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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本书是弗洛伊德专门论述性问题的代表性著作。由“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组成。该书不仅进一步坚持性的本能冲动是一切人类行为、成就及神经症产生的根本原因的观点，而且对性变态的本质、表现、形成原因及人格心理性欲发展的过程和阶段等问题均作了重点探讨。它对于了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大理论支柱——性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毋庸置疑，除了《释梦》之外，《性学三论》也同样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知识最富创造性和永恒性的贡献。然而，在它刚出版之时，我们却很难对它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评价。这是因为，或许除《释梦》之外
，在20年间出版的各个版本中，弗洛伊德对它做了更为完善的修订和补充。本版无论与以往的德文版，还是英文版相比，均有重大的差异。虽然它译自1925年的德文第6版，即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后一版，但从内容上看，已与第1版大相径庭。凡在以后版本中丢弃或作重大修订的部分，作者或以脚注的形式予以说明，或附上原文，这样可使读者更清楚地明了原版的基本思想。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关于儿童的性理论及力比多性器欲前期性组织结构（pre-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的内容（均在第二篇中），直到初版10年后的1915年才加上。同一年在第三篇中增加了力比多理论，而生物化学的进展又使作者改写了性的化学基础部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原文中的第一节（在此以脚注形式印出）却表现了弗洛伊德的先见之明，他的观点几乎未有任何改变。
不管初版后增加了多少内容，作者的基本思想已在1905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就确定了。《弗利斯通信集》的出版（1950a），使我们有幸可以追溯作者思想的渊源，在此仅指出其事略大概。对性因素重要性的临床观察，起初在焦虑神经症和神经衰弱中，此后在精神神经症
中，率先使弗洛伊德对性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考察。在19世纪初期，他的观点基本上是生理学和化学的，例如，在论述焦虑性神经症第一篇论文的第三部分中（1895b），他提出了性兴奋及其释放过程的神经生理学假设；几乎与此同时，在他写给弗利斯的信的原件中（G），他用图对这一假设做了精彩的阐述（一年前弗洛伊德已提出这一想法，见原件D）。弗洛伊德关于性的化学基础的观点至少可追溯到这一时间（同样可参考原件D，时间大约是1894年的春天）。就此而言，弗洛伊德非常感激弗利斯给他的建议，他在多处提到这一点，包括1895年夏天他所做的著名的伊尔玛（Irma）注射之梦。同样令弗洛伊德感激的还有弗利斯关于性错乱的家族问题的论述，他是在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信52）提到这一点的，后来将该因素视为决定性的。虽然在这一因素的活动方面，弗洛伊德的最后观点与弗利斯不同，正是在这同一封信中，我们初次见到了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的提法（童年期对刺激的一种反应倾向，以后被压制了），以及它与性变态的联系。从这一年开始（1896年1月1日，原件K），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更侧重从心理学角度去进行研究，出现了对压抑力量的厌恶、羞怯及道德的讨论。
到1896年，虽然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一些观点已经形成，但其基本原理仍有待发现。从一开始，癔症的致病原因应追溯到童年期就值得怀疑，这可以在1893年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绪言》开篇一节中看到。到了1895年（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二部分。它以给弗利斯的信的附录形式印行），弗洛伊德关于癔症的充分解释便以童年期性诱惑的精神创伤为基础。但在1897年之前，童年期性活动不过被视为一种主导因素，仅仅在成人的进犯之下才会导致毁坏性结果，明显的例子可从弗洛伊德关于癔病及强迫神经症病因的比较中找到：前者的病因源于童年期被动（passive）的性经验，而后者则与主动（active）的性经验有关。弗洛伊德在其《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明确区分：对强迫神经症而言，主动性经验必以被动性经验为先导，于是童年期性活动的煽起终究还是外部干扰的结果。直到1897年夏季，弗洛伊德才不得不放弃这种诱惑（seduction）理论，在9月21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信69）
，他提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通过自我分析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见10月3日、15日的信70和71），这使他意识到，儿童早期正常的性冲动并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至此，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才告形成。
然而，经过许多年之后，弗洛伊德才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发现。比如，在《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一文中，他就举棋不定。一方面，他认为儿童“具有各种心理性功能及许多肉体性功能”，因此，说他们的性生活开始于青春期显然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人类的器官组织及其进化会尽力避免童年期明显的性活动”，因此，人类的性动机能量应贮存起来，直到青春期才予以释放，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童年的性经验注定要致病。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这期间肉体及心理性器官都获得了发展，故成熟过程中这种经验的“后效”（after-effects）是重要的。甚至在《释梦》（1900a）的第一版中，在第三章的结尾部分也有令人好奇的一段（标准版，第4卷，第130页），“由于儿童对性欲望依然无知，故我们认为他们是非常幸福的”（在1911年的版本中，为这一段补充了一个更正性脚注）。毫无疑问，在该书的原稿中及其他地方（如第五章中关于俄狄浦斯的讨论）仍有这样的残迹，即使在正常的儿童中，也清楚明了地存在着性欲望。显然，到他对“杜拉”（Dora）的病史进行分析之时（1901年初），他关于性理论的主要思路已经确定了。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急于发表这一结果。在《释梦》即将问世之际，他于1899年10月11日（见信121），写信告诉弗利斯，“或许在《释梦》后不久就会写关于性理论的书”。3个月之后，即1900年1月26日（信128），他又写道：“我正为性理论聚集材料，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然而“东风”却姗姗来迟，除了1901年秋季之前发表了一篇《论梦》的短文及《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外，在5年之内他几乎未发表任何重要的作品。
然而，到了1905年，他忽然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性学三论》及关于《对“杜拉”的分析》的病例。显然，“杜拉”一文的大部分内容在多年前就写完了，然而，实际出版的顺序却不明了。在“杜拉”一文的一个脚注中，说《性学三论》“出版于这一年”，同样，在《性学三论》的一个脚注中（第1版），说《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出版于1905年”，而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三章第二部分的一个脚注中，却说《性学三论》“同时出版”。也许可以假定，这三部作品的问世顺序以本节开始时所说的为准。
在德文版中，只在第一论中是有序号的，而且在1924年版本中序号也只有一半。为方便起见，我们对第二和第三论均加了序号。
作者不愿自我蒙骗，说这本小书完美无缺，见解明确。将最近5年来的研究成果添入本书固然极富诱惑，但作者不愿这样做，因为这会毁掉它的整体性及文献特征。因此，再版时仅做了些微的修改，作者以追加了几个注解为满足。
更重要的是，他很想使该书早日成为古董——让任何新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让其缺陷为更好的东西所替代。
1909年10月于维也纳
十余年来我一直关注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及被认可的程度，趁第3版发行之际，我愿作一短序，以防止一些误解及无法实现的期望的发生。首先要强调的是，本书所阐明的观点完全建立在日常的医学观察之上，其中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增强了它的深度和科学性。《性学三论》除了依据精神分析的建构需要，不可能包含其他内容。因此，不可将其扩展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性理论”，许多性生活方面的重要问题未予处理也便很自然了。但读者切不要以为作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认为它们无关紧要。
事实上，本书不仅在选题上，而且在材料的安排上，均以精神分析的观察为基础。由于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同，因此，顺序的安排也有所区别：较之于素质（disposition）因素，偶发因素较为偏重；较之于种族（phylogenesis）特征，个体特征（ontogenesis）较为看重。在分析中，偶发因素起了最重要作用，分析时几乎完全受了偶发因素的影响；素质因素则处于次要位置，因为它只有通过经验才可显现，对它的充分考虑远非精神分析的范围所及。
种族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亦如此，可将个体特征视为种族特征的再现。然而，种族特征不因近期经验的影响而改变，可以说在个体发展的背后种族特征起作用。个体特征是人类早期经验积淀的结果，加上近期的经验，便构成了偶发因素的总和。
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本书不仅全然以精神分析的研究为基础，而且尽量避免受生物学的影响。我十分小心地回避了任何先入之见，不管来自一般的性生物学或对某一物种的专门研究，本研究仅仅通过精神分析的技术探讨人类的性功能。的确，我的目的在于发现心理学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丰富关于人类性生活的生物学知识。对我而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指出我的研究与生物学的接合点（points of contact）与一致处，但是，假如精神分析的研究在许多重要观点与发现上与生物学的研究差别甚大，那么就没有必要偏离我的研究方向。
在第３版中我增加了许多新材料，但与前一版不同的是，我并未将它们特别注明。目前我们学科的科学工作的进展相对缓慢，但要跟上精神分析文献的发展步伐，在本版中增加一定的新材料是必要的。
1914年10月于维也纳
目前战争之祸水已经平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战争中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兴趣总体上未受损害，但理论的不同部分却出现了不尽相同的发展。精神分析的纯心理学主题及发现诸如潜意识、压抑、作为病因的冲突、病愈后的发展及病症的形成机制等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甚至引起了反对我们观点者的关注。然而，本书所包含的其他理论，即生物学前沿的知识及其功能，面临的反对之声仍未减少。某些曾一度对精神分析极感兴趣的人，甚至也摒弃了性因素在正常与病态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转而寻求新的观点，以对性因素的作用予以限制。
然而，我并不认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一部分较之其他部分更远离现实，发现真实本为精神分析之己任。我对材料的不断再检验及回忆使我相信，这一理论同样建立在审慎及公正的观察之上，并且不难解释人们对我的观点何以有的接受有的反对。首先，要证实此处所描述的人类性生活之始，必须要由足够耐心和专业技术的调查者对病人童年早期生活进行分析。既然医疗通常要求（至少表面上）快速见效，故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然而，只有施行精神分析的医生，才能接近这种知识所形成的判断，才不致受自己好恶和偏见的影响，如果人类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早能学到这些知识，那么这三篇文章就不必去写了。
此外，还须记住的是，本书所包含的部分内容——坚持性活动对人类所有成就的重要性及性概念的扩展——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反对精神分析的最强烈动机。人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将精神分析的“泛性论”（pansexualism）当做不厌其烦的口头禅，甚至无端地指责精神分析凡事必说“性”。如果我们完全忘记了情绪因素（emotional factors）令人混淆和善忘，那我们当对此惊诧不已。哲学家叔本华（A．Schopenhauer）早就说明人类的活动决定于性冲动（就该词的一般意义而言）。毫无疑问，全世界的读者不可能完全忘记了这一惊世骇俗之作，至于通过对儿童及性变态者的分析而将性概念予以扩展，这对于任何自视清高，蔑视精神分析的人而言，都不应忘记，精神分析扩展了的“性欲”与先哲柏拉图（Plato）的“爱欲”（eros）是多么的相近。
1920年5月于维也纳
生物学通常用“性本能”（sexual instinct）表达存在于人类及动物身上的性需要（sexual need），并将它比喻为营养需求本能，相当于饥饿感。然而，日常用语中却找不到在性方面与“饥饿”相对应的词，故科学采用“力比多”（1ibido）与此对应。
流行观点对这种性本能的实质与特征有着极为明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它并不存在于童年期，而是随着成熟的过程出现在青春期，它表现在男女两性间那种不可遏制的吸引中，而其目的是性的结合，或在于导致性结合的所有行为。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观点极大地歪曲了真实。如果仔细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充满了错误的、粗糙的和草率的结论。
在此我将提出两个技术性词汇。让我们把具有性引力的人称做“性对象”（sexual object）；而将性本能欲求的行为称做“性目的”（sexual aim），科学观察表明，许多变态均与性对象和性目的有关。因此，变态与正常的关系便有待研究才能揭示。
关于性本能的流行观点很像一个美丽的诗歌传说，讲的是原始人被分成了两部分：男人和女人。他们奋力地通过爱情达到再度的结合
，人们无不惊诧于这样的结果：男人的性对象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而女人的性对象不是男人却是女人。于是这种人便被描述为具有“矛盾性情感”（contrary sexual feelings）的人，或更确切地称为“性变态者”，这种现象则谓之“性变态”（sexual perversion，亦译性变态）。虽然难以准确地确定这种人的数量，但肯定不会太少。
（一）性变态
性变态的行为 这类人在以下诸方面表现出极其不同的行为方式。
1．他们可能是完全（absolute）性变态者
，其性对象全然为同性，对异性从来没有性欲望，而表现出冷漠，甚至产生性厌恶。若是男人，这种性厌恶导致他们无法施行性行为，或无法从中获得乐趣。
2．他们可能是两栖（amphigenic）性变态者，即心理性阴阳人。性对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故其特征不甚明确。
