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机会随时考察美学与心理学中阐释诙谐性质及其所处地位的人,恐怕不得不承认,哲学对诙谐的研究远未达到诙谐在我们心理生活中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家深入探讨过诙谐问题。但是,在讨论过诙谐的那些人当中,有小说家让·保罗(JeanPaul)(里希特)、哲学家费舍尔(T.Vischer)、费舍(K.Fischer)和李普斯等著名人物。但他们只是把诙谐这个主题作为陪衬,主要研究兴趣则转向于更具综合性、更有吸引力的喜剧(comic)问题上去了。
从这些文献中获得的第一印象是,除非将诙谐与喜剧联系起来,不然,对诙谐的任何处理都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按照李普斯(1898) 的说法,诙谐是“某种完全主观的喜剧的东西”——亦即某种由我们所创造,依附于我们的行动,依附于我们总是处于主体位置,而不是客体的位置,更不是有自由意志的客体位置的喜剧(同上书,第80页)。他还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一般说来,我们称诙谐为“喜剧的东西”的任何有意识的和成功的再现,不管喜剧是观察到的还是实际情境之中的(同上书,第78页)。
费舍(1889)借助于漫画来说明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按他所说,漫画处于诙谐与喜剧之间。喜剧同时与某种表现形式上的丑陋相联系:“如果它(丑陋的东西)被隐藏着,它一定会被人用观察事物的喜剧方式揭示出来;如果只被稍加注意或完全未得到注意,它一定会被人弄得明显,以便达到清晰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种方式;漫画便产生了。(同上书,第45页)——我们整个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思想和观念的理智王国,在得到外部观察之前并未展现出来,它既不能直观地,也不能形象地直接为人所想象到和看到,它还包含着抑制、弱点和畸形——大量荒唐和喜剧的对比。为了突出这些对比,并使之接近于审美要求,就需要一种不仅能直接使人想见客体而且其本身就能对这些想象进行反思并使之澄清的力量:一种能阐明思想的力量。唯一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便是判断。诙谐就是一种产生喜剧性对比的判断;它在漫画
中发挥着无声的作用,但只有处于判断中它才能获得其特有的形式及其所展示的自由领域。”(同上书,第49~50页)
显然,李普斯在喜剧范围内将诙谐区分出来的特征归结为动作,归结为主体积极的活动,但费舍则将区分的诙谐的特征归之于它与对象的
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乃是思维领域内掩藏着的丑陋性。我们不可能测定诙谐的这些定义的有效性——的确,它们确实不易弄懂——除非把它们重新置于它们原来所处的上下文之中加以考虑。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读完这些作者对喜剧的描述,才有可能从中了解有关诙谐的凤毛麟角。不过,在其他章节里,我们又发现,无须关注诙谐与喜剧的关系,上述作家能描述诙谐的基本的、一般来说是有效的特征。
最令费舍满意的诙谐的特征似乎是如下所述:“诙谐是一种游戏性的判断(playfuljudgement)。”(同上书,第51页)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句话的意思,他进行了这样的类比:“恰如审美自由寓于对事物的游戏性的注视。”(同上书,第50页)在另一处(同上书,第20页),他又将对客体的审美态度的特点看做是由这种状况促成的:我们丝毫不问及这一客体的任何情况,特别是不问及它对我们强烈的需求的满足,但我们却满足于注视该客体的乐趣。和工作相比,审美态度是游戏性的。——“从
审美自由里,还可能产生一种判断,一种摆脱了常规的判断,按其起源,我将它叫做‘游戏性的判断’(playfuljudgement)。这一概念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决定因素’。该因素即便不是完整的程式,亦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自由导致诙谐,诙谐亦导致自由’。”让·保罗写道:“诙谐仅仅是观念的游戏(同上书,第24页)。 ”
长久以来,有一个受人喜欢的定义:诙谐是在不相似的事物——亦即暗含类似性的事物——之间发现相似性的能力。保罗以诙谐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想法:“诙谐是位乔装打扮的神父,他将每对夫妇都撮合在一起。”费舍尔又给这句话加了注解[1846~1857,第1卷,第422页]:“他最喜欢的是将亲戚们并不赞同的一对男女进行联姻。”然而,费舍尔却认为存在着没有比较的诙谐——因而无疑也是不必发现类似性的诙谐。因此,与保罗稍有不同,他把诙谐定义为,能够将一些实际上在内容和内在联系上互不相干的观念迅捷地联结在一起的能力。另外,费舍强调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诙谐判断中,人们发现的不是相似,而是差异;李普斯则指出,这些定义和作为诙谐者拥有的一种能力的诙谐活动有关,而不是和他所制作的诙谐有关。
其他已提出的,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描述或定义诙谐的观点是:“观点的对比”、“胡说的意义”(“senseinnonsense”)、“困惑与启示”。
克勒佩林(Kraepelin) 的诙谐定义所强调的是对比的观点:“诙谐是两种在某些方面相互对比的观念的任意联系和联结,其通常手段是语词联系”。李普斯之类的批评家毫不费力地指出了这一公式的所有不足;但他并不能使自己排除对比因素的存在,而仅仅是从其他方面对此做了解释。“对比是存在的,但不是某种附属于这些语词的观点之间的对比,而是语词的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或矛盾。”(李普斯,1989,第87页)他曾举例说明如何理解这一观点:“对比得以产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赋予对比以词的意义,但却不能赋予对比以意义。(同上书,第90页)。”
假使最后这个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就变得重要了。“我们某时看起来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却毫无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构成喜剧过程的东西……当我们出自心理学的需要赋予某一说法以某种意义时,这个说法就显得很诙谐。但我们这样做,又把它取消了。借助于这种‘意义’(significance)我们得以理解各种事物。我们把‘意义’(sense)赋予一种表达,又知道从逻辑上来说它不可能有任何这种意义。我们发现其中有个真理,然而,根据
经验法则或思维的一般习惯,我们又不能从中找到这一真理的存在。我们认定它具有超越其真实内容的逻辑的或实际的后果;但一旦清楚地识别这一表达的性质,我们又只有否认这些后果。在每一个例子中,诙谐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同时也是喜剧感受赖以寄身的心理过程,存在于从意义的赋予、真理的发现、结果的认定到对相对无意义事物的意识或印象的瞬即转变之中”(同上书,第85页)。
然而,无论这场讨论听起来有多么精密深奥,但问题却会产生,即就诙谐与喜剧的不同而言,喜剧感受所赖以寄身的有意义与无意义事物之间的这种对比,是否也有助于对诙谐这个概念的界定。
“困惑与启示”的因素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Kant) 对喜剧做过一般的探讨,他认为喜剧具有某种仅能蒙骗我们于一时的明显特点。海曼斯(Heymans,1896)则阐明了喜剧的效果如何产生于继迷惑之后而来的启示。他引证海涅(Heine)说的一个高明的诙谐来说明他的意思。海涅说他的一个角色可怜的彩票掮客,赫希·海厄辛斯吹嘘伟大的罗特希尔德男爵视他为同等人——相当地“famillionairely” 骤然一看,这个表达该诙谐的词汇犯了构成法的错误,不可理解、不能接受而且莫名其妙。正因为如此,它使人迷惑。拨开困惑的迷雾,理解这一语词的含义,喜剧效果便产生了。李普斯(1898,第95页)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继启示的第一阶段——即令人困惑的语词意味着这个或那个——之后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意识到这一无意义的语词先令我们困惑,随后才将其真实的意义展现给我们。正是只有这第二次启示,这种发现,才使一个按普通语言学的用法,毫无意义的语词构成了整个事件的关键——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这第二次启示,才导致了喜剧效果的产生。
对我们来说,无论这两种观念中的哪一个使问题变得更清楚,这场有关困惑与启示的讨论都能使我们更接近于一个特殊的发现。因为如果海涅的“famillionairely”的喜剧效果取决于外表毫无意义的语词问题的解决的话,那么,“诙谐”肯定无疑地归因于该语词的形成及由此而形成的该语词的特征。
诙谐还有另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与我们已经考虑过的上述特性毫无联系,但在权威们看来却是不可或缺的。让·保罗说(1804,第2部分,第42段):“简洁乃妙语的形体与灵魂,它就是它的自我。”这句话不过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那个饶舌老人所言之语的更改而已:
既然简洁乃妙语之魂,
既然长篇大论会为他肢解
继而剩下外表华丽的词藻
那么,我还是言简为好。
在这一点上,李普斯(1898,第90页)所做的有关诙谐的简洁性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诙谐说它不得不说之事,并不总是用很少的词,而是用太少的词——亦即,所用的词未达到严密逻辑或普通思想和言语方
式的最低要求。诙谐实际上是通过不说而说了它不得不说之事。”
从诙谐与漫画的联系中,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一定要使暗含或隐藏之物显露出来”(费舍,1889,第51页)。我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一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它与诙谐本质的关系比与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的关系更为密切。
我完全清楚,摘自作家们有关诙谐的这些不充分的只言片语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考虑到我在对如此复杂且微妙的思维做丝毫不差的正确描述时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不能不使那些好奇的求知者花较大力气从原始资料中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我不敢保证他们将满意而归。上面罗列的那些作家所提出的有关诙谐的特征和标准——活动性,与我们的思想内容的关系,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不相似的东西之间的匹配,对比的观点,“胡说的意义”,困惑与启示的相继发生,隐含意义的显露,妙语的独特简洁性——所有这些,在我们乍一看是如此中肯,如此容易为事例所证实,以致我们不可能有低估这些观点的危险。然而,它们不过是些只言片语,我们希望看到它们能够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有权要求一部传记通过一系列轶闻趣事对一个人的人格做出描述;然而,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之后,它们对于我们关于诙谐知识的增加并不会比一部传记做得更好。我们对于可能存在于那些分离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结仍一无所知,比如诙谐的简洁性与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我们还想了解,为了成为一个适当的诙谐,诙谐是否必须满足所有这些决定因素,抑或只满足部分即可。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哪些决定因素可为其他因素所替代,哪些决定因素又是不必要的。我们也希望依据看来是不可缺少的特征对诙谐进行分组和归类,我们从文献中所发现的归类,一方面基于诙谐中采用的技术性方法(如双关语或文字游戏);另一方面,也基于诙谐在言语中的运用(例如,用于漫画、特征刻画以及冷落目的之诙谐)。
因此,对于阐明所有新的揭示诙谐奥妙的目的,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困难。为确保成功,我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导入新的视角进行研究,要么通过集中注意或增进兴趣,竭力洞察得更加深远一些。我们可以确保,至少在后一方面我们不会失败。令人惊讶的是,为达到他们的研究目的,权威们均满足于少量的已得到认可的诙谐事例。并且,他们每个人均从其先驱那里选取同一事例。我们一定不要推卸责任,即分析那些曾帮助第一流的权威研究诙谐问题的同样事例。但我们仍试图将目光对准新的材料,以便为我们的结论奠定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因此,很自然,我们应该选择一些诙谐的例子作为我们研究的主题,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我们自己曾被这些例子最深刻地打动,这些例子也使我们笑的最多。
诙谐这个主题值得如此劳神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撇开激励我探索诙谐问题、照亮我研究之路的个人动机不谈,我提醒大家注意。所有心理事件之间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保证了,甚至在一个遥远的领域内所获得的心理学发现,也将在其他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还应记住诙谐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甚至激动人心的魅力。一个新的诙谐几乎能像一个普遍感兴趣的事件一样发挥作用;它能像有关胜利的最新新闻一样从张三传到李四,再从李四传到王五。即便是显赫人物,当他们认为值得讲述其出身、所到过的城市和国家、所接触过的要人的故事时,也绝不会为在其自传中报道自己曾经听到过某些精彩的诙谐而感到羞愧。
我们还是循着机遇的引导,考虑一下前一章里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诙谐的例子吧。
在题为“卢卡浴场”的《旅游图》那部分里,海涅介绍了汉堡的赫希·海厄辛斯——一个讨人喜欢的彩票掮客和爆米花制造商,他向诗人吹嘘他与有钱的罗特希尔德男爵过往甚密,最后他说道:“博士,如同上帝将会赠予我一切好东西那样真切,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他视我为与他平等的人——非常famillionairely。”
海曼斯和李普斯运用这一诙谐(一个公认的绝妙而且最有趣的诙谐),来例证他们的有关诙谐的喜剧效果观。他们认为,诙谐的喜剧效果源于“困惑与启示”(同上,第12页)。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一问题,而要问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赫希·海厄辛斯的这种说法变成了诙谐呢?”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是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本身拥有成为诙谐的特征,要么是诙谐存在于句子所给定的思想表达之中。无论诙谐的特征存在于哪一方,我们都要进一步探讨并试图予以查明。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能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语词来表达,——不同的语词能同样恰当地表达某一思想。赫希·海厄辛斯的表白以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呈现了他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形式非常奇特,且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我们可以试着用其他语词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同样的思想。李普斯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哪种方式阐明了诗人的意思。他写道(1898,第87页):“我们知道,海涅的意思是说,他(海厄辛斯)受到这一款待是以亲近为基础的——不是那种一般的亲近。这种亲近并非是具有百万富翁特点的人普遍接受的规范。”假如我们换个说法而又不改变其意思,那么下述说法可能更符合赫希·海厄辛斯的含义:“罗特希尔德视我为他的同等人,相当的友好——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我们只想补充一句话:对于任何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一个富翁的屈尊总包含着某种不那么非常令人愉快的东西。
迄今,不管我们坚持该思想的两种同等有效的表达方式中的哪一个,都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解答了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在该事例中,成为诙谐的特征并不存在于思想之中。海涅借赫希·海厄辛斯之口说出的是一种正确而敏锐的观察,一种显然是痛苦的观察。这种观察在一个面对如此巨大财富的穷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冒险把它描述为具有诙谐的性质。无论何人,在思考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他对由诗人所赋予的该思想的形式的回忆,因而觉得思想本身也包含在诙谐的本质中,那么,我们就可告诉他一个确切的标准,即诙谐的特征在翻译中已经丧失了。赫希·海厄辛斯的话确实使我们捧腹大笑,然而李普斯的或我们自己对它的翻译,虽然能使我们愉悦和深思,却不能使我们发笑。
但是,倘若使我们的事例成为诙谐的东西不存于其思想中,我们就应该在形式上,在其表达思想的措辞中去寻找。我们只需研究其表达形式的独特性,就可了解什么可以叫做诙谐的言语或表达的技巧,什么是与诙谐的本质有密切关联的东西。因为假使代之其他的东西,诙谐特征与效果就消失了。此外,在将诙谐的言语形式看得如此重要这一点上,我们与权威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费舍因此写道:“首先是纯粹的形式(sheerform)才使一个判断变成了诙谐(1989,第72页)。”并且,我们还想起让·保罗的一句格言,在这句格言中,他阐明了诙谐的这一确定的特点:“无论是在勇士们当中还是在话语中,阵地(position)是沙场制胜的利刃。”
那么,构成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思想,例如此处的事例所表达的那种思想,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变成使我们捧腹大笑的诙谐呢?通过将我们的译文与诗人的原文相比,我们发现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出现了相当多的缩写式。为了充分表达该诙谐所包含的思想,我
们不得不将一句字数少得不能再少的附言“thatis,sofarasamillionairecan”(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加到原文“R.treatedmequiteashisequal-quitefamillionarely”(R待我如同等人,相当的友好)之上。即便如此,我们仍觉得还有必要提供一个进一步解释的句子。 诗人添加得更为简短:“R.treatedmequiteasthisequal-quitefamillionairely.”在这一诙谐中,由第二个句子添加到第一个中,说受到友好款待的所有限定,已经消失殆尽了。
但也不是根本没有保留一个能使我们重新建构它的替换物,因为又发生了第二个变化, 在这种思想的非诙谐性表达的“famili ä r(友好)一词,已被转换为诙谐性表达中的“famillion ä r”(famillionarely)一词;毫无疑问,诙谐之所以成为诙谐的特征及其引起大笑的力量正是取决于这种言语的结构。这个新合成的词的前一部分与第一句的“famili ä r”重叠,其后面的音节则与第二句:“Million ä r”(百万富翁)对应。它代表第二句的“Million ä r”部分,因而也代表整个的第二个句子。于是,
它促使我们去推断诙谐表达中所省略的第二个句子。它可以被视为由“famili ä r”和“Million ä r”两个成分合成的“复合结构”。图解这一合成词从作为其成分的这两个词 中派生出来的方式将是非常有趣的:
FAMILI Ä R
MILIONÄR
FAMILION Ä R
这样,便可以用下述方式表示将思想转变为诙谐的过程。乍看起来,这一方式难以置信,然而却产生了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准确效果:
“R.treatedmequite famili ä r
thatis,sofarasa Million ä r can”.
(R待我如他的同等人,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
现在,让我们设想在这两个句子上有一种压力作用,并且,由于某种原因,第二个句子具有较少的抵抗性。随即,第二个句子便消失了。但其最重要的成分,“million ä r”一词,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压力的作用,便被挤向第一个句子,并与第一个句子中非常类似于他的成分“famili ä r”融合在一起。这样,便出现了第二个句子的基本成分得以保留的机遇。这一机遇更倾向于拆解其他次要的成分,于是,诙谐就产生了:
R.treatedmequite familion ä r .
( mili )( ä r )
的确,我们对这种压力尚缺乏了解。但如果我们不阐明类似于这种压力的话,诙谐得以形成的过程——亦即,诙谐的技巧——在这一例子中就可能被描述为“伴随着替代词的形成的凝缩”;并且在眼下这个例子中,替代词的形成存在于“合成词”的构建之中。合成词“famillion ä r”本身难以理解,但在其上下文关系中却能迅速获得理解,并被视为是富有意义的。它是诙谐致笑效应的中介——然而,诙谐致笑效应的机制却没有因为我们发现了诙谐技巧而变得更清楚。一个语言学的凝缩过程,包括以合成词为手段的替代词的形成过程,以何种方式才使我们高兴并发笑呢?显然,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在找到达到它的捷径之前,我们暂且撇下这一问题不管。就目前而论,我们将继续讨论诙谐的技巧。
我们希望,诙谐技巧的研究对诙谐本质的揭示而言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促使我们立即查找是否还有其他类似于海涅的“famillion ä r”之类的诙谐的例子。这类例子并不多见,但却足以构成一个小类以说明复合词形成的特点。海涅本人就已经从“Million ä r”一词中衍生出了第二个诙谐——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的复制。在《思想观念》第十四章, 他谈到了显然是由“Million ä r”和“Narr” 合并而来的“Million ä r”,和第一个例子一样,它表达了一个被压抑的次要的思想。
下面是我偶尔碰到的其他例子——柏林有一座人造喷泉(Brunnen)。它的建造使福克贝克市长陷入了不利境地。柏林人称之为“Forckenbecken”,这一称呼肯定蕴含有诙谐,虽然有必要用废弃的对应词“Becken”来代替“Brunnen”,以便将它与“Burgomaster”连结为一个整体。“欧洲之声”曾基于一位君主一度与名叫克劳的女士过从甚密的事实,将其名字由“Leopold”改为“Cleopold”,因此造成了一个残忍的诙谐。这一诙谐无疑是凝缩作用的产物,它仅用一个字母便确保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隐喻的鲜活——一般说来专有名词很容易成为这种诙谐技巧的牺牲品。维也纳有两个名叫“Salinger”的兄弟,其中一个是“B ö rsensensal”(证券经纪人,Sensal=经纪人),这为人们称他为“Sensalinger”提供了把柄。与此同时,人们给他的兄弟取了一个难听的名字“Scheusalinger”, 以与哥哥区别开来。这样做很方便,也的确能造成诙谐;我无法说这样做是否公正,然而,诙谐一般不对此进行过多的考究。
我还听说过下述的有关凝缩作用的诙谐。一个迄今一直在国外过着放荡生活的年轻人,在离开此地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回来拜访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很惊讶地看到来访者手上戴了一只“Ehering”(结婚戒指)。“什么?”他大喊道,“你结婚了吗?”“是的,”来访者答道,“Trauring,但却是真的。” 这是一个绝妙的诙谐。“Trauring”这个词兼有两个成分:变成“Trauring”的“Ehering”与句子“trauring,aberwahr”(悲伤,但却是真的)。这一合成词像“famillion ä r”一样,不难理解,也是一种不存在的结构,然而却是一个与其所代表的两个成分中的一个完全重叠的结构。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诙谐效果的发挥。
在与人对话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曾不自觉地为一个非常类似于“famillion ä r”的诙谐提供了素材。我向一位女士谈起一位受到不公正冷遇的科学家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噢,”她说,“这个人应得一块monument(纪念碑)。”“或许有一天他会得到,”我说,“但momentan(目前)他成就太少。”“monument”是“momentan”的反义词。该女士继续合并二者:“好吧,让我们祝愿他取得一项monumentan 的成就。”
我还有几个外文的例子, 它们得自布里尔(A.Brill,1911)用英语对这一课题所做的一次精心的讨论,其机制与我们“famillion ä r”的凝缩作用相同。
布里尔告诉我们,英国作家德·奎西(DeQuincey)曾经在某个地方说过,老年人倾向于陷于其“aneedotage”里。这个词是两个部分重叠的词的融合:
ANECDOTE(轶事)
DOTAGE(老年糊涂)。
布里尔还从一篇未署名的短篇故事里发现,圣诞节被说成“thealcoholidays”——一种由下列两成分构成的类似于前例的融合:
ALCOHOL(酒)
HOLIDAYS(节日)
福楼拜(Flaubert)的著名小说“ Salammb ô ”《萨朗波》描写的是发生在古代北非迦太基(Cagthage)的故事,出版后,圣-彪维(SainteBeuve)基于其细节的描绘嘲笑过它,把它说成“Carthaginoiserie”:
CARTHAGINOIS(迦太基的)
CHINOISERIE(中国式装饰风格)
然而,在这组诙谐事例中,最好的一个当推奥地利的一位官员所制作的诙谐。这位官员过去从事的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现在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由于很难找到更好的事例,我冒昧地运用了他制作的诙谐,作为研究的素材, 事实上,他制作的所有诙谐均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一天,N先生将注意力定位于一位因给一家维也纳日报写了显然是无聊乏味的系列文章而著名的作家。其文章所涉及的全是有关拿破仑一世与奥地利关系的芝麻小事。N先生一听到别人提起该作家的名字,立即就问道:“草率处理拿破仑家世(Napoleonids)故事的不正是这位‘roterFadian’ 吗?”
