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成为了继任者。经过三年的政治斗争，最终赫鲁晓夫坐稳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在大会上做了旨在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

为了迅速巩固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在当政之后随即放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铁腕作风，转而向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官僚集团放权，希望通过权力让渡换得中高层官员对他的支持。各个部委和地区经济计划委员会因此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多到超出了苏联体制的承受能力。这种明显带有短期目的色彩的权力让渡，使得苏联的政治生态在横向和纵向都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各部委手中更多的权力不但增加了他们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也让他们在处理利益平衡的时候可以有机会把局部利益摆在首位——前面说到过，苏联的经济体制对于领导层的问题“容错率”非常低。

相比而言，面向地方政府的权力让渡所产生的隐患更为深远。赫鲁晓夫似乎忽略了一个俄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千百年来俄国同样浸淫在“城邦文化”之中——简单地讲，在欧洲人们认同感最强的是自己所处的城邦，而不是国家。因此在各个欧洲国家，地方政权对于中央政府的忠诚度都始终是个大问题，说的再直白点，只要是欧洲国家，理论上就存在分裂的隐患，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英国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等。早在伊凡雷帝时代，俄国政府就制定了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1550号法令》，但即便是伊凡雷帝，面对地方势力和官僚集团时最终也不得不选择妥协——自立国以来，“反分裂”其实就是沙俄帝国政治生态中一个长期的主题。

更要命的是，苏联之所以能称之为“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于除了俄罗斯之外，在她的西部和南部还存在着14个加盟共和国，而这14个加盟共和国在行政上并入俄国疆域不过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有的甚至不超过百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面临的地方忠诚度的隐患可能比西欧国家还要明显。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就已经开始丧失对俄国基层的实际控制力，从那时开始，皇权陨落就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样，在我看来苏联解体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俄国历史巨大的惯性在其中依旧起着极大的作用。

斯大林凭借个人权威，以铁腕集权的方式不断地加固着这个国家的“统一骨架”，这在俄国的历史上其实是常态，但凡是强势的沙皇，都会如此操作。

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他对这个国家的“加固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凝固”，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张又使得一切回到了原点。大面积放权导致各个地区政府变得如同中国周朝时的封国，地方利益被放到了首位。

苏联的石油工业自然也受到了波及：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得管理趋于混乱，新领导为了树立威信会成立新的部门，而一旦个人失势，其部门也会跟着被边缘化乃至直接被撤掉，而刚刚制定好的计划，也会因此推倒重来。苏联高层对基层的利益让渡同样产生了出人意料的问题。当时，一线部门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并且可以分得比例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缺乏监督，一线生产始终处于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在石油开采中他们往往倾向于弃难从易，因为深层油田的投入大产出小，虽然长期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却不符合一线的短期利益。

虽然如此，但终归要承认一点：在斯大林之后，苏联的国势在巨大的惯性之下依旧在往上走，“数量”只要庞大到一定程度，“质量”上的问题就会被稀释掉。在这段时期，苏联的石油产量始终在稳步增加，从远东地区到莫斯科等工业城市，苏联的燃油管道新增加了2万公里。第二巴库在赫鲁晓夫时代也从纸面规划变成了现实。在这段时期，人们还发现天然气的价值。在最初的时候，天然气一直被视为石油开采中的副产品，在开采中被白白的烧掉。在苏联的“七七计划”期间 ，天然气成为继石油之后苏联又一大能源产品。 OYkoJwVKhtdGKfQg936kTNFMqyoEP0qsdPS/4shzGRHpLvitn+S/KZ1pTG0YfA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