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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拿下他的瓶子，又从整洁的山羊鞣皮盒里取出一个皮下注射器来。他用修长、白皙、有力的手指调好精细的针头，卷起左手衬衫袖口，双眼注视着自己强壮的前臂和手腕沉思了一会儿，那儿布满了无数的针孔。终于，他插入针尖，按下了细小的活塞，然后坐进绒面扶手椅里，满足地长吁了一口气。
几个月来，我亲眼目睹他每天三次这样做。然而，我对此并没有习以为常，相反，见此情形，我的焦躁日渐加重。一想到没有勇气制止他，我的良心夜夜不安。我一次又一次想对我的朋友说出心里话，然而他那冷峻、淡漠的神情，让人感到难以随意向他进言。他才能卓异，气度非凡，我多次领教过他那超乎常人的本领，这使我在想要劝阻他时，胆怯畏缩。
可是，那天下午，不知是午餐时我多喝了酒，还是他那若无其事的态度激怒了我，我突然感到再也忍不住了。
“今天注射的是什么？”我问，“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正在看一本老黑体字印的书，无精打采地抬起头来。
“是可卡因，”他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我才不试呢，”我粗暴地回答说，“我的体质还没有从阿富汗战役中恢复过来，再不能给体内注入任何毒素了。”
他对我的激烈措辞付之一笑。“也许你是对的，华生，”他说，“我想，这对身体有害。不过，我发现它能强烈刺激和清醒大脑，所以，其副作用就不值一提啦。”
“可是你要想想！”我严肃地说，“想想代价！像你说的那样，你的大脑兴奋了，激动了，但这正是一个致病的过程，它会加剧器官组织变质，至少会留下永久性衰弱。你也知道它的副作用多么可怕，这肯定是得不偿失。为什么要为一时的快感而丧失你那卓尔超群的才智呢？我不仅是对你的身体负责的医生，而且还是你的朋友，才说这番话的。”
看来，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把十指尖顶在一起，双肘靠在围椅的扶手上，像个颇喜欢交谈的人。
他说，“我的大脑不能停止思考。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难解开的密码，或是最复杂的分析工作，让我回到属于我的气氛中。这样，我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厌倦枯燥乏味的生活，渴求精神上的兴奋。这就是我选择这种特殊职业的原因，或者说，我创造了这种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唯一的私人侦探吗？”我抬眼问道。
“唯一的私人咨询侦探，”他回答说，“我是侦探界的最高上诉法庭。当格雷格森、雷斯垂德、阿瑟尼·琼斯遇到难题时—这是他们常有的事—难题就会摆到我的面前。我以专家的身份审查材料，发表专家的意见。我这样做并非图名，报纸上并不发表我的名字。工作本身，为我的特殊才能找到用武之地所带来的快乐，就是对我的最大回报。你不是也领略过我在杰弗逊·霍普案中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吗？”
“的确如此，”我诚恳地说，“那是我平生印象最深的事件。我已把它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取了个新颖的题目：《血字分析》。”
他不满地摇摇头。
“我粗略看了一遍，”他说，“照实说，不敢恭维。侦探是一门，或者说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应该用同样冷静而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来论述。你试图给它染上浪漫的色彩，无异于将爱情故事或私奔事件掺杂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里。”
“可是确有那么浪漫，”我抗议道，“我不能篡改事实！”
“有些事可以不提，至少在处理它们时应知道孰轻孰重。此案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运用奇妙的分析推理，从结果中找出原因，我就是运用这一方法，成功地破获此案的。”
我的作品是专为讨他的欢心而写的，他的批评使我大为不快。我得承认，要求书中的每行每字都必须描写他个人的特殊行为的利己主义激怒了我。我和他共住在贝克街的那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觉察到，我朋友那冷静和说教式的态度里，隐藏着些许虚荣。我没吱声了，只是坐着护理我受过伤的腿。
