上用场。对死因进行调查性讯问时,提出的问题之中,有一两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值得加以考虑。”
“哪些问题?”
“看来他们并没有在现场当即逮捕小麦卡锡,而是在他回到哈瑟利农场之后才被逮捕的。当警察机构派来的巡官宣布他被捕了的时候,他说他对此并不感到吃惊,这是他的报应。他的这种言论很自然地消除了验尸陪审团可能产生的所有疑问。”
“那是不打自招。”我叫喊着脱口而出。
“不是的,接着就有人提出异议,断言他是无罪的。”
“这些人明明知道发生了一连串这么可恶的事,还提出异议,真是居心叵测。”
福尔摩斯却说:“恰恰相反,这是我目前在云雾般的疑团中所能看到的最明亮的云罅。无论他多么天真无邪,他绝不可能那么愚蠢,连当时的情况对他极为不利这一点都觉察不到。假如他被捕时显得惊慌或作愤愤不平状,我反而会认为那十分可疑。但是,对于一个诡计多端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上策。他坦白地承认当时的情况,这表明他要么是无罪的,要么是个自制力很强、非常沉得住气的人。至于他说那是他的报应,你如果再多考虑一下,也会觉得同样是合情合理的。你得考虑到他当时就站在他父亲的尸体旁边,而且毫无疑问,恰恰就是在这一天,他忘记了当儿子的孝道,竟然和他父亲争吵起来,更有甚之,正如那个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的小女孩所说的那样,他还举起了手,好像要打他的父亲。他的话里流露出内疚和悔恨,我觉得,那表明他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而不是一个罪犯。”
我摇了摇头说:“有很多人被绞死,而导致他们被绞死的证据比这个案子的证据还要少得多。”
“确实如此,可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得冤枉啊。”
“那个小伙子自己对这个案子是怎么交代的呢?”
“恐怕他自己的交代,对认为他无罪的人来说,没有多大的鼓舞,但是其中倒是有一两点给人以启示。你可以在这儿找到的,你自己看好了。”
他从那捆报纸中抽出一份赫里福德郡的当地报纸,接着把其中的一张折起来,指出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那个不幸的小伙子对所发生的情况做了自己的交代。我拿着这张报纸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开始专心致志地阅读起来。其内容如下:
死者的独生子詹姆斯·麦卡锡先生出庭作证如下:“我曾经有三天离家外出,我去了布里斯托尔,于上星期一(三日)上午返回。我到家时,我父亲不在家中。我们的女佣告诉我说,他和马车夫约翰·考伯驱车到罗斯去了。我到家不久就听见他的双轮轻便马车驶进院子,于是我从窗口望出去,看见他下车之后快步从院子往外走,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然后,我拿着枪朝伯斯克姆彼池塘方向慢慢走去,打算到池塘对面的养兔场看看。正像猎场看守人威廉·克劳德在他的证词中所说的那样,我在路上遇见过他;但是他却以为我是在跟踪我父亲,那是他弄错了。我一点儿不知道我父亲就走在我前方。
在我走到离池塘大约还有一百码的时候,我听见‘库伊!库伊!’的喊叫声。这是我们父子间平常使用的信号。于是,我急急忙忙往前走去,发现我父亲站在池塘边。他见到我时好像感到很惊讶,并且问我到那儿干什么去了,当时他态度相当粗暴。接着我们聊了一会儿,因为我父亲脾气非常暴躁,所以我们就怒气冲冲地争吵起来,而且差一点儿就动手打起来。我发现他火气越来越大,已经控制不住了,我便离开了他,动身返回哈瑟利农场。
可是我走了还不到一百五十码,就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可怕的喊叫声,于是我又跑了回去。
我发现我父亲头负重伤,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我扔下枪就把他抱了起来,可是几乎就在这时他断了气。我在他身旁跪了几分钟,然后我就去找特纳先生的看门人求援,因为他的房子最近。我回到原地时,没见任何人在我父亲附近,我也根本不知道他怎么会伤成那个样子。他待人冷淡,举止有点儿令人望而生畏,所以他不太讨人喜欢;但是,就我所知,现在并没有要跟他算账的仇敌。我对这件事的情况只知道这些。”
验尸官:你父亲临终前对你说过什么没有?
证人:他含混不清地说了几句,但是我只听到他好像提到阿瑞特。
验尸官:你认为这话是什么意思?
证人:这话我一点儿都不懂。我想他当时已经神志昏迷。
验尸官:你和你父亲最后一次争吵的原因是什么?
证人: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验尸官:恐怕我必须坚持要你回答。
证人:我真的不可能告诉你。我可以向你保证,那和随后发生的惨案毫不相干。
验尸官:这得由法庭来裁决。我无须向你指出你也应该明白,你拒绝回答问题,在将来可能提起诉讼时,对你将相当不利。
证人:我仍然坚持拒绝回答问题。
验尸官:据我了解,“库伊”的喊叫声是你们父子间平常使用的信号,是这样吗?
证人:是的。
验尸官:那么,他还没有见到你,甚至还不知道你已经从布里斯托尔回来了,他就喊这个信号,这是怎么一回事?
证人:(显得相当慌乱)我,我不知道啊。
陪审员:你听到喊叫声就返回了原地,并且发现你父亲伤得很重,这期间你没有发现什么引起你怀疑的东西吗?
证人:确切地说,一点儿也没有。
验尸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证人:我飞快地朝那块空地跑去的时候,思想很乱,紧张不安,脑子里想的只有我父亲。不过,我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就是我往前跑着的时候,在我左侧的地上有个东西。
这个东西好像是灰色的,似乎是大衣之类的东西,也许是一件彩格呢披风。我从我父亲身边站起来后,就在四周寻找这个东西,但是它已经无影无踪了。
“你的意思是说,在你去求援之前,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见了,是吗?”
“是的,已经不见了。”
“你不能肯定那是什么东西吗?”
“不能,我只是感觉那里有个东西。”
“离尸体有多远?”
“大约十二三码。”
“离树林边缘有多远?”
“差不多同样的距离。”
“那么,要是有人把它拿走了,就是在你离开它只有十二码远的那个时候。”
“是的,但那是在我背对着它的时候。”
对证人的审讯到此结束。
我一边看着这个专栏一边说:“我认为,从验尸官在审讯结束时说的那几句话来看,他对小麦卡锡相当严格。他有理由提醒证人注意供词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就是他父亲还没有见到他就给他发信号那一点。他同样有理由提醒证人注意,证人拒绝交代与其父亲谈话的细节,以及对其父亲临终前所说的话的奇特陈述。所有这一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对小麦卡锡非常不利。”
福尔摩斯听了以后暗暗发笑,他在软垫靠椅上舒展一下身体,然后说:“你和验尸官都煞费苦心地去选择最有说服力的要点,而这些恰恰对这个年轻人有利。你一会儿认为他想象力过于丰富,一会儿又认为他太缺乏想象力,难道你还没有发觉这一点吗?他未能编造出一个他和他父亲争吵的原因,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这说明他太缺乏想象力了;他从自己心灵的感知引申出种种稀奇古怪的说法,诸如死者临终前提到阿瑞特,以及那件衣服忽然就不见了这个插曲,这说明他想象力过于丰富。先生,不能这样,我处理这个案子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就是认为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都是实情,然后再看看这一假设会使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这儿有一本彼特拉克诗集的袖珍本,你拿去看看吧。关于这个案子,在我们到达作案现场之前,我一点儿都不想再提它了。我们在斯温顿吃午饭。我看我们二十分钟之内就能到那儿。”
我们驶过了风景秀丽的斯特劳德溪谷和河面宽宽、波光粼粼的塞文河之后,于下午四时左右,终于到达罗斯这个风景宜人的小乡镇。一个貌似侦探的男人正在站台上等候我们。他瘦骨嶙峋、鬼鬼祟祟、举止诡诈。他遵照当地农村的习俗,身穿浅棕色的风衣,而且还打上了皮绑腿。尽管这样,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就是伦敦警方的雷斯垂德。下车后,我们和他一起乘车到赫里福德阿姆斯旅馆,他们在这个旅馆为我们预订了房间。
我们坐在一起喝茶的时候,雷斯垂德对福尔摩斯说:“我已经叫了一辆马车。我知道您精力旺盛,恨不得马上就到作案现场。”
福尔摩斯回答说:“谢谢,您实在是太客气了。不过,去不去全取决于晴雨表的度数。”
雷斯垂德听了这话感到愕然,他说:“我完全不懂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现在晴雨表上是多少度?二十九度,我明白了。无风,晴空万里。我这儿有整整一盒香烟要抽呢,而且这里的沙发比普通乡村旅馆的那种令人讨厌的沙发要强得多。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大概用不着马车了。”
雷斯垂德放声大笑起来,接着他说:“您无疑已经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得出了结论。这个案子的案情就像和尚脑袋上的虱子一样,越深入调查,案情就越是显而易见。当然啦,我们也确实不好拒绝一位女士的请求,更何况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士呢。她久闻您的大名,尽管我一再对她说,凡是您力所能及的,我都已经竭尽全力了,可是她还非要听听您的高见不可。唉,我的天哪!她的马车已经到了门前。”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我平生所见最可爱的年轻女子急匆匆走进我们的房间。她的两只蓝眼睛晶莹明亮,双唇微张,两颊桃红。她当时情绪紧张,忧心忡忡,生就的矜持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福尔摩斯,终于凭着女性敏锐的直觉,两眼盯着我的伙伴,接着高声说道:“噢,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您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乘车一路风尘仆仆赶来,就是打算向您说明情况的。我知道詹姆斯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一点,并且我希望您开始侦破时也知道这一点。您千万不要对此产生疑虑。我和詹姆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的缺点我最清楚;但是他这个人心肠很软,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凡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认为对他的那种指控太荒谬了。”
福尔摩斯对她说:“特纳小姐,我希望我们可以证明他是无罪的。我会尽力而为,请您相信好了。”
“可是您已经看过了证词,您是否已经得出某种结论了?您没有发现其中的漏洞和毛病吗?难道您自己不认为他是无罪的吗?”
“我认为他很可能是无罪的。”
她把头向后一甩,两眼轻蔑地看着雷斯垂德,大声地对他说:“这下好啦!你听着!他给了我希望。”
雷斯垂德耸了耸肩说:“恐怕我同事下这样的结论,未免有点轻率了吧。”
“可他是对的。噢!我知道他是对的。詹姆斯决没有干这种事。至于他和他父亲争吵的原因,他之所以对验尸官只字不提,我敢肯定,那是因为牵涉到我。”
福尔摩斯问道:“怎么会呢?”
“现在时间紧迫,我不能再有任何隐瞒了。詹姆斯和他父亲因为我的缘故产生了很大分歧。麦卡锡先生非常希望我和詹姆斯结婚。我和他从小就像兄妹一样相爱;可是,他还年轻,缺乏生活经验,而且……而且……哦,他自然不希望现在马上就结婚成家。因此,他们总是争吵,我敢肯定,这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吵起来的。”
福尔摩斯问她说:“那您的父亲什么态度呢?他同意这门亲事吗?”
“不同意,他也反对我们结婚。只有麦卡锡先生一个人赞成这门亲事。”
福尔摩斯用表示怀疑的犀利目光向她扫视了一下,顿时,她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脸上掠过一丝愧色。
福尔摩斯对她说:“谢谢您提供这个情况。如果我明天登门拜访,我可以见一见您父亲吗?”
“恐怕医生不会同意的。”
“医生?”
“对,您没有听说吗?我可怜的父亲健康不佳已经多年了,而这件事把他的身体彻底搞垮了。他已经卧病在床,威洛医生说,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他的神经系统也受到了损害。我父亲过去在维多利亚,在那里唯一认识我父亲的人就是麦卡锡先生。”
“哈哈!在维多利亚!这很重要。”
“对,在矿场。”
“正是这样,是在金矿。据我了解,特纳先生在那里发了财。”
“是的,确实如此。”
“谢谢您,特纳小姐。您给我提供的帮助具有重要意义。”
“您明天有什么消息的话,请一定告诉我。毫无疑问,您会去监狱探望詹姆斯。噢,您要是去了,福尔摩斯先生,请您务必告诉他,说我知道他是无罪的。”
“特纳小姐,我一定照办。”
“我爸爸病得很厉害,而且我不在他身边时,他总是很惦念我,所以我现在必须回家了。再见,上帝保佑你们万事顺利。”随即她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我们的房间,那冲动劲儿跟她进来时一样。接着她乘坐的马车在街上奔跑起来,我们听到了车轮发出的滚动声。
雷斯垂德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态度严肃地说:“福尔摩斯,我真替您感到羞愧。您这是为什么?叫人家对毫无可能的事抱希望。我心肠并不软,可是我还是认为您的这种做法太残忍了。”福尔摩斯说:“我认为我有办法为詹姆斯·麦卡锡昭雪。您有没有得到准许探监的指令?”
“得到了,但是只有您和我可以去。”
“这样的话,我就得重新考虑是否还要出去。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时间乘火车到赫里福德去探望他吗?”
“有的是。”
“那好,我们就这么定了。华生,我担心你会觉得事情进展得太慢了,不过我这次去只需要一两个小时。”
我和他们一块儿步行到火车站,然后在这个小镇的街上兜了一圈,最后回到了旅馆,躺在旅馆的沙发上,开始看一本黄皮廉价小说,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乐趣。但是这本小说的情节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与我们正在侦破的深奥莫测的案情比起来,真是太肤浅了。因此,我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小说虚构的情节转移到那个案子的案情上来,最后,我把那本小说扔到了对面的墙角,开始全神贯注地思考当天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假设这个不幸的小伙子所陈述的情节完全属实,那么,从他离开他父亲,到他听到他父亲的叫喊而急忙返回那片林间空地的刹那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呢?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完全出人意料又那么奇异怪诞的灾难呢?这个致人于死地的案件真是骇人听闻。这会是什么样的案件呢?难道我不能凭医生的直觉从死者的伤势上看出点什么吗?我拉响了铃,叫人把他们本郡出版的最近一期的周报送来。
这期周报上登载了那次审讯的详细记录。法医的验尸报告上写道:死者脑后第三左顶骨和枕骨左半部受钝器重击粉碎性骨折。我在自己的头上比划着被击位置,很显然,这一击来自死者背后。有人看见他们父子是面对面地在争吵,所以这个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对被告有利。不过,这一点也未必能说明多大问题,也许是他父亲转过身去之后而遭到这致命的一击。不论是什么情况,提醒福尔摩斯注意到这一点,或许是必要的。还有,死者临终前奇怪地提到阿瑞特。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这不可能是神志昏迷时说的呓语。突然遭到重击而奄奄一息的人,一般不可能说呓语。不会的。这似乎更像是死者想说明他遇害的原因。可是,这到底能说明什么呢?我绞尽脑汁,试图找到某种站得住脚的解释。此外,还有小麦卡锡看见一件灰色衣服这个插曲。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么一定是凶手在慌忙逃离现场时,身上掉下来一件衣服,大概是一件大衣;而凶手呢,在小麦卡锡跪在他父亲身边而背对着他的一瞬间,居然胆敢跑回来并且在距他们不过十几步远的地方把那件衣服取走。这个案子的案情是多么奥妙神秘、多么不可思议啊!我对雷斯垂德的看法并不感到奇怪,然而,我更相信福尔摩斯的洞察力。他认为小麦卡锡是无罪的,只要不断地有新发现的案情使他坚定他的这一信念,那么我就应当信心百倍。
福尔摩斯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他是一个人回来的,雷斯垂德在镇上住下了。
他坐下后说道:“晴雨表上的度数仍然很高。希望老天在我们勘查现场之前不要下雨;这可事关重大。另一方面,做这种精细的工作,我们必须精神饱满、反应敏锐才行。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我不希望这个时候去做这项工作。告诉你,我见到小麦卡锡了。”
“你从他那儿了解到什么情况了吗?”
“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不能提供一点儿线索吗?”
“一点儿也不能。我一度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认为他知道谁是凶手,而且他在包庇这个凶手;可是我现在确信,他和别的人一样,对这件事同样感到困惑不解。这个青年人眉清目秀,可并不聪慧机敏,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挺诚实的。”
我接着说道:“特纳小姐是一位多么富有魅力的年轻女士啊!可是他居然不情愿与她结下百年之好。确有其事的话,我实在觉得他太没眼力了。”
“啊,这可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这个小伙子爱她爱得如醉如痴。但是,大约两年前,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少年;当时呢,特纳小姐在寄宿学校读书,离家已经有五年了,所以他对特纳小姐还不是太了解。这个傻瓜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竟然被一个酒吧女郎给缠住了,而且还在婚姻登记所和她登记结婚了,你看他有多浑?这件事虽然无人知晓,可是他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的事,他却没有做,而他的所作所为恰恰背道而驰,他做了连他自己都明知是万万不该的浑事,要是人们听说了,一定会对他严厉谴责、嗤之以鼻。他当时一定是悔恨交加、如坐针毡。这种情形你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见时,他父亲催促他向特纳小姐求婚。因为他干了那件浑事而乱了方寸,所以他在狂乱中挥舞着手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他还没有自立,而他父亲又是个十足的吝啬鬼。要是他父亲知道了实情,就会彻底遗弃他。前三天他在布里斯托尔正是和他的那个当酒吧女郎的妻子一起度过的,可他父亲对他当时身在何处一无所知。请你注意到这一点,这很重要。
“然而,坏事变成了好事。那个酒吧女郎从报上得知他身陷囹圄,并且由于案情严重,他可能被处绞刑,她于是干脆把他给甩了。她给小麦卡锡写了一封信,说她已是有夫之妇,她丈夫在百慕大码头工作,所以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夫妻关系。我认为这个消息对备受磨难的小麦卡锡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
“可是如果他是无罪的,那又是谁干的呢?”
“啊!谁?我想提醒你特别注意这么两点。第一,死者和某个人曾约定在池塘边见面。他儿子外出不在家,而且他也不知道他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所以这个人不可能是他儿子。第二,死者在不知道他儿子已经回来的情况下,大声地喊‘库伊!’而且有人听到了他的喊叫声。这两点是本案的关键所在。现在,你乐意的话,我们来聊聊乔治·梅瑞秋斯吧。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谈好啦。”
那天的天气,正像福尔摩斯所预断的那样,没有下雨,大清早就阳光灿烂,晴空万里。上午九点,雷斯垂德坐着马车来接我们,我们随即动身去哈瑟利农场和伯斯克姆彼池塘。
“今天早上有重大新闻,”雷斯垂德说道,“据说住在庄园里的特纳先生病情严重,已经垂危。”
福尔摩斯说:“我猜他大概是个老头儿吧?”
“他大概六十岁,可是他的身体早在他侨居国外的时侯就已经弄垮了。多年来,他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而他的病情受到眼下这个案子的影响已急剧恶化。他是麦卡锡的老朋友嘛,同时还是麦卡锡的大恩人。这里我还得补充一句,据我了解,他把哈瑟利农场租给麦卡锡,从来没要过租金。”
福尔摩斯说道:“真的!这可就很有意思了。”
“哦,是的!他千方百计地帮助麦卡锡,他对麦卡锡的仁慈友爱在这一带的人们中是有口皆碑的。”
“原来是这样的呀!这位麦卡锡似乎原本一无所有,而且一直领受特纳的恩惠,可是他竟然还口口声声要他儿子娶特纳小姐为妻。可想而知,特纳小姐是全部产业的继承人。更有甚之,麦卡锡催促他儿子和特纳小姐成婚时,态度是那样的骄横,好像他只不过是提出一项计划而已,所有的人都得奉行。
“难道你们对这些不感到有点奇怪吗?我们都知道特纳本人对这门亲事持异议,这不更是怪事一桩吗?这些情况都是特纳的女儿亲口告诉我们的。你们没有从这些情况中推断出什么吗?”
雷斯垂德朝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他说:“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福尔摩斯,我觉得调查核实这个案子的案情,就够艰难的了,何必还要高谈阔论、想入非非呢。”
“您说得对,”福尔摩斯假装正经地说,“您确实觉得调查核实这个案子的案情够艰难的了。”
雷斯垂德带着有点激动的情绪回答说:“不论您怎么说,我已经掌握了一个您似乎难以掌握的案情。”
“那就是?”
“那就是老麦卡锡死于小麦卡锡之手,而与此相反的一切说法都只是空谈而已。”
福尔摩斯笑着说:“噢,空谈还是比困惑不解希望大一些。喂,我没弄错的话,左边就是哈瑟利农场了。”
“是的,那就是。”这是一栋占地面积很大的两层楼房,外观令人赏心悦目,石板瓦顶,灰色的墙上长着大片大片的黄色苔藓。然而,房间的窗帘低垂,也看不到缕缕炊烟,这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触,仿佛哈瑟利农场仍然重重笼罩在这次惨案的恐怖氛围之中。我们在门口叫开门。应福尔摩斯的要求,女佣把她的主人死时穿的那双靴子拿出来给我们察看,她把主人儿子的一双靴子也拿出来给我们察看,这双靴子不是他当时穿着的那一双。福尔摩斯把这两双靴子上七八个不同的地方仔仔细细地量了量,接着他要女佣领我们到院子里去,然后我们从院子里又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步行到伯斯克姆彼池塘。
歇洛克·福尔摩斯每每热衷于探索这类线索时,都与平常的福尔摩斯判若两人。人们若只熟悉贝克街上的那位沉默寡言的思考者和推理专家,此时可就辨认不出他是何许人也。他的脸一会儿涨得通红,一会儿又阴沉得发青。他双眉紧蹙,浓密粗壮的黑眉毛看上去就像两段绳索,眉下的那双眼睛闪烁着冷冰冰的光芒。他低着头,微弓着背,双唇紧闭,肌肉发达的长脖子上青筋暴跳,犹如一条条的鞭绳。他鼻孔大张,完完全全一副动物渴望捕得猎物的模样。他全神贯注于眼前的侦察工作,别人向他提问或者对他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充其量急促而不耐烦地怒吼一声,算是回答了。他沿着这条横贯草地的小路,脚步轻快地向前走着,穿过了那片树林,就到了伯斯克姆彼池塘。这块儿和附近整个地区的地面都像沼泽般的松软潮湿,小路上和小草如茵的小路旁都有许多脚印。福尔摩斯时而脚步匆匆,时而停下来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这期间他还在草地里兜了一圈。我和雷斯垂德走在他的后面,这位官方侦探一脸的冷漠和轻蔑,而我却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我朋友的一举一动,坚信他的每个举动都是有的放矢的。
伯斯克姆彼池塘的四周芦苇丛生,水域方圆约五十码,恰好位于哈瑟利农场和大富豪特纳先生的私人花园之间的边界上。池塘的彼岸是一片树林,从树梢上露出红色的尖房顶,这是大地主住宅的标识。池塘挨着哈瑟利农场那一边的树林郁郁葱葱,在这片树林的边缘与池塘边的芦苇之间,有一块二十步宽的狭长地带,上面的青草湿漉漉的。雷斯垂德把发现尸首的确切地点指给我们看,那个地方十分潮湿,因而死者倒在那里留下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这时我看到福尔摩斯的脸上露出热切的表情,两眼仔细地察看着,他将在这片被众人践踏过的草地上发现许许多多其他的线索。他像一只嗅出气味的猎犬那样围着这个地点不停地跑着,然后他转向我的同伴并问道:“您到池塘里干什么去了?”
“我用耙子在周围打捞了一番。我本以为池塘里也许会有某种武器或者其他线索。可是,我的天哪,您猜……”
“噢,啧啧!我可没空儿!这里到处都是您左脚向里拐的脚印。一只鼹鼠都能跟踪您的脚印,您的脚印在芦苇丛这儿就消失了。唉,要是我早来一步,在他们还没有像一群水牛那样在这里到处乱打滚之前,我就到这儿来了,那么整个侦破工作该是多么简单啊。随着看门人一道来的那些人就是从这里走过来的,在尸体四周六到八英尺的地方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但是,这儿还有三对同一个人的脚印,这些脚印与其他那些脚印不同。”他拿出放大镜,然后趴在他带来的那块防水油布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一边察看一边说着,与其说他在同我们说话,还不如说他在喃喃自语。“这些个脚印是小麦卡锡的。他来回走了两次,其中一次他跑得很快,所以脚板踏出的印痕很深,而脚跟踩出的印痕几乎看不见。这足以证明他说的是实话。他看见他父亲倒在地上就急忙跑了过来。那么这里呢,是他父亲来来回回踱步的脚印。
可这又是什么呢?这是小麦卡锡站在那里听他父亲说话时,他的枪托留下的痕迹。那这个呢?哈,哈!这到底是什么呢?脚尖印!脚尖印!而且还是方头的,绝非普通的靴子!这些脚印表明穿方头靴子的这个人走过来一次,再走过去,又一次走过来—当然他又一次走过来是为了取回那件大衣。可是这些脚印是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呢?”他来来回回地查找着,时而脚印不见了,时而脚印又出现了,我们跟着他一直查找到树林边,来到一棵山毛榉树下,这棵树是附近最大的一棵树。福尔摩斯继续往前搜索着,一直搜索到这棵树的对面,然后他再次趴在地上,同时心满意足地轻轻喊了一声。他在那里趴了很久,用手不停地翻动着树叶和枯枝,还把我觉得像是泥土样的东西装进信封里,接着他又拿出放大镜,不但仔细察看了地面,而且还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他身旁的树皮。在一片片的苔藓之中,有一块锯齿状的石头。他细心地检查了这块石头,然后把它收藏起来。接着他沿着一条小道穿过树林,一直走到公路旁,所有的脚印在那里都消失了。
这时他恢复了常态,他说道:“这个案子有趣得很。我猜右边这所灰色的房子一定是门房。我打算进去和莫仑说几句话,也许还要写个便条。然后我们就可以坐车回去吃午饭了。你们可以先行到马车那儿,我去去就来。”
我们走了大约十分钟就来到了马车停车处。不久,我们便乘车返回罗斯。
福尔摩斯仍然随身带着他在树林里捡来的那块石头。
他手里举着这块石头对雷斯垂德说:“雷斯垂德,您也许会对这个感兴趣。这就是杀人犯使用的凶器。”
“我可看不出这上面有什么痕迹。”
“什么痕迹都没有。”
“那么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块石头底下的青草还活着。它被放在那个地方只不过几天时间而已,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块石头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它的外形与死者的伤痕完全吻合。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器械。”
“那么凶手是谁呢?”
“凶手是一位高个子男子,左撇子,右腿瘸,脚穿一双厚底狩猎皮靴,身着一件灰色大衣,抽印度雪茄,而且使用雪茄烟嘴,衣袋里还带着一把很钝的袖珍折刀。其他的迹象还有一些,但也许这些足以帮助我们破案了。”
雷斯垂德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说:“恐怕我仍然持怀疑态度。这样说说固然头头是道,但是我们面对的英国陪审团可是很较真儿的。”
福尔摩斯心平气和地对他说:“等着瞧吧。您有您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今天下午我会很忙的,我很可能晚上乘火车返回伦敦。”
“让这个案子悬在那儿吗?”
“不,案子已经办完了。”
“可案子的真相呢?”
“真相已经大白。”
“那么罪犯是谁呢?”
“罪犯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位先生。”
“可他是谁呢?”
“想必查出这个人并非什么难事,好在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并不算多。”
雷斯垂德耸了耸肩说道:“我可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为了寻找这个瘸腿的左撇子男人而在这一带的乡村跑来跑去,我说什么都不能答应。这样去找的话,我就会成为伦敦警方的笑柄。”福尔摩斯温文尔雅地说:“好说,我这是给您一个机会。您的住处到了。再见。我离开之前会给您留个便条的。”
雷斯垂德在他的住处下车后,我们便驱车回我们下榻的旅馆。我们到达时,午饭已经摆在了餐桌上。福尔摩斯坐在餐桌前一语不发,深深陷入沉思之中,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一个人只有在茫然不知所措时才流露出这种表情。
餐桌收拾完毕后,福尔摩斯对我说:“喂,华生,你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听我啰嗦几句。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我心里没底,不知你有何见教。你点一根雪茄吧,我先谈谈我的看法。”
“你请。”
“哦,好的。我们在斟酌这个案子时,小麦卡锡所述的情况中有两点立即引起了我们俩的注意。对这两点,我的看法对他有利,而你的看法对他不利。第一点,按照他的说法,他父亲在见到他之前,就高喊‘库伊!’。第二点,死者临终时奇怪地提到‘阿瑞特’。你是知道的,死者弥留之际含混不清地说了几句话,但是他儿子听清的只有这个词。我们开始研究案情,必须从这两点出发,而且我们不妨假定这个小伙子的陈述绝对是实情。”
“那么这个‘库伊’会是什么含义呢?”
“噢,很显然,这个词不大可能是喊给他儿子听的。他当时只知道他儿子还在布里斯托尔。他儿子听到他高喊‘库伊’这个词,这纯属偶然。他这样喊叫无非是想引起他约见的那个什么人的注意。‘库伊’是一种典型的澳大利亚人的叫法,而且只在澳大利亚人之间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麦卡锡要在伯斯克姆彼池塘会晤的那个人曾经到过澳大利亚。”
“那么‘阿瑞特’又是什么含义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接着在桌上把它展开,然后他对我说:“这是一张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地图,是我昨晚打电报到布里斯托尔才要来的。”他把一只手放在地图上的一个地方,然后问我说:“你念念这是什么?”我念道:“阿瑞特。”
他把手抬起来以后说:“现在你再念念这是什么?”