3．他们可能是偶然（contingent）性变态者，即在特定的外在条件下，诸如得不到正常的性对象，或者主要是模仿，于是他们便以同性为性对象并在与他们的性交中获得满足。
同样，性变态者对性本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这实属正常，正像正常的人可以接受他的力比多一样，并坚决要求使性变态合法化；有些人则反对性变态，并视其为一种病态冲动。
其他的不同则与时间有关。性变态的特征在有些人身上可凭记忆所及追溯到极早的时候，而在有些人身上则出现在青春期前后。
性变态特征或许可保持终生，或进行暂时的中断以构成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有些人在经过了长期正常的性生活后才出现变态；有些人则在正常与变态的性对象之间做周期性运作；最有趣的是，有些人是在经历了与正常性对象的痛苦体验后才将力比多转向变态的性对象。
这些性变态的不同类型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十分保险地假定，只有最极端的性变态者起始于童年早期，且这种人并不为自己的特殊感到不适。
许多权威人士不愿对以上所述的各种情形做出同一归类，为保持与自己偏爱的观点相一致，他们宁肯强调性变态者之间的相异而不是相同之处。然而，尽管性变态者间的不同是毫无疑义的，绝不能忽视在每一种类型中均有众多的中间型。因此，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是在对相互联系的系列的类型做出分析。
性变态的实质 关于变态现象，最早将它作为一种先天性神经退化的标志。这是因为医生最初是在那些神经症者或欲患神经症者的身上发现这一现象的。这一特征的确涉及两种假设，必须分别予以考虑：即它是先天的和退化的。
退化
就此而言，反对使用“退化（degeneracy）”一词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通常它已被任意使用，似乎将非明显的创伤性或传染性症状当做退化已成了惯例。马格南（Magnan）关于退化的分类即属此类，他甚至用退化描述神经系统的高级功能。既然如此，“退化”有何价值或是否增加了新知，就值得怀疑了。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在下列情形下使用退化：（1）发现了偏离正常的几种严重变化；（2）有效工作和生存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
一些事实表明，就退化的这一意义而言，变态不应视为退化：（1）倒错者并不具有偏离常人的严重变化；（2）变态者的能力非但未受损害，而且智力发展及伦理修养成绩斐然
；（3）如果我们不是从医疗实践的角度，而是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待我们的病人，那么，两种事实无法使我们将变态视为退化：其一，性变态是一种常见现象，它往往出现在文明发展顶峰期的人群之中，人们或许会说它具有重要的功能。其二，性变态在野蛮人及原始人中极为普遍，而退化概念仅适于高度文明（见布洛赫），即使在文明的欧洲人当中，气候及种族也对变态的分布及人们对它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
先天特征 也许可以设想，只有第一类即极端的变态者，才与先天性有关，其证据也来自变态者自身，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性冲动从未采取过其他形式。其他两类，尤其是第三类（偶发的性变态）很难接受倒错的先天性假设。这可以解释为为何支持该观点的人试图将纯粹的倒错者与其他类型区别开来，并放弃关于变态的普遍性应用的观点。按照这些权威者的意见，只有一类变态是先天的，其他的变态自有他因。
与该观点相反的意见认为，性变态是性本能的习得特征。这种观点建立于下列理由之上：（1）在许多变态者身上，包括纯粹的倒错者，很早就出现了性印象，这一印象给他们带来了同性恋的永久效应。（2）在另外的许多变态者身上，强烈的外部影响，不管是有益的或压抑的，或早或晚引发了变态的固着（fixation）（比如与同性的关系、战争中的伙伴、狱中的监禁、与异性性交的危险、禁欲及性功能衰弱等等）。（3）催眠暗示可消除倒错，如果它是先天的，岂不令人惊叹不止。
考虑到这些因素，先天性性变态就值得怀疑了。可以认为（见霭理士，1915），如果对所谓的先天性性变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不难发现，童年早期的经验或许对力比多的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经验也许超出了个体的意识性回忆，但在特定的影响下又可召回到记忆中来。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性变态不过是性本能的常见变异，由个体生活中一系列外部情形所决定。
这一结论看似明确，但不能不受到下列事实的冲击，即许多受到同样性影响的人（如发生在童年早期的诱奸或相互手淫）并未变成变态者或永久地倒错下去。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先天”和“后天”的选择均不是绝对的，它无法囊括所有的性变态问题。
性变态的解释 性变态的本质，无论先天性还是习得性都无法解释。关于先天性，我们必须发问，从哪个方面看是先天的？否则，我们便会接受这种粗劣的解释：每个人天生将其性本能指向某一性目标。关于习得性，同样存有疑义，即如果不考虑到个体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偶发影响是否足以解释变态的习得问题。诚如前言，个体因素是不应忽视的。
双性
（bisexuality） 李兹顿（Lydston，1889）、科南（Kiernan，1888）和薛瓦利埃（Chevalier，1893）在解释性变态方面提出了有异于常见的观点。通常认为人非男即女。然而科学表明，有些人的性征是模糊不清的，很难辨别其性别。这一现象首先表现于解剖学领域：这种人的生殖器具有两性特征（即阴阳人），在极端的情形下，两种性器官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真性阴阳人）；但在更多的时候两种器官均退化了。
这些反常性的重要性无意促进了我们对正常发育的理解，它表明，某种程度的解剖学双性是正常的。在每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可找到异性器官的残迹，它们要么作为多余的器官不起任何作用，要么经过变化移作他用。
这些知之甚久的解剖学事实使我们认识到，人在生理上起初是双性的，进化使人变为了单性，退化的另一性便只有少许的蛛丝马迹了。
似乎可将这一假设扩展到精神领域，将所有的性变态视为心理阴阳人的表现。要确定这一点，所有要做的不过是要证明，性变态总是伴随着心理的和生理的阴阳人迹象。
然而这种设想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心理阴阳人和解剖上的阴阳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可能被证实。在性变态者身上（见霭理士，1915），常可发现性本能的降低和性器官的退化现象，经常发现并不意味着规律性，甚至总是这样。真实的情况倒是，性变态与生理阴阳人总体上是相互独立的。
人们也很注重所谓的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并重视它们经常发生在性变态者身上的这一现象（见蔼理士，1915），无疑其大部分是对的。但我们绝不能忘记，通常某一性别的第二和第三性征经常出现在异性身上。它们虽然是阴阳人的标志，然而，却不需要像性变态者那样改变性对象。
如果伴随性对象的变态，至少主体的心理品质、本能及性格特征也与之相应地变为异性的特征，那么心理阴阳人才会被证实。但是只有在女性性变态者身上，性格的变态才具有规律性。而在男性中，最完全的心理性男性也会与变态相连。如果相信心理性阴阳人确实存在，那么有必要补充一句，即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似乎并不是相互决定的，这同样适于生理性阴阳人：根据哈班（Halban，1903）的观点，个体生殖器官的缺陷与第二特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毫不相干的。
一位男性性变态者用最粗俗的形式表达了双性理论：“男人身体中的女人脑袋。”然而，我们仍不知女人的脑袋有什么特征，既无必要，也无理由用解剖学的术语替代心理学问题。尽管埃宾（Krafft-Ebing）的解释比乌尔里克（Ulrich）的解释更为确切，但本质上并无区别。埃宾认为（1895，第5页），个体的双性特征既影响到男女两性的脑中枢，也影响到男女两性的性器官。这些中枢直到青春期才获得发展，其大部分受到性腺的影响，性腺起初是独立存在的。然而，关于男性大脑和女性大脑的说法是否同样适用于男性“中枢”和女性“中枢”，我们尚无证据表明大脑具有像言语中枢一样具有性的功能分区。
无论如何，这一讨论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性变态者具有双性特征，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在解剖学结构之外这种双性特征是如何构成的；其次，我们所讨论的是性本能在发展过程中的障碍问题。
性变态者的性对象 心理阴阳人的理论认为，性变态者的性对象正好与常人相反。男性性变态者，会像女人一样臣服于男性的体态与心理魄力：他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正寻求所钟爱的男人。
然而，尽管这种理论适于许多性变态者，但它并未充分揭示出性变态者的普遍特征。毫无疑问，大部分男性性变态者从心理上保持着男子汉气质，只有少许的异性的第二特征，他们所寻求的性对象也是具有女性心理特征的人。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如何对下列事实做出解释呢？从古到今，男妓们（male prostitutes）学着女人的样子，粉黛登场，拜倒在男性性变态者的威严之下。这种对女性的模仿无疑与性变态者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显而易见，古希腊时期，最富男性气质的人多是性变态者，他们所以爱上男孩，不是因为他的男性特征，而是他所具有的女性体态及女性神韵：腼腆、贤淑、求知与渴助。男孩一旦长大，便不再成为男性性变态的性爱对象，他们自己或许又会去爱别的男孩。这种情形与其他许多情况一样，性爱对象不是同性，而是具有双性特征的人。这实际上是追求男人和追求女人冲动的一种协调，只不过所追求对象的身体（生殖器）必须是男性的。因此，性对象便成了主体自身双性本质的一种反映。
女性性变态者的情形比较明确清晰，主动者往往具有男性特征——男性的体魄与心态，不断追求具有女性风韵的性对象。即使如此，若对事实加以深究，仍会发现许多明显的差异。
性变态者的性目的 需要记住的事实是，性变态者的性目的并不是单一的。在男性中，肛交（intercourse per anum）并非总相伴于倒错者，手淫恐怕是更常见的目的。甚至性目的的限制——即对情绪表现的限制，在同性中比在异性爱中更为普遍。同样，在女性中，倒错者的性目的也纷繁多样，似乎对口腔黏膜的接触更为偏爱。
结论根据目前手头的资料要对性变态的起源问题做出满意的解释尚欠火候。然而，我们的研究已提供了一些新知，这相对于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我们已注意到，过去我们一向将性本能与性对象的关系看得比事实上更为密切。有关变态情况的研究表明，性本能与性对象只是松散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过去有一种过分看重两者紧密性的危险，好像性对象是性本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不得不在思想上松散两者之间的关系。性本能似乎起初是独立于对象的，它的起源也非对象的吸引使然。
（二）以性发育未成熟者和动物为性对象
性变态者在对象的性选择方面不正常，而在其他方面并无异于正常人。但是，以未成熟者（小孩）为性对象的情况则是一种失常变态。诚然仅以孩子为性对象的现象并不多见，这类情况所以发生，乃是因为与小孩交媾者怯若懦夫，或者将孩子作为性替代，或强烈的本能（无法延迟）因找不到适当的对象而难以驾驭，可见，性本能竟可以有如此花样繁多的对象，并达到如此低廉的地步。相比之下，饥饿本能由于对其对象更为专注，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有此事。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性本能的实质。另外人和动物的性交亦可对此进行说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在农夫中，可见，性吸引似乎超越了物种的界限。
基于美学的考虑，我们或许很乐意将这些及性本能的其他严重变态视为精神错乱者所为，可惜并非如此。经验表明，精神错乱者的性本能障碍，并无异于健康人及所属的种族或职业。教师及保姆之所以常有在性方面凌辱孩子的现象，乃是因为他们更有机会接近孩子，精神错乱者只不过把这类变态行为表现得更为强烈，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这种变态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性满足，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方式。
这种性的多样性及健康人与精神错乱者之间的显明关系，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我趋向于认为，可用这样的事实予以解释：性生活的冲动，甚至对于正常人而言，也难以用高级的心理活动加以控制。我的经验表明，不管从社会的或伦理的角度看，凡心理上不正常的人，其性生活也必定不正常。然而，许多性生活不正常的人却在其他方面与常人无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应付自如，只是性问题成了他们的怪癖。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一般性结论：在许多条件下和在众多的人当中，性对象的本质及意义已不再重要了。在性本能中，起基本和主要作用的一定是其他一些因素。
所谓正常的性目的，通常指性器的结合，它可以消除性紧张，去掉性本能，其满足类似于对饥饿的满足，但即使在最正常的性过程中，我们也可发现一些附属动作，若任其发展便会导致我们称之为“变态”（perversion）的变化。个体与性对象之间常有一些中间行为，如抚摸、观看，它们旨在为性交铺路，是性目的的前奏，它们一方面是令人愉快的，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兴奋性，直到性目的实现为止。此外接吻，即两个人口唇的接触，被许多民族视为具有重要的性价值（包括最高度文明的民族），尽管口腔并不是性器的一部分，而只是消化道的入口。这些因素构成了变态与正常性生活的分水岭，同时也成了分类的基准。所谓变态，其性活动通常是：（1）性交使用的器官超越了解剖学确认的性交部位范围；（2）在实现最终性目的之前，延长了与性对象过渡性的肉体接触。
（一）解剖学的变化
对性对象的高估
作为性本能的目的，对性对象的心理评价几乎很少仅限于性器官上，而往往扩展至性对象的全身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感觉。这种高估同样存在于心理领域：情人眼里出西施（判断力减弱），以为性对象心智卓越，完美无缺，对性对象听之任之。因此，对爱的盲从，即使不是屈从权威的最基本原因，也是权威形成的重要来源。
这种性的高估很难局限于作为性目的的性器的结合，它使得身体其他部位的活动也变成了性目的。
关于性高估因素的重要性，最好通过对男人的研究获得，因为可对其性生活进行直接探究。女人就不同了，一方面，由于文明的压制，另一方面，由于隐秘和虚伪，仍然令人难识庐山真面目。
口腔黏膜的性使用 如果一个人的口腔与另一个人的性器接触，充当了性器的角色，便被视为变态，而相互接吻便属正常了，这是正常与变态的分界点。视别人的行为为变态者（毫无疑问，自古以来，这种口腔对性器的现象就很普遍），会有一种厌恶感，无法使自己接受这种性方式。其实，这种厌恶的限度纯粹是习俗的，一个男人可以尽情吻一个美女的樱唇，但要想到用她的牙刷时不免厌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口腔就比这位美女的干净。这样，我们的注意力便聚集到了厌恶因素上，厌恶可以干扰力比多对性对象的高估，也可为力比多所战胜。厌恶感似乎是限制性目的的力量之一，这种力量并非总扩展至性器之上。然而，毫无疑问，异性的性器也能成为令人厌恶的对象，这是所有癔症患者，尤其是女性癔症患者的表现特征之一。性本能的力量乐于战胜这一厌恶感（详情见后）。
肛门的性使用 就肛门而言，它显然是令人厌恶的，因而以肛门作为性目的者，被视为一种变态行为。然而，当我陈述下列观点时，我不希望被人指责为偏见重重，即厌恶肛门的人仅仅因为它具有排泄功能，并总与排泄物相联系（这本身就令人作呕）。其实，这比一个癔症女孩因男性的阴茎有排便功能而厌恶它又高明多少呢？
肛门黏膜的性作用并不仅限于男人的性交之中：对它的偏爱并非就是性变态的情感特征。恰恰相反，与男人肛交其实很像与一个女人性交。在性变态者之间，性交时更多的还是相互手淫。
