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案

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贝克街寓所里，我们对坐在壁炉前闲聊，他对我说：“我亲爱的老兄，生活是何等的奇妙啊，生活的奇妙让人们的想象望洋兴叹。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事，我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假如我们能手拉手地飞出那扇窗子，翱翔在这个大都市的上空，轻轻揭去每所房子的屋顶，窥视里面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奇异的巧合、缜密的策划、激烈的争执以及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事儿，这些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代代相承，演变出荒谬绝伦的结局；面对我们的这种经历，那些毫无创意和程式化的小说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说：“可是，我认为你的说法不可信。一般说来，报纸上报导的那些案件都单调乏味，俗不可耐。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在警察的报告里，实用主义达到了极点，案子的结局既无趣味，更乏艺术。”

福尔摩斯接着说道：“要产生一种逼真的效果，必须进行某种选择，并且采取慎重的态度，而警察的报告里恰恰缺少这种做法。这些报告重点突出的是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而不是观察家们看重的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那些实质性的细节。请你相信，司空见惯的事物最不可思议。”

我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对他说：“我十分理解你的这种想法。三大洲深陷困境的人都请你指点迷津和给予帮助，你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当然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奇异怪诞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说着把那份晨报从地上捡起来—“我们来做一次实验吧。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的篇幅占了半个栏目，但是我用不着看就知道其中的内容。当然啦，这篇新闻的内容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女人，狂欢滥饮、推推搡搡、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还得有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者房东太太。这些粗制滥造的内容就连最拙劣的作者都能拼凑出来。”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然后说：“就你的观点而言，你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很不恰当。这是邓达斯夫妇分居案，碰巧我整理过与该案有关的某些细节。丈夫是个绝对戒酒主义者，也没有牵涉到另外一个女人。他被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每餐结束时，他总是取下假牙，朝他妻子扔过去。你会认为，普通的小说作者不大可能构思出这样的事来。大夫，来点儿鼻烟吧。从你所举的这个例子来看，你得承认，是我赢了。”

他把他的金制鼻烟盒递了过来。这只鼻烟盒已经用旧了，盒盖的中央处镶嵌着一颗硕大的宝石，宝石呈紫蓝色，光彩夺目，与他朴实的作风和简朴的生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我禁不住开口评论一番。

“啊，”他对我说道，“我们已经几个星期没见面了，我把这个给忘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赠送的小小纪念品，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照片一案中对他的帮助。”

“那只戒指呢？”他手指上戴着一枚光耀夺目的戒指，我看了看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你一直友善地记录我侦破的一两个微不足道的案件，可是我为荷兰王室侦破的那个案件真是太微妙啦，即便是对你这样一位朋友，我也不便透露给你。”

“那么，你现在手头上有没有什么案件呢？”我兴冲冲地问他。

“有十一二件，可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也没有。通常不那么重要的案件反倒值得观察，值得麻利地分析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调查也就很有吸引力。罪行越大，案情往往越简单。这是因为罪行越大，动机就越明显，一般都是如此。我早已发现了这个特征。现在我手头上的这些案件，只有一件案情相当复杂，这个案子是从马赛送过来的，其余的案子特别有趣的一件也没有。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我就会得到更加有趣的案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的一个委托人来了。”

于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帘已经拉开。他透过窗子看着伦敦那条灰暗萧条的街道。我从他的肩上望过去，看见街对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厚的毛皮长围巾，歪戴着一顶宽边帽，帽子上插着一根又长又卷的红色羽毛，显露出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她身着盛装站在那里，身体前后晃动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上的钮扣，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窥视着我们的窗口。突然，她像游泳的人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几步就穿过了马路。我们立时听到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进壁炉之后对我说：“我以前见过这种征兆。站在人行道上晃来晃去通常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想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却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样微妙的事情该不该告诉别人。但是，我们对此要区别对待。一个受到男人严重伤害的女人，就不会站在那里晃动了，她会急切地拉响你的门铃，急得把门铃线都可能拉断了。通常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眼下这个案子当作一桩恋爱案，不过这个女子并不怎么气愤，而只是感到迷惘，或者说感到忧伤。好在她现在亲自登门，我们的疑团可以迎刃而解了。”