欲探明这一诙谐的技巧,我们需要使用还原法(theprocessofreduction) 。此法处理该诙谐的途径是,改变其表达方式,介绍其原有的全部含义。这些含义从一个好的诙谐中是能够推论出来的。N先生所做的关于“roterFadian”的诙谐出自两个成分——一个是对作家的贬低性判断;另一个则是对一个著名的明喻的回忆,歌德(Goethe)曾运用该明喻介绍了“Wahlverwandtschaften” 之《来自奥蒂莉厄的日记》的引申含义。不怀好意的批评可能会这样说:“所以,这就是那个除了写出拿破仑在奥地利的烦人故事外,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的人!”这种表达一点也不诙谐。歌德的那个漂亮的类比也是如此,也肯定不能引我们发笑。只有当两个成分被置于相互关联之中,并服从于凝缩(condensation)和融合(fusion)的特殊过程时,才会出现诙谐——而且是第一流的诙谐。
把在“Wahlverwandtschaften”中的巧妙类比和对烦人的历史学家的贬损性判断连结起来,比在其他类似的例子中来得更不简单(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不能使其明白易懂)。我将试图以下述建构来表征可能是事件的实际过程的东西。首先,这些故事中经常复现的同一主题的元素,可能唤醒了N先生对“wahlver-wandtschaften”中那一非常熟悉的段落的模糊回忆,这一段落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它像一根‘roterFaden’(鲜红的丝线)一样发挥作用。”类比物“roterFaden”现在对第一个句子的表达发生了矫正性的影响。随机出现的结果是,使人受辱的情景也就变成了rot(红的)——也就是说有了红色的头发。于是,N先生的批评就转换为:“所以,正是那个红头发的人写了有关拿破仑的烦人故事!”至此,导致两个片断凝缩的过程开始了。其压力也因此在成分“rot”的类似物中获得了第一个支点。在这一压力的作用下,“boring”(枯燥乏味的)被吸收到“Faden(线)”中,进而转换为“Fad”(单调乏味的);随后,这两个成分得以融为一体,成为该诙谐的实际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该表达中的引语享有着较那个贬低性判断更大的分量,理所当然从一开始就单独出现。
‘SoitisthatredpersonwhowritesthisfadestuffaboutN[apolean].
TheredFadenthatrunsthrough
everything.’
‘IsnotthattheredFadianthatrunthroughthestoryoftheN(apoleonids)?’
在其后一章里,当我开始基于某种观点而非纯粹的形式分析这一诙谐时,我将为上述说明添加一个正当的理由,同时也做出一定的校正。然而,无论上述说明还有什么其他令人怀疑之处,毋庸置疑的是,凝缩过程确实发生了。一方面,凝缩过程的结果再度表现为相当数量的缩写词。然而,另一方面,其所形成的已不再是一个明显的合成词,而是它的两个成分的构成物的一种相互渗透。的确,“roterFadian”有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滥用词而存在,但在我们的例子中,它肯定是凝缩过程的结果。
至此,如果读者对某种未能解释诙谐快乐的来源而威胁要破坏他对诙谐的欣赏的研究方法感到愤慨的话,那么,我应该恳请他暂时放耐心点。目前我们所处理的仅仅是诙谐的技巧;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钻研得相当深入,我们就有望获得很多新的成果。
最后一例的分析,已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其他的例子中,如果我们又碰到这种凝缩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某种东西被压抑的替代词可能不是一种复合结构,而是其表达形式的某种其他转换,从N先生的另一个诙谐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替代词的这种其他形式可能是什么。
“Idrovewithhimt ê te- à -b ê te”(我正与他t ê te- à -b ê te驱车前进) 这一诙谐已被还原得不能再还原了。显然,它的意思只能是:“我与Xt ê te- à -b ê te(面对面地)驱车前进,X是一头蠢驴。”
上面的这两句话没有一句是诙谐。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与那头蠢驴X面对面地驱车前进,”然而这也不是诙谐。只是省去“蠢驴”二字,并将一个“t ê te”中的“t”转换成“b” 使之作为蠢驴的替代词,诙谐才会出现。伴随这一微小的变更,被压抑的“蠢驴”又再次得到了表达。这组诙谐的技巧可称为“伴随着微小变更的凝缩”。或许还可设想,这种变更愈小, 诙谐就愈好。
另一种诙谐的技巧尽管有其复杂性,却与上一诙谐类似。在谈论一个在某些方面应当受到表扬,而在很多方面应当受到批评的人时,N先生说:“是的,虚荣是他四个阿基里斯脚踵中的一个。” 这句话的微小变更在于这样的事实,在这里,主人公应该拥有的不是一只阿基里斯的脚踵,而是四只。问题出现了。四只脚踵——只有动物(ass) 才有四只脚踵。因此,在诙谐中被凝缩的两个思想就可以这样表达:“如果没有虚荣心,Y是一个杰出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他——他是一头动物而不是一个人”。
在一个家庭圈子的对话中,我碰巧听到过一个与上面的诙谐类似但又比较简单的诙谐。兄弟俩都在学校读书,其中的一个成绩优异,另一个成绩一般。碰巧有一次那个模范生退步了,母亲谈及这个问题时,面显关切,担心这件事也许意味着她儿子的无休止的堕落的开端。一直生活在他兄弟阴影下的另一个男孩很快抓住这个机会说:“是的,卡尔正用四条腿往后退。”
这句话的变更在于,在他也认为其兄弟正在退步的自信中,有一个简短的增补成分。但这种变更却表达并取代了他为袒护自己而做的那种激昂的辩解:“你绝不该仅仅因为他在学校成绩好,就认为他比我聪明得多。毕竟他只是一头蠢驴——也就是说,比我还蠢得多。”
N先生的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诙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伴随着微小更改的凝缩的例子。他评论一位从事公务的要人时说:“Hehasagreatfuturebehindhim.”(他身后前途无量)此诙谐所涉及的那个人相当年轻,他的家族、教养和个人素质似乎已注定他将来要做某个大政党的领袖,并进入政府担任首脑。但时代变了;该政党也变得不孚民望。显而易见,这位曾注定要做领袖的人物也将一事无成。所以取代这一诙谐的最简洁的还原 应是这样的句子:“Themanhashadagreatfuturebeforehim,buthehasitnolonger.”(这个人前途无量,但他不会再有了。)作者除去掉了“had”(已经)和第二个从句外,对主句仅做了微小的修改,即将“before”(生前)变成了反义词“behind”(身后)。
在一个有关一位绅士的诙谐中,N先生几乎运用了同样的变更技巧。该绅士仅由于拥有做过农场主的资格而当上了农业部长,公众舆论有机会发现他是担任此公职的最无能的人,当他辞去公职,解甲归田时,N先生说起过他:“像辛辛纳图斯一样,他已回到了他的犁前。”
然而,这位也是从乡下应召来到办公室的罗马人,回到的是他的犁后。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走到犁前的只能是——anox (一头公牛)。
卡尔·克劳斯(KarlKraus)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成功的伴随有微小变更的凝缩的例子。他写道,一本黄色刊物的记者去过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国家旅行,其所乘坐的是“Orienterpresszug” 无疑,这一词合并了两个其他的词:Orientexpresszug(东方快车)和Expressung(敲诈,勒索)。由于上下文关系,“Erpressung”这个成分只能作为变更了的“Orientex-presszug”出现——动词“旅行”所需要的一个单词。这一假借印刷错误所引起的诙谐,还引起了我们对其他问题的兴趣。
与此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以为,我们无须添加新的例子,以便使我们能清楚地把握这第二组凝缩——伴随着变更的凝缩的技巧特征。如果我们把第二组凝缩和第一组凝缩,即伴随着合成词的形成的凝缩做一番比较,我们马上就会看出二者的差异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之间的转化也是经常的。无论合成词的形成还是变更,均可纳入替代词的形成这一概念之内;同时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把合成词的形成说成是用第二个成分对基本单词的变更。
不过,我们的叙述可以在此做第一次暂停,看看我们的第一个研究结果与我们从这一课题的文献中所了解到的哪些因素有着完全或部分的重合。很明显,答案是让·保罗称为“妙语之魂”的那个简洁因素。但简洁本身并不构成诙谐,否则任何简洁的表达都成诙谐了。诙谐的简洁必须是一种特别的简洁。我们还记忆犹新,李普斯一直都在试图更准确地描述诙谐的这种特殊的简洁性。现在,我们的研究已揭示并阐明了诙谐的简洁乃是一个特殊过程的产物,该过程在诙谐的措词上留下了第二个痕迹——一个替代词的形成。但是通过运用旨在消除这一特殊的凝缩过程的还原法,我们也发现,诙谐完全依赖于通过凝缩过程构建的言语表达。当然,我们现在的全部兴趣都转移到了这种特殊的、但迄今几乎还没有被考察过的过程上。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发生了诙谐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产生了诙谐所带给我们的乐趣。
在其他领域的心理事件里,我们是否已经了解到和我们在此称为诙谐技巧相似的那些过程了呢?我们发现,在一个独特的,显然也是很遥远的领域里存在着这些过程。在1900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就像其标题《释梦》所表明的那样,它试图阐明梦中令人费解的东西,试图将它们作为我们正常心理机能的产物来探讨。在该书中,我有机会将通常离奇的“显梦”(manifestcontentofthedream)与完全合乎逻辑的、作为梦源的“隐梦”(1atentdream-thoughts)进行比较;进而研究了从隐梦到显梦的转换过程,以及介入这一转换过程的精神力量。我将所有这样的转换过程称为“梦的工作”(dream-work);而把凝缩过程描述为梦的工作的一部分。我发现,在梦中出现的凝缩过程与在诙谐技巧中发现的凝缩过程极为类似——二者均导致了简缩(abbreviation),并产生了具有同样特点的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s)。回忆自己做过的梦,我们每个人都会熟悉梦中显现的人与物的复合结构。 的确,梦甚至用言语建构它们,然后通过分析,这些复合结构能被解剖。(例如,“Autodidask er”=“Autodidakt”+“Lasker”。) 在其他场合——事实上更经常——梦的凝缩工作所产生的不是复合结构,而是除了另一种资源——变更,也就是像N先生诙谐那样的变更——所导致的增补或改变以外,还产生了完全类似于某物或某人的心理图像。毋庸置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心理过程,根据其完全相同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识别出来。将诙谐技巧与梦的工作进行如此意义深远的类比,无疑增进了我们对诙谐技巧的兴趣,使我们得以期望,比较诙谐与梦将有助于对诙谐的了解。不过,我们暂不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迄今我们仅考察了为数非常有限的诙谐技巧,我们还不能确定导引我们行动的类比建议是否拥有实际的价值。因此,我们将撇开诙谐与梦的比较问题,回到诙谐技巧的研究上去。在这里,我们对这一研究先不收尾,以后我们或许会继续进行诙谐与梦的这一比较研究。
我们首先想要了解的是,伴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是否可以在每一诙谐中得到发现,是否因此可将其视为诙谐技巧的一个普遍特征。
在此,我回想起一个我在特定情境下听到后一直无法忘怀的诙谐。我年轻时曾碰到一位很好的老师,我们都以为他不能欣赏诙谐,也从未听他讲过一个诙谐。一天,他笑着走进学校,急不可耐地向我们说起他何以如此开心:“我刚读了一个很不错的诙谐,”他说,“一位年轻人被引荐进了巴黎的一个沙龙。他是伟大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guesRousseau的一位亲戚,他的名字也叫卢梭。另外,他有一头红发。但是,他的行为举止非常笨拙、呆板,因此,女主人一脸不快地向引荐他的那位绅士发牢骚道:‘你使我认识了一位rouxetsot, 但不是Rousseau。’”讲到这里,我的老师又一次忍俊不禁。
用权威的术语来讲,这一诙谐可归入“语音诙谐”(Sound-joke) 范畴,且属较拙劣的一类,其所玩弄的是一个专有名字——例如,像《华伦斯坦的营地》这部著作中嘉布遣修士的布道中的诙谐一样,众所周知,后者是亚伯拉罕·圣·克拉拉(AbrahamaSantaClara)风格的模仿:L ä sstsichnennenden Wallenstein
jafreilichisteruns allen ein stein
desAnstossesund Ä rgernisses.
但这一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就可发现,在首先出现的这一新场合,并不存在我们期望能够得到的普遍证实的那一特点(即伴随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这里既没有省略,也几乎没有缩写词。该女士在诙谐中几乎一览无余地袒露了她思想的全部。你让我期待着会见一位让·雅克·卢梭的亲戚——可能是一个精神上的亲戚——没想到,他竟是一位红头发的傻小子:一个‘rouxetsot’。”我确实做了些改动,但这种还原的尝试并没有消除诙谐。诙谐存在并附丽于语词ROUSSEAU/ROUXSOT发音的同一性中。由此可见,伴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在这一诙谐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技巧吗?还原新尝试使我相信,如果不用另一个词替代“Rousseau”这一名字,诙谐便难以出现。比如,假设我们以“Racine”(拉辛)代之,该女士的斥责仍像以前一样能表达出来,却再也找不到一丝诙谐的痕迹。现在我已知道我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这一诙谐的技巧,虽然我仍犹豫是否该对它进行系统的阐述。我将试着阐述一下:这一诙谐的技巧在于,同一词——那个名字——以两种方式被使用了:一次是整体的使用;一次被分割成像字谜游戏一样的不相干的音节。
我还能举出几个技巧完全相同的例子。
据说,一位意大利贵夫人 在报复拿破仑一世向她说的一句不得体的话时,曾运用一个词的双关技巧制作了一个诙谐。在一次宫廷舞会上,拿破仑一世指着她的同胞对她说:“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跳得这么糟糕!”她很快回敬了一句:“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而是“buonaparte”。(布里尔,1911)
当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 Antigone )在柏林一度上演时,评论家抱怨该戏缺乏适宜的古代风韵。柏林的才子用下面的话将该评论据为己有:“Antik ?噢,没有。”费舍尔(1846~1857)第1卷,第429页,和费舍,1889[第75页]。
类似的肢解音节的诙谐在医学界随处可见。如果有人问一位年轻的病人他是否手淫过,回答肯定是“Onanie!”
在上述三个足以说明问题的诙谐例子中 ,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诙谐技巧:在每一个例子中一个名字被用了两次,一次是作为整体,一次则被分解成孤立的音节。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来的那个专有名词便有了另外的含义。
同一语词的多重使用,一次作为整体,一次被分解为不同的音节,是我们遇到的不同于凝缩的技巧的第一个例子。但只要稍加思考,从向我们涌来的大量例子中,我们就应该相信,很难把新发现的技巧局限于这种单一的方法之内,存在着大量的可能的方法——到底有多少很难猜出——在这些方法中,同一语词或同一言语材料在一个句子中就可能会有多种用法。所有这些可能性均能看做诙谐制作的技巧吗?似乎确实如此。接下来的这些诙谐事例将证明这一点。
首先,我们可取同样的言语材料,仅在其“排列方式”(arrangement)上做出某种改变。这种改变越小——我们对同样的语词表达不同的含义的印象就越深——该诙谐在技巧上就越好。
“X夫妇过着称心如意的日子。一些人认为,丈夫已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能够存下一点(sichetwaszur ü ckgelegt);另一些人仍然认为妻子能放松一点(sichetwaszurtickgelegt),所以她能赚回很多。”
多么巧妙的诙谐呀!效果的获得竟只用了如此简捷的方法!“赚了很多——存下一点(sichetwaszur ü kgelegt);放松一点(sichetwaszurtickgelegt)——赚了很多。”仅仅颠倒了这两个词组,就把人们对丈夫的说法和对妻子的暗示分开来了。顺便说一下,该诙谐的全部技巧并不限于此(见原文第40、75页)。
如果我们扩展“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的含义,使之适于这样的案例:诙谐赖以寄身的那个词(那些词)第一次出现时不予更改,第二次出现时才予以微小的变更,那么,诙谐的这一技巧就能进入一个广泛的游戏领域。在此,可以N先生的另一个诙谐为例:
他听到一位犹太出身的绅士说了句对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充满恶意的话:“霍夫纳特先生,”他说,“你的antesemitism(亲犹太倾向)我是
清楚的,你的antisemitism(反犹太倾向)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此处仅改变了一个字母,在随随便便的对话中,人们几乎不会觉察这一变更。这一例子使我们回想起了N先生的其他变更性诙谐[第25页以下] ,但不同之处在于,此处缺乏凝缩;不得不说的东西在诙谐本身中说出来了。“我知道早些时候你自己就是犹太人,所以,我对你竟然会讲犹太人的坏话感到吃惊。”
这种变更性诙谐的一个极好的案例是那句众所周知的感叹:“Traduttore-Traditore!” 这两个词非常相像,几乎成了同一个词。这就给人留下一种极为强烈的印象:一名翻译不可避免的走向违背原文的“犯罪”道路。
在诸如此类的诙谐中,微小变更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没有完全类似的诙谐。
这里还有一个据说产生于法学考试期间的诙谐。考生必须翻译《法令大全》中的一段文字“‘Labeoait’...Ifall,sayshe”[labeo,啊……我堕落了,他说。”]“youfail,sayI”(我说,你考试不及格)主考官回答道,考试便结束了。 任何一位将伟大的法学家的名字误解为动词形式,进而回答错了的考生,毫无疑问会名落孙山。但这一诙谐的技巧还在于这样的事实:主考官几乎是运用证明考生无知的同样语词来宣布他的惩罚。更有甚者,此诙谐是“敏捷的妙语应答”(readyrepartee)的事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种技巧与我们在此所例证的技巧是大同小异的。
语词是一种可塑性很强的材料,人们可将它塑造成任何形式。有些词在一定的语义联系中失去了它本来的全部含义,但在另一些语义联系中又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利希腾贝格在他的一个诙谐中对语义环境进行了精心设计,在这一环境中,一些语义含糊的语词又重新获得了它们的全部含义:
“Howareyougettingalong?” (你现在过得怎样?)一个盲人问一个瘸子。“就像你所看见的那样。”瘸子回敬道。
在德文中,有一些词可根据其含义的“丰满”与否理解为一种不同的含义,的确,不止一种含义。因为同一个词干可以派生出两个不同的单词,一个意义丰满,一个则成了意义苍白的音节或后缀。然而,二者的发音完全一致。意义丰满的单词和意义苍白的音节在发音上的一致性可能是偶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诙谐技巧均能利用在语言材料中流行的那些条件。
例如,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供的一个诙谐便是使用了这些技巧 的真实例证,因而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Eifersucht(忌妒)isaLeidenschaft(情感)whichmitEifersucht(急切地寻找)WhatLeidenschafft(引起痛苦)”(忌妒是一种情感,它急切地寻找引起痛苦的东西。)
不可否认,这个例子是一种诙谐,虽然其效果并不特别明显。大量的因素在这里并不存在,它们就可能误导我们对其他诙谐进行分析。其措辞所表达的思想毫无价值;其所提供的忌妒定义无论如何难以令人苟同。不存在“无意义中的意义”,也找不到“暗含意义”或“困惑与启示”的任何踪迹。费尽心机,也难觅“观念的对比”:存在于语词间的对比及其含义踏破铁鞋方能得来。它没有缩略的迹象;相反,却给人留下一种冗长的印象。然而却是一个诙谐,甚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诙谐。同时,它的唯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缺乏下述事实诙谐就会消失。这一事实是,在此同样的语词得到了多种不同的用法。于是,我们便可确定是把这种诙谐纳入那种先把语词作为整体使用、随后将语词分解为不同音节的诙谐子类(Sab-Class)(例如,卢梭或安提戈涅),还是将它纳入那种由其言语成分的含义丰富与否所产生的多重运用的另一子类。除此之外,从诙谐技巧的角度看,只有另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不平常的既成事态:出现了一种“统一化”(unification),因为“Eifersucht(忌妒)”的定义是用它自己的名字——亦即它自己来界定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是一种诙谐的技巧。所以,这两个因素本身就足以给诙谐的特点做出一个表达。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同一语词“多重运用”形式之变化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双重含义”(doublemeaning)或语词玩弄(playuponwords)的案例——长期以来受到人们普遍了解并承认为诙谐技巧的形式。那么,既然我们同样能从最浅显的诙谐论文里搜集许多现成的例子,为何还绞尽脑汁去发掘某些新玩意儿呢?一开始,我们只能这样自圆其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仍然是语言表达的同一现象的另一侧面。权威们所揭示的作为一种“游戏”的诙谐的特点已被我们归类到“多重运用”的标题下面。
还有很多“多重使用”的例子,可纳入“双关含义”名下,作为一个新的第三组。这些例子也很容易分出一些子类。当然,这些子类的区分不是截然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作为整体的第三类与第二类截然分割一样。我们发现:
(a)由名字及由其表示的“某一事物”构成的双重含义。例如,将自己从我们的营地里发射出去,Pistol! (莎士比亚,[H.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场])
“Hof(求婚的)多于‘Freiung’(结婚的)!”一个谈吐风趣的维也纳人就许多貌美的姑娘多年来为人倾慕却永远找不到一位情投意合的丈夫而感叹道。其中,“Hof”和“Freiung”也是维也纳市中心两个相邻的广场的名字。
在汉堡,当权的不仅不是恶棍麦克佩斯,而是“Banko”(既指人名,又指银行里的钱)。(海涅[Schnabelewopski]第三章)
当一个名字无法未经改变就加以使用(我们也许应该说是“误用”)时,我们可以通过运用我们所熟悉的微小变更从中找出双重含义:
有人问道,在过去的时间里,“为什么法国拒绝了‘Lohengrin’?”“为了‘Elsa’(Elsass,阿尔萨斯)的缘故。”
(b)由语词的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产生的双重含义。对诙谐技巧而言,此乃最富有的资源之一。我仅引用一个例子:
一位以诙谐著称的医生朋友有一次对剧作家阿瑟·施尼茨勒 说:“我对你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毕竟你父亲holdamirroruptohiscomtemporaries。”(用一面镜子照遍了他的同时代人。)剧作家的父亲,著名的施尼茨勒大夫使用的是一面喉镜。 《哈姆雷特》中一句著名的台词告诉我们,戏剧的目的,同时也是剧作家创作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toholdthemirroruptothenature)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第三幕第二场)。
(c)双重意义本身或文字游戏。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多重使用”的一个理想案例。此处不存在对语词的曲解;没有将语词分解成独立的音节;亦未将语词从其所属的领域(如专有名词领域)转换到另一个领域。语词及其在句子中的位置一点没有改变,只是由于特定的有利情境,它能同时表达两种不同的含义。
此类例子很多,我们几乎可以随手拈来:
拿破仑三世夺取政权之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查抄奥尔良家族的财产。针对此事,当时流行着一句绝妙的双关语:“C ’ estlepremiervoldelaigle.”(此乃雄鹰的第一次vol。)其中“vol”既有“飞翔”之意,又有“盗取”之意。[费舍所引用,1889,第80页]
路易十五想验证他的一位大臣是否拥有如人们所说的机智才能,刚等到有这样的机会,他就命令该大臣制造一个应以他,即国王为sujet(主题)的诙谐。该大臣立即做出了一个聪明的回答,“Leroin’estpassujet”[国王不是一个“subject”(主题;臣民)。转引自费舍,1889,第80页。]
当一名医生离开一位女士的病床时,他摇着头对女士的丈夫说道:“我不喜欢她的looks(脸色)。”丈夫连忙表示同意:“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她的looks(容貌)。”
医生指的自然是女士的病情。然而医生用来表达对病人的关切的话,却被该丈夫理解为他的婚姻令人生厌的一种证实。
