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到中国去（1903—1911）

进入中国的跳板——香港

祖籍苏格兰的石匠后裔威廉·亨利·端纳的命运，在1890—1903年间的记载是模糊的。他先后在里斯岣的小报《水星报》、巴萨斯特地区报纸《国家倡导报》，以及更有影响的墨尔本《阿格斯报》和《悉尼电讯报》担任记者。有关这个里斯岣乡间的年轻报人如何走向中国，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描绘。

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最早创刊的英文报纸，《德臣报》（The China Mail）1845年就在云咸街建立了大本营。1902年，时任主编乔治·里德想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一位助理编辑，招聘的条件包括：有排版经验，有记者经验并滴酒不沾。里德把招聘的消息告诉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记事报》驻日本神户编辑皮特里·沃森。

1902年圣诞节前后，皮特里·沃森从神户乘船经悉尼回国。在悉尼停泊时，他曾拜访《悉尼电讯报》，会见了值班编辑端纳。沃森是想借几个盘缠。端纳先将他带到街头饭馆吃饭。要的饮料都是茶，这证明端纳是个严肃的忌酒者，沃森不禁心头大喜。

《德臣报》社址在香港云咸街，1903

两人一见如故，沃森侃侃而谈，顺便就提到了中国。沃森说，中国很乱，很脏，人们惰性十足，但却是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

“得有人帮他们推动一把，像荷兰大叔一样地敲打他们，告诉他们哪是好哪是坏。”

端纳把沃森领回编辑部，让沃森写了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自己又加上了标题“太平洋的霸权”。该文主要论述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野心。端纳颇为满意，给了沃森17个先令，双方友好握别，此后再无联系。

现在看来，沃森当时是给端纳带来了一把火，一把中国火，他们的谈话一定激起了端纳对中国的想象。其时，端纳的同乡莫理循已是《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远东地区颇有名气，端纳不会不知道。不过，沃森只是燃着了火，促成端纳中国之行的是《德臣报》主编乔治·里德寄来的船票。

沃森走了两周后，端纳接受了墨尔本《阿格斯报》的邀请，担任该报政论主笔，薪水也被提高了很多。但《德臣报》发来的电报说，先聘端纳当助理编辑，两年后请他任编辑，并让他去墨尔本中华航运公司取船票和旅费。

这个类似天方夜谭的遭遇，端纳当时认为是个骗局，他犹豫再三，才跑到航运公司查询。当职员递给他船票和钱时，他陷入了长久的犹豫。中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此行意味着背井离乡，这样的挑战能接受吗？端纳在《阿格斯报》报社所在地科林斯街徘徊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做出了决定。当他宣布辞职时，主编和同事都劝他好好考虑一下，因为《阿格斯报》在澳大利亚影响很大，是新闻界的“麦加圣地”，而中国是会“把你放在油锅里炸的”。

但最后的结果是，端纳选择了离开，而且一去40多年，从此再未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

端纳如何进入中国有着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的源头都出自端纳，而端纳对外披露自己的经历时，经常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他对休斯说，中国政府给他的月薪最高不超过1000元，不过是当时一个外国速记员的工资水平，但他不止一次地告诉麦卡修和赛尔，1926年，北洋政府财长周自其给他的月薪为2000大洋。

总之，端纳在1903年5月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来到了陌生的香港。在1903年至1908年的5年中，端纳开辟了三个战场，逐渐确立了他的中国通、名记者与政客的地位。

踏入政坛：岑春煊与张人骏

端纳到香港后，发现此处虽然嘈杂，但比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舞台更大，更接近世界的中心。他接连观察了当地的三家英文报纸，发现其中居然没有中国新闻。作为一个新任副主编，他希望报纸有个新面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跨海去广州采访两广总督，这是他走进中国官场的第一步。

1903年5月的一天，端纳达到广州。在总督府门口，端纳从清晨等到下午，在烈日下熬了半天仍无法见到总督。门卫告诉他，想见总督就要经过英国领事馆的批准。他愤怒地大叫：“你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见中国官员为什么听英国人的？”争吵惊动了海事官员魏瀚（1851—1929），他走过来询问，然后将端纳引到总督府。总督威严地接见了他，并着人为他打开了一瓶香槟，但遭到端纳拒绝。他说自己滴酒不沾。周围的官员都频频相劝，暗示总督的好意是不能忤逆的。端纳回答道：“我不想装假。我一生中从未喝过酒。我们不要互相愚弄吧。”

奇迹发生了，总督大笑起来，并说：“这人真聪明。他是说，真朋友，白水也是甜的。端纳先生，我喜欢你！”