福尔摩斯正说着话，我们听到有人敲门，随即侍童进来通报，说是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萨瑟兰小姐已经站在了男仆的身后。男仆身着黑制服，身材矮小。他们站在那里，犹如一艘扬帆而来的商船正随着一只领港小船进港。歇洛克·福尔摩斯对她的来访表示欢迎，他态度落落大方，彬彬有礼，然后关上门，他向她鞠躬致意，并请她坐在扶手椅上。片刻之间，福尔摩斯就以他那种特有的心不在焉的方式把她打量了一番。

福尔摩斯对她说：“您眼睛近视，还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点费劲吗？”

她回答说：“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有点费劲，但是现在可以盲打了。”

突然，她意识到了他话里的全部含义，感到非常震惊，接着她抬起头来，她那宽大而和善的脸上露出恐惧和惊奇之色。她高声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听说过我吧，不然您怎么会知道我的这些情况呢？”

福尔摩斯对她说道：“请别担心，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各种情况。也许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出来了，能够发现别人所忽略的情况。不然的话，您怎么会来找我咨询呢？”

“先生，埃思里奇太太跟我提起过您。不论是警察，还是其他的人都认为她丈夫死了而不再去寻找，但您却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丈夫找到了。我听了以后，就到您这儿来请您指教。哦，福尔摩斯先生，我盼望您也能这样帮助我。我虽然并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挣来的那一点儿钱以外，我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这笔钱是我继承遗产所得。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情愿把这些钱全部给您。”

歇洛克·福尔摩斯两手指尖合拢，眼睛望着天花板，问她说：“您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离开家来找我咨询呢？”

玛丽·萨瑟兰小姐有些愣神儿，听到这个问题后，她的脸上又一次露出惊讶的神色。她回答说：“您说得对，我的确是突然从家里跑出来的。看到温迪班克—就是我父亲—对这事儿漠不关心，我感到非常气愤。他既不肯去报告警察，也不肯到您这儿来，他什么忙都不帮，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后来，我被他气得火冒三丈，穿上外衣，马上就跑到您这儿来了。”

福尔摩斯听了以后说：“您的父亲，你们的姓不同，一定是您的继父。”

“是的，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他比我只大五岁零两个月。”

“您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身体挺硬朗。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去世不久，她就再婚了，而且嫁给了一个比她年轻差不多十五岁的人，她这样做使我很生气。我父亲在特纳姆法院街做管子生意，遗留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我父亲死后，我母亲和哈迪先生继续经营这个企业，哈迪先生原先是个工头。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我母亲出售这个企业。他是个旅行推销员，推销酒类，地位很优越。他们出售了企业的营业权和产权，一共得到四千七百英镑。假如我父亲还活着，他卖的价钱会比这个多得多。”

她的叙述杂乱无章，没头没脑。我本以为福尔摩斯听了这样的叙述会很不耐烦，可是恰恰相反，他聚精会神地听得有滋有味。

福尔摩斯问她说：“您自己的那点儿收入是不是从这个企业挣来的？”

“啊，先生，不是的。我的那笔收入完全与这个企业无关，是我的伯父奈德遗留给我的，他生前住在奥克兰。他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一共二千五百英镑，利率是四分五厘，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道：“我对您所说的深感兴趣。您既然每年提取一百英镑这么一笔巨款，加上您打字所挣的钱，您完全可以去旅行，生活也可以过得很舒适。我看一位独身女士，有大约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不错。”