海涅在谈到一部讽刺性喜剧时说道:“Thissatirewouldnothavebeensobitingifitsauthorhadhadmoretobite.”(假如其作者有更多的东西可bite[讽刺]的话,那么,该讽刺作品就不会如此“biting”[辛辣]了。)这一诙谐与其说是一个文字游戏本身的例子,不如说是一个比喻与文字双重语义的例子。但此处做出这一明确的区分,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
权威们(海曼斯和李普斯)还以一种晦涩难懂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很不错的文字游戏的例子 。不久前,我在一部诙谐集里偶尔发现了该轶事的正确译本和背景。除了这点外,这部集子,再无其他任何用处了。
“一天,萨斐和罗特希尔德相见了,他们聊了一会儿后,萨斐说:‘喂,罗特希尔德,我的钱已快用完了,你也许可以借给我100达克登。’‘噢,没问题,’罗特希尔德说,‘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但条件是你得讲个笑话。’‘对我来说这也不成问题,’萨斐回答道。‘好,那么,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吧。’萨斐第二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噢,’罗特希尔德看到萨斐进来,便说,‘SiekommenumIhre100Dukaten.’(你是为你的100达克登而来的。)‘不,’萨斐答道,‘SiekommenumIhre100Dukaten.’(你将失去100达克登。)因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我将不想把钱还给你。”
“这些雕像vorstellen[象征(代表)或者表达]什么意思?”一位初来乍到柏林的陌生人在公共广场看到一排纪念碑时间一位当地人。“噢,”回答是“要么是他们的左腿,要么是他们的右腿。”
“此刻,我回想不起所有学生的名字(names),即便是一些教授们至今也没有什么名望(name)。”(海涅《哈尔茨山游记》)
“如果我们此时把另一个有关教授的著名的诙谐加进来,也许在特征区别方面,会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练习的机会。普通(ordentlich)教授与杰出(ausserordentlich) 教授之间的区别是普通教授没有做出惊人之举;而杰出的教授又做不来普通的事。当然,这是‘ordentlich’(普通的)和‘ausserordentlich’(非凡的、惊人的)这两个词意义上的玩弄,即一方面ordo(权力机构)‘之内’与‘之外’,另一方面是‘效率的’和‘杰出的’。但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诙谐和另外其他的诙谐之间的雷同,使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多重使用’(multipleuse)比‘双重含义’(doublemeaning)更为引人注目。在整个句子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连续不断反复出现的ordentlich(普通的)。有时是这么一种形式出现,有时则被修饰后具有了否定的含义”[参阅第33页]。另外,借助于本身的措辞又获得了给一个概念下定义的技法(参见“Eifersucht”(忌妒)一例),或者更明确地说,通过相互利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后,又获得了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使只是否定地)下定义的技法。最后,“统一化”(unification)的这一面也能在此得以强调——在陈述的各成分之间能推导出一种比一个人有权从其本质所预期得到的更为密切的关系。
“教区助理 Sch[ ä fer](舍费尔)与我打招呼时就如同我的同事,因为他也是一位作家,而且在其半年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及我。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引用(cited) 我的话。如果他在我家找不到我,他总是很友好地把溢美之词(citaton)用粉笔写在我的书房门上。”(海涅《哈尔茨山游记》)
“丹尼尔·斯比泽在《维也纳漫步者》( WienerSpaziegf ä nge )一书中,对(普法战争后)突然发生的投机买卖这样一种极为盛行的爆发式的社会势态做过一番简明扼要、切中时弊的传记体式的描述,这种描写无疑也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诙谐。‘Ironfront-Ironcashbox-IronCrown’(钢铁防线——钢铁钱箱——钢铁王冠)’ (最后一个词是一个带有高贵职衔的阶层)。该诙谐是‘统一化’的一个极好事例。每样东西可都是钢铁制成的!相互并不呈鲜明对照的形容词‘iron’的多重意思,使这种‘多重运用’(mutiple-use)成为可能。”
文字游戏的另一事例使我们更易于进一步对一种新的双重含义(doublemeaning)的亚类进行转换。在上面已提到过的那位爱开玩笑的医生同事,要对德勒福斯 讼案时的那个诙谐承担责任:“ThisgirlremindsmeofDreyfus.Thearmydoesn ’ tbelieveinherinnocence.”(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
这个诙谐是建立在“innocent”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上的。这个词在一定的语境中是作为“过失”或“罪行”的反义词使用的;但在另外的语境中却有“性关系”的含义,其反义词是性经验。现在,这种双重含义的例子是很多的,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诙谐的效果特别要依赖于性的意义。对这类诙谐我们可称之为:“语义双关(doubleentendre[Zweideutigkeit])。”
这种含义双关的例子中极出色的一个便是已提到过的斯比泽的那个诙谐:“一些人以为丈夫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能存一点了(sichetwaszur ü ckgelegt),另一些人又认为妻子能放松一点(sichetwaszur ü ckgelegt),所以她能赚回很多钱。”
如果把这种伴随有语义双关的双重含义(doublemeaningaccompaniedbydoubleentendre)的例子与其他的例子做一番对比,从技巧角度来看,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便渐趋明显了。在“innocence”这个诙谐中,这个词的意思与另一个词的意思同样可以使我们理解;我们很难确定是其性的含义还是非性的含义更常用和更普遍。但斯比泽的例子则完全不同,在这个例子中,“Sichetwaszur ü ckgelegt”这句话的含义才昭然若揭。而它们的性的含义却被掩盖和隐藏着,甚至可以完全逃脱无猜忌之人的注意。这里还有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双重含义的例子,其中没有任何掩盖性的意义的企图。比如,海涅对一位讨好别人的女士的性格描写道:“除了她的水分,她再也不能撒出(abschlagen)” 任何东西。这句话听起来像一段淫秽的话,几乎不会给人以诙谐的印象。然而,在双重含义,那两种意思同样不明显的情况下,这种独特性也能在没有性的含义的诙谐中表现出来——不管是因为一种意思比另一种意思更常用,还是因为与句子其他部分的关系而被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比如:C ’ estlepremiervoldel ’ aigle,这是“鹰的第一次飞翔的例子”。)我建议将所有这些都称之为“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不同的诙谐技巧。因担心我们有把握不住它们的危险,所以让我们先大致概括一下:
Ⅰ.凝缩
(a)伴有合成词形成的凝缩。
(b)变更性凝缩。
Ⅱ.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
(c)整词使用和部分使用。
(d)在不同词序中的运用。
(e)伴有微小变更的运用。
(f)同一语词的丰满性和空洞性。
Ⅲ.双重含义
(g)名字含义和事物含义。
(h)隐喻含义和字面含义。
(i)双重含义本身(文字游戏)。
(j)(含有猥亵含义的)双关语。
(k)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
技巧上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会引起一定的混乱,因为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来考察诙谐的技巧方法,所以落到如此境地会使我们感到恼火。这也许还会使我们对是否过高地估计了作为发现诙谐的基本本质的方法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但这种方便的猜测碰到了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即如果我们在表达时摒弃了对这些技巧的操作,诙谐就会荡然无存!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找其一致性。唯有如此,方能将这些技巧归结到一个标题之下。正如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把第二组和第三组技巧联合起来并非异想天开,因为双重含义(文字游戏)的确是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的理想的案例。很显然,在这些案例中,同一材料多重使用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概念。分成独立音节、对同一材料的重新组合和伴有微小变更的多重运用等所有的例子(e,d和e)——尽管有一定的困难——却可以归纳到双重含义这一概念之中。但是第一组(伴随着替代形成的凝缩)的技巧与其他两类(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的技巧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原以为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简单和明了的。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毕竟只是凝缩作用的一种特例。文字游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没有替代
形成的凝缩。凝缩仍然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所有这些技巧都受到压缩,抑或更确切地讲是一种节省倾向的支配。看来这纯粹是一个节省问题,用哈姆雷特的话讲:“节省,节省,霍雷旭!”
让我们检验一下在不同的例子中的节省吧。C ’ estlepremiervoldel'aigle,即这是鹰的第一次飞翔;但这是一次掠夺性的飞翔。幸运的是,为了这种诙谐的产生,“vol”不仅意味着“飞翔”,且又意味着“盗窃”,其间没有产生凝缩和节省吗?答案是肯定的,即它节省了第二种思想,没有留下一个替代物就消失了。“vol”一词的双重含义使得这种替代物成为累赘,或者同样可以说“vol”这个词无须增补或改变第一个句子,就包含了那个被压制想法的替代成分,这便是双重含义的优势所在。
另一个例子:“钢铁防线——钢铁钱箱——钢铁王冠”与“钢铁”无处扬威的其他相似的表达结构相比,“钢铁”一词便产生了巨大的节省效果:“借助于必要的胆识和昧着良心,要积攒大宗财产是不困难的,而一个头衔将是对做出这些贡献的一种当仁不让的奖赏。”
显然,凝缩以及随之而来的节省的确存在于这些例子中。但是,我们还将证明这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在诸如:“卢梭——红头发
傻小子或安提戈涅”——“古代风韵这类诙谐中,节省隐藏在何处呢?”“噢,没有”。这类诙谐中,我们首先注意到了凝缩作用的缺失,当我们提出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这种技巧时,我们的主要动机何在呢?的确,凝缩作用在这些事例中是无用武之地的;不过,假如我们借用节省这一更广泛的概念;就毫无困难可言了。要想指出在卢梭和安提戈涅等例中我们所省掉的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给自己省去了进行评论、做出判断的麻烦,这两种情况都已包含在其名字本身之中了。在“Leidensehaft-Eifersucht(情感忌妒)”这个例子中,我们免去了建构定义的劳作之苦:“Eifersucht(忌妒),Leidenschaft”(情感)——“Eifersucht”(急切寻找),“Leidenschaft”(引起痛苦)。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加上连接词,我们的定义便轻而易举地畅行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其他例子,情况大同小异。像在萨斐的语词玩弄“SiekommenumIhre100Dukaten”(你是为你的100达克登而来的,或你将失去100达克登)中,尽管节省得不多,但无论如何,还是节省了一个回答句的新措辞:提问的语词;也同样可用于回答问题。虽然节省只有一点点,但诙谐也正好存在于其中。在问题和回答中,多重运用相同的语词无疑是一种“节省”。请注意哈姆雷特是如何描述他父亲的死和他母亲的再婚这两件神速地连续发生的事件的:
葬礼中剩下来的残羹冷炙,
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第一幕,第二场)
但是,在我们承认“节省趋向”(tendencytoeconomy)是诙谐技巧的最一般的特性之前,在我们探问它源于何处、意义何在以及诙谐何以带来快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接受一种合情合理的疑虑。或许每一种诙谐技巧在表达时都显示出一种节省的倾向。但此种关系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并不是表述中的每一种节省或缩写都是一种诙谐。当我们在过去仍然希望从每一个诙谐中寻找凝缩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对此表示过正确的异议,认为精练的话语并不足以构成诙谐。因此,诙谐的特点所依赖的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缩写或特殊的节省;因为我们对这种特殊性的本质知之甚少,所以,只有当我们发现诙谐技巧中的普遍因素后,我们才更接近于对问题的解答。此外,我们有勇气承认诙谐技巧所做出的节省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多深的印象,这种节省使我们油然想起,许多家庭主妇因为某个市场的蔬菜仅便宜几分钱,而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远道求购的情形。一种诙谐通过其技巧能节省些什么呢?它为何不把几个不用费力便能拼在一起的生词拼凑在一起,而偏自找麻烦,去寻找那种包含有两种思想的词呢?事实上,它必须常常把一种思想转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则为第二种思想合并提供了基础。当两种思想碰巧出现,即使并不含有共同的表达方式时,要想表达它们难道不更简单、更容易、事实上更节省吗?为了节省词语表达而非保持平衡,不是要破费更多的智力劳作吗?通过它,谁被节省了?它对谁有好处呢?
如果我们将这些疑惑转移到另一个位置上去,我们就会暂时避开和摆脱掉它们。我们真的已经发现了所有形式的诙谐技巧了吗?在搜集新例子并对之进行认真分析时,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实际上,我们至今尚未考虑许多——或许是最大多数的诙谐。这也许是受低估了这类诙谐的观点的影响而造成的。这类诙谐是那种众所周知的Kalauer(calembourgs)[“双关语”(puns)], 并且是作为言语诙谐最低级形式流传下来的,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最低廉”——编创起来最省力气。事实上,它们对表达技巧的要求也最低,正如文字游戏本身对表达技巧要求最高一样。在后者,两种意思总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因为这一缘故,这个词通常只用一次。对于双关语来说,只要表示两种意思的两个词由于结构、同韵谐音、或者共有头几个字母等的组合,或其他类似的方面有某种难以言表的类似性,就解决问题了。在《华伦斯坦的营地》 这本书中嘉布遣修士的布道里,像这样为数众多的并不适合于“Klangwitze(语言诙谐)”的例子比比皆是:
K ü mmertsichmehrumden Krug alsden Krieg
Wetztlieberden Schnabel alsden Sabel ,
...
Frisstden Ochsen lieberalsden Oxenstirn .
Der Rheinstrom istwordenzueinem Peinstrom
Die Kl ö ster sindausgemommene Nester ,
Die Bist ü mer sindverwandeltin W ü sttiimer .
...
Undallediegesegnetendeutschen Lander
Sindverkehrtwordenin Elender .
诙谐特别易于改变一个词里的元音。于是,赫维希(1888,第87页)记录了一位反帝国的意大利诗人,这位诗人后来被迫在六韵步诗行组成的诗中赞美一位德国皇帝:SincehecouldnotexterminatetheC ä isaren[Caesars],heatleasteliminatedtheC ä suren[Ecaesuras].(因为他不能消灭C ä saren[恺撒];他至少略去了一行诗中间的C ä suren[停顿]。)
在供我们使用的大量的双关语中,举出一个真正拙劣的例子似乎特别有趣,看来海涅要难脱罪责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自己的情人面前冒充“印度王子”,一天他拿掉假面具,并承认:“夫人,我欺骗了你。IhavenomoreeverbeeninKalkutta(Calcutta)thantheKalkuttenbraten(roastCalcuttafowl)whatIateforluncheonyesterday.”[我和昨天中餐吃的加尔各答烤鸡(Kalkuttenbraten)一样,并没有一直住在加尔各答(Kalkutta)。]这个诙谐的错误明显地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诙谐中两个类似的词不仅仅类似,而且还确实相同。他吃过的那只烤鸡叫做Kalkuttenbraten,因为它来自或者被人们认为是来自加尔各答。
费舍(1889,第78页)一直很注意这种形式的诙谐,并且尝试着把它们与文字游戏明确地区别开来。他说:“双关语是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因为它不把一个词当做词,而是当成一个语音来利用。”但是,文字游戏则是“把自己从该词的语音转移到这个词的本身之中”。(出处同上,第79页)。另一方面,他把像“famillion ä r”Antigone(antik?ohnee)等等这样的诙谐归入“语音诙谐”之中。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对费舍亦步亦趋。按我们的观点,在文字游戏中,单词只是这种意思或那种意思赖以栖身的语音表象(soundimage)。但正是在此,语言学的使用方法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在处理语言时对文字游戏推崇备至,而对双关语嗤之以鼻的话,那么,这些价值的判断就似乎是由动机而非由技巧原因所决定的了。我们很值得记住那些被认定为双关语的诙谐形式。当人们兴致盎然时,能在很长时间里用双关语回答他们听到的每一句话。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思考缜密之人,他在科学上的重大成就与此有关,所以他很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沾沾自喜。在某一场合中,他以这种方式搞得一群人屏息静气,人们对他的耐受力表示了由衷的钦佩。“是的,”他说,“我在这里耐心地注视着(aufderKaLauer)。” 当人们最后恳求他停下来时,他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封他为“PoetdKa-laureatus”(桂冠诗人)。不过,这两句话都是很出色的伴有合成词形成的凝缩作用的诙谐。(‘IamlyinghereaufderLauer(onthelook-out)formakingKalauer[rpuns].’)(“我是躺在这里专注地创作双关语。”)
总而言之,我们已能从界说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的争论中得出结论:前者无法帮助我们发现一种全新的诙谐技巧。在有双关语的情况下,假如我们放弃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使用同一种材料的要求,其重点也总会落到对所熟悉的事物的重新发现和构成该双关语的两个单词之间的一致性上;所以,双关语仅仅构成这一组中的一个子类,它在真正的文字游戏本身达到了自己的顶点。
但是,还有一些诙谐,不过我们的确无法将它们的技巧归入迄今为止所考虑过的任何一组中去。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天晚上海涅参加了巴黎的一个沙龙。当时他
正与剧作家、小说家苏利埃 交谈。这时巴黎的一财政巨头走了进来,人们把他与迈克斯 相比——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富的缘故。很快地他便被一群人围了起来,这些人对他点头哈腰,摇尾争宠。“你瞧,”苏利埃对海涅说,“看看19世纪的人们是怎样崇拜金犊的!”海涅瞥了一下那个被崇拜者,似乎以纠正其朋友的话的口气讲道:“噢,他现在一定比金犊的年龄大一些?”(费舍,1889,第82~83页)
“这一精妙绝伦的诙谐的奥妙何在呢?”费舍认为它妙在文字游戏:“比如说,金犊这两个词既指财富又指崇拜物。在一种情况下,黄金是人们所追求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变成了这种动物的雕像;用一种不太恰当的话来讲,它还可以道破一种特性:有些人很有钱,但缺乏头脑。”(在上述引文中)如果我们做一个实验,把“金犊”去掉,那么诙谐同时也会立刻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苏利埃可能会说:“瞧啊!那伙人仅仅因为那个呆子有钱便诚惶诚恐地麇集在他周围。”如此这般便没了诙谐的成分。海涅也只能默不作声了。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苏利埃的明喻——这也可算是一个诙谐——而是海涅的回答,他的作答要更为诙谐和风趣的多。所以我们无权乱动“金犊”这个词组:它是海涅的妙语(mot)的前提,
我们的还原只能在后者中进行。如果我们把海涅的话扩展一下,那么:“噢,他现在一定比金犊的年龄大一些。”这句话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取代:“噢,他不再是一头小牛犊,他已经长成一头成年公牛了。”所以,海涅的诙谐基于此;他不再取金犊一词的隐喻,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人,并将之指向那个有钱人本身。其实这个双重含义在苏利埃的话里就已经有所暗示了。
还得稍等片刻!现在看起来,仿佛这种还原并没有彻底破坏海涅的诙谐,而是与之相反,它还没有触及这个诙谐的本质因素所在。照目前的情境,苏利埃会说:“瞧,19世纪的人们是怎样崇拜金犊的!”海涅回答道:“噢,他不再是只牛犊了,他已经成为一头公牛了。”用这种形式表达仍不失为一个妙趣横生的诙谐。但再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还原海涅的话便不可能了。
很遗憾,这个绝妙的例子包含了如此复杂的技术条件,由于我们不能再进一步弄清楚些,所以只好先将它放下,寻找另一个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与前者有关系的例子来。
这是一个关于加利西亚犹太人厌恶洗澡的“洗澡的诙谐”。因为我们并不坚持我们所举的例子一定要温文尔雅,也不刻意去追溯其根源,而只是看它的实际效果——它们是否能逗我们发笑,能否为我们的理论兴趣服务。这两个要求正好可通过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得到最好的满足。
两位犹太人在澡堂附近不期而遇。其中一个问道:“Haveyoutakenabath?”(你已洗过澡了?)“什么?”另一个反问道:“Isthereonemissing?”(难道少了一个澡盆吗?)
当一个人听到一个笑话而开怀大笑时,因当时心绪极佳,不可能对笑话的技巧追根究底。所以当我们对其进行分析时,便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往往会说:“这是一个喜剧性的误解。”情况的确如此,但诙谐的技巧何在呢?很显然在上面的笑话中,“take”一词有两种意思,对问话者而言,“take”是一个平常的惯用动词,对答者而言,它却变成了一个意义丰富的词。现在的情况是,同一个词一会儿词义“丰满”一会儿又词义“贫乏”。如果我们用更简单的同义词“bathed”(洗过澡)来取代“takenabath”,这个诙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回答也便文不对题了。所以,这一诙谐的可笑性便在于“takeabath”这一表达形式。
事实的确如此,但在这个例子中,还原似乎用错了地方。因为这个诙谐不在于问句而在于答句——即第二个问题:“What?isthereonemissing?”(什么,难道少了一个澡盆吗?)只要其意义不受干扰,那么不管人们如何扩展或改变,都无法剥夺答句的诙谐性。我们还有一个印象,即在第二个犹太人的答句中,对洗澡这一概念的忽视比对“take”一词的误解更显重要。不过,到此为止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还得求助于第三个例子。
这仍是一个犹太笑话。但这一次只有这个笑话的背景是犹太人的,其本质对所有的人都有意义,毫无疑问,这个例子也含有违人心愿的复杂性。但幸运的是还没有复杂到我们无法弄清楚的地步。
一个穷人在其贫困潦倒时,向一位富有的熟人借了25弗罗林,并有声有色地讲一遍他的窘迫困境。就在同一天,债主便在一家餐馆里遇见了他,在他面前放着一盘鲑鱼炒蛋黄。债主不无怨气地责怪他:“怎么?你向我借了钱,然后便自己来吃鲑鱼炒蛋黄了?你就是这样用我的钱的
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借钱人反唇相讥道:“没钱时,我无法吃
上鲑鱼炒蛋黄,有了钱,我又不应该享用它,那么,如此说来,我什么时
候才能吃鲑鱼炒蛋黄呢?”