身体其他部位的作用 就性兴趣扩展至身体的其他部位而言，无论如何变异，都未为我们提供关于性本能的任何新知，充其量不过是说明性本能力图利用各种方式占有性对象。然而，除了性的高估之外，这种解剖学的扩展向我们展示了不为众人所知的另一种因素。身体的特定部位，如口腔和肛门黏膜，由于长期用于性功能，似乎已被当做性器官。此后我们会发现，性本能的发展史将证实这一点，并对特定的病理现状做出症状学的解释。
性对象的不适当替代——恋物癖 （fetishism） 有一些情形很特别，即性对象被其他的东西所替代，虽然它与性对象有关，但全然不适于性目的。从分类的角度上看，我们完全应将性本能的这种有趣变化放人性对象的变异范围内予以讨论。不过，在我们尚不熟悉性的高估之前，最好暂不提它，因为这些现象是在放弃性目的的基础上建立于性的高估之上的。
性对象的替代物通常为与性目的无关的身体部位（脚或头发），或与某人有关及某人性之偏爱者（如衣服或内衣）。这些替代品很像原始人的崇拜物，原始人相信神灵就在这些崇拜物之中。
不管性的目的正常还是倒错，恋物癖对其都将完全放弃。因而在向恋物癖转化过程中，要使性目的得以实现，性对象必须具有某些恋物的条件。如有特定的头发颜色，特定样式的服装或身体缺陷。就性本能的变异而言，再也没有这种现象的奇特性更能从病理学上引发我们的兴趣了。一定程度的追求正常性目的能力的减弱（性器在行房时变弱）似乎是导致这一情形的必要条件。
正常人也会有此情形，即：对性对象心理上的高估，认为与性对象有关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因此在正常的爱恋中，肯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恋物癖，尤其在正常的性目的似乎还没实现或其实现受到妨碍时。
给我，她的胸巾，她芳腿上的丝袜！
只有当对崇拜物的追求超越了对性对象的固着并替代了正常目的，或者崇拜物与某人产生了分离并变成了性对象时，病态现象才会出现。这是性本能的各种变异成为病态现象的一般条件。
比纳（Binet，1888）最先指出（已有许多事实证明其正确性），对崇拜物的选择受制于幼儿期的性印象（这与谚语关于初恋的描述颇为相似：初恋难忘On revient toujours a ses premiers amours）。这种变异尤其在崇拜的条件与性对象无法分离的时候更为明显。此后我们还会对幼儿期性印象的重要性进行讨论。
在其他情形下，崇拜物之替代性对象，是由思想的象征性联想造成的，所联想的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要确切地追踪这一联想过程的痕迹并非总能成功（比如，脚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性象征，它甚至出现在神话之中
；皮毛之所以被作为崇拜物，恐怕与阴毛的联想有关）。这些象征本身也不会与童年的性经验毫无联系。
（二）性目的的预固着
新目的的出现 阻碍或延迟正常性目的达成的任何内在或外在因素，都会增强对预备活动的滞留，并将它们变成新的性目的，以替代正常的性目的。细致的观察总是表明，即使最怪异的新的性目的也早已隐藏于正常的性过程之中了。
抚摸与观看 在达到正常的性目的之前，一定程度地抚摸是不可或缺的（在人类的所有触摸之中）。众所周知，抚摸性对象的皮肤是快乐之源，可以使人产生极度的兴奋之感。因此，只要性行为可继续下去，抚摸时间的延迟并不能算做变态。
观看也是如此。它是衍生自抚摸的一种行为，视觉印象是挑惹力比多兴奋的最常见方式。的确，如果接受目的论的观点的话，
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必然接受这种方式：性对象越美越好。文明渐渐使躯体被遮掩起来，然而性的好奇却从未停歇，这种好奇只有通过窥到性对象的隐蔽部分才能满足。当然，如果这种好奇能从性器转向身体全部，那就会变成艺术的（升华为艺术的）。
对于大部分正常人而言，多少都会滞留于这种居间的性目的——观看之上。的确，它可以使部分力比多指向更高的艺术目的；另一方面，观看的快乐［窥视癖（scopophilia）］亦可能变成变态的：（1）只观看性器；（2）完全战胜了厌恶感（如喜欢看别人大小便的人）；（3）不仅不为正常的性目的做准备，反而将它排除。后一种是最典型的裸露癖，根据对一些例子的分析表明
，裸露自己的性器的目的在于能够看到别人的性器。
在这种想看别人和被别人看的变态之中，我们遇到了极其明显的特征，下面我们将把它放在变异之中予以更深刻的讨论：这种变态的性目的表现为两种形态：主动型和被动型。
阻止窥视癖并将它战胜的力量是羞耻心（如同前面探讨的厌恶感一样）。
施虐狂和受虐狂 埃宾将性变态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两种命名为“施虐狂”（sadism）和“受虐狂”（masochism）——使性对象遭受痛苦或使自己遭受痛苦，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其他的学者（如Schrenck-Notzing，1899）则偏爱更狭义的术语“虐淫”（algolagnia），它更强调痛苦（残酷）中的快乐，而埃宾的术语包容了任何羞辱与臣服形式的快乐。
主动性虐淫，亦即施虐狂，其根基很容易在正常人身上发现。大部分男人的性活动中包含攻击性（aggresiveness）——征服欲，其生物学意义似乎在于，在向女人求爱时，这是战胜性对象抵抗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施虐狂是性本能中被独立和强化了的攻击成分，经过移置作用（displacement），而变成了主导性的。
在日常用语中，施虐狂的含义变化不定，既可以指对性对象的主动或进犯态度，又可以指使性对象蒙受羞辱和虐待的满足。严格说来只有后一种，极端情况才可归为性变态。
同样，受虐狂包括对性生活和性对象的任何被动态度，极端的情形则表现为，通过性对象使自己遭受到身体或心理的痛苦而获得满足。相对于施虐狂，受虐狂是更远离正常性目的的变态形式，究竟它一开始就有，还是经由施虐狂转变而来，是颇值得怀疑的。
经常发现的事实是，受虐狂不过是施虐狂对自我的转向，用自我替代了性对象。对极端的受虐狂的临床分析表明，有许多因素（如阉割情结及罪恶感）相互作用才使原始的被动性态度得以强化和固着。
这里所要战胜的痛苦，如同厌恶感和羞耻感一样，都是反抗和阻止力比多的力量。
施虐狂与受虐狂在性变态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主动性与被动性是性生活的普遍特征。
人类文明史毋庸置疑地揭示，残酷与性本能之间关系甚密。然而，除了对力比多的进攻成了强调之外，几乎没有对这种关系做出任何解释。根据一些权威的意见，性本能中的攻击成分，实际上是同类相食欲望（cannibalistic）
的残迹。也就是说，源于征服能力的这种欲望，既涉及到别人的满足问题，也有利于更原始的本能需要的个体发展
；还有人认为，每一种痛苦本身都包含着快感体验。所需强调的是，尚没有一种关于性变态的解释令人满意，似乎有许多的心理冲动相互作用构成了这种单一的力量（resultant）。
不过，这种性变态最突出的特征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竟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在性关系中令对方痛苦而取乐者，同样也会在遭受到的痛苦之中享受快乐；施虐狂往往也同时是受虐狂，只不过主动的一面或被动的一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并成为他主导的性活动。
因此，我们发现，在性变态者的冲动中，对立的双方常同时出现，结合此后将要探讨的问题，这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此外，一个引起联想的事实是，施虐狂与受虐狂的并行存在不能仅仅归结为进攻因素，我们宁肯将这种并行现象看做两性人（bisexuality）中的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的对立，精神分析常用主动性与被动性替代这种对立。
变异与疾病
在特殊情形下，研究了极端性变态的医生，很自然地趋于像对待同性恋（inversion）
那样，将他们视为功能下降或疾病。然而，这种观点甚至比对同性恋的看法更难立足。日常经验表明，大部分变异，无论轻重如何，总是出现在健康人的性生活中，并被认为无异于其他的亲密动作。若条件允许，正常人亦可长时间地用这种变态替代正常的性目的，或使两者并驾齐驱。没有一个健康人会在正常的性目的之外，不存在可称之为变态的附属目的。这一发现的普遍性足以表明，使用令人指责的“变态”一词是多么的不恰当。在性生活领域，要对变异做出生理和病理的明确划分是极为困难的。
不过，对有些性变态而言，其性目的的新异性确实需做出特殊研究。有些内容偏离正常如此之远，我们不能不称之为“病态”（pathological）。这种情况尤其在性本能战胜了羞怯、厌恶、恐惧或痛苦的抵抗之后更为昭然（如舔大便或奸污尸体）。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未必称这种人为精神错乱或变态。同样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许多其他行为均正常的人，由于本能的放荡不羁占了优势，其性生活却是病态的；此外，生活的其他方面不正常的人肯定也有不正常的性行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性变态的病理特征并不是表现在新的性目的方面，而在它与正常性目的的关系。若一个变态者的性目的不是附着于正常的性目的和性对象，条件仅有利于变态性目的而不利于正常性目的，即完全替代了正常性目的，具有了排他性（exclusiveness）和固着性（fixation），那么，我们才可将这种变态视为病理症状。
性变态的心理因素
或许在最可憎的性变态之中，心理因素对性本能的转移起了最大的作用，不能否认性变态的表现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尽管结果令人惊诧，但这种心理活动却可媲美于本能的理想化。或许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变异更能证明爱的全能性。就性活动而言，最高的最低的总是关系缜密：“穿过人间，从天堂到地狱。”
两个结论
通过对性变态的研究，我们发现，性本能必须与作为抵抗的某些心理力量做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抵抗是羞怯和厌恶。可以设想，这些力量本来是限制本能的，使其不能正常发展，如果在性本能达到最强烈之前它们就获得了发展，那么，它们肯定会决定性的发展的。
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只有把他们视做多种动机相互结合的产物才是明智的。若对他们进行分析，即解析他们，那他们一定具有复合的性质。这提示我们，或许性本能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有机组合的，性变态者则是这些因素相互分离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这些变态的临床观察会使我们注意到，变态原是正常人的和谐行为丧失了其融合性的结果。
精神分析 要认识与正常人不同的一些人的性本能，只有一个重要来源，并只有通过一个特殊渠道方可达成。也就是说要做到对精神神经症者［癔症、强迫症，命名不当的神经衰弱及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和偏执狂］的性活动准确认识，只有一个渠道，即由布洛伊尔和我于1893年提出的精神分析研究，当时被称为“精神宣泄法”，并被用于临床治疗中。
首先我必须说明（正像我曾经在其他作品中所做的一样），我的所有经验表明，这些精神神经症均源于性本能力量。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性本能力量构成了病理特征（症状），而是想说明，性本能力量是神经症的最重要的唯一持续性的能源，于是这些人的性生活（无论全然，主要的或部分的）便在症状中表现出来。正如我在别处所言（1905e，手稿），这些症状便是病人的性活动。在过去的25年中
，精神分析关于癔症及其他神经症的不断增多的研究便证明了这一设想，其中部分详情已经发表（并将继续发表）。
精神分析要消除癔症患者的症状，必须以下列假设为基础，即这些症状是替代物（如同文章的副本），与一系列心理过程、期望、欲望保持着情绪性联系，由于特殊心理过程的介入（压抑），它们无法在意识的水平上予以心理上的宣泄。于是，这些心理过程便在潜意识状态中依据其情绪的重要性寻求表达——宣泄。在癔症中便以身体症状予以表达（通过转换），形成癔症症状。若将这些症状系统地变成情绪性观念（借助特殊技巧），即意识性观念，那么，就可准确无误地认识原先潜意识心理结构的本质与根源。
精神分析的发现
由此可知，癔症症状是源于性本能力量的冲动的替代。我们对患病前这些人本质的了解（可将他们视为典型的精神神经症）及患病时机的把握，都完全符合这种观点。癔症患者的性格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性压抑，强烈地抵抗性本能（这种情况已在羞怯、厌恶及道德中表现过），本能地反抗对性问题的理智思考。其结果是，在一些极端的病人之中，直到性成熟时还对性问题一无所知。
乍看起来，这一特征虽为癔症的明显特征，但却常为它的另一结构特征所掩盖，那就是性本能的过分发展。然而，精神分析通过将两者的对立揭示出来——被夸大的性渴求和对性欲的过分逃避，并以此澄清令人费解的二者之间的矛盾。
对于注定要患癔症的人而言，完全可预测到其患病时机：要么是在渐趋成熟的过程中，要么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不得不面对真正的性情景。在本能的压力及反抗性的矛盾之中，疾病成了逃脱之径。其实，冲突并未解决，只不过通过将力比多冲动转为症状而逃离冲突
，例外的情况极少出现；比如一个男人，由于琐屑的情绪问题而患了癔症，这种冲突并非围绕着性兴趣。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总能显示疾病正是由冲突的性因素造成，它使得心理过程偏离了常态。
神经症与性变态
毋庸置疑，反对我这种观点的大部分人认为，我在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中分析出的性行为是正常性本能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的研究却并不限于此。它表明，这些症状绝不是以牺牲“正常”的性本能为代价的——至少不是以它为唯一或主要代价的。如果它们可以在意识的幻想中及行为中得以直接表现，那么，还可以性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性变态的广义上讲）。因此，这些症状的形成部分是以非正常性活动为代价的；可以说，神经症是性变态的负面表现。
精神神经症的性本能展示了我们所研究过的所有变异，包括正常与变态性生活的变异。
1．所有神经症的潜意识心理生活（无一例外）均显示出变态的冲动，将力比多固着于同性之上。当然，若没有深入的研究，要证明这种因素在决定症状时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我所坚持的不过是，他们总有性变态的潜意识趋向，这对于解释男性癔症尤为适切。
2．在精神神经症的潜意识趋向中，可以追溯到性行为的所有解剖学变异。这表明，正是这些趋向导致了症状的形成，在他们当中，最常发现的便是口腔与肛门黏膜代替性器之用。
3．在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某些“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
。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它们往往成对出现，并不断引出新的性目的，如窥视本能与裸露癖、主动与被动的残暴本能。后者是理解症状的“痛苦性”（suffering）的基本的条件，它几乎总是部分地主宰了病人的社会行为。同时，正是通过力比多与残暴本能的结合，爱才转化为恨，柔情才转化为敌视，这构成了许多神经症的特征，偏执狂者更为普遍。
某些特殊事实更增强了这些发现的有趣性。
1．如果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现一种能与其对立面匹对而存的本能，其对立的本能必然也在活动。这就是说，每一个主动型性变态表现都有一种被动表现相对而伴：潜意识中的裸露癖同时也是窥视癖；受施虐冲动压抑的人，在决定其症状的因素中必然也存在受虐倾向的根源。我们在此阐述的和我们在“主动型”性变态中所发现的完全一致，这的确引人注目。但在实际的症状中，对立的倾向中只有一方占据主导地位。
2．在任何明显的精神神经症中，很少发现单一的性变态本能，而总是多个并存，且可规律地发现它们的踪迹，然而，每一特殊本能的发展程度却是独立的。关于“主动型”性变态的研究，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它的确切对立面知识。
若我们将对主动与被动性变态的研究所得放在一起审视，就似乎有理由把它们视为若干个“组元本能”，它们不具有本能的最基本性质，还需做进一步分析。
所谓“本能”，仅指躯体刺激的心理表征，以区别于来自外部的单一兴奋。因此，本能是介乎心理与生理之间的边缘概念之一。关于本能本质的最简单和可能的假设是，本能本身并无什么实质可言，说到心理生活，只可将它视为衡量心理活动的尺度。只有通过与身体的关系及其目的，方可将本能区别开来并赋予其实质。本能源于器官的兴奋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器官刺激。
关于本能的理论还可做出更进一步的假设，这就是身体器官的两种兴奋建立于不同的化学性质之上，其中一种兴奋可描述为性的，所关联的器官谓之“快感区”，“组元本能”即源于此。
快感区的作用极易在赋予口腔与肛门重要性的性变态中发现，这些器官从各个方面看均酷似性器的一部分。在癔症中，身体的这些部分与黏膜的邻近部位变成了新的感受区，神经分布亦有所改变，其过程类似于勃起（erection）