“巴拉瑞特。”
“一点儿不错。这就是他当时说的那个词,而他儿子只听清了这个词的最后两个音节。他当时竭尽全力想把谋杀他的凶手的名字说出来—巴拉瑞特的某某人。”
“妙哉!”我惊叹道。
“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喏,你看,我已经把范围大大地缩小了。我们姑且承认他儿子对本案的陈述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人有一件灰色大衣这一事实,就是确定无疑的第三点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自巴拉瑞特,有一件灰色大衣,我们对这一点,原先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现在可就十分明确了。”
“是啊。”
“这个人对本地了如指掌。要到这个池塘来,要么经由这家农场,要么经由这座庄园,别无他路。因此,陌生人是不大可能进来的。”
“确实如此。”
“要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长途跋涉来到此地呢。我仔细察看了现场,掌握了本案的一些细节,并且据此把罪犯的特征告诉了雷斯垂德这个笨蛋。”
“可你是怎样掌握这些细节的呢?”
“你知道我的方法呀,只不过就是从细微处入手,通过仔细观察而掌握案情的细节。”
“我知道你可能从他的步幅粗略地估计出他的身高,又从他的脚印而推测出他穿的皮靴。”
“是的,这双皮靴很特别。”
“可是,他腿瘸这一点你是怎么推测出来的呢?”
“他的右脚印总不像左脚印那么清楚。由此可见,他右脚用力比左脚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走路一瘸一拐—他是个瘸子。”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个左撇子的呢?”
“法医在审讯中对死者的伤势做了记载,你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那致命的一击是紧贴着死者的背后打的,而且是打在左侧。好,如果不是一个左撇子所为,那又怎么会打在左侧呢?他们父子俩说话的时候,他就站在那棵大树后,他甚至还在那儿抽烟呢。我在那儿发现了雪茄烟灰;由于我对烟灰有特殊的研究,所以我能断定他抽的是印度雪茄。对烟灰我曾经倾注过不少精力,并且写过一部专著,论述了一百四十余种形形色色的烟灰,包括烟斗丝、雪茄和香烟等的烟灰,这你是晓得的。我发现了烟灰以后,接着在四周搜寻,结果在苔藓里找到了他扔在那里的烟头。那是一种印度雪茄,与鹿特丹卷制的雪茄相同。”
“那么,雪茄烟嘴呢?”
“我一眼就能看出,那个烟头没在他嘴里叼过,可见他使用烟嘴。从这只烟蒂可以看出,烟的末端是用刀切开的,而不是用嘴撕开的,但是切口不太整齐,所以我推断出他有一把很钝的袖珍折刀。”
“福尔摩斯,”我说道,“你已经给这个人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是插翅难飞啦。你同时还拯救了一个清白无辜者的性命,这犹如你把套在他脖子上的那条绞索给斩断了。我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可是那个罪犯是……”
“约翰·特纳先生驾到,”旅馆的服务员一边打开我们客厅的门以便把来客引进来,一边大声喊道。
走进来的这个男人相貌不凡,威风凛凛。他步履艰难,一瘸一拐,弯腰曲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然而,他那布满条条皱纹的脸孔看上去冷酷无情,并且他的四肢异常粗壮,这无疑显示出他具有超人的体力和非同寻常的个性。他的胡须卷曲,头发银灰,长长的眉毛向下垂着,他的这些特征赋予他尊贵而有权有势的风度,但是他的脸色灰白,嘴唇和鼻端呈深蓝色。我一望便知,他患有慢性病,而且是不治之症。
福尔摩斯彬彬有礼地对他说:“请您坐在沙发上。您收到我的便条了吗?”
“收到了,是看门人交给我的。您在便条上说,您希望在此和我见面,以免引起流言蜚语。”
“我想假如我到府上造访,人们就会说三道四。”
“您为什么想和我见上一面呢?”他上下打量着我的伙伴,疲倦不堪的眼睛里流露出绝望的神色,仿佛他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似的。
福尔摩斯说:“是的。”这显然是回答他的表情而不是回答他的问题。
“确实如此。麦卡锡的方方面面我都了解。”
听了这番话,这位老者把头低低垂下,双手掩面。他喊叫道:“上帝保佑我吧!不论如何我都不想让这个小伙子受到伤害。我发誓,如果巡回审判庭判他有罪,我一定挺身而出坦然相告。”
福尔摩斯神态严肃地说:“我很高兴听您这样说。”
“要不是为了我的宝贝女儿着想,我早就说出来了。这会伤透她的心……她听说我被捕了,那会伤透她的心的。”
福尔摩斯说:“也许还不至于非逮捕不可吧。”
“什么!”
“我根本不是官方侦探。是您女儿要求我到这儿来的,我心里很清楚,我眼下正在为她办事呢。不管怎样,小麦卡锡必须无罪释放。”
老特纳说:“我活不了几天了。我患糖尿病已有多年。我的医生说,我能不能再活一个月还成问题。虽然如此,我宁愿死在自己的家中也不愿死在监狱里呀。”
福尔摩斯站起身,随即走到桌旁坐下,然后拿起一只笔,把一沓纸放在面前。他说道:“请您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我好把案情摘录下来,然后您在上面签个字。这位华生先生可以作为见证人。这样一来,为了解救小麦卡锡,在万不得已时我就可以出示您的这份供状。我向您保证,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是不会使用的。”
这位老者开口说:“这没什么。我能不能活到巡回审判庭开庭都成问题,所以这对我没多大关系,可是我希望不要让艾丽斯为此而感到震惊。现在我就向您和盘托出。这件事已经筹划很长时间了,可是我说出来倒用不了多少时间。
“您是不了解麦卡锡这个死鬼。他是一个魔鬼的化身。我这是实话实说。愿上帝保佑您千万不要落入这种人的魔爪。这二十年来,他的魔爪紧紧地抓住我不肯放开,我这一辈子都叫他给毁了。我得先告诉您我是怎样落到他手里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还是在矿场的时候,我当时是个小伙子,血气方刚,活泼好动,对什么都跃跃欲试。我当时和坏人混在一起,沉溺于杯中物,由于开矿失利,所以落草为寇,一句话,就是成了这一带所说的拦路抢劫犯。
“我们有六个人,过着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生活,时不时地抢劫车站,而且拦截到矿场去的马车。我当时的化名是巴拉瑞特的黑杰克,我们这一伙人被当地人称作巴拉瑞特帮,那里的人们至今还记得我们。
“有一天,一支黄金护送车队从巴拉瑞特驶往墨尔本,我们埋伏在路旁进行了袭击。车队有六个护送的骑兵,我们也是六个人,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不过我们群枪齐射,一下子就有四个骑兵从马上栽了下来。我们弄到了那批黄金,可是我们有三个小伙子被打死了。我用手枪顶着那个马车夫的脑袋,那个马车夫就是麦卡锡这个家伙。主啊,我要是当时一枪把他崩了就好了。
“我发现他那两只不怀好意的小眼睛死死地盯着看我,好像要把我脸上的每个特征都牢牢记住似的,可是我却饶了他一条性命。我们带着这批黄金溜之大吉,摇身一变竟成了大富豪,然后来到英国却未受任何怀疑。到英国后,我和我的老伙计们各奔东西,我下定决心过一种安分守己、稳定正当的生活。
“我现在的这份产业当时恰好有人要出售,我就买下了。我当时决心用我的那笔钱做些善事,以便弥补我发这笔横财时的所作所为。我还结了婚,虽然我妻子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是她给我留下了我的小宝贝艾丽斯。艾丽斯甚至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她那娇嫩的小手似乎就指引着我走正路,而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东西能产生这样的效力。总而言之,我悔过自新,竭尽全力弥补我的过去。一切本来都顺顺当当的,可是麦卡锡的魔爪突然把我紧紧地抓住了。
“我当时进城办理一件投资的事,没想到在摄政街遇见了他。他当时衣不蔽体,甚至还光着脚呢。
“他拉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杰克,我们来了。我们和你会亲如一家人。就我们父子俩,你收留下我们吧。如果你不……这里可是英国,是一个优雅守法的国家,只要喊一嗓子总是能叫到警察的。’
“唉,他们就这样来到了西部乡村,后来我就怎么也甩不掉他们了。打那以后,他们就租用了我那块最肥沃的土地生活,土地租金全免。我从此不得安生,家无宁日,抢劫黄金的那一幕总是历历在目;无论我身在何处,他那狡诈狰狞的面孔总是在我身边龇牙咧嘴地笑着。艾丽斯长大以后,情况就更糟了—麦卡锡很快就发觉,我生怕艾丽斯知道我的过去;即使是警察知道了,我都不会这么惧怕。不论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从来都是不弄到手誓不罢休;而不论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土地、金钱、房子,样样都给过他,可是他最后向我开口要一样东西,那是我说什么都不甘心给他的。他想要我的艾丽斯。
“您看,他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女儿也长大成人了。人们都知道我身体不好,他的小子要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的全部财产,这对他来说可是一着好棋。但是,这是我坚决不能答应的。让他那该死的血统和我的血统混杂在一起,我绝不甘心。倒不是我不喜欢那个小伙子,而是他身上流淌着他老子的臭血,这可叫我受不了。我坚决不答应他,麦卡锡就威胁我。即使他狗急跳墙,我也绝不在乎。我们约定在两家房子之间的那个池塘会面,把这件事好好商量商量。
“我走到池塘时,发现他正和他儿子说话,所以我只好抽支雪茄,在一棵大树后面等着,等他儿子走了再跟他谈。可是我听了他所说的话,气就不打一处来,恨得咬牙切齿,真是忍无可忍啊。他正在极力怂恿他儿子娶我女儿,压根儿不考虑她可能有什么意见,就好像她是大街上的妓女似的。一想到自己和自己心爱的命根子,竟然遭受这样一个恶棍的随意摆布,我简直气得发疯。我难道不能斩断他的魔爪吗?我已经病入膏肓,活不了几天了,也就无所顾忌了。尽管我的头脑还清醒,四肢还强壮,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这一生已经彻底完蛋了。唉,可叹我记忆中的心酸往事啊!可叹我心爱的女儿啊!
“只要我能使他闭上他那张臭嘴,我记忆中的心酸往事和我心爱的女儿就都得救了。福尔摩斯先生,于是,我就付诸实施了。我真想再来一次,才解我心头之恨。我罪孽深重,为了赎罪,我这一辈子受尽了磨难。但是,要是我女儿也落入那张逼我就范,从而使我一直任其摆布的罗网,我可怎么都受不了。我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在地,感到我打的是一头穷凶极恶的野兽,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内疚。他儿子听到他的呼喊声就跑了回来,但是我那时已经在树林里躲藏起来了,不过后来我不得不再跑回去,把我慌慌张张逃跑时掉在地上的大衣捡回来。先生,这就是这件事的整个真相。”
这位老者在写就的那份供状上签字的时候,福尔摩斯对他说:“好啦,对您进行审判不是我的事。祈祷上苍保佑我们从此不再受到这种诱惑。”
“但愿如此。先生,您打算怎么办呢?”
“考虑到您身体的状况,我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您自己也清楚,您不久就要为您的行为而受审,而且是在高于巡回审判庭的法院受审。我一定把您的供状保存好,不过,如果麦卡锡被定罪,我就只好出示它了。如果麦卡锡被无罪释放,那谁都休想再见到它。不论您在不在人世,我们对您的秘密都会守口如瓶。”
这位老者庄重地说:“那么,再见!将来您自己在弥留之际,想起您曾经让我安宁地离开人间,您会感到更加安然的。”这位身躯庞大的老人颤巍巍地站起身来,然后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房间。
福尔摩斯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愿上帝保佑我们!为什么命运女神总是跟贫穷可怜的芸芸众生过不去呢?每每听到这类案件的时候,我就想起巴克斯特的话,并且总是对自己说:‘没有上帝的保佑,就没有我歇洛克·福尔摩斯。’”
詹姆斯·麦卡锡在巡回审判庭被宣告无罪释放,这得力于福尔摩斯起草并提供给辩护律师的几份申诉书。老特纳和我们面谈之后,又活了七个月,但他现在已经谢世了。十分可能出现的前景是这样的—麦卡锡的儿子和特纳的女儿最终结为夫妻,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他们过去的岁月中,他们的上空曾经笼罩着阴霾,但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有一天,我匆匆浏览了我的笔记和有关的记录。这里边记载了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年期间,歇洛克·福尔摩斯侦破的各种案件。我惊奇地发现,稀奇古怪、妙趣横生的材料竟然那么多,真是数不胜数啊,以至于我都不知如何取舍是好。其中有些案件大小报纸已经报道过,因此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可是另外一些案件,完全缺乏我朋友出类拔萃的才能淋漓发挥的天地,而他卓越超群的才能恰恰是大小报纸争先恐后报道的主题。还有些案件,他长于分析的本领没有用武之地,就像有的故事那样,结果是有头无尾。再有一些案件,他只弄清了案情的一部分,并且对案情的剖析仅仅出于推测和臆断,而不是以他推崇备至的纯粹逻辑论证为依据。然而,上述最后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件案情离奇,结局惊险。虽然与该案有关的一些疑点尚未弄清,并且也许永远都不会完全弄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稍做叙述。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的案件很多,有的颇为有趣,有的不那么有趣。这些案件的记录我仍然保存着。我在全年十二个月的记录标题里,发现有如下案件的记载:裴罗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帮案,这个丐帮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里拥有一个穷奢极欲的俱乐部;英国帆船“索菲·安德鲁号”失事真相案;戈赖思·佩得森斯“乌弗岛”奇案;最后还有坎伯韦尔投毒案。
我还记得,歇洛克·福尔摩斯在坎伯韦尔投毒一案中曾大显身手。他通过给死者的表上发条这种手段,证实了这只表两小时前已经上过发条,从而证实了死者在那段时间业已上床就寝。这一推断对澄清案情至关重要。有朝一日我也许会将这些案件简略地加以叙述,但是其中没有哪个案件能比得上我现在挥笔描述的案件。我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情节扑朔迷离,一波三折,怪诞不经。
时值九月下旬,秋风呼号,猛烈异常。有一天,从清晨到深夜,狂风大作,暴雨扑窗,甚至我们这些生活在人类用双手建造起来的宏伟壮观的伦敦城内的人,此时此刻也对日常工作毫无兴致,深切地意识到了大自然的神威。
它犹如铁笼中未驯服的猛兽一般,透过人类文明的栅栏向人类怒吼着。随着夜幕降临,狂风暴雨愈加猛烈。风儿颇似从烟囱里传出来的婴儿哭闹声,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声呜咽。这时,歇洛克·福尔摩斯心情忧郁地坐在壁炉的一端,正在给各种犯罪记录编制互见索引,而我则坐在壁炉的另一端,正陶醉于描写航海生活的精彩故事之中;这本小说是克拉克·拉塞尔写的。正在这时,屋外狂风怒号,大雨倾盆,雨水像汹涌澎湃的海浪般撞击着窗子,仿佛与小说的背景遥相呼应,浑然一体。我妻子当时正在她姨妈家省亲,所以我又回到贝克街的故居小住几日。
“嗨,”我抬头望了望我的伙伴,然后对他说,“你没听见门铃响吗?今晚有谁还会来呢?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再没有别的朋友。”他回答说,“我一向喜欢清静。”
“那也许是位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的话,那案情肯定很严重。不然的话,这种天气,这么晚了,有谁还肯出来?不过,我觉得这个人是房东太太的老朋友。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次可猜错了。过道里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他伸出长长的手臂,把那盏灯从对着自己的角度转向一把空椅子;这位来客一定会在这把空椅子上就座的。他然后说:“进来吧!”
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进来,从相貌上看,大约二十二岁左右。他穿着考究,服饰整洁,举止文雅,彬彬有礼。他手中湿淋淋的雨伞还在滴水,身上的长雨衣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这些都表明他一路上冒着狂风暴雨而来。进来后,他焦虑地环顾左右。在闪烁的灯光下,我发现他脸色苍白,两眼呆滞无神;一个人被某种巨大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神情往往如此。“我向您致歉,”他边说边将他那副金丝夹鼻眼镜往上推了推,“我希望我的唐突没有惊扰您。我带进来的泥水什么的把您整洁的房间给弄脏了,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
福尔摩斯对他说:“把您的雨衣和雨伞都交给我。可以把这些雨具挂在钩子上,过会儿就干了。我看,您是从西南方向来的吧?”
“是的,从豪舍姆来的。”
“我发现您鞋尖上粘着黏土和白垩的混合物,这很打眼。”
“我是来向您请教的。”
“那好说。”
“而且还要请您大力相助。”
“那可就很难说了。”
“福尔摩斯先生,您的大名如雷贯耳。普伦德格斯特少校向我说起过您,他讲述了您是如何把他从檀克维尔俱乐部丑闻一案中拯救出来的。”
“啊,没错。有人诬告他牌场做手脚。”
“他说过,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您。”
“他言过其实了。”
“他还说过,您百战百胜,无往不利。”
“我曾经四次失利—三次败给了男人,一次败给了女人。”
“可是,这同您不计其数的成功相比,不就是九牛一毛吗?”
“您说得不错,一般而言,我还是成功的。”
“那好,您对我的事儿很可能也会成功。”
“请您把椅子挪到壁炉这边来,把您这个案子的有关细节跟我讲一讲。”
“这个案子非同寻常。”
“交到我手上的案子无不如此。我这里成了最高上诉法院。”
“可是,先生,我想冒昧地问您一下,在您所有的经历中,您是否听说过比发生在我们家族的那一连串事件,更加神秘莫测、更加令人费解的事儿吗?”
“您的话让我兴致盎然,”福尔摩斯说道,“请您把有关的主要事实从头至尾告诉我们,然后,我会就我认为至关重要的细节向您提出一些问题。”
这个小伙子把椅子向前挪了挪,把两只穿着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旁边。
“我名叫约翰·欧彭萧,”他说道,“就我自己的想法,我本人与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没有多大关系。那是个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对这件事我必须从头讲起,以便您了解有关的事实。”
“您必须了解的是,我祖父有两个儿子—我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瑞开了一家小工厂,在自行车问世以后,他扩大了工厂的规模。他享有欧彭萧耐用轮胎的专利权,生意非常兴隆,因而,他把工厂出让之后,仍然能够依靠一笔巨款过着富足的退休生活。”
“我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在佛罗里达州成了一个大农场主,人们说他经营有方,十分成功。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麾下英勇作战,后来隶属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以后,他解甲归田,重返自己的农场。之后,他在农场住了三四年。大约在一八六九年,或者一八七○年,他回到欧洲,并且在苏塞克斯郡豪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发过大财,他之所以离开美国是因为他厌恶黑人,而且痛恨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他这个人很古怪,既凶狠又急躁,脾气一来就满口粗言秽语,而且性情极为孤僻。自从他住在豪舍姆以来,这么多年中,他深居简出,我甚至怀疑他是否上过街。他拥有一座花园,还有房子周围的两三块田地。这些地方是他锻炼身体的去处,可是他却往往一连几个星期都足不出户。他对白兰地情有独钟,日日豪饮,并且嗜烟如命,但是他不和任何人交往,不要任何朋友,甚至与自己的亲弟弟也是老死不相往来。”
“他并不关心我,但实际上他还是喜欢我的。他头一次见到我时,我还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孩子。那可能是一八七八年的事,他回到英国已经有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亲,让我和他住在一起。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疼爱我。
“他酒醒后,喜欢和我一起玩巴加门和国际跳棋,还让我作为他的代表,跟他的佣人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意人打交道。因此,我十六岁的时候,已俨然成了一家之主。我掌管所有的钥匙,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就行。可是,也有一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例外。房子顶楼那一层有不少房间,唯独其中有一间,长年铁将军把门。
“那是一个堆放废旧杂物的房间,无论是谁,我也好,其他人也好,他一律严禁入内。我怀着一颗男孩儿的好奇心,曾经从钥匙孔向里面窥视过,可是我看到的仅仅是一大堆旧木箱和大大小小的包袱,再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而在这样的房间里堆放这些东西是预料中的事。”
“一八八三年三月份的一天,餐桌上摆放着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件,这封信就放在上校的盘子前面。他的账单全用现款支付,而且他一个朋友也没有,所以对他来说,收到信件确实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是从印度来的!’他边拿起这封信边说道,‘庞地切瑞的邮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急急忙忙拆开信封,忽然间有五颗又干又瘪的橘核,从信封里蹦了出来,噼里啪啦地掉在盘子上。看到这些,我刚刚笑出声来,可是一抬头看他的脸色,我的笑声顿时戛然而止。只见他咧着个嘴,鼓着两只眼睛,面如死灰,拿着信封的手颤抖不止,两眼直瞪瞪地盯着那个信封。‘K. K. K. ,’他尖叫起来,接着喊道,‘天哪,我的天哪,罪孽难逃哇。’”
“我大声对他说:‘伯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死亡。’他说完后,从餐桌旁站起身来,然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听了这话吓得心惊肉跳。我拿起那个信封,发现在信封盖的内侧,也就是在封口涂着胶水的那个地方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潦潦草草地写上的 K字。除了那五颗干瘪的橘核之外,信封内别无他物。他被吓得魂飞魄散,会是什么原因呢?我离开餐桌上楼时,恰巧碰见他下楼,他一手拿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这把钥匙一定是顶楼那个堆放废旧杂物的房间专用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不太大的黄铜匣,那个匣子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钱箱。”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但是我仍然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发誓似的说道,“吩咐玛丽今天给我房间的壁炉生火,再派人到豪舍姆把福特姆律师请来。’”
“我原原本本地执行了他的吩咐。那位律师到达后,我被召唤到他的房间里。房间里炉火熊熊,壁炉的炉栅上有一大堆蓬松的黑灰,好像是纸灰。那个黄铜匣子敞着盖放在一边,里面空空如也。我朝那个匣了瞥了一眼,发现匣盖上也印着三个 K 字,与我早晨在信封上所见到的一模一样,吓得我大惊失色。”
“我伯父对我说:‘约翰,我希望你作为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同它带来的好处和弊端,一道留给我弟弟,也就是你父亲。毫无疑问,这份产业将来会传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平安安地享有它,那就再好不过啦!可是,如果你发觉情况不对头,孩子,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给你留下这样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吉凶未卜,我不无遗憾,但是我现在说不准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特姆先生的指点在遗嘱上签字。’”
“我按照律师的指点在遗嘱上签了字,然后律师就把这份遗嘱带走了。您可以想到,这件离奇的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苦苦地思索,在心里把这件事颠来倒去地考虑再三,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其中的奥秘。这件事留给我的模模糊糊的恐惧之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减缓,而且也没再发生过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然而,这种恐惧却始终与我形影不离,我对此感到束手无策。虽然生活一如既往,我仍发现我伯父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他酗酒日甚一日,而且对社交活动更加避而远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并且把门反锁起来,但他有时就像耍酒疯似的,从房子里破门而出,手里握着一支左轮手枪,一边在花园里狂奔乱跑一边呐喊着,反反复复地嚷嚷他谁都不怕,不管是人是鬼,谁都休想把他像绵羊似的禁锢起来。他狂暴地发作一阵之后,就吵吵闹闹地急忙跑回房间,并且随手把门锁上,还插上门闩,好像是一个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的人,再也无颜硬挺下去了。我发现他的脸上在这种时刻总是大汗淋漓,汗珠晶莹发亮,像是刚刚在脸盆里浸泡过似的,即使在寒冬腊月,他也是如此。”
“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来说一说这件事的结局吧,不能让您等得不耐烦了。有一天晚上,他又撒了一回酒疯,可是跑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我们出去寻找他时,发现他脸朝下跌倒在一个盖满绿色浮藻的污水坑里。这个污水坑不太大,位于花园的一角。我们没有发现他受到暴力袭击的任何迹象,而且水坑里面的水不过两英尺深而已。基于这些情况,又鉴于他平时行为古怪,陪审团裁决为自杀。可是,我素来了解他是一个谈死色变的人,所以我很难相信他会一反常态,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这样,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地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和他存放在银行里的存款,那笔存款大约有一万四千英镑。”
“请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话说,“您刚才谈的这个案子,正如我之所料,是我所听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案件。请告诉我您伯父是哪一天收到那封信的,以及他是哪一天如人们信以为真的那样自杀的。”
“那封信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收到的。他是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晚死的。”
“谢谢。请您往下说。”
“我父亲接收豪舍姆房产时,在我的请求下,他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间长年累月锁着的阁楼。我们发现那只黄铜匣子还在那里,但是匣内的东西已经毁坏了。匣盖的内侧有一张纸签,上面写着 K. K. K. 三个大写字母,字母下方还写着‘信件、备忘录、收据和花名册’等字样。我们推测,这些说明了欧彭萧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阁楼里有许多散乱的文件和笔记本,这些文件和笔记本反映了我伯父在美国的生活情况,除了这些以外,阁楼里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在这些文件和笔记本中,有一些反映了他南北战争时期的情况,表明他恪尽职守,并荣获战斗勇士的称号;另一些反映了他在南方各州战后重建时期的情况,大多与政治息息相关,很显然,他曾积极参加过反对北方派来的投机政客的斗争。”
“唉,我父亲搬到豪舍姆居住时,正值一八八四年初,在一八八五年元月之前,一切都一帆风顺,称心如意。可是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吃早饭的时候,我父亲忽然间一声惊叫。他坐在餐桌旁,呆若木鸡,一手拿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五指伸开,手掌上放着五颗干瘪的橘核。他平日里总是嘲笑我所讲述的我伯父的遭遇,认为那是无稽之谈,荒诞之说,可是一旦同样的事落到他自己的头上,他却吓得大惊失色,神色恍惚。”
“‘哎,约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结结巴巴地问我说。
“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我告诉他说:‘这是 K. K. K. 。’”
“他看了看信封的内侧,然后喊叫起来:‘是的,是的,就是这几个字母。可是这几个字母的上方写的又是什么呢?’”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上看着那只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问道。
“‘就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哇,’我对他说,‘文件肯定是被我伯父销毁的那些文件。’”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国度,绝不允许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是从敦笛来的。’”我看了看邮戳回答说。
“‘真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恶作剧,’他说道,‘我与日晷仪和文件这类东西有何相干?对这种荒唐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我一定报告警察。’”我对他说。
“‘然后他们就会嘲笑我痛苦不堪,这可不行。’”
“‘那我去报告好了。’”
“‘不行,我也不许你去。我不愿意为这等荒唐无聊的事而小题大作。’”
“和他争辩是徒劳无益的,他这个人顽固透顶。因此,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总感到大祸即将临头。”
“收到那封来信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开家去拜访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伯迪少校,他在朴尔兹当山的一处堡垒任指挥官。他出去走访朋友,我倒很高兴;在我看来,他不在家似乎还可以避开危险。可是,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是大错而特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少校发来的一封电报,恳求我立即动身赶赴他那里。我父亲跌入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在附近那一带有很多这种白垩矿坑。他躺在坑里,头颅已经摔碎,早已不省人事。我风风火火地跑到他跟前,可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从此与世长辞了。情况似乎是这样:那天黄昏时,他正走在从费尔哈姆回家的路上,由于对那一带的乡村不熟悉,而且白垩矿坑又无栏杆围着,他不慎跌入坑内。因此,陪审团毫不迟疑地裁决为‘意外死亡’。我把与他死因有关的每一事实都认认真真地做了调查,可是我没能查出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迹象。现场没有发现他受到暴力袭击的任何迹象,没有发现脚印和发生抢劫的迹象,也没有人目睹路上有陌生人出没。但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无法平静,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有人策划了某种卑鄙无耻的阴谋,给他布下了罗网。”
“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家连连遭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个什么事所引发的,所以不论身在何处,都处于同样的危险境地。我对此深信不疑。”
“一八八五年元月,我可怜的老父亲惨遭不幸,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两年零八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在豪舍姆生活得还算心满意足,而且我已开始指望这种灾祸不再降临我家,但愿它与上代人已经了结了。可有谁能料到,我的这种自我安慰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一次降临,情景与我父亲当年所经历的一模一样。”
这个年轻人从马甲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揉得皱巴巴的信封,转身走到桌旁,然后抖落在桌子上五颗又干又瘪的橘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的内侧写的还是那几个字母—‘K. K. K. ’,和我父亲去世前收到的那封信里写的字母一样。接着写的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
“没有吗?”
“说实话,”他低垂着头,用他那干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毫无对策。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而一条毒蛇正朝着它爬过来。我好像落入了魔爪之中,而这个恶魔是那样的不可抗拒和残暴无情,任何先见之明、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济于事,我是防不胜防啊。”
“啧啧!啧啧!”福尔摩斯大声对他说,“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小伙子;否则的话,您可就完蛋了。您只有振作起精神来,您才能得救。现在可不是唉声叹气的时候。”
“我找过警察了。”
“啊?”