在此,人们将不再能找到更多双重含义的痕迹了。甚至连“鲑鱼炒蛋黄”反复使用也不是该诙谐的技巧所在,因为这算不上是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而是这个趣闻轶事的主题所需的同一材料的单一重复。对这一分析,我们或许会一度感到迷惑不解,有点狼狈,甚至会拒绝承认这个趣闻轶事具有诙谐的特征——尽管它使我们发笑。
那么,在这个穷人的回答中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可供评论吗?很显然,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逻辑性。但就事实而言,这个回答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合理的。借钱人竭力为自己用借来的钱吃美味佳肴而辩解,同时还装模作样地反问,他何时才可以吃上鲑鱼。但这显然是
答非所问,债主责备他并非因为他借到钱的那一天便吃鲑鱼;而是意欲提醒他,就其目前的窘迫而言,他根本就没有权利去享受这种奢侈品。
这位俏皮的穷美食家无视责备中这个唯一可能的意思,而是答非所问,
仿佛他误解了这种责备似的。
这个诙谐的技巧是否在于这种回答是对责备之意的偏离呢?如果是这样,一种类似的观点变化和精神重点的转移也许可以从前面的两个例子中看出来,我们发觉它们与这个笑话如出一辙。
看哪!这一建议很容易成功,事实上也揭示了这些例子的技巧问题。苏利埃向海涅指出,19世纪的社会崇拜金犊,这如同住在荒野中的犹太人一样。海涅所应做的适当的答复似乎应当是:“是的,这就是人的本性,几千年来在这方面毫无改变。”或者诸如此类的表示赞同的话。但是,海涅用自己的方式偏离了向他提出的思想,而且,对此根本没有回答。他借题发挥利用了“金犊”一词可以从旁门左道上去理解的双重含义,抓住了这个短语中的一个词‘犊’,并煞有介事地回答:“噢,他不再是只牛犊了,等等。” 好像苏利埃的话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个词。
洗澡这则诙谐的转换更为明显,这个例子需要进行一番生动的文字描述。
第一个犹太人问:Haveyoutakenabath?(你洗过澡了吗?)其强调
的重点在“bath”(澡)这个词上。
第二个犹太人回答时,仿佛问题为:Haveyoutakenabath?(你拿了
一个澡盆吗?)其重点是“taken”(拿)。
重点的转移只有通过措辞“takenabath”才成为可能,假如换成“Haveyoubathed?”(你洗澡了吗?)移置作用便不复存在了。那时不再诙谐的回答可能变成了:“Bathed?Whatdoyoumean?Idon’tknowwhatitis.”(洗澡?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那是什么。)但这个诙谐的技巧在于重音从“bath”转到了“taken”上去了。
让我们再转到“鲑鱼炒蛋黄”的例子上来。因为这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转移式诙谐;其中的新东西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不同的方面。首先,我们必须先给这一例子中所发现的技巧取个名字,我建议将其称为“移置”(displacement),因为其实质在于思想序列的转移,在于心理上的重点转移到了另一个与开始不同的主题上。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便是揭示移置技巧与诙谐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例子(鲑鱼炒蛋黄)向我们表明,移置式诙谐(displacementjoke)在很大程度上与言语表达无关。它不依赖于语词而依赖于思想序列。只要保留了回答的意义,语词的移置将对去掉此类诙谐无济于事。只有当我们改变了思想序列,并让那位穷美食家直接回答他的诙谐中一直避而不答的责备,还原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还原后的说法可能如此:“我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不管从哪里搞到钱来结账,这无关紧要,现在你该清楚我为什么在借你钱的当天就在此吃鲑鱼炒蛋黄了吧。”这就不再是诙谐了,而只能算作一种挖苦嘲讽了。
将这一诙谐与另一个在意思上与之非常类似的例子比较一下,会给我们不少启示。
一位酒鬼靠在一个小镇上当私人教师聊以糊口。不过他嗜酒的毛病渐渐为人们所熟知,结果大多数学生都离他而去。一位朋友受人之托劝其改过自新:“你看,如果你戒了酒的话,你将获得本镇上最好的老师的称号,所以将酒戒掉吧!”“你认为你是什么?”他恼羞成怒地回答道,“我教书就是为了能喝上酒,我能以戒酒来换取私人教师的职位吗?”
这个诙谐装出一副我们已在“鲑鱼炒蛋黄”里注意到的符合逻辑的样子;但它已不再是一种移置式的诙谐了。此回答一览无余,隐藏在前一个诙谐中的冷嘲热讽在此被公开袒露:“对我来说,喝酒最为重要。”这个诙谐的技巧确实少得可怜,而且不能解释其作用。它仅仅在于对同一材料做了重新安排,或者更确切地讲,在于颠倒了喝酒与教书之间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旦我的还原不再以其表达方式强调这一因素,诙谐就会消失。比如说:“这是多么愚蠢的建议!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喝酒,而不是当私人教师。毕竟当私人教师只是使我能得到更多美酒的一种手段而已。”因而,事实上这个诙谐取决于其表达方式。
在洗澡的诙谐中,诙谐对其措辞“Haveyoutakenabath?”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若改变这一措辞,诙谐便不复存在。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技巧是一种更复杂的综合体——双重含义(子类别) 和移置作用的结合。问题的措辞包含着双重含义,这个诙谐产生于这样的一个情境中:置原提问者的意思于不顾,而抓住一个与之不同的次要意思不放,因此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还原,这种还原允许语词的双重含义继续存在,但破坏了诙谐,我们只有通过消除移置作用方能做到这一点。
“Haveyoutakenabath?”——“WhatdoyouthinkI'vetaken?Abath?What ’ sthat?”(“你洗澡了吗?”——“你认为我拿了什么?一个澡盆吗?那是什么意思?”)但这不再是诙谐了,而是一个恶意或玩笑式的夸张。
在海涅关于“金犊”的诙谐里,双重含义的确起到了完全类似的作用,它使回答能够从暗含的思想序列中转移开去。(这种转移在“鲑鱼炒蛋黄”中没有得到措辞的任何帮助便实现了。)如果假以还原,苏利埃的话和海涅的回答或许是这样的:“这里的人们仅仅因为他有钱而围在他身边的样子,使我生动地想起崇拜金犊的趣事。”海涅的回答便是:“由于他富有,人们崇拜他还不是最令我惊异的,倒是你没有看到,因为他富有,人们原谅了他的无知。”在这种情况下,双重含义将会继续保存着,而移置式诙谐将被排除。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准备着会遇到一种反对意见,即认为我们企图把那些具有微妙的差异、实际上属于一个整体的东西割裂开来。难道不是每一个双重含义都为移置——为思想序列从一个意思转移到另一个意思提供了机会?难道我们准备同意“双重含义”和“移置作用”作为两种大相径庭的诙谐技巧的代表,而被供奉起来吗?在双重含义与移置作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与我们区分不同的诙谐技巧毫不相干。在双重含义中,诙谐除了包含一个能做解释的词之外,并不包含其他。它允许听者去发现从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转变——一种转变只要曲解一种观点,就可以等同于移置。不过,在移置式诙谐中,诙谐本身包括一系列思想,此间这种移置作用便完成了。在这里,移置作用已成为促使诙谐产生的一分子;并非是理解这一诙谐必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这一区别我们尚不清楚,我们还可以使用还原这个确证我们观点的方法。但是,这一反对意见,有其优点,它提醒我们注意,不能把构成诙谐(诙谐工作) 的心理过程与包含在接受(理解的工作)诙谐中的心理过程混为一谈。我们目前的研究只能围绕着前者展开。
还有别的移置技巧的例子吗?发现它们并非易事,下面的这个诙谐却提供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而且不具有在我们的范例中过分强调符合逻辑性的特征:
一个贩马商在向一位顾客推荐他的一匹坐骑时说:“如果你买下这匹马,在早上4点骑上它,6点半你就到普雷斯堡了。”——“早上6点半我在普雷斯堡干什么呢?”
移置在这个例子中一览无遗,贩马商说骑上这匹马能尽早到达那座地方小城,只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证明这匹马的实力。这位顾客尽管对此不加怀疑,但对这匹马的实力置之不理,却偏偏离题而捡起下半句话来反问一句,所以这个诙谐的还原较易说明。
另一个例子的困难要更大一些。其技巧是最含糊不清的,不过可以通过双重含义与移置两者的结合来加以解决。这个诙谐描述的是一个犹太婚姻介绍人的含糊其辞,因此,它会成为我们经常关注的一类诙谐中的一个。
介绍人向那位求婚者保证,说那位姑娘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了。宣布订婚后,真相大白,姑娘的父亲仍然健在——正在监狱里服刑。求婚人向婚姻介绍人抗议。介绍人回答道:“Well,whatdidItellyou?yousurelydon ’ tcallthatliving?”(我告诉了你什么?你把那[坐牢]也叫生活吗?)
此处的双重含义在于“living”这个词。移置作用则在于介绍人避开了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即与“死”相对的意义,却取了“that ’ snotliving”(那不叫生活)中“living”一词的含义,如此一来,尽管这个多重使用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并不合适,但他借此而将前面的说法解释成了双重含义。就此而言,这一技巧很像“金犊”诙谐与“洗澡”诙谐的技巧。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由于它的强行介入而扰乱了我们对该技巧的理解。我们可以称它为“性格化”诙谐(characteringjoke),它试图用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位介绍人既厚颜无耻、又巧言善辩的混合性格。我们将会发现,这只是这一诙谐的外壳和假面,其含义,即它的目的却有所不同,我们在后面将尝试着还原这一诙谐。
在领教了这些特难分析的复杂的例子之后,我们将怀着满意的心情,转而分析一个径直明了的移置式诙谐的例子:
一个犹太乞丐乞求一位有钱的男爵,资助他到奥斯坦德旅行一次,他说,大夫向他建议海水浴有助于他恢复健康。“很好,”这位有钱人说,“我将给你一些资助,但你非得去奥斯坦德不可吗?那儿可是所有海水浴胜地中最昂贵的地方。”“男爵先生,”乞丐用责备的口气回答道,“我认为相对于我的健康而言,没有什么更贵的了。”这种观点毫无疑问并没有什么错,但对这一个乞求者而言便有点过头了,这个回答纯粹应是一位一掷千金的富翁的回答。这个乞丐如此作答,似乎他是在为了健康而花他自己的钱,好像钱和健康是这同一个人所关心的事似的。
让我们再引用一下那个颇有教益的“鲑鱼炒蛋黄”的例子,它也向我们显现了一个假面,在这个假面中显示出一系列惊人的逻辑思想。通过分析这个例子,我们得知这种逻辑被用以掩饰一些错误的推理——即思想序列的移置。如果只借助于对比联系,我们就会想起与之相反的一些诙谐。这些诙谐表现某些无意义或者是愚蠢的迹象。我们非常想搞清楚这类诙谐的技巧所在。
我将从这一组例子中先取最有说服力、同时又是最易懂的一个作为开始,它还是一个有关犹太人的诙谐。
艾特齐格虽适合于在炮兵团当兵,他看上去是一个头脑聪明的小伙子,但很执拗,且对当兵不感兴趣。一位对他很友好的上司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艾特齐格,你在这里是大材小用了,我建议你自己买一门大炮,自己独立干吧!”
这个令我们捧腹大笑的建议显然是无稽之谈。一个人既买不到大炮,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单独作业,可以说是不能经商的。但是我们一时却无法怀疑,这个建议不是一般的胡言乱语,这是诙谐式的胡说,一个极出色的诙谐。那么,这个“胡说”(nonsense)是怎样变成一个诙谐的呢?
无须绞尽脑汁,我们便可从本书序言部分权威们的评论中推断出这一诙谐式胡说暗含的意义,而且正是这个意义才使胡说成为诙谐。上面例子中的意思很容易找到,给那个炮兵艾特齐格提这个荒谬建议的军官只是假装糊涂,以便让艾特齐格清楚自己的举动是何等的愚蠢。他是在模仿着艾特齐格的样子说:“我将向你提出一个与你一样愚蠢的建议。”他深知艾特齐格的愚蠢所在,同时通过把这种愚蠢当做一个必定会满足艾特齐格奢求的建议的基础,而使艾特齐格能意识到自己的实情:即使艾特齐格已拥有一门大炮,且可以独立地执行军事任务,他的聪明与抱负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何以能得心应手地照料他的这门大炮,并通晓大炮的机械装置,以便和其他拥有大炮的人相抗争呢?
我将暂时放下对手头这个例子的分析,转而举出一个更短小、更简单且不太引人注意的胡说式诙谐的例子,看看与上例相同的胡说中的含义。
“非死不可者最好不要降生到人间。” 《飞叶》 杂志上的哲学评论还补充说:“不过,10万人当中很难有一个人会有这份儿福气。”
对这一古谚所加的现代式注解显然是一派胡言。并通过表面上的似乎谨小慎微的“scarcely”(几乎不,很少)一词,使之变得更加愚蠢。但这一补充与原话联在一起,毋庸置疑地起到了限制作用,它使我们明察秋毫。事实在于:这一被接受的至理名言并不比一句胡说好到哪里去。只有没有被生出来的人才根本不会死去。对其而言不是好,更说不上最好,所以,这个诙谐中的废话是以揭露或显示另一种废话,如同炮兵艾特齐格的例子中一样。
我在此还可附带加上第三个例子。从其内容上看,这个例子几乎不需要详细说明,但它有助于描述诙谐中胡说的使用方法,以便于说明另一些胡说。
一个即将远途旅行的人将其女儿托付给朋友,并恳求在他外出时保护好女儿的贞操。几个月后他回来了,却发现女儿怀孕了,当然就对其朋友大加责难。然而朋友似乎无法解释这一不幸。“唉,”那位父亲最后问道,“她一直睡在什么地方呢?”——“与我儿子住在一间屋里。”“在我如此恳求你关照她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让她与你儿子同住一间屋呢?”——“毕竟他们之间有个屏风,你女儿的床在一边,我儿子的床则在另一边,屏风就放在他们之间。”——“假如他绕过屏风会怎么样?”——“对,就是那样。”那位朋友若有所思地答道,“可能就是那样发生的。”
且不说这一诙谐的其他特性,我们可轻而易举地对这个笑话进行还原。显然,这句话可以这样讲:“你无权指责我,你怎么会如此愚蠢,以至于将你女儿留在一个她肯定会和一个年轻人朝夕相处的人家里呢?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让一位局外人来保证一个女孩的贞操!”在这里,这位朋友表面上的迂腐正好反映了那位父亲的愚笨。通过还原,我们已经去掉了这个诙谐中所含的愚蠢,同时也去掉了诙谐本身。但“愚蠢”这个因素本身尚保留,因为在被还原到其真意之后,它可以在句子的上下文中找到另一栖身之所。
现在我们可试着还原一下关于大炮的那个诙谐了。那位军官本应该这样说:“艾特齐格,我知道你是一位具有经商头脑的聪明人;但我必须表明,如果你搞不清一个人在部队里不能像在生意场上一样的话,你就太蠢了。生意场上是人人为己,不顾他人,而在部队里,军人的天职便是服从和合作。”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胡说式诙谐的技巧实际上在于提出某些愚蠢而又荒诞不稽的东西,其意义在于可以揭示和说明另一些愚蠢而荒唐的东西。
诙谐技巧中荒诞的使用总是会有同样的意义吗?下面还有例子能对之做出肯定的答复。
“有一次,当福基翁 演讲完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后,他回过头来问他的朋友:‘怎么,我说了一些愚蠢的话吗?’”
这一提问听起来很荒唐,但我们立刻便明白他的意思:“那么,我说了些什么话才使这群笨家伙如此高兴?我应该为这些掌声感到羞愧难当,如果我说的话使得这帮蠢人高兴,我的话本身便不会是聪明合理的。”
然而,其他的例子也告诉我们,荒诞常用于诙谐技巧之中,但目的并不在于揭示另一个胡说。
一位著名的大学教师,习惯于在讲授那门枯燥乏味的专业课程时用一些笑话增添些许趣味。他年迈之年喜得贵子,许多人前来道喜。“是啊,”他对贺喜者说道,“人类之手如此神奇,竟能完成如此壮举。”这句话似乎特别荒唐且不合时宜。毕竟孩子一般被认为是上帝的恩赐,与人的手工制品极不相同。但很快我们就会听到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且具有猥亵之意。毫无疑问,这位欣喜的父亲是在装疯卖傻,以显示某些事、某些人的愚蠢的。如同权威们所说的那样,这个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回答给我们留下了令人吃惊、使人困惑不解的印象。像我们已看到的一样,他们会将诸如此类的诙谐的整个作用都归之于“困惑与启示”之间的更迭变换。我们将在后文对这一诙谐做出判断;眼下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诙谐的技巧在于它显示了某些令人困惑而荒谬的东西。
下面的利希腾贝格的一个诙谐在胡说式诙谐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令他感到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在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对一些实际上就属于本体的东西感到惊诧,毫无疑问是愚蠢透顶的事情。它使人们想起了米什莱特严肃而认真地发出的一句感叹 ,下面是我尽力而回想起的:“大自然把一切安排得多么奇妙啊!孩子一出世马上会有一位母亲来照料他!”米什莱特的这段话的确蠢到了极端,但利希腾贝格的那段话则妙不可言,它有目的地使用了荒诞手法,背后却另有所指。但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予答复。
现在我们已经从以上两组例子中发现,诙谐作用的发挥是利用非常规思维的结果——移置与荒诞——作为产生一种诙谐表达方式的技巧方法。那么,人们期望发现其他类型的错误推理也具有类似的作用,这无疑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我们也能够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
“一位绅士走进一家糕饼店,点了一块蛋糕;但他很快又把蛋糕退了回去,要求换成一杯酒。他喝完了酒,没有付账就想离开,店老板拦住了他。‘你想要什么?’这位顾客问道。——‘你还没付酒钱呢?’——‘但是我是用那块蛋糕和你换的酒。’——‘蛋糕的钱你也没付呀。’——‘可是我没吃蛋糕呀。’”
这则趣闻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那只是一种错误推理的貌似有理的幌子。其中的错误很明显地在于,这个诡谲的顾客在退回蛋糕和其换酒之间建立起一种并不存在的关系。这个情节事实上可以分成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从卖方考虑是彼此独立的,只有从买方的意图角度考虑,它们才可以相互替代。首先他拿了蛋糕,然后又退了回去,因此他在蛋糕上并不欠什么;然后他拿了酒,于是他就欠了酒钱。我们可以说这位顾客在双重含义上使用了“交换”关系。但是更确切地说,他利用这种双重含义建立了一种现实中根本无效的联系。
借此机会,我们要做一次并非不重要的坦白。我们正致力对实例中的诙谐技巧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应该保证所选的例子都是名副其实的诙谐。然而,在一些例子中,我们很怀疑它们是否应被称为诙谐。在我们的研究能提供一个标准之前,我们尚无标准可用。语言学的使用方法是不可信赖的,其本身的合理性还需要考证。要做出我们的决定,我们只能基于某种“感受”,而不是其他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种感受理解为,用我们的判断做出决定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用我们的知识所无法把握的。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一定感到怀疑,它是否应该被说成是一个诙谐,或者可能是一个“诡辩的”诙谐,或者只是一段诡辩而已。因为事实上我们尚不知道诙谐的特点到底在何处。
另一方面,下面的例子所表现出的错误推理或许可以说是对上例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诙谐。这又是一个婚姻介绍人的故事:
“小伙子很挑剔那个姑娘,介绍人护着他所推荐的姑娘而同小伙子争辩。‘我不喜欢我岳母,’小伙子说,‘她是个既刻薄又愚蠢的人。’——‘但是你毕竟不是娶你的岳母,你想要的是她的女儿。’——‘是的,但是她也不年轻了,而且确切地说也并不漂亮。’——‘没关系。如果她既不年轻又不漂亮,她就会对你更加忠诚。’——‘况且她又没多少钱。’——‘谈钱干什么?难道你要和钱结婚吗?毕竟你想要的是一个妻子。’——‘但是她还是个驼背。’——‘不错,可你想要什么?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陷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并不漂亮的姑娘,年纪也不小了,嫁妆很少,又有一位令人讨厌的母亲,而且还有着严重的身体畸形——这些对于订婚来说可不是什么诱人的条件。可是这位婚姻介绍人却能在谈到每一缺点时,都能指出那是可以安然处之的,然后他还能把那个不容辩驳的驼背说成是一个小缺点,而每个人都应该允许有一点缺陷。他再次打起合乎逻辑的幌子,这个幌子带有一点诡辩的特征而且意欲用来掩饰错误的推理。很显然,这位姑娘有许多缺点——其中有些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一项却不容不考虑:她是不适宜结婚的。这位介绍人表现得好像每一个分离的缺点都可以通过他的托词除掉,而实际上每一个缺点都会造成对这位姑娘的一定程度的贬低,这种贬低的效果会累加到下一项缺点上。介绍人则坚持孤立地看待每一项缺点,而拒绝把它们整个地加在一起。
同样的忽略也是引起人们很多笑谈的另一类诡辩的核心,但它是否应被称为诙谐还值得怀疑。
“A从B那里借了一把铜壶。可是当A归还了铜壶之后,却受到了B的起诉,因为现在那个铜壶上有一个大洞,已经不能再用了,A的辩辞是:‘首先,我从没有向B借过那个壶;第二,当我从他那里拿到壶时,那个壶上已经有了一个洞;第三,我把壶完好无损地还给了他。’”每一条辩辞本身看起来都是无懈可击的,可是放到一起来看,它们就是相互排斥的。就像那个婚姻介绍人创造性地处理那位姑娘的缺点一样,A把那个本应该被看成是有联系的整体的东西孤立起来。我们也可能会说:“A在只能用‘或……或……’的地方用了一个‘和’。”
在下面这个婚姻介绍人的故事里,我们发现了另一种诡辩:
“要做新郎的小伙子抱怨新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瘸一拐的。介绍人反对说:‘你错了,假定你娶了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会日复一日地担心,难保她不会跌跤,摔断一条腿而成为终生残疾。然后再想想那种痛苦、焦虑和医生的账单!但是如果你娶了这位姑娘,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faitaccompli)。”
这个例子中的逻辑表现很无力,没人宁愿接受一个“既成的不幸”,而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可能。这一系列思想中的错误在下一个例子中可能更容易说明——这个例子中的方言我还不能完全克服:
“在克拉科夫的寺庙里,大拉比N正和他的信徒坐在一起祈祷。突然,他发出一声大叫,信徒们匆忙询问出了什么事,他声称:‘就在刚才,大拉比L死于利沃夫。’于是,教区便为死者举行了哀悼仪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打听从利沃夫来的人:拉比L是怎样死的,他得了什么病?可那些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离开拉比L时,他还健健康康。最后,确凿的事实证明,当拉比N通过心灵感应感觉到利沃夫的拉比L去世时,他并没有死,而且依然健在。一个陌生人趁机抓住这件事来嘲笑克拉科夫拉比的一个信徒道:‘当你们的拉比看到拉比L死在利沃夫时,他可出了一个大丑。因为那个人至今还活着。’‘那没关系,’这位信徒答道,‘不管怎么说,能够从克拉科夫一眼看到(K ü ck) 利沃夫毕竟是很了不起的。’”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错误推理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与现实相比,幻想的价值被过分地提高了,使得一种可能性变得几乎和一个真实的事件相等同了。越过隔开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的那一大片区域远眺,如果他真正发现了什么,那无疑是一项心灵感应的重大成就。可是这位信徒并不对此感兴趣。利沃夫的拉比有可能在克拉科夫的拉比宣布他的死亡时真的死了。但这位信徒却把强调的重点从令他的老师值得敬佩的条件上,转移到了对老师的无条件的敬佩上。“Inmagnisrebusvoluissesatest”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像在这个例子中一样,出于对可能的情况的偏爱而忽视了现实。在前一个例子中也是如此,婚姻介绍人向未来的新郎建议:由于意外而使新娘成为瘸子的可能性应该被看做是比新娘是否真瘸更重要的事情。
另一组有趣的诙谐与这种错误推理的“诡辩的”部分相类似,其中的错误推理被称为“自动的”。也许是出于某种巧合,我将要提出的这一组新的事例又都是婚姻介绍人的故事:
“一个婚姻介绍人带着一个助手去推荐一位被介绍的新娘,并让他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她像松树一样挺拔,’婚姻介绍人说。——‘宛若青松,’附和者重复道。‘她有令人倾倒的眼睛,’——‘双眸美妙,’附和者进一步证实。‘她受的教育比任何人都好。’——‘多么有教养!’‘不过,有一点是真的,’介绍人承认,‘她的背稍微有点驼,——‘好大的驼背!’附和者又进一步证实。”其他几个故事与此
相似,但更有意思。
“当把新娘介绍给新郎时,新郎感到很诧异而且非常不满意,他把介绍人拉到一边,低声地抗议:‘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呢?’他责备道,‘她又丑又老,还是个斜视,牙齿龌龊,并且又烂眼睛……’——‘你不必放低声音,’介绍人插嘴道,‘她还很聋。’”
“新郎在介绍人的陪同下第一次去未来的新娘家拜访。当他们正在客厅里等候女方的家人出来时,介绍人注意到,在装有玻璃门的柜橱里陈列着一套精致的银盘。‘喂,看那个!从这些东西上就能看出这家是多么富有。’——‘可是,’小伙子疑心重重地问道,‘难道不可能是他们为了今天这种场合而借来的吗?这样是为了给人留下富有的印象。’——‘这种想法多荒唐呀!’介绍人反驳道,‘你认为谁肯借什么东西给这家人吗?’”