，好像实际的性器在正常性过程中的兴奋一样。
在所有的精神神经症中，作为性器附属物及替代的快感区的重要性，在癔症中表现最为显著。但这不意味着在其他疾病中就并不重要，而且因为它们较难辨认，比如在强迫症及偏执狂中，形成症状的心理器官远离控制躯体的特定部位，强迫症中这些冲动的突出意义在于，它所产生的新的性目的似与快感区无关。此外，在窥视癖和裸露癖中，眼睛便是快感区，而在性本能中渗入痛苦与残暴的情形下，皮肤则充当了快感区的角色——皮肤的特定部分变成了分化的感受器或变成了黏膜，成为独特的快感区。
上述讨论或许会对精神神经症的性活动产生错误理解，它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精神神经症者注定要在性行为上变态并远离常人。的确，这些病人若从“变态”一词的广义上讲，存在着身体上的非寻常变态趋势（排除强化的性压抑程度与过盛的性本能）。然而，对于一些轻度病人的研究表明，这后一个结论未必可行，至少在判断其病态形成的过程时尚有其他的因素不容忽视。大部分精神神经症者，或是在青春期后正常性生活的压力之下患病的（压抑主要用于反抗正常的性生活），或是在力比多无法获得正常满足时致病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力比多像主流受阻的河流，向久已干涸的支流流去。同样，精神神经症者强烈的变态倾向（虽然是消极的）也是由支流所决定的，其功能便被强化。事实上，一个人之所以会脱离常态，除了自由受限、正常的性对象无法得到及正常性行为发生危险等外在因素必须考虑外，作为性压抑的内在因素亦不应忽略。
由此可见，不同的神经症者，行为必然迥异：有些人具有先天强烈的变态倾向；有些人则是在力比多被迫离开正常的性目的和性对象之后不得不更多地转向旁门左道的必然结果。将事实上相互联合的两种力量视为对立是不正确的。只有在身体与经验同向而行时，神经症才能有极强烈的表现。身体异常者，或许不必借助经验之力；而身体正常者，亦可能因为生活的强烈打击而变成神经症（巧合的是，这种先天与后天病因学的重要性观点也适于其他情况）。
然而，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性变态强烈发展的倾向是精神神经症体质的特征之一，那么，我们就能依据“快感区”或“组元本能”先天数量的多寡区分出许多体质。然而，在变态体质与疾病的特定形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如同该领域的其他问题一样尚缺乏探讨。
一旦证明了变态冲动在精神神经症症状形成中的作用，那么，可以称之为变态者的人数必然剧增。这不仅因为神经症者就数量而言极多，而且可以说，就神经症者的表现而言，他们与正常人本来就有着无法分开的联系。无论如何，莫比斯（Moebius）确凿地认为，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均是癔症患者。因此，性变态者的普遍存在促使我们设想，趋于性变态的体质并非少见，而是正常体质中的一部分。
究竟性变态决定于先天因素，还是如比纳（Binet）在分析恋物癖时一样，将其归结为偶然的经验，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性变态的确存在着潜伏的先天因素，但每人都有先天因素，只不过强度不同，在生活的影响下会有所增强。问题的关键是性本能的先天体质根源。在有些人中（性变态），这些根源可能变成了性活动的实际渠道，另一些人则对它进行了并不充分的压抑，并以症状的形式迂回地吸引了相当部分的性能量；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最有利的类型，他们通过有效的节制或其他的变化过上了正常的性生活。
当然，我们还须指出，这种包含所有性变态基因的先天体质，只能在孩子身上发现，尽管所有的本能表现尚不强烈。一个渐趋成型的设想是，神经症的性活动停在或返回到了婴儿形态。这样，我们的兴趣就转向了儿童的性生活，我们将追溯一下是使婴儿的性活动变成了变态的、神经症的或正常的性生活的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
对幼儿期的忽视 关于性本能，流行观点的一个特征是，人们认为儿童期并无性活动，直到青春期它才觉醒。然而，这可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错误，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即我们对性生活基本条件的茫然无知。关于童年期性形成的彻底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揭示性本能的基本特征、发展历程及根源。
显而易见，致力于对成人的特征与反应做出解释的学者们，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体祖先的远古阶段；也就是说，过多地强调了远古期对遗传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个体的发展即童年期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影响更易理解，并比遗传更值得我们思索。
的确，在关于性活动的文献中，偶尔也会发现关于幼儿的早熟性性活动，如勃起、手淫及类似于性交的活动。但这些常被视做意外、怪事或骇人的早发性堕落。据我所知，迄今尚无一个学者清楚地辨别出童年期性本能的规律性，在关于儿童发展的众多著作中，“性发展”一章总是弃之不顾。
幼儿的遗忘在我看来，造成以上奇怪的忽视现象的原因，一部分由于作者成长过程中对正统思维的屈从，另一部分由于同样尚待解释的心理现象。我认为，对大部分人而言（虽然不是全部），这种奇怪的遗忘覆盖了童年期的前6年或前8年。因此，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此疑虑重重，但我们对这种遗忘的事实已习以为常，人们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幼儿期的后阶段才有对事物的不甚清楚和残缺不全的回忆，并且对所得印象产生活跃的反应；同时我们还可以像成人一样表达痛苦与欢乐，也可表现出我们的爱、嫉妒及其他强烈的情感，成人还会根据我们的言谈，判定我们具有明智的判断力。而我们一旦长大成人，竟对此变得一无所知！我们的记忆为何如此落后于其他心理活动？其实不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只有童年时期，获取和再现印象的能力才是最强盛的。
另一方面，通过对他人的心理研究，我们必然相信，我们所遗忘的印象，实际上在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并对此后的整个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童年期的印象并非真正的遗忘，而是如同神经症的遗忘一样，只能有近期记忆，由于压抑的作用，这些印象的基本方面已离开意识。但是，是什么造成了童年期印象的压抑呢？谁能解开这个谜，当然也便能够解释癔症遗忘的原因。
同时，幼儿的遗忘这一事实，使我们能从新的观点对儿童与精神神经症的心理状态做出比较。在前面我们已涉及到这一问题，即精神神经症的性欲或者滞留在幼儿期，或者又返回到幼儿期。那么，幼儿的遗忘是否也与童年期的性冲动有关呢？
此外，寻找幼儿期的遗忘与癔症的遗忘之间的联系，绝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对由于压抑而造成的癔症性遗忘，可做出这样明晰的解释：患者已有某一现象的记忆，只不过是意识不到的；由于联想而将这一现象吸引过来，但压抑却将此排出意识之外。
因此可以说，没有幼儿的遗忘就不会有癔症的遗忘。
因此，我相信，幼儿的遗忘之所以使人仿佛回到了史前期，并对自己性生活的初萌全然无知，这是因为，就性发展而言从未赋予童年期以重要意义。要填补知识的这一空缺，仅靠单个人是力不从心的。从1896年开始
，我就坚持童年期在性生活重要现象起源中的重要性，此后，我从未停止过对幼儿期性问题的强调。
关于童年期异常与例外的性冲动，以及神经症者显露的关于童年期的潜意识记忆，已有了层出不穷的报道，这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的性行为作出描述。
性冲动的基因已存在于新生儿身上，并持续发展一段时间，然后才渐渐地被压制下去。当然，性发展还会因阶段性特征及个体的特征出现中断，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对这一发展历程的规律性与阶段性却一无所知，儿童的性生活似乎在3岁或4岁时才可观察到。
性抑制 正是在这段潜伏期的整个过程或部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阻止性本能发展的心理力量，它如堤坝一样阻止了性本能的奔流，这些力量包括厌恶感、羞耻感、伦理及道德的理想要求。从这些文明化了的孩子们身上，人们得出的印象是，这些堤坝的构成是教育的结果。毫无疑问，教育确实对此起着作用，然而，事实上，这一发展过程是由遗传决定和固定的，有时在毫无教养的条件之下也会发生。如果教育顺应身体机能的发展，并使其变得更加清楚和深刻，那么，教育就可以适当地发挥功效。
反向形成与升华
这对个体文明的提高与正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因素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们也许是以幼儿的性冲动为代价。因此可以说，即使在潜伏期，这些冲动活动也未停止，只不过其能量全部或部分地离开了性目的而转向他用。研究文明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认为，使性本能的力量脱离性目标并把它们用于新的目标——这个过程应该被称为“升华”。在此需补充的是，同样的过程对个体的发展也起了作用，而这一过程起始于童年的潜伏期。
由此就可形成一种关于升华过程机制的观点了。一方面，性冲动在童年期不可能利用，因为生殖功能后延了，这便构成了潜伏期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这些冲动似乎又是倒错的，即它始于快感区和源自本能（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但却只能产生不愉快的情感。结果，为有效地压制不愉快，便唤起了相反的心理力量（相反情感），即我前面提到的心理堤坝：厌恶、羞耻与道德。
潜伏期的中断 既然潜伏期或延迟期的实质还仅是假设，且极其模糊，那就没有必要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了。但我们可以证据确凿地指出，婴儿性活动的应用代表着一种教育理想，个体在发展的某一点上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性，有些回避升华的性活动会有所突破，有些则持续于整个潜伏期，直到青春期才强烈地暴露出来。凡注意到幼儿性活动的教育家，似乎同意了我们的观点，认为道德防御力量的建立是以性活动的牺牲为前提的；他们甚至知道，性活动使得某个孩子无可教诲：由于孩子无法战胜它，所有的性表现便被视为“坏”的。与此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注意力指向这些令教育家害怕的现象，我们期望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能够发现性本能的原始情形。
吮吸拇指
（thumb-sucking） 我将以吮吸拇指（以吸为快）作为儿童性表现的例证加以讨论，理由后述（匈牙利的儿科医生林德纳［Lindner］对此做了精辟研究，1879）。
吮吸拇指通常出现在婴儿早期，但也许持续至成熟，甚或终其一生。这是嘴（或唇）的一种节律性重复吸吮动作，这一过程无疑是出于营养需要。嘴唇的一部分、舌头及其他可触及的皮肤部位（甚至脚趾）都可成为吮吸的对象。此时，抓物本能（grasping-instinct）也已出现，并同样节律性地抓自己的耳垂或其他人身体的一部分（抓耳朵最普遍），其目的同上面的相同。吮吸可成为一种全神贯注之状，或引人安眠，或引发一种性高潮的动作反应
，经常伴有对身体敏感部位（如乳房或外生殖器）的按摩，很多孩子由吮吸转向了手淫。
林德纳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活动的性本质，并不加任何条件地予以强调。
在幼儿园，吮吸常被归为儿童的“性调皮”之类。然而，许多儿科医生及幼儿专家却极力反对这种观点，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性”和“性器”（genital）。他们的反对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儿童性表现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研究已使我们对这种现象的前后关系有了明晰的了解，吮吸拇指是性的表现之一，并成为我们研究幼儿性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
自体性欲
我们有责任对此做出彻底研究。必须坚持的是，这种性活动的最突出特征表现为，本能指向他人，却从自身获得满足。我们用“身体性欲”代表它，颇含快乐之意，该术语由霭理士（1910）所创。
此外，显而易见，一个儿童沉湎于拇指吸吮，是为了寻求一种他所体验并且记住的快感。最简单的方式便是有节律的吮吸皮肤的一部分或黏膜以获得满足；同样不难猜测的是，它也会出现于孩子力求恢复快乐经验的时候，吮吸母乳或替代品是使孩子得此快乐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活动。在我们看来，孩子的嘴唇像一个快感区，热奶的流入无疑会带来快感，快感区的满足最初与营养需要的满足不可分离。性活动的最初功能，旨在服务于自我保护，直到后来才变成独立的。
当一个婴儿满意地离开母亲的乳房，脸颊绯红、笑脸盈盈地进入梦乡时，谁也不会否认这很像成年人性满足后的表情，只不过此时不断重复性满足的需要已区别于营养需要。当长出牙齿，吮吸被咀嚼所替代之后，这种分离当属必然。孩子已不再把别人的身体作为吮吸对象，而是吮吸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这更方便，同时也可使他独立于尚不能控制的外部世界。这样，他便具有了第二个快感区，虽然是相对次要的。此后，他寻找与自己嘴唇对应的他人嘴唇的缘故，便是这一快感区的次要性等因素造成的（真可惜，我再也无法亲吻自己，他似乎如是说）。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吮吸拇指。可以设想，善吮者的嘴唇区具有对快感的先天敏感性，此一特征若持续下去，长大后便贪欲接吻，具有性变态接吻的倾向，若是男性，则有吸烟喝酒的强烈动机。然而，若对其压抑（repression），便会厌恶食物并产生癔症式的呕吐。由于嘴唇具有双重功能，因此压抑也扩展到了觅食本能。我的许多女病人
，在饮食方面出现障碍，如“癔症球”［或译癔症性窒息感（global hystericus）］，喉部收缩及呕吐，这是因为在童年期她们有强烈的吮吸嗜好。
关于吮吸拇指或“为乐而吸”（sensual sucking）的研究使我们发现，婴儿的性表现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其根源与维持身体的特定功能有关；不具有性对象，故是“自体性欲”的；性目的直接受控于快感区。可以推知，这些特征同样适于幼儿性本能的其他活动。
快感区的特征 吮吸拇指的例子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快感区的构成问题。通常是身体或黏膜的一部分，在特定的刺激下引起了具有某些品质的快感，毫无疑问，引起快感的刺激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尽管我们尚不知道这些条件是什么。节律性特征肯定是起了作用的，搔痒的经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是由刺激引起的快感是否是“特殊的”，尚难确定。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性力量所起的作用，心理学对快乐与不快乐之类的问题依然在黑暗中探索，故最佳的设想应是慎而又慎的，快感确实具有特殊性的理由将在以后论证。
身体的某些部位对性的敏感性是极为明显的，就像在吮吸的例子中所看到的，有一些先天的快感区。不过在同样的例子中我们也可发现，皮肤或黏膜的其他任何部位亦可具有快感区的功能，即具有朝那个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快感更多地取决于刺激的性质，而不是身体的部位。惯于为乐而吸的孩子，实际上总是寻遍身体后选择一处进行吮吸，久之，习惯的力量便使他对此有了偏爱，如果他偶尔碰到了先天的快感区（如乳头或性器），那肯定会固定于此处。在癔症症状中亦可发现十分类似的替代趋向，在这种情形下，神经症的压抑对大部分实际的性器区产生影响，从而使对刺激的敏感性转移到了其他快感区（在成人生活中通常是被拒绝的），这些快感区便完全像性器一样活动。不过，除此之外，像在吮吸中一样，身体其他部位也可获得像性器一样对刺激的敏感性并成为快感区。快感区与癔症引发区具有相同的特征。
幼儿的性目的
幼儿的快感区通过某种方式接受适宜的刺激后，其本能的性目的才获满足。这种满足必然曾经经历过，否则难以重复。我们可以设想，“大自然”（Nature）对此一定有妥善安排，而不致使满足仅靠机遇。