“福尔摩斯先生，就是比这个数目少得多，我也可以生活得很不错。不过，您清楚，只要我住在家里，我就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正因为这样，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啦，这只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我母亲，我觉得我光用我打字挣的钱就可以过得挺好的。我打一张纸挣两便士，一天我往往能打十五张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对她说：“您已经把您的情况向我说得很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大夫。您在他面前说话不必拘束，就像跟我说话一个样。现在请您把您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都说给我们听听。”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出红晕，两手紧张不安地抚弄着她短上衣上的流苏。她开口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一次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是送给他舞票。父亲去世后，他们还记得我们，他们就把舞票送给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对我们去舞会跳舞不太乐意。我们去哪儿他都不乐意，就连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怒火万丈。可是这一次我特别想去，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去跳舞。他说我父亲生前的好友都会在舞会上露面，我们认识那些人不太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可是我有一条紫色毛线裤，那条裤子就放在衣柜里，我还从来没有拿出来穿过。

“最后，他迫不得已，出差到法国给公司办事去了，而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去舞会跳舞了，和我们一起去的是原先的那个工头哈迪先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我遇见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他对您去过舞会的事会很恼火吧。”

“噢，不过，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倒是很好。我还记得，他笑了起来，耸了耸肩，接着还说女人要是想干什么，拦也拦不住，她们总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下我明白了。按照我的理解，你在煤气装修工的一次舞会上遇见了一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

“是的，先生。我那天晚上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看我，他问我们回家是不是一路平安。打那以后，福尔摩斯先生，我还碰见过他—我是说，我和他散过两次步。可是后来我父亲出差回来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是啊，您知道的，我父亲对那样的事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任何人来作客。他还总是说，女人家应当高高兴兴和自己家里的人待在一起。我却经常对我母亲说，女人首先需要有她自己的小圈子，可是我自己还没呢。”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呢？他难道没有设法来看你吗？”

“喔，我父亲一个星期以后又要去法国，霍斯默来信对我说，我父亲动身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见面，这样就不会遇到麻烦。他还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可以通信。他每天都写信给我，我就每天早晨把他写的信取回来。这样就没必要让我父亲知道。”

“您那时和这位先生订婚了吗？”

“啊，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第一次散步后就订了婚。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个出纳员，在莱登霍尔街一家事务所工作，而且……”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糟糕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啊。”

“那他住在哪儿？”

“他就睡在办公的地方。”

“你竟然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写给他的信往哪里寄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的邮局，留待他本人领取。他跟我说，如果我写给他的信寄到他的办公室的话，他办公室的其他办事员就会笑话他和女人通信。

“我跟他说，既然是这样，我就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好了，他的信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可是他又不肯。他说读我亲笔写的信，就像是我在跟他说话，而读我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他总是觉得我们俩中间有一台机器隔着似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恰恰表明他是多么喜欢我啊，就连这些小事情他都想得那么周到。”

福尔摩斯对她说：“这最说明问题了。小事情至关重要，这是我长期遵行的一条原则。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别的小事情，您还记得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这个人非常腼腆。他和我散步，宁可在晚上，也不在白天，他说他很不愿意惹人注意。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甚至说话的声音都细声细语。他告诉过我，他小的时候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这些病留下了后遗症，他嗓子因此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细声细气。他衣着总是十分考究，非常整洁和素雅。但是他和我一样，视力不好，所以他戴浅色眼镜，以免强光刺眼。”

“哦，您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又去了法国，他动身之后情况怎么样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到我家来过，他还提议我们在我父亲回来以前就结婚。他特别认真，并且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对他都要永远忠贞不渝。我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很对的，这体现了他的感情。我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有好感，甚至比我还喜欢他。就这样，他们谈到要在一周内举行婚礼，我说要征求一下我父亲的意见，可是他们两个人都说，一点儿都不必在意我父亲的意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我母亲还说，她会让我父亲对此感到满意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说起来未免可笑，仅仅因为他比我大几岁，我就该得到他的许可。其实呢，是我做什么事都不想偷偷摸摸的，所以我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寄往他们公司驻法国办事处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这封信被退回来了。”

“这么说，他没有收到这封信啦？”

“是的，先生。这封信寄到时，他已经动身回英国了。”