在这三个例子中,出现了同一种情况。一个连续好几次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的人,在下一个并不恰当的地方也重复了这种表达方式,而且这样会使他自己的意思成为泡影。由于屈服于那个自动的习惯行为,他忘记了根据形势的需要来调整自己。因此,在第一个故事里,那位助手忘记了带他去的目的是为了使未来的新郎对被推荐的新娘产生好感。在一开始,他很出色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当新娘的每一个优点被提到时,他都重复一遍以强调新娘的优点。可接下来他却继续夸大了新娘羞于承认的驼背,而他本该把这一点说成是极不重要的。第二个故事中的介绍人被新娘的缺点和毛病搞得晕头转向,以致他以自己所知的情况来结束了对那一长串缺点的描述。不过,那肯定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最后,在第三个故事中,他迫切地想让那个年轻人相信新娘家很富有,可是他被这种热切的愿望冲昏了头脑,为了使他的证据真实可信,他竟脱口说出了一句令他的所有努力都可能前功尽弃的话。在每个事例中,自动的行为都压倒了思想和表达方式的适当变化。
这些都很容易被看出来;不过,当我们注意到,正像我们不得不把这三个故事称为“诙谐”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可以称之为“滑稽’(comic),这样一来就必定会令人困惑了。和任何一种自我揭示及自我暴露一样,揭示心理上的不由自主性也是滑稽的技巧之一。说到这一点,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诙谐和滑稽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想要回避的问题。[见导言]这些故事或许只是“滑稽的”而不是“诙谐的”吗?这里的滑稽与诙谐是采取同样方式而起作用吗?还有,是什么构成了诙谐的独特特征?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观点,即我们最后研究的这组诙谐的技巧只不过是提供了“错误推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它们的考察使我们的费解多于理解。可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期望,对诙谐的技巧的更全面的理解会使我们取得相应的结果,这一结果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出发点。
下面用来进行研究的有关诙谐的事例都很容易理解。特别是它们所用的技巧能使我们回想起那些已知的东西。
首先,这是利希腾贝格的一个诙谐:
“1月份是我们向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表示良好祝愿的月份,而其他月份则是这些愿望无法实现的月份。”
由于这些诙谐都表达得长于精巧而短于夸张,达到效果的方式也不是很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在开始时多举几个例子以加强其效果:
“人生可以分成两部分。在头半生里,人们期待着后半生早日到来;在后半生里,人们期待着前半生能够回来。”
“经验就在于经历我们不想去经历的事。”
(这两个诙谐都出自费舍,1889[第59~60页])。
这两个例子自然会使我们想起前边已经讨论过的那一组,而且是以“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著称的那些诙谐。特别是最后一个例子会使我们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例子放到那一组中,而是在一种新的联结中来介绍它呢?就像我们前面用到的“忌妒”这个词一样,“经验”再次以自己的措辞加以表达。我不想很认真地对这种分类法提出异议。但是说到另外两个例子(它们具有同样的性质),我认为另一个因素远比同一词语的多重使用更突出、更重要,而在这种同一词语的多重使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对这种双重含义辅以说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一旦一些全新的、没有预想到的统一体建立起来,那么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要通过一个一般性的第三因素来下定义或做参照。我想把这一过程称为“统一化”(unification)。它很显然颇类似于压缩成同一词语的凝缩作用。因此,人生的两半是通过在人们在中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所表述的:在前半生中我们期望后半生的到来,在后半生中我们期望前半生回来。更确切地说,作者选择了两个极其相似的相互关系来表述人生。由于词语的类似而造成了关系的类似,这确实会使我们想到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期望……到来”和“期望……回来”。在利希腾贝格的诙谐中,1月份和与其相对照的月份是以与第三因素的(重复的、修正的)关系为标志的;这就是良好的愿望,人们在1月份接受这些愿望,而在其他月份则无法实现。这样与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它与双重含义很近似)的区别就很明显了。
这里有一个无须多加解释的、简单明了的统一性的诙谐:
“法国诗人卢梭写了一首《子孙颂》。伏尔泰(Voltaire)认为这首诗不可能流传到后世,就诙谐地说道:‘这首诗到达不了它的目的地。”(费舍,1889,第123页)
上一个例子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构成了可以称之为“机敏妙答”性诙谐的基础。因为机敏妙答在于以攻为守,扭转局势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在于在攻击和反击之间建立一种意想不到的统一。例如:
“一个旅店的老板手指头得了脓疮,面包店老板对他说:‘你一定是因为把手指头伸到你的啤酒里去了,才得了这种病。’‘并非如此,’旅店老板说,‘是你的一块面包钻到我的指甲缝里去了。’”(选自于贝霍斯特的《滑稽者三世》,1900,第2页)
“Serenissimus(殿下) 在他的国土上到处巡视,他发现人群中有一个酷似他的显赫的要人,他就招呼那个人过来,问道:‘你的母亲过去曾经在我的王宫里干过活儿吗?’——‘没有,阁下,’那个人答道,‘但我父亲曾在那儿干过。’”
“符腾堡的查尔斯公爵在一次遛马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正在干活的染匠。公爵指着他胯下的灰马喊道:‘你能把它染成蓝色的吗?’‘当然可以,阁下,’染匠答道,‘只要它受得了开水煮。’”(费舍,1889,第107页)
在这个绝妙的“也一样”的回答里,一个荒谬的问题碰上了一个同样不可能的条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技巧性因素在起作用,如果这个染匠回答:“不能,阁下,我怕马受不了开水煮。”那么这个技巧性因素就不存在了。
统一性还有另一个特别有趣的技术手段可供使用,那就是用“和”这个连词把各种事物牵扯到一起。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事物牵扯起来,也就意味着它们是有联系的: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去理解。比如,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谈到哥廷根市时写道:“一般说来,哥廷根的居民可分为学生、教授、市侩和蠢驴。”我们能准确地感觉到,海涅所强调的是这句话后面应该加上的那一句:“这四种人如出一辙,并无明显区别。”再如,当(同上书)他谈起学校时,他说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的拉丁语、听装罐头和地理课。”这个事例,由于把“听装罐头”的位置放在两门课程之间而特别显眼,它告诉我们,男生们对听装罐头的明确无误的态度也可以扩展到拉丁语和地理课上去。
在李普斯(1898,第177页)所提供的关于“诙谐的列举”(“并列关系”)的一些例子中,我们发现下面被引用的诗行与海涅的“学生、教授、市侩和蠢驴”非常近似:
“MiteinerGabelundmitM ü h,
ZogihndieMutterausderBr ü h.”
[用一把叉子和好大的劲儿,
他妈妈把他从炖肉边拉开。]
(李普斯评论说)这里是M ü h(麻烦,费劲儿)好像被看成了和叉子一样的工具。然而,虽然我们觉得这些诗行很滑稽,但却远远看不上是诙谐,而海涅的列举则无疑是一种诙谐。当我们再回避滑稽与诙谐的关系问题时,我们或许以后还会回想起这些例子。
在公爵与染匠的例子中我们观察到,如果染匠回答:“不能,我怕那匹马受不了开水煮。”那它仍旧是一个运用统一性的诙谐。可染匠的回答是:“当然可以,阁下,只要它受得了开水煮。”用“当然可以”取代了那个很恰当的“不能”,这样就构成了一种新的诙谐技巧方法。在某些其他例子中,我们将继续研究其使用问题。下述的诙谐比较简单,它与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同样由费舍引述,1889,第107~108页)极为类似:
“腓特烈大帝听说西里西亚有一位以与鬼魂打交道而闻名遐迩的传教士。他便派人把这个传教士请来,刚一见面他就问:‘你能用魔法招魂吗?’传教士答道:‘奉陛下之命,但它们不来。’”很显然,该诙谐使用的方法只不过是用反义词替换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不是”。要完成这种替换,必须把“是”加上“但是”,这样“是”加上“但是”在意义上就等于“不是”。
我们所谓的“对立物的表征”(representationbytheopposite)以各种方式为诙谐工作服务。下面两个例子中的“对立物的表征”可谓完美无缺。
“这个女人在诸多方面与米洛的维纳斯十分相像。和维纳斯一样,她年逾古稀,牙齿脱落,淡黄色的皮肤上也有白色的斑点。”(海涅)
在这个例子中,丑陋的表征被当做与美相似的东西表述出来。的确,这些相似性只能存在于用双重含义的词语所表达的特征或不太重要的细节中。后一特征更适用于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利希腾贝格的《大人物》:
“他集所有伟大的特征于一身。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斜着头,像恺撒一样,总是不得不戴着假发(toupet);他能像莱布尼兹一样喝咖啡;而且一旦安坐在扶手椅里,他就会像牛顿一样忘了吃喝,并且也像牛顿一样要别人叫醒;他像约翰逊博士一样戴着假发;同时像塞万提斯一样,裤子的扣子总有一个没扣上。”
冯·福尔克(1897,第271页)从爱尔兰旅行回来时带回来一个格外精湛的对立物表征的案例,其中绝对没有使用任何双重含义的词语。故事发生在一个蜡像展览馆里(好像是图索德夫人的),参观者有老有少,讲解员正挨个儿向他们,讲评:“这就是威灵顿公爵和他的马,”他讲解道。一个年轻姑娘随即问道:“哪一个是威灵顿公爵,哪一个是他的马?”“随你怎么想吧,我可爱的孩子,”讲解员答i道:“只要你付钱,你就可以随便选择。”
将这个爱尔兰诙谐进行还原,它将是这样的:“竟敢把这些蜡像拿出来展览真是无耻至极!人们根本分不清马和骑马的人!(玩笑似的夸张)但就是这样一个展览,还要人们花钱来参观!”这个愤慨的感叹通过一桩小事就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了。一位女性代替所有参观者站出来说话,同时骑士的形象也得到特别强调:他一定是威灵顿公爵,在爱尔兰是如此深受人们爱戴。然而展览馆老板或讲解员却只知道赚公众的钱,而从不给公众以任何回报。这一无耻之处通过反话——即通过他自诩是凭良心办事的生意人,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尊重公众通过付钱而获得的权利这句反话予以表征的。由此可见,这一诙谐的技巧并不简单。就此诙谐能使骗子坚持其凭良心办事来看,它就是一个对立物的表征的案例;就此诙谐导致骗子的这一行为是发生在要求骗子说出某些不同的东西的场合——以致他用我们所期待的、亦是生意人的同一性所要求的、类似于生意人的可尊重性话语来回答——它是移置作用的一个案例。此诙谐的技巧存在于这两种方法的联结之中。
该例子与另一组可称之为“夸大性(overstatement)”的诙谐非常接近。在还原这些诙谐时,较为贴切的肯定词“是”被否定词“不”取代了,不过,由于其内容的缘故,这个否定词同样含着一种强烈的肯定意义,反之亦然。否定常常可以取代一个被夸大的肯定。从下面这首莱辛的讽刺短诗里可以看出这种特点。
DieguteGalathee!Mansagt,sieschw ä rz ’ ihrHarr;
DadochihrHaarschonschwarz,alssieeskaufte,war.
[好个加拉蒂!人们认为她总是把头发染成黑色;
其实她的头发买来时就是黑色的。]
或许利希腾贝格对哲学的蓄意防御也是如此:
“天堂和世上的东西比你在哲学里所向往的要多得多,”哈姆雷特王子轻蔑地说道。利希腾贝格完全明白这一谴责根本不够严厉,因为它并没有把人们对哲学所表示的所有反对意见都考虑进去。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遗漏的话:“但哲学里还有许多在天堂和世上都找不到的东西。”他的话弥补了哈姆雷特在谴责哲学时的不足。但与此同时,这种弥补却暗含了对哲学的另一层更强烈的谴责。
更明显的是下面这两个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它们没有任何移置作用的痕迹,不过它们都属于粗俗的诙谐一类。
“两个犹太人在谈论洗澡的问题。其中一个说:‘不管我需要与否我每年都要洗一次澡。’”
很明显,这种表明自己很爱干净的自吹自擂只能说明他不爱干净。
一个犹太人注意到了另一个犹太人的胡须上有饭屑。“我知道你昨天吃什么东西。”——“噢,你说出来让我听听。”——“小扁豆”——“你错了,那是我前天吃的!”
下述例子是一个极精彩的“夸大性”诙谐,我们很容易把它归结到对立物的表征一类。
“国王屈尊参观一个外科诊所,正碰上该诊所的外科教授在切除病人的一条腿。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手术的各个步骤,同时不时地满意地大声赞许道:‘很好!很好!我亲爱的教授!’手术完毕后,教授走到国王跟前,深施一礼,然后问道:‘陛下的旨意是否是要我把他的另一条腿也切除掉?’”
不管用什么别的词语都不能如此确切地表达出国王赞许时教授的想法。他当时想的是“从国王的赞许看来,他一定认为,我切除这个可怜的家伙的病腿,是受了他这个国王的指示,或者是为了使皇室满意。我做这个手术当然另有原因。”但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走到国王跟前,说:“我做这个手术只是奉陛下的旨意。您的赞许令我深感荣幸,因此我在恭候您的旨意,把他的另一条健全的腿也截去。”这样,通过说反话,他就成功地说出了自己想说而又一定不能说出口的东西,这种反话其实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对立物的表征是一种人们经常使用而且非常有效的诙谐技巧。但是我们不应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这种技巧并不仅仅与诙谐有关。当马克·安东尼 在古罗马广场上做的长篇讲话改变了听众对恺撒葬礼的情绪态度后,他最后大声地再次宣布:
“布鲁特斯 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
这时,他完全知道听众一定会冲着他喊出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他们是叛徒:好个品行高洁的人!”
