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国政府制定的《全俄电气化计划》的能源开采规划部分，石油只占到10%~11%的比例，远远低于煤炭——这份计划事实上就是未来俄国工业体系的远景规划，石油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和列宁此前的重视程度显然不成比例，而且在以油代煤成为大趋势的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发展规划早已严重脱离了时代。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可思议的局面，究其根源，其实完全是“人”的问题。

前苏联的经济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源，内核都是一样，即以国家行政力量来直接主导经济的运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市场调节，说白了就是一种“撞了南墙才回头”的模式，这其中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而在当时，苏联模式恰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在分配领域，苏联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基层劳动者的权益，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共运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对西方国家处于攻势；而在发展规划上，苏联模式更适于建立长远规划，因为主导经济运行的是行政指令，而不是短期账面收益，很多潜力巨大但短期见不到的投资，都需要依靠这种模式来推动。

苏联这套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它的优势一样，同样表现得异常明显：在这套体制中，由官僚组成的行政力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如基督教的上帝一样——可以主宰一切。而对于“上帝”的错误，苏式体制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也可以这么说，苏联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不在体制本身，而在于“人”。人有信仰，有道德，但同样有利益、有私欲……

苏共是一支非常纯粹的工人政党，而在俄国的工人构成中，权重排第一位的是钢铁工人，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煤炭工人——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煤和铁，自然这两个领域的从业者数量是最多的。

当“权利”和“权力”纠缠在一起后，很多事情就不再是应该不应该那么简单了。苏共高层在当时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展石油产业必然会压缩煤炭产业，这会影响到煤炭行业从业者的利益——1923年苏维埃政权最动荡的时候，各行各业中罢工次数最多的就是煤炭工人，当年一年罢工达155次，共计77189人次参加。有句话叫“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

此外，很多苏共官员也都是来自革命时期的煤炭工人领袖——既然煤炭工人数量第二，按比例算出身于此的官员数量自然也不会少，领袖都出身于煤炭行业，其地位也就排在了石油前面；当时如果煤炭行业的权重下降，就意味着会有一批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亲信的实际权力可能因此削弱。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高层最终选择了把出身于煤炭行业的斯达汉诺夫树立为当时工业建设的偶像；而同样的道理，中国在工业大发展时期，树立的典范则是石油铁人王进喜。

与煤炭行业相比，当时苏联的石油产业工人数量要少得多，除规模不对等的问题外，石油开采原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在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通常只有煤炭的1/4，而且他们工作的油田都分布在远离莫斯科的高加索地区，因此对苏共高层的影响力显然要小得多。在这种局面下，即便是列宁和斯大林，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通常人们对于政治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认为政治强人是无所不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能掌握更多的主导权，但绝非全部。

在这种重煤轻油的政治利益格局下，苏联政府曾做出了一些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决策：1930年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曾经做出一个决策，要大力发展煤化油产业，最终的目标是50%的液态燃料从煤炭中获得——煤化油技术来自19世纪初的德国，由于德国本土没有石油分布，所以以此来作为替代手段。对于蕴藏有大量石油的苏联而言，这显然是多此一举。更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德国本土生产煤化油的成本是从墨西哥购买石油的45倍。除非是在战时物资极端匮乏的环境下，否则这个技术很难在生产领域大规模推广。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新的发展规划被制定了出来。和列宁一样，斯大林对未来的能源格局有着清醒的认识。1927年苏共十五会议期间，虽然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要进行农业集体化，但斯大林在会议中还是特别强调：“谁在石油工业中拥有优势，谁就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主动。”但是，以油代煤依旧进展缓慢——即便是斯大林，也无法杜绝苏共干部的官僚主义。 46t/egXt+aigp/5ECm9uqAf/n5//N8wp2YwBjYRVD0GQReTkKCUZDLXW6u59t8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