“哈哈！这可真是太不巧了；而你的婚礼当时安排在星期五。你的婚礼准备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但是准备悄悄地举行。我们安排在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这座教堂位于皇家十字路口附近。婚礼后我们准备到圣潘克拉斯饭店进早餐。霍斯默坐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是我们有两个人，他就叫我们俩坐这辆马车。这时恰巧来了一辆四轮马车，那会儿街上再没有别的出租马车了，他就一个人坐上了那辆马车。我们先到教堂，那辆四轮马车随后也到了。我们等他下车，可是他一直没有从车厢里出来。马车夫从车上下来，看了看才发现，车厢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那个车夫说，他亲眼看见霍斯默坐进车厢，他怎么都弄不明白人到哪儿去了。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的事，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也再没有听到一点儿他的消息，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福尔摩斯对她说：“我觉得这样对待您，是对您的极大侮辱。”

“噢，先生，不是的！他对我非常好，也非常体贴，他说什么都不会这样就离开我的。喏，他整个上午一个劲儿地对我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对他都要忠贞不渝；即使有个三长两短把我们分开，我也要永远铭记我对他的誓约。他还说他迟早有一天会要求我践约的。在即将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可是从以后发生的情况来看，这话含义很深。”

“这话当然含义很深。那么，您自己也认为他遇到了横祸吗？”

“是的，先生。我认为他预见到了某种危险，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说那番话。后来，我揣摩他遇到了他所预见的危险。”

“可是，您一点儿都没想过会是什么危险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您母亲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她很气愤，并且对我说，以后永远都不要再提这件事。”

“那您父亲呢？您把这件事告诉他了吗？”

“我告诉过他。他的想法好像跟我的想法一样，他也认为是出了事，但是我还会得到霍斯默的消息。我父亲还说，不论是哪个人，把我带到教堂门口，然后就离我而去，他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好，他如果借了我的钱，或者他和我结婚而我把我的财产转让给了他，那他这样做也许还有些理由；可是霍斯默在钱上完全不靠任何人，更何况他对我的那点儿钱从来就不屑一顾呢。那么，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他连封信也不写呢？唉，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都快把我逼疯了，我通宵不能合眼。”说着她从手笼里抽出一块小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福尔摩斯站起身来，接着对她说：“我马上为您调查这个案子。我深信我们一定会得到确切的结果。现在我来承担这件事的压力，您就不用再操心了。首要的一点是，要让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像他从您的生活中消失了那样，从您的记忆中消失。”

“那么，您认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么，他出了什么事呢？”

“您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吧。我想请您把他准确地描述一下，还想看看他写给您的信。”

她回答说：“我在上周六的《纪事报》上登了一个寻找他的启事。喏，这就是那个启事，我这儿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您。您的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 31 号。”

“我清楚，您从来不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您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他是旅行推销员，他在干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工作，那家商行在芬茄奇大街。”

“谢谢您。您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请您把这些文件留下来，并且不要忘记我对您说过的意见。您就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吧，别让它影响您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您对我真是太好了，但是您刚才说的我可做不到啊，对霍斯默我要忠贞不渝。他一回来我就和他结婚。”

尽管我们的这位客人戴着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脸上流露出茫然若失的神态，但是她那纯朴的忠贞不渝的情怀带有一种高尚的情操，我们对此不得不肃然起敬。她答应需要她来的时候，她会再来，然后她把她带来的一小捆文件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两手指尖合拢，两腿向前舒展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他从搁架上拿起他那只陶烟斗。这只烟斗他已经用了很多年，看上去油腻腻的。这只油腻腻的陶烟斗在他看来仿佛是一个顾问。他点燃烟丝后就靠在椅子上，浓浓的蓝色烟雾在他身边缭绕，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那个姑娘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对象，”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她本人比她小小的问题更有趣，顺便说一下，她的那个问题其实很平常，你会在我的案例中找到同样的案例。如果你查阅一下一八七七年安多弗那个索引，就能找到同样的案子，并且去年在海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我发现有一两个情节很新颖，但是这位姑娘本人倒是最发人深省。”

我说道：“你好像从她身上觉察到了很多我无法觉察到的东西。”

