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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解剖“麻雀”的形式，选择杭州市上城区作为案例分析的研究对象。所选取的典型案例必须可看、可圈、可点。可看，是指案例真实、丰富、有内涵，能够反映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可圈，是指案例具有亮点、特色和可供借鉴、推广、普及的一般化经验；可点，是指案例能够在反映现阶段治理实践的基础上，为优化治理格局，提升治理效果提供启示、指明方向。未来，可以将更多的典型案例纳入分析对象的范畴，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出现的中国治理实践提供全局布景。
上城区是杭州市的中心城区，东南面濒临钱塘江，中南部夹枕凤凰山和吴山，西面紧贴旅游胜地西湖，中部有东河和中河自南而北纵贯全区境内。这里既是吴越文化和南宋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南宋皇城遗址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浙江省第一个党组织”、“浙江省第一个团组织”、“浙江省第一个铁路工人运动小组”、“浙江省第一个妇女组织”等。
经历了几千年的朝代更迭和斗转星移，上城区逐渐形成老、小、精、强的鲜明特点。全区总面积18.1平方公里，辖湖滨、小营、清波、望江、紫阳和南星6个街道，共有54个社区，户籍人口32.96万人，流动人口9.6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万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48.9平方米。全区有主要道路67条，次要道路69条，背街小巷391条，沿街商铺7 860余家；区域内列入杭州市保护规划的历史建筑、历史地段、历史街区超过全市的50%。上城区经济基础良好，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6万美元。2013年，全区财政总收入90.59亿元，其中，服务业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占90%。全区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60周岁以上老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5%。
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助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但与之相伴随的是，上城区居民对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升，突出表现为：居民的利益诉求更容易被触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加多元，对社会管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上城区还面临着诸多发展限制，主要表现为老人多、老房多、空间小和资源少等。这些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困难许多地区尚未遇到，但在上城区却已经比较突出。如何在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和谐，是摆在上城区区委区政府和全体上城人民面前的共同挑战。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上城区逐渐摸索出一条治理创新之路。宏观层面上，上城区主动转变行政机关“家长式”的管理思路，疏通沟通渠道、整合市场主体、培育社会主体、鼓励公众参与，变重管理轻服务为寓管理于服务，在不少方面实现了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协同治理。微观层面上，区委领导率先作出表率，使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融入部门文化，以先进技术支撑结构调整与运作优化，努力将转变政府职能落到实处。
研究以上城区“平安365”社会服务管理联动、社区建设、基层党建与“湖滨晴雨”、居家系列服务、城市管理智能管控等特色工作为切入点，分析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在协同治理中的结构关系、连接互动以及各个主体内在的自我更新和行为选择，重点分析党委和政府如何在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协同治理、实现社会共治的过程中，进行结构与运作的调整与优化，以更好地发挥领导和主导作用。结果表明，现阶段单纯依靠行政资源的供给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和多元变化的社会需求，要求政府通过职能转变将市场机制可以自发调节的事项还给市场，将社会组织可以自我消化的项目还给社会；政府在为市场和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如果能够依托有效的协同关系，不仅不会出现“大乱”，反而能够实现“大治”，政府也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和精力用于克难攻坚。
结合研究提出的“协同治理2×2分析框架”，上城区“平安365”社会服务管理联动工作的经验可以被概括为“三界联合、资源共享，条块协作、制度保障”。社区建设、“湖滨晴雨”与基层党建从三个不同侧面共同折射出基层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如何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大格局下提升机构自主性、更好地在协同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其实践经验可以被概括为“多元主体、功能互补，平台整合、流程优化”。居家系列服务体现了政府是如何通过经济杠杆和信任关系来撬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服务的，其工作经验可以被概括为“公私伙伴、服务外包，部门协调、考评监督”。城市管理智能管控平台建设既反映了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的良好格局，也有助于理解信息技术对政府部门内部关系网络优化的促进作用，其创新经验可以被概括为“长期合作、相互信任，组织扁平、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