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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用了相当的版面报道所谓的“布里克斯顿奇案”。
每家报纸对此都刊发了一篇长篇文章，有的报社还刊登了专题评论，其中还有一些我不了解的情况。我的剪贴簿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有关这桩案件的剪报和摘录。下面我摘选了几条：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
在犯罪史上，再没有比此案更离奇、悲惨的了。被害人用的是个德文姓名，没发现别的作案动机，以及墙上那个歹毒的字样，都足以说明这是一桩政治难民和革命党犯下的罪行。社会党在美国有好些派别，死者肯定是因触犯了他们不成文的法律，才被一直追踪到了英国，惨遭杀害。
在简略提到过去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人案、布利威列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之后，文章结尾时，向政府提出劝告并倡议往后对于逗留英国的外籍人士应严加注意。
《旗帜报》评述说：
这类不法之徒的暴行通常是在自由党执政期间发生的。
这些暴力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思想混乱及随之而来的政府权力的削弱。死者是一名美国绅士，他在伦敦已停留了几个星期，被杀前住在坎伯韦尔区，托奎街的查朋杰尔夫人的寄宿公寓里。旅行期间他与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杰森先生结伴游览。二人于本月四号星期二向房东太太辞行后，动身前往尤斯顿车站，言称二人拟搭乘快车前往利物浦。后来，有人看见他们出现在站台上，而后就无人知晓他们的行踪了。据报道，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外的布里克斯顿路的一座空宅中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尸体。他是如何到达空宅的，又是如何遇害的，仍然是个不解之谜。而斯坦杰森先生至今下落不明。有消息说，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和格雷格森先生同时出马着手此案的调查，我们深信这两位鼎鼎有名的侦探将在短时间内使本案真相大白。
《每日新闻报》评论说：
毋庸置疑，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由于盛行大陆各国的专制主义和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痛恨，结果有许多人被驱逐到我们国家来了。这批人如果不受过去所作所为的不良影响，是极可能成为好公民的。
这批流亡者中有着苛刻的“法典”，稍加触犯，就会被处决。目前，须尽一切努力寻找死者的秘书斯坦杰森，以便查明死者生前生活习惯的某些细节。
死者生前寄宿的公寓地址现已查到，使得案情有了极大的进展。这项进展完全归功于苏格兰场思路敏捷、办事干练的格雷格森警探。
吃早餐时，福尔摩斯和我一起读了这些报道，这些文章似乎让他觉得非常好笑。
“我告诉过你，无论案情有什么进展，功劳总是属于雷斯垂德和格雷格森的。”
“那也得看案子结果如何吧。”
“唉，天哪，这没有半点关系。如果案犯被捕，自然是因为他们全力以赴办案有功；如果凶手逃之夭夭，他们又会讲，虽然他们竭尽全力，可……
“无论怎样，他们都不会吃亏。不管他们怎么做，总有人维护他们。有一句法国俗语说得极对，‘蠢材虽蠢，可总有比他更蠢的蠢材赏识他’。”
我们正聊得起劲儿，门厅里和楼梯上响起了乱哄哄的脚步声，同时还夹杂着房东太太的埋怨声，我不禁叫道：“这究竟是什么声音？”
我的同伴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侦缉队贝克街支队。”他话音未落，就见六个街头流浪儿冲进屋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满身污渍，衣衫褴褛的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厉声喝道，六个脏兮兮的流浪儿就像六尊肮脏的小泥塑似的站成一行。“以后你们只能派威金斯一人上来报告，其余的在街上等着。威金斯，找到了吗？”
“还没呢，先生，我们还没找到。”一个孩子回答说。
“我也没指望你们这会儿能找着。你们还得继续找，找不着绝不罢休。这是给你们的工钱。”他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先令，“行了，下去吧。下回希望你们带来好消息。”