“华生，不是你无法觉察到，而是你没有注意观察。你不知道该观察什么，所以你忽视了所有重要的细节。我永远无法让你意识到袖子的重要性、大拇指指甲的提示以及从鞋带上也能发现大问题。好啦，你从这位女士的外表观察到了什么？你描述一下。”

“哦，她戴着一顶深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子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

“她的短上衣是青色的，上面缝缀着黑色的珠子，上衣的边缘镶嵌着黑色的小小的煤玉饰物。她的连衣裙是褐色的，比咖啡色还深，领子和袖子上镶着紫色的窄条长毛绒。她的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手套食指那个地方已经破了。

“我没有注意观察她穿的是什么样的鞋。她戴着不太大的圆形金耳环，一派相当富裕的气派，举止平平常常却令人感到舒服，脾气很随和。”

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手，咯咯地笑了起来。

“华生，说实在话，你进步太大了。你的这番描述确实不错。的确，你忽视了所有重要的细节，但是你已经掌握了观察的方法。你观察颜色的眼力很好。我的老兄，你绝不能依靠一般印象，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

“我总是首先观察女人的袖子。观察一个男人，也许首先观察他裤子的膝部更好些。你也看到了，这位女士的袖子上镶着长毛绒，这是暴露痕迹的最有用的材料。她袖子腕部往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员压着桌子的地方，压痕十分明显。那种手摇式缝纫机也留下了类似的痕迹，只不过是在她的左袖口的外侧。然后我看了一眼她的脸部，发现她鼻梁两侧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我就大胆说出她近视和从事打字工作，这似乎让她感到惊讶。”

“这让我也感到惊讶。”

“肯定啦。可是，这太明显了。我接着往下观察，我发现她穿的那两只靴子尽管相像，可是实际上不是一双：其中一只的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而另一只却没有。这叫我既感到惊奇也感到有趣。她那两只靴子上各有五个钮扣，其中一只靴子只扣上了下面的两个，而另一只也只扣上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钮扣。好，你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时，她穿戴整洁，出门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子上的钮扣也只扣上一半，这表明她是匆匆忙忙离开家的，这完全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推论。”

我朋友这番敏锐透彻的推理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我对他的推理一直很感兴趣。我接着问道：“还有呢？”

“顺便跟你说说，我注意到她在离开家之前，写过一张便条，但是她是在穿戴好了以后写的。你已经观察到她右手手套食指那个地方已经破了，不过你显然没有注意到她的手套和右手食指都沾上了紫墨水。她写得很匆忙，所以她在蘸墨水时笔插得太深。这一定是今天上午的事，不然的话，她手指上的墨迹不会那么清晰。所有这些虽然都非常简单，但却很有趣。不过，华生，我得回到正事上来。请您给我念念寻找霍斯默·安古尔先生的那个启事上对他的描述好吗？”

我把那一小张印刷的字条凑到灯前。

“ 【启事写道】 十四日上午，一位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此人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灰黄，黑发，头顶略秃，留络腮胡和八字胡，胡子浓密漆黑，戴浅色墨镜，说话细声细语。失踪前身穿丝绸镶边黑色礼服大衣，褐色马甲，哈里斯花呢灰裤，褐色绑腿，弹力靴帮皮靴。马甲上挂一条艾伯特式金链。此人曾在莱登霍尔街一家事务所供职。若有人……”

“行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那些信，继续说道：“写得很一般。除了其中一次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以外，这些信件再也没有任何有关安吉尔先生的线索了。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一定会使你大吃一惊。”

我说道：“这些信件是用打字机打的。”

“不仅如此，就连签名也是用打字机打的。你看看信末工工整整的这几个小字：‘霍斯默·安吉尔’。你看，有日期，但是地址只有莱登霍尔街，这相当含糊。签名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在哪方面呢？”

“我亲爱的老兄，难道你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与本案息息相关吗？”

“我不敢说我明白了；莫非他想一旦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起诉，他可以否认那是自己的签名。”

