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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交态势由极佳转入到了隐患重重，而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对苏联而言，我们既可以说这是它的一个转机，也可以说是灾难的开始，那就是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欧洲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国家。而在几次中东战争中，西方世界对以色列的偏袒最终激怒了阿拉伯人，1973年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开始限产，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这样一来由于产量的大幅减少，国际油价开始迅速上升，由此直接造成了整个西方国家经济一片低迷，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大幅增高的现象。
而在同一时期，苏联也遇到了麻烦。苏联的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曾经拿出372.2吨的黄金储备用于粮食进口
。另一方面，在70年代干部腐败、特权化、脱离群众等现象已经一点一点地在侵蚀苏共的根基，而其高层既没有力量也没有主观意愿改变这种状况。此时的苏联，在国力上如日中天，可在国内凝聚力上却早已不再是那个打赢卫国战争的国家。如果此时再出现粮食问题，导致老百姓生活水准大幅下降，那么极可能在苏共高层再次引爆一场政治危机。
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国内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从美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大量进口粮食，而要和西方做生意，你手里又必须得有美元。70年代的石油危机正好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个机会，苏联握有大量的石油，而油价在此时又开始上涨：在高油价所制造出的短期利益驱使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问题完全被苏共高层忽略掉了，他们想到的不是在政治博弈中靠石油来瓦解美欧联盟，而是纯粹把西欧国家当做自己石油出口的客户。原本苏联在这次石油危机中可以获得很多政治上的筹码，结果基于经济利益，政治被通通简化掉了，只要经济上可以合作，政治上一切都可以谈。
如此一来，原本的机会变成了苏联人吞到肚子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其标志就是1975年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乱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一协定的签署。协定中包括大量“尊重人权”、“尊重学术探讨”之类的条款。苏联政府非常草率地签署了这个协定，其实也就等于将“民主”、“人权”这些词汇的定义权一下子交到了西方人手中。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在政治语境中说的最多的词是“自由”，“民主”这个词是极少出现的，因此当时关于“民主”的解释权完全由社会主义阵营所掌握。而在《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苏联在舆论上等于完全接受了对方的标准，“民主”糊里糊涂地就成了西方社会的专利，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就变成了所谓的“独裁政权”。
不仅在话语权上攻守易势，在签订协议后，苏联在很多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政策方面同样做了许多无原则的让步。借此机会，很多明显带有间谍性质的组织打着NGO的旗号大量进入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为了体现对“人权和文化交流的尊重”，这些西方团体的成员在进入苏联的时候，海关甚至连他们的行李都没有进行过安检。大量的反共宣传品借助这个途径被夹带进入苏联，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民间四处散播。苏联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异见人士”的手稿等同样通过这些组织被带出苏联，直接交给了北约司令部。
曾任英国保守党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彼得·杨回忆说：“我被派去同一个名叫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作家接头，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设法将他最新手稿的缩微胶卷带出，在西方出版。……那天深夜，我偷偷溜出莫斯科的旅馆，前往郊区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公寓。拿到缩微胶卷后，我把它绑在肚子上。就这样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继续我的旅行，直到把它安全带出。”这种技术含量并不怎么高的间谍手段显然无法逃过克格勃的眼睛，很快众多“留学生”就被克格勃所抓获，但是碍于当时的环境，最终也只能将他们驱逐出境了事。而这一举动反倒被NTS组织进一步利用，他们在西方媒体上抨击苏联违背《赫尔辛基协定》，并借此展开了又一轮“人权”攻势宣传。在苏共形象已经大不如前的情况下，这种攻势在苏联内部可以拉到很多支持者。
除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让步之外，在军事上苏联对西方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1981年美苏开始了“中导谈判”。这个谈判中要限制的，恰恰是苏联原本占有优势的中、短程导弹。在1986年《中导条约》最终签署之后，苏联应销毁的导弹数量为1752枚，美国应销毁的导弹则只有859枚，而且美国占有优势的海基巡航导弹根本不在限制之内。显然这又是一个不平等的让步。
总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让步，这种让步是在对手处于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做出的，而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其实就是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石油贸易，一般来讲，这种战略物资的贸易其实是可以附加大量政治条件、可以作为一张政治牌来打的，可在当时的苏联高层眼中只有短期的经济利益，没有长远的政治卓见，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由此彻底被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