“可是他们听完我的诉说,只是付之一笑而已。我确信那位巡官大人已经对这些信件有了成见,认为那纯属恶作剧,而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陪审团所裁决的那样,完全是意外死亡,所以不必与那些前兆联系起来。”
福尔摩斯一边挥舞着紧握的双拳一边喊着:“真是愚蠢透顶!愚蠢得让人难以置信!”
“不过,他们答应给我派一名警察来,让他和我一起待在那所房子里。”
“他今天晚上是不是同您一起出来了?”
“没有。他奉命只待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一次挥舞着双拳喊叫起来。
“您为什么还来找我呢?”他说道,“最重要的是,您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找我呢?”
“我哪里知道啊。我还是今天跟普伦德格斯特少校谈起我的遭遇时,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从您收到那封信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天时间。我们本应当在此之前就采取行动。我想,您除了已经向我们提供的这些情况外,再没有更多的证据—我是说,再没有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还有一件,”约翰·欧彭萧说道。他在上衣口袋里好一阵翻找之后,掏出一张已经褪色的蓝纸,并把它展开放在桌子上。“我还模模糊糊地记得,”他说,“我伯父焚烧文件的那一天,我在纸灰中发现,那些没有烧着的文件纸边的小碎片就是这种特别的颜色。这是我在他房间的地板上发现的,是唯一未被烧毁的一张纸,而且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它之所以未被烧毁,很可能是由于它从一叠文件中掉出来了。纸上除了提到橘核之外,恐怕对我们没多大帮助。我个人觉得,这张纸也许是他哪本私人日记中的一页,上面的字迹毫无疑问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俯下身来查看这张纸,发现纸边参差不齐,确实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纸的上方写着“一八六九年三月”,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
四日:哈德森前来。仍然抱着旧政见不放。
七日:将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万。
九日:麦考利已被清除。
十日:约翰·斯万已被清除。
十一日:造访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着把那张纸折叠起来还给了我们的这位来客。
“现在您一分钟也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就连讨论您所提供的案情的时间都没有。您必须马上动身回家,开始行动。”
“我该做些什么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刻不容缓。您必须把刚才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在您说过的那只黄铜匣子里。您还必须在黄铜匣子里放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他文件都被您伯父焚毁了,这是仅存的一张。您使用的措辞必须使他们对此感到深信不疑。做完这些之后,您一定要按照信封上的吩咐,马上把那只匣子放到花园里的日晷仪上。您都明白了吗?”
“都明白了。”
“眼下您不要考虑报仇之类的事。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他们既然已经布下了罗网,我们要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务之急是让您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这种险情一直对您构成严重的威胁。然后,再揭穿案子的真相,惩处犯罪团伙。”
“谢谢您,”这个小伙子说着站起身来,穿上雨衣,“是您赋予我新生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教去做。”
“请您分秒必争,千万不要耽搁。最为要紧的是,您在这段时间里要倍加小心,以防不测。我感到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正在向您逼近,这无可置疑。您怎么回去呢?”
“从滑铁卢乘火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九点。街上人还很多,所以我相信您会平安无事的。不过,您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特别留神才是。”
“我带着武器呢。”
“那就好。我明天就开始全力以赴处理您的案子。”
“那么,我就在豪舍姆恭候大驾啦?”
“不必了,您这个案子的症结在伦敦,所以我将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好,我过一两天再来拜访您,告诉您有关那只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一定不折不扣地按您的指教去做。”他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然后就离开了。屋外依然狂风大作,大雨瓢泼,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子。这个离奇荒诞的案子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席卷而来—仿佛是一片在狂风中飘舞的枯叶跌落到我们面前—现在重又一下子卷入暴风雨中悠悠荡荡地飘走了。
福尔摩斯探着头,注视着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默默无语地坐了好一阵子。随后他点燃了烟斗,在椅子上仰起身,望着蓝蓝的烟圈一个紧随一个地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觉得,”他终于开口说道,“我们接手的所有案子中,没有哪一件比这个案子更为离奇怪诞。”
“也许‘四签名’一案是个例外。”
“哦,是的。也许那是个例外。但在我看来,这位约翰·欧彭萧似乎面临着甚至比肖尔特斯更加凶险的处境。”
“那么,会是什么样的危险呢?你对此是否有了明确的想法呢?”我问道。
“其性质是确定无疑的。”他回答说。
“那到底是什么危险呢?这位 K. K. K. 是谁呢?他为什么对这个不幸的家族纠缠不休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合上双眼,两肘放在扶手椅的扶手上,两只手的指尖合拢着。“对于一位无与伦比的推理专家来说,”他说道,“一旦有人就某个事实给他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他就会从这个事实出发,不仅能够推导出引发这个事实的一系列因素,而且还能够推断出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
“居维叶经过深思熟虑,仅仅根据一块动物的骨头,就能够准确地描绘出这头动物的全貌。那么,对于一位观察家来说,他彻底了解了一连串事件中的某个环节以后,就能够正确地说明前前后后所有其他的环节。我们尚未取得唯有通过理性才能达到的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各种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有些人之所以困惑不解,就在于他们仅仅凭借直觉,而不是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要使这种本领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推理专家就必须善于利用他已掌握的全部事实,而这本身就意味着他必须博大精深,对此你是理解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即使在出现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今天,也绝非易事。不过,一个人要掌握其工作可能需要的全部知识,倒也未必完全不可能,我本身就一直为此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结交之初,有一回你曾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我知识的局限性。”
听了这话,我忍俊不禁,回答道:“对。那是一份很别致的资料,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哲学、天文学和政治学,零分;植物学,很难说;地质学,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所有地区的泥坑而言,造诣较深;化学,表现奇特;解剖学,知识缺乏系统性;惊险文学和犯罪档案方面,无与伦比;小提琴演奏家、拳击手、剑手和律师;吸食可卡因及烟草毒害自己。我想这些都是我当时进行分析的要点。”
福尔摩斯听了最后一项,咧着嘴笑了起来。“哼,”他说道,“我过去说过,现在还要说,一个人的头脑就像一个小小的阁楼,应当在里面备好他可能需要的一切,其余的东西完全可以放在他的藏书室里,需要时可以随意取用。好,为了处理今晚提交给我们的这个案件,我们肯定需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搜集起来。劳驾,请你把《美国百科全书》K卷递给我,就在你身旁的书架上。谢谢!现在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案情,看看从中可能得出什么结论。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推测开始:欧彭萧上校是万不得已才离开美国的。人到了他那样的年龄,不会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习惯,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宜人的气候,而返回英国乡下小镇来过孤寂的生活。他在英国极乐意过隐居生活,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他心里惧怕某个人或者某件什么事,正是这种恐惧才迫使他离开了美国。至于他到底惧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凭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所收到的那几封令人心惊肉跳的信件来推测。你注意到那几封信件的邮戳没有?”
“第一封从庞地切瑞寄出,第二封从敦笛寄出,第三封从伦敦寄出。”
“从伦敦东区寄出的。你据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就在船上。”
“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一条线索了。毫无疑问,很可能—极可能—写信的人当时就在船上。现在我们来考虑第二点。就庞地切瑞而言,从收到恐吓信到惨案发生,前后经过了七周时间;至于敦笛,仅仅经过了大约三四天的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
“前者比后者路程远。”
“可是信件投递也得经过更远的路程啊。”
“那我可就搞不懂了。”
“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那个人或那伙人乘坐的船是一艘帆船。从表面上看,好像他们总是先寄出他们那种稀奇古怪的警告或者说标志,然后才启程完成他们的使命。你看,他们从敦笛发出警告之后,紧接着就动手了,你说有多快。假如他们从庞地切瑞乘坐汽船而来,那他们就会和那封信几乎同时到达。可是,实际上过了七周才发生那桩惨案。我觉得,运送那封信的邮船与写信人乘坐的帆船之间存在着时差,那七周时间就表明了这一点。”
“有可能。”
“岂止可能,而是很可能。现在你看到了吧,我们刚接手的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紧迫,所以我力劝小欧彭萧要特别小心。灾祸总是在发信人旅程结束之后降临的。这一回,信可是从伦敦寄出的,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他们会延误动手的时间。”
“天哪!”我大声叫了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冷酷无情的迫害!”
“很显然,欧彭萧带走的那些文件,对帆船上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来说,极其重要。我觉得他们一定不止一个人,这是相当明显的。单独一人不可能接连使两个人死于非命,而且使用的手段竟然能蒙骗验尸陪审团。这必定是数人所为,而且这些人必定智勇双全。他们所要的文件无论在谁的手里,他们都非要弄到手不可。你看,这样一来,K. K. K. 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缩写,而是一个团体的标志。”
“可那是什么团体的标志呢?”
“难道你从来没有……”福尔摩斯说着压低了声音并俯过身来,“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三K党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福尔摩斯一页页地翻阅着放在他膝盖上的百科全书。“在这儿,”随后他念道,
“三K党。该名源于人们想象中酷似扣动步枪扳机之声音。该团体为秘密组织,其行径骇人听闻,南北战争后由南方各州若干前邦联士兵组建而成,并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其中在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尤为引人注目。该团体将其力量用于实现其政治目的,主要包括恐吓黑人选民,对反对其政治观点者或谋杀或驱逐出境。该团体实施暴行前,通常寄给被仇视者某种稀奇古怪但尚可辨认之物,如一小根带叶的橡树枝,几粒西瓜籽,或几颗橘核,以示警告。收到这种警告后,被仇视者或公开宣布放弃原有观点,或背井离乡逃往国外。若置之不理,必将惨遭杀害,且被害之方式甚为奇特与出乎意料。该团体组织严密,计划周详,以致记录在案的案件中,与其抗衡者几乎无一人幸免于难,亦无一行凶者被缉拿归案。美国政府及南方上层社会竭力遏制,该团体几年间仍呈蔓延之势。一八六九年,该团体终于突然崩溃,但此后类似暴行仍偶有发生。”
福尔摩斯放下手中的百科全书,然后对我说,“你肯定会注意到,欧彭萧正是在那个团体突然崩溃时带着那些文件逃离了美国。这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难怪欧彭萧和他的家人总是被一些死对头穷追不舍。这个花名册和他的日记可能牵涉到美国南方的某些头面人物,也可能有不少人,不找回这些东西就感到寝食不安,这是不难理解的。”
“那我们看过的那一页纸……”
“不出我们所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上面写着‘送橘核给 A、B 和 C’,也就是说,把该团体的警告寄给他们。接着又写道,A 和 B 已被清除,或已离境,最后还记载着对 C 的造访,恐怕 C 凶多吉少。喂,大夫,我想我们可以让这个地区重见光明;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小欧彭萧唯一得救的机会就是照我跟他说的去做。今天晚上,我们再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了,也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此,请你把我的小提琴递给我,我们这会儿尽量别去理会这糟糕的天气和处境更加糟糕的那位同胞了。”
次日清晨,天已放晴。这座雄伟城市的上空白云朵朵,太阳闪耀着柔和的光芒。我从楼上下来时,福尔摩斯正在进早餐。
“我没有等你,请海涵,”他对我说,“我估计,调查小欧彭萧的案子够我忙一整天的了。”
“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初步调查的结果。不过,我也许不得不去一趟豪舍姆。”
“你不先去那里吗?”
“不,我得先从城里下手。你只要按一下铃,女佣就会把咖啡给你端来。”
我在等咖啡的时候,从桌子上拿起一份还没有打开的报纸,匆匆浏览了一下。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标题上,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
“福尔摩斯,”我扯着嗓子叫了起来,“你晚了!”
“啊!”他说着放下手里拿着的杯子,“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这是怎么搞的吗?”他说这话时显得很平静,但我已看出他的内心深处感慨万千。
我一眼就注意到了欧彭萧的名字和‘滑铁卢桥畔之悲剧’这个标题。这个报道是这样写的:
昨晚九时至十时之间,八分队警士库克在滑铁卢大桥附近值勤,忽闻有人呼救和随后的落水之声。是夜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又值狂风暴雨肆虐,故虽有过路者数人救援,然仍无法营救。警报随即发出,后经水上警察大力协助,终将尸体打捞出水。验尸证明乃一青年绅士,其衣袋有信封一只,上书其名‘约翰·欧彭萧’,生前家住豪舍姆一带。据推测,他可能急于赶路以便搭乘从滑铁卢车站驶出之末班火车,匆忙间在黑夜中迷途,误踏一轮渡小码头之边缘而失足落水。尸体未见些许暴力之迹象,无疑死者乃因意外不幸而遇难。此事故足以唤起市政当局悉心注意河滨码头之现状。
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福尔摩斯显得垂头丧气,心烦意乱,我还从未见过他这般神色。
“华生,这件事太伤我的自尊心了,”他终于开口说道,“我这样说虽然有点儿小肚鸡肠,可是,这件事真的伤了我的自尊心。现在这件事成了我个人的事了。如果上帝保佑我健壮如牛,我非要亲手铲除这帮歹徒不可。他跑来向我求救,而我竟然把他打发走了去送死……!”说着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情绪激动不安,难以自制。他深陷的双颊浮现出赧颜,两只瘦长的手烦躁不安地紧紧握在一起,过会儿又放开了。
“他们这帮魔鬼真是狡猾透顶,”他终于大声说道,“他们怎么可能把他诱骗到那个地方去的呢?从堤岸那儿走不能直达火车站呀。他们要下手,即使在这样漆黑的夜晚,在那座大桥上动手,无疑仍嫌路人太多了。好,华生,我们会看到谁是最后的赢家。我现在得出去一下!”
“找警察去吗?”
“不,我自己来当一回警察。我布好罗网后,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被捕获;不过,要等到布好罗网以后。”
那一天,我忙于我自己的医务工作,忙了整整一天,回到贝克街时已是暮色苍茫。这时候,歇洛克·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快到十点钟的时候,他才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地走了进来。进屋后,他直奔餐具柜,一下子撕下一大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接着他喝了一大口水,就着水把面包吞了下去。
“你饿了?”我问他说。
“快饿死了。我一直没想起来吃东西。早餐后我就水米没打牙。”
“真的?”
“是的。我根本没工夫想到吃东西。”
“你进展如何?”
“还好。”
“有线索了吗?”
“他们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们不日就可以为小欧彭萧报仇雪恨了。哎,华生,咱们给他们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呀!”
“此话怎讲?”
只见他从食品柜里拿出一只橘子来,随即将其掰成几瓣儿,把橘核挤出来,放在桌子上,从中拿起五颗,塞入一个信封里面。接着他在信封盖的内侧写上“S. H. 代表J. O. ”(歇洛克·福尔摩斯代表小欧彭萧)。然后他封好信封,写上地址。地址为“美国佐治亚州萨瓦纳‘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亨船长收”。
福尔摩斯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对我说:“他进港时,这封信正在那儿等着他呢。他看到这封信就会寝食不安,整夜难眠。他还会确信无疑地感到他的死期已经不远了,正如欧彭萧生前的遭遇一样。”
“这个詹姆斯·卡尔亨船长是何许人也?”
“他是这帮歹徒的头目。我要把他们这帮歹徒一网打尽,不过,拿他先开刀。”
“可是,你到底用了何等妙计才追查出来的呢?”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张纸来,上面写满了日期和姓名。“我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他说道,“在劳埃德船舶登记处查阅船籍证书和有关旧文件的卷宗,追查一八八三年元月和二月期间,在庞地切瑞港口停泊过的所有船只离港后的航程。据登记处的记载,在这两个月期间,有三十六艘吨位较大的船只在此地停泊过,其中一艘名为‘孤星号’的船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登记处的记载表明,这艘船已在伦敦结关,可是却用了美国某个州的州名来命名。”
“我猜,是得克萨斯州。”
“到底是哪个州,我当时没有把握,现在也说不准;但是我清楚,这艘船原先一定是一艘美国船。”
“那么后来呢?”
“我查阅了敦笛的有关记录。我发现这艘‘孤星号’三桅帆船于一八八五年元月在那里停泊过,这时候,我心中的猜疑就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事实了。接着,我对现在停泊在伦敦港内的所有船只进行了调查。”
“结果呢?”
“那艘‘孤星号’上星期抵达那里。于是,我赶到艾伯特船坞,查明这艘船已于今天清晨趁着早潮顺流而下,返回萨瓦纳了。我打电报给格雷沃森德,得知这艘船已于不久前驶过该港。现在刮的是东风,我敢肯定,这艘船现在已驶过古德温斯,距怀特岛已经不远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哈,我要逮住他。据我了解,那艘船上只有他和他的两个帮凶是美国人,其余的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了解到他们三人昨晚曾一起离船上岸,这是给那艘船装货的码头工人告诉我的。他们这艘帆船到达萨瓦纳时,邮船就已经把这封信送到了,同时,萨瓦纳的警察也已经从我打的海底电报得知,这三位先生被控犯有谋杀罪,这里正急于将他们缉拿归案。”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几颗橘核完全可以向杀害约翰·欧彭萧的凶手显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与他们同样狡猾和坚定不移,而他正在追捕他们这伙歹徒,可是他们却竟然永远也收不到那几颗橘核了。那年的秋风刮得猛烈异常,没完没了。我们等啊等,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盼望从萨瓦纳传来“孤星号”的消息,可是一直杳无音信。后来我们听说,远在海浪汹涌的大西洋某处,有人看见一块支离破碎的艉柱在波谷中漂荡着,上面刻着“L. S. ”两个字母(“孤星号”的英语缩写)。至于‘孤星号’的命运,我们所能提供的情况仅此而已。
以塞亚·惠特尼是圣乔治大学神学院已故院长伊莱亚斯·惠特尼的兄弟。
他整日沉溺于鸦片,而且烟瘾特别大。据我所知,他在大学读书时,由于读了英国作家德·昆西的作品中对梦幻和激情的描写,于是就突发奇想,跃跃欲试,把烟草在鸦片酊里浸泡后再吸食,以期产生同样的效果。正是这种愚蠢的怪念头才使他染上了这一恶习。他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后来才意识到这样做真是上瘾容易戒除难。因此,他在随后的多年中,一直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他的亲朋好友对他既深恶痛绝,又不无怜惜。他的那副模样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脸色苍黄憔悴,眼皮耷拉着,两眼黯淡无神,身体在一把椅子上蜷缩成一团,活活一副落魄王孙的倒霉相。
一八八九年六月的一个夜晚,正值一般人感到睡意袭来,开始打哈欠,抬头看钟点的时候,有人按响了我的门铃。我随即从椅子上坐起身来,而我妻子则把她的针线活往膝盖上一放,脸上露出不太乐意的表情。
“有患者!”她说道,“你又得出诊了。”
我不禁叹了一口气。我刚刚出诊回来,忙了一整天,浑身上下疲惫不堪。
我们听到开门声和急促的说话声,接着传来一阵快步走过地毯的声响。
忽然,我们的房门被打开,走进来一位女士。她身着深色毛料服装,头蒙黑纱。
“请您一定原谅,这么晚了我还来打搅您,”她开口说道,随即她突然失去自制,向前跑了几步,搂着我妻子的脖子,伏在她的肩头抽泣起来。“噢!我有多倒霉呀!”她哭着说,“要是有人能帮帮我该多好啊。”
“哎呀,”我妻子说着掀开她的面纱,“这不是凯特·惠特尼吗?凯特,你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你呀。”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就直接跑来找你。”这样的事在我们家已司空见惯。人们有了什么犯愁的事,就如同黑夜里的鸟儿扑向灯塔那样,跑来找我妻子,以期获得慰藉。
“你光临寒舍,真叫人高兴。现在,你得喝点儿稀释了的酒,在这儿舒舒服服坐一会儿,过会儿再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不然我先打发詹姆斯去就寝,你看好吗?”
“哦,不用,不用。我还需要得到大夫的指教和帮助呢。是关于以塞亚的事儿。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我为他都快被吓死了!”
我作为一名医生,我妻子作为她的老朋友和老同学,听她跟我们诉说她丈夫给她带来的种种苦恼,这绝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我们都搜肠刮肚,尽量找些话来安慰她,诸如,她知道她丈夫在哪里吗?我们有可能替她把他找回来吗?
这一次看起来好像有可能。她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近来,她丈夫烟瘾一发作,就跑到伦敦城最东边的一个鸦片烟馆去过瘾。他虽然常常在外面放荡,可是直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天。到了晚上,他就抽搐着身子,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回到家中。但是,这次已经四十八小时了,仍不见他的踪影,不知他是着了什么魔。这会儿,他准是和那些码头上的社会渣滓一块儿,正躺在那个烟馆里,吞云吐雾般地抽鸦片呢,或者正在那里酣睡,以便从鸦片所产生的作用中缓过神来。在那里一定能找到他,她对此确信无疑。那地方就是厄朴天鹅巷里的“黄金酒吧”。可是,她该怎么办呢?她这样一位年轻羞怯的女子,怎么好走进那种地方,再把自己的丈夫从一群恶棍中拽走呢?
情况就是如此,而且要把他弄回来,也不可能还有其他的办法。难道我不能陪她去吗?可是,我转念一想,她又何必非去不可呢?我是以塞亚·惠特尼的医药顾问,因此我对他有同样的影响力。倘若我独自前往,或许还能处理得更好一些。我答应她,如果他真是在她告诉我的那个地方,我就会在两个小时之内,雇辆出租马车把他送回家。于是,我十分钟以后就离开了我那把扶手椅和舒适惬意的客厅,乘坐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向东疾驰。一路上,我心里觉得这趟差事可够荒唐的,然而,后来才真正显示出那是何等的荒唐。
确实,探查之初,我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厄朴天鹅巷是一条污秽的小巷,隐没于高大的码头建筑物后面。这些建筑物位于伦敦桥东,沿河北岸而建。在一家廉价成衣销售店和一家杜松子酒店之间,有一条陡峭的阶梯,直通一个类似洞穴口般黑漆漆的豁口。在那里,我发现了我搜寻的那家烟馆。
我吩咐马车停在那里等我,然后就顺着阶梯而下。阶梯石级的中部,已被川流不息的醉汉们踩踏得凹陷不平。烟馆的门上悬挂着一盏油灯,灯光闪烁不定。借着灯光,我摸到门闩打开了门,然后走进一个又深又矮的房间。房间里烟雾弥漫,浓重得呈棕褐色;靠墙处摆放着一排排的木榻,看上去就好像是运送移民船只前甲板下的水手舱。
透过微弱的灯光,可以隐约瞥见木榻上东倒西歪地躺着一些人,样子奇形怪状:缩着肩膀,蜷曲着腿,向后仰着头颅,朝天翘着下颌。他们黯然失神的目光从四下里望着新来的顾客。在黑影中闪现着红色光点,而且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忽明忽暗。这是金属烟斗中燃烧着的鸦片被断断续续地吸食的情景。多数人安安静静地躺着,也有些人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还有些人在一起交头接耳,他们低沉而单调的说话声听起来古里古怪;这些人有时滔滔不绝,有时又戛然而止,各自嘀嘀咕咕地谈论着自己的心事,而对旁人跟他说的话充耳不闻。在房间的尽头,有一个小炭火盆,炭火熊熊。盆旁有一只三条腿的木凳,上边坐着一个又瘦又高的老头儿,只见他双拳托腮,两肘支在膝盖上,眼睛凝视着炭火。
我走进屋时,一个面无血色的伙计兴冲冲地跑上前来,这个伙计是个马来人。他一边递给我一杆烟枪和一份鸦片,一边招呼我到一张空木塌上去。
“谢谢你。我不会待多久,”我对他说,“我有一位朋友在这里,就是以塞亚·惠特尼先生,我想找他说句话。”
我听到右边有响动和呼喊声。透过暗淡的灯光,我瞧见惠特尼正睁大两只眼睛盯着我。他蓬头垢面,脸色苍白,憔悴不堪。
“我的天哪!原来是华生!”他对我说。他的反应显得可怜巴巴的,每根神经都十分紧张。“嘿,华生,几点了?”
“快十一点了。”
“哪天的十一点?”
“星期五,六月十九日。”
“我的天!我原以为是星期三。不对,今天是星期三,你干什么要吓唬人?”他垂下头,把脸埋在双臂之间,号啕大哭起来。
“伙计,我跟你说,今天的确是星期五。你太太这两天一直在等着你回家呢。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的确感到羞愧。可是,华生,你怎么糊涂了呀?我来这儿才待了几个小时,只抽了三锅,四锅—我记不得抽了多少锅了。不过,我要跟你一块儿回家。我不该让凯特为我担惊受怕,我可怜的小凯特啊!扶我一下!你雇马车来了吗?”
“雇了,正等着呢。”
“那好,我就坐这辆马车走。不过,我一定欠了账。华生,替我看看欠了多少。我现在一点儿精神也没有,根本照顾不了自己。”
我穿过两排木榻之间的狭窄过道,屏息敛气,以免闻到鸦片燃烧时发出的那种令人作呕和头晕目眩的臭气,并四下寻找掌柜的。我走过坐在炭火盆旁的那个高个子男人时,觉得有人猛然拉了一下我上衣的下摆,还听到有人低声说:“从我这儿走过去,再回头看我。”这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于是,我低头看了看。这话只能出自我身旁那个老头之口,可是,他此时和刚才一样,仍然聚精会神地坐在那儿。他瘦骨嶙峋,满面皱纹,弯腰驼背,老态龙钟,双膝间耷拉着一杆烟枪,好像是因为他疲乏无力而从他手里滑落下去似的。我朝前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不觉大吃一惊,我极力克制才没有失声喊叫出来。他已经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因此,除了我,谁也看不到他的脸。他的身躯已经伸展开了,脸上的皱纹也已消失,昏花无神的两眼复又炯炯有神。他坐在炭火盆旁,望着目瞪口呆的我咯咯地笑个不停。
此人不是别人,竟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他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到他身边去。随即,他又转过身去,侧面对着众人,再次现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弯腰驼背,哆哆嗦嗦,嘀嘀咕咕。
“福尔摩斯!”我压低声音对他说,“你到这个烟馆来究竟想干什么?”
“尽量小点声,”他回答我说,“我耳朵一点儿也不背。请你行行好,把你那位瘾君子朋友打发走,我很高兴在这儿和你聊几句。”
“我雇的马车还在外边呢。”
“那就请你让他坐这辆马车回家吧。你对他大可放心,他看上去已经精疲力竭,不会再去惹事生非了。我建议你再写个便条,托马车夫捎给你太太,说你又要和我同甘共苦了。请你在外面等着,我过五分钟就出来找你。”
拒绝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任何恳求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的恳求总是极其明确,而且提出的方式又总是那么巧妙。我倒也觉得,惠特尼只要一上了马车,我实际上就可以交差了。至于余下来的时间,有机会与我的朋友携手经历一次惊心动魄的探奇涉险,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而这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我很快就写好了便条,替惠特尼付了账之后,就领着他出来坐车,看着他乘车消失在夜色之中。随后,只见一个老翁从烟馆里走了出来,于是,我就和歇洛克·福尔摩斯肩并肩地行走在大街上了。他驼着背,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而行。走过了两条街道后,他迅速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挺直了身躯,发出一阵尽情的欢笑。
“华生,我看,”他对我说,“你会以为我除了注射可卡因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毛病以外,又添了一个抽鸦片的癖好吧。你从医学角度对我的那些小毛病并不反对吧。”
“看到你去那种地方,我当然是大吃一惊。”
“不过,在那种地方看到你,我更是大吃一惊。”
“我是去找一位朋友。”
“我可是去找一个敌人的!”
“敌人?”
“是的,是我的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或者说,是我的一个当然的捕获物。简单地说,我眼下正在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探查,希望从这些烟鬼的胡言乱语中发现一点儿线索。这种做法我以前也用过。倘若我在那个烟馆里被人认出来,那我的性命可就危险了。为了侦探工作的需要,我以前曾经去过那家烟馆,惹恼了开烟馆的拉斯卡那个无赖,扬言非找我报仇不可。那所房子位于保罗码头附近的拐角处,房后有一个活板门,它能讲出一些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经年累月地发生在那里,而且发生在月黑风高的夜晚。”
“什么!你莫非说的是些死尸?”
“嗯,是死尸。华生,假如在那家烟馆里被搞死的倒霉蛋每人给我们一千英镑的话,我们可就发大财了。在沿河这一带,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谋财害命之所,因此,我很担心内维尔·圣克莱尔,恐怕他是进得去,出不来。不过,我们的圈套应当就设在此处!”他说完后将两个食指放在上下牙齿之间,吹出尖声的口哨。作为信号,远处也响起同样的哨声,接着就听到一阵辘辘的车轮声和哒哒的马蹄声。这时一辆高轩双轮轻便马车穿过昏暗的夜幕奔驰而来,两侧车灯射出两道金灿灿的灯光。这时,福尔摩斯对我说:“哎,华生,你和我一块儿去,好不好?”
“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忙。”
“噢,一个志同道合又值得信赖的人,总是能帮上大忙的。把案子记录在案的人就更没说的了。我在雪松园的房间有两张床铺。”
“雪松园?”
“是啊,那是圣克莱尔先生的房子。我进行侦查时就住在那里。”
“那在何处呢?”
