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是一定历史的拷贝,弗洛伊德主义也不例外。从社会背景看。由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加上犹太人家长制和维多利亚式(指当时陈腐伪善的道德标准和辞藻华丽的文艺风格——作者注)性道德的压抑,神经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精神分析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正如尼尔所指出的:“维多利亚式中间的奥地利——犹太文化不仅形成了弗洛伊德患者的人格,而且也形成了弗洛伊德本人。”
从思想背景看,弗洛伊德学说虽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灵魂二度说”、亚里士多德的“梦的象征说”有着内在的同源性,但主要来源于奥匈帝国的近邻德国的影响。重视精神的能动性是近代德国哲学思想的传统。它以理性主义为主要形式,并包含着丰富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莱布尼兹(G. Leibniz)的“微觉说”、康德(I. Kant)的“模糊知觉”、赫尔巴特(J. Herbart)的“意识阈”概念、费希纳(G. Fechner)的无意识思想,对弗洛伊德均发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他还亲自听过德国学者布伦塔诺(F. Brentano)的哲学课,接受了意动心理学关于心理的意向性、动力性、活动性的观念。特别是叔本华(A. Schopenhauer)和尼采( F. Nietzsche)的唯意志论、柏格森(H. Bergson)的生命哲学为弗洛伊德主义提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另外,弗洛伊德主义的伦理学根据,既可追溯于古希腊伊壁鸠鲁(Epicurus)的快乐论,又与英国边沁(J. Bentham)、约翰·穆勒(J. Mill)的功利主义相联,属于避免当前痛苦、追求未来快乐的一种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范畴。
从科学背景看,弗洛伊德重视性、能量、神经元的研究,他的这些研究都同达尔文(C. Darwin)、迈尔(R. Meyer)、赫尔姆霍茨(H. Helmholtz)、施旺(T. Schwann)、施莱登(M. Schleiden)、布吕克(E. Br ü cke)的影响以及进化论、能量守恒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等19世纪的三大发现密切相关。当然。更直接的原因是医学背景。当时,奥国、英国特别是法国的医学思想和技术对弗洛伊德主义影响很大。如他主张神经症是功能病,强调性的因素在致病中的重大作用,运用催眠术治疗等,就是他到法国向巴黎派和南锡派学习的结果。
总之,弗洛伊德主义是企图解决当时社会病态现象的迫切社会需要的产物,是德国意志主义、生命主义等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的体现,是英国、奥国特别是法国神经症理论强调心因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