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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组成的，战略家在考虑战略问题时，一定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一书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总的战略方针时，审时度势，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找到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原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同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转化成了次要矛盾。正是党在哲学指导思想上的高度清醒，才迅速而正确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引导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引导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大联合，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旗帜下共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并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如此简单明了，但在当时许多人想不通。共产党、老百姓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有着血海深仇。当陕北老百姓一听说捉了蒋介石，都一致要求枪毙蒋介石。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全局的立场，考虑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大局，高举国共合作抗日的旗帜。这就是战略家的风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我们犯了很多错误。这错误、那错误，说到底就一个主要的错误——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去搞阶级斗争。结果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沿，这个深刻的教训永远都不能忘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这30多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成就那成就，这经验那经验，有一条主要的经验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的关键在于，是否找准了社会主义社会初期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1956年，党的八大已经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确的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把它改了，改成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要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认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关于社会矛盾的正确论断，由此提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我们的工作总是不平衡的，总是存在着制约全局发展的重大薄弱环节，领导者就是要善于去寻找发现这个制约全局发展的关键环节，集中全力解决它，就可以四两拨千斤，带动全局的工作向前推进，这也是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管理学上有一个木桶理论：木桶是由一系列的木片围成的，木桶的最大容水量不是取决于那些长的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板。你想扩大木桶的容水量，就是要寻找这个短板然后加长它，这是很重要的领导艺术和管理艺术。
邓小平是战略大家。“文革”结束以后，问题成堆，怎么办？邓小平抓住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通过抓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这是战略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