“在肯特郡,离李镇不远。我们得坐车跑七英里的路。”
“我可是一无所知呀。”
“当然是喽,不久你就会了解所有的情况。上车吧!好了,约翰,就不麻烦你了。这是半克朗,拿着吧。明天十一点左右来找我。放开马缰绳吧,再见了。”
他挥鞭轻轻抽了马一下,马车就飞驰起来。我们穿过一条条昏暗的街道,街上空寂无人。路面渐渐地宽阔起来,最后我们飞也似的驶过一座两侧装有栏杆的大桥。桥下黑乎乎的河水缓缓地流淌着。远处,沉睡着一片旷野,到处堆放着砖和砂浆。万籁俱寂,只有巡逻警沉重而单调的脚步声,或者偶有一些留连忘返的狂欢作乐者,一边在夜色中赶路一边引吭高歌,狂喊乱叫,才打破死一般的寂静。一团阴云缓缓飘过天空,云缝中不时有一两颗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福尔摩斯在沉寂中驱车疾驰。他低垂着头,仿佛陷入了沉思。我坐在他的身旁,受好奇心的驱使,渴望知道他新接手的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竟然使他殚思竭虑;可又不敢打断他的思潮。我们驱车行驶了几英里,接近郊外别墅区的时候,他晃了晃身子,又耸了耸肩膀,接着点燃了烟斗,显出一副扬扬得意、自命不凡的神态。
“华生,你具有了不起的保持缄默的天赋,”他对我说,“这使你成为一个非常难得的伙伴。说实在话,和别人交谈,对我很重要;这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未必总是那么称心如意。当那位娇小可爱的女士今晚到门口来迎接我时,我真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
“你怎么忘了,这个案子我一无所知。”
“我们到达李镇之前,我恰好有时间把本案的案情跟你说一说。这个案子看起来简单得出奇,但是,我却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毫无疑问,线索的确不少,但是我就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华生,我现在就把这个案子简明扼要地讲给你听,也许你能在我困惑不解的时候,迸发出灵感的火花。”
“那么,我就洗耳恭听了。”
“几年前—确切地说,是一八八四年五月—有位腰缠万贯的绅士来到李镇,名叫内维尔·圣克莱尔。他购置了一座大别墅,把庭院布置得非常美观,过着挥金如土的豪奢生活。他渐渐地在邻里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并于一八八七年娶了当地一个酿酒商的女儿为妻,生有两个孩子。他没有职业,但在几家公司有投资。通常,他早晨进城,下午五点十四分从坎农大街返回。
“圣克莱尔先生现年三十七岁,没有不良嗜好,堪称良夫慈父,而且深得人心。
“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据我们所查明的情况,目前他的全部债务高达八十八英镑十先令,而他在城乡银行的存款有二百二十英镑。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会为经济而大伤脑筋。
“上周星期一,圣克莱尔先生动身进城的时间比平时要早得多。他在出发前说过,有两件要事需要办理,并且还说他会给小儿子买回一盒积木。喏,说来也巧,那天他出门后不久,他太太收到一封电报,电文大意是,她一直盼望的那只贵重小包裹已经寄到,请她到阿伯丁船舶运输公司办事处去取。
“熟悉伦敦街道的人都知道,这家公司的办事处位于弗瑞斯诺大街。这条大街有一条岔道通往厄朴天鹅巷,就是今晚你见到我的那个地方。圣克莱尔太太吃过午饭就动身进城了。进城后,她先在商店买了些东西,然后就去了那家公司的办事处,取出包裹,接着她返回车站,路过厄朴天鹅巷的时候,恰好是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你听明白了吗?”
“一清二楚。”
“你可能还记得,星期一那天特别的热,圣克莱尔太太边步履缓慢地走着,边四下张望,希望雇到一辆出租马车,因为她不太喜欢周围的那些街道。
“正当她朝着厄朴天鹅巷走去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喊叫,或者是哭号,同时发现她丈夫正从三楼的窗口朝下望着她,好像在召唤她,她顿时像触了电似的吓得浑身出冷汗。那扇窗子当时敞开着,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的脸,据她陈述,他看上去狂躁不安,样子非常吓人。他发狂般地向她挥着手,可是刹那间他就从窗口不见了,她觉得好像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从他身后将他一把猛然拉了回去。女性所具有的敏锐目光使她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个异常之处,他虽然穿的还是进城时的那件黑上衣,可是硬领和领带全不见了。
“她确信她丈夫准是出了什么事,于是顺着台阶飞奔下去。那所房子不是别的地方,恰恰就是今天晚上你发现我去过的那家烟馆。她跑过前屋,正准备上通往二楼的楼梯时,她在楼梯口遇到了我说过的那个无赖拉斯卡。这个无赖一把将她推了回来,随即又来了一个帮凶,是个丹麦人,把她从屋里推到街上。她心里充满了无尽的疑虑和恐惧,使她感到难以忍受,于是慌慌张张地沿着小巷奔跑着。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在弗瑞斯诺大街极为幸运地遇见了一位巡官和几名巡捕,他们正准备去值勤。那位巡官和两名巡捕随她回到烟馆;尽管烟馆老板再三阻挠,他们还是进入了刚才看到圣克莱尔先生的那个房间,可是没有发现任何他在那里待过的迹象。事实上,在整个楼上,只看见一个似乎住在那里的面目可憎的瘸子,再没见到任何其他人。
“这个家伙和拉斯卡那个无赖指天誓日地声称,那天下午没有任何人到过那间前屋。他们矢口否认,弄得巡官无所适从,差点儿认为是圣克莱尔太太看错了人。正在这时,她突然一声大叫,猛地扑在桌子上放着的一只小松木盒子上,接着一下子把盒盖掀开,哗啦一声,倒出来一大堆儿童玩的积木。这是他答应过要带回家去的玩具。
“这一发现,加之那个瘸子显得特别惊慌失措,使得巡官意识到事态严重。于是,他们对所有的房间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表明发生了一起令人诅咒的犯罪案件。那间前屋作为客厅,陈设简朴,通向一间小卧室。这间卧室正对着一处码头的后面。码头和卧室窗户之间是一条狭长地段,退潮时干干的,涨潮时则为河水所淹没,水深至少达四英尺半。卧室窗户很宽敞,由下边打开。在检查这个房间时,他们发现窗框上血迹斑斑,而且地板上也有几滴。在检查前屋时,他们猛然拉开一面帷幕,结果发现圣克莱尔先生的全套衣服都在帷幕的后面,只缺他的那件上衣。他的靴子、袜了、帽子和手表,都在那里呢。在所有这些衣服上没有发现任何暴行的痕迹,也再没有见到圣克莱尔先生待在那里的任何其他迹象。很明显,他一定是从窗户出去的,因为没有查出还有别的出口。从窗框上那些不祥的血迹来看,他游泳逃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幕悲剧发生时,潮水已经涨到了顶点。
“现在我再说说那几个歹徒,他们看来与这个案子直接有牵连。拉斯卡是个出了名的坏蛋,劣迹昭彰,不过,根据圣克莱尔太太的陈述,她丈夫出现在窗口后仅仅过了几秒钟,他就站在楼梯口了。因此,他顶多是这桩犯罪案件的一个同谋。他竭力为自己辩白,说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并且一再表示,他对楼上的房客休·布恩的所做所为根本不了解,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位下落不明的先生的衣物会出现在前屋。
“烟馆老板拉斯卡的情况就是这些。再说一说那个阴险歹毒的瘸子。他住在烟馆的三楼,最后看到圣克莱尔先生的人肯定就是他。他叫休·布恩,相貌丑陋不堪,到伦敦老城常来常往的人对此无不知晓。他以行乞为生,为了躲避警察的管制,佯装卖蜡杆火柴的小贩。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一走进针线街,靠左边有个小墙角,他每天就盘着腿坐在那里,膝上放着几盒火柴。
“他把一顶油腻腻的皮帽子放在他跟前的人行道上,人们见他长着一副令人哀怜的模样,纷纷解囊布施,小钱就像雨点般落到那顶帽子里。在我打算了解他的行当之前,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观察过这个家伙,他眨眼之间就弄到了不少钱,我不无惊讶。你看,他的长相非常引人注目,打他面前路过的人,没有哪个人不瞧他一眼。一头红发乱蓬蓬的;苍白的面孔被一块令人生畏的伤疤弄得丑陋不堪,而且这块伤疤一收缩,他的上嘴唇就卷起来;下巴长得像个哈巴狗似的;两只黑眼睛目光犀利,他的眼睛与头发的颜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切都使他有别于普通的乞丐,同时,他的智力超群,不论过路的人把什么破烂东西扔给他,他都能应付自如。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他就是烟馆里的那个房客,而且也是最后一个目睹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位先生的人。”
“不过是一个瘸子吗!”我说道,“光是他自己能把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汉怎么着?”
“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是个残废人不假,但是,在其他方面,他看上去却是不可等闲视之、深悉世事之辈。华生,从你的医学经验出发,你无疑会发现,一个肢体有缺陷,其他的肢体往往格外健壮,从而使之得到补偿。”
“请你继续说下去。”
“圣克莱尔太太一见到窗框上的血迹,就晕了过去。由于她即使留在现场也无助于他们的侦查工作,所以她随后由一位巡捕用马车护送回家。巴顿巡官负责本案,他将房屋上上下下仔细察看了一番,但没有发现破案的任何线索。他当时有个失误,就是没有立即逮捕休·布恩,从而使他获得了几分钟的时间,可能与他的狐朋狗党拉斯卡串供。不过,这个失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他被逮捕并受到搜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将他定罪的证据。他衬衫的右袖子上的确有一些血迹,可是他边指着左手的无名指靠近指甲处的伤口,边解释说,血是从伤口流出来的。他还补充说,刚才他曾到窗口去过,那里发现的血迹毫无疑问也是从他伤口滴落的。他一口咬定,说他不曾见过圣克莱尔先生,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白,衣物出现在他的房间,他同警方一样感到大惑不解。至于圣克莱尔太太声称她亲眼看到她丈夫出现在窗口,他断言她要么是疯了,要么是白日作梦。后来,尽管他扯着嗓门喊冤枉,还是被带到了警察局。同时,那位巡官留在了那所房子里,希望退潮后可能查找到某些新线索。
“真的还查找到了!但是,在那片泥滩上,他们并没找到他们生怕找到的东西。他们找到的是圣克莱尔的上衣,而不是他本人。退潮后,那件上衣很显眼地出现在泥滩上。你猜猜,他们在他上衣的口袋里发现了什么?”
“我猜不出来。”
“对,我一想你就猜不出来。他的每个衣袋里都塞满了一便士和半便士的硬币—四百二十一个一便士的硬币,还有二百七十个半便士的硬币。难怪这件上衣没有被潮水卷走。不过,人的尸体就另当别论了。退潮时,那所房子和码头之间的水势汹涌澎湃。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这件沉甸甸的上衣没被潮水卷走,而那具一丝不挂的尸体却被卷进河里去了。”
“可是,你刚才说过,他其余的衣服都是在那个房间里发现的,难道他只穿着一件上衣不成?”
“不是的,先生。不过,这些事也许可以自圆其说。假定布恩这个家伙把内维尔·圣克莱尔推出窗外,但是没有任何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然后他会干什么呢?很自然,他马上就会想到,必须把那些衣服处理掉,以免暴露真相。他一把抓起那件上衣,正朝窗外扔的当儿,他可能会意识到,这件上衣不会下沉,而是会随着潮水漂浮。这时,他已听到那位太太要强行上楼,楼下传出扭打吵闹声;也许他的同谋拉斯卡已经告诉他,一批警察正风风火火从街上赶来。在这种形势下,他几乎没多少时间了,需要分秒必争。于是,他一下子冲到藏钱的秘密之处,这些钱是他行乞多年日积月累攒起来的。他大把大把地把硬币尽量往衣袋里塞,为的是确保上衣能沉到水里去。他把上衣扔了出去,要不是听到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还会把其他几件衣服一起扔下去。等到警察出现的时侯,他刚刚来得及把窗子关上。”
“你这番话听起来不无道理。”
“既然目前没有更好的解释,我们暂且就从这个假设出发吧。我刚才已经说过,警察逮捕了布恩,并把他带到了警察局,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以前有过前科。多年来,人们都知道他以行乞为生,但他好像也安分守己,从不惹事生非。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内维尔·圣克莱尔待在烟馆里干什么呢?他在那里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不测?他现在又身在何处?休·布恩与他的失踪有何干系?坦率地说,在我办过的案子中,还没有一起像本案这样,乍一看可真是简单,而实际上却困难重重。”
就在歇洛克·福尔摩斯详细地讲着这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侯,我们的马车旋风般飞驰在这座大城市的郊区,不久郊区边缘几座零零落落的房子就抛在身后了。接着马车行驶在一条两旁有篱笆遮拦的乡村土路上,经过两个稀稀落落的村庄时,福尔摩斯刚好讲完。我们发现还有几家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
我的伙伴对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李镇的郊区。我们短短的行程竟路过了英格兰的三个郡县,从米德尔赛克斯出发,路过萨里郡的一隅,最后来到了肯特郡。看到树丛中的灯光了吗?那就是雪松园。我可以肯定,那盏灯旁坐着的那位女士,忧心如焚,着急地竖起了耳朵,早已听到了马蹄的哒哒声。”
我问他:“可是你为什么不在贝克街办这个案子呢?”
“因为有许多调查必须在这里进行。圣克莱尔太太非常客气,已经安排了两个房间供我使用。你可以放一百个心,对我的朋友兼同事,她一定会热忱欢迎的。华生,我现在真怕见到她呀,因为我没有带来任何有关她丈夫下落的消息。我们到了。吁!吁!”
马车停在了一座大别墅前,别墅的四周环绕着庭院。一个小马倌跑了过来,拉住缰绳。跳下车后,我跟着福尔摩斯走过一条弯弯曲曲的碎石小道,来到屋前。我们走近的时侯,房门砰的一声开了,门口站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她身材娇小,穿着一身浅色细纱布的衣服,衣领和袖口处镶着少许粉红色蓬松透明的薄纱边。她在明亮的灯光辉映下,亭亭玉立,一手扶着门,一手半悬在空中,神色急切。她探着身子,仰着头,双唇微张,两眼带着询问的目光急切地望着我们。她的站姿犹如一个大大的问号。
她大声喊道:“怎么样?怎么样?”看到我们是两个人,她先是充满希望地喊了一声,可是看到我的伙伴摇了摇头、耸了耸肩,旋即便痛苦地呻吟一声。
“没有好消息吗?”
“一点儿都没有。”
“坏消息也没有吗?”
“没有。”
“谢天谢地!请进来吧。你们足足忙了一整天,肯定累了吧?”
“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他在我接手的好几起案子中,可帮了我的大忙。这回碰巧我又可以请他来和我一起进行调查。”
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高兴见到您。如果你们考虑到这个打击对我们是多么突然,那么我相信我们招待不周的地方,你们一定能包涵。”
我说:“亲爱的太太,我当兵多年,身经百战,已经习惯于随遇而安;即便不是这样,您也不必这样客气。如果我能为您或者我的朋友助一臂之力,那我会感到十分高兴。”
随后,我们走进一间灯火通明的餐厅,餐桌上摆着冷餐。那位太太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很想直截了当地问您一两个问题,恳请您能坦率地回答我。”
“当然可以,夫人。”
“对我的情绪您不必多虑。我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人,也不会动不动就晕过去。我只是希望能听听您的肺腑之言。”
“在哪一方面?”
“请您说真心话,您认为内维尔还活着吗?”
这个问题好像让歇洛克·福尔摩斯很是为难。“请您实话实说!”她又说道。这时,福尔摩斯正仰坐在一把柳条椅里,而她则站在地毯上,目光热切地望着他。
“请您实话实说!”她又说道。
“那么,夫人,坦率地说,我认为不是这样。”
“您认为他已经死了?”
“是的。”
“被人害死了?”
“这不好说,但可能是这样。”
“他是哪一天遇害的?”
“星期一。”
“那么,福尔摩斯先生,也许您可以解释一下,我怎么会在今天收到他的来信呢?”
听了这话,歇洛克·福尔摩斯像触了电一样,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你说什么?”他大声嚷道。
“没错,今天。”她微笑着站在那里,手里举着一张小纸条。
“可以给我看一看吗?”
“当然可以。”
他急切地一把将纸条从她手里夺了过来,麻利地在餐桌上摊开,然后把灯挪过来,聚精会神地查看着。我已经离开座位站在他的身后,越过他的肩膀盯着那张纸条看。信封纸质特别粗糙,上面盖着格雷夫森德的邮戳和当天的日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前一天的日期,因为这时早已过了午夜。福尔摩斯喃喃地说:“笔迹可真潦草!夫人,这肯定不是您丈夫的笔迹。”
“对,可里面的信是他写的。”
“我还觉得,不管信封是谁写的,这个人一定得去问地址。”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您看,这名字是用黑墨水写的,自己干了。信封上其他的字呈灰黑色,这表明写过后用吸墨纸吸过。如果是一气呵成,然后再用吸墨纸吸过,那么有些字就不会出现深黑色。这个人一定是先写上名字,过了一会儿再写地址,这只能说明他不熟悉这个地址。这当然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正是小事才至关重要。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封信吧!哈哈!信里还夹了一样东西呢!”
“是的,里面有一枚戒指,是他的图章戒指。”
“您能肯定这是您丈夫的笔迹吗?”
“是他的一种笔迹。”
“一种?”
“是他急急忙忙写东西时的笔迹。这和他平常的笔迹不同,但我完全认得出来。”
“亲爱的:不要为我而担惊受怕。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大错已铸成,纠正也许需要一些时日。请耐心等待。—内维尔”
“这封信用铅笔写就,写在一张八开本书籍的扉页上,纸上没有水纹。今天由格雷夫森德寄出,寄信人的大拇指很脏。哈哈!信封盖是用胶水粘住的,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用胶水封这封信的那个人,还一直嚼着烟草。太太,您敢肯定这是您丈夫的亲笔吗?”
“十分肯定。这封信是内维尔写的。”
“而且还是今天从格雷夫森德寄出的。好了,圣克莱尔太太,现在已经云开雾散,但是我不愿贸然地说危险已经烟消云散。”
“可是他一定还在人世,福尔摩斯先生。”
“除非这封信不是一种误导我们的巧妙伪造。那只戒指毕竟证实不了什么,也可能是从他手上摘下来的。”
“不是的,不是的;这是、这是、这就是他的亲笔呀!”
“那太好了。不过,也许是星期一写的,而今天才寄出。”
“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期间可能发生许许多多的事件。”
“噢,福尔摩斯先生,您可不要给我泼冷水啊。我心里清楚他平安无事。我们夫妻之间存在一种非常敏锐的感应力,万一他遭遇不测,我会感应到的。
“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他在卧室里割破了手。我当时正在餐厅里,但心里确定无疑地感到,准是出了什么事,于是立即跑上楼去。您想啊,对这样一件鸡毛蒜皮般的小事,我都能有所反应,要是他遇害了,我怎么可能毫无感应呢?”
“我经历的事太多了,不会不晓得一位女性所获得的印象,可能比一位分析推理专家所推断出的结论更有价值。的确,您从这封信里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实您的想法。可是,倘若您丈夫尚在,而且还能够写信的话,那他为什么待在外边而不回家呢?”
“我猜不出这是为什么。真是不可思议。”
“他星期一离开您时,没有对您说什么吗?”
“没有。”
“您发现他在厄朴天鹅巷,是否感到大吃一惊呢?”
“非常吃惊。”
“那扇窗子是开着的吗?”
“是的。”
“那么,他可能还招呼过您?”
“可能。”
“我猜想,他是不是仅仅发出了含含糊糊的喊叫声?”
“是的。”
“您认为他在呼救吗?”
“是的,他还挥动着双手呢。”
“可是,那也许是一声惊叫。他在那里意外地见到您,也许惊愕得猛地举起了双手。”
“有可能。”
“您认为他是被人硬拉回去的吗?”
“他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
“他也许是突然跳了回去。您见没见到房间里还有别的人?”
“没有,可是那个长相丑陋的家伙承认他曾去过那里,还有那个拉斯卡当时就站在楼梯口。”
“的确如此。您看见您丈夫时,他还是穿着平日那身衣服吗?”
“是的,但没看见他的硬领和领带。我清清楚楚看到他裸露着脖子。”
“他以前是否提到过厄朴天鹅巷?”
“从来没有。”
“你发觉他有抽鸦片的迹象没有?”
“从来没有。”
“圣克莱尔太太,谢谢您。我想弄得一清二楚的要点就是这些。现在我们得吃点儿晚饭,然后去就寝,明天我们可能要忙碌一整天。”
用完晚餐,我们来到一间宽敞舒适的房间,里面安放着两张床铺,供我们使用。那天晚上一路奔波劳顿,我感到疲惫困乏,所以马上就上床休息了。
但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与我却大相径庭,要是他头脑里萦绕着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他就会连续几天、甚至一个星期废寝忘食,反反复复地考虑思索,重新梳理已经掌握的各种案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直至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或者深信自己搜集的有关材料尚不充分,才肯罢休。我很快就发现,这次他又要通宵达旦了。他脱掉上衣和马甲,然后穿上一件宽大的蓝色睡衣。接着,他在房间里忙活起来,将他床上的枕头,还有沙发及扶手椅上的靠垫收集到一起,铺成了一个东方式的沙发。随后,他盘着腿坐在上面,面前摆放着一盎司劲儿很大的烟丝和一盒火柴。在幽暗的灯光中,只见他嘴里叼着一只欧石南根雕旧烟斗,两眼茫然地凝望着天花板的一角,嘴里吐出的蓝蓝的烟雾袅袅升腾,他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地默默坐在那里,灯光恰好照射在他那山鹰般坚定的面孔上。他一直坐在那里,而我不久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他就那样坐了一个通宵,我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睁开双眼才发现,夏日和煦的阳光已经照进我们的房间。他仍然叼着那只烟斗,烟雾缭绕,冉冉升腾,以致整个房间里到处都弥漫着浓重的烟雾,而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一大堆烟丝早已荡然无存了。
“华生,你醒了?”他问道。
“醒了。”
“早上我们赶着车去兜风怎么样?”
“好的。”
“那就穿衣服吧。这会儿还没人起床,但我知道那个小马倌睡觉的地方,我们很快就会把那辆轻便马车弄出来。”他一边说着一边咯咯地笑了起来,眼里闪烁着光芒,与昨晚那位冥思苦想的福尔摩斯判若两人。
我穿衣时,看了一眼手表。难怪还没人起床,才四点二十五分。我刚刚穿好衣服,福尔摩斯就跑回来告诉我说,那个小马倌正在套车。
“我想要检验一下我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推测,”他说着穿上了靴子,“华生,我觉得,这会儿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是整个欧洲里再愚蠢不过的一个白痴。我真该被人们一脚踢开,从这儿踢到查陵克罗斯去。不过,我感到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侦破这个案子的关键所在。”
“在哪儿呢?”我微笑着问他。
“在盥洗室,”他回答说,“哎,是真的,我没开玩笑。”他看到我将信将疑的样子,就接着说了:“我刚刚去过那里。我已经把它带出来了,并且放在了手提旅行包里了。伙计,来吧,咱们看看它是否奏效。”
我们蹑手蹑脚地从楼上走下来,沐浴在明媚的晨曦中。马车已经套好,就停在路边,那个小马倌衣服尚未穿好,手牵缰绳站在那里正等着我们呢。
我们俩跳上马车,沿着通往伦敦的大道飞奔而去。路上有几辆满载蔬菜的农村大车,慢悠悠地朝城里走着,而路两旁一排排的别墅却犹如睡梦中的城市那般,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息,死气沉沉。
“这个案子在有些案情上显得挺离奇,”福尔摩斯说着抽了一鞭,马车迅疾飞奔起来,“我坦率地承认,我一度活像一只鼹鼠,什么都没看到,不过,学聪明虽然晚了些,但总还是胜过一点儿不学。”
进入了城区,我们行驶在萨瑞一带的街道上的时候,城里起床最早的人们,才刚刚睡眼惺忪地站在窗前望着外边的街景。我们驶过滑铁卢大桥路,越过那条河流,接着飞驰在威灵顿大街,然后向右来了个急转,就来到了彩虹街。那里的警察熟识歇洛克·福尔摩斯,当时在门口值勤的两个巡捕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致意,接着其中一位拉住缰绳,另一位领着我们进去。
“谁值班?”福尔摩斯问道。
“先生,布拉兹特里特巡官值班。”
“啊,布拉兹特里特,您好啊。”这时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警官从石板铺的通道走了下来,只见他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着一件盘花纽扣夹克衫。“我希望和您单独谈一谈,布拉兹特里特。”
“好的,福尔摩斯先生。请到我的房间来谈吧。”这个房间不太大,看上去像个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大本分类登记簿,一部电话突出地安装在墙上。巡官在桌前落座。“福尔摩斯先生,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
“我是为调查布恩才前来拜访的。这个乞丐被控与李镇的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的失踪有关。”
“对。他已经被押送到这里候审。”
“这个我听说过。他现在还关押在您这里吗?”
“关在单人牢房里。”
“他没闹事吧?”
“哦,他很守规矩。不过,这个无赖可脏透了。”
“脏透了?”
“是的,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逼他洗洗手,而他的脸黑得简直就像个补锅匠一样。哼,一旦他的案子定下来了,他就得遵守监狱的规定,定期洗澡。我想,您要是见了他,您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我很想见他一面。”
“是吗?这很容易。跟我来。您可以把手提包放在这儿。”
“不了,我想我还是随身带着它吧。”
“好吧,请跟我来。”他带着我们沿一条通道往下走,然后打开一道上了闩的门,从一段螺旋式楼梯下去,我们就来到了一个走廊,四周的墙用石灰刷得雪白,两侧各有一排牢房。“他就在右边第三个牢房,”巡官说道,“到了!”说着他悄悄地打开牢门上方的小拉门,朝里瞧了一眼。
“他还没醒呢,”他说道,“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两人从铁栅往里看去,只见这个囚犯正脸朝我们躺在那里,还在酣睡,呼吸缓慢而深沉。
他中等身材,穿着与他的行当相称的破衣烂衫,一件染色衬衣从他那件烂上衣的破洞中很扎眼地露了出来。他的确像巡官所说的那样,肮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脸上的污垢却怎么也掩盖不了他丑陋可憎的相貌。一道宽宽的伤疤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下巴,这块伤疤一收缩,他的上嘴唇就卷起来,三颗牙齿也就露了出来,那副样子活像一只龇牙咧嘴狂吠的恶狗。一头鲜亮的红头发乱蓬蓬的,遮住了两眼和前额。
“他是个美男子,是不是呀?”巡官说道。
“他的确需要洗个澡,”福尔摩斯说,“我有个主意,也许会使他同意洗个澡,而且我还自作主张,把洗澡用的家伙也带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那只手提旅行包,拿出一块很大的洗澡用的海绵,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嘻嘻!嘻嘻!您可真够逗的。”巡官咯咯地笑个不停。
“喏,如果您肯行个方便的话,请把牢门轻轻地打开,我们很快就会让他像模像样的。”
“可以,这有什么不行的呢?”巡官说,“他这副尊容不会给彩虹街看守所增光,对不对?”他把钥匙插入门锁的锁孔,牢门打开后,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牢房。那家伙翻了一下身,接着重又进入梦乡。福尔摩斯俯下身,在水罐里把海绵蘸湿,然后在这个囚犯的脸上,上下左右使劲地擦了两遍。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他喊叫着说,“这位是肯特郡李镇的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
我活到现在也不曾见识过这样的场面。这个家伙的脸就好像剥树皮一样被海绵活活地剥下来一层。那个粗糙的褐色面孔已经无影无踪了!他横贯面部的那块令人生畏的伤疤和使他脸上露出一副可憎的冷笑的歪嘴也无影无踪了!他那一头乱蓬蓬的红发猛然一揪也掉下来了。此时此刻,坐在床上的竟是一个脸色苍白、愁眉苦脸、仪表优雅的男子,他头发乌黑,皮肤光滑。这时,他揉了揉双眼,睡眼惺松地凝神打量着周围,露出一副困惑不解的神情。
忽然间,他一下子意识到事已败露,突然尖叫一声扑倒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
“天哪!”巡官喊叫道,“他就是,没错,他就是失踪的那个人。我根据他的相片认出来的。”
听了这话,这个囚犯转过身来,摆出一副听天由命、满不在乎的架势。
“就算是这样,”他开口说,“请问,能指控我犯了什么罪?”