不久前，我的腿上挨过枪子儿，虽不妨碍走路，但每到变天，就感到疼痛难忍。
“最近我的业务已发展到欧洲大陆了，”过了一会，福尔摩斯装满了他那支欧石南根做的旧烟斗后说，“上星期福朗斯瓦·勒·维拉德向我求教，这个人，你也许知道，近来在法国侦探界出人头地。他具有凯尔特民族敏感的直觉力，但缺乏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所必备的广博知识。案件关涉一份遗嘱，有点意思。我叫他去查看两个类似的案例，一个是 1857 年发生在里加市的案例，另一个是 1871 年发生在圣路易市的案例，这两个案例给他揭示了破案的真正办法。这儿有一封我今天早上收到的他寄来的致谢信。”
他说着，递过一张皱巴巴的外国信纸。我看了一眼，信中尽是赞美之词，什么“伟大”、“高超的技艺”、“有力的行动”，足以证明这位法国人充满了热切的感激之情。
“他像是个跟老师说话的小学生。”我说。
“噢，他过高地评价了我给他的帮助，”福尔摩斯轻声说道，“他天赋极高，具备一个理想的侦探家应具备的大部分素质。他有观察能力，有推理能力。他只缺少学识，总有一天会获得的。他正在把我的几篇作品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哦，你还不知道吧？”他笑了，大声说道。“很惭愧，我写了几篇专论，都是技术方面的。比方说，有一篇叫《论各种烟灰的辨别》。此文列举了一百四十种雪茄烟。卷烟、烟斗烟丝的烟灰，并附有彩色插图，以说明烟灰的区别。这是刑事审判中常常出现的重要证据，有时还是案件的重要线索。”
“举例说，如果你断定某一谋杀案系一个抽印度雪茄的男人所为，显然缩小了侦查范围。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印度雪茄的黑灰与‘鸟眼’牌的白灰的区别，正如白菜和土豆的区别一样大。”
“你具有区别细节的非凡才智，”我评价道。
“我十分注重细节。我写了一篇关于脚印跟踪的专论，里面谈及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谈及职业对手形的影响，并配有石匠、水手、木刻工、排字工、纺织工和磨钻石的工人的手形插图。这对于科学的侦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特别是在无人认领的死尸案中和显示犯人原有经历时有用。我的爱好让你乏味了吧。”
“一点不乏味，”我恳切地答道。“我对此极有兴趣，特别是能有机会亲眼目睹你对它的实际应用。你刚才说到观察与演绎。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相互关联的。”
“啊，不一样，”他回答说，舒舒服服地靠在扶手椅里，从烟斗里吐出一股浓浓的蓝色烟圈。“举个例说，根据观察，我知道你今天早上去了韦格摩尔街邮局，但根据演绎，我才知道你在那里发了一份电报。”
“对了！”我说。“两点都对了！真弄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一时心血来潮发了一份电报，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
“这个太简单了，”他说道，对我的惊奇暗自一笑。“简单得没必要解释，但解释一下有助于区分观察和演绎的界限。我观察到你的鞋面上沾有一些红色的泥土。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挖出的泥土就那样胡乱地堆在路上，走进邮局难免踩进泥里。那个地方的泥土有一种特殊的红色，据我所知，附近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种红色。这就是观察，其余的就是演绎了。”
“那么，你是怎样推断出那份电报的呢？”
“那当然，我知道你没写过一封信，因为整个上午我就坐在你对面。我还看到你桌上有一整张邮票和厚厚的一扎明信片。你去邮局不是发电报又是干什么呢？排除所有其他因素，剩下的就是事实。”
“此事确实如此，”我略加思索，回答说。“这事儿，如你所说，太简单了。如果我让你这套理论接受一个更严峻的考验，你会不会认为我无礼呢？”
“恰恰相反，”他回答说。“那样我就用不着再来一针可卡因了。我很乐意探究你提出的任何问题。”
“我听你说过，一个人用过的日用品很难不留下他个人的印记，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对此一目了然。现在，我这里有一只新近得到的手表。你能否告诉我这表原来的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吗？”