“不是，那不是问题之所在。不过，我打算写两封信，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封写给伦敦的一家商行，另一封写给那位年轻女士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询问他明天晚上六点钟能否在此和我们面谈一次。我们不妨也和她的男亲属打打交道。好啦，大夫，我们在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无事可做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案子暂时束之高阁了。”

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朋友在侦破中推理精细而且精力过人，所以他对他侦破的这桩奇特的疑案胸有成竹、从容不迫，我觉得这必定是很有根据的。我知道他仅仅失算过一次，就是在侦破波希米亚国王和艾琳·艾德勒照片一案中那一次；可是当我回忆起‘四签名’那种神秘的案子以及与‘血字分析’相关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情况，我觉得假如这个案子连他都无法解决的话，那必定是个稀奇古怪的疑案。

然后，我离开了他的寓所。我离开时，他仍然抽着他那只黑色的陶烟斗。

我深信我明晚再来时就会发现，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线索，最终可以确证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失踪新郎到底是何许人也。

当时，我正忙于诊治一个病情严重的患者，第二天我在患者的病床前又忙碌一整天，将近六点时我才忙完，于是我跳上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去了贝克街，一路上心里忐忑不安，担心可能去得太晚了而赶不上为这桩奇案的了结助一臂之力。可是，我见到歇洛克·福尔摩斯时，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那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深陷下去的扶手椅里，睡眼朦胧。一排排令人望而生畏的烧瓶和试管散发出刺鼻的浓重盐酸气味，这说明他一整天都埋头于他酷爱的化学试验。

“喂，你解决了没有？”我刚一走进他的房间就问他。

“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个疑案！”我叫了起来。

“哦，你说的是那个！我还以为是我一直在做试验的那种盐呢。我昨天说过，这个案子毫无神秘之处，但是其中的一些细节还是饶有趣味的。了结这个案子的唯一缺憾，恐怕是没有哪一条法律可以惩处那个恶棍。”

“那么，那个恶棍是谁呢？他抛弃玛丽·萨瑟兰小姐的目的何在呢？”

我的问题刚一出口，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楼道里就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

福尔摩斯说道：“那位姑娘的继父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来了。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将于六点钟到达。请进！”

这时一个男子走了进来，他身体强壮，中等身材，三十来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肤色灰黄，一副和蔼可亲而曲意奉承的样子，长着一双机智锐利的灰眼睛。他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福尔摩斯，然后把他那顶有光泽的高顶黑色大礼帽放在餐具柜上，侧身走到就近的椅子并坐了下来。

“晚上好，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对他说，“我想这封用打字机打的信一定出自您的手吧，您在信中约定六点钟和我见面，是吗？”

“是的，先生。恐怕我来晚了一点儿，不过我是身不由己呀。萨瑟兰小姐拿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给您添麻烦了，我对此很抱歉，可是我想最好还是家丑不要外扬。她到您这儿来，这完全违背我的意愿。但是，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她是个脾气急躁、容易冲动的姑娘，她一旦决定要干什么，谁都拿她没办法。当然啦，我并不太在乎您知道这件事，您与官方警察不相干；不过，这样的家庭不幸要是张扬到社会上去，也绝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而且，这样做也是徒劳无益的，您怎么可能找到霍斯默·安吉尔这个人呢？”

福尔摩斯心平气和地说：“恰恰相反，我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会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

温迪班克先生听了这话猛然打了个寒颤，手套也掉在了地上，他说：“听您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

“奇怪的是，”福尔摩斯说道，“打字机也像人的书法那样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除非打字机是崭新的，否则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绝不会一模一样。打字机上有的字母比其他的字母磨损得更厉害一些，而有的字母只磨损了一边。好，温迪班克先生，您会在您打的这张短笺中注意到，字母‘’e总是有点儿模糊不清，而字母‘ｒ’的尾巴总是有点儿缺损。除了这些，还有十四个其他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更加明显。”