福尔摩斯挥了挥手，六个孩子便像一群耗子似的飞快奔下楼去。不一会儿，街上就响起了他们那刺耳的尖叫声。
“找一个这样的小乞儿的收获顶得上用一打警探。”福尔摩斯说，“只要一看见警方人员，人们就撬口不开了。但是，这帮小家伙什么地方都去得了，什么消息都能打听到。他们机灵着呢，像针尖一样无孔不入，只不过他们就是缺乏组织性。”
“你雇他们来帮你查布里克斯顿路的案子吗？”我问他。
“对，有一件事我要核实清楚，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我们马上要听到些报复性的新闻了。看，格雷格森在街上朝咱们这儿走过来了，满面春风得意的样子，我知道他是上咱们这儿来的。喏，他停下来了。果真是他！”
门铃轰然作响，几秒钟后，这位发式讲究的侦探就上了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上楼来，闯进了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紧紧握着福尔摩斯那反应漠然的手，大声地说：“给我道贺吧！我已经将这个案子调查得水落石出了。”
我似乎看见一丝焦虑的阴影在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
他问：“你是说弄到对路的线索了？”
“当然了！哎呀，老兄，我已经把凶手关押起来了。”
“他叫什么名字？”
“亚瑟·查朋杰尔，皇家海军的一名中尉。”格雷格森一面搓着两只胖手，一面挺起胸脯自负地高声说。
福尔摩斯欣慰地松了口气，如释重负地微笑起来，他说：“请坐，抽支雪茄吧。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查到的。要不要来点儿威士忌加水？”
“那就来点儿吧，”这位侦探答道，“这两天我费尽心思，真是把我累惨了。你也知道，干咱们这一行尽管体力消耗不大，可费脑子得很。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了解这其中的艰辛的，毕竟我们干的都是脑力活儿。”
福尔摩斯正经八百地说：“过奖了。说说看，你是怎么取得这么可喜可贺的成果的？”
大侦探在扶椅上坐好，扬扬得意地吸着雪茄，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猛拍一下大腿，自觉好笑地大声说：
“真可笑，那个傻瓜雷斯垂德自以为有多聪明呢，可他彻底地搞错了。他去寻找秘书斯坦杰森的下落，可这家伙像刚出世的婴儿一样与此案毫无关系。我敢肯定，这会儿他已经将那人拘捕起来了。”
说到这儿，格雷格森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那你到底是怎么找到线索的？”
“啊，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的。华生医生，这件事自然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的，只能限于自己人之间谈谈。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要查清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某些人会登登广告，坐在家里死等别人的答复，或者是等着死者的亲友前来主动提供情况。可我格雷格森的工作作风却大不相同。还记得死者身边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是在坎伯韦尔路 129 号的约翰·安德乌德父子礼帽店买的。”
格雷格森顿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说：“没想到你也注意到那顶帽子了。你去过那家帽店吗？”
“没有。”
“哈！”格雷格森颇感宽慰地说，“不管机会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你也绝不能放过它。”
“对一个伟大的智者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引用什么格言警句。
“好了，我到了安德乌德礼帽店，问店主是否卖了一顶这么大号码和这种式样的帽子。他翻阅了售货记录簿，很快就查到了。帽子是送到住在托奎街的查朋杰尔出租公寓的一位房客，德雷伯先生的。这样我就找到了死者的住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小声赞叹道。
