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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特点是“定”的法律法规去适应特点是“变”的改革要求，是当前法治建设中需要处理好的一对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千帆竞发的今天，这对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处理好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意义重大。
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进程和法治建设，二者始终处于相辅相成又具有内在张力的关系状态。从相辅相成角度看，改革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极大地促进了法律制度的优化创新，激发了人们追求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理性自觉，造就了一支从外部约束权力膨胀的经济力量，有助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法律价值的实现；同时法治建设对改革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不仅保护经济主体的平等合法地位、正当行为及多样化权益，还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维护了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从内在张力角度看，坚持改革，就是要不拘一格、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突破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法律规则；而法治建设，就是要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成熟经验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给人们的行为提供稳定的预期，法律体系形成后，全社会要一体遵守并保障实施。以特点是“定”的法律法规去适应特点是“变”的改革要求，难度可想而知。
如何实现改革与法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有人认为，深化改革的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因此要敢于突破“法律框框”，允许“良性违法”“良性违宪”。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法律可以随意突破，在城市规划建设、土地征收征用、企业改制、环境评估等问题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权威就会荡然无存。如果说在中国法制极不完善和立法体制尚不健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良性违法”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那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今天，再允许以“改革”“发展”或其他名目任意违法，就没有任何理由了。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有以下几个要点：
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改革，还是冲破宪法法律制度乱改革，这既是对改革的考验，也是对法治的挑战。事实上，法治并非总是滞后于改革，法治同样可以引领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明确要求，凡属于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措施，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定程序进行，不得超前推进，防止违反宪法法律的“改革”对宪法法律秩序造成严重冲击，避免违法改革对法治造成“破窗效应”。
凡是对新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改革事项立法，改革决策须与立法决策同步进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如果不管不顾既有法律规定，将领导意志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强制推行某个改革方案，势必危及改革自身的合法性；忽视理论提炼和经验积累，匆匆忙忙把不成熟的办法确立为法律制度，也会影响改革的健康发展。
在立法对改革的衔接配合方面，先安排群众性的探索和局部性的试点试验，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典型、各种经验反复比较研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和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出发，全面权衡利弊，最终制定出法律法规，应用于改革当中。
火热的改革实践，为丰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不竭动力。法如流水，应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汩汩前行。新时期的立法要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复杂性特征，妥善处理法律法规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现实性与前瞻性、原则性与可行性的关系。
在改革过程中，实践经验比较成熟、已经被证明为正确的改革成果，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加以深化、细化，是对改革的承认，也是对立法的发展；改革试验尚不充分，实践经验尚不成熟，但又迫切需要立法的，可先作出原则性规定，为进一步改革预留空间，为立法创造可能性；缺乏实践经验，各方面意见又不一致的，暂不作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规定。
现阶段立法的基本目标是法律规范符合客观实际，满足改革发展要求，当立则立，当改则改，当废则否。边立边破，有改有废，那么以改革之梭，定能织就华美的法治之锦。以1985年全国人大向国务院授权立法为例。当时国家需要制定和修改一大批法律，但立法条件极不成熟，采取了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经过探索，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以求既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又能适应实践需求。这个授权决定的立意无可厚非，但在今天却广受诟病。究其原因，是决定过于笼统，既未规定具体范围，也没有明确有效期限，致使今天仍然有效。更有甚者，按照宪法精神，税收立法本应属于国家立法机关的权限，但在目前我国十八个税种当中，只有三个完成了立法程序，其余都由行政机关以法规的形式征收，不但有违税收法定原则，也与代议民主制度的精神不相一致。专家建议全国人大废止该项授权，在宪法上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以立法形式确定各类税种（增值税、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等）的设置和征收。
总而言之，改革不能以牺牲法制的尊严、统一和权威为代价。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同样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臻完善的过程，二者有效衔接、相互激荡，才能助力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展翼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