“我们事务所的所有信函都是用这台打字机打的，当然它有点儿磨损了。”我们的这位客人回答说，同时他那两只明亮的小眼睛敏锐地瞥了一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继续说：“温迪班克先生，现在我来给您看看什么才是真正有趣的研究。我打算这几天再写一篇短小的专题论文，专门阐述打字机以及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这是我一直颇感兴趣的一个论题。现在我手头上有四封信，这些信件都是那个失踪的男子寄出的，并且全部是用打字机打的。这些信件不仅每封中字母‘e’都模糊不清、字母‘ｒ’都缺尾巴，而且，您如果愿意用我的放大镜看一看的话，那么您会注意到，我刚才提到的那十四个其他特征也是历历在目。”

温迪班克先生听到这里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拿起帽子，然后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浪费时间听这类无稽之谈。你要是能抓到那个人，就抓住他好了；抓到他时，请告诉我一声。”

福尔摩斯一步跨了过去，伸手把门锁住，接着他说：“那好，我现在就告诉您，我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在哪里呢？”温迪班克先生大声喊叫着，他吓得嘴唇发白，不住地环顾左右，活像一只掉进了捕鼠笼子的老鼠。

福尔摩斯先生温和地对他说：“噢，你嚷嚷也没有用，一点儿用都没有。温迪班克先生，这是绝不可能赖得掉的。这事儿太显而易见了。您刚才竟然说我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问题，您对我的恭维实在是太拙劣了。确实是简简单单！请坐，我们还是谈谈为好。”

我们的这位客人整个儿瘫在了椅子上，脸色苍白，额头汗水涔涔，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还不够提起诉讼。”

“恐怕的确不够提起诉讼。但是，温迪班克先生，你我还是私下说说。这种鬼把戏真是残酷、自私、丧心病狂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我还是头一回碰到。好了，我来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叙说一遍，我说得不对，您可以反驳。”

这位温迪班克先生坐在椅子上，缩成了一团，脑袋耷拉着，一副彻底被制服了的样子。福尔摩斯把双脚放在壁炉台的壁角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子向后仰着，像是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了起来：“那个男人和一个年龄比他大很多的女人结了婚，为的是贪图她的钱财。只要他们的那位女儿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享用她的钱。就他们那样的境况来说，这笔钱的数额相当可观。失去了这笔钱，他们的境况就会大不一样，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为的就是保住这笔钱。他们的这位女儿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并且个性温柔多情。显而易见，她有这样出众的品貌，再加上她可观的收入，她不会空守闺房太久的。她出嫁的话，这当然意味着他们每年失去一百英镑的收入，那么她的继父如何才能防患未然呢？很显然，他想方设法把她关在家中，禁止她和同龄人来往。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这种做法不是长久之计。她变犟了，坚持自己的权利，后来她竟然流露出一定要去某个舞会跳舞的迹象。这样一来，她的那位诡计多端的继父该怎么应付呢？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毒计。他在他妻子的纵容和协助下，他把自己乔装改扮：戴上墨镜遮起这双锐利的眼睛，戴上毛蓬蓬的假络腮胡和八字胡以改变面相，压低自己清脆的嗓音以变成柔声媚气的低声细语，再加上他女儿近视，他的乔装改扮可以说是上了双保险，万无一失。这样他就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名义出现，向自己的女儿求爱，以免她心系他人。”

我们的这位客人哼哼唧唧地说：“我当初只不过跟她开开玩笑而已，我们压根儿没有想到她会这样痴情。”

“不太可能仅仅是开个玩笑。不论那是不是开玩笑，那个姑娘确实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一直以为她的继父在法国，从来未怀疑她自己上了大当。