“指控你犯有谋杀内维尔·圣……哦,得啦,如果他们不把这个案子裁决为自杀未遂案,他们就不会指控你犯有这种罪,”巡官咧着大嘴笑着说,“哈哈,我当了二十七年的警察,这回可真该露脸了。”
“如果我是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那么,很显然,我就没有犯罪,因此,我现在显然是受到非法拘留。”
“没有犯罪,却犯了一个大错,”福尔摩斯说道,“你要是信得过你妻子的话,就会干得更漂亮些。”
“倒不是我妻子,而是我的儿女啊,”这个囚犯呻吟着说,“上帝保佑,我可不愿意他们耻笑我这个做父亲的。天哪!这件事说出去该多丢人啊!我可得怎么办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坐在他身边的床上,和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如果你把你的案子交给法庭来裁决,”福尔摩斯对他说,“不被张扬出去,当然就不大可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可以使警方确信,这个案件不足以对你提出指控,那么又怎么会非将案子的详情公诸于报端不可呢?我很有把握地说,布拉兹特里特巡官一定会把你向我们所做的陈述记录下来,并且提交给有关当局。这样一来,案子就根本不会交由法庭来处理了。”
“上帝保佑您!”这个囚犯充满激情地高声叫喊着说,“我宁可去坐大牢,唉,甚至宁可被处决,也不愿让我那苦不堪言的秘密成为家庭的污点,而留给我的孩子们。
“我不曾向谁诉说过我的身世,这回跟你们说还是头一次。我父亲是切斯特菲尔德的小学校长,我在那里受过一流的教育。我在青年时期,酷爱旅行,喜好登台演戏,后来在伦敦一家晚报当了记者。有一天,总编打算通过一组报道系统地反映大城市的乞丐生活,我就自告奋勇来提供这批稿件。这就是我一生历险的真正开端。我只有乔装打扮,沿街乞讨才能收集到辑写这些报道的材料。我当过演员,当然学会了各种化装秘诀;由于我的化装技巧出类拔萃,在演员中我曾名噪一时。这时我的造诣恰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我把脸涂上化妆品,为了尽可能地把自己弄成一副可怜相,我用一小条肉色的橡皮膏,做成一块惟妙惟肖的大伤疤,再把上唇弄得卷起来,然后配上一头红发,穿上破衣烂衫,就在城里的商业区找了个地方,表面上是卖火柴,实际上是行乞。我就这样干了七个钟头,晚上回到家,我惊奇地发现,我竟然弄到了二十六先令零四便士。
“我写完了那些报道,就把这件事搁到脑后去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为一个朋友背书
了一张票据,可是我竟接到一张法院送达的令状,要求我赔偿二十五英镑。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的钱呢?急得我走投无路,可是,忽然间,我计上心来。我央求债主再宽限半个月,又请求老板给我几天假,随后我就乔装打扮,用这段时间在城里行乞。只用了十天时间,我就凑齐了这笔钱,还清了这笔债。
“噢,你们不难想到,把脸涂上一点儿化妆品,帽子往地上一放,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一坐,我一天就能挣两英镑;我了解了这些以后,再要安下心来辛辛苦苦地去做那份一星期才挣两英镑的工作,真是难上加难。金钱诱惑着我,自尊心也在作祟,我的思想斗争了很久,但是最后还是金钱占了上风。于是我放弃了记者生涯,日复一日地坐在我已经选好的那个街拐角。凭借着我那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尊容,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我口袋里的铜板塞得满满的。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隐秘,就是我在厄朴天鹅巷寄宿的那个下等烟馆的老板。在那儿,我可以早上以一个肮脏的乞丐面目出现,而到了晚上摇身一变,又俨然成了一位衣冠楚楚的浪荡公子。我给拉斯卡这个家伙支付高价房租,所以我心里清楚,他对我的隐秘会守口如瓶的。
“喏,没过多久,我就发觉我已经攒了一大笔钱。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伦敦街头的任何乞丐都能一年挣七百英镑—这个数还够不上我的平均收入哪—我是说,由于我有一手巧于化装的独到的本领,以及能言善辩、巧妙应酬的才能,而且是越练越精,我的这些有利条件,使我成为伦敦城里一个备受赏识的人物。每天从早到晚,面值不同的各色银币,像流水般哗啦哗啦地流进我的囊中。要是哪天弄不到两英镑,那就算是倒运的了。
“我越发财,就越贪婪。我在郊区买了一所房子,后来结婚有了家。没有谁怀疑过我真正从事的职业。我的爱妻只知道我在城里做生意,却不晓得我究竟干的是哪一行。
“上个星期一,我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营生,正在那家烟馆楼上的房间里换衣服,不料往窗外一看,忽见我妻子站在街心,大睁着两只眼睛正瞧着我。
“突如其来的这一切使我惊恐万状,我不觉惊叫了一声,连忙用手臂遮住脸孔,随即跑去找我的那个哥儿们,就是拉斯卡,恳求他阻拦任何人上楼来找我。
“我听到她在楼下的声音,但是心里清楚,不会让她上楼的。我飞快地脱下身上的衣服,穿上乞讨用的那身装束,接着就涂上化妆品,再戴上假发。这样一来,甚至连妻子的眼睛也无法识破这么地道的伪装。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也许要对这个房间进行搜查,而我的那些衣服可能会暴露我的身份。
“于是,我一把推开窗户,由于用力过猛,我那天清晨在卧室里割破的伤口又被碰破了。接着我抓起那件上衣,扔出窗外。通常,我把讨来的钱装在那个皮袋子里,当时我刚好把皮袋子里的铜板掏出来,塞进上衣的口袋里,所以那件上衣肯定沉甸甸的,掉进泰晤士河里就不见了。其余的衣服本来也要扔下去的,可就在这个当口儿,几个警察朝楼上跑来。不过,我得承认,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没过多大一会儿,我发现我竟然没有被认出是内维尔·圣克莱尔先生,而是被当作谋杀他的嫌疑犯给抓了起来。
“不知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需要我解释的地方。我当时已下定决心,要尽量保持住我化了装的模样,所以宁肯脸上肮脏不堪。我知道我妻子一定忧心如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取下戒指,乘警察没留神的当儿,连同匆匆写下的几行字一道托付给了拉斯卡,告诉我妻子大可不必担惊受怕。”
“她昨天才收到那封信。”福尔摩斯对他说。
“我的老天爷!这一个星期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拉斯卡这个家伙处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布拉兹特里特巡官说,“我很清楚,他要把那封信偷偷摸摸地寄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或许他把信交给了某个当海员的顾客,而那家伙却一连几天给忘得精光。”
“就是这么一回事吗,”福尔摩斯边说边点头表示赞同,“我相信确实如此。可是你从来没有因为行乞而被起诉过吗?”
“有过多次,但是一点儿罚款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可是,一切都必须就此打住,”布拉兹特里特说,“如果要警方不把这事张扬出去,休·布恩这个人就绝不能继续存在了。”
“我已经郑重其事地发过誓了。”
“要是这样的话,我想大概就不会再深究下去了。但是,你如果下次又被带到这里来,那我们可就要和盘托出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一定得跟您说,是您帮助我们澄清了这个案件,我们对您实在感激不尽。我渴望知道您是如何破案的。”
“我破这个案子,”我的朋友说,“全凭坐在五个垫子上,抽完一盎司劲儿很大的烟丝。华生,我看我们现在坐车回贝克街,刚好可以赶上吃早饭。”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前去探望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向他祝贺佳节。他穿了件紫红色睡衣,懒洋洋地斜靠在长沙发上,右边放了个烟斗,前面堆了一堆刚刚翻过的揉皱了的晨报。沙发边放了条木椅,椅子背挂着顶肮脏破烂的硬毡帽,帽子破烂不堪,好几处都裂了缝。椅子上放着放大镜和镊子,这说明帽子这样挂着是为了检查。
“你正忙,也许我打搅你了。”我说道。
“没关系,很高兴有一位朋友来和我一起讨论我研究的结果,这完全是一件毫无价值的东西。”说着,他竖起大姆指指了一下那顶帽子,“不过,同这东西相关的几个问题并不是索然无味的,甚至还能给我们一些教益。”
严寒已经降临,窗户的玻璃上结了晶莹的冰凌。木材火噼噼啪啪烧着,我坐在他那张扶手椅上,暖了暖双手,“我想这顶帽子尽管很不雅观,但它却和性命攸关的事情相连,就是说这条线索能使你解开某个疑团,帮助你去惩罚某种犯罪行为。”
“不,不,这并不是犯罪,”福尔摩斯笑着说,“这只不过是许多稀奇古怪的小事之一罢了。在一块几平方英里的弹丸之地,四百万人口拥挤不堪地住在一起,这类小事是少不了的。在这样众多的人们尔虞我诈的争斗之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些问题看起来十分惊人,十分古怪,但并非是犯罪,对于这类事情,我们早有经验。”
“是的,这种情况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说,“那就是我记录的最近发生的六个案子中,有三个完全与法律上的犯罪行为无关。”
“确切地说,你指的是我想找回艾德勒相片这件事,玛丽·萨瑟兰小姐奇案和歪嘴汉子这几桩案件吧。我不怀疑这件小事也属于法律上无罪的范畴。你认识看门人彼得森吗?”
“认识。”
“这就是他得来的战利品。”
“这是他的帽子吗?”
“不是,是他捡来的。现在还不知道这是谁的帽子。但不要因为这不过是一顶帽子而小看它,而应当把它看成需要动脑筋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说说这帽子的来历吧。它和一只大肥鹅一起在圣诞节早上被送到这里。我想,有人正在彼得森的炉前烧烤那只鹅。事情是这样的:圣诞节清早大约四点钟的时候,彼得森,你是知道的,为人淳朴诚实,他参加了一个小小的宴会后正取道托特纳姆法院路回家。在煤气灯下,他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背着一只白鹅,步履蹒跚地在他前面走着。当彼得森路过古治街拐角处时,这个陌生人忽然与几个流氓发生了争斗。一个流氓把他的帽子打落在地,于是他拿起棍子进行自卫,棍子四处挥舞,忽然身后的商店的橱窗玻璃被棍子砸得粉碎。”
“彼得森想挺身而出,帮助这个陌生人对付这帮无赖,但那人因打破玻璃而惊慌失措,这时又看见身穿警服的人向他冲来,于是他扔下鹅就跑,很快就消失在托特拉姆法院后面的那弯弯曲曲的小巷里。这样,现场只剩下两件战利品:一顶破毡帽和一只上等的圣诞大肥鹅。”
“显然,他是准备把这些东西归还原主吧?”
“我亲爱的朋友,难就难在这里。的确,这只鹅的左腿上系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献给贝克夫人’,帽子的里面也写着姓名的缩写‘H. B.’。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姓贝克的人成百上千,而名叫贝克的人又有数百,要在这么多的人中间找到失主,把东西还给他,绝非易事。”
“那么,彼得森怎么办呢?”
“他在圣诞节早上把鹅和帽子一起拿到我这里来了,因为他知道我对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也很感兴趣。这鹅我们一直留到今天上午。尽管天气冷,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把鹅吃掉,没有必要再留下。因此彼得森把鹅拿走了,结束了鹅的最后命运,而我则仍留着那位没能享受圣诞节美味并未曾露面的先生的帽子。”
“他没在报纸上登载失物启事吗?”
“没有。”
“那么,这个人的身份你有线索吗?”
“只有凭我们去推测了。”
“根据这顶帽子吗?”
“是的。”
“你真会开玩笑,根据这顶破旧的帽子能推出什么来呢?”
“这是我的放大镜,你知道我的方法。那个戴帽子的人的个性,你能推出什么来吗?”
我把手上的这顶帽子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又看,毫无办法。这是一顶普普通通的圆形黑色毡帽,硬邦邦的,破破烂烂的,不能再戴了。里面的红色丝绸衬里已经褪色,上面没有制帽商的商标,但是像福尔摩斯所说的那样,却有潦草的姓名缩写 H. B. 。为了不被风吹走,帽檐穿了个小孔,但是松紧带已经不见了。似乎为了掩盖帽子上的几块褪色的补丁,主人用墨水把补丁涂黑了。帽子到处开裂,布满了尘土,而且污迹斑斑。
“我看不出什么。”我把帽子还给我的朋友。
“不,你一定能看出来,华生。只是你还没有从你所看到的得出推论。你太缺乏信心了。”
“那么,请告诉我你从这顶帽子上推出了什么来呢?”
他拿起帽子,盯着它看,他那独特的思考方式反应了他的性格。“这顶帽子使人联想的东西也许少了一点,”他说道,“不过,有几点还是明显可以推出来的,而其他几点可能性也很大。从帽子的外观看来,这个人明显是个有学问的人,而且在过去的三年中,生活比较富裕,而目前已处于困境。”
“这人过去很有眼光,但是现在已今非昔比,家道衰落,他的精神也日益颓废。似乎他受到了某种有害的影响,也许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这点或许清楚地表明他失去了妻子的爱。”
“行了,亲爱的福尔摩斯!”
“可是,无论如何,他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自尊。”他没有理睬我的反对意见继续说道。
“这人是个中年人,一向深居简出,从来不锻炼身体,他的头发灰白,而且刚刚理过发,头发上涂了柠檬油,这是从帽子上能推理得出的比较明显的事实。顺便提一下,他家里绝不可能装有煤气灯。”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福尔摩斯。”
“绝不是开玩笑。难道在我把观察结果告诉你之后,你仍不知道这是怎么得来的吗?”
“我很迟钝,对这点我毫不怀疑;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明白你的话。譬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很有学问的?”
福尔摩斯啪的一下把帽子戴到头上—这就是他的回答。帽子正好罩着他的整个前额,压在鼻梁上。“这是个脑容量的问题,”他说,“这么个大脑瓜,脑壳里肯定有些东西吧?”
“他家道衰落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这顶帽子他买了三年,当时这种平沿、帽边向上翘的帽子很时髦。这是顶一流的帽子,瞧瞧这丝带和华贵的衬里。如果说这人在三年前能买得起这么价格昂贵的帽子,而以后再没有买过别的帽子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是在走下坡路了。”
“噢,这点清楚了,但是你说这个人‘有见识,’又说他‘精神颓废’,这又如何解释呢?”
福尔摩斯笑了笑:“这说明他有见识。”说着,他把手扣在钉松紧带用的小圆盘和搭环上。“卖帽子的从来不带这东西,这个人订做了这么一顶帽子,说明他有眼光,因为他用这种方法来防止帽子被风吹走。可是我们又看到松紧带坏了后,他又不愿重新钉一条,这点说明他已今不如昔,这也表明他意志日益消沉。同时,他用墨水涂抹帽子,掩饰其破旧,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尊心。”
“你的推理似乎合乎情理。”
“另外还有几点:这人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刚刚理过发,头上涂过柠檬油。这些都是通过对帽子衬里仔细检查了解到的。用放大镜看到许多被理发师剪刀剪下的整齐的头发碴儿。这些发碴儿粘在一起,而且有一种柠檬油的气味。你还会看到,这帽子上的尘土,不是街道上那夹着沙粒的灰尘,而是房间里那种棕色的绒毛状的尘土。这就说明帽子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挂在房间里的,而另一方面,衬里的湿迹表明这人经常大量出汗,所以说他不可能是身体锻炼得很好的人。”
“但是你刚才说到他的妻子,你说他失去了妻子的爱。”
“这顶帽子已经好几周没有刷过了。如果看到你的帽子上积满了个把星期的尘土,而你的妻子对此不以为然,让你这样戴帽出去,我担心你也很不幸失去了你妻子的爱了。”
“或许他还是个单身汉呢?”
“不可能的事,因为那天晚上他正准备把那只鹅做为礼物带回家送给妻子,表示友善,别忘了那系在鹅腿上的卡片。”
“你解答了每个问题,但是你是怎么知道他家里没有安煤气灯的呢?”
“一滴蜡烛油,或者是两滴蜡烛油,都可能是偶然滴上的;但是我看到至少有五滴,毫无疑问每滴蜡烛油都是由于经常和点燃的蜡烛接触才滴上的。无论如何,他绝不可能从煤气灯上粘上蜡烛油。现在你该相信了吧?”
“说得好,你真是头脑灵活,”我笑了起来,“但是正如你刚才所说,既然这里没有犯罪行为,那么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了。”
福尔摩斯刚要回答我的话,突然房门被推开,看门人彼得森冲了进来,他的脸涨得通红,看起来十分惊讶,茫然不知所措。
“鹅,福尔摩斯先生,那只鹅,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怎么了?是不是鹅又活了,拍着翅膀从厨房的窗户飞走了?”福尔摩斯转过身来,以便看清那张激动的脸。
“先生,你看我太太从鹅肚子中发现了什么东西!”他伸出手,手上拿着一颗闪闪发光的蓝宝石。宝石比黄豆小一点,但是十分洁净,亮晶晶,光闪闪,像电光一样在他黝黑的手中闪烁。
福尔摩斯非常高兴,马上坐了起来。“天呀,彼得森!”他说道,“这的确是件秘藏的珍宝哇!你一定知道你得到了什么吧?”
“是宝石,先生,是不是?一颗宝石,用它来切玻璃就好像切油泥一样。”
“这不是普通的宝石,而是那颗名贵的宝石。”
“是不是莫卡伯爵夫人的那颗蓝宝石?”我叫了起来。
“正是那颗!我近来天天看《泰晤士报》有关宝石的启事,当然知道宝石的大小和形状。这颗肯定是举世无双的珍宝。它的价值只能大概估计,但是悬赏的一千英镑肯定还没有这颗宝石市价的二十分之一。”
“一千英镑,我的天哪!”看门人一下跌倒在椅子上,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我和福尔摩斯。
“那不过是些赏钱而已,我的确知道伯爵夫人由于某种隐秘的感情考虑,只要她能找回这颗宝石,就是将家产的一半送人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没记错的话,那颗宝石一定是在‘世界宾馆’丢失的。”我说道。
“确实如此,是在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五天之前。一个叫约翰·霍纳的管道工,被指控从伯爵夫人的首饰盒里偷走了这颗宝石。因为他的犯罪事实确凿,此案已提交法庭。我想这里还有这事的记载。”他在那堆报纸里翻着,扫视着报纸的日期,最后把其中一张报纸摊得平平的,对折过来,念道:
“‘世界宾馆’宝石失窃案。约翰·霍纳,二十六岁,管道工,因本月二十二日从莫卡伯爵夫人首饰盒中偷窃一颗贵重蓝宝石而被送法院起诉。宾馆领班的证词如下:偷窃发生的当天,他曾带约翰·霍纳到楼上莫卡伯爵夫人的化妆室内,焊接已经松动的炉栅。他待了一会儿后就被人叫走。当他重新回到该房间时,发现霍纳已经离开,而这时梳妆台已被撬开,有一摩洛哥首饰盒空空的弃于台上。后来才知道伯爵夫人习惯将宝石存放该盒内。赖德马上报了案,霍纳当晚被捕。但霍纳身上及其家中并未发现宝石。伯爵夫人的女仆凯瑟琳证明曾听到赖德发现宝石失窃的惊呼声,并且证明她曾跑进房间目睹现场,情况与上述证人所述一致。B 区布雷兹特里特巡警长证明霍纳被捕时曾拒捕,并且强烈申辩自己清白无辜。但是因为以前有人证明霍纳曾有过偷盗行为,地方法官拒绝草率行事,已将此案移交巡回法庭处理。霍纳在审理中表现非常激动,宣判时昏厥后被抬出法庭。”
“行!警察局与法庭提供的东西也就这么多了,”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着,把报纸扔到一边去。“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按顺序理清楚这一连串的事件,把从首饰盒的被盗到托特纳姆法院路捡到的那只鹅的肚子的过程理清楚。你知道吗?我们的小小推论已使犯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无罪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这就是那颗宝石,那颗从那只鹅肚子里得到的宝石,而那只鹅则来自亨利先生。至于那位先生的破帽子及其对帽子的分析我已说过了。现在我们应该找到这位先生,搞清楚他在这小小的神秘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所有的晚报上刊登一则启事。如果这种方法不奏效,那么我们不得不使用其他的方法。”
“启事上登些什么呢?”
“给我拿支笔和一张纸来。好,下面就是启事的内容:
‘于古治街拐角处拾到鹅一只,黑色毡帽一顶。请亨利·贝克先生于今晚六点到贝克街 221 号认领。’
“这样写简单明了。”
“好,这样很清楚,可是他会看到这则启事吗?”
“当然能看到,他肯定会留意报纸的,因为对一个穷人来说,这损失够大的了。很显然,由于他砸了玻璃闯了祸,并且因彼得森向他靠近而惊慌失措,当时他只顾逃跑,顾不上别的事。可是,事后他一定会后悔的,后悔丢了只鹅。此外,因为报纸上登了他的名字,这一定会促使他看报,因为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告诉他去看报。彼得森,给你,快点把这启事送到广告公司去,一定要登在今天的晚报上。”
“哪家晚报,先生?”
“唔,《环球》、《星报》、《倍尔梅尔》、《詹姆斯》、《新闻晚报》、《回声》,随便哪家晚报都行。”
“是,先生。那宝石怎么办呢?”
“哦,宝石先放我这儿,谢谢你。另外,彼得森,你回家时买只鹅送到我这儿来,因为我得给这位先生一只鹅来代替你们一家吃的那只。”
看门人走后,福尔摩斯拿起宝石对着光仔细地看。“真是一颗举世无双的宝石,”他说,“瞧瞧宝石是多么晶莹璀璨呀!当然,又充满罪恶,每颗珍贵的宝石都是这样,这些宝石是魔鬼的诱饵。在更大更古老的宝石上,每一面都标志着一桩血腥的罪恶。这颗宝石问世还不到二十年,它是在华南厦门河边发现的。这宝石很奇妙,它是天蓝色而不是鲜红色,但是它有红宝石的一切特征,尽管它传世不久,不过已经有了一段不幸的历史了。这颗宝石重四十克,已经因它发生了两起谋杀案,一起用硝酸毁容案,一起自杀案,另外还有几起抢劫案。谁能料到这小小的漂亮装饰物竟是向绞架和监狱输送罪犯的供应商呢?我要把宝石锁在保险柜里,写封信给伯爵夫人,告诉她宝石已经找到了。”
“您是否认为霍纳这个人是无罪的?”
“现在不清楚。”
“好,那么您是否认为那个叫亨利的人和这事有牵连了?”
“我想他很可能是清白的。他不会想到他手里的这只鹅价值大大超过一只金子造的鹅。无论结果如何,如果我的启事得到答复的话,就能通过简单的检验证明这一点。”
“那么,在这以前,您没有什么要做的事吗?”
“是这样。”
“既然这样,我将继续我的日常工作,不过我会今晚在刚才您告诉我的时间回来,我很想知道这样复杂的事情的处理过程。”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七点吃晚饭,我会吃一只山鹬。顺便说说,鉴于目前的情况,也许我应该请赫德森夫人检查一下那只山鹬的嗉囊。”
有一个患者耽误了我一点时间,当我去到贝克街的时候,已经过了六点半了。我走近寓所时,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身穿一件带苏格兰帽的上衣,钮扣扣得严严实实的。他正站在屋外一个从扇形窗里照射出来的半圆形的灯光下。我到的时候,门正好打开,我们一起被领进了福尔摩斯的房间。
“我想你就是亨利·贝克先生。”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摆出一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样子欢迎客人。“请坐在靠壁炉的那张椅子上,贝克先生。今晚好冷呀,您的血管里的血液循环在夏天一定要比冬天强。喂,华生,你来得正是时候。这是你的帽子吗,贝克先生?”
“是的,先生,这当然是我的帽子。”
贝克高大魁梧,膀圆腰粗,大大的脑门,宽宽的、聪明的脸,灰白色的胡须,胡须下部呈尖形。他的鼻子和脸颊略显红,伸手时微微发抖,所有这些使人想起了福尔摩斯对他的特征的推测。他那褪色的黑色礼服大衣扣得严严的,领子竖着,大衣袖口里露出细细的手腕,上面并没有袖口或衬衣的痕迹。他说起话来有些吞吞吐吐,谈吐十分小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运气不佳的文人。
“这些东西我们留了好几天了,”福尔摩斯说,“我们当时很希望从失物启事上找到您的地址。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登寻物启事呢?”
客人难为情地笑了笑说:“我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钱了,我当时想既然那帮无赖抢走了我的鹅和帽子,想找回来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不想再花钱了。”
“你的话有道理,顺便说说,那只鹅,我们不得不把鹅吃掉了。”
“吃掉了?”客人十分激动,差点要站起来。
“是这样,当时如果我们不把鹅吃掉的话,那么那只鹅谁也吃不上。我想现在摆在餐柜的那只鹅重量和您的那只相当,而且十分鲜嫩,一定会使您满意。”
“哦,当然,当然是这样。”贝克先生松了一口气。
“当然,我们还留着您的那只鹅的毛、腿和肚子,等等。所以,如果您希望……”
贝克突然笑了起来。“这些东西作为那次经历的纪念也许有点用,”他说,“此外,我看不出这些东西对我有何用处。不,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我关心的将是餐柜上的那只美味的鹅。”
福尔摩斯很快地朝我看了看,耸了耸肩膀。
“这是你的帽子,还有你的鹅,”他说道,“顺便问问,你能否告诉我们那只鹅你是从哪里买来的?我对饲养家禽有兴趣,如此肥硕健壮的很少见到。”
“当然可以,先生,”他站了起来,把刚刚得到的鹅夹在腋下,“我们周围的一些人经常到博物馆附近的阿尔法小酒店喝酒,因为我们白天待在博物馆里。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店主?他叫温狄盖特,今年他办了个俱乐部。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周都向俱乐部交几便士,这样每个人都在圣诞节时收到俱乐部送的一只鹅。我总是按时付钱。后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先生,戴这样一顶苏格兰帽子与我的年龄不符,也不符合我的身份,而您使我受益匪浅,在此深表感谢。”他向我俩严肃地鞠了一躬,显得十分滑稽而自负,然后大步离开了房间。
“贝克的事情现在完了,”福尔摩斯说着把门关上了,“很清楚,他对这事一无所知。你饿了吗,华生?”
“不很饿。”
“那么我建议推迟吃晚饭,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趁热打铁。”
“好,就这样。”
晚上寒风凛冽,我们都穿了长大衣,围了围巾。户外,星星在无云的夜空闪闪发光,过往的行人吐出的气变成冷雾,就好像许多手枪正在射击。我们的脚步声清脆而响亮。大步穿过医师住区,威姆波尔街,哈利街后,又经过威格摩街到了牛津街,一刻钟后,我们来到了博物馆附近的阿尔法酒店。
店子很小,位于霍尔伯恩的一条街的拐弯处。福尔摩斯推开这家私人酒店的门,从满脸红光、腰系白围裙的老板那里要了两杯啤酒。“如果你的啤酒也和你的鹅一样出色,那肯定是最好的啤酒了。”他说道。
“我的鹅?”店主似乎很惊讶。
“是的,半个钟头以前我刚和你们俱乐部的会员贝克先生聊过。”
“哦,是这么回事。可是,先生,那些鹅不是我们的。”
“真的?那么鹅是谁的呢?”
“哦,我从考文特园的一个推销员那里买来的,共二十四只。”
“真的?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我认识,是哪位?”
“他叫布莱肯利奇。”
“哦,这位不认识,好了,老板,祝你健康,生意兴旺。再见。”
“现在就去找布莱肯利奇。”我们离开酒店后,马上就遇到了一股冷气。
福尔摩斯一边扣着外衣一边说:“华生,请记住,在锁链的这一头,我们只找到了鹅这种普通的东西,但是在另一头,一定能找到肯定会被判七年刑的人,除非我们能找到他是无罪的证明。无论如何,已经有了一条被警察忽视了的线索,这条线索碰巧落入我们的手里。我们一定要顺藤摸瓜,直到水落石出。咱们快朝南走吧!”
穿过霍尔伯恩街后,我们又拐入恩德尔街,经过道路弯曲的贫民区后,来到了考文特园市场。一个大货摊的牌子上写着布莱肯利奇的名字。店主的脸长长瘦瘦的,留着整整齐齐的络腮胡子,他正跟一个小伙计一起在收摊。
“晚上好,夜晚多冷啊!”福尔摩斯说。
店主人点了点头,带着怀疑的神态看了看我的同伴。“看样子鹅都卖完了。”福尔摩斯指了指空空的大理石柜台说。
“明天早上来,可以卖给你五百只。”
“那太晚了。”
“好吧,亮着煤气灯的那个货摊上还有几只。”
“哦,是人家介绍我到你这儿来的。”
“那是谁?”
“阿尔法酒店的老板。”
“哦,是的。我曾给他送去了二十四只。”
“那些鹅很不错。你是怎么搞来的?”
这个问题竟然使得店主十分愤怒,这使我感到惊讶。“先生,”他昂起头,叉着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请你把话说明白点。”
“我已经十分直截了当,我非常想知道卖给阿尔法酒店的那些鹅是从哪里来的。”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不想告诉你,就这样!”
“哦,这是一件小事,但是我不懂你为什么为件小事而发火?”
“发火!如果你也被人纠缠不休的话,你也一定要发火的。我花钱买好货,这就不行了吗?可是你老是要问:‘鹅哪来的?’‘鹅卖给谁了?’‘你们用这些鹅换些什么?’听了这些唠唠叨叨的问题后,也许会使人认为这些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了。”
“哦,我与说这些话的人毫无关系,”福尔摩斯毫不在意地说,“如果你不愿意告诉我们的话,我打的赌就输了。我要说的就是这样,我会坚持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打了五英镑的赌,我敢肯定说我吃的那只鹅是在农村喂大的。”
“嘿嘿,你的五英镑肯定输了,鹅是在城里喂大的。”店主说。
“不会的。”
“是这样。”
“我不信。”
“我从当小伙计的时候就开始和家禽打交道,你以为你会比我还内行吗?告诉你吧,那些送到阿尔法酒店去的鹅全是城里喂大的。”
“你不可能使我相信这一点。”
“你愿意打赌吗?”