结果端纳和总督成了朋友。旋即，总督任命端纳为顾问。

这个高度戏剧化的事件成为端纳踏入中国政治的敲门砖和王牌，也久为后人津津乐道。问题是，这个总督是谁？

据记载，岑春煊（1861—1933）和张人骏（1846—1927）都做过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任职时间是1903年4月18日至1906年9月11日；张人骏是岑的后任，任职时间是1907年8月12日至1909年6月28日。端纳1903年5月到《德臣报》任编辑，访问总督也是在该年度内。岑春煊同年4月任两广总督。张人骏是此后4年才做的总督，所以从时间上看，和端纳最先打交道并聘其为顾问的是岑春煊。

岑的后任张人骏也与端纳打过交道。在赛尔所著《中国的端纳》中记载了1908年“二辰丸事件”。当年2月5日，广东水师在澳门海域附近截获日本商船“二辰丸号”，上面载有大量军火。中国水师扣了这条船并扯下了日本旗子，引起日本和葡萄牙政府的双重抗议。清政府被迫向日本道歉，此举激起民众的公愤，各地掀起了反日运动。总督请顾问端纳为他出主意。端纳的谋略是唤起商界全面抵制日货，政府不必出面。结果日本在经济压力下果然转而退让，端纳为中国立了一功。

此时的总督已是张人骏而非岑春煊了，后者早已调任云贵总督，正在上海赋闲。

端纳与两位两广总督的友情使他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为他日后跻身民国最高统治者的顾问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外国顾问大都是指导总督如何与洋人打交道，也为统治者怎样有效地管理人民出谋划策。异常奇怪的是，端纳在与穷途末路的清朝高官交往的同时，也和后者的对立面——革命派人士结成了好友。1911年辛亥革命时，起义军攻占了南京，当时站在革命者一边与清政府作对的端纳却营救了两江总督张人骏。据麦卡修回忆，端纳告诉他，他将吓坏了的总督装扮成一个农村老太婆，运送出城，使其死里逃生。

此事的吊诡之处很见端纳的性格：左右逢源，南北兼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在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笔者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端纳能同时得到对立派的共同尊重和认可，实属不易。他的周旋能力，在民国时代的洋人中实无出其右者。

然而，端纳是怎样走近革命者的呢？

2009年，笔者在悉尼密歇尔图书馆翻阅端纳档案时，发现了一张发黄的证件，那是1903年香港皇家游艇俱乐部（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颁发的会员手册。端纳是该俱乐部会员。端纳怎样喜欢起游艇的，无法得知，但他的确与其传记作者赛尔谈到过自己初来香港的壮举。

那是某个星期天，端纳驾着游艇“精灵号”从海上返航，与正前方海域上的一条游艇遥遥相对。该艇的主人是香港殖民政府的某高官，按照潜规则，人们通常会为官员主动避让。但是端纳只管前行，因为按照海事规则，他正处在正确的航线上。那驾船的官员对端纳颐指气使地挥手说：“滚开，你这个蠢货！”但端纳毫不规避，依然全速前行，就在两条船迫近的一瞬间，对方转舵逃避，端纳赢了。

端纳的挑战性格建立在他对香港殖民地的困惑上。他目睹了英国人的特权——少数人拥有最好的环境和服务，有高尔夫球场、俱乐部、电扇和宽敞的住房，而大多数中国人却在拥挤、肮脏、闷热、促狭的环境里生活。太平山上的高尚区住的全是英国人，香港、九龙就是英国的战利品。报社老板让他在香港使用人力车夫，让仆人为他捡拾落在地上的稿纸。他去广州采访时，还要经过英国殖民政府的批准……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心中打了一个问号：中国出了什么问题？清廷太腐朽了，他能为扭转这种不平等做点儿什么吗？

出于朴素的“平等”和“博爱”，端纳自然地将眼光投向清廷的反对派——香港的革命者身上。端纳究竟在何时以及怎样卷入民国革命史的历程是个跨时代的悬念，史家尚未做出过明确回答。端纳在辛亥革命后曾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关系密切，他们的相见是在1911年的上海，不过早在此前8年，端纳就已经与香港革命者接触，并对他们事业产生了热情。

1908年，端纳在香港虽未见到孙中山，但却见到了胡汉民，又通过胡认识了更多的革命者。1909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此后，端纳就经常参加革命者的聚会，为他们出谋划策。

端纳与革命者接触，除了采写新闻的需要，也出于同情。1911年春天，香港的革命者介绍他去上海找孙中山组织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宋嘉树（查里·宋），即宋美龄、宋庆龄的父亲，也是孙中山当时的财政后盾。端纳成了宋家的常客，他不仅认识了宋嘉树，还认识了后来注定要影响中国的宋美龄和宋子文。

宋嘉树（Charles Jones Soon）的诞生注定要创造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观，他的个人经历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次胜利。他曾赴美学习神学，1885年回国任卫理公会上海区巡回牧师，在传教的同时，他还兼卖《圣经》。尽管他非常卖力，但由于收入太低，很难维持生计，最后选择了辞职。

他开了一间印刷厂印制《圣经》，在推广的同时，也赚些钱，后来，他还印制西方的教科书，并协助一家上海的美国面粉厂工作，担任这家叫“孚