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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是政府、企业和社会边界不断清晰的结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是“治理能力”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当中。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题为《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文章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在2014年2月17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内涵：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内嵌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沿袭、文化传统、民族特质、经济水平和社会基础，选择和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基于对本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准确判断，不能盲目照搬国外；二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和军队建设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团结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的力量来共同实现；三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完备的国家制度体系，因此“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价值取向。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多主体共治，具体表现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升、国家机关履职能力的提升、市场机制的合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以及社会力量的有效激活。党的领导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前进方向，国家机关的履职能力决定了制度和政策的执行效果，市场和社会分别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者都是行政资源的有益补充。二是多渠道共治，转变单纯自上而下命令、自下而上汇报的传统格局，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中间铺展、水平交错的全新治理格局，为信息的有效传输和资源的高效匹配创造条件。三是以理念更新带动治理现代化，转变单纯强调秩序、控制、维稳的传统思路，提倡主动提供服务、激发社会共治以及投入、过程与结果全环节关注的现代思维，不断改进治理手段，创新治理方式。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将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特别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改革的具体目标，即“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举措，包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转变。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关系不断调整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研究者必须思考两个问题：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能力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党委和政府又如何在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调整结构、优化运作，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治理需求相适应？回答和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依赖于对不断涌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治理实践的深入剖析，也依赖于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提升、抽象和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