“这你肯定输钱了,因为我想我是对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出一个金镑的钱来和你赌,教训教训你,让你不要固执己见。”店主哼哼笑了起来。“拿账本给我,比尔。”他叫道。那伙计拿来了一本薄薄的小账本和一本封面满是油迹的大账本,把两本都放在吊灯下。
“喂,过分自信的先生,”店主说,“刚才我以为鹅都卖完了,可是,在关门之前,店里还剩一只鹅,看见小账本了吗?”
“怎么啦?”
“那里就是卖鹅给我的人的名单,清楚了吗?瞧,这一页的名字是乡下人,名字后的数字是总账的页码,他们的账户就在那一页。看!看见红墨水写的那一页吗?这张是城里人的名单。这里,看看那三人的名字,念给我听。”
“奥克肖特太太,住布利克斯顿路 117 号—第 249 页。”福尔摩斯念道。
“正是这样,现在看看总账吧。”
福尔摩斯翻到了那一页。正是这里,奥克肖特太太,布利克斯顿路 117号,鸡蛋和家禽供应商。
“最后一笔账是在什么时间?”
“十二月二十二,二十四只鹅,收购价七先令六便士。”
“对,是的,那么下面这一行呢?”
“‘卖给阿尔法酒店温迪盖特,售价十二先令。’”
“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福尔摩斯显得十分气恼的样子。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镑的硬币扔在大理石柜台上,带着一股难以言状、十分不悦的神情走开了。离开几步后,他站在路灯柱子下,会心地笑了。
“当你遇到留着络腮胡子的人,而他又不愿告诉你秘密时,你总是能用打赌的方法使他吐露真实情况,”他说,“我敢说,如果我刚才给那人一百镑,他也不可能像打赌那样向我提供那么多的情况。哦,华生,真想不到调查就快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晚上我们就应该到奥克肖特太太那里去,还是等明天再去。从那家伙粗鲁的言谈中,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除了我们两人以外,另外还有人想急于了解此事,因此,我应该……”
突然一阵喧闹声打断了他的话,叫声是从刚才的那个货摊上传来的。回头一看,一个鬼头鬼脑的矮个子正站在发出黄色光晕的吊灯下。那个店主堵在货摊门口,向那畏畏缩缩的人气势汹汹地挥着拳头。
“你和你的鹅真讨厌!”他大叫,“一起见鬼去吧!如果你再胡扯来烦我的话,我就让狗来咬你。你去叫奥克肖特太太来,我会告诉她。这和你有什么关系?鹅是我买来的呀?”
“不,话虽如此,里面有一只鹅是我的呀?”矮个子沮丧地说。
“行了,你去找奥克肖特太太吧。”
“她要我来找你要。”
“噢,你去问普鲁士国王要吧,我可管不了。好了,我已经听够了,滚蛋吧!”他气汹汹地冲上前去,那人立即消失在黑夜之中。
“哈哈,这样省得我们去布利克斯顿路了,”福尔摩斯轻轻对我说,“跟我来,看看能从这家伙身上得到些什么。”我们穿过挤在灯火通亮的店铺周围三三两两闲逛的人群,福尔摩斯抢先追上那矮个子,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人很快转过身来,在灯光下看到那人面容惨白,毫无生气。
“谁?你想干什么?”他带着颤抖的声音说。
“对不起,”福尔摩斯温和地说,“刚才无意中听到你对那店主所说的话,也许我能帮帮你。”
“你能?你是谁?你如何知道这件事?”
“我叫福尔摩斯,知道别人不清楚的事是我的事。”
“但是这事你知道些什么?”
“对不起,这事我全知道。你使劲找那几只鹅,是布利克斯顿路的奥克肖特太太卖给那叫布莱肯利奇的店主的,他又卖到阿尔法酒店温迪盖特先生,温先生又转给他的俱乐部会员亨利·贝克先生。”
“呀,先生您就是我正要找的人,”矮个子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叫道,“我说不清我对这事是多么有兴趣啊!”福尔摩斯叫了一辆正路过的四轮马车,“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必在寒冷的街市上谈话,最好到一间舒服的房子里去细细地谈谈。”他说,“但是,离开之前,请问我乐意效劳的先生的大名。”
矮个子犹豫了一阵,瞟了瞟眼说:“我叫约翰·鲁宾逊。”
“不,不是的,我问的是你的真名,”福尔摩斯和气地说,“办事用化名很不方便。”
那陌生人的脸唰地涨得通红。“行,真名叫詹姆斯·赖德。”
“完全正确,‘世界宾馆’的领班,请上马车吧!我马上就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告诉你的。”矮个子愣在那里,来回打量着我们,眼神半是疑惑,半是希望。这正是一个处于吉凶未卜的境地,对自己的前途忐忑不安的人的表情。跟着他上了马车,在车上我们都默不作声,一言不发。我们的新伙伴呼吸微弱,两手时而紧握,时而放松,透露出内心的极度紧张。半小时以后,我们回到了贝克街的起居室。
“我们到家了!”我们走进屋子时,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在寒冷的天气里熊熊炉火是很令人惬意的。你好像很冷,赖德先生。请坐在这把藤椅上吧。在解决你这件小事之前,让我先换上拖鞋。噢,好了,你想知道那些鹅的情况吧?”
“是的,先生。”
“我想,或者更确切地说,你想知道那只鹅的情况吧。我想你最感兴趣的是一只尾巴上有一道黑斑的白鹅。”
赖德激动得抖了一下。“啊,先生!”他喊道,“您能告诉我这只鹅的下落吗?”
“它来过我这里。”
“这里?”
“是的,这的确是只最奇妙的鹅。你为什么对这只鹅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一点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这鹅死后下了一枚蛋,世界上最美最亮的、罕见的、小小的蓝色的蛋。我已经把它珍藏在我的博物馆了。”
客人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右手扶着壁炉架。福尔摩斯打开保险箱,举起那蓝宝石,宝石闪闪发光,像一颗耀眼而寒冷的星星。赖德拉长了脸,愣愣地望着,不知所措。
“这场戏该收场了,赖德,”福尔摩斯平静地说道,“站稳,赖德,小心掉进壁炉里。扶他坐下,华生,他还不敢若无其事地去犯罪,给他喝点白兰地。行了,现在他似乎有点醉了。真的,他多么瘦小啊!”
矮个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但差点又跌倒。喝了点白兰地后,他的面颊有了点血色。他又坐了下来,恐惧地盯着福尔摩斯。
“我现在几乎了解了这案子的全过程,并且掌握了可能需要的所有证据。没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的了。但为了圆满地结案,我们还是把这件小事搞清楚吧。赖德,以前你听说过莫卡伯爵夫人的蓝宝石吗?”
“是凯瑟琳·丘萨克告诉我的,”他支支吾吾地说。
“哦,伯爵夫人的女佣。当然,这样一大笔横财对你同样很有诱惑力,就像它曾经引诱过比你更有本事的人一样;但是,你的伎俩并不十分高明。赖德,我想你天生就是一个十分狡猾的恶棍。你清楚管道工霍纳这个人以前曾有偷窃行为,所以人们很容易怀疑到他。那么你做了些什么呢?你和你的同谋丘萨克在伯爵夫人的房里安排了个小小的骗局。你们想法把霍纳叫到房里来,他一离开,你就撬开了首饰盒,接着你大叫发现了房间被盗,使这个不幸的人被捕。然后你……”
赖德一下子跪在地毯上,抓住我朋友的双膝哀求说:“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可怜可怜我吧,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这会使他们十分伤心。以前我从来没做过坏事!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我可以发誓。哎呀,千万别把这件事弄上法庭!看在基督的份上,千万别这样做!”
“回到椅子上去!”福尔摩斯厉声说,“现在你倒知道求饶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可怜的霍纳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送上了被告席上。”
“我要逃走,福尔摩斯先生。我要离开这个国家,先生。这样,对霍纳的指控也会随之撤销。”
“哼,会谈这个问题的。先看看这戏的第二场吧。老实交代,这颗宝石是怎样进了鹅肚里,那鹅又是怎样流到市场上去的呢?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这是能使你平安的唯一的方法。”
赖德舔了舔他那干裂的嘴唇。“我一定告诉你实情,先生,”他说,“霍纳被捕后,我想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带着宝石逃走,但我担心警察会在什么时候搜查我和我的房间。但是,宾馆里没有安全的地方。我装成出去办公事离开宾馆,到我姐姐家去走了一趟。她与奥克肖特结了婚,住在布利克斯顿路。她以养鹅为业。一路上我碰到的每个人好像都是警察或侦探。那天天气很冷,但到达那里之前,我已是满脸大汗了。姐姐问我为什么脸色发白,我说是因为宾馆里发生的一桩珍宝失窃案搅得我心神不宁。然后,我抽着烟斗走进后院,盘算着怎样做,以防万一。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叫莫兹利,做过坏事,在培恩顿威尔服刑刚满释放。一天我碰到他,他就和我谈起怎样盗窃,如何将赃物出手的方法。他有一两件事的把柄在我手里,我有把握他不至于出卖我,于是我就打定主意上基尔伯恩去找他,把我的秘密告诉他,让他教我如何把宝石变成金钱。但是,怎样才能安全到达他那里呢?我想起到姐姐家来的路上惶惶不安的心情。恐怕随时我都会被逮捕,被搜查,而宝石就放在我背心的口袋里。我靠在墙上,看着一群鹅在身边一摇一摆地走来走去,突然我计上心来,我相信这一定能瞒过最厉害的侦探。
“几周前,姐姐曾经告诉我,让我从她喂的鹅中挑选一只,做为送我的圣诞礼物。我知道,姐姐说话算数,还不如马上把鹅带走,这样就可以把宝石藏在鹅肚里,带到基尔伯恩去。姐姐院子里有个小棚屋,于是我从屋后赶出一只大白鹅,鹅尾巴后有道黑斑。我抓住鹅,撬开它的嘴,把宝石塞进它的咽喉,一直往下塞。鹅一口把宝石吞了下去,我摸了摸宝石,它已经顺着食道进入嗉囔。那鹅尽力拍打翅膀奋力挣扎着。这时,姐姐闻声从屋里走出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当我们谈话之间,那只鹅猛地挣脱,拍着翅膀跑回鹅群去了。
“‘你抓那鹅做什么,杰姆?’她问我。
“‘哦,’我说,‘你不是答应过我,要送我一只鹅做为圣诞礼物吗?我试试哪只鹅最肥大。’
“‘哦,’她说,‘准备给你的鹅早就留起来了,取名叫杰姆,就是那边的那只大白鹅。我总共喂了二十六只,其中一只给你,另一只我们自己吃,还有二十四只拿去卖。’
“‘谢谢你,麦琪,’我说,‘如果这些鹅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话,我想要刚才我抓到的那只。’
“‘我们给你留的那只比刚才那只要重三磅,那是我们特意为你喂肥的。’“‘没关系,我要刚抓到的那只,我现在就打算把鹅带走。’我说。
“‘好,随你的便,’她有些生气地说,‘那么你要哪只呢?’‘那只尾巴上有道黑斑的白鹅,就在鹅群里。’
“‘哦,宰了它,你就带走吧。’就这样,我按姐姐所说去做了,福尔摩斯先生。于是,带着这只鹅,我来到了基尔伯恩。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伙伴,因为他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他乐不可支。我们用刀把鹅开了膛后,我的心里立即凉了半截,因为肚子里根本没有蓝宝石。我明白一定是出了差错,于是扔下鹅,急急忙忙赶到姐姐家,赶紧奔向后院,竟发现一只鹅也没有了。
“我叫道:‘麦琪,那些鹅都在哪儿?’
“‘已经上市了,杰姆。’
“‘送给哪家店子啦?’
“‘考文特园的布莱肯利奇店。’
“‘当中有没有尾巴上有道黑斑的鹅,和我挑的那只一样?’
“‘有,杰姆,有两只这样的鹅,我也分不清。’
“这样,我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立即赶到布莱肯利奇店,但是店主早把所有的鹅都卖完了。鹅卖往哪里去了,他一点也不肯说。今晚我们的谈话你都听到了,他老是那样地答复我。连姐姐都以为我发疯了,有时我自己也觉得我疯了。现在我被打上了盗贼的印记,虽然还没有出卖我的人格。求上帝宽恕我吧,求求上帝饶恕我吧!”他双手捂着脸抽泣着。很长的时间,房子里寂静无声,只能听见矮个子沉重的哭泣声和福尔摩斯的手指有节奏地叩击桌子边的响声。
“给我滚!”福尔摩斯叫道。
“您说什么,先生?哦,上帝保佑您!”
“废话少说,滚蛋吧!”
什么也不必说了,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是关门声,后来又从街上传来一阵清晰的脚步声。
“到现在为止,华生,”福尔摩斯边说边去拿他的那只陶土烟斗,“警察还没有请我去告诉他们并不了解的案情,如果霍纳遇上危险,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这家伙不可能出面去指控他了,这案子就会不了了之。这人不会再干坏事了,因为他已吓得魂不附体了。如果送他去坐牢的话,他会一辈子成为罪犯。此外,目前正是大赦时期,我们为何不如此而为呢?偶然遇上这个奇特的问题,解决了也就是对它的报酬。假如你愿意按按门铃的话,医生,我们可以开始调查另一案子,仍旧与家禽有关。”
八年中,我认真研究了我的朋友福尔摩斯的破案方法,记下了七十几个案例。我翻了翻这些案子,发现不少案子是不幸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喜剧性的,当中不少稀奇古怪,但是却没有平平淡淡的。可以说,他干这行与其说是为了获取报酬,还不如说是他热爱这工作中的技艺。除了案情独特或者荒唐离奇外,他不参加任何普普通通的案子的侦破。在所有这些千变万化的案子中,我还想不起哪起案子比萨利郡斯托克莫兰的有名的罗伊洛特家族的案子更有特色的了。这事发生在我刚认识福尔摩斯后不久。当时,我俩都是单身汉,同住在贝克街的一所寓所里。本来我早可记下这件事,但是我做过严守秘密的保证,所以一直等到上个月我曾做过保证的那位女士不幸去世,我才有机会解除这一承诺。现在是让世人明白真相的时候了,因为外界对格利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死因有着种种传闻,这些沸沸扬扬的传闻使得事情更加耸人听闻。
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三年四月。一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平常爱睡懒觉的福尔摩斯这时却穿戴整齐地站在我床边。壁炉架上方的钟才七点一刻,我吃惊地向他眯了眯眼睛,心里有些不悦,因为我的生活是有规律的。
“对不起,打扰你了,华生,”他说,“今早我们真不走运,先是赫德森太太被敲醒,后来她好像要报复似的又把我吵醒,现在我来叫醒你。”
“那么,出了什么事,失火了吗?”
“不是的,来了个顾客。好像是一个年轻女士,她非常激动,非要见我不可。现在她在起居室等候。你看,如果有位女士一大早就在大都市转来转去,甚至把人从床上叫起,那么她肯定会有急事,因为她必须找人商量。如果这是件有趣的案子的话,我希望你一开始就了解情况。我想应该叫醒你,给你了解情况的机会。”
“老兄,我不会放弃这机会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观察福尔摩斯进行专业调查,欣赏他迅速的推论。他的推论很快,就像只靠直觉就做出来的一般,总是以逻辑为基础,凭这些方法解决了顾客提出的难题。我很快穿好衣服,几分钟就做好了准备,和我的朋友一块来到楼下的起居室。一位女士坐在窗前,穿着黑色衣服,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看见我们走进房她马上站了起来。
“早上好,小姐,”福尔摩斯高兴地说,“我叫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是我的密友与伙伴华生大夫。他在这里,你不必担心,你可以像和我一样谈话。好,赫德森太太想得很周到,很高兴她已生了炉火。请靠近火坐,我叫人给你端杯热咖啡,你在发抖。”
“并不是因为冷发抖。”那女人低声说,她应邀换了个座位。
“那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害怕和恐惧。”说着,她撩起了面纱。可以看出,她的确是十分焦虑。她的脸色发白,神情不安,双眼恐惧,活像一头被追逐的动物,让人同情。看起来她三十来岁,但是头发中夹着几缕白发,面容憔悴,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福尔摩斯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你不要害怕,”他向前挪了挪身,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手臂安慰她,“不要担心,我们很快就会把事情办好,我知道,你是乘火车来的。”
“那么,你认识我?”
“不,你左手的手套里还有一截回程票。你一定动身很早,而且在到达车站之前还坐过双轮单马车在凹凸不平的泥地走了很长一段路。”
那女士大吃一惊,迷惑不解地望着我的同伴。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亲爱的小姐,”他笑着说,“你外套的左臂上,至少有七处有泥,这些都是新溅上的,除了双轮单马车外,其他的车不会这样甩泥,并且只有你位于车夫的左侧才会这样。”
“不论如何,你说得很对,”她说,“我六点离家,六点二十到了莱瑟赫德,随后坐开往滑铁卢的第一趟火车来的。这么下去我再也受不了,先生,我会发疯的。没人帮我,只有一个可怜的人关心我,可他也帮不了。我听人说起过你,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法林托歇太太说的,她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救过她。我现在处于黑暗的深渊,请给我指出一线光明之路吧。虽然我现在还无力付酬,但再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我就会结婚,那时我就可以支配我的收入。你会发现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福尔摩斯走到办公桌前,打开抽屉的锁,拿出一本小小的案子记录本,翻了翻。
“法林托歇,”他说,“对,我想起来了,是一件猫眼宝石冠的案子。华生,那还是你来以前的事。小姐,我要说的是,我愿为你效劳,就像我曾经为你的朋友效过劳那样。说到报酬,我的职业就是报酬;但是,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多少支付我在此案可能支出的费用。现在,请把一切有可能帮助我们破案的事情告诉我们吧。”
“唉,”客人回答说,“我的处境十分糟糕,因为使我担惊受怕的东西我也模模糊糊,而这种担心完全是由一些小事引起。在别人看起来,这些事不足挂齿。所有的人,包括最应该帮助我的人,都把我所告诉他的这一切看成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人的想入非非。虽然他没有这样说,但我从他的安慰性的回答和回避问题的神态中就可以看出来。福尔摩斯先生,听说你能看出人们心中隐藏的邪恶,请告诉我,在这危难当头的时刻,我该怎么做。”
“我在仔细地听着,小姐。”
“我叫海伦·斯托纳,和继父住在一块,他是萨利郡西部斯脱克莫兰的罗伊洛特家族的。也就是英国最古老的撒克逊家族之一中的唯一后裔。”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说,“这个家族名字很熟悉。”
“这个家族曾经是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地产宽广,超出了本郡,北起伯克郡,西至汉普郡。但到了上世纪,连续四代子孙都荒淫浪荡,至摄政时期
终于因为一个赌棍而倾家荡产。现在,除几亩土地和一座有两百年历史的古宅外,一无所有,就连那所房子也抵押得所剩无几。这家族的最后一位地主在那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继父,认识到他必须努力自强,从亲戚那里借钱学医,获得了医学学位,后出国到加尔各答行医。在那靠他的医术和坚强的个性,业务十分兴旺。但是由于家中数次被盗,一怒之下,将当地管家打死,于是坐牢多年。后来他回到英国,成了脾气暴躁,失意潦倒的人。
“罗伊洛特医生在印度娶了我母亲,那时母亲是孟加拉炮兵司令斯托纳少将的年轻的遗孀。我和朱丽娅是孪生姐妹,母亲再婚时,我俩才两岁。她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每年收入上千英镑。我们和罗伊洛特医生同住时,她立下遗嘱把财产全部给他,但是有个条件,这就是在我们婚后,每年付些钱给我们。我们回国不久后,母亲过世,她是在克鲁附近的一次火车事故中遇难的。此后,罗伊洛特医生放弃了在伦敦开业的打算,带我们姐妹俩到斯托莫兰祖先留下的古老住宅生活。母亲留下的钱足够生活之用,我们看样子会生活幸福。
“但是,这时继父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开始,邻居都很高兴罗伊洛特后裔返回这古老的邸宅,可是他一反常态,不再和邻居来往,闭门不出,深居简出,总是和人们大吵大闹。这种疯狂的脾气,在这个家族里有遗传。我想是因为继父久居热带地域,使得坏脾气越来越糟。屡次争吵,丢尽脸面。其中两次,一直闹上法庭。结果他成了村子里人人望而生畏,避而远之的人。
“因为他力气大,发起火来,没人拦得住。
“上周他把村子里的铁匠从栏杆上摔进了小河,我花尽了所能得到的钱后才避免了出丑。他除了四处流浪的吉普赛人外,没有其他朋友。他让流浪者在家族地位的象征地—几亩荆棘地上扎营。他常去他们的帐篷中接受他们做为回报的款待,有时他和吉普赛人一块流浪数周。他非常迷恋一位记者送给他的印度动物—一头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这两只动物在他的土地上随意乱跑,村里人就像害怕这些动物的主人一样害怕它们。
“依上所述,你们知道我和可怜的朱莉娅几乎缺乏生活的乐趣。别人都不愿跟我们生活,我俩长期操持所有的家务。姐姐死的时候才三十岁。可是她早已头发斑白了,甚至和我现在的头发一样白。”
“那么,你姐姐已经死了?”
“她是两年前死的,我想对你说的正是有关她去世的事。你知道,由于我们过着我刚才说的那种生活,因此几乎见不到任何和我年龄相仿和地位相同的人。不过,我们有一个姨妈,是母亲的妹妹,叫霍洛拉·韦斯法尔小姐,是个老处女,住在哈罗附近,继父偶然也允许我俩到她家去做客。两年前的圣诞节,朱莉亚在她那里认识了一位领半薪的海军陆战队少校,和他有了婚约。我姐姐回家后,继父知道这事后,也未表示异议。但是,离举行婚礼不到两周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使我失去了唯一的伴侣。”
福尔摩斯躺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头枕在椅垫上。这时,他半睁着眼睛,瞧了瞧客人。
“请仔细说说经过。”他说。
“这不难,那可怕的时间里发生的每件事,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刚才说过,庄园的邸宅非常古老,只有侧房还住着人,卧室在一楼,起居室位于房子的中间位置。这些卧室中第一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第二间是我姐姐的,第三间是我自己的。这些房间互相不通,但是房门都朝同条过道开着。
“我说清楚了没有?”
“十分清楚。”
“这三间房子的窗户都朝着草坪。出事的那天晚上,罗伊洛特医生一早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但他并未入睡,姐姐被他的印度雪茄烟味呛得受不了,而他抽这种烟已成瘾。这时,她离开她的房,来我的房里坐了些时候。十一点时,她起身回去,但是走到门口处,她停下回过头来。
“‘海伦,’她说,‘在深夜的时候,你听见过有人吹口哨吗?’
“‘从未听到过。’我说。
“‘你睡时,不可能吹口哨吧?’
“‘不会的,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这几晚,早上三点左右,我总是清楚地听见口哨声。我晚上很容易被吵醒,所以很快就醒了。说不准声音从哪来,可能是隔壁,也可能来自草坪。我想问问你是否也听见了。’
“‘没有,从未听见,肯定是园子里的那些讨厌的吉普赛人。’
“‘很可能。但如果从草坪那里来,那为什么你没听见呢?’
“‘我比你睡得沉些。’
“‘好了,这没什么关系。’她回过头冲我笑了笑,然后关上门。过了一会,就听见她开门锁的声音。”
“怎么啦?”福尔摩斯说,“你们是不是习惯把自己锁在屋里?”
“是的。”
“为什么?”
“我刚说过,医生喂了一头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如果不锁门,就觉得不安全。”
“哦,是这样。请继续说下去。”
“那晚,我睡不着。模模糊糊地感到大难临头。你知道,我俩是孪生姐妹,这种微妙的血缘纽带使我们心心相通。那是个狂风暴雨降临之夜,雨点打在窗户玻璃上。突然,风雨声中传来了女人恐惧的尖叫,我听出这是姐姐的声音。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下,围上一条披巾,就冲到了过道上。在我开房门的时候,似乎听见声口哨声,就像姐姐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一声哐啷声,就像金属落在地上。我跑了过去,看见姐姐的门锁已开,房门正慢慢地在动。我吓坏了,盯着看,不知什么会从房里出来。借助过道的灯光,我看到姐姐出现在门口,她的脸惊恐而苍白,两手摸索着求救,身子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摆摆。我冲上去抱着她。这时她全身乏力,跌倒在地,像一个正在经受剧烈痛苦的人一样翻滚挣扎,四肢在可怕地抽动。开始我以为她不知道是我,但是当我弯下身抱她时,她突然发出悲惨的尖叫,这声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喊着:‘海伦,是那条带子,那条带斑点的带子!’她好像还想说些什么,把手举起来,指着医生的房间,但是又抽泣了起来,说不出话来。我赶快跑出去,大声叫喊继父,看见他正在穿衣服。他急忙从他房间跑来。他给她喝了白兰地,并请来了村里的医生,但毫无用处,因为她快死了,后来再也没有醒来。这就是我亲爱的姐姐的悲惨终结。”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你能肯定那口哨声和金属的响声吗?”
“郡验尸官也是这样问我。我听到了,忘不了。但是在风雨声中和老房子的吱吱声中,也可能听错。”
“你姐姐还穿着白天穿的衣服吗?”
“不,她穿着睡衣。右手还有一根烧焦了的火柴棍,左手拿着个火柴盒。”
“这表明出事时,她划过火柴,看过四周。这点很要紧。验尸官说什么?”
“他仔细地作了调查,因为罗伊洛特医生在郡里名声很臭,但找不出令人信服的死因。我可以证明,房门总是从里面锁住,窗子也有带宽铁条的老式百叶窗挡着,每晚都关得严严实实,墙壁都仔细检查过,都很坚固,地板也检查得很彻底。烟囱很宽,有四个大锁条闩上了。可以肯定的是,出事时只有姐姐一个人在房里。此外,她身上没有被强暴过的痕迹。”
“会不会是下了毒?”
“医生们做了检查,查不出来。”
“那么,你认为这不幸的女士是什么原因致死的呢?”
“尽管很难想象是什么造成她的恐惧,但我相信她死于恐惧和震惊。”
“那时,园子里有吉普赛人吗?”
“有,那里几乎总有他们。”
“噢,从她说到的带子—带斑点的带子,你推想出什么来了吗?”
“有时候我想,那不过是些神志不清楚时的胡话,有时又以为这指的是一帮人,或许就是那些吉普赛人。他们有许多人戴带点子的头巾,我不清楚是否可以说明她指的是那个斑点。”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似乎这些说法完全不能使他满意。
“这里很复杂。”他说,“请继续往下说。”
“从那以后,过了两年,一直到现在,我比以前更加孤独。然而,一个月前,很幸运有位认识多年的朋友向我求婚,他叫波西·阿米塔奇,是阿米塔奇先生的二儿子,住在里丁附近克兰活特的阿米塔奇先生的二儿子。我继父对这件婚事没有表示反对,我们计划在春天结婚。两天前,这所房子西侧的房子开始进行维修,我卧室的墙壁打了些洞,所以我只好搬到我姐姐去世前住的那间房里去住,睡在她睡过的那张床上。昨夜,我睁大眼睛躺在床上,回忆起她那可怕的遭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听到了预示姐姐死亡的口哨声,我当时被吓坏了!我赶紧起来,点着灯,但是在房里什么也没见着。但是我实在是吓得魂飞魄散,不敢重新上床入睡。我穿好了衣服,一大早,我悄悄地走出来,在邸宅对面的克朗旅店雇了一辆马车,坐车到莱瑟黑德,又从那里乘车来到你这儿,来这儿的目的是来拜访您,请您指教。”
“你这样做很对,”我的朋友说,“但是你是不是全说了?”
“对,全说了。”
“没有,罗伊洛特小姐,你在袒护继父。”
“呀,你是什么意思?”
这时,福尔摩斯挽起那只黑色花边袖口的褶边,她的手放在膝上,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那白皙的手腕上有五块青紫的伤痕,五个指印。
这女人满脸通红,遮住手腕说:“他身强力壮,可能不清楚他自己的力气。”
大家长时间地沉默不语,而福尔摩斯则手托下巴,望着燃烧着的炉火。
后来他说:“这案子非常复杂,在采取行动以前,要了解许许多多细节。不过,现在再也不能耽搁。如果我们明天去斯特克莫兰,能不能去看看房子而不让你继父知道这事?”
“刚巧他说今天要进城办件要紧的事,很可能全天都不在家,这样就不会碍事了。我家有个管家,她上了年纪而且很笨,很容易打发开。”
“非常好,华生,去一趟你不反对吧?”
“完全同意。”
“那么我们俩都去。你还有什么事要办吗?”
“现在进了城,还要办一两件事。我会坐十二点钟的火车回家,好在那里等你们。”
“你可以在正午后等我们。我有点业务上的小事需要处理,你留一会儿吃早饭吗?”