或者,当 Simplicissimus 用种种闻所未闻的野蛮和愤世嫉俗来描写一些“善感的人”时,这也是一种对立物的表征。不过,我们并不称此为诙谐,而把它称作“反语”(irony)。概括反语特点的唯一技巧就是对立物的表征。此外,我们也读过和听说过“反语诙谐”。所以,毋庸置疑,仅仅通过对立物的表征这一技巧并不足以说明诙谐的性质。除此之外,还需要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不过,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并不矛盾的事实,即要是去掉了诙谐的这一技巧,诙谐也便随之消失了。目前我们还很难把我们在解释诙谐时所获得的这两个固定的观点结合起来。
如果对立物的表征是诙谐的技巧之一,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诙谐或许可以利用其反面,即通过类似或同类的某个东西来表达。实际上,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组新的而且特别广泛的概念诙谐(conceptualjokes)的技巧。 如果我们是通过“相关的”或“相联系的”,而不是通过“同类的”东西来表达,我们就能更恰当地说明这一技巧的特性。事实上,我们将用一个事例来研究并说明这后一个特性,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下面是一则美国趣闻 :两个心狠手辣的商人,通过一系列的冒险行为挣了一大笔钱。现在他们想挤进上流社会。他们想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请城里最有名、收费最高,而且其作品也最有名气的画家给他们画张像。当那些昂贵的帆布油画首次在一次盛大的晚会上展出时,两位东道主亲自领着最有影响的鉴赏家兼艺术评论家走到并排挂着他们两个肖像的那面墙前,期望获得这位鉴赏家对他们的好评。这个鉴赏家在两张肖像前审视良久,接着摇了摇头,仿佛那儿有什么他想找却未找到的东西似的,然后他指着两张肖像之间的空隙静静地问道:“可是,救世主在哪儿呢?”(比如,“我怎么没有看见救世主的肖像。”)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它也表述了某种不能直接表达的意思。这种“间接表征”(indirectrepresentation)是怎样产生的呢?通过一系列极易证实的联想和推断,让我们返回去从诙谐的表征着手分析吧。
从“救世主在哪儿?救世主的肖像在哪儿?”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看见这两幅肖像使说话人想起了一种与此类似、为他所熟悉的排列方式。不过,这种排列方式却包括一个这里所漏掉的成分一其他两幅的肖像之间救世主的肖像。而这种情况只能有一个:就是救世主的肖像挂在这两个窃贼之间。这个诙谐不仅强调了这个缺掉的成分,而且也强调了悬挂在救世主左右两侧的两张肖像,尽管该诙谐没有直接提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挂在墙上的两张肖像只能说明他们都是贼。评论家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你们是一对无赖,”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你们的肖像,我关心什么呢?我只知道你们是一对无赖!”当然他不能这么说,但是经过一番联想和推断,他还是把上面的话说出来了。我们把这种技巧称之为“隐喻”(allusion)。
讲到这里,我们马上就会想起我们在前边碰到过的隐喻——也就是说,它与双重含义有关。当同一个词表示两个意思时,其中一个意思由于较常使用的缘故,所以我们会立刻想到它。而另一个意思由于比较疏远,使用较少,所以毫不显眼。故我们建议把这种情况称为“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doublemeaningwithanallusion)。在迄今为止考察过的所有事例中,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技巧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意识到,“隐喻”就是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参阅,比如:关于那个由于已经放松,所以能够赚很多钱的妻子的逆向诙谐(inversionjoke);或者关于那个教授用人类之手如此神奇,竟能完成如此壮举的话来答谢人们祝贺他老年得子的荒诞诙谐(nonsensicaljoke)。]
上面那则美国轶事就是一个不带双重含义的隐喻。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此隐喻的特点被概念联系中与之相联系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出来,这里采用的联系不止一种。为了不致因举例太多而使人迷惑不解,我们将只讨论那些最显著的变化情况,而且只举为数很少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用于移置作用的联系也许仅仅是语音上的类似,这样,这个亚类就与言语诙谐(verbaljokes)中的双关语相类似。然而,这里的联系却不是两个语词之间语音上的类似,而是句子与句子之间短语与短语之间等方面的类似。
例如,利希腾贝格编了这样一个谚语:“Newspascurewell”(新的矿泉水能治好病);它使人马上想起了“Newbroomssweepclean”(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条谚语。这两句话的头一个半词、最后一个词及整个句子结构都完全相同。 毫无疑问,这完全是这位风趣的哲学家仿照那条人尽皆知的谚语编造出来的一句话。这样,利希腾贝格的谚语就是对后者的暗示。用这种暗示,哲学家说出了某些不能明说的东西——即除了温泉的那些普遍特点之外,洗这种澡能治病还另有原因,新的矿泉水肯定还有其独特的作用。
利希腾贝格的另一个俏皮话(Scherz)或者妙语(Witz) 使用了一个类似技巧的解释:“AgirlscarcelytwelveModen(modes)old”(一个才12个式样大的女孩)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像“twelveMordenmoons”(12个月亮)。比如说,12个月,这或许最初是由于笔误;或者在诗歌中允许这样表达。但是用式样的不断变换来取代月亮的不断变化,并以此作为计算女性年龄的一种方法,也是讲得通的。
除了“微小变更”以外,这种联系也可能在于相似性方面。因此,这种技巧也跟一种言语技巧相同。虽然这两种诙谐给人的印象几近相同,但假如从诙谐工作的过程方面来考虑,我们就能更好地把它们区分开来。
下面是一个言语诙谐或这种双关语的例子:玛丽·威尔特是一个著名的大歌星,不仅是因为她的嗓音洪亮、音域宽广。她还遭受着人们用从朱尔斯·维恩的著名小说改编的剧本之名所起的绰号的侮辱,而且还因肥胖而成了人们影射的靶子:“RoundtheWiltin80Days.” (绕着威尔特(世界)走一圈要80天。)
又如,“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后”,它是莎士比亚的名句“每一英寸都是一位国王”的变体。人们用它来暗指一个有贵族气派、体格大得出奇的女人。如果有人想把这一诙谐归之为“伴随有替代词变更的凝缩”(condensationsaccompaniedbymodificationsassubstitute)人们大概不会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参见“t ê te- à -b ê te”[第25页]。)
一位朋友曾说起过一个有宏伟目标,并力求实现其目标的人:“ErhateinldealvordemKopf.(他的头的前面总有一个理想。)”俗语是:“EinBrettvordemKopfhaben.”(字面意义:“某人的头的前面有一块木板”即“愚蠢的”。)这种变更隐喻了这句俗语,同时为了其自身目的而利用了这句俗语的含义。所以,在这里,这种技巧可称为“变更性凝缩”。
如果把变更限制在字母的变化上,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变更性隐喻”(allusionbymeansofmodification)和“替代性凝缩”(condensationwithsubstitution)区分开来。例如:“Dichteritis” 对“Diphtritis(有喉)这种灾难的隐喻表明那些二流作家们的著述是另一种公害。
只要稍加变化,否定性词缀就能构成很好的隐喻:
海涅称斯宾诺莎为“myfellow-unbelieverSpinoza”(我的同样不信教的斯宾诺莎)。“We,bytheungraceofGod,day-labourers,serfs,negroes,villeins...”(承蒙上帝之恩,我们这些工人、农奴、黑人、佃农……),利希腾贝格就是通过提到这些不幸的人们而开始他的演讲的(他没有提到更多的人)——他们比国王和贵族更有权利以不加变更的形式高呼“承蒙上帝之恩”。
最后,“省略”(omission)中还包含了另一种隐喻,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没有替代形成的凝缩。实际上,每一个隐喻中都省略了某些东西,即导致该隐喻的一连串思想。它只取决于那个更明显的东西是隐喻措辞中的空白,还是部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的代替物。因此,我们只要通过一系列事例,就能从很明显的省略追溯到隐喻本身上去。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发现了没有代替物的省略。 在维也纳有一位风趣而好斗的新闻记者,他言辞犀利,出口伤人,所以多次遭到他的攻击对象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一次,在谈论他的老对手的一个新的不道德行为时,有人大声说:“如果XX 听到了这件事,他又会挨耳光。”这个诙谐的技巧首先包括在其明显的胡说中的困惑,因为我们根本搞不清一记耳光怎能成为听到某件事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在这个空白处加上下面这些话:“那么,他就会写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攻击这个人,……”这样一来,这句话的荒诞就消失殆尽了。这样,通过省略隐喻,加上胡说,就成了该诙谐使用的技巧。
“他如此赞美自己,以致连消毒用的烟熏蜡烛都在涨价。”(海涅)这个空白很容易填补。在这里,被省略的成分被一个推理替换了,然后这个推理又反过来导致被省略成分:“自我吹嘘惹人嫌。”
我们再讲一个有关犹太人的故事。两个犹太人在一家浴室前邂逅相遇了。
其中一人感叹道:“一年又过去了。”
毫无疑问,这些例子都说明省略是隐喻的一部分。
下述例子包含着明显的省略,它才真正算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纯正无瑕的隐喻诙谐。继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艺术家宴会之后,出了一本笑话集,下面这个警句就是该笑话集里一句最杰出的句子: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都会乘出租车。”
一把伞不足以挡雨。“迟早”一语的意思只可能指:“如果下大雨”,同时,出租汽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只关心这种类比的表现方式,所以暂且不深究其微,待后再议。
海涅的《卢卡浴场》里有一个十分螫人的真正隐喻,它极其艺术地使用了这种诙谐形式来辩驳普拉腾伯爵 。远在读者想到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之前,通过对那种变化最多的材料的暗示,就把某个难以直接表达的主题表现出来了,例如赫希·海厄辛斯的绕口令:“YouaretoostoutandI'mtoothin;youhaveagooddealofimaginationandIhaveallthemorebusinesssense;Iampracticusandyouarea diarrheticus ;inshortyouaremycompleteanti podex .”(你太胖,我太瘦;你的想象太丰富,我爱挣钱心眼活;我当医生,你害痢疾;总而言之,你是我的死对头。)——“venusurinia”(维纳斯小便)——“thestoutGudelvonDreckwall”ofHamburg(汉堡的那个矮胖的加戴尔·冯·德雷克沃尔)等等。 作家在后面的话里转了个弯,刚开始,他似乎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顽皮的个性,但很快暴露出这句话与其辩驳意图的象征关系,同时他的话就完全变成了暗示。最后, 对普拉腾的攻击愤然而出,而对伯爵热爱人类的种种暗示(我们早已熟悉)就像鼎沸之水,也从海涅针对其对手的才能及性格所给予的攻击的每一句话中喷射而出。例如:
“即使缪斯不支持他,他也有演讲天才。说得更确切一点,他知道如何诋毁他,因为他对这位天才缺乏仁爱。另外,他对这位年轻人一定是穷追不舍。同时他也知道怎样去抓那些表面形式,不管它们的曲线多么可爱,这些外部形式决不会高贵地说出来。”
“他就像鸵鸟一样,相信如果把头藏进沙子里,只把屁股留在外面,便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而我们的这种尊贵的鸟本来可以把屁股埋在沙子里,而把头露在外面给我们欣赏,这样它就会隐藏得更好些。”
隐喻(allusion)可能是最普遍、最容易使用的诙谐手段,而且是我们常常编织到我们的谈话中的大部分简短诙谐的基础,它们无法从原始土壤中分割开来,也不能独立存在。但是,隐喻再一次使我们想起了在研究诙谐技巧时使我们开始感到迷惑不解的事实。隐喻本身并不构成诙谐;有许多得到完美建构的隐喻并不具备诙谐特性。只有那些具有诙谐特性的隐喻才能称为诙谐。因此,那些我们甚至已经探究了其技巧的诙谐的标准又从我们跟前跑掉了。
我偶尔把隐喻称为“间接表征”(indirectrepresentation);现在我们也许已经注意到,各种各样的隐喻、对立物的表征以及我们将要提到的其他技巧均可以联合一个单一的一大类。把这类称做“间接表征”,大概更容易为人所理解。这样,“错误推理”、“统一性”、“间接表征”——就成了诙谐的不同类别,我们可以把我们已经熟悉的概念诙谐的那些技巧也归入这些类别之中。
如果继续研究这些材料,我们就会发现间接表征的一些新的子类别,尽管我们能准确地描绘其特征,但可以引证的例子却很少。它是某种很小的或极其微小的东西的表征。 (representationbysomethingsmallorverysmall)——它常常通过微小的细节来完成充分表达整个特征的任务。倘若我们认为这个细小的东西与要表达的东西有关,同时还认为它就是这东西演变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组例子纳入“隐喻”一类。比如:
“一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正乘火车旅行,他已经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解开了大衣的扣子,并且把双脚都放在了座位上,这时一位衣着时髦的绅士走进了包厢,这个犹太人马上规规矩矩地坐好,并尽力摆出一副得体的姿态。这位陌生人把自己手里拿的笔记本翻了几页,嘴里念念有词地推算着,沉思片刻,突然对犹太人说:“请问,我们离犹太赎罪日(YomKippur)还有多久?”“哦嗬!”犹太人说,还没答话就把两只脚重新放到座位上去了。
不能否认,这种通过微小事物进行的表征与我们在研究言语诙谐技巧时所发现的最后一种共同因素“节省倾向”有关。
下面的例子与此相似:
“一位大夫被请来给临盆的男爵夫人接生,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并建议男爵一起到隔壁去玩一会儿扑克。片刻之后,他们两个人听见男爵夫人惨叫一声:‘啊,上帝啊,疼死我啦!’男爵马上跳了起来,但大夫却示意他坐下来:‘没啥。咱们继续玩吧!’又过了一会儿,那位正在分娩的女人又叫了一声:‘上帝啊,上帝啊,疼死我了啊!’‘你不想进去吗,教授?’男爵问。‘不,一点儿也不想,时候还没到呢。’大夫回答说。最后,隔壁屋里传来了清晰可辨的哭声:‘呵咦,呵咦,啊咦!’大夫马上扔下手里的牌,大声说道:‘现在时候到了。’”
这个用正分娩的贵夫人连续变化的惨叫编成的有趣笑话,同时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疼痛怎样使男爵夫人原始的天性冲破她所受过的层层教育。其二是,怎样依靠一个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现象恰当地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的。
还有另一种为诙谐所使用的间接表征,这就是“类比”(analogy)。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未讨论过这种技巧,因为一研究它就会遇到新的困难,或者说这样做将会暴露出我们在别的情况下已遇到过的一些特别明显的困难。我们已经承认,在一些已经研究过的例子中,我们还不能清楚这个疑虑,即它们是否真正算得上是诙谐[如,第50页和第61页];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种不肯定性严重地动摇了我们研究的基础。但与其他材料相比,我只在类比诙谐中更强烈或更经常地意识到了这种不肯定性。有一种感觉——在相同情况下,其他许多人或许也有同感——这种感觉常常告诉我,这是一个诙谐,甚至在这种隐藏着的诙谐的基本性质被发现之前,我也能断言它是诙谐。然而,就诙谐类比来说,这种感觉却经常使我陷入困境。如果一开始我就毫不犹豫地宣称类比就是诙谐,片刻之后我就会发现,它给我的乐趣与我经常从诙谐中获得的乐趣有着本质的差别。此外,许多诙谐很少能像一个好的诙谐那样使我们捧腹大笑。这种情况使我不能用平常的方式——即通过把我自己限制在那些最好的和最有效的例子中——来消除疑虑。
很容易举出一些特别优秀、特别有效的类比例子来,但它们根本不能给人留下诙谐的印象。《奥蒂莉厄日记》中的温柔与英国舰队的红线之间的类比就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类比。这里,我忍不住还要引用同样意义的另一个例子,我对它一直赞美不已,而且关于它的印象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费迪南德·拉萨尔关于它的印象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费迪南德·拉萨尔就是用这个类比结束他的一个著名辩辞(科学与工人)的:“就像我刚才给你们说明的那样,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科学与工人’这条箴言的人给人的印象,正如一个专心致志进行科学实验的化学家受到责难时一样。一旦这种干扰消失,对棘手的材料眉头一皱,他又能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继续他的工作与研究。”
在利希腾贝格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贴切而诙谐的类比(1853年的哥廷根版的第2卷)。我正是从那里选用我们的研究材料的。
“举着真理的火炬从人群中走过而同时又不烧焦别人的胡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毋庸置疑,这句话骤然一看似乎是诙谐的;但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诙谐效果并不来自这个类比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次要的特征。因为“真理的火炬”这一表达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类比,而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使用,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类比——如果某一类比有幸在语言学上被广泛应用,便会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几乎不再去注意“真理的火炬”这句话中的类比,但利希腾贝格却使它突然恢复了它原来的全部力量,因为他对这个类比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并从中推引出了一个结果。但是,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一个作为一种诙谐技巧,使一个语义模糊的表达恢复其全部意义的过程。它属于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这一范围。利希腾贝格这句话所产生的诙谐印象很有可能就是由于它对这种诙谐技巧的依赖。
同一种判断无疑也可以说明同一作家的另一个诙谐类比。
“诚然,这个人并不是一盏伟大的灯(licht),但却是一个了不起的烛台(leuchter)……他是一位哲学教授。”
把一个学问高深的人说成是一盏伟大的灯,即一个有才能的人(lumenmumdi)这早已不再是一个有效的类比了,不管它原来是否是一个诙谐。但如果对这个类比稍加变更,并由此建立起第二个新的类比,那么这个类比就会变得新鲜起来,同时也会恢复它的全部力量。第二个类比产生的方法似乎是决定该诙谐的条件,而不是这两个类比本身。这与火炬例子中的诙谐技巧情况大致相同。
下述事例可能因为另一个原因才具有诙谐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必须以类似的方式来判断它。
“我认为评论是一种儿童疾患,新出版的书或多或少都会患这种病。据记载,最健康的书可能死于这种病,而最虚弱的书却往往能够活下来。还有一些书能完全逃脱这种疾病。许多书常常想用序言和献辞这些护身符来预防此疾患,更有甚者,有的书用作家本人的评价来给它作预防注射,但这样做均收效甚微。”
把评论比做一种儿童疾患,首先基于书籍问世后就很容易受到评论这个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仍不敢冒昧地断定这种比较具有诙谐的特征。但如果继续这种比较,就会发现新书后来的命运可以在相同类比的范围内或者通过相关的类比表述出来。这样的继续比较无疑是具有诙谐性质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诙谐风格是靠统一性和一种出乎意料的联系的确定等技巧来实现的。不过,这种统一性的特点并没有因为在这个例子里它是对第一个类比的补充这个事实而发生什么变化。
在另一组类比里,人们总想把无疑具有诙谐特性这种印象归因于另一个本身与该类比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因素。这些类比常常包含着一个特别醒目的并置(juxtaposition),这一并置常常是一种听起来很荒诞的组合,或者这些类比常常被作为类比的结果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利希腾贝格的绝大多数例子均属此类。
“很遗憾人们看不见作家们博学的肠子,否则就能发现他们都吃了些什么。”“博学的肠子”是一个使人困惑、荒谬绝伦的表述词语,而正是通过这个类比,它的意思才清晰明了。倘若把这个类比的诙谐印象完全彻底地归因于这个并置的令人困惑的特点,情况将会怎样呢?倘若如此,它将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一种诙谐手段——荒谬表征(representationbyabsurdity)。
利希腾贝格曾运用阅读和有教育意义的资料的吸收与物质营养的摄取之间的同样的类比制造了另一个诙谐:
“他高度评价在家里进行的学习,因此,他完全赞同习得的马厩喂养方式。”
由同一位作家创作的其他类比展示了这些表述词语同样荒谬,或者至少是引人注目的形容词的表述。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些形容词是这种诙谐的真正手段。
“那是我的道德素质久经风霜的一面,在那一面,我可以忍受一切。”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德背面。除非特别需要,否则他绝不会把这一面暴露出来。同时他总是用体面这条马裤尽可能长久地把这一面掩盖起来。”
“道德背面”(moralbackside)——这个引人注目的表述词语的属性就是这个类比的结果。但是,另外,这一类比还用一个真正的文字游戏——“需要”——再加上另一个更不寻常的本身可能就是诙谐的并置(体面的马裤)而得以继续,至于马裤,由于它们是体面的马裤,所以,可以说,马裤本身就是诙谐的。因此,如果整个叙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诙谐的类比印象,我们也不必感到诧异。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在评价事物时,我们常常倾向于把按理只属于部分的特点扩展到整体上。顺便提一句“体面的马裤”一语会使我们想起海涅的某些与此类似的且同样也令人困惑的诗行:
...Bismirendlich
endlichalleKnopferissen
anderHosederGeduld.
[……直到最后,
每一粒纽扣才最终
从我忍耐的马裤上崩掉了。]
毫无疑问,最后这两个类比都有一种我们在所有好的(也就是说,所有适当的)类比中找不到的特性。我们可能会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贬低意义”,因为它把一个类属很高的东西,(如,这些例子中的“体面”和“忍耐”)和一个非常具体,类属很低的东西(裤子)相提并论。我们将在另一种关系中来考虑这个独特性是否与诙谐有关。现在先让我们试着分析另一个例子,其中的贬低特性表现得特别明显。温伯尔·内斯特雷的滑稽剧《他想痛痛快快乐一番》中的小职员,在想象中盘算着,如果有朝一日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时,他将怎样回顾其青春的时光:“在一次诸如此类的推心置腹的长谈中,坚冰在记忆的仓库前被打得粉碎。”他说,“那时,过去的拱门再次被打开,想象的陈列柜里装满了昔日的商品……” 这些当然是抽象事物和非常普遍的具体的东西之间的类比。但该诙谐或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这个事实:一个小职员用从他日常活动范围中得到的东西进行类比,而如果把这些抽象概念与他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联在一起,那就是统一性了。
让我们回到利希腾贝格的类比上来吧。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可以像32种风[二罗经(方位)点]那样按顺序排列,而且它们的名字也可用类似的方法分门别类,如“面包——面包——名声”或者“名声——名声——面包” 利希腾贝格的诙谐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对某个恰当、巧妙和机敏的东西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我们对构成该诙谐的性质的判断常常被引入歧途。假使在一段这样的话里某种诙谐的东西掺合着绝妙的意义,我们很可能受它的欺骗,从而宣称整个叙述是一个很出色的诙谐。而且我敢冒昧地说,这段话中真正具有诙谐性质的东西都是由于我们对“面包——面包——名声”这一奇特组合感到诧异才产生的。因此,就诙谐而言,它是一种“荒谬化表征”。
奇怪的并置或者一个荒诞的形容词可单独作为一种类比的结果而存在。
利希腾贝格曾说过:“azweisch ä frigewoman”(一个睡双人床的女人)。“Aneinsch ä frigerchurch-pew” (一个能睡一个人的教堂长椅)。在每层意思的背后,都有一个床的类比;在这两种类比中,除了“困惑”技巧以外,还有“隐喻”这个技巧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暗示的是讲道使人瞌睡的效果,而另一个影射的是永不衰竭的性关系这个主题。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如果某一类比显得很诙谐,那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它和我们已经熟悉的某一诙谐技巧有关。不过,还有一些别的例子似乎最终能证明类比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诙谐。
利希腾贝格就是这样来描述某些颂歌的。
“正如雅各布·伯姆 的不朽著作是用散文体写成的一样,颂歌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它们是一种野餐,在这种野餐里,作者提供语词,读者提供意义。”
“当他进行哲学探讨时,他总是给他的话题洒上一片惬意的月光,这种月光总的说来相当宜人,但不会把任何单个的物体照得一清二楚。”
下面是海涅的一段描写:
“她的脸酷似一张(将原有文字擦去后)重新书写的羊皮纸。在这张纸上,在刚用黑体字书写的神父经文的原稿下面,潜藏着一首被涂掉了一半的古希腊爱情诗。”(《哈尔茨山游记》)
或者让我们来看看《卢卡浴场》(《旅游图》Ⅲ)中这个旨在侮辱人格的冗长类比:
“天主教牧师的举止更像在一家大商行中供职的小职员。教堂这个在教皇领导之下的大商行,在给他一份固定的工作同时也给他一份固定的薪水。他懒洋洋地工作着,恰如那些并不是为自己干活的人一样。他有许多同事,所以能够在别人忙碌时,偷懒而不致被人发觉。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个商行的声誉,同时更关心它的存亡,因为一旦商行破产,他将丢掉他的饭碗。另一方面,新教牧师自己是老板,他经营着自己负责的宗教生意,不像他的天主教商人老兄那样有大宗的批发买卖,而只是零售,而且由于独自经营,所以他无法偷懒。此外,他必须大肆宣扬自己的信条,同时也必须诋毁其竞争者的信条。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零售商,站在自己的零售店里,对所有大商行,特别是给成千上万簿记员和包装工人发放薪水,而且对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工厂的罗马城里的那个大商行充满忌妒之情。”
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面对这个例子,我们不能再对下面这个事实有任何争议了:一个类比本身就具有诙谐的特征,而且这种诙谐印象没有必要一定得依赖于那些熟悉的诙谐技巧。情况的确如此,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类比的诙谐特征这一问题,我们还一无所知,因为这一特征肯定既不存在于作为一种思想表达形式的类比中,也不存在于做出一种比较的作用中。我们只能把类比归入诙谐技巧所使用的“间接表征”这一类别之中。同时,我们在类比中,而不是在早些时候发现的诙谐方法中所遇到的那个更明显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另外,毫无疑问,要确定某些东西诙谐与否的问题何以会在类比中,而不是在其他表达形式中遇到更多困难,肯定还有某种特别的原因。
不过,理解中的这个空白并没有使我们抱怨前边的研究毫无成效。鉴于我们必须准备把这种内在联系归因于诙谐的不同特点,那么期望我们在匆匆地看一眼该问题的其他方面之前,就能充分说明它的某一方面,这就未免有些冒昧了。现在,我们无疑得从另一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能够肯定我们的研究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诙谐技巧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但是通过对一些新材料的继续研究便可以使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工作中的一些最常见、最重要的技巧。无论如何,这种继续研究对心理过程的性质做出判断都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这种判断;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信息,并可望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解释。已被当做言语诙谐技巧的核心来看待的那个有趣的伴随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指向梦的形成,在这种形成的机制中,同样的心理过程已经被发现了。不过,对概念诙谐技巧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概念诙谐的这些技巧即移置、错误推理、荒诞、间接表征和对立物的表征,也都在梦的工作的技巧中再次出现了。由于移置作用,梦显得离奇古怪,令人费解,这种现象使我们难以承认它是我们的醒觉生活的继续。在梦中运用荒诞和无意义已使它丧失了作为心理产物的尊严,而且也把权威们引入了歧途,使他们认为心理活动的衰变、批评的中断、道德和逻辑都是梦的形成的必要条件。对立物的表征在梦里如此常见,以至于连那些最畅销、’但观点完全错误的关于《释梦》的书籍也对它推崇备至。间接表征,即用一个隐喻、用微小的事物或与一个近似于类比的象征来取代梦念,正好是区分梦的表达方式和我们的醒觉生活的表达方式的标志。 这种影响广泛存在于诙谐工作的方法和梦的工作方法之间的一致性绝不是偶然的。因此,详细说明这种一致性并考查其基础便成了我们今后的任务之一《诙谐与梦和潜意识的关系》。
在上一章的末尾,当我在写海涅把那位天主教牧师比做一家大商行的雇员,把那位新教牧师比做独自经营的零售商时,我就意识到了一种抑制,这种抑制欲诱使我不做这种类比。我对自己说,在我的读者中,很可能有一些人不但笃信宗教,而且尊崇其政府首脑和助手。这些读者很可能会对这个类比感到愤慨,并因此感情冲动,进而使我们对究竟是类比在自己的描述中就具有了诙谐的外表,还是需要添加其他东西才成为诙谐的这一问题失去了兴趣。运用其他类比,比如上面谈到的那个某哲学遍洒宜人月光的类比,则不必担心它们会对我的某些读者起干扰作用。甚至最虔诚的人也会保持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就能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判断。
通过听者对诙谐所做的不同反应,就很容易推测出诙谐的特点。有时诙谐是为诙谐而诙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有时却的确服务于一种目的,即它是有倾向性的。只有具备一种目的 的诙谐,才有可能惹怒那些不想听它的人。
费舍尔把没有倾向性的诙谐称为“抽象性”诙谐。而我更喜欢把它们叫做“单纯性”(innocent)诙谐。
由于我们已根据诙谐技巧所涉及的材料把诙谐分为“言语诙谐”(verbaljokes)和“概念诙谐”(conceptualjokes),现在,我们就有义务来考查刚才提到的那种分类和我们现在提出的这种新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另一方面是抽象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诙谐产物的分类法。也许有些人已经认为单纯的诙谐主要是言语诙谐,而概念诙谐的更为复杂的技巧绝大多数是为明确的目的服务的。然而,有很多单纯性诙谐是通过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而起作用的,恰如单纯性诙谐利用概念诙谐的所有手段一样。就其技巧而论,要证明倾向性诙谐只不过是言语诙谐,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譬如,那些“玩弄”专有名词的诙谐往往带有一种侮辱和伤害性目的,不用说,它们也属于言语诙谐。但是绝大多数单纯性诙谐都是言语诙谐。比如,最近极为流行的互换叠韵, 其技巧就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变更,通过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而表现出来的:
UndweilerGeldinMengehatte,
lagstetserinderH ä ngematte.