在嘴唇区的讨论中，我们已知道了这一“发明物”（contrivance）是怎样实现这一目的的：因为它同时具有摄食性。就性活动的来源而言，我们还会发现其他类似的“发明物”。这种要求满足重复的欲望以两种方式展现出来，一是由一种特别的紧张感展现出来，这种紧张感具有不愉快的特征；二是由一种痒感或刺激感而展现出来。它们开始居于中央，然后扩展至周围的快感区。描述性目的还可以做如下界定：因此通过外在刺激形成的满足感，替代快感区已形成的刺激感。这种外在刺激的活动与吮吸是相似的。
“需要”借助快感区的真实变化而使周围区域唤醒的事实，与我们的生理学知识极为吻合。所以感到惊奇，仅仅为了消除一种刺激，为何在同一区域必须产生另一种刺激。
我们将如释重负地发现，一旦理解了性本能的本质源于某一快感区，那么，儿童性活动的特点便几乎一览无遗了。快感区之间最明晰的区别取决于满足本能的“发明物”的性质，嘴唇区使用的是吮吸，其他区则使用另外的肌肉动作。
肛区的活动
像唇区一样，肛门的适宜部位使它具有了性活动及其他身体功能的作用。一般认为，肛门的快感意义远较唇区为盛。通过精神分析，我们惊奇地发现，它经历了性兴奋的演变，并终生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性的敏感性
。童年期常见的肠道障碍表明它常常受到强烈刺激。人们常说，肠炎会使如此脆弱的孩子形成“神经质”，它对神经症的症状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他们常患肠道不适之症。如果考虑到不管肠道发生了什么变化，它都具有快感作用，那么，传统医学在解释神经症时对痔疮影响重要性的强调就不应受到嗤笑了。
善于利用肛区快感刺激的孩子，常常等到肌肉强烈地收缩时才去大便，此时大便通过肛门会产生黏膜的强烈刺激。这除了会造成痛楚之外，还会产生怡然的快感。当一个孩子坐到便盆后却拒绝排清大便时（即当保姆要他这样做时），这可明显地预示着今后会很古怪或神经质。他并不关心是否会弄脏床铺，而只关心随大便而来的快乐，当教育家将这样的孩子视为“顽皮”时，他们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
肠内便物作为对黏膜性敏感区的刺激物
，如同童年期后注定要活动的其他器官的排头兵，但对幼儿却有着其他重要的意义。它们被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并代表了他的第一个“礼品”：排便意味着与环境的主动妥协，拒绝排便则代表着对环境的反叛。通过这一“礼品”，孩子在以后了解了“幼儿”的意义——根据儿童的性理论，人吃了东西之后便会有“孩子”，他从肠中产出。
憋住粪便不排，是孩子对肛区施行自慰的一种意图，或者是左右他与保姆关系的手段，同时也是神经症者普遍便秘的原因之一。此外，肛区的所有意义还在于，几乎所有的神经症者都有特殊的排便习惯、仪式等，只不过被他们小心地保存为秘密而已。
在较大的孩子中，由于内在冲动或外阴引发的痒感，用手指对肛区施以自慰刺激的现象并非少见。
性器区的活动
在孩子身体的快感区中，有一个部位确实起初并不起作用，也未能成为性冲动的发泄渠道，但后来却注定变得非常重要。无论男孩或女孩，它都与排尿有关（龟头和阴蒂）。龟头被黏膜所包裹，于是受到分泌物的刺激，从而成为早期的性兴奋之源。作为性器的构成部分之一，这一快感区的性活动便成了后来“正常”性生活的开端。由于解剖上的特定性，分泌物不断溢出，孩子沐浴时的洗、擦及一些意外刺激（如肠虫在女孩阴部的蠕动），使得孩子在幼儿早期就留意到了这一部分定能产生快感，并产生了重复这一快感的需要。如果考虑到它的整个情形，并记住无论保持洁净或弄得肮脏均结果相同，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婴儿早期的这种自慰，为未来这一快感区的性活动功能奠定了基础，无人会例外。
在这里，消除刺激和带来满足的方法通常包括用手擦摸或用手触压，抑或将双腿夹紧（无疑是一种预定反射）。在女孩中后一方法更为普遍，而男孩偏爱用手，表明占有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在未来男性性活动中的重要性。
如果我将童年的自慰分为三个阶段，那肯定会更加清晰。
第一阶段为幼儿早期；第二阶段大约在4岁左右，出现性活动的短暂活跃；第三阶段则是被经常关注的青春期自慰。
幼儿手淫的第二阶段
幼儿早期的手淫似乎很快就消失了，但也许会延续到青春期，这恐怕是被文明人所唾弃的第一个变异。在幼儿早期之后的某一阶段，通常是4岁之前，快感区的性本能通常会复苏，并持续一段时间，直到被禁止为止；或者它也许会不受干扰继续下去。幼儿性活动的第二阶段表明情形复杂，唯有对个案的精确分析才能搞清楚。但它的细节却在个体的记忆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潜意识），它决定了健康人性格的发展，也决定了青春期后神经症患者的症状。
就后者而言，我们发现这一性阶段已被遗忘，意识性记忆已被取代（我已说过，我同样将正常的幼儿遗忘归结为幼儿的性活动）。精神分析的研究将使我们搞清楚，被意识遗忘的是什么，从而消除由潜意识心理资料所引发的冲动。
婴儿早期手淫的复归 在我所探讨的童年期内，幼儿早期的性兴奋会再次出现，要么因为痒感引起了通过手淫才能达到的快感，要么像一个遗精过程，类似成人的遗精一样，不必借助任何动作即可获得快感。后者在童年期第二阶段的女孩中更为常见，其成因尚不很清楚，但几乎可以说早期曾有过主动手淫的阶段。这些性表现的症状并不充分，泌尿器官的发展替代了尚未发展的性器，前者成了后者的“受托人”（trustee）。这一阶段大部分的膀胱障碍都是性方面的：除了癫痫病的夜晚遗尿之外，其他的遗尿均与遗精有关。
性活动的再现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这可以从神经症的症候中了解到，并通过精神分析研究加以确定。我将先阐述内部因素，在这个阶段，偶发的外在因素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作用。最重要的当属引诱，即把未成熟的孩子当做性对象，并充满情绪色彩地教他如何由快感区获得满足，以后他便不由自主地通过手淫获得这种满足，这种影响或源于成人，或源于其他孩子。在《癔症的病因》（1896c）一文中，我不承认自己夸大了这一影响的频率及重要性，尽管我当时仍不知道正常的人在童年期也有同样的经验，因而不时地将引诱的重要性与性结构及其发展的重要性等量齐观。
事实上，要唤醒儿童的性活动，未必需要引诱，内在原因可能同时起了作用。
性变态的多样化 颇具启发性的事实是，在引诱之下，孩子会出现多种形式的变态，并形成各种可能的性异常。这表明孩子天生具有这些发展的潜力，在阻止性泛滥的堤坝（羞怯、厌恶及道德）根本未建立或正处在建立之中时，便很难抵抗变态的发展。就此而言，孩子的行为很像未受教化的一般女性那样始终具有多向变态的可能性。在正常情况下，她们也许会有正常的性生活，但一旦遭“聪明人”引诱，各种变态行为都可能颇顺口味，于是便构成了其性活动的一部分。妓女在其职业目的中同样具有这种幼儿式的多面性，考虑到如此多的妓女及虽未做妓女但天性风骚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种各样的变态倾向原是人类普遍的基本特征。
组元本能
另外，引诱的影响并无助于揭示性本能早期史的全貌，反而倒搅乱了我们对它的看法，因为它在孩子尚未需要时，却过早地为其选择性对象。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幼儿的性生活主要受制于快感区，但从一开始就有视他人为性对象的现象。诸如窥视、裸露及残酷的本能，是以独立于快感区的形态出现的。这些本能虽到以后才与性生活关系甚密
，可在儿童期它不同于性欲的性活动，而是作为独立的冲动表现出来。幼小的孩子还不知道羞耻，在一段时间内以暴露身体特别是性器为满足。与此相反的变态倾向，即对别人性器的好奇只是到稍大之后才出现，此时羞耻感已发展到相当水平。
在引诱之下，窥视的变态在儿童的性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通过对正常人及神经症者早期生活的研究，我认为，它亦会在儿童中自发地形成。极留意自己性器的小孩子（通常喜欢手淫）往往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条件下对同伴的性器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既然这种好奇的满足通常在观看别人大小便时方可满足，那么，这类孩子会变成“窥视癖”极愿观看别人的大小便。这种倾向一旦受到压抑，窥视别人性器的（不管同性还是异性）欲望便成了令人烦恼的冲动，对一些神经症者而言，成了致病的最强烈动机力量。
至于性本能中的残酷成分，在童年期的发展距快感区的性活动更远。残酷通常很符合孩子的天性，因为控制自我，不致令他人痛苦的阻抗，即同情力，是在以后才发育起来的。诚如我们所知，关于这一本能的基本心理学分析尚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可以设想，残酷的冲动源于征服的本能，并出现在性器尚不能行使其角色的时期，它在一段时期内控制着性生活。我们以后将此阶段称做“前性器期”（pre－genital organization）。
对待动物和同伴特别残酷的孩子，其快感区很可能有着强烈的性活动。尽管所有的性本能均可表现出早熟性，但快感区的性活动似乎更为根本。同情心的缺乏，会使童年期中残酷与性感本能的联系持续到后来的生活之中。自从卢梭的《忏悔录》问世以来，所有的教育家都知道，对臀部肌肉的痛苦刺激构成了被动残酷本能（受虐狂）的性感来源之一。他们得出结论，对这一部位的肉体惩罚决不能施于孩子，否则，在今后文化教育的要求之下，其力比多很可能会误入旁门左道。
求知本能 （The instinct for knowledge） 大约在3～5岁之间，当儿童的性生活达到第一次高峰时，其求知或探究的本能也出现了。这种本能并不能划入基本的本能之列，更不能归入性本能之中。它的活动一方面与征服欲的升华有关，另一方面又是窥视能量的推动。然而，它与性生活的关系却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已经知道，儿童的求知本能出现得如此之早并与性问题有如此缜密的关系，故它很可能是由性本能唤起的。
狮身人面像之谜
对儿童的探究活动，不是来自理论的兴趣，而是由实际兴趣促使的。家里新生儿的到来对儿童产生了威胁，面对失宠失爱的恐惧使他们变得聪慧而机敏。与这种本能相伴的第一个问题倒不是两性的区别，而是孩子来自何处之谜（这与狮身人面像所提出的谜一样，虽已扭曲，但很容易复原）。
恰恰相反，孩子可以毫无困难且毫无疑虑地接受两性的存在。男孩的自身现实使他认为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有性器，很难接受别人没有性器的说法。
阉割情结与阳具嫉羡
（castration complex and penis envy） 当男孩子产生某种想法时，他会顽固地坚持，并极力地反抗与之形成矛盾的事实，只是经过严重的内部斗争之后才不得不放弃己见（阉割情结）。女性虽然没有阳具，但有东西替代的想法在许多变态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设想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性器，是儿童性理论中第一个最明显和重要的方面。生物科学对这一偏见的认可对孩子而言并无什么用处，他们只是承认女性的阴蒂便是对阴茎的替代。当小女孩看到男孩的阳具与自己不同时，并不否认这一事实，她们很容易接受并立刻对阳具产生嫉羡。这种嫉羡如此之甚，以致使她们希望自己也是男孩。
生育理论
许多人都记忆犹新，青春期前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常常是孩子从何而来。试图从解剖学上回答这一问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孩子从胸部出来，或者将身体砍断后取出，抑或由肚脐挤出。
除非研究，否则很难记起童年期的这些类似探究。虽然这些早期的探究很久就被压抑着，但所有的发现性质上都是相同的：是因为人们吃了某些东西才会有孩子（如神话传说），孩子像粪便一样由肠道产出。幼儿的这些性理论使我们想起了动物王国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哺乳类动物中的泄殖腔（cloaca）。
关于性交的虐待观 若成人认为孩子对性问题一无所知便让他们目睹了性交过程，孩子便注定认为性行为是一种欺压、侮辱的行为，总不免虐待之意。精神分析表明，儿童早期的这一印象很容易使后来的性目的为虐待所替代；此外，孩子还会更关心性交问题（或他们认为的婚姻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对大小便功能的了解找到这一神秘现象的答案。
幼儿性探索的典型失利 一般而言，孩子的性理论是他们自身性结构的反映，尽管不乏令人可笑的错误，但在对性过程的理解方面却是超乎别人想象的。孩子看到母亲怀孕后，亦会改变原先的一些看法，并对怀孕做出正确的解释。虽然常常静静地聆听关于“鹳”的传说，但总是对此深表怀疑。然而，有两个因素却是从未发现的：精液的传授功能与女性性孔道的存在，因为这些组织在婴儿身上尚未发展。结果，这种孩子似的探索总是毫无所获，终被弃置一边，且对求知本能产生永久性的伤害。儿童早期的这些性探索总是“独断而行”的，这是表现其独立意向的第一步，相对于过去他全然信任的人而言，这意味着一种严重的疏远。
关于幼儿性理论的特征，我们已强调了下列事实，即它是自体性欲的（从自己身上寻找对象），每一个本能相互独立，寻求快乐。性发展的结果导致了成人正常的性生活。其中，快乐源于繁衍后代的功能，“组元本能”在某一快感区的控制之下构筑了一个坚强的组织，通过外在的性对象寻找性目的。
前性器组织 （pregenital organization） 精神分析关于这一发展过程受到禁止及骚扰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组元本能的这一坚强组织具有“史前”阶段，且举步维艰。这些“史前”阶段本身就构筑了性的“王国”（regime），其发展极为顺利，几乎未留下蛛丝马迹。只有在病态条件下才变得活跃、进步，并易于观察到。
我们将性生活组织中生殖区尚未居主导地位的现象称为“前性器”。这样就可辨出两个组织，几乎与早期动物的形式类似。
第一个前性器组织是口唇的或同类相食的。此时性活动尚未与摄食活动区别开来，两性的活动也未分化。两种活动的对象是相同的，性目的便是将外物吸人体内——这一过程的原型（prototype），即认同作用，在以后起了非常重要的心理作用。这一组织的残迹之一（在病态条件下才引起注意），可以在吮吸拇指中看到，此时脱离了营养活动的性活动，开始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替代了外在对象。
第二个前性器组织则为肛欲攻击的。此时，在所有的性生活方面，两性的分化已经明显：虽然尚不能描述为“男性”或“女性”的，但却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活动”受制于征服的本能，由肌肉运动得以完成，最能代表被动性目的便是肛门的快感黏膜。虽然两种倾向各有其性对象，但却不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合成本能则以自体性欲的形式存在。因此，在这一阶段，性的两极性及外在对象都已清晰可见。不过，这一组织尚未臣服于生育的功能之下。
矛盾症
（ambivalence） 性组织的这一形式可持续终生，并永久地将大部分性活动吸引过来。虐待的盛行及肛门区的泄殖腔作用，无不显示出它的远古性色彩。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本能的对立双方发展到了几乎相同的程度。布洛伊尔恰如其分地称其为“矛盾症”
。
关于性生活中前性器组织的设想，建立于对神经症的分析之上。否则，则无法理解。我们期望今后的精神分析研究会提供更多的正常性功能结构及其发展的知识。
为对幼儿的性生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还必须想到，像青春期发展的特征一样，对象选择甚至在童年期就经常或习惯地出现了。也就是说，整个性倾向都指向某一个人，并通过他实现自己的性目的，这是儿童接近青春期后性生活形式的最佳途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组元本能的聚合（combination）及对生殖区主导的臣服尚不完全，或根本不存在。因此，繁衍后代主导地位的确立，是性组织发展历程的最后一步。
对象选择的两个时期
（diphasic choice of object） 对象选择过程的双期性可以说富有典型性。也就是说，它出现两次高峰：第一次出现在2～5岁之间
，到潜伏期之前暂停或减弱。其性目的本质上是幼儿式的。第二次出现在青春期，性生活的最终形式得以确定。
虽然由于潜伏期的出现致使对象选择两次出现，但就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而言，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幼儿对象选择的结果会渗透以后的阶段，要么以原状持续下去，要么在青春期复活。但由于两个阶段之间的压抑作用，使它在青春期已无法发挥效力，其性目的已趋缓，如今所代表的可称为性生活的“情潮”（affectionate current）。只有经过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才会发现，隐藏在这一情感（如钦佩和尊重）之后的是久远的幼儿组元本能的性渴望，只是现在不再起作用了。青春期的对象选择必须压服童年期的对象，以“情潮”而复起。若这两股潮流无法融合，那么性生活的理想，即专注于单一对象的情形就无法实现。