“不,我该走了。向你们吐露心事后,觉得轻松多了。期望下午见到你们。”说完她拉下那厚厚的黑面纱,轻轻地走出房间。
“华生,你是怎么看的?”福尔摩斯躺在椅子上说。“我想,是个狠毒阴险的阴谋。”
“十分狠毒。”
“但是,如果像这女士所说的地板和墙壁完好无损,而门窗和烟囱进不去,她姐姐死因不明的话,那么肯定是一个人在房里。”
“可是,那哨声怎么解释?那女人临终之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明白。”
“深夜的哨声,出现一帮吉普赛人,这些人和医生关系密切,我们有理由相信医生想阻止继女结婚。临终前所说的关于带子的话,还有斯托拉小姐听见的金属声(可能是一根扣百叶窗的铁条放回原处造成的)。当你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的时候,我想,顺着这些线索就可以解开这个谜了。”
“而那些吉普赛人做了些什么呢?”
“我说不出。”
“任何推理我看都有许多不足之处。”
“是这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斯托克莫兰去。我想知道这些缺陷是无法补救,还是可以说得通。活见鬼,这究竟是怎么啦?”
伙伴突然大叫是因为门突然被撞开。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出现在门口,他衣着奇怪,像个学者,也像个农夫。他戴着顶黑色礼帽,穿着件长长的礼服,脚上穿着高统靴,手里舞着一根猎鞭。他身材高大,帽子擦着房门的横楣。他个子大,几乎堵住了整个门。他的脸上满是皱纹,被日光晒得黄黄的,露出邪恶的神情,瞧瞧我,再望望福尔摩斯。他那一双凶狠深陷的眼睛和那高高的鹰钩鼻,使他看起来很像一头凶残的老猛禽。“你俩谁是福尔摩斯?”
“先生,我就是,对不起,你是谁?”
“我是斯托克莫兰的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
“哦,医生,”福尔摩斯温和地说,“请坐。”
“别来这一套,我清楚我的继女来过这儿,因为我跟在她后面。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现在天气还这么冷。”福尔摩斯说。
“她跟你说了些什么?”老头大喊大叫起来。
“听说番红花会很美。”我的伙伴谈笑风生地接着说。
“哼!你想敷衍我,对不对?”这位客人往前迈进一步,舞动着手中的猎鞭说,“我认识你,你这个浑蛋!我早就听人谈到你。福尔摩斯,你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我的朋友笑了一笑。
“福尔摩斯,管闲事的家伙!”
他更加满脸笑容。
“福尔摩斯,你这个苏格兰的自高自大的小芝麻官!”
福尔摩斯咯咯地笑了起来。“你说话真有趣,”他说,“请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关紧,因为有一股冷风。”
“我说完就走。你竟敢来干涉我。我清楚斯托纳小姐来过这里,我跟在她后面。我可是个不好惹的人!你瞧瞧这个。”他很快往前走了几步,拿起火钳,伸出那双褐色的大手把它扭弯。“当心点别让我逮住你。”他吼道,然后把弯火钳扔进壁炉里,大步走出房间。
“他的确像个非常有力气的人,”福尔摩斯大笑道:“我个头没他大,但如果他多待会,就会知道我的手劲比他的差不了多少。”说完,他捡起那条钢火钳,用劲一扳,就把它给弄直了。
“十分可笑,他毫不讲理,把我和警探混为一谈。然而,这小小的插曲给调查增加了乐趣,但愿我们那位粗心的朋友不要给这家伙跟上而吃苦头。行了,华生,我们叫他们吃早饭吧,饭后我要到医师协会去,希望在那儿能弄到些有关这案子的材料。”
福尔摩斯快一点才回来。他手里拿着一张蓝纸,纸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一些文字和数字。
“我找到了他那已去世妻子的遗嘱,”他说,“为了了解遗嘱所留下的确切的收入数额,我必须算出遗嘱中所开列的那些投资有多少进项。当那女人去世时其全部收入近一千一百英镑,现在,由于农产品跌价,最多不过七百五十英镑。可是每个女儿一结婚就有权每年拿二百五十英镑。十分明显,如果两个小姐都结了婚,这位可爱的继父就只剩下微不足道的钱,这样即使一个女儿结婚也会弄得他很难堪。我上午的工作没白费劲,因为它证明了医生有着非常强烈的动机以阻止女儿结婚。现在那家伙已经了解我们对此案很感兴趣,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的话就非常危险,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去雇马车,到滑铁卢车站去。你可以把你的左轮手枪放在口袋里,我会十分感谢。对付能把钢火钳扭弯的先生,埃利二号手枪是最能解决问题的工具了。我想带上这玩意和牙刷就够了。”
在滑铁卢车站,我们正好赶上一班开往莱瑟黑德的火车。到站下车后,我们在车站旅馆雇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沿着可爱的萨里路走了五六英里。
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天空中轻轻地飘着白云。路边的树木和树篱刚刚发出嫩枝,空气中飘着湿润的泥土气息,使人心旷神怡。我觉得这春意盎然的景色和这件案子的调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的伙伴坐在马车的前部,两臂交叉放着,帽子耷拉着,遮住了眼睛,头低垂至胸前,他在沉思着。忽然他抬起头来,拍拍我的肩,指着对面的草地。“看,在那边。”他说。
一片树木葱葱的园地,向着不很陡的斜坡上延伸,最高处构成了密密的一片丛林。树丛之中耸立着一座古老的邸宅。“这是不是斯托克莫兰?”他问道。
“正是,先生,那是罗伊洛特医生的房子。”马车夫说。“那里正在大搞建筑,”福尔摩斯说,“我们就是要到那里去。”
“那里就是村子,”马车夫指着左面的一些屋顶说,“但是,如果你们想到那幢房子那里去的话,往这边走更近些。通过篱笆边的台阶,再顺着小路走,往那儿去,往那小姐走的路上去。”
“我相信那就是斯托纳小姐,”福尔摩斯用手挡住阳光,仔细看了看说,“好,我们走这边。”
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马车往回走了。当我们登上台阶时,福尔摩斯说:“我想最好还是让车夫把我们看成建筑师,或者是来这办事的人,免得他传些闲言碎语的。你好哇,小姐。看,我们说话算数。”
她马上上前迎接我们,显得十分高兴。“我一直在焦急地等你们,”她和我们热情地握手。“一切顺利。罗伊洛特医生上城里去了,看样子他傍晚前回不来。”
“我们认识了医生,很高兴。”福尔摩斯说。然后他谈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听完后,小姐的脸和嘴都变得苍白。“上帝呀,”她嚷道,“这么说他一直在跟踪我?”
“似乎是这样。”
“他十分狡猾,我总是感到受着他的监视。回家后他会说什么呢?”
“他必须防范,因为他知道有比他还要狡猾的人在追踪他。今晚你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让他进来。如果他发狂,我们送你到姨妈家去。现在赶紧点,请马上带我们到房间里去,检查检查。”
这座邸宅是用灰色石块砌成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房子中部高耸,两边是弧形的耳房,像螃蟹的一对钳子。一侧的耳房玻璃已破,上面钉着木板,部分屋顶已经塌陷,一副破败衰落的样子。房子中间部分也年久失修,而右边的房子比较新,挂着窗帘,烟囱冒着烟,看起来有人居住。山墙边放着一些脚手架,墙已经打通,但没有看见工人。福尔摩斯在草地上慢慢地走着,仔细地看着房子的外部。
“我想,这边是你从前的卧室,中间是你姐姐的,靠主楼的那间是医生的。”
“正是这佯,但现在我睡中间这间。”
“我想是因为房子正在维修,但好像那堵墙根本没有急于维修的必要。”
“根本没必要,只不过是把我赶出来的一个借口。”
“好,这就说明了问题。这小小的边房的边上有条过道,能通向三间房。里面有窗户吗?”
“有,窗户很小,太窄,人进不去。”
“既然你俩都锁上自己的门,从那里进去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请你进屋去,闩上百叶窗。”
斯托纳小姐照办了。福尔摩斯十分仔细地观察着窗子,想法打开窗户,但是没法打开,连一把刀子也插不进去。然后,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合叶。
合叶是用铁造的,牢固地嵌在石壁里。“噢,推理有些说不通的地方,关上百叶窗是没人能进去的。好了,让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线索帮我们解开疑团。”
小小的侧门通向洁白的过道,三间房门都朝向这过道。福尔摩斯没想看第三间,径直来到第二间,现在斯托纳小姐睡的那间,也就是她姐姐不幸遇难的那间房。房子小而简朴,里面是乡间旧式邸宅式样,矮矮的天花板,有个开口式的壁炉。一个角落里竖着只带抽屉的褐色橱柜,另一角放着罩着白色床罩的窄窄的床,窗子左边是梳妆台。此外还有两张椅子,中间铺了一块地毯,这些就是全部的摆设。房间四周是木板,褐色板子到处是蛀孔,陈旧不堪,褪了色。很可能是当年造房子时铺的板子。福尔摩斯搬了条椅子放在墙角,坐在那里,默不作声,四处观望着,注意着每个细节。
最后,他指着窗边粗粗的拉铃绳问道:“这铃通哪里?”那绳的一端实际上就搭在枕头上。
“通往管家的房里。”
“看样子很新。”
“是的,才装一两年。”
“是姐姐要这样做的吗?”
“不,从没听她说过。要什么我们自己去拿。”
“对,安那么好的一根铃绳似乎没有多少必要,等等,让我看看这地板。”
他趴在地上,手握放大镜,前前后后迅速地移动着,认真地检查木板间的裂缝,然后检查了房间里的嵌板。最后,他走到床前,认真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又顺着墙上下来回扫视。而后他拿着铃绳猛地使劲拉了一下。
“哦!这玩艺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他说。
“不响吗?”
“不响,上面连线也没接。真有意思,你看,绳子恰好系在通气小孔上面的钩子上。”
“真荒唐!我以前从未见过。”
“真奇怪,”福尔摩斯拉着铃绳喃喃地说,“这房子有一两个地方很特别。造房子的人很笨,本来可以花同样的功夫把通气孔通向户外的,竟会把它通向隔壁房间。”
“这事也是刚做的。”小姐说。
“是与铃绳同时安的吗?”福尔摩斯问。
“是的,安铃绳时还改了几个小地方。”
“这些实在有趣—装样子的铃绳,不通风的气孔。如果你允许的话,斯托纳小姐,让我们到里面那间去看看。”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比他继女的宽敞些,但是房间里的摆设也同样简朴。一张行军床,一个小小的木书架,上面摆满了书,多数是技术书籍,床边放着把扶手椅,靠墙是一把普通的木椅,一张圆桌和一个大的铁制保险柜,主要的家具就这些。福尔摩斯在屋里慢慢地兜了一圈,细心地检查了一遍。
他敲了敲保险柜问:“这里面放了些什么?”
“继父业务上的文件。”
“噢,这么说你看见过里面的东西了?”
“只有一次,那是几年前了。我记得里面塞满了文件。”
“里面会不会藏有一只猫?”
“不会的,想到哪里去了!”
“过来,看看这个!”福尔摩斯从保险柜上拿起一个盛奶的浅碟子。
“不,我家没喂猫。但是养了一头印度豹和一只狒狒。”
“哦,印度豹和一只大猫差不多。但是,可以说要喂头豹子,一碟奶怕不怎么够吧。还有一点,我要搞清楚。”他蹲在木椅前,认认真真地将椅子面检查了一番。
“谢谢,这差不多了。”说完他站了起来把放大镜放在衣袋里。“喂,这儿有样东西很有趣!”
他说的是挂在床头上的一根打狗用的小鞭子。鞭子卷着打成结,鞭绳盘成一个圈。
“你是怎么看的,华生?”
“只不过是一根普通的鞭子。但为什么要打成结?”
“不是很普通的鞭子吧,真是个无奇不有的世界,聪明人如果把脑子用在胡作非为上,那就糟透了。我想现在看够了,斯托纳小姐,如果你允许的话,咱们到外面草坪上去走走吧。”他离开调查现场时,板着脸,表情阴沉,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我们在草坪上来回地走着,斯托纳小姐和我,都不想打断他的思路。
“斯托纳小姐,”他说,“切记你一切都必须绝对要按我所说的去做。”
“我肯定会的。”
“形势很严峻,容不得丝毫犹豫。你要保命就看你是不是听我的话。”
“我保证,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第一,我的朋友和我必须在你的房里过夜。”
斯托纳小姐和我都十分惊讶地望着他。
“是的,必须这么做,我来解释一下。那是不是村里的旅店?”
“是的,那是克朗旅店。”
“很好。从那儿能看到你的窗子吗?”
“当然可以。”
“你继父回来时,一定要假装头疼,关在屋里不出来。然后,晚上当你听到他上床后,你就打开你那扇窗户的百叶窗,解开窗户的搭扣,把灯摆在窗前作为给我们的信号,然后带上你可能要用的东西,悄悄地回到你以前住的房里去。毫无疑问,尽管那间房在搞修理,在那里你还能住一晚。”
“是的,没问题。”
“其余的事情就让我们来办好了。”
“但是,你们准备怎么做呢?”
“我们要在你的卧室里过夜,弄清楚打扰你的这种声音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福尔摩斯先生,你肯定会知道。”斯托纳小姐拉着我同伴的袖子说。
“也许如此。”
“那么,求求你了,请告诉我,我姐姐的死因是什么?”
“我想掌握了更确切的证据以后再告诉你。”
“你至少可以告诉我,她是不是突然受惊而死的。”
“不,我想不是的。可能有更直接的原因。好啦,斯托纳小姐,我们得离开你了。要是罗伊洛特医生回来看见了我们,我们这次就算白来了。再见,勇敢些,只要你按照我的话去做,你尽可以放心,很快就会没事的。”
过了没多久,福尔摩斯和我在克朗旅店订了一个套房。房间在二楼,透过窗户可以俯瞰斯托克莫兰庄园林荫道旁的大门和住着人的耳房。傍晚时,我们看到罗伊洛特医生驱车经过,他那硕大的躯体与给他赶车的瘦小的少年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仆人在打开沉重的大铁门时,稍稍耽搁了一会,医生就嘶哑着声音咆哮着,并且对那男仆愤怒地挥舞着拳头。马车离开了。
过了一会,我们看到树丛里突然亮出一道光,原来是有间居室点了灯。
“你知道吗,华生?”福尔摩斯说。这时,夜幕渐渐落下。我们坐在一块交谈,“今晚你和我一起来,我的确有些担心,因为确实有些危险。”
“我能帮一把吗?”
“你在场可能会有用。”
“那么,我肯定应该来。”
“真谢谢你!”
“你说有危险。你在这些房子里看到的东西比我看到的肯定要多得多。”
“不会的,但是我想我能稍微多做点推理。我们看到的东西一样多。”
“除了那根铃绳以外,好像没看到引人注目的东西。至于铃绳有什么用,我承认我想不出来。”
“你也注意了那个通气孔了吧?”
“是的,但是我想在两间房之间开个孔,并没什么奇怪的,那个孔很小,连个老鼠都难钻过去。”
“在我们没来这之前,我就知道,会找到一个通气孔。”
“呀,亲爱的福尔摩斯!”
“是这样,我清楚这点。你记得那位小姐提到她姐姐能闻到罗伊洛特医生的雪茄烟味。那么,这就是说在两个房间当中必定有一个洞相通。可是,它肯定很小,不然在验尸官的问话中,就会被提到。因此,我敢肯定是一个通气孔。”
“但是,这有什么害处呢?”
“嗯,至少在时间上很凑巧,开了一个通气孔,挂了一条绳,睡在床上的一位小姐丢了命。这难道还不够引起你的注意吗?”
“我仍然看不出这些有什么联系。”
“你注意到那张床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吗?”
“没有。”
“它是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的。你从前看见过那样固定搬不动的床吗?”
“好像没见过。”
“那位小姐搬不动她的床。那张床就必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朝着通气孔,对着所谓的铃绳—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称呼这根绳,这绳从来也没有被当作铃绳用过。”
“福尔摩斯,”我叫了起来,“我好像有些明白了你的话。我们还来得及阻止可怕的罪恶阴谋。”
“真阴险可怕。如果医生走邪道,他就会成为罪魁祸首。他有胆量又有知识。帕尔默和普里查德在医生中很出名,但这个人更狡猾。华生,我认为我们会比他更高明。天亮之前,令人担心的事情还很多。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安安静静地抽斗烟,休息休息。现在,想点高兴的事吧。”
大约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树丛中透过来的灯光熄了,庄园邸宅那边黑乎乎的。又过了两个钟头,大钟刚刚敲过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对面出现了一盏灯,亮着明亮的灯火。
“那是给我们的信号,”福尔摩斯一下跳了起来,“是从中间那间房子照出来的。”
我们离开旅店朝外走的时候,和旅店老板谈了几句话,福尔摩斯向他解释说我们晚上要去看位老朋友,可能在那里过夜。一路漆黑,寒风刮在脸上,冷飕飕的。夜色朦胧,昏黄的灯火在前面闪烁,引导我们去执行悲壮的任务。
由于年久失修,到处是残垣断墙,我们进入庭院毫不费力。穿过树丛,越过草坪,我们正准备通过窗子进屋时,一丛月桂树中忽然窜出了一个像丑陋的畸形儿的怪物,扭动着四肢跃到草坪上,然后很快穿过草坪,消失在黑暗中。
“天哪!”我轻轻地叫了一声,“你看到了吗?”
这时,福尔摩斯和我一样,也吃了一惊。他十分激动,用像老虎钳似的手抓住我的手腕。然后,他轻轻地笑了起来,把嘴唇贴到我的耳根上。
“一家子相处真不错!”他轻轻地说,“这就是那只狒狒。”
我已经忘了医生还有宠爱的很特别的动物。还有一只印度猎豹呢!它随时都有可能趴在我们的肩上。我跟着福尔摩斯,脱了鞋子钻进卧室。我承认,进了房时,我才感到放心一些。我的伙伴无声无息地关了百叶窗,把灯移到桌上,环视了一下屋子四周。室内一切,与我们白天见到的一样,他踮着脚走到我跟前,把手围成喇叭形,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别弄出一点点声音,否则我们的计划就完了。”声音很小,我刚刚听见。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们要摸黑坐着,不然他会从通气孔发现亮光的。”
我又点点头。
“千万别睡着,否则会送命。把枪准备好,以防万一。我坐在床边,你坐在那把椅子上。”
我拿出手枪,放在桌子角上。
福尔摩斯把随身所带的一根细长的藤鞭放在床上。床边放了一盒火柴和一个蜡烛头。然后,他熄了灯,我们就待在黑暗中。
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很难忘记。听不到一点响声,就连喘气的声音也听不见。但我知道,我的伙伴坐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和我很近,并且一样神经绷得紧紧的。百叶窗遮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光亮。我们等待着,四周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户外偶尔传来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窗前传来一声长长的猫叫似的哀鸣,这就是说那头印度猎豹确实在到处乱跑。我们还听到了远处教堂的钟声,每隔一刻钟就沉重地敲一次。这间隔好像是无限的漫长!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我们一直默默地坐着,等着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
忽然,从通气孔那边闪出一道亮光,马上就消失了,然后是一股烧煤油和金属的浓烈气味。隔壁房里有人点亮了一盏遮光灯。我听到了轻轻移动的声音。然后,一切又都安静下来。可是那气味却越来越强烈。我尖起耳朵又坐了半个小时,突然,我听到另一种响声,一种非常轻柔的声音,像开水壶那样嘶嘶地喷着气。刚刚一响,福尔摩斯就从床上一骨碌地跳起来,点了一根火柴,用那根藤鞭猛烈地抽打铃绳。
“看见了吗,华生?”他大声地叫着,“看见了没有?”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在福尔摩斯点火柴的时候,我听到一声低低、清晰的口哨。我的眼睛很疲倦,突然耀眼的亮光,使我看不清他正在拼命打什么。
但是,我看到,他的脸死人一般苍白,充满了恐怖和憎恶的表情。
他停止了抽打,朝上望着通气孔,在静静的黑夜中,突然传来了一声令人心惊胆战的尖声哀号,这是我一生从未听到过的最可怕的尖叫。叫声越来越大,充满着痛苦、恐惧和愤怒。据说这叫声把远在村里,甚至远在教区的人们都从睡梦中惊醒。这一哀叫,使我们毛骨悚然。我和福尔摩斯面面相觑,直到喊叫声渐渐消失,恢复了原来的寂静时为止。
“现在怎么了?”我依然感到忐忑不安。
“事情了结了,”福尔摩斯回答道,“而且看来可能是最好的结局。拿着枪,我们到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去。”
他点着灯,领着我穿过过道,表情十分严肃。敲了两次门,没人回答。于是他转了转门把手,走进房间。我紧随其后,举着打开了保险的手枪。
我们眼前的场面很奇特。桌上有一盏遮光灯,遮光板半开着,亮光照在铁制保险柜上,柜门半开着。罗伊洛特医生靠在桌边的那把木椅上,身上穿着一件很长的灰色睡衣,赤裸的脚踝露在睡衣外,脚穿着红色的土耳其无跟拖鞋,膝上横放着我们白天看到的那把短柄长鞭。医生的下颌往上翘,两眼充满恐怖、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的一角。他的额头上绕着一条样子特别的、带有褐色斑点的黄带子,那条带子似乎紧紧地绕在他的头上,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带子!带斑点的带子!”福尔摩斯低声说。
我向前走了一步。只见那条很特别的头饰开始蠕动起来,医生头发中突然钻出一条又粗又短的毒蛇,毒蛇的头呈钻石型,脖子胀鼓鼓的、看起来十分恶心。
“这是条沼泽地蝰蛇!”福尔摩斯大声说,“印度最毒的蛇。医生被咬后十秒钟就死了。作恶遭恶报,害人未成反倒害了自己。把这条蛇弄回到它的巢里去,然后就可以把斯托纳小姐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告诉警方所发生的事情。”
说着,他从死者膝盖上拿过打狗鞭子,甩过去,用活结套住那条蛇的脖子,把蛇从它的可怕的栖息地拉起来,用手提着蛇扔进铁柜里,然后将柜门关上。
这就是斯托克莫兰的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死亡的真实过程。这件事已经够长了。后来我们把这痛心的事告诉那小姐,她吓坏了;我们乘早班车送她到哈罗,交给她善良的姨妈照顾;警方调查最后做出结论,认定医生是在不明智地玩弄危险宠物时丧生的,等等,所有这些过程,这里不必一一赘述。有关这件案子我还不太清楚的地方,福尔摩斯在第二天回城的路上告诉了我。
“亲爱的华生,”他说,“我曾做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这说明根据不充分的材料进行推论是多么地危险,对那些吉卜赛人,可怜的小姐使用了‘band’这词,这肯定是她在火柴光下匆匆所见到的,这可以使我追踪一个错误的线索。当我了解那威胁到室内人的危险不可能来自窗,也不可能来自房门时,我马上重新考虑我的看法,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是我的成绩。正像我以前所说,我的注意力马上移到了那个通气孔,那根挂在床头的铃绳。后来发现那根绳子只不过是个伪装,而那张床又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的时候,马上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想那根绳子可能起个桥梁作用,是为了把什么东西通过洞孔送到床上来,这样立刻想到了蛇,因为我知道医生喂养了一群来自印度的动物。我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觉得我的思路很可能是对的。用任何化学试验都查不出这种毒,这个主意是他这个受过东方式教育的聪明而冷酷的人才能想到的。他想,这种毒能迅速发挥作用也是一个长处。的确,如果验尸官能够查出那毒牙咬过的两个小黑洞,那么他肯定是个眼光敏锐的人。
后来,我想起了口哨声。当然,天一亮他就必须把蛇唤回去,以免被要加害的人看见。他训练的蛇能一听到呼唤就回到他那里,很可能用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牛奶。他会在他认为最适当的时候把蛇通过通气孔送过来,使它会顺着绳子爬到床上。蛇可能咬人,也可能不咬床上的人,对方有可能一周内每晚都幸免于难,但她迟早逃不了厄运。
“在走进医生的房间之前我就已推出了这个结论。检查了他的椅子后,发现他常常站在椅子上,为了够得着通气孔椅子是必要的。看到保险柜,那碟牛奶和绳的活结就肯定无疑了。斯托纳小姐听到了金属哐啷声很显然是由于她继父匆匆忙忙把他那条可怕的毒蛇关进保险柜时发出的声音。做出了推理后,你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来验证。听到那东西嘶嘶作响时,我毫不怀疑你一定也听到了,我马上点了灯并抽打它。”
“结果把蛇从通气孔赶了回去。”
“结果还使蛇在另一头转过去对付它的主人。我用藤鞭子打那几下打得它难受,唤起了毒蛇的本性,因而它见了第一个人就狠狠地咬了一口。这样说,我无疑对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死负有间接的责任。老实说,我是不大会为这种事感到内疚的。”
在我俩密切交往的那些日子里,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解决的所有案件中,只有两件是我介绍给他而引起他注意的:一是哈瑟利先生的大拇指案,另一件是沃伯顿上校发疯的案子。这两件案子中,对有独到见解的机灵的读者来说,后一案也许更有意义。但是,前一件案子中虽然很少用上使我朋友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所运用的演绎推理,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非常离奇,细节非常富有戏剧性,所以这件案子也许更值得记载。我想这事的经过在报纸上已经登载过不止一次了。但是,就像所有的报纸那样,只能用半版笼统地登载,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这样,还不如让事情经过逐渐展开,让案情之谜逐步让人了解,逐渐得到解答,这样更加引人注目。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已经过去两年了,可我仍旧记忆犹新。
这里我扼要说说事情的经过。这事发生在一八八九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结婚不久,已经重新开业行医,让福尔摩斯一个人留在贝克街的寓所里。
我经常去看望他,有时还劝他放弃他那豪放不羁的习性上我家作客。我的业务十分兴旺,住处恰好离帕丁顿车站不远,有几位铁路职工就近到我这里来看病。我为其中的一位解除了病痛,他逢人就宣扬我的医术,使他认识的病人都来我这儿治病。
一天早晨,快七点钟的时候,我被女佣人的敲门声叫醒。她告诉我,从帕丁顿来了两个人,正在诊室里等我。我赶紧穿好衣服,匆忙下楼。根据以往的经验,铁路部门来的人,病情大多相当严重。下楼后,我的那位当铁路警察的老伙伴从诊室里出来,把门紧紧地关上。
“我把他领到这儿来了,”他用大拇指往背后指了指,悄悄地说:“他现在不会有大问题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看起来好像他把一头怪物关在我的诊室里了。
“是个新病号,”他轻轻地说,“我想我最好还是亲自送他来,这样他就跑不掉了。现在我得走了,大夫,和你一样,我还得值班去,他现在在里边我就放心了。”我还没来得及向这位忠实的介绍人致谢,他就转身走了。
我走进诊室,看见有一位先生坐在桌旁。他衣着朴素,穿着花呢衣服,把一顶软帽放在我的几本书上,一只手裹着手帕,上面斑斑点点尽是血。
他年轻,看起来最多不过二十五岁,长得英俊,但面容苍白。看起来他正极力忍耐某种剧烈震动而带来的痛苦。
“非常对不起,一大早就把您吵醒了,大夫,”他说,“晚上我遇到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故。今早我乘火车到这里,在帕丁顿车站打听找医生时,一位好心人非常热心地送我到这儿来了。我给了女佣人一张名片,她把名片放到那张桌上了。”
我拿起名片看了看,上面印着这位客人的姓名、身份和住址: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师,住多利亚街 16 号甲(四楼)。“十分抱歉,让您久等了,”说着我就坐在靠椅上,“看得出您刚刚坐了一晚的车,夜间乘车本来很无聊。”
“噢,这一夜可不无聊,”他说着大笑起来,笑声很大,声音很尖。他身子靠在椅子上,大笑不已。作为医生,我对此很反感。
“行了!”我叫道,“安静一下吧!”我从玻璃水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他。
然而,这毫无用处,他的笑声歇斯底里,是意志坚强的人在经过巨大磨难之后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过了一会,他恢复了清醒,但是已精疲力竭,面色苍白。
“我出尽了洋相。”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没这回事,喝了吧。”我往水里掺了些白兰地,他那面无血色的双颊开始有些发红了。
“现在好多了!”他说,“大夫麻烦你给我看看大拇指吧,瞧瞧,这是我大拇指原来的部位。”
他解开手帕,把手露了出来。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难以目睹!四根突出的手指和一片鲜红的海绵状体,看起来非常可怕。这断面本来应是大拇指的部位,而拇指已被剁掉或硬拽了下来。
“天哪!”我叫道,“真可怕,一定流了不少血。”
“是流了不少血。受伤后我昏了过去,我想我有相当长时间不省人事。等我醒过来时,我看见手还在流血,于是我把手帕的一端紧紧地捆住手腕,用一根小树枝绷紧。”
“包扎得很好!您本应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瞧瞧,这是水利学问题,属于我自己的专业问题。”
“是用一件很沉重而锋利的东西剁的。”我检查着伤口说道。“像是用屠夫的切肉刀剁的。”他说。
“这是意外事故,是不是?”
“不可能是意外。”
“你说什么?是有人故意行凶吗?”
“对,十分残忍。”
“真可怕。”
我用海绵洗净了伤口,揩干净后敷裹好,然后用脱脂棉和消毒绷带绑起来。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尽管他痛得不时地咬紧牙。
包好伤口后,我问他,“现在您觉得如何!”
