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国外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早，国内的相关理论文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开始陆续增多。治理的概念五花八门，有学者将全球范围内学术界常见的治理概念划分为六个维度，并总结出治理的五种角度；这六个维度分别为作为公司治理的概念、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概念、作为善治的概念、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概念、作为自我组织网络的概念以及作为最小国家的概念；治理的五种角度为来自而非超越政府的制度体系和执行者、明确处理社会经济问题边界和责任的模糊性、明确卷入集体行动中机构间的权利依赖、关于参与者网络的自治以及识别新工具和新能力以解决问题。
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指出，寻求“善治”的政府只需做好“政府擅长的事”。换言之，政府的职能和权力范围是有限的，政府需通过厘清“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来明确“应该做什么”。
但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模式、人类发展模式和发展人权模式话语体系下的善治在善治目标、善治重点、支持者、核心要素、政府作用、市场作用和公民社会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竹立家认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现代化；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现代化，即政府的限权、放权和分权，政府应当合理划分职能边界，正确处理好政府间关系，适当向社会组织让渡权力；依法治国体系现代化是指建立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现代法治体系；民主治理体系现代化表现为让人民参与改革全过程，让改革价值和改革目标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适应；他认为，让人民监督权力，才能实现公权力的公共性，才能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形成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
张贤明认为，制度建构能力、科学发展能力和改革创新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制度构建能力包括发展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以及优化制度体系内部结构；科学发展能力包括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创新能力包括深化改革的能力以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能力。
美国加州大学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教授将政治权力划分为专断性权力与建制性权力，专断性权力反映出国家强制力，决策过程自上而下进行，决策迅速，但国家和社会之前缺乏互动；建制性权力强调决策过程中的社会协商，决策需尽可能征得社会同意以寻求社会支持。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就是提升国家的建制性权力。
在衡量国家治理能力方面，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提出有效国家治理的八项举措，包括保证公民参与、落实法治、强调公共决策的共识导向、实现所有公民的政治平等、提高透明度、强化责任政府与问责制、改善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以及提升政府效能与行政效率等。世界银行提出世界治理指数（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包括公民表达与政府问责、政治稳定与低暴力、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以及控制腐败6个方面。
在不同国情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下，国家治理结构的特征会显示出明显差异。臧雷振从治理兴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倡导者、分析单位与时空视界、假设前提、理论实践、成效标准与理念设计、国家作用、意识形态价值观、话语体系、制度层面影响和技术层面影响11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和智性治理6种治理特征。
徐湘林认为，国家治理能力在转型危机中受到了冲击，因而引发了制度改革；市场化和民主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互为因果，经济社会转型引发了国家治理层面不同程度的危机，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
杨雪冬指出，国家中心治理结构存在结构性失效、制度性失效和政策性失效三大问题；结构性失效表现为国家治理能力软弱以及国家、社会、市场关系不平衡，制度性失效表现为制度真空、执行不力以及制度设计不符合实际情况，政府性失效集中体现为相对静态的政策与政策作用对象的动态变化不相适应；他认为，治理结构改革的最低标准是增强国家的民主、法治、透明、责任以及回应性，实现国家内部治理的有序化；改革的最高标准是转变单一中心为多中心治理，发挥公民社会和市场在各自领域的中心作用。
不少学者对特定领域的国家治理进行了专项研究。郭劲光将国家治理体系划分为价值层和技术层，价值层体现治理主体的价值追求和治理目标，技术层为实现治理目标提供内在支持；他认为，加强公民回应性是提升国家审计这项技术方法的重要途径，并提出涵盖民生审计部门制度和领导力、民生经济活动和民生审计的互动参与三个维度的民生审计公民回应性指标测评体系。
朱武雄分析了转型期公民社会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表现，转型期社会具有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传统家庭制度与现代社会组织并存、制度设计与制度实践背离、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叠的特点；他认为，我国公共安全治理领域的公民社会发展表现出三方面经验：依托社区力量、运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以及发挥各类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彭芬兰认为，尽管跨国社会组织更关注公正、人权和环保等问题，但其发展和影响受到各国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传统的差异，国际间、国家层面和国内问题的交织，以及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三方面因素的深刻影响。
综括上述理论界对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相关研究，需要特别指出以下三点：首先，提升国家治理水平需依托完善的制度体系加以规范和引导。其次，提升国家治理水平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协同作用。最后，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