[因为他有很多钱,
所以他总是躺在吊床上。]
我们希望没有人会怀疑,从这些毫不装腔作势的韵律中获得的快乐,正好具有我们认为是诙谐的那种性质。
在我们已熟悉的利希腾贝格的类比中,抽象的抑或单纯的概念诙谐的精彩案例比比皆是。我再补充几例:
“TheyhadsentasmalloctavovolumetoG ö ttingen,andhadgotbacksomethingthatwasaquartoinbodyandsoul.”
“他们已把一个小小的八开本寄到了哥廷根,并收到了一个从头到脚一点不差的四开本。”
‘Inordertoerectthisbuildingproperly,itisaboveallnecessarythatgoodfoundationsshallbelaid;andIknowofnonefirmerthanif,uponeverycourseofmasonry pro ,onepromptlylaysacourse contra .’
“要建造好这座楼房,人们首先必须打好地基。而且我知道最坚固的方法就是铺好前一层之后立刻铺上后一层。”
‘Onepersonprocreatesathought,asecondcarriesittobebaptized,athirdbegetschildrenbyit,afourthvisitsitonitsdeathbedandafifthburiesit.’(Analogywithunification.)
“第一个人产生一种思想,第二个人给它施洗礼,第三个人用它生孩子,第四个人在它临终时去看望它,第五个人埋葬它。”(“统一性”的类比)
“他不仅不相信鬼,而且也不怕鬼。”这个例子中的诙谐完全在于这种荒诞的表征形式。这种表征形式把通常认为不太重要的部分放在比较的位置上,而把以为更重要的成分放在了肯定的位置上。假如剥去这个诙谐的伪装,其含义就是:“用我们的理智来消除我们对鬼的恐惧,要比出现这种恐惧时才去保护自己不受其恐吓容易得多。”不过,这种释义就不再是一个诙谐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极不为人注意的心理学的发现。莱辛在下述这句众所周知的话里也表达了这种发现:
“并非所有嘲笑其枷锁的人都是自由的。”
我想借此机会来澄清一个可能导致某种误解的问题。因为“单纯的”抑或“抽象的”诙谐非但不是说它们的“浅薄的”或者“空洞乏味的”,相反,恰恰说明它和待会儿将要讨论的“倾向性”诙谐刚好相反。就像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单纯性诙谐——即一个没有倾向性的诙谐——也可能有很丰富的内容,同时它也可能插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诙谐的意旨与诙谐无关。在此,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安排用诙谐表达了思想。无疑,正如钟表制造商竭力搜罗极有价值的样品一样,诙谐中也常发生这种情况:诙谐方法中的最杰出成就被用来作为反映最根本意旨的思想的外表。
倘若我们现在严格地将概念诙谐的思想意旨与外表区分开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中到底哪一个可能会阐明我们在诙谐判断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为它令人惊异地证明了,诙谐的乐趣取决于这一诙谐的内容及其作用的组合印象,同时它还说明我们很可能会受这两个因素之一的欺骗,从而对另一个因素一无所知。只有对该诙谐进行还原,才能使我们了解这个错误的判断。
另外,对言语诙谐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经验就在于经历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时,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并且认为我们已掌握了一条新的真理。片刻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这个伪装下面的陈词滥调:“受伤使人明智。”(逆境是智慧之母,[费舍,1889,第59页])这个极为贴切的说法仅仅使用了“经验”一词来给“经历”下定义的诙谐把我们欺骗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句子的实质。还有利希腾贝格关于“一月份”的统一性的诙谐,它只不过表达了某个我们早已熟知了的事实而已——即和别的祝愿一样,新年的祝愿极少实现。在许多类似的例子中,情况莫不如此。
我们发现别的诙谐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在这些诙谐中,正是思想上的那些恰当而正确的东西吸引着我们,因而我们把谚语俗话都叫做精彩的诙谐——但在这些诙谐中,其思想才是最卓越的,而其作用则常常是软弱无力的。正是在利希腾贝格的诙谐中,思想内容往往要比诙谐的外表更有价值,但极不公正的是,我们却常常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所以,关于“真理的火炬”这个评论很难说就是一个诙谐类比。不过,由于它如此恰当,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坚持说,这个句子是一个极好的诙谐。
利希腾贝格的诙谐首先是因其思想内容及它们确定无疑地击中要害而著称的。歌德说这位作家诙谐而俏皮的思想里肯定隐匿着许多问题。他的这种说法非常正确;也许这样说可能更正确一点:它们触及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他曾以开玩笑的方式说,他通读了《荷马史诗》,以至于他总是把德语单词“angenommen”(假定的)读成“Agamemnon”(阿伽门农)——这句话中所用的技巧是“荒诞”加上“语音的类似性”——这样,利希腾贝格发现的只不过是误读的秘密。
下面这个技巧可能令我们大为不满的诙谐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令他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有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句简单的话里隐藏着动物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的目的论问题。眼皮裂缝恰好开在显示角膜的地方,这一现象决不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除非进化论能给我们阐释这种偶合现象。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即一句诙谐的话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整体印象,而单凭这种印象我们是无法把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和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区分开来的,或许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且与此类似的现象[参见第135页]。
从理论上来阐释诙谐的性质,单纯性诙谐对我们来说肯定要比倾向性诙谐有价值得多。浅显诙谐比深奥诙谐也更有价值。单纯的和浅显的诙谐可能会以最纯正的形式向我们提出诙谐问题,因为有了这些诙谐,我们不仅能避免自己被其目的弄糊涂,而且也能避免其合理的含义把我们的判断引入歧途。通过使用这种材料,我们的发现就能得到新的发展。
我来挑选一个可能是言语诙谐中最单纯的例子:
“一个女孩正在梳妆打扮,这时有人向她禀报来访者已到,她抱怨道:‘当一个人在anziehend 时却不能让别人看到,真是太遗憾了!’(克勒保罗,1890)”
然而,对于我是否有权把这个诙谐称为无倾向性诙谐(nontendentiousjokes),我仍不能肯定。我再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也不致遭到反对的事例。
我曾应邀出席一次宴会。宴会结束时,端上来一种名叫“Roulard” 的甜点心。制作这种点心,厨师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故一位客人问道:“它是自制的吗?”“呵,是的,”主人答道,它是“home-roulard” [“自制的肉卷”,亦是“地方自治”(homerule)的谐音]。
这一次我们将不去研究该诙谐的技巧;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即兴编出来的笑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开心,而且也使我们大笑不止。和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一样,在这一例子中,听者的快乐感不可能从诙谐的目的或者思想内容中产生;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快乐感与诙谐的技巧联系起来。我们早些时候已描述过的那些诙谐技巧方法——诸如凝缩、移置、间接表征等等——都有一种使听者产生快乐感的能力,尽管现在我们无法看出它们是怎样获得这种能力的。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就获得了阐明诙谐的第二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主张,诙谐的特点取决于其表达方式。假如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第二个论点实际上什么新东西也没告诉我们。它仅仅分离出一个我们前面早就注意到的事实。我们还会记得,在还原诙谐时(亦即,用另一表达方式来取代该诙谐的表达方式,同时谨慎地保留其原意),我们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其诙谐特性,而且也会使其丧失使我们大笑的能力,即丧失带给我们快乐的能力。
现在,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论点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哲学权威们的看法。
那些认为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并且把喜剧放在美学领域里进行探讨的哲学家们,常常通过下述条件来界定一个美学观点: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对象中得到什么或者用它们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对象来满足我们的主要的生命需求,但只要这些对象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只要该观点本身有乐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种乐趣,这种思维模式是纯美学性的。它完全依赖于它自己,其目的也只是它自身而已,而且它也不能实现生活中的其他目的。”(费舍,1889,第20页)[参阅前面第10页以下]
其实,我们根本不想反驳费舍的这种观点。也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他的思想转换成我们的表达方式——不过,我们仍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诙谐活动说成是无所指或无目的的,因为它有在听者身上引起快乐这毋庸置疑的目的。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毫无目的地干任何事情。倘若此
刻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心理结构来达到某种我们必需的满足,我们就会准许它为快乐服务,同时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从其本身的活动中获取快乐。我认为,这正是影响所有审美思维的一个普遍条件。然而,由于我对美学所知甚少,所以我无法详细说明这种理论。不过,至于诙谐,基于前面所注意到的两个事实,我可以断言,无论它是否有思想,都是一种旨在从心理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活动。毋庸置疑,还有其他的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只不过它们或许在从心理活动领域中设法得到快乐这个方面互不相同。抑或它们在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上各有不同。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明确这一点;但我们仍坚持认为,我们已把部分地受节省倾向控制的诙谐技巧和快乐的产生联系起来了。
但是,在我们试图解开诙谐工作的技巧方法是怎样在听者身上产生快乐这个谜之前,我们得先回忆一下这个事实,即为了更简单明了的缘故,我们一直都把倾向性诙谐完全置于一边了。不过,我们还是得把诙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诙谐是如何为其目的服务的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首先,经过观察,我们已得知,在研究诙谐乐趣的起源时,我们再也不能把倾向性诙谐束之高阁了。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效果通常是温和型的;一般地说它在听者身上所取得的全部效果,也只是一种明显的满足感和一阵淡淡的笑声。从几个适当的例子中,我们就已看出,这种效果的一部分可能是由诙谐的思想内容而引起的。倾向性诙谐常常能使人忍俊不禁,而无倾向性的诙谐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由于这两种诙谐的技巧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其目的的缘故,倾向性诙谐必须有快乐的根源供其使用,而单纯性诙谐则得不到这种根源。
现在来评述诙谐的目的就是轻而易举的了。假如诙谐本身不是一种目的一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单纯性诙谐,那么,它就仅仅为两种本身可以归纳为一类的目的服务。它要么是(服务于攻击、讽刺或者防御的)敌意诙谐(hostilejoke),要么是(服务于显示性欲的)淫秽诙谐(obscencejoke)。不过,我们必须事先重申一下,诙谐的技巧种类一不论它是言语诙谐,还是概念诙谐——都与这两种目的无关。
与此相比,要说明诙谐是如何为这两种目的服务这个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这项研究中,我想首先论述裸露诙谐(exposingjokes)而不是敌意诙谐。的确,极少有人认为裸露诙谐值得研究,仿佛人们对裸露诙谐本身的反感情绪已经转移到了对其进行讨论这方面来了。但我们决不允许自己因此而张皇失措,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接触到一个边缘诙谐的例子,它有可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我们都知道“猥亵语”(smut)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通过言语有意识地突出性事实和性关系。然而,这个定义和别的定义一样也并不令人满意。尽管有了这个定义后,一次关于性器官解剖学或生殖生理学(physiologyofprocreation)的演讲就根本无须与猥亵语联系起来了。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更有关的事实,即猥亵语常常是针对这样一个人的,他对别人有性刺激,听了这些猥亵语后,人们预料,他就能意识到说话人的性兴奋,与此同时,自己也产生了性兴奋。另一个听到淫言秽语的人也许不会产生性兴奋,其反应可能是羞涩抑或难堪。这种现象只不过是反对这种兴奋的一种反应,也是对这种刺激的一种间接承诺。其实,猥亵语起初是针对女性的,类似于试图勾引。倘若男人们中有一个喜欢说或听淫语,这种由于社会抑制而不能实现的原始环境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听了猥亵语就发笑的人,其笑声仿佛表明他就是性攻击活动的旁观者。
组成猥亵语内容的性题材不仅包含了男女各自特有的东西,而且也包括了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东西,它还和引起羞涩的一切事物有联系一就是说,它甚至还包括整个排泄领域。然而,这是与厕所想象有关的儿童时代的性领域。故可以说,在这种想象中,性欲的东西与排泄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毫无差别。 在神经症心理学(psychologyofneuroses)的整个领域内,性欲仍把排泄包括在内。从老年人和婴儿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淫语就像是它所针对的那个异性的裸露状态。通过说出那些猥亵话,被攻击者被迫想象出这些话中所谈到的那部分肉体或性行为的某个程序,并向她表明,攻击者本人也在想象着同样的事。毋庸置疑,想亲眼看见所显示出来的性的东西而产生的那种乐趣正是淫语的原始动机。
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些基本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问题。想看看男女特有的暴露在外的性器官,正是我们力比多的原始成分之一。这种力比多本身可能早已取代了早些时候的某个欲望,并且又恢复了在设想中去接触性器官的那个原始欲望。在这里,像经常发生的一样,这种想看见的欲望已取代了想接触的欲望。 我们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看和触的力比多都以两种形式存在着:主动的和被动的,雄性的和雌性的;并且根据性欲特征所占的优势比例,总有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在少儿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自我暴露的癖好。如果这种癖好没有被消灭或压制在萌芽之中,它就会发展成一种裸露癖(exhibitionism),一种在男人们中常见的性变态行为。女人身上被动的裸露癖常常被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羞怯反应掩饰着。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女人们的穿着打扮上看出这种裸露癖的痕迹。至于灵活多变的习俗及环境是如何允许女人们仍旧保留着那一点裸露癖这个问题,我只需做点暗示即可。
男人身上的裸露趋向,大多是作为力比多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着的,而且它还用来引起性行为。假如这种冲动在第一次与女人接触时就想表现出来,那么它就必须通过说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向女人表白自己;其二,通过说话所唤起的那种想象,能够使女性置于一种与自己相对应的兴奋状态中,同时也能唤醒女性身上那种被动的裸露欲。虽然这种求爱语言还不是猥亵的,但却可以发展成为猥亵语。倘若女人很快表示愿意,淫秽语言的寿命就很短暂;因为它很快就被性行为所取代。相反,如果女人表现的不是这种快速顺从而是防御反应,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引起性兴奋的言语就变成了作为它自身目的的猥亵语。由于受到阻挡的性攻击不能付诸行动,所以它就只能停留在性兴奋的召唤阶段,并从女人身上的性兴奋表示中获得快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种攻击性和别的任何受到阻碍的性冲动一样无疑都在改变着自己的特性。它变得明显地带有敌意和残酷,同时竭尽全力用性本能的那些施虐狂(sadism)成分来反对这种障碍。
因此,女人的不顺从就构成了猥亵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诚然,这种不屈服似乎仅仅意味着稍微延迟,却并不表明进一步的努力会徒劳无益。对女人来说,这种抵抗的理想环境就是同时有另一个男人——一个第三者——在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表现出即刻顺从。因此,这个第三者很快就成了猥亵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一开始,女人的存在就是不容忽视的,在乡下人中或在比较简陋的客栈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女招待或女掌柜一出现,猥亵语就源源不断。只有在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场合,才会出现正好相反的情况,在这种场合,女人一出现,男人们的猥亵谈话就会戛然而止。而他们则往往保留那种他们认为会使女人脸红的谈话,直到他们“孤居独处”时为止。所以,旁观者,亦即现在的听者就渐渐取代了作为猥亵对象的女人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个变化,我们很快就可以猜测出诙谐的特征了。
从这个观点起,我们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到两个因素上:第一,第三者,即听者所起的作用。第二,限制猥亵语题材的条件。
一般说来,倾向性诙谐需要三个人在场:除了诙谐的制作者外,还必须有充当敌意或性攻击对象的第二者和使产生快乐这一诙谐目的得以实现的第三者。我们以后会研究这种事态的更深层次的理由的;不过,目前我们必须先定位这样一个事实,即因某一诙谐而发笑并能欣赏其快乐效果的不是该诙谐的创造者,而是那个无所事事的听者。在讲猥亵语的情况下,三人处在相同的关系中。因此,其发展过程可以表述为:一旦第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力比多冲动由于该女人的不顺从受到阻碍,他便立即对这第二个人产生一种敌意态度,同时,他把最初介入的第三者当成他的同盟。通过第一个人的淫言秽语,该女人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第三者面前。而现在作为听者的第三者,由于自己的力比多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满足,而被第一个人收买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普通人中这种猥亵交流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并能确定无疑地引起他们快乐的心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有倾向性诙谐的特点的复杂程序中,没有任何概括诙谐特征的正式要求是由猥亵本身所构成,赤裸裸的猥亵语的说出既给第一个人带来了快乐,又使第三者开怀大笑。
只有当我们进入一个由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社会时,诙谐的正规化条件才会起作用。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淫言秽语才会变成诙谐,而且也只有当它具有诙谐的特点时,它才能为社会所容忍。它最常使用的技巧是隐喻——即通过某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某个无关的东西来取代,这样就能够使听者在想象中重建一幅完美而直观的淫秽图像。以淫秽语的形式直接提供的东西和它在听者头脑中势必引起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越大,这个诙谐就越精彩,而且它为上流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使用粗俗的抑或优雅的隐喻外,具有诙谐特点的猥亵语也使用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的所有其他方法,这一点极易用事例加以证明。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诙谐在为其目的服务时的所作所为了。尽管障碍重重,但诙谐还是有可能让一种本能(无论是淫秽的,还是敌意的)得到满足。它们设法绕过这种障碍,而且以那种方式从该障碍一直无法涉及到的根源中诱导出快乐。这种挡道的障碍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女人所受到的那种更高级的教育及良好的教养。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和教养相应地使她无法忍受赤裸裸的性行为。一开始就在想象中出现的女人后来仍被认为就在眼前,或者说她对男人所起的威胁作用的影响甚至在她不在场时依然存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有教养的男人是怎样受到一群地位低下的姑娘们的引诱,从而把淫秽诙谐变成了露骨的淫词秽语。
我们常常把那种使女人,同时在较小程度上也使男人很难抑或不可能欣赏赤裸裸的淫秽的那种力量称为“压抑”;同时我们还从这种压抑中认识到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严重的病例中,这一心理过程总是使所有的冲动情结(complexesofimpulses)及其派生物都远离意识,阻止意识的产生,结果成为我们常说的引起精神神经症的主要因素。我们相信,文明和较高的教育对压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一种遗传天性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组织也经历了某种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曾经觉得令人愉快的东西,现在却变得无法忍受了,而且它还遭到了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的拒绝。但是,由于文明的压抑活动的影响,许多原始的乐趣都被稽查作用抛弃了,并且永远丧失了。但对于人的精神来说,要摒弃所有这些乐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发现,倾向性诙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废除摒弃行为、并使我们重新得到那些已经丧失了的乐趣的手段。当我们因一则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时,我们所笑的东西与那些无教养的人听到一个粗俗淫秽的笑话而笑的东西完全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快乐的根源完全一样。然而,这种粗俗的猥亵语不能使我们发笑,相反,它会使我们感到难堪,抑或令我们作呕。只有在诙谐的帮助下,我们才会发笑。
这样,我们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的东西[第96页]现在似乎已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与所有的快乐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其技巧的单纯性诙谐相比,有倾向性的诙谐更能通达其他各种快乐根源。我们还可重申,凭直觉,我们根本不可能区分在倾向性诙谐中,哪一部分快乐来自其技巧,哪一部分来自其目的。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在所有淫秽诙谐里,我们常常会做出对某些诙谐的“好处”大加赞赏的错误判断,而诙谐的优劣与否则常常取决于正常的决定因素。其实,这些诙谐的技巧通常都很拙劣,但是它们引人发笑的作用却非常巨大。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诙谐在服务于敌意目的时所起的作用是否与此相同。
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代起,如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起,我们对自己同类的敌意冲动就像我们的性冲动一样,一直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和同样与日俱增的压抑。然而,我们尚未进步到能够爱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尚未进步到右脸挨打后又把左脸伸过去的程度。此外,所有限制主动仇恨的道德规范至今都清楚地说明,它们本来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氏族社会而制定的。只要我们仍认为自己是某个族类的成员,那么在与外来民族接触时,我们就会准许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忘掉这些限制。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我们在控制敌意冲动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利希腾贝格在讲下面这句话时措词极为严厉,他说,“在现在人们说‘请原谅’的场合里,过去人们都要给对方一个耳光。”法律所不容许的野蛮的敌意已为口头谩骂所取代;同时对人类种种冲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更好地了解——通过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解一切,原谅一切”——越来越剥夺了对妨碍我们行为的同伴感到气愤、愤慨的能力。在儿童时代,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的遗传气质,但后来高级的个人文明教育我们说骂人是可耻的;甚至在格斗仍然允许的场合里,那些可以用作格斗的种种手段亦明显地受到了限制。既然我们不得不放弃用行动来表达敌意——受到其兴趣旨在保护人安全的冷漠的第三者的阻碍——恰如性攻击案例中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发展了一种其目的在于把这个第三者争取过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新的谩骂技巧。通过对敌人的蔑视、贬低、鄙视或愚弄,我们借助于第三者,即那位没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极大乐趣的旁观者的捧腹大笑,直接从我们敌人的失败中获得了乐趣。
接下来我们准备弄清楚诙谐在敌意的攻击性中所起的作用。诙谐允许我们使用那些由于重重阻碍我们公开或有意地说出来的东西,而使我们的敌人滑稽可笑。换言之,诙谐会规避种种限制并开放那些变得难以企及的快乐资源。此外,听者由于得到极大的快乐而毫不犹豫地袒护我们。恰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如果单纯性诙谐迷住了我们的心窍,我们就会过高地估计那句以诙谐形式表达出来的话的要旨。“随我欢心,偏袒其笑”,这个德国成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前一章里N先生的诙谐,其性质全都是侮辱性的。N先生似乎想要大声疾呼:“农业部长本人就是头公牛!”“别跟我提起×××!他虚荣心极强!”“我所读过的文章没有比这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拿破仑在奥地利’更枯燥乏味的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不可能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便求助于诙谐,诙谐保证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欣然接受。但假使作者用的是一种非诙谐的方式,那么尽管他讲的是真理,听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那个关于“红头发傻小子”的诙谐是极有启发意义的诙谐,也许称得上是所有诙谐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诙谐。但该诙谐中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纵声大笑,并使我们的兴趣从这样做是否会对这位可怜的作者太不公平这个问题上转移开去?当然就是诙谐形式——亦即这个诙谐本身;但是听了这个诙谐后,我们又为何而笑?毫无疑问,我们是笑那个被介绍给我们的“红头发傻小子”,特别是笑他长着一头红发。诚然,有教养的人早已改掉了取笑他人生理缺陷的毛病,况且他们也并不把长着一头红发看成是可笑的生理缺陷。但是毫无疑问,学校男生及普通人仍这样认为——甚至市政和国会代表中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N先生用最巧妙的方式,使成年人和对生理缺陷很敏感的人都能像男学生一样取笑历史学家X先生的红头发。当然,这并非N先生的本意;但令人怀疑的是,开玩笑的人是否一定要知道他所开玩笑的确切意图。