关于性本能起源的追溯性研究表明，性兴奋源于：（1）与其他器官相联的满足经验的再生；（2）对快感区周围的适宜刺激；（3）特定“本能”（如窥视与残酷）的表现，只是其根源尚未彻底搞清。精神分析对童年期的回溯性研究及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还向我们揭示了性兴奋的其他活跃源头。但直接观察的弱点在于资料易被误解，精神分析的困难在于要获取资料及结论则需绕很长的路，然而两者的结合必使发现获得满意的确信度。
对快感区的研究已使我们发现，这些区域对刺激有特定的敏感性，其实整个皮肤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因此，当对皮肤的一般刺激会产生性的效应时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在此尤应提到温度刺激，因为它的重要性可帮助我们理解热水浴的治疗效果。
机械性的兴奋
（mechanical excitation） 就此而言，我们还应提到由对身体的节律性刺激而引起的性兴奋。这类刺激一般有三种作用方式：对前庭神经（vestibular）感受器，对皮肤及对皮肤的深层部分（如肌肉及关节组织）产生作用。这些快感的存在（需要强调的是，在此处“性兴奋”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区分。此后我们会专门解释）即由于对身体的机械性刺激而引起的快感，被儿童的下列活动所印证：即孩子特别喜欢被动运动的游戏，比如让人摇晃或抛入空中，并要求不厌其烦地重复。
众所周知，摇晃可诱使仍在兴奋的孩子入睡。马车及火车的晃动可使大一些的孩子产生晕眩效应，故每个孩子，至少在其生命的某一时期想当司机或车夫。令人费解的是，男孩对与火车有关的事情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兴趣，以至于在幻想最富有的时期（青春期稍前），将这些事情当做了性象征的中心。与火车有联系的这种性冲动显然源于运动感的快感特征，由于压抑的作用，这种孩子的偏爱开始逆转，进入青春期或成人期之后，会对摇晃与旋转产生恶心的反应，火车旅行令他们精力衰竭，或在旅行中产生焦虑，竭力避免火车旅行痛苦经验的重演。
同样我们还应提到这样的事实，尽管对此尚未完全理解，即恐惧与机械刺激的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癔症式的创伤性神经症。我们至少可以设想，这些影响本不强烈，若被夸大，就会变为性兴奋之源，导致性机制或性化学过程（sexual mechanism or chemistry）
的极度混乱。
肌肉活动
（muscular activity） 我们都很清楚，孩子需要大量的肌肉活动，并从中获得极大乐趣。这种快乐是否与性有关，它是否包括性满足或能否引起性兴奋——所有这一切均受到公开的批评，前文中关于被动运动会产生快感，并具有性的性质或能产生性兴奋的观点同样可能受到批评。然而事实却是，许多人报告说，他们性器的首次兴奋正是在与玩伴打闹中产生的。这时，除了整个肌肉的紧张之外，双方有着大量的皮肤接触。与某人的体力之争，像成人善于与人发生口角一样
，都表明对象选择正落在这人身上。虐待本能的根源之一便是肌肉活动所激起的性兴奋。儿童期的打闹与性兴奋的关系，决定了许多人性本能的方向。
情感过程 儿童性兴奋的其他来源就存疑较少了。无论是直接的观察还是以后的回溯性研究，都很容易地证明，所有强烈的情感过程，甚至包括恐惧，均与性有关，这肯定有助于对情感病理过程的解释。上学的孩子对考试的恐惧或由于作业较难引起的紧张，不仅会影响孩子在学校中的人际关系，还会引发激烈的性表现。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孩子会有触摸性器的冲动，或者导致类似遗精的过程，结果却令人难堪。对孩子的学校行为大惑不解的教师，的确该从行为与“萌芽的性”的关系认识他们。许多情绪的性兴奋结果本身就令人不快，如忧虑、害怕、惊恐等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持续终生。无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寻求这种感受的机会，但条件（如幻想读书或看戏）是这种不愉快的感觉由于某些事实而被抑制。
如果相似的性效应中伴有强烈的痛苦体验，尤其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体验会减弱或保持在一定的距离内，那么施虐与受虐本能的又一主要根源便发现了，对它的复杂性我们渐渐有了认识。
智力活动
（intellectual work）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无论在青年人中还是成人中，集中精力于一个智力任务和一系列智力活动通常也会产生伴随的性兴奋。毫无疑问，平时说的用脑过度（overwork）会导致神经性障碍便在这里找到了唯一的解释。
尽管我对婴儿性兴奋的起源尚未给予彻底而充分的描述，但仅以有限的假设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最充足的证据表明，幼儿的性兴奋来自运动。尽管我们承认对这一过程的实质仍不甚清楚。这一运动或多或少来自感受部位的兴奋（如皮肤及感官），最主要的来自快感区的刺激活动。对性兴奋的来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刺激的“性质”（quality），当然，刺激的强度（如在痛楚中）也不能低估。除此之外，体内的许多生理过程若超过了一定限度也会引起伴随的性兴奋。所谓性活动的组元本能要么直接源于这些内部过程，要么由这些过程及快感区的合作造成。或许可以这样说，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对性本能的兴奋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让我在此对这些结论做出更清晰、确定的陈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有二：一是整个研究方法都很新颖；二是我们对性兴奋的实质尚不能全然了解。然而，以下两个方面对未来研究的扩展恐怕会有所裨益。
性构造的多样性
如前所述，由快感区发展的多样性我们可推知人的性构造先天具有多样性。此处我们亦可指出，性兴奋也有间接的来源。可以设想，虽然在每一个体中，这些来源均做出了贡献，但其强度却未必相同，于是，性构造的不同会使性兴奋的来源存在差异。
相互影响的渠道 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使用性兴奋“来源”（sources）的形象性比喻，那么我们就会推想，由其他功能导向性活动的相通渠道也可出现逆向性活动，如口唇区，两种功能并存，性满足可在摄取营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同样，若这一共同区的性功能出现障碍，营养的摄取也会受到干扰。再者，我们知道集中精力会造成性兴奋，那么同一渠道若出现逆向，性兴奋就会干扰注意力的集中，神经症的诸多症状中，都表现为“非性的”（nonsexual）躯体功能障碍，由此我追溯为性过程的障碍。由此看来，若性兴奋原为反方向的影响所致，那么一定令人费解的情形就不致继续伤神了。
然而，性障碍干扰其他身体功能的同一渠道，对正常的人还有其他重要功能，即将性本能引向性以外的目标上去，也就是说，实现性的升华。不过我们必须承认，除了知道这些渠道的存在及可能按双方运动外，其他方面几乎就无法确定了。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幼儿的性生活已销声匿迹，代之以正常的性生活形态的出现。在过去，“自体性欲”主宰了性本能，如今性本能则发现了性目标。于是，一系列相互分离的本能与相互独立的快感区的活动，便以寻求特定的快乐作为唯一的性目的。只不过在所有的组元本能寻求这一新的性目的之时，快感区的活动开始位于生殖区的主宰之下。
既然新的性目的使男女两性的功能具有明显区别，那么，两性的发展也便差异显著。男性的发展更为直接而易于理解，女性则出现某种形式的退化。正常的性生活，只有在“情潮”和体质汇聚指向性对象和性目的之时方可实现（情潮包括幼儿性活动萌发的残余）
，如同挖掘一条隧道，须从山的两侧同时动工。
在男性，新的性目的表现为精液的释放，当然，这与早先寻求快感的性目的并不相悖，恰恰相反，最大的快感是在性过程的最后动作上实现的。此时的性本能已臣服于生育功能，也就是说，开始具有利他性（altruistic）。只有本能的原始倾向及所有特征全部介入这一过程时，这一转变才能完成。众所周知，同生物体必须做出新的组合和调整才能实现新的复杂机制一样，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若没有新的调整就可能出现病理现象，而性生活中的任何病理现象都可视做发展受到抑制的结果。
我所描述的过程的起点与终点已清晰可见，然而，过程的许多中间环节我们仍不甚清楚，因此难解之谜不止一个。
一般认为，青春期最根本的变化，便是外生殖器的明显生长（在潜伏期，其生长几乎是停止的）。与此同时，内生殖器的生长也足以使它释放精液，也就是说可以制造新生命了。因此，一个十分复杂的器官已准备就绪，只待进行必要的活动了。
这一器官的活动由刺激引起。观察表明，刺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部刺激，由我们已熟悉的快感区的兴奋引起；二是内部刺激，其内容尚需探讨；三是心理生活，它贮存了外在印象和内在兴奋。所有的刺激均产生同样的效果，即“性兴奋”，以心理和躯体的指标为标志。心理指标表现为极度冲动的紧张感；在躯体指标中，起初和最重要的变化便是生殖器，随时准备性活动（男性性器的勃起及女性阴道润液的分泌）。
性紧张 （sexual tension） 性兴奋会引起紧张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解决但对理解性过程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尽管心理学家对此众说纷纭，但我坚持认为，这种紧张感带有不愉快性。对我而言，最具决定性的事实是，这种体验总伴随着改变心理情景的冲动，其急切的活动方式完全有悖于快感。然而，若将性兴奋的紧张视为不愉快，那么就与它快感的事实不符。在性过程引起的每一种紧张之中都有快感相伴，即使在生殖器的准备过程中，某种程度的满足感也清晰可见。这种紧张的不愉快与快感又是如何相安共处的呢？
任何一个涉及到愉快与不愉快的问题，都是今日的心理学所无能为力的。我的目的旨在从我们现在的讨论中了解到尽量多的东西，但我不会触及问题的所有方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快感区是怎样适于这种新的安排的。它们在引发性兴奋方面必须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眼睛也许离性对象最远，然而在追寻性对象时它却最常受到特定兴奋质的刺激。我们把发生在性对象身上的这一特质谓之“美”（同样，性对象身上的优点可称做“吸引力”）。这刺激一方面有快感相伴，另一方面又会引起性兴奋的增强，或使性兴奋产生。若这一兴奋扩展至其他快感区，如扩展到手，用手抚摸，效果也一样：一方面快感从准备性变化中产生并有所增强（生殖器）；另一方面性紧张也会增强。若这种紧张不伴有快感的继续产生，便会转向明显的不愉快。另一种情形也许更清楚，若一个并未性兴奋的人的快感区（如女性的乳房）被抚摸，那么快感就会产生；它同时又会要求快感的增强。问题在于，一种快感体验怎么会引起更大的快感需要。
前期快感的机制 快感区在此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情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们均是通过适宜的刺激引发一定程度的快感，快感则引起紧张度的增强，从而为性行为的完成提供必要的能量。这一行为的最后阶段再次需要适宜对象（阴道黏膜）对快感区（阴茎的龟头）的刺激。由兴奋引起的快感提供了能量，通过反射渠道释放性物质。这最后的快感最为强烈，其机制也有别于早先的快感。它完全由释放引发：得到完全的快感满足，力比多的紧张此时也烟消云散。
我认为，由快感区的兴奋所引起的快感，不同于性物质释放时所形成的快感，二者的区分只有明确其名方可清楚。前者要称为“前期快感”（fore-pleasure），后者则叫做“终期快感”（end-pleasure）。前期快感与幼儿性本能所曾产生的快感相似，只不过范围更小。后期快感是新型的，恐怕要到青春期的某些条件出现时才能产生。快感区的这一新功能或许可描述为：通过快感区的前期快感之途（像在幼儿生活中一样）达到更大快感的满足。
最近，在心理生活的另一领域里我还发现了类似的其他情形，即少许的快感却引发了更大快感的获得，如同“额外诱因”（incentive bonus）发挥了功效。由这种相同的联系我可以对快感的实质做出更深刻的探讨。
前期快感的危险 然而，前期快感与幼儿性生活的联系由于可能产生的病态现象而更趋昭然。正常性目的的实现明显地会受到前期快感的机制所威胁。在性过程的准备阶段，若前期快感较为强烈而紧张度太小，那么危险就出现了。此时，性过程继续推进的动机已经消失，整个过程被拦截，准备动作替代了正常的性目的。经验表明，这样情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一相关快感区或相应的组元本能在童年期曾有过大量不寻常的快感；若有新的因素介入，导致固着，那么以后生活中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强制性行为，即抵抗前期快感进入更新的状态。许多性变态者的形成机制便是如此，在性过程的准备动作上滞留不前。
假如生殖器的主导性在童年期就初具形态的话，前期快感所引起的性功能失败就可避免。在童年期的第二阶段（从8岁到青春期），这种情形似乎已经出现了。此时，生殖区的活动已与成熟期形式相差无几了，每当其他快感区的快感得到满足之后，生殖区便会有兴奋感觉，并有准备性变化。只是它还没有目的，即不能使性过程继续下去。因此，在童年期快感被满足的同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性紧张，只是不够持久，数量较少。在讨论性的根源时，我们现在已能理解：为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性满足的过程也就是性兴奋的过程了。我已注意到，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夸大了幼儿性生活与成熟的性生活的区别，现在我想加以纠正。无论是变态的还是正常的性生活，均决定于幼儿性欲的表现。
快感区的快感在被满足的同时却伴有性紧张，对这种性紧张的根源及实质我们尚一无所知。
说紧张源于快感本身虽最清楚，但这不仅全然不可能，而且难以立脚，因为在最大的快感到来之时，随着性物质的释放，紧张非但没有产生，而且还被排遣。因此，快感与性紧张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联系的。
性物质的作用 正常情况下，除了性物质的释放才使性兴奋趋于停止外，在性紧张与性物质之间还有其他的联系。过着禁欲生活（continent life）的男人，其性器在不同的间隔时间里并非总受制于清规戒律。比如在夜里就可释放性物质，并伴有快感，这是梦中幻化的性行为的产物。就这一过程而言［梦遗（nocturnal emission）］，恐怕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性紧张借助幻觉对真实行为的替代，将性物质中的精液释放了出来。性机制已枯竭的体验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若精液枯萎，不仅性行为无法产生，快感区对刺激也会变得迟钝，其相应的兴奋也便无快感产生而言。由此可见，一定程度的性紧张对快感区的兴奋也是必需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会导致一个已经广为流传的假设，即性物质的积聚产生并维持了性紧张。性物质的压力作用于性储存器的内壁，作为一种刺激传至脊髓中枢，更高的中枢接收了信号后便意识到了所熟悉的紧张感。如果说快感区的兴奋增强了性紧张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假设可能成立，即这些快感区早已与这些中枢建立了解剖学的联系，从而增强了兴奋的强度。性紧张达到一定水平后便产生性的动作，否则就刺激了性物质的产生。
这种理论虽被接受，比如埃宾在解释性过程时就采用了，其弱点却在于，它适于成年男性的性活动，然而却无法解释下列三种情形，即孩子、女性与被阉割的男性。在这三种条件下，都不存在性物质的积聚问题，这便使得该理论的应用陷入困境。不过还得承认，这一理论的某些方面也许还适用。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过分强调性物质积聚的作用。
内生殖器的重要性
对阉割后的男性的观察表明，性兴奋可独立于性物质的产生而达到相当的程度。阉割手术虽旨在对力比多加以限制，然而结果却往往不尽然。此外，人们早就知道，被疾病剥夺了男性性细胞的病人，虽然已无生育能力，但其力比多与性交能力却未受损害。
因此，当里格尔（Rieger，1900）认为成年男性失去性腺后对其精神行为不产生作用时，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不过，若阉割在更柔弱的年龄即青春期前施行，或许会影响性特征的形成。然而问题在于，除了性腺的真实丧失外，对发展过程中其他因素的抑制（与性腺的丧失有关）也起了作用。
化学理论
性腺移植实验，包括动物睾丸与卵巢及人类中两性间的移植
，多少使性兴奋的起源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同时也使性物质积聚的重要性有所消减。实验［如斯坦纳（Steinach）］已可使雄变雌或雌变雄。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身体性征的变化，心理性欲（又译性心理的）（psychosexual）行为亦出现相应改变。然而，性腺虽可产生特定的性细胞（精子和卵子），但性征却似乎与此无关，倒是被称为“青春腺”（puberty-gland）间隙组织的分泌物决定了性征，更进一步的研究或许将表明，青春腺也是双性