“后来我就去拜访查朋杰尔太太，”侦探接着说，“我发现她面色苍白，神情局促不安。她女儿也在房子里，那是个美貌绝伦的姑娘。当我与她交谈时，她眼圈发红，嘴唇颤抖个不停。这一切没能逃过我的眼睛，我就觉得这中间有可疑之处。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了解的，当找到对路的线索时的那种感觉—你顿时感到所有的神经都兴奋起来了。我问她：‘你们是否听说了，来自克利夫兰城的德雷伯先生，即你们先前的房客，被人暗杀了吗？’
“母亲点了点头，她似乎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女儿却一下子流泪了。我愈发感到这家人是此案的知情人。
“我又问她：‘德雷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你家去火车站的？’‘八点钟，’她说，喉咙里哽塞着，极力抑制着内心的紧张不安。‘他的秘书斯坦杰森先生说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一班是九点十分的，一班是十一点。他们要赶头一班。’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吗？’我一提出这个问题，那女人霎时变得面色青灰。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吐出两个字‘是的。’可她说这话时，声音沙哑，极不自然。
“一阵沉默过后，姑娘开口说话了。她的态度坦然，吐字也很清楚。
“‘说假话没有好处的，妈妈，’她说，‘在这位先生面前，咱们还是坦白说出真情的好。后来，我们确实又见过德雷伯先生。’‘愿上帝饶恕你！’查朋杰尔太太举起双手，叫喊了一声，然后就瘫坐在椅子上。‘你害了你哥哥呀！’‘亚瑟也情愿我们说实活。’姑娘态度坚定地说。
“我说：‘你最好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这么吞吞吐吐的，倒不如只字不露。更何况，你还不知我们掌握了多少情况呢。’‘都怪你，爱丽丝！’母亲大声说着，说完又转身面向我，‘我把事情经过通通告诉你，先生。可你别以为我为儿子这么担扰，就说明他跟这件凶案有牵连。他是完全清白无辜的。真正让我忧心的是，在你或别人眼里，他好像嫌疑挺大。可这绝对不可能。他有高尚的品德，体面的职业和清白的过去，这些都不允许他这么做。’‘你最好将事情和盘托出，’我回答说，‘请你相信我，如果你儿子真是无辜的，他根本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她说，‘爱丽丝，你最好回避一下，让我和这位先生谈吧。’于是，她的女儿退了出去。她接着说：‘好吧，先生，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谈这些的，可我女儿已经把事情捅破，我也别无选择了。既然我已决定实言相告，我就会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我说：‘这才是明智之举。’
“‘德雷伯先生在我这儿住了将近三个礼拜。他和他的秘书斯坦杰森先生一直在欧洲旅行。我注意到他们的行李箱上都贴着哥本哈根的标签，由此可见，他们刚从哥本哈根来。斯坦杰森先生是个脾气温和，少言寡语的人，可他的老板，恕我直言，则是截然不同。这个人为人猥亵，行为粗野下流。他刚搬来的那天晚上，就醉得人事不知，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还没清醒过来。他对女仆的态度令人厌恶，极为放肆轻佻。最糟糕的是，他竟对我女儿爱丽丝也这样，而且不止一次地对她说秽亵不堪的话。好在爱丽丝太单纯，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有一次，他甚至拦住我女儿，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他如此这般粗暴无礼的行径，连他的秘书都斥责他太无耻，简直像个畜牲。’我忍不住问：‘可是你干嘛非要容忍这些呢？我想，只要你愿意，是可以把房客赶走的。’
“查朋杰尔被我问得面红目赤，说：‘要是他来的第一天我就拒绝了该有多好！可是他的房租太诱人了。他们俩每人每天付一镑，一个礼拜就是十四镑，而现在正是生意萧条的季节。我是个寡妇，儿子在海军服役开销很大。我实在是不愿意丢掉这笔收入，所以就尽量忍耐着。可最后这一次他做得太过分了，我才以这事为由把他撵走的，这也就是他们搬出去的原因。’
“‘那还有呢？’
