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五点半才回来。一办起案来,他便乐观、兴奋,心情极好,不再心灰意冷、沮丧无聊。
“这案子没什么很神秘的,”他说着,端起我为他泡好的茶。“事实表明只有一种解释。”
“什么!你已经弄清楚啦?”
“还不能这么说。我找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事实,极有启发性,但还需要增加一些细节。在查阅旧《泰晤士时报》的合订本时,我发现住在上诺伍德的前孟买 34 步兵团的舒尔托少校,死于 1882 年 4 月 28 日。”
“可能我太迟钝了,福尔摩斯,我看不出这能启发什么。”
“看不出?真让我吃惊。那么,这样来看看这个案子吧。摩斯坦上尉失踪了。他在伦敦可能拜访过的人只有舒尔托少校。舒尔托少校否认听说过他在伦敦。四年后舒尔托死了。死后一周,摩斯坦上尉的女儿收到一件贵重的礼物,以后每年收到一次,现在又收到一封信,说她是个受了委屈的女子。
“除了失去父亲外,她还有什么委屈呢?为什么舒尔托刚一死,她就收到了礼物呢?莫非是舒尔托的继承人知道其中的秘密,以此弥补罪过吗?你对此有何异议?”
“如此补过,不可思议!再说,他为什么六年前不写信,到现在才写呢?还有,信中说要给她公道。她能得到什么公道呢?这不是比设想她父亲还活着更离奇吗?你又不知道她是否还受过别的委屈。”
“令人费解,确实令人费解,”福尔摩斯沉思地说。“但今晚之行会使案情真相大白。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摩斯坦小姐在里面。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下去吧,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拿起帽子和我那笨重的手杖,看见福尔摩斯从抽屉里取出他的手枪,塞进口袋里。显然,他认为今晚的事情极为严重。
摩斯坦小姐披着黑色的斗篷,她那张敏感的脸上保持着镇定,但显得苍白。如果她对我们今晚将要进行的冒险行动没感到任何不安,那她一定是个非同寻常的女子。然而,她的自制力极强,很快回答了福尔摩斯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她说:“舒尔托少校是爸爸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的信中总是提到这位少校。他们俩都是安达曼群岛驻军的指挥官,所以常在一起。另外,在我爸爸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无人能读懂的神秘纸条。我想这东西也许并不重要,但你可能想看看,所以带来了,就是这张。”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平铺在膝盖上。然后用双层放大镜有条不紊地审视了一番。
“纸是印度当地出产的,”他说。“曾被钉在木板上。纸上的图案好像是一所大建筑物样图的一部分,有许多大厅、走廊和甬道。有个地方用红墨水画了十字,十字上方用铅笔模糊地写着‘左 3. 37’。左角处有一个神秘的符号,像左右相连的四个十字。符号旁潦潦草草地写着‘四人签名—乔纳森·斯茂、默哈米特·辛格、阿巴杜拉·克汉、多斯特·阿克巴’,我实在看不出这张图与本案有何关联,但它确实是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这张图一直被小心地保存在皮夹子里,因为两面同样干净。”
“我们是在他的皮夹子里找到的。”
“请好好保存,摩斯坦小姐,也许对我们有用。我现在觉得,此事比我当初想象的更玄妙,更令人费解。我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
他靠在车座里,从他那紧皱的眉宇间和那凝注的眼神里,我看出他陷入了沉思。摩斯坦小姐和我低声交谈着我们眼下的行动和可能的后果。但我们的朋友始终保持着捉摸不透的沉默,直到我们到达目的地。
九月的夜晚,还不到七点,天已变得阴沉沉的,蒙蒙细雨般的浓雾笼罩着这座大都市。灰暗的云团阴郁地低悬在泥泞的街道上空。河岸两边的路灯有如朦胧的睡眼,斑斑点点,将暗弱的微光撒在泥泞的人行道上。黯淡的黄光透过商店的橱窗,穿过空中迷茫的雾气,照在拥挤的大街上。在我看来,朦胧黯淡的灯光照在络绎的人群的脸上,显现出荒诞和怪异:有人忧郁有人欣喜,有人憔悴有人快乐。所有的人正从黑暗走向光明,又从光明走向黑暗。
我并非是多愁善感的人,但阴郁、沉闷的夜晚,再加上我们即将卷入的事件,使我不禁紧张沮丧。从摩斯坦小姐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只有福尔摩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把笔记本摊放在膝上,借着随身携带的电筒光,不停地记着数据和其他材料。
莱西姆剧院的两旁入口人头攒动。剧院前双轮马车和四轮马车如流水一般辚辚而至,卸下穿着礼服的男人和披着围巾、戴着珠宝的女人。我们刚走近约定的第三根柱子边,一个黝黑矮小,马车夫装束的精明的男子向我们打招呼。
“你们是和摩斯坦小姐同来的朋友吧?”他问道。
“我是摩斯坦小姐,二位先生是我的朋友。”她说。
他用尖锐而疑惧的目光逼视着我们。
“请原谅,小姐,”他说,态度强硬固执。“向我担保你的同伴中没有警官。”
“我担保。”她答道。
他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一个街头流浪汉引来一辆四轮马车,打开车门。
我们坐进车厢里,和我们搭话的男人跳上车夫座位。没等我们坐稳,车夫就扬鞭策马,马车急速冲过雾蒙蒙的街道。
处境奇特。我们既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邀请我们要么是彻头彻尾的骗局—这是难以置信的假设—要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旅行会带给我们重大的结论。摩斯坦小姐的态度仍像以前一样坚决而镇定。我极力鼓励和逗乐她,讲些我在阿富汗经历的冒险故事;说实话,我自己对我们的处境感到惴惴不安,对我们的命运感到前景未卜,致使我的故事讲得乱七八糟。至今她还拿我讲的一个故事取笑我:深夜一头滑膛枪钻进我们的帐篷,我拿起双管小老虎开火。起初,我还能辨别经过的路线和方向,但没过多久,由于车速太快,大雾弥漫,更加上我对伦敦不够熟悉,我迷失了方向,除了知道走了很远的路程外,其他一概不知。但福尔摩斯没有迷路,当马车穿过广场,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时,他喃喃地说出了所有的地名。
“罗彻斯特街,”他说。“现在是文森特广场。现在我们到了沃克斯霍尔大桥路。显然,我们正前往萨里坡。是的,没错。我们上桥了。你们可看到河了。”
我们果然看到了泰晤士河的景色,灯光映照在宽阔、平静的水面上;但我们的马车仍在奔驰,不久就驶入了河对岸弯弯曲曲的街道中。
“沃兹沃斯路,”我的朋友说。“修道院路,拉克霍尔小巷,斯托克威尔街,冷港小巷。马车似乎没有把我们带往上流社会居住的地方。”
我们的确到了一个可疑又可怕的地方。只有拐角处酒吧里粗俗刺眼的灯光,映照着长排灰暗的砖房。接着是几排两层楼的住宅,每幢楼都有一个小花园,随后是一片显眼的新砖房—这座大都市在郊区扩建的建筑群。
最后,我们的车子停在一条新街的第三栋房屋前。其他的房屋都没住人,我们停车处的那栋房子和周围的房屋一样漆黑,只有厨房窗户里射出一线微弱的光。我们一敲门,立刻就有一个印度仆人开了门,他围着黄头巾,穿着宽大的白褂,系一条黄色饰带。在郊外一幢三等住宅的门前出现一个东方仆人,显得很不协调。
“主人一直在等候你们,”没等他说完,里屋就有人高声喊道:“吉特穆特迦,带他们来我这里,直接来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