的。果真如此，那么高等动物的双性（bisexuality）理论便获得了解剖学基础。同时，青春腺或许不是造成性兴奋和性征的唯一器官。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知道的甲状腺对性的作用与这种新的生物学发现是吻合的。因此，可能的情形是，性腺的间隙部位产生了特殊的化学物质，然后被带入血液系统，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某些部位的变化，形成性紧张（我们已熟知毒物进入人体的现象，特定的器官会出现类似的毒性变化）。性兴奋如何由快感区的刺激引起？纯粹的毒性刺激与生理刺激在性过程中会起什么样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使在假设的层面上，也非我们目前的知识所能解释。我们要执意坚持的无非是性过程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即性代谢产生某些特定的物质。
这种已为事实支持但不乏专断的设想虽很少引人注意，但却值得更进一步审视。在因性生活受到干扰的神经症患者身上，其临床症状与因吸毒或麻醉而引发的中毒现象或禁欲现象十分相似。
为理解性生活的心理表现（psychical manifestations），我们已建立了基本的概念，这与性兴奋具有化学基础的假设是极吻合的。我们已将力比多的概念，界定为一种量化力量，可对性兴奋的过程与变化进行测量。力比多作为精神过程的背后能量，由于其起源有别当然也就有量的差异，但我们同时认为也有质的不同。之所以对力比多与其他的心理能量做出区分，无非是要做出这样的假设：由于特殊的化学因素（special chemistry），有机体的性过程与营养过程是有区别的。关于性变态与精神神经症的分析表明，性兴奋不仅源于所谓的性部位，而且源自身体的所有器官。这样我们就有了力比多的量化概念，将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称为“自我力比多”，它的产生、增强或减少、分配与转移，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所观察到的性心理现象的理解。
然而，只有当自我力比多用于性对象的贯注，即变成对象力比多时，才适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此时我们看到，它聚集、固着于对象之上
，或将对象放弃，游动于对象之间，由此导引着性活动趋向满足，即力比多实现了部分和暂时的消解。精神分析关于移情性神经症（癔症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研究终于使我们对此茅塞顿开。
我们可以对对象力比多的变化进行追踪性的研究。当它从对象撤回之后，便进入了一种特定紧张的悬浮状态，最后又返回自我（ego），再次成为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相对应，我们亦可称自我力比多为“自恋”力比多。以精神分析之见，我们只能在无法超越的边界的另一侧观望自恋力比多的活动，并在它与对象力比多之间建立某种观念性的联系。
自恋或自我力比多如同一个大仓库，将对象贯注送出又收回。对自我的自恋力比多贯注，是在童年早期就形成的原始状态，虽为力比多的扩散所掩盖，但仍在幕后保持原色。
在神经症和心理障碍中，力比多理论应用“力比多”这一简单明了的概念去表述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所推断的过程。不难设想，力比多的各种变化在解释疾病，尤其是深层的心理障碍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在于，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即精神分析，只可为我们提供对象力比多转换（transformations）的确切知识
，却不能对自我力比多与在自我中起动力作用的其他形式做出直接的区分。
因此，目前除了进行某些推论之外，力比多理论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展。
如果谁跟随着荣格将力比多的意思仅等同于一般的心理本能力量（psychical instinctual force），那么由精神分析观察所获得的所有成果都将毁于一旦。我已说过，性功能具有特殊的化学基础，这一设想对将性本能冲动与其他本能冲动区别开来，并使力比多概念保持在原来的有限范围提供了有力支持。
众所周知，男女两性特征的明显区分直到青春期才确定。自此之后，这种差异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形态。的确，男女特性早在童年期就极易辨认出来。不过，在性压抑方面（羞怯、厌恶、同情等），女孩比男孩来得要早，且它受到的抵抗也较弱，女孩的性压抑倾向似乎更大，当性的组元本能出现时，也多采取被动形式。然而，快感区的“自体性欲”活动在两性间却无差异。有鉴于此，两性间的差异在青春期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自体性欲”及性活动的“自慰”（masturbatory）表现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小女孩的性活动全然具有男性特征。的确，如果对“男性”和“女性”概念给以更确切的定义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力比多在本质上注定为男性的，不管它出现在男性身上还是女性身上，也不管其对象为男性还是女性。
既然我们已熟悉了双性概念
，那么，我认为它具有决定性作用。若不考虑双性理论，那就不可能理解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所观察到的性表现。
男性与女性的主导区 除此之外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女孩主导性（leading zones）的快感区在阴蒂，它类似于男性的阴茎。我的经验表明，所有小女孩的自慰行为均与阴蒂有关，而与以后在性功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外生殖器无关。我甚至怀疑，女孩是否会因引诱，而对阴蒂之外的部分进行自慰。这种情况即使出现，恐怕也是罕见的。小女孩常出现的性兴奋的释放总通过阴蒂的痉挛表现出来。即使不经指导，这一器官的经常勃起也会使女孩对男性的性表现做出正常判断，仅从自己的性过程她们就可猜出男孩的感受。
如果要了解小女孩如何变成女人的，我们必须对阴蒂兴奋性的变化做追踪性研究。青春期的到来，使男孩的力比多更加增强，而女孩此时却出现了新的“压抑”之潮，阴蒂的性活动尤其受到影响。因此，被压抑的便是她身上的男性的性特征，女人身上由青春期压抑所造成的性抑制的增强，对男人却成了一种刺激，并使力比多的活动得以加强。与此同时，若女人洁身自好，拒绝性活动，那么男人对其性的估价反而更高。当女人被允许有性活动，阴蒂被激动之后，它也仍保持着将兴奋传至邻近的性部位，如同一小堆细松木被点燃后引发一堆硬木燃烧起来一样。但在这种转移完成之前，常需要一段时间，只不过年轻的女子却是麻木不仁的。如果阴蒂区拒绝放弃兴奋，那么这种麻木不仁会持续长久，这往往是童年期阴蒂活动过度的结果。众所周知，女性的麻木常是表面的、局部的，她们的阴道虽然麻木，但这并不意味着阴蒂及其他区都不能兴奋。性的麻木除了生理因素外，心理因素也有作用，它们都由压抑造成。
如果性刺激能成功地由阴蒂转向阴道，那就意味着女性开始形成了新的性活动主导区，而男性的主导区却一直不变。主导区的变化及青春期的压抑，使女性失去了童年的男性特征，故极易患神经症尤其是癔症，这些因素与女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生殖区的主导性在青春期开始确立，男性的阴茎已能勃起，并开始寻找新的性目的，即进入能使生殖区兴奋的空洞。与此同时，从心理方面开始于童年早期的对象寻求已经结束。当最初的性满足与营养摄取密切相关时，性本能便把性对象指向孩子的身外，即母亲的乳房；当孩子完全意识到了给他带来满足的器官属于谁时，他的本能才会放弃这一对象。此后，性本能变成了自体性欲的，到了潜伏期之后，原先的关系才得以恢复。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孩子吮吸母亲乳房的过程是所有爱情关系的原型，发现一个对象不过是对它的重新发现而已。
幼儿早期的性对象
即便在性活动脱离了营养摄取之后，这种性关系的最基本和重要的意义却依然存在，以有助于对象选择和恢复已经丧失的幸福。通过整个潜伏期，儿童学会了去同情那些于无望中帮助他们并满足了他们爱的需要的人，这不过是他们与喂其乳的母亲关系的模式的延续。有人或许不同意在孩子对其照料者的感情与尊敬之中介入性爱的成分，然而，我认为精神分析的更深刻研究肯定会证明这是真的。孩子的照料者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性刺激和快感区满足，尤其是孩子的母亲，总是以源于自己性生活的感情对待孩子：抚摸他，亲吻他，摇摆他，十分明显地将其视做一个完整性对象的替代品。
如果母亲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会唤起孩子的性本能并使其强度增加，那她肯定会惊诧不已。既然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她总是避免让其生殖器更兴奋，那么她就会视自己的所为为“非性”的“纯洁”之爱；然而，我们已知道，性本能并非仅靠刺激生殖区而直接唤醒。我们称为“感情”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表现出对生殖区的影响。此外，如果母亲理解了本能在整个心理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在所有的伦理和心理成就方面），那么即便在她领悟之后也不会自我谴责了。她不过是履行职责，教孩子如何去爱。总之，孩子必然长成为强壮大汉，充满旺盛的性需要，在本能的驱使之下完成人类应该完成的一切。诚然，父母的溺爱有害于孩子，使其出现性早熟，并且对孩子宠爱，也会使他无法忍受爱的暂时缺失或减少。孩子是否长大后会变成神经症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便是对父母无限度的感情要求。另一方面，具有神经症的父母，往往又善于表现出过分的感情，从而极容易使孩子形成神经症倾向。如此看来，具有神经症的父母在将疾病传染给孩子时，有比遗传更直接的方式。
幼儿焦虑
（infantile anxiety） 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的表现就显示出，他们对照料者的依赖的本质是性爱。孩子的焦虑不过是对失去所爱的人的反应而已。有鉴于此，他们害怕任何陌生人，他们害怕黑暗，因为在黑暗中看不到所爱的人；但若握住照料者的手，恐惧也就消解了。一般认为，保姆所讲的妖怪和吸血鬼的故事会使孩子变得胆小，这实际上是夸大了故事的作用。事实上，只有那些本身有胆小倾向的孩子才会受这种故事的影响，对其他孩子故事却毫无作用。易受影响的往往是性本能过度，或不成熟，或太依赖爱抚的孩子。就此而言，孩子会像成人一样，当力比多无法满足时就转向焦虑；同样，由于力比多未获满足而患了神经症的成人，其行为又像孩子：孤单一人时感到害怕，也就是说，当他离开所爱的人时就失去了安全感，他试图用孩子的方式驱逐害怕。
乱伦的屏障
（The barrier against incest）
由此可知，父母对孩子的感情在其未成熟的条件下唤醒了性本能（如青春期的生理状况尚未出现之前），以致孩子的心理兴奋会弥漫于生殖系统；另一方面，若他们幸运地躲过了这一点，那么父母的感情便能导引孩子成熟后对性对象的选择。毫无疑问，对孩子来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选择自童年期起就用抑制的力比多去爱的人为对象。
然而，由于性成熟的拖延，孩子们有时间去建立反对乱伦的屏障和其他的性限制，道德戒律使孩子绝对不能选择与其有血亲关系又曾爱过的人为性对象。对这一屏障的敬重完全是社会文明的要求，社会绝不愿家族庞大到威胁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的程度。有鉴于此，对每一个体，尤其是少年男性，社会会竭尽所能松散其与家族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童年期是唯一重要的。
起初，对象的选择仅以观念的形式出现，就是成熟少年的性生活也几乎被局限于幻想之中，即观念的活动未必一定付诸实际。
在这些幻想中，幼儿倾向会再次出现，但此时已受制于身体的强大压力。这些倾向中重要的便是对父母的性冲动，由于分化的原因反被异性所吸引，即儿子喜爱母亲，女儿则喜爱父亲。
与此同时，只有在乱伦的幻想被克服与遗弃之时，青春期最重要也是最痛苦的心理过程才能够摆脱父母的控制。这种使新老两代对立的本身，对文明的进展尤为重要。在人类必须通过的每一发展阶段上，总有一些人会滞留不前，即从未摆脱父母的控制，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只能部分撤回，或根本做不到。这主要集中在女孩身上，她们在青春期后还保留着对父母孩子式的爱，颇使父母欢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些女孩不能在婚后对其丈夫尽其所能，冷若冰霜，性爱麻木。由此可见，性爱与所谓的对父母的非性爱同根而生，也就是说，后者对应于幼儿的力比多固着。
对性心理发展的深层障碍研究得越深入，乱伦对象选择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在精神神经症患者中，由于性活动的遗弃，性活动的大部分或全部仍在潜意识中用于对象寻找。对感情过分渴求，同时也过分害怕性爱生活实际要求的女孩，一方面，在其生活中奋力实现非性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将力比多深藏于感情之后，并毫无自责地任意表达这种感情，终其一生将婴儿式爱恋指向父母或兄弟姐妹，并明显地再现于青春期，精神分析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这种人正爱恋着他们的血亲（此处爱恋表达的是它常用的意义）。根据他们的症状及其他病理表现，精神分析追溯到他们的潜意识思想并转换为意识性思想。当一个健康人因爱情的挫折而患病时，其患病机制肯定会表现为他的力比多又转向了幼儿期所爱的人。
幼儿对象选择的影响
即使有幸逃避了力比多乱伦固着的人，也很难全然不受它的影响。最常发生的是，一个男子初恋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位成熟的妇女，而女孩则会钟情于一位具有权威性的老人。这显然是早期发展阶段的“余音”，因为这些形象可唤起父母形象的再现。
毫无疑问，不管每次对象选择以何为基础，都必然与父母的原型有关，虽然有时显得不够密切。男人尤为明显，他们总是寻找能代表母亲形象的人，因为母亲的形象从童年早期就占据了他的心灵。如果母亲还健在，她或许对自己的“替身”表示怨恨并敌视她。说到亲子关系在决定未来性爱对象选择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也就不难看出这种关系的任何障碍都会对成年后的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情人中的嫉妒总有婴儿期的根源或至少受到了幼儿期的强化，父母间的争吵，或父母的婚姻不幸，注定使孩子的性发展出现障碍或患神经性疾患。
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无疑是最重要的幼儿轨迹，经过青春期的复苏，指引孩子的对象选择之路。当然这不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同样早期渊源的其他因素，也以童年生活为基础，为男人的对象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条件，使得他们发展出不止一个的性爱方向。
性变态的预防对象选择中的必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异性。然而，如我们所知，这却不可能不经任何摸索地径直完成。青春期后最初的冲动常有偏颇，虽然未必留下永久的严重后果。德苏（Dessoir，1894）曾经正确地指出，少年期的男孩和女孩总是与同性建立充满柔情的友谊关系，毫无疑问，阻止永久性性变态的巨大力量只能是异性所展示的吸引力。此处我不想对这一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然而，这一因素本身并不足以消除性变态，显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社会的权威禁止。在性变态不被视为犯罪的情况下，总有相当数量的人表现出性变态倾向。此外，我们还可设想，若男人在小的时候总受到母亲或其他异性的照料，那么对童年期这种情感回忆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导引他们选择女性的巨大力量
；另一方面，若在他们的早期经验中其性活动受到了父亲的干扰，或他与父亲有着竞争关系，则会使他们远离同性。这两种因素同样适于女孩，因为她们的性活动尤其受到母亲的严格监视，于是她们敌视同性，从而决定了她们的对象选择趋于正常。受男人教育的男孩（如古代的奴隶）似乎被鼓励同性恋，今日的贵族阶层之所以也常出现性变态，恐怕与雇佣男仆及母亲对孩子关照不够有关。在有些癔症患者身上，我们发现，早期父母一方的失去，无论由于死亡、离婚或是分离，都使剩下的一方将孩子的爱全然吸收，从而决定了未来性对象的性别，并造成永久的性变态。
