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这里的四篇论文最初以本书副标题为题目，发表于《意象》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上。《意象》是一种在我指导下出版的期刊。这几篇论文是我在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心理学（V ö lkerpsychologie）中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方面所做的最初尝试。因此，它们与冯特（Wilhelm Wundt）所做的广泛详尽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形成对照。因为，在这些研究中，所有的假设和非分析的心理学研究方法，都是围绕上述相同的目的而展开的。另外，它们还可以与精神分析苏黎世学派的一些研究文献形成对照。这一学派致力于运用社会心理学来解决个体心理学的问题。（参见荣格，1912和1913）应该承认，正是依据这两种来源，我获得了撰写这些论文的最初动力。

我深知我的这几项研究难免挂一漏万。对于一项开拓性研究的一些必然特征，我不必赘言。不过，其他方面还需阐述一下。虽然本书所收集的四篇论文旨在引起广大有识之士的兴趣，但是除了对于精神分析学的精髓有所掌握的很少一部分人士以外，这些论文事实上很难被人们所理解和赏识。我力求使它们成为社会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诸学科的学子与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沟通桥梁。然而，它无法给任何一方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既不会给前者足够的有关心理学新方法的启示，也不会使后者更充分地掌握研究材料。能引起双方的注意，并促使他们相信彼此间的不断合作一定会有益于该学科的研究，我便感到满足了。

读者会发现，图腾与塔布（这本小册子正是以此为标题的） 这两大主题并没有得到同等的研究。有关塔布的分析颇为详尽，在力图解决这一问题方面也有足够的把握。有关图腾的研究我们只能说“在阐明图腾这一问题方面，精神分析学目前所能贡献的只有这些”。这一差异源于图腾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这一事实。尽管图腾是以一种消极形式表现出来，并指向另一种主题内容，但是就其心理本质而言，它与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相差无几。“绝对命令”以一种强迫的方式运作并拒绝任何有意识的动机。与之相反，图腾崇拜是一种异于我们感情的东西——一种被作为现实性而久已丢弃并由更新的形式所取代的宗教—社会习俗。它在当今各文明民族的宗教、风俗和习惯中仅残留些微小的痕迹。即使在那些至今仍受其支配的民族中，图腾也早已经受了广泛的改变。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和技术进步对塔布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对图腾的影响。

本书试图通过图腾崇拜的“童年时代”的残迹（即通过它复现于孩子们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迹象），来推论它的本原意义。图腾与塔布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在通往本书所提出的假设方面，又往前跨出了一步。纵然最终这一假设显露出不可能之外象，那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一假设多多少少地在接近那极难重构的现实。

1913年9月于罗马 7kV3Y7xbmwfUK5tkiFU9pTXoE4Pgy2PNTrKYVtl0IwprxsgyEXl7e8ZNCz8eem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