“那位先生对她百般殷勤，她感到心花怒放，而她母亲对他又大加赞赏，这更加使她欣喜若狂。显而易见，事情要继续下去，这个毒计才能奏效。于是安吉尔先生开始登门来访。他们会过几次面，接着又订了婚，这就最终保证了这个姑娘情有独钟。但是这场骗局不可能旷日持久，同时屡次假装去法国出差也颇为麻烦，所以下一步显然就是把这事干脆来个戏剧性的结局，以便在这位姑娘的心上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同时也可以防止她有朝一日对其他的求婚者动心。于是，就上演了手按《圣经》信誓旦旦那一幕，于是就在举行婚礼那天的早晨耍了个花招，暗示可能发生某种不测。詹姆斯·温迪班克希望萨瑟兰小姐对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忠贞不渝，而对他的生死却难以肯定，这样，在以后的十年她对其他男人的话就会置之不理。他陪她到了教堂门口，但是他必须就此打住，于是他耍起了老把戏：从四轮马车的这扇门钻进去，再从那扇门钻出来，优哉游哉地溜之大吉了。温迪班克先生，我看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们的这位客人在福尔摩斯讲述时恢复了一点儿自信，他从椅子上站起身，苍白的脸上露出冷漠讥讽的神态。

“福尔摩斯先生，这也许是真，也许是假，”他说道，“可是，你若真是精明过人，你应该再精明一点儿，以便弄清现在犯法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始终没有做任何足以提起诉讼的事情，但是只要你这样锁上门，我就可以对你提起诉讼，起诉你侵犯人身和非法拘留。”

“就算像你所说的那样，法律奈何不得你，”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打开锁，并且把门推开，“然而，你是世界上最该受到惩罚的人。如果这位姑娘有个兄弟或朋友的话，他就会用鞭子猛抽你的脊梁。该打！”福尔摩斯看到温迪班克脸上露出刻薄的讥笑，气得他满脸通红，他接着说道：“我虽然对我的委托人没有承担这种责任，但是我这儿刚好有一条猎鞭，我想我还是痛痛快快地……”他三步并作两步去拿那条猎鞭，可是他猎鞭还没拿到手，楼梯上便没命地响起砰砰的脚步声，大厅又厚又重的门呯地响了一声，我们从窗子望去，看见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拼命地在马路上飞奔。

“真是个没有心肝的恶棍！”福尔摩斯边笑边说，重又一屁股坐进扶手椅里，“那家伙作恶多端，迟早会因罪大恶极而被送上绞刑架。从几方面来看，这个案子并非索然无味。”

“我现在对你的推理步骤还不十分明了，”我说道。

“唔，当然啦，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离奇古怪的行为必定有所图谋，这从一开始就很明了。同样很清楚的是，真正从这件事中受益的人只有这位继父，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还有一个事实很有启发性，那就是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而总是一个不在的时候另一个才出现。同样很有启发性的还有那副墨镜、他那奇特的嗓音和毛蓬蓬的络腮胡子，这些都暗示着乔装改扮。他用打字机签名这种罕见的做法使我的猜疑完全得到了证实；从他的这种做法可以轻易地推断出，这位姑娘是多么熟悉他的笔迹，哪怕看到一点儿她都会辨认出来。你看得出来，所有这些孤立的事实以及其中的许多细节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你是怎么证实这些的呢？”

“一旦发现了我要追寻的罪犯，要确证就不是一件难事了。我知道这个家伙工作的那家商行。我一拿到那份在报上刊印的寻人启事，就划掉了其中一切可能是乔装改扮用的那些东西—络腮胡子啦、墨镜啦，还有嗓音什么的，然后我把这份寻人启示寄给那家商行，请求他们告诉我在他们那些旅行推销员中间，有没有谁的相貌与之相符。我已经注意到了那台打字机的特征，于是我给他本人写了一封信，把信寄到他的办公地址，请他可否到这儿来一趟。不出我之所料，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从这封回信中不难看出打字机种种细微但是很有特征的同样毛病。同一所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封位于芬茄奇大街的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来信，信中说，寻人启事上描述的相貌特征与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吻合。全部情况，就是如此而已！”

“那么，萨瑟兰小姐呢？”

“我如果对她和盘托出的话，她是不会相信的。你也许还记得那句波斯古谚：‘打消女人心中的痴心妄想，险似虎爪下夺其仔。’哈菲兹 和贺拉斯 一样地理直气壮，哈菲兹和贺拉斯也一样地通情达理。” toaEpFgDDBKBZfI8BwUOx5yQxN/hymGHF8LnG102A+fNhg2ygLSnYoE3fH6jgm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