倘若在这些事例中,诙谐帮助避开了的那个攻击性的障碍是一种内部障碍一种对辱骂的审美抵抗——在其他事例中,这种障碍就有可能是外部障碍。下述事例的情形就是如此。殿下问那个酷似自己的陌生人:“你母亲曾在王宫里干过活儿吗?”他的确得到了一个机敏的回答:“没有,但我父亲在那里干过。”这样回答,被问者肯定会击败这个胆敢用隐喻来卑鄙地暗示他所爱戴的母亲的轻浮发问者。但这个无礼的人是殿下,他不仅不会被击败,甚至也不会感到耻辱,除非某个人想豁出命来进行报复。相反,如果不这样回答,陌生人就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侮辱。但幸运的是,诙谐给他指出了报复这种侮辱而又不危及个人安全的方法,即采用“统一性”这种技巧,把该隐喻反过来用在攻击者身上。此例中的诙谐印象完全是由其目的决定的。所以在这个诙谐的反击的作用下,我们往往会忘记攻击者所提的问题本身就具备了那种使用隐喻技巧的诙谐的特点。
通过外部环境来阻止谩骂或侮辱性的反驳,这种情况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特别喜欢用倾向性诙谐来攻击抑或批评那些自称为权威的显贵们。因此,诙谐便代表着对这种权威的反叛并逃避其压力的手段。同时,这个因素也具有漫画的魅力:即使它十分蹩脚,我们也会因它而笑,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认为反叛权威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美德。
假如我们记住了这个事实,即倾向性诙谐非常适合于攻击那些常常有内部抑制和外部环境保护他们不受直接诋毁的头头们及有尊严、有势力的达官显贵们,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的印象,似乎某些类型的诙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我现在指的就是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其中有几个我们在研究概念诙谐的种种技巧时已经谈过了。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比如在下述事例中:“她还很聋呢!”和“谁会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介绍人就被当做头脑简单和粗心大意的人而备受嘲笑。他们完全变成了喜剧人物,因为正如例子中所表明的那样,事情的真相从他们的嘴里自动地跑了出来。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倾向性诙谐的性质,以及这些故事所带给我们的极大乐趣,与这些诙谐所嘲笑的那些人的悲惨境遇相符合吗?它们是诙谐的劲敌吗?为了抨击某些更重要的东西,诙谐就把婚姻介绍人摆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这难道不是正如谚语所说的,意在赶骡,却把鞭子抽在鞍垫上吗?要想否认这种观点的确是不可能的。
虽然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趣闻轶事的阐释还可以继续下去,但在我看来,继续下去却毫无必要。只要把这些轶事当做Schwanke[滑稽故事]来看待,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也就能够否认它们的诙谐特征了。不过,这些诙谐也可能具有这种主观决定因素。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以后还要对此加以研究[第五章]。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才是诙谐。我认为是诙谐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只不过是滑稽故事而已。但假使一个诙谐允许这种怀疑,其原因只可能是它有一个幌子(facade),在我们的例子中正好就是那个滑稽的幌子。在这个幌子下,有的人会满足于一瞥,而另一个人则试图明察秋毫。而且,我们还隐约觉得,此幌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研究者眼花缭乱,因此这些故事里肯定还有一些隐秘的东西。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这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全是诙谐的话,那么它们肯定就是比较好的诙谐,因为在幌子的影响下,它们不仅能够隐瞒住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能隐瞒住某些想说而又不准许说的话。但是,对这些轶事的进一步阐释不仅会暴露出那些隐蔽部分,而且还会揭露出这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正是倾向性诙谐,所以,对它们的进一步阐释将如下述:任何由于疏忽而失口说出事实真相的人,事实上都很乐意把自己从这种因假话而造成的思想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正确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学洞见。假如心里不愿意,没有人会允许自己被在这些情况下使真相原形毕露的自动现象所征服。 这样一来,婚姻介绍人就从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转化成了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因为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就把事实的最后一点真相大声讲了出来,所以他最终卸下了那个因说谎话而背上的思想包袱,此刻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因此,他一旦看到大势已去,即这位未来的新娘不会令这位年轻人满意,他马上高兴地把年轻人不曾注意的这位姑娘的另一个缺点兜售出来。也可以说,为了对聘用他的人表示轻蔑,他就趁机提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一细节问题的理由:“我问你——谁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现在,该故事中所有的嘲笑奚落都逆转到该处几乎没有提及的姑娘的父母身上去了。他们认为为了给女儿找个丈夫,这种欺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同时它还暗示着那些靠这种手段结婚的姑娘们的不幸处境,也影射着以此方式订婚的一种不光彩的行为。而借介绍人之口来表达这种批评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最熟悉这些谩骂;但他又绝对不能把这些谩骂大声说出来,因为他的生活还得靠这些人来维持呢。在产生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故事的大众心理(popularmind)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冲突;因为它明白,由于某些撮合婚姻的方法,神圣的姻缘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研究诙谐的技巧时所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在诙谐中,胡说常常取代了诙谐背后那种思想上的嘲弄和批评。(在这方面,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碰巧与梦的工作所起的作用雷同。)而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里的嘲弄和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在前面的例子中充当替罪羊的婚姻介绍人的。它们是通过另一类诙谐来说明的,相反,其中的婚姻介绍人被描述成了一位能言善辩的上层人物,其实,这些嘲弄与批评都是一些打着逻辑幌子而不是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它们是诡辩的概念诙谐。在其中的一个诙谐里,介绍人通过说明新娘的跛足至少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来搪塞她的缺陷,进而狡辩说,娶另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将永远处于可能摔断一条腿的危险之中,接踵而来的是疾病、痛苦和医疗费。如果娶了这个已经跛了脚的女人,就可以避免所有这一切麻烦。在另一个轶事里,介绍人机敏到能用极为合理的证据来反驳求婚者对新娘的全部异议,只有在谈到新娘的最后一个缺点——驼背——这个叫他无法辩驳的缺点时,他才辩解说:“可你还想要什么呢?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点
吗?”似乎求婚者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异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要挑出这两个例子中论据的弱点其实并不难,而且我们在研究其技巧时已经这样做了。但现在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倘若介绍人说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是很合乎逻辑的,但经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种表面上合乎逻辑其实只是一种伪装而已。这时,诙谐中的事实真相就必定会使人判定介绍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种思想不敢冒昧地以严肃的口吻宣布介绍人是对的,于是就以诙谐这种外表取而代之。但是,正如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俏皮话往往暴露出它的严肃性。如果我们假定,所有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轶事实际上都指的是它们所主张的东西,即使在这些主张是故意错误地诱导出来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会出差错了。正是为了隐蔽地表现事实真相而使用诡辩法,才使它获得了诙谐的特征。因此,这种诙谐主要取决于其目的。这两个趣闻轶事想表明的是,当求婚者如此孜孜不倦地搜集新娘的那些转瞬即逝的优点,而同时却忘记了他必须准备娶一个有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人做妻子时,实际上他就把自己搞得十分可笑了。而另一方面,那种可以与一个多少有点美中不足的女人凑合结婚的美德——互相爱慕和为了爱情而全然不顾——在整个轶事中根本没有提及。
在这些介绍人都恰如其分地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的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求婚者的嘲笑,这一点在别的例子中描述得更为清楚。这些故事越简单,它们所包含的技巧就越少;也可以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边缘诙谐的事例。由于其技巧的缘故,它们除了都构建了一个诙谐的幌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不过,由于它们的目的相同,也由于它们都隐藏在幌子之后,这样它们已产生了诙谐所能产生的全部作用。此外,技巧方法的不足也已清楚地阐明:“如果这些诙谐不想使其作用受到影响,它们就得使用这种与诙谐技巧类似的‘行话’(dialect)这一因素。”
下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凭借着倾向性诙谐的全部力量,抹掉了那种技巧上的全部痕迹。婚姻介绍人问:“你对你的新娘有何要求?”——回答是:“她必须漂亮,必须有钱,而且还得有教养。”“好极了,”——介绍人回答说,“但我认为你的要求须由三个介绍人来满足。”在此,这种斥责不再作为一个诙谐而体现出|来,而是直接指向求婚者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过的事例中,伪装的攻击一直都是针对着这些人的——在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诙谐里,它所针对的是与安排婚姻有关的所有各方——新郎、新娘及其父母。但诙谐的攻击对象同样可能是机构、能够操纵这些机构、道德或宗教教义以及人生观的人。这些人如此受人尊重,以至于仅有在诙谐的面具及掩藏诙谐真相的条件下才会遭到拒绝。尽管这些倾向性诙谐所表现的主题可能极少,但其形式和外表(envelope)却多种多样。我相信,我们将会很恰当地给这类倾向性诙谐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但只有等到我们分析了几个这种例子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取什么名字最为恰当。
我想起了那个吃“鲑鱼炒蛋黄”而又一文不名的美食家[第49页以下]和那个经常喝酒的教书匠的故事[第52页]。现在,我将继续阐释这些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是诡辩的移置式诙谐(sophisticaldisplacementjokes)。我们后来才知道,如果这个故事的幌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想活动就会严肃地宣布“那个人是对的”,可是,由于一个相反的矛盾,这种思想却不敢宣布这一事实,除了在那个极容易证明他是错误的这一点以外。所选择的这个“点”正是在他的正误之间的一种适当的妥协;的确,这种选择不是一种结论,但它与我们身上的冲突相符。这两个趣闻轶事都是谈论吃喝的。它们说:“是的,那个人是对的。人生在世,没有比享乐更重要的了,但一个人怎样享乐,却或多或少地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骤然一听,这种说法极不道德,而且也的确如此。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与主张生活无常和赤裸裸地摒弃道德的诗人们的“及时行乐”并无多大区别。假如我们对“鲑鱼炒蛋黄”这个诙谐中的那个人是对的这种想法感到反感,那也只是因为这种享乐是最低级的,在我们看来,不享受这种乐趣似乎也是过得去的。而事实真相正是通过这种看法才得以说明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刻,即一方面承认这种生活哲理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斥责我们的道德规范只知道向我们索取却不偿还给我们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不再相信来世的承诺,亦即,不再相信以前所抛弃的东西在来世都将得到满意的报偿——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把抛弃看做信仰的标志,那也还是会有极少数虔诚的信徒的——所以,“及时行乐”就成了一条严肃的劝诫。我将非常高兴地推迟享受那些使人满意的东西:但我怎能知道我明天是否仍活在这个世上呢?“Didoman ’ nonc ’ ecertezza。”
我非常乐意宣布放弃所有为社会所禁止的满足方式,但我能肯定社会为我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即使在延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来报偿我的摒弃吗?诙谐窃窃私语说的话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与严厉而又无情的道德一样,人类的希望和愿望有权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用既具说服力又能鼓舞人心的措辞来特别强调,这种道德不过是极少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满足自己愿望的、有钱有势的人制定的、一项自私的规章制度。只要医术还不能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只要社会的种种安排还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我们内心反抗道德要求的呼声就永远不可能被镇压下去。每一个诚实的人最终都会承认这一点,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如此。关于这一冲突的结论,只有在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理解道路之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能够与他人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生命的短暂;每个人都不能非法地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应当使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只有如此多的未满足的需要继续存在,才能产生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但并非所有个人要求都能够以这种方式得以推迟和转移给他人,所以,还没有一个解决这种冲突的确切方法。
现在,我们知道了怎样给我们刚才阐释过的那些诙谐命名了,它们是愤世嫉俗的诙谐(cynicaljokes),而且它们所掩饰的也是愤世嫉俗。在愤世嫉俗的诙谐惯常攻击的种种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更为重要,或者说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受到了道德法规的更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也是婚姻制度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因此,绝大多数愤世嫉俗的诙谐都是针对它的。这类诙谐与性自由一样也没有个人要求,而且文明对任何地方施加的压制都没有对性领域所施加的压制严厉。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种种目的——这便是“卡尼沃尔王子集锦簿里[第78页]提到的一个条目”。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会去乘出租车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该例子中的复杂技巧:它是一个令人困惑而且显然是不可能的明喻。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出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诙谐;更明确地讲,它是一个隐喻(出租车就是公共交通工具);由于其强有力的技巧方法,它还是一个增加了晦涩难懂性的省略。此明喻可以这样理解:男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性色的诱惑。但结果是婚姻却不能满足婚后那种更强烈的欲求。这犹如一个人带着一把伞以使自己不淋雨,然而他还是被雨淋湿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必须四处寻找更好的保护;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寻找为钱卖身的女人。现在,这个诙谐几乎全部被一种愤世嫉俗取代了。人们不敢大声而又公开地讲婚姻不是打算满足男人性欲的一种安排,除非他是一个酷爱真理、热衷改革的克里斯蒂安·马·厄棱费尔似的人物。 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尽管它绕了许多弯子,但还是把这种思想表述出来了。
当蓄意的反抗性批评是针对对象本人时,或更审慎地讲,是针对人们感兴趣的人,即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对像自己的民族)时,就会出现一种对倾向性诙谐特别有利的情况。作为一个决定因素的自我批评的产生,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许多最贴切的诙谐(我们已经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都生长在犹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块土壤上。它们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故事,而且针对的是犹太人的特点。由非犹太人创造的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几乎全都是残忍的滑稽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由于外国人把犹太人看成是滑稽对象,从而使诙谐变得毫无必要。由犹太人自己创造的犹太人的诙谐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既知道自己真正的缺点,也知道缺点与他们的良好素质之间的关系,而且正是对象本人批评的那些东西产生了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这种因素通常很难获得)[参见第140页以下]。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许多别的民族也这么喜欢拿本民族的特征取乐。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选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轶事为例。在这个故事里,那位火车上的犹太人一发现走进他的包厢的新来者是自己的同教者时,就马上摒弃了所有得体的行为举止。我们已经很熟悉,这种轶事证明,某些事情是通过细节进行说明,通过琐碎事情进行表述的。其实,它想要表现那种不承认主仆之分的犹太人的民主思维模式,但不幸的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扰乱了戒律和合作。
另一组特别有趣的诙谐描述的是贫富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主人公是“Schnorrer[乞丐]”和仁爱的户主或男爵。
一天,一位经常在每个星期天到同一家餐厅做客的乞丐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一进门就准备在餐桌旁就座。“这是谁?”主人问道。“他上周就成了我的女婿,”乞丐回答道,“同时我已答应供他一年的伙食。”
这些故事的目的往往是相同的;而在下面这个故事中,目的表现得最清楚:
“乞丐恳求男爵给他一些钱去奥斯坦德;他的医生曾建议他洗海水浴来治病。男爵认为奥斯坦德是一个特别费钱的去处;而换一个便宜一点的地方照样能治他的病。但这个乞丐竟用下面的话拒绝了这个建议:‘男爵先生,为了我的健康,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太费钱的东西。’这是一个绝妙的移置式诙谐,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类诙谐的典范。 显然男爵是想省钱,而乞丐对男爵的回敬仿佛男爵的钱就是他自己的钱似的,因而他认为,与自己的健康相比,男爵的钱就是次要的了。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因这个无理要求而捧腹大笑。但这些诙谐几乎都有一个使人产生误解的假面具,隐藏在其背后的事实真相是,按照犹太人的神圣法令,这个想把男爵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的乞丐,实际上完全有权犯这样的错误。由这个诙谐引起的愤慨理所当然就指向了那个连虔诚的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法律了。”
另一则轶事是:
“在一个有钱人家的楼梯间,一个正上楼的乞丐遇到了一个同行,后者劝他不要再往前走。‘今天别上去了’,这位同行说,‘男爵今天情绪不好,至多只会给每个人一弗罗林。’——‘我还是要上去,’第一个乞丐回答说,‘为什么我该给他一弗罗林呢?他给了我什么东西吗?’”
这个诙谐运用了荒谬技巧,因为它让这个乞丐声称,正当他准备向男爵索取赠品时,男爵却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不过,这种荒谬只是表面上的,这位有钱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法律强制他给乞丐布施,而且严格说来,他应该感谢这个乞丐为他提供了一个行善的机会。可见,普通的中产阶级关于善举的观点和宗教关于它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下面这个故事则是公开反对宗教观点的:由于深深地被一乞丐的悲惨遭遇所打动,男爵只好按铃叫仆人:“把他给我撵走了!他把我的心伤透了。”其目的的公开暴露又一次构成了一个边缘的诙谐例子。只有把问题放在单个事例中来考虑,最后的这些故事才不同于已不再是诙谐的抱怨:“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做一个有钱的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处,别人的痛苦使他不能享受自己的幸福。”
从技巧上来讲,同样属于边缘诙谐例子的其他故事也证明一种极度悲观的愤世嫉俗。比如:
“一个耳朵背的人找医生看病,医生正确地诊断说:病人可能是因为白兰地喝得太多,所以耳朵聋了。他劝病人戒酒,病人答应遵循医嘱。过了一些时候,医生在街上碰到了他并大声询问他的病情。‘谢谢您,’他答道,‘大夫,您不必这样大声讲话了。我已经戒酒了,所以我能听得很清楚。’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碰面了,这次大夫用一般声调询问他的病情,但注意到病人根本就听不清他的话,‘啊!你在讲什么?’——‘在我看来,你似乎又在喝白兰地了,’大夫贴着病人的耳朵大声喊道,‘这就是你的耳朵又聋的原因。’‘算你说对了,’聋子回答道,‘我又喝上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只要我不喝酒,我就能听
见。但我听到的没有一件比白兰地好。’”从技术上讲,该诙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教训:叙述过程中的方言抑或技巧对引起哄堂大笑是不可或缺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这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不对吗?
正是由于这些悲观的故事不言自明地提到了犹太人各种各样毫无希望解脱的痛苦,所以我必须把它们归人倾向性诙谐一类。
其他诙谐同样具有愤世嫉俗性质,但不仅是关于犹太人的趣闻轶事的,这些诙谐攻击宗教的信条,甚至也攻击对上帝的信仰。其技巧在于把幻想与现实相提并论的错误思维(也可以认为是移置)的那个关于“法学博士的心灵感应”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诙谐或批评性的诙谐。该诙谐的矛头不仅指向奇迹创造者,而且也指向相信奇迹这件事本身。据说,海涅在弥留之际讲了一个亵渎上帝的笑话。当一个好心的牧师提醒他上帝会饶恕他的罪孽并给他希望时,海涅答道:“Biensurqu ’ ilmepardonnera:c ’ estsonm é tier.”(“他当然会饶恕我:那是他的职业。”)这是一个诽谤性的比较(从技术上讲,其价值与隐喻的价值类似),因为职业或行业(m ’ etier)是工人或医生所从事的一并且他只有一种职业。不过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其目的,它想说的不是别的,而是:“当然啰,他会饶恕我的,他就是干那一行的,那就是我请他来的唯一原因(正如人们请大夫或律师一样)。”所以,当这位生命垂危的人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创造了上帝,并且赋予了他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利用他。只是在他湮灭之前,这个假想出来的人(thecreatedbeing)才表明自己就是造物主。
除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种倾向性诙谐——
裸露的或淫秽的诙谐,
攻击的(敌意的)诙谐,
愤世嫉俗的(批评性的、亵渎上帝的)诙谐——
我想再加上第四种、也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其性质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阐明:
“两个犹太人在加利西亚火车站的一列火车上邂逅了。‘你去哪里?’一个人问。‘去克拉科夫,’另一个人回答。‘你真会说谎啊!’第一位生气地叫道。‘如果你说去克拉科夫,实际上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是去莱姆堡。不过,我知道你实际上是要去克拉科夫。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上面这个给人一种过于难以捉摸的印象的精彩故事,显然是用荒谬技巧来表达的。第二个犹太人因说谎而受责备,只是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地——克拉科夫。不过,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强有力的荒谬技巧方法是与另一种技巧即相反表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按照第一个犹太人的无矛盾的说法,第二个犹太人讲实话时就是在说谎,而且是用谎话来说实话。不过,该诙谐更重要的实质应该在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事实真相这个问题。此外,它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同时也在利用我们最普通的概念之一的不肯定性大做文章。倘若我们只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而不考虑我们的听者怎样去理解我们说的话,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或者说这就是诡辩的真相吗?难道事实真相不就在于把听者考虑进来并如实地向他描绘我们的所见所闻吗?我认为这类诙谐完全不同于那些处于特殊地位的其他诙谐。它们所攻击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我们的知识本身,即我们的理论财富之一的这种肯定性。因此,给这类诙谐取名为“怀疑性”(sceptical)诙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在我们讨论各种诙谐的目的过程中,或许我们已经阐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许多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但本章研究的结果和前一章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由诙谐产生的快乐一方面取决于其技巧,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目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诙谐中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根源,在什么共同的观点下面才能联合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