“好多了,您用白兰地和绷带,使我感觉变了样,开始我很虚弱。但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看您最好别谈这事了。这对您是种折磨。”
“噢,不会的。我还要把这件事报告警察;可是,不瞒您说,如果我不是有这个伤口为证的话,他们才不会相信我的话呢,因为这是件非同寻常的事,而我又拿不出什么证据证明我的话是真的。而且,就算他们相信我的话,我能提供的线索也很模糊,他们是否会为我主持公道还很难说。”
“有了!”我叫道,“如果您想解决问题的话,可以找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报警前,可以先去找他。”
“噢,我听人说起过这个人,”客人回答说,“如果他受理这个案子,我会十分高兴,同时也要报警。您能为我引见一下吗?”
“不光为您引见,我还要亲自陪您去走一趟。”
“那就太谢谢您了!”
“我们雇辆马车一块儿走,还来得及赶上同他进早餐。您这样做身体能行吗?”
“行,不说说我的遭遇,我心里就觉得不踏实。”
“那么,叫我的佣人去租辆马车。我去去马上就来。”我赶紧上楼,匆匆对妻子说了几句。五分钟后,我和这位新认识的人坐上一辆双轮小马车朝贝克街赶去。
如我所料的那样,福尔摩斯正穿着晨衣在他的起居室里踱步,一边读着《泰晤士报》上刊载的寻人、离婚启事专栏,嘴上叼着早餐前抽的烟斗。这个烟斗装的是些前一天抽剩下来的烟丝和烟叶。通常他小心地烘干了这些东西后就堆积在壁炉架的角落里。他十分友善地接待了我们,叫人拿来咸肉片和鸡蛋跟我们一起饱饱地吃了一顿。饭后,他把新客人安顿在沙发上,在他的脑后放了个枕头,在沙发边放了一杯掺水白兰地。
“可以看出您的遭遇很不一般,哈瑟利先生。”他说,“请您在这里随便躺躺,不要拘束。把经过告诉我们,累了就休息一下,喝口酒提提神。”
“谢谢您,”我的病人说,“医生给我包扎后,我就感觉大不一样,我想您这顿早餐把病都治好了。为了节省您的宝贵时间,我现在就开始谈谈我那奇怪的经历吧!”
福尔摩斯坐在大扶手椅上,脸上一副疲倦困乏的样子,没有露出他那热切的心情和敏锐的目光。我坐在对面,静静地倾听着客人细细地讲述那桩离奇的故事。
“告诉二位,”他说,“我是个孤儿,又是个单身汉,独自一个人住在伦敦。我的职业是水利工程师,曾在格林威治著名的文纳和马西森公司当了七年学徒,有水利这一行相当丰富的经验。两年前,我学徒期满。在可怜的父亲去世之后,我继承了一大笔钱。于是我打定主意自己创业,在维多利亚大街租了几间办公室。
“我相信,大家都会发现,首次独自创业真是枯燥无味。对我来说,更加如此。两年中,我只接受过三次咨询和一件小活,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我的收入总共二十七英镑十先令。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等待着,直到最后心灰意冷。我终于知道永远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主顾登门光顾了。
“可是,昨天正当我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办事员进来告诉我,有位先生想见见我,谈谈业务,名片上写着莱桑德·斯塔克上校的名字,然后上校本人进来了。上校个子较高,非常瘦削,是我见过的最瘦削的人,整个面部瘦得只剩下鼻子和下颌,皮肤紧紧绷在两颊凸起的颧骨上。看来他生下来就这番憔悴模样,而不是因为患病所致。他两眼炯炯有神,步履轻快,举止灵活。他衣着简朴整齐。看起来大约将近四十岁。
“‘你是哈瑟利先生吧?’他说话带点德国口音,‘先生,听说您不但业务精通,而且办事谨慎,能守口如瓶。’
“我弯腰鞠了一躬,像个青年人一样听到这类恭维语就扬扬得意。‘您是否可以告诉我,谁告诉您这些的呢?’
“‘唔,现在还是不告诉您为好。我还听人说您是个孤儿,是个单身汉,独自住在伦敦。’
“‘非常正确,’我回答说,‘请您原谅,我不懂这些与我的业务有什么关系,我想您是来同我洽谈业务的。’
“‘是这样的。但是我并没说半句废话。我们想委托您办件事,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绝对保守秘密,绝对保密,你清楚吗?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独居者比带家眷生活的人更能做到这一点。’
“‘您完全可以相信,’我说,‘如果我向您发誓保守秘密的话,那我肯定做得到。’
“他用充满了猜忌多疑的目光一直紧紧地盯着我,这是有生经历的第一次。
“后来,他说:‘现在您做保证啦?’
“‘好,我保证做到。’
“‘在事情前后及整个过程中,你要完全彻底保密,绝对不提这事,无论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要这样,这点能做得到吗?’
“‘我保证做到。’
“‘很好。’他突然一跃而起,大步向前,猛地推开了门,看见外面过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很好!’他走回来说。‘我想办事员有时对主人的事是十分好奇的。现在我们可以放心说话了。’他把椅子拉到贴近我,再次以充满怀疑和考察的眼光盯着我。
“看到这瘦个子的古怪举止,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反感和近乎恐惧的感觉,显得有些不耐烦,这种感觉超出了对失去顾客的担心。
“‘请您谈谈您所说的事吧,先生,’我说,‘我的时间十分宝贵。’我不禁脱口而出。
“‘干一晚五十个基尼可以吗?’他问。
“‘还不少。’
“‘我说是只需一个晚上,实际上可能只要一个钟头,只不过是想请教您一下关于一台水力冲压机齿轮脱开的事。只要您指出毛病出在哪里,我们自己就能很快修好的。这样一件活,您觉得怎么样?’
“‘工作看来很轻松,报酬却很不错。’
“‘是这样,想请您今晚乘坐末班车去。’
“‘上哪儿?’
“‘到伯克郡的艾津去。靠牛津郡的一个小地方,离雷丁不到七英里。乘帕丁顿的班车可以在十一点十五分左右到那里。’
“‘行。’
“‘我乘马车来接您。’
“‘这么说还得坐段马车了?’
“‘是这样,我们那小地方在乡下,离艾津车站有七英里。’
“‘那么午夜前我们是赶不到那里了。我想赶不上回来的火车,这样我只得在那里过夜了。’
“‘是的,我们会给您安排住宿。’
“‘这很不方便,难道不能在更方便的时候去吗?’
“‘您最好晚上来。为了补偿您的不便,我们才给您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开那么高的价,这钱用来请教您这一行中最高明的专家也足够了。当然,如果您想不干这事,现在还来得及。’
“我想到了五十个基尼,这笔钱对我将是多么有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会十分愉快地接受您的安排。不过我想更清楚地弄明白您要我干的是什么事。’
“‘对,我们要您保证严守秘密,很自然会引起您的好奇心,我们并不想叫您办事而又不让您了解底细。我想,不会有人偷听吧?’
“‘绝对不会。’
“‘事情是这样的,您也许知道,漂白土是种昂贵的矿产,而在英国,只有一两处有这种矿。’
“‘听说过。’
“‘不久前,我买了块很小的地,非常小,离雷丁不到十英里。很走运,发现地里有漂白土矿。探明之后,发现这个矿床较小,但它却连接了左右两个大得多的矿床。可是这两处全在邻居的地下。这些人很善良,对地下埋着和金矿同样贵重的矿一无所知。当然,在邻居发现土地的真正价值之前把他们的地买下来是很合算的。但是不幸的是,我资金不足。这样找了几个朋友秘密协商。他们提议我们应该悄悄地、秘密地开采我们自己那一小块矿床,这样来筹集资金购买邻居的土地。我们已经这么干了一段时间了。为了便于操作,安装了一台水压机。正像我开始告诉你的那样,机器出了毛病,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我们小心地保守着秘密,可是,如果有人知道我们请过水利工程师到我们的小房子来,马上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如果泄露出去,购买土地开矿的计划就会落空。这就是我要您保证不对任何人透露您今晚要去艾津的原因。我想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您了。’
“‘我知道了,’我说,‘不过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你挖漂白土用水压机有什么用?我想漂白土是像从矿坑里掏沙那样挖出来的。’
“‘哦,’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们有自己的办法,把土压成砖坯,这样在搬运的时候不会让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那是些细节。现在,我把所有秘密都告诉您了,哈瑟利先生,这表示我是多么信任您了。’说着他站了起来。‘好了,十一点十五分在艾津见。’
“‘我一定去。’
“‘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说完,他不放心地看了我很久。随后,用他那又湿又冷的手和我握了握手,就匆匆走出了屋子。
“后来,就像您两位所说的,当我静下来考虑这事时,接受了这项突如其来的业务,我自己也非常惊讶。当然,我很高兴,他答应的酬金至少是我自己的要价的十倍,而且这项业务很可能带来其他的一些业务。但是,客人的那副样子和举止使我十分不快,我觉得他对漂白土的解释不足以使我相信有必要深夜前往,也不足以说明他为什么如此担心,唯恐我会对别人提及这件事。不论如何,我把恐惧置于脑后,吃饱了晚饭后,乘车前往帕丁顿,然后上路,没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到了雷丁后,我换了车,而且换了车站,刚好赶上了驶往艾津的最后一班火车。十一点钟后,到达了那灯光昏暗的小站。乘客中只有我一位在那里下车,站台上除了一个提着灯笼看起来很疲乏的搬运工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当我走出检票口时,我发现我上午认识的那人在没有灯光的暗处等着我。
“他一句话没说,抓住我的胳膊拉我赶紧登上一辆敞着车门的马车。他拉上两边的车窗,敲了敲板子,马就快跑起来了。”
“是不是只有一匹马?”福尔摩斯突然问道。
“是的,只有一匹马。”
“您注意到马的颜色了吗?”
“是的,当我进去时,在灯下我看了一下,是匹栗色的马。”
“看上去很疲乏还是很有生气?”
“很有生气,毛色很亮。”
“对不起,打断了您的话,这事很有趣,请您往下讲。”
“这样我们上了路,马车走了至少一个钟头。斯塔克上校说只有七英里,但从我们的速度和花费的时间来看,肯定有将近十二英里。路上,他一直坐在我身边默默无语,有几次我朝他那边看,发现他一直神情紧张地盯着我。
“那条乡间道路好像不太好走,车子颠簸得厉害,使我们左右摇晃。我往窗外看,想看看我们到了哪里,可是车窗是毛玻璃的,偶尔路过有灯的地方时看到一片模糊的灯光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不时说几句话来消除路上的沉闷,可是上校只给简短的回答。于是,也就无话可谈了。后来,马车从崎岖不平的路上驶到了平稳的砾石路上,不久就停了下来,莱桑德上校下了车,我跟在他后面,他突然一下把我拉进了前面敞开着的大门。好像是一出了马车便进了大厅,这样我来不及大概看看房子正面。刚一进门,门就在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隐约听到马车离开时吱吱呀呀的车轮声。
“屋里一片漆黑,上校摸着找火柴,轻轻地咕哝着什么。走廊的一端有扇门突然打开。出现了一道长长的金色亮光,向我们这边射来。亮光越来越强,接着走出来一个女人,手里提着盏灯,举在头上,朝前看着我们。看得很清楚,她很漂亮,从她穿的黑衣服上反射着的灯光的光泽来看,就知道那是很华贵的衣料。她说了几句外语,好像是在问话。当我的同伴三言两语简单地回答时,她显得十分惊讶,手里的灯差一点掉下来。斯塔克上校赶忙走到她身边,贴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了几句,然后把她推回那房间。接着他提着灯朝我走来。
“‘可能得请您在这里稍等一会,’说着推开了另一间房门。这间房很小,安静,摆设简单。屋中间有张圆桌,凌乱地放着几本德文书。斯塔克上校把灯放在门口的一架小风琴的顶上。
“‘不会让您久等的。’说完他消失在黑暗中。
“我看了看桌子上的书,虽然我不懂德文,还是看出其中有两本是科学论文集,其余的是诗集。我走到窗口,想看看乡间的景色,但是栎木百叶窗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房间里静悄悄的,一座旧钟在走廊里的什么地方滴嗒滴嗒地响着。除了钟以外,四周鸦雀无声。我模模糊糊地感到一阵不安。那些德国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住在这偏僻的乡间做些什么?这里又是在哪儿?我只知道这里离艾津约十英里,但是方位分不清。
“从这里的位置看,雷丁可能还有一些大镇子的位置都是在这个范围内,所以这里可能并不偏僻。然而,当时那么安静,可以肯定我们是在乡下。我在房里走来走去,轻轻地哼着小调来壮胆,想到我完全是为了挣那五十基尼的酬金来这里的。
“在这一片寂静中,我房里的门突然慢慢地打开了。那女人站在门缝里,后面是黑洞洞的大厅,透过屋里的那盏灯的昏黄的灯光,看到她那漂亮的脸蛋显得十分认真。她的神色惶恐不安,这情景使我更感到不寒而栗。她战战栗栗地举起一个手指要我别作声,很快地对我说了句不太像样的英语。她的眼神就像一匹受惊的马驹那样,急忙回顾身后的暗处。
“‘如果我是您,我就跑了,’她说起话来努力使自己说得平静一些。
“‘我是您的话,绝不会留在这儿。这对您没好处。’‘但是,夫人,’我说,‘我还没开始干活呢,我来这儿就是干活的。我看过机器后,才能离开。’
“‘不值得,’她继续说,‘您可以从这扇门跑出去,没人会挡住您。’她见我微笑着摇着头,突然不顾一切向前走了一步,紧握双手。‘看在上帝的份上!’她轻轻地说,‘现在还来得及,快点跑!’
“可是我这人生来就比较固执,遇到困难时,会更加坚定不移。那五十基尼的酬金,那趟疲惫的旅行,还有看来十分不愉快的晚上。是不是要这一切都毫无所得地白费力气呢?为什么不完成交给我的任务,也不得到我应得的报酬就溜之大吉呢?也许她是个固执己见的女人。尽管她的神态使我非常震惊,大大超过了我愿意承认的程度,但我不改变主意,还是摇摇头,表明我要留在那里。她正要再三恳请,这时传来了很响的关门声,然后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她听了后,举起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便悄然消失了。
“莱桑德·斯塔克上校和一位身材矮胖、双下巴的皱折上留着胡须的人走了进来。上校对我介绍说他是弗格森先生。
“‘这是我的秘书兼经理,’上校说,‘顺便说一句,我记得刚才这扇门是关着的。我怕风会吹着您。’‘不会的’,我说,‘是我把门打开的,我感到这屋子有些闷。’
“他怀疑地看了看我。‘那么,咱们最好还是开始干活吧,’他说,“我和弗格森先生准备带您到上面去检查一下机器。’‘我认为,最好还是戴顶帽子吧。’‘噢,那没必要,就在这房子里。’‘怎么,你们在屋里挖漂白土?’‘不是的。在这里压制砖坯。这点无关要紧。要您做的只是看看机器,告诉我们出了什么毛病。’
“我们一块上了楼,上校提灯领路,胖经理和我跟在他后面。这是一栋老房子,像迷宫似的,有很多条走廊、过道、狭窄的盘旋式楼梯。门又小又矮的,几代人的踩磨已使门槛凹了下去。底层的地板上没铺地毯,也没有放过家具的迹象,墙上的灰泥已经脱落,污渍斑斑,呈绿色,冒着水汽。我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我忘不了那女人的告诫,虽然我还是不太十分在意,我仍然注意观察我的两位同伴。弗格森看来沉默寡言,从他说的简短的话语中至少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同胞。
“后来莱桑德·斯塔克上校停在一扇矮门前,开了锁,里面是个小小的正方形的房间,不能三个人同时进去。于是弗格森等在外面,上校带我进了屋。
“‘现在,’他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水压机里,如果有人开机的话,那会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情。这小房间的天花板,实际上是下降活塞的底部,它落在金属地板上时有几吨的压力。外面一些小小的横向水柱,受压后会按照您了解的方式传导和增加承受的压力。机器运转很容易,只是有点不灵活,浪费了一部分压力。请费心看看,告诉我们怎么才能修好。’
“我接过他手里的灯,对机器进行了彻底的检查。这机器确实很庞大,能产生很大的压力。然而,当我走到外面,拉下操纵杆时,听见飕飕声,我立刻明白机器里有很小的裂缝,使得水能经一个侧面活塞倒流。检查后发现传动杆头上有一个橡皮垫圈已磨损了,塞不住在其中来回移动的杆套。很显然,这就是浪费压力的原因,我向同伴指出了破损点。他认真地听着我的话,询问了怎样修好这台机器的几个实际问题。交代清楚后,我回到主机房。我十分好奇,仔细地检查了这个小房间。一目了然,关于漂白土的事,纯粹是瞎编的。如果说这个大功率的机器竟是为挖漂白土而设计的,那才真荒唐。屋子的墙壁是木头造的,但是地板却是一个大铁槽。当我开始察看时,看到上面积满了一层金属屑。我弯下腰用手指去挖,想看个究竟,突然听到一声德语的低低的惊叫,看到上校那张苍白的脸正往下望着我。
“‘你在那干啥?’他问道。
“因为他对我撒了谎,我十分生气。‘我在欣赏您的漂白土呢,’我说,‘如果我知道了这台机器的真正用途,不是能更好地向您提些有用的建议吗?’“刚一说完,我马上就因鲁莽的话语而后悔不已。上校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灰色的眼睛里露出恶狠狠的目光。
“‘好的,’他说,‘你会了解机器的一切!’他退了一步,砰地一声猛地关上了小门,锁孔里的钥匙转了一圈,我冲过去拉门,用劲地拉把手。
“可是门关得严严实实,我又推又拉,门一动不动。
“‘上校!!’我大喊大叫。‘喂,开门让我出去!’四周悄然无声。突然,我听到了一种声音,使我的心都快跳了出来。是拉杠杆的声音和水管放水的哗哗声。他开动了水压机。灯还留在地板上,是我检查铁槽时放在地上的。灯光使我看到黑乎乎的屋顶正慢慢地、摇摇晃晃地向我压下来。十分清楚,机器压力足以在一分钟内把我碾压成肉泥。我大声呼救,用身子撞门,用手指抠门锁。我大叫哀求上校放我出去,可是无情的杠杆的转动声盖过了我的呼号。房顶离我的头只剩一两英尺了,举手就能摸着那硬邦邦、粗糙的表面。我突然一闪念,想到一个人死亡时的所受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临死前的姿势。如果我趴下,重量就会压在脊骨上。
“但想到那压断骨头时可怕的噼啪声,我不禁浑身战栗。也许仰着会好些;但我会不会有胆量躺在那里眼睁睁地望着那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摇摇摆摆地把我压碎呢?我站不直了,突然我的目光一亮,闪烁出希望的火花。
“我刚才说过,尽管房顶与地板是铁制的,墙壁却是木头的。我向四周望了最后一眼,忽然看到两块墙板间透过来一丝微微的亮光,一块小嵌板往后推,光线也越来越亮,一下子难以相信这里会是逃生之门。我马上从那里冲了出去,魂飞魄散地躺在墙的另一边。嵌板一下子又合拢了,随后传来了那盏灯的碎裂声和两块铁板的合拢撞击声,真是千钧一发,死里逃生。
“有人发狂似的扯着我的手腕,我才苏醒过来。我躺在一条狭窄走廊的石头地面上,一个女人右手端着一根蜡烛弯着腰,用左手使劲地拽着我。她就是那位好心的朋友!想当初,我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这是多么愚蠢啊!
“‘快!快!’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他们马上要来了,他们会发现您没在那里。哎呀,再不能耽搁宝贵的时间啦,快!’
“这次,我听了她的话。我摇摇摆摆地站起来,沿着走廊跑。然后跑下一条盘旋式楼梯,下面又是宽宽的过道。我们刚刚跑到过道,就听到奔跑的脚步声和两个人的叫嚷声。一个人在我们刚才跑过的那一层,另一个在他的下一层,两人大声呼应。给我带路的女人停了下来,好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拼命地四下寻找生路。她立刻打开通向一间卧室的房门,皎洁月光从窗户照了进来。
“‘这是您最后的机会了,’她说,‘很高,也许能跳下去。’
“她说话时,过道的尽头亮了灯,一闪一闪的。出现了斯塔克上校快步奔跑过来的瘦削的身影,他一手提着灯,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像屠夫的切肉刀那种东西。我拼命穿过卧室,猛然推开窗户向外看。月光下的花园静谧而芳香,充满着生气,花园离窗户最多不过三十英尺。我爬上窗台,但是我的救命恩人和追赶我的恶棍之间会发生什么呢,我犹豫了,没有立即往下跳。如果她受欺凌,不论会有什么危险我都会回头帮助她。说时迟,那时快,上校一下子就到了门口,想推开她冲进来,但是她抱住了他,使劲把他往后拽。
“‘弗里茨!弗里茨!’她用英语嚷着,‘你上次答应过我。再也不干了。他不会说的!天呀,他不会说!’
“‘你疯啦,伊利斯!’他吼道,努力摆脱她。‘你会害死我。他知道得太多了,走开,让我过去!’他把她摔倒在地,直奔窗口,用刀向我砍来。这时我已经离开窗口,当他砍下来时,我的两手还抓着窗台。我感觉到一阵痛,放开了手,掉在下面的花园里。
“我受了惊,但没有跌伤,我赶紧爬起来,拼命冲进矮树丛中,我知道我还没脱离危险。我跑着跑着,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和恶心。看看那只疼得阵阵抽动的手,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大拇指被砍掉了,血不断地涌出来。我竭尽全力用手帕把伤口包了起来,突然一阵耳鸣,然后就昏了过去,倒在蔷薇的花丛中。
“我不清楚昏迷了多久。一定很长,当我苏醒过来时,正是曙光初露之时。衣服被露水弄得透湿,袖子被伤口的血染红了。疼痛难忍,使我回想起夜里的危险遭遇,想到我也许还没有甩掉追赶我的人,一骨碌爬起来。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四周看不到房子,也没有花园。原来我一直躺在挨着公路的树篱的角落里,前面不远是一栋长长的楼房。走近一看,原来就是我昨晚下车的那个车站。如果没有手上这可怕的伤口的话,好像这段可怕的时间里的一切,都可能是一场恶梦而已。
“我脑子昏昏沉沉地走进车站,问了问早班火车的时间,知道一小时内会有一趟火车开往雷丁。值班的还是我来时就在那里的那位搬运工。我问他是否听说过莱桑德·斯塔克上校,看来他并不知道这个人;问他是不是注意了昨晚等我的马车,他说没有;问他附近有没有警察局,他说三英里外有一个。
“我受了伤,又很疲劳,去警察局对我来说实在太远了。于是我决定先回城再报警。回城时才六点多一点,于是我先去包扎伤口。谢谢这位医生送我来这里,我要把这个案子托给您,完全按您的意见去办。”
听完这段异乎寻常的事情后,我俩默默无语坐了一会。随后,福尔摩斯从架上拿下一本贴剪报的沉重的大本子。
“这里有条广告会使你们感兴趣,”他说,“大概一年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过。听我念:
“‘寻人启事。杰里迈亚·海林先生,二十六岁,水利工程师,于本月九日晚十时离开住所后下落不明。身穿……’“噢!我想,这是上一次上校需要机器大检修。”
“天哪!”我的病人嚷道。“难怪那女人要那样说。”
“事情很清楚,上校是一个残酷的恶棍,他不会允许别人妨碍他,像个地地道道的海盗,绝不会在抢劫的船上留下个活口。行啦,现在每分钟都很要紧,如果您还能撑得住,我们必须马上赶到苏格兰场去报案,这是去艾津的第一步。”
大约过了三个钟头,我们一块上了火车,从雷丁前往伯克郡的小村子。
随行的有福尔摩斯、那个水利工程师、苏格兰场的布雷兹特里特警官,一位便衣侦探和我。警官在座位上铺了张本郡的军用地图,用圆规以艾津为中心画了一道圈。
“就在这儿,”他说,“这个圆圈是绕车站十英里为半径画的。要找的那个地方大概是在靠这条边线的地方。先生,我记得您说的是十英里。”
“马车整整跑了一个钟头。”
“您认为是他们在您昏迷后把您那么送回来的吗?”
“也许如此。模模糊糊地记得似乎是被抬起来运到什么地方去过。”
“我不懂,”我说,“为什么他们会在花园找到你后饶了您?也许那家伙因为那女人求情让步了?”
“我想那不大可能。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冷酷的面孔。”
“哦,不久这个谜就会解开的。”布雷兹特里特警官说。“看,我已经画好了这个圈,我真想知道在哪里能找到那个家伙。”
“我想我能说出来。”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说。
“真的?现在吗?”警官嚷了起来,“您就判断出来!好,看看谁与您看法一致。我说是南面,那一带乡间很荒凉。”
“我说靠东。”我的病人说。
“我说靠西,”那便衣侦探说,“那一块有好几个很僻静的小村子。”
“在北边,”我说,“北面一带没有山,我们的朋友说他注意到马车没上过坡。”
“咳!”警官笑着说,“意见分歧真不小。现在您说说,您就究竟站在谁一边?”
“你们都不对。”
“不可能都错呀!”
“是这样的,你们全不对。听我说说,”他指着圆圈的中心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那十二英里的路呢?”哈瑟利喘着气。
“去六英里,往回六英里。没有更简单的了。您说过当您上马车的时候,那匹马精神饱满,毛色光润。如果它跑了十二英里那么难走的路,会是什么样子呢?”
“的确,很可能是这个诡计,”警官思考了一会儿说,“显然,这帮家伙是干什么的也就一清二楚了。”
“那当然。”福尔摩斯说,“他们是大量制造假币的罪犯,他们使用那台机器铸造合金来代替白银。”
“我们发现有帮机灵的坏蛋在干这勾当有一段时间了。”警官说,“他们在大批地铸造半克郎的硬币。我们一直跟踪他们至雷丁,再远些就找不到线索了,他们用了掩蔽踪迹的方法。这表明他们是狡猾的惯犯。幸而有这次,他们跑不掉了。”
但是警官错了,那些罪犯早已逃之夭夭。当我们抵达艾津车站时,一股巨大的浓烟,从附近的一个小树丛后面冲天而起,像一大片的驼鸟毛悬挂在美丽的田园上空。
“是失火了吗?”当火车吐着气离开车站时,布雷兹特里特问道。
“是起火了,先生,”站长回答说。
“什么时候起火的?”
“听说是昨夜,先生。但是火势越来越猛,已成了一片火海了。”
“是比彻医生的房子。”
“请问,”工程师插话问道,“比彻医生是个德国人,瘦瘦的,鼻子又长又尖的,对不对?”
站长听了哈哈大笑,“不是的,先生,比彻医生是个英国人,在我们这个教区里他是穿得最讲究的人。据我所知,有位先生和他住在一起,那位先生是个外国人,是个病人,如果您请他饱吃一顿上等牛排,他一点也不会觉得油腻的。”
站长的话音未落,我们就急忙朝失火的方向冲去。这条路一直通往一座矮矮的小山顶。我们面前是一座高大的白灰粉刷的楼房,窗户的每道缝都还在向外吐着火苗,一辆救火车停在花园里,尽力想把火扑灭,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正是这里!”哈瑟利非常激动地叫着,“看看这沙石路!那里就是我躺过的蔷薇花丛。我就是从第二个窗子往外跳的!”
“这样,”福尔摩斯说,“起码您已经报了仇了。肯定无疑,是您的油灯被那台机器压碎的时候烧了木板墙。在他们追您时非常激动,没有觉察到。您再仔细看看,人群里有没有昨晚的那几位朋友?恐怕现在他们已经离开起码有一百英里了。”
福尔摩斯说得对。从那时到现在,那位漂亮的女郎,那个阴险的德国人,或者那怪僻的英国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当天一大早,有位农民见过一辆马车,上面坐了几个人,放着几只沉重的大箱子,朝着雷丁的方向飞奔。
但之后这帮人逃到哪里去了无人知道,连足智多谋的福尔摩斯,也无法找到一点点有关他们去向的线索。
消防队员们发现,房子里面的布局十分奇怪,感到很头痛。更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三楼的一个窗台上发现了一截刚被砍下来的大拇指。大约在傍晚时分,他们总算扑灭了这场大火。但是房顶已烧塌,整幢楼成了一片废墟,除了一些弯曲的汽缸和铁管外,我们那不幸的朋友为之付出代价的那台机器,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们找到了贮藏在一间外屋里的许多镍锭和锡锭,却没有找到硬币。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车上会有上面提到的那些沉甸甸的大箱子。
那块松软的泥土上留下了清晰可辨的足迹,这位水利工程师是如何从花园里被送到他苏醒过来的那个地方,也许永远是个谜。十分清楚的是他是被两个人抬过去的。一双脚特别小,而另双脚却非常大。很可能是由于那个沉默的英国人不像他同伙那么无法无天,或者说不像他的同伙那样残忍。是他帮助那位女人把昏迷的人抬离险境的。
当我们坐上返程的火车回伦敦时,这位工程师沮丧地说,“唉,对我来说真是件糟糕透顶的事,我丢去了大拇指,也丢了五十基尼的酬金,而我获得了什么呢?”
“获得了经验!”福尔摩斯笑着说,“您要知道,这也许会很有价值;只要这事传扬出去,将来您的事务所就会赢得很好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