我递过表去，心中暗自欣喜，因为我知道这种考验是行不通的，算是给他平时那种武断腔调的一个教训吧。他咂摸着手中的表，细审过表壳，又打开后盖，先是用肉眼，继而又用高倍放大镜察看机件。他合上后盖，把表递给了我，看到他那张沮丧的脸，我差点笑出声来。
“几乎找不到痕迹，”他说。“这表刚清洗过，把最有启发性的痕迹洗掉了。”
“不错，”我答道。“我拿到之前就清洗过了。”
我暗自责备我的朋友竟用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即便是一只没有清洗过的手表，他又能找到什么痕迹呢？
“尽管不令人满意，但我的观察并非毫无结果。”他说道，茫然无神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如有不对，请你指正。我断定这只表是你哥哥的，是你父亲传给他的。”
“你无疑是从表面的 H. Ｗ. 两个字母猜出来的吧？”
“的确如此。字母 Ｗ 代表你的姓。这表大约是五十年前制造的，缩写字母和表一样旧，因此是上一辈人刻上去的。珠宝通常是传给长子，长子很可能袭用父亲的名字。我没记错的话，你父亲已去世多年，所以这表一直在你哥哥手里。”
“说得都对，”我说。“还有什么？”
“他是个不修边幅的人—非常不爱整洁而且粗心。他本来有着美好的前程，但他放弃了所有的机会，有段时间生活潦倒，偶尔也有境况好的时候，最后因嗜酒而死。这就是我推断出的全部。”
我从椅子里跳了起来，心烦意乱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极度的酸痛涌上心头。
“你这就不对了，福尔摩斯，”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会转而说出这个。你已调查过我不幸的长兄的履历，此时假装用玄妙的方法推断出这些事实。你别想让我相信，这是你从这块旧表上观察到的！你太无情义了，说白了，你玩的是骗术！”
“我亲爱的医生，”他和蔼地说。“请接受我的道歉！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没想到它会触痛你的隐私。但我保证，在你把表递给我之前，我绝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哥哥。”
“那你究竟是怎样推断出这些事实的呢？每一点都绝对正确。”
“啊，那不过是侥幸罢了。我只是说出了某些可能性，确实没想到会如此准确。”
“那么，这并不是猜测了？”
“不，不，我从不猜测。那是个坏习惯，有害于逻辑推理。你感到奇怪，只因为你没跟上我的思路，也没注意到重大事件是靠某些细小的事实推断出来的。比方说，我一开始说你哥哥很粗心。看看这块表，不仅下面的边缘上有两处凹痕，整个表面尽是伤痕，这是因为他习惯把硬币、钥匙之类的硬物和表一起放在同一个口袋里。这么随随便便地对待价值五十金镑的手表，说他是个粗心的人，不算过分吧。一个继承了如此贵重之物的人，说他在其他方面亦所获甚丰，不算牵强附会吧。”
我点头表示领会他的推断。
“在英国，当铺老板的惯常做法是，用针尖在表壳内刻上当票的号码。这比贴标签更为方便，号码既不会遗失，也不会混淆。我用放大镜看过，表壳内这类号码不少于四个。结论是：你哥哥时常拮据困顿。另一个结论是：他有时境况不错，否则就不会赎回自己的典当品。最后，请你看看上弦的钥匙孔，孔的四周有无数印痕，那是插入钥匙时留下的痕迹。头脑清醒的人上弦怎么会留下这些痕迹呢？但醉汉的表没有不留下这种痕迹的。他夜间上弦，因而留下了手腕颤抖的痕迹。这有什么玄妙的？”
“经你一说，昭如白日，”我答道。“多有冒犯，后悔莫及。我应该充分相信你的非凡才智。请问目前是否正在进行某项案件的调查？”
“没有，所以注射可卡因。离开思考，我不能活。离开思考，活着为了什么？请站到窗前来。难道有过如此沉闷、凄凉、毫无生趣的世界吗？看吧，大街上黄尘滚滚，飘过一幢幢灰暗的房屋。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更卑俗的吗？医生，当英雄无用武之地时，他的才智又有何用？犯罪是寻常事，苟活是寻常事，寻常又寻常，在这个世界上，才智如粪土！”
我正开口回答他那激烈的言辞，突然传来响亮的敲门声，我们的房东进来了，托着铜盘，上面放着一张名片。
“先生，有位年轻女士求见。”她对我朋友说。
“玛丽·摩斯坦小姐，”他念道。“嗯，这名字生疏得很。赫德森太太，请她上来。别走，医生，我欢迎你留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