“‘当我看到他们乘车离开，心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一段时间，恰好我儿子在家休假，但在儿子面前我对这事一直守口如瓶。因为他是个火爆性子，并且还特别心疼妹妹。当他们走后我关好大门时，心里总算是像有块石头落了地。哎呀，可还不到一个钟头后，又有人按门铃，那个德雷伯又回来了。他非常兴奋，显然是又喝醉了。当时我和女儿坐在房里，他硬是闯进屋里，语无伦次地说什么他们没赶上火车。然后他转身对爱丽丝说起话来，他居然当着我的面劝爱丽丝与他私奔，他说：‘你已经成年了，没有法律能够约束你。我有的是钱，别管这个老太婆了。现在马上跟我走吧，往后你就会生活得像个公主。’可怜的爱丽丝害怕极了，拼命地躲着他，可他捉住她的手腕，使劲地把她往门口拖。我尖叫起来，这时我儿子走进屋来。后来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只听见叫骂声和乱哄哄的扭打声。我那时吓得不敢抬头看。后来，待我抬头一看，只见亚瑟站在门口哈哈大笑，手里拎着一根木棍，说：‘我想这个浑球儿不会再来骚扰我们了。我出去跟他一会儿，看看他究竟还要干什么。说完他拿着帽子，下楼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听说德雷伯被人杀害的新闻。’
“这些话都是查朋杰尔太太亲口说的。她说话时，喘喘停停的。有时她的声音太小让我无法听清楚。但是，我把她说的情况通通做了速记，所以绝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福尔摩斯打了个哈欠，说：“的确非常刺激，后来呢？”
格雷格森接着说了下去：“当查朋杰尔太太的话说完后，我就清楚整个案子的关键所在了。于是，我就用那种对妇女很奏效的眼光紧盯着她，追问她儿子什么时候回的家。”
“她答道：‘不知道。’
“‘不知道？’
“‘对，他有大门钥匙，自己会开门进来的。’
“‘是你上床休息后回来的？’
“‘是的。’
“‘你什么时候去睡的？’
“‘大约十一点。’
“‘这么说，你儿子至少出去了两个小时？’
“‘是的。’
“‘可能有四五个小时？’
“‘大概吧。’
“‘他出去都干了些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房东太太说话时脸色变得惨白，连嘴唇都毫无血色了。
“自然，话说到这儿就没什么可问的了。我找到查朋杰尔中尉的下落，于是带两个警官把他拘捕了。当我拍拍他的肩膀警告他乖乖跟我们走时，他竟放肆地说：‘我想你们抓我是认为我同那恶棍德雷伯的死有什么瓜葛吧？’我们还没提起这件事呢，他倒先说出来了，委实叫人觉得非常可疑。”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说。
“他手中还提着那根大木棒，就是他母亲说他去追德雷伯时用的那根。那可是根又粗又扎实的橡木棍。”
“那你又是怎么推理的呢？”
“哦，照我的推测，他跟踪德雷伯到了布里克斯顿路。他们在那儿又吵起来了，争吵过程中，德雷伯挨了一棍子，可能正打中胸口，所以他虽被结果了性命却没留下任何伤痕。夜里雨下得很大，周围又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查朋杰尔就把尸体拖进了空宅。至于说那蜡烛、血迹、戒指和墙上的血字等等，只不过是他施计留下迷惑警方的。”
“干得不错！格雷格森，”福尔摩斯大加赞许地说，“说真的，你是大有进步，我想你迟早会有所作为的。”
这位侦探自豪地说：“我自认为这事儿办得利利索索。可那小伙子录口供时声称，他跟踪了一阵子后，德雷伯发现了他，上了辆马车把他甩掉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位同在一条船上共过事的朋友。他陪那人走了好久，当我问起他那位同事的地址时，他的回答却不尽人意。我认为整个案子前后细节都是丝丝入扣的。让我觉得好笑的是雷斯垂德，他从开头起就走上了歧途。恐怕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哟，正说他呢，他就来了！”
来人果然是雷斯垂德，我们交谈时，他已上了楼，走进了屋里。他那从言谈举止和衣着打扮上一向透出的自信十足和扬扬得意的派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烦意乱，愁眉苦脸，衣服皱得不成样子。他显然是来向福尔摩斯请教的，因为他一看见同事格雷格森立刻就显得窘迫局促，不知所措起来。他站在房子中央，两手紧张地摆弄着自己的帽子，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才开口说：“这案子确确实实非常离奇，太让人难以理解了。”
“嗨，你也这么想吗？雷斯垂德先生？”格雷格森得意十足地说：“我老早就晓得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你已经找到那个秘书约瑟夫·斯坦杰森先生了吗？”
雷斯垂德声音低沉地说：“那位秘书先生，今天清晨六时左右，在哈利戴私人旅馆被人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