现在我对以上的论述总结如下：我们以性本能对象和目的的变态现象为起点，提出了它们究竟源于先天因素还是后天经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建立在精神分析对精神神经症性本能活动的理解之上（这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一群人，他们偏离健康的程度并不很重）。我们发现，他们之中的每一变态倾向都存在于潜意识之中，从而导致了症状的形成。因此可以说，神经症是性变态的负面表现。由于性变态的倾向如此广泛，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性变态倾向是人类性本能的原始而普遍的趋向，正常的性行为乃是有机体变化及成熟过程中心理抑制的结果。我们希望能在孩子身上发现这种原始趋向。在限制性本能发展方向的力量之中，我们尤其强调了羞耻、厌恶、同情以及社会所建构的道德结构与权威的作用。于是我们将任何偏离正常性活动的变态视为发展受到抑制和幼稚的结果。虽然有必要强调原始趋向多样性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配合的。此外，既然原始趋向极为复杂，那么性本能本身恐怕也由多种因素构成，在性变态时它却变成了相互分离的要素。因此，既可将性变态视为正常发展中的抑制、又可视为发展过程中的解体。将这两个因素合起来我们就可设想，成人的性本能是童年期多种冲动合而为一的结果，最终指向了单一目的。
我们认为，在精神神经症中，变态倾向所以处于主导地位，乃是因为本能的主流在受到压抑之后不得不转向旁门左道之结果。
解释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又讨论了童年期的性生活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发现童年期性本能的事实被予以否定，儿童身上所经常观察到的性表现却被视为不正常。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儿童是带着性活动的基因来到尘世的，在摄取营养的过程中他们已体验到了性的满足，并坚持在吮吸拇指的活动中不断重复这一体验。然而，儿童性活动的发展似乎并不与其他功能具有同步性。在经过了2～5岁的旺盛发展之后
，遂进入了所谓的潜伏期。在潜伏期间，性兴奋的产生并未中止，以便积蓄能量，并在很大程度上用于性以外的目的。具体来说，一方面将性要素贡献给社会情感（social feeling），另一方面（通过压抑和反相形成）建构起抵抗性活动的未来屏障。就此而言，将性本能固定于某一方面的力量主要形成于童年期，这既以牺牲性变态的性冲动为代价，又借助于教育的力量。幼儿性活动中的一部分或许会逃过这些而表现为性活动。此后我们又发现，儿童的性兴奋源于多种能量，其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是从快感区的适宜兴奋中得到满足。似乎身体的任何部分和任何感官——或许任何器官——都可以成为快感区
，只不过有些快感区较为突出，其兴奋借助于某些机体机制很容易产生。此外，性兴奋似乎是一种副产品，产生于有机体的许多过程达到一定强度时，特别是产生于相对强烈的情绪出现时，尽管这种情绪本质上令人不快。源于所有这些能量的兴奋还未聚在一起，而是各有各的目的，旨在获取某种快感。因此，在童年期性本能并未汇聚起来，起初也无对象
而是自体性欲的。
生殖快感区似乎在童年期就引人注目了。它或许以两种形式出现：要么像其他的快感区一样，由适当的感觉刺激带来满足；要么以尚未清楚的方式，满足具有其他的来源，同时产生的性兴奋与生殖区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我们不情愿承认的是，我们尚不能对性满足与性兴奋，或生殖区的活动与其他的，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做出满意的解释。
通过对神经症障碍的研究
，我们发现，性本能组织的起始之状在儿童性生活之初就能觉察出来。在第一阶段，口欲性欲居主导地位；在第二个前性器结构阶段，虐待狂和肛原性欲处于优势；只是到了第三个阶段，生殖区在性生活方面才开始具有决定作用，即只有到了这一阶段，阴茎的主导性才得以确立。
直到这时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我们最令人惊奇的发现之一，是在幼儿性生活的早期萌芽中已经开始了对象选择，且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渗入其中。尽管在不同的本能成分之间还缺少系统性，性目的也尚未确定，然而，可将这一阶段视为最终性结构的重要先驱。
人类的性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由潜伏期所隔，这一事实尤其应引起注意。这似乎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这也会导向神经症。就目前所知，在人类的动物近亲中尚未发现类似的现象。因此，人类的这一独特性只能从人类的史前期找到根源。
现在还不可能断定童年期有多少性活动属于正常，对将来发展是否会产生危害。童年性表现在本质上具有自慰性。经验进一步表明外在引诱可造成潜伏期的中断甚至停止，所以，儿童的性本能具有性变态的多样性。此外，任何不成熟的性活动都会降低孩子的可教育性。
尽管我们关于幼儿性生活的知识仍有欠缺，但是我们仍旧试图对青春期所带来的变化予以检验。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具有决定性：一是性兴奋的所有来源都让位于生殖区的主导性；二是开始了对象寻找的历程。这两者在童年期已初露端倪。前者通过寻求前期快感的机制得以完成。过去的性行为既有快感也有兴奋，现在变成了服务于新的性目的的行为（性物质的排泄），这一新目的的快感性使兴奋趋于终止。就此而言，我们应考虑性活动的性别分化，我们发现，女孩要变成成年女性，必须经过一个压抑阶段，放弃幼儿性活动的男性方面，为生殖区的主导性做准备。至少在对象选择方面我们发现了趋向于父母及保姆的儿童性倾向（这一倾向在青春期复苏），只是由于反对乱伦屏障的建立，只好选择那些与父母或保姆相似的人。最后要补充的是，在青春期的变化过程中，身体与心理的发展相互独立，直到强烈的心理性欲冲动产生并支配了生殖器的神经之时，正常的性功能的身心统一体才得以建立。
影响发展的因素
正像我们在许多情形中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步都可能成为“固着”之点，汇聚中的每一个接点都可能造成性本能的分裂。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理清各种因素，看这些内在与外在因素在影响发展的过程中造成障碍的机制究竟如何。当然，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非相同，要找到每一个因素的适当价值尚有困难。
肌体与遗传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必须指明肌体的先天变异性（variety），也许这是最具原则性的，当然这也只能通过后来的表现才可清楚地推论出来，甚至并非总有把握。我们将这种变异性视为众多性兴奋源的突出特征，并认为先天的差异必然在后来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即便在不超出正常的范围内。毫无疑问，或许有一种变异在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直接导致变态的性生活，可将此描述为“变性的”（degenerative），并把它视为遗传变性的表现。说到此我有必要举出一个突出事例。在我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过的严重癔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当中，一半以上病人的父亲在婚前染上了梅毒，不管是否已得过脊髓痨（takes）或全身麻痹症（general paralysis），抑或病历上表明曾患过梅毒病。我必须准确地声明，那些以后患上神经症的孩子，在身体上没有梅毒遗传的任何迹象，因此，只好把他们的变态性体质看做是对梅毒遗传的反响。我虽然并不主张父母的梅毒必然成为孩子神经性体质的条件，但我所观察到的这种关系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毫不重要的。
我们对主动型性变态者（Positive perverts）的遗传条件所知更少，因为他们知道如何逃避检查。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设想，适于神经症的也一定适于性变态。因为我们常常发现性变态者与精神神经症者总出自同一家庭。从性别上看，男性成员（一个或几个）成为主动型变态者；女性成员则由于性压抑的倾向而成为被动型变态者，即癔症患者。
由此可见，在这两种障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进一步的变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性肌体的不同部分一开始就一劳永逸地决定了性生活的形式。恰恰相反，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并取决于来自不同根源的性活动支流的变化。这一变化便决定了最后的结果，相同的肌体可导致三种不同的结局。
如果构成变态的各种先天性倾向的关系保持不变，且在成熟期变得更为强烈，其结果一定是倒错的性生活。迄今为止，关于这种变态肌体倾向的分析仍很匮乏。但我们已经知道有些例子可容易地对此做出解释。比如，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声称，所有性变态固着的必要前提存在于性本能的先天弱点之中；我认为这种观点难以立足。但是，如果这种观点指性本能中某一特定因素的肌体弱点，也就是指将分散的性活动汇聚起来用于生育的生殖区，它还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若生殖区产生弱点，青春期的汇聚必然失败，而性的其他因素则会变得强盛起来，并以性变态的形式继续下去。
压抑 如果在发展中某些变得强盛的先天倾向因素臣服于压抑过程（必然强调的是，这不同于取消），那结果就不同了。如这种情况发生，兴奋还会像过去一样出现；但由于心理上的障碍而难以实现目的，于是改辙进入别道，直到出现病状。这种结果也许非常接近正常的性生活（通常是有限度的），但同时却患有精神神经症。通过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研究，我们对这种情形已很熟悉。他们的性生活一开始就像性变态者，且相当一部分在童年期就充满了倒错的性活动，有些则持续至成熟期。由于内在的原因（通常于青春期前，有时则出现甚晚），压抑开始出现，然后神经症取代了性倒借，旧的冲动死灰复燃。如同一个谚语所言：“小妓女变成了老尼姑。”所不同的是小的时间变得更短了。神经症取代性变态的事实，如我们所提到的性倒借与神经症出现于同一家庭一样，再次证实了神经症是性变态的负面。
升华
异常先天倾向的第三种结局可能是升华过程。这使得源于某一性源的过强兴奋寻求出路，以在其他领域大展风采。因此，本身虽具危险性的素质，却可使心理效率大大提高。于是我们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来源之一。通过对升华或完全或不完全的分析，关于天资颇高尤其具有艺术素质的人的性格研究表明，他们是效率、倒错和神经症的混合体。关于升华的亚类可在反向形成的压制现象中找到，它起始于儿童的潜伏期，若条件有利会持续终生。我们所描述的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于性兴奋的素材之上，它包括自童年期就固着的本能成分，由升华而获得的结构以及虽认为无用但却有效地阻止了性变态冲动的其他结构。
童年期种类繁多的性变态天性可视为人类美德（virtues）的来源之一，因为通过反相形成，它刺激了这些美德的发展。
偶然经验
在影响性发展的诸因素中，没有哪个因素在重要性上可与性的释放、压抑与升华媲美，只不过我们对后两者的内在原因仍一无所知。我们或许可将压抑与升华视为机体素质的一部分，它们则是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持这种观点的人必然认为，性生活的最终形式必然由先天的肌体组织所决定。然而，明察秋毫者肯定会承认童年期及以后偶然经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只是要对肌体与偶然因素的效应做出估价并不容易
。从理论上讲，前者很容易被高估。然而，治疗实践却非常强调后者的重要性。不过，不应忘记的是，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配合而非相互对立的，肌体因素必须在经验的作用之下才能表现，而偶然因素则必然以肌体为基础。对大多数情形而言，我们可用“补充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加以概述
，一个因素强度的下降必带来另一个因素强度的增强。然而，也不能否认在这一系列的两端会有极端的例子出现。
如果我们比较强调童年早期经验中的偶然因素，那么就要与精神分析的研究相吻合。这样，单一的病因就会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素质的（dispositional）；二为确定的（definitive）。前者包括肌体与童年偶然经验的相互作用，后者则指创伤性（traumatic）经验。所有这些因素对性发展的损害都造成了退化，即退回发展的早期阶段。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任务上，罗列一下在对性发展有影响的因素中哪些具有操作力量，哪些仅是这些力量的表现而已。
早熟
（precocity） 在这样的因素之中，自然的性早熟便属一种，无疑它是造成神经症的病因。当然，像其他因素一样，它还不是充足理由，会造成潜伏期的中断、缩短或中止。由于性抑制的不彻底及生殖系统的欠发展，其性表现的障碍必然是变态的，这种变态倾向要么如此持续下去，要么在压抑之后变成神经症的动机力量。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性早熟都会使更高级的心理机能对性本能的控制更为困难，使本能的冲动性更加增强，从而构成了本能心理表征的特征。性早熟常与智力早熟并驾齐驱，在许多名人和强人的早期生活中可发现这种现象。就此而言，它似乎就不像在单独存在时那样具有病理作用了。
时间因素 与早熟并列且值得注意的因素还有时间。本能冲动的活跃顺序似乎是物种所决定的；同样，在被新的本能冲动取代之前，或臣服于典型的压抑之前，它持续的时间长度也被决定了。然而，无论在时序方面，还是在持续性方面都有变异，这些变异必然对最终的结果起决定作用。一种倾向向其相反倾向转化的早或晚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压抑的效果肯定显现，时序的多样化必然造成结果的不同。另一方面，具有特殊强度的本能冲动常常仅维持很短的时间，比如后来表现为同性恋的人对异性的依恋便是如此。其实没有理由担忧童年的强烈暴力倾向会永久地控制成人的性格，它们很可能消失或转向相反方向。
对于发展过程中时序障碍的原因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恐怕涉及到许多的生物学甚至历史学方面的问题，而这对我们仍是遥不可及的。
早期印象的顽固性
（pertinacity of early impressions） 所有早期性表现的重要性，都因一个不知其因的心理因素所增强。在目前我们必须承认，这只能是一个假想的心理学概念，在我看来，为与事实相符，我们必须设想，凡以后成为神经症者或性变态者的人，其早期的性生活印象一定很顽固或对固着很敏感。同样的性早熟表现，若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就不会造成如此深刻的印象，他们既不会有重复的冲动倾向，也不会为终生的性本能铺就道路。造成早期印象顽固性的部分原因恐怕在于另一种心理因素，它在神经症的成因中不容忽视，即心理生活中充满了对往事的记忆，而很少形成新的印象。这一因素显然依赖于智力教育，并随着个体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而野蛮人则常被称为“瞬间的不幸之子”。
由于文明与性自由发展之间的颠倒关系，造成了我们的生存结构：在文明程度或社会阶层较低的条件下，孩子的性生活对以后的生活并不重要，否则就是重要的。
固着 以上所说的这些心理因素，如同偶然经验一样，对幼儿的性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刺激。后者（最基本和重要的是受其他孩子或成人的引诱）所提供的材料，加上前者的相助，固着于永久的障碍之上。以后神经症者和性变态者身上所观察到的变态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决定于童年印象的，而这一阶段竟被认为是没有性活动的。这些原因包括肌体脆弱、早熟、早期印象顽固性的增强以及对性本能的外在刺激。
然而，我们的结论只能是令人不满意的，因为就性生活障碍的探讨而言，关于性本质的生物学过程我们仍知之甚少。因此，试图通过这些片断的信息构筑理解正常与病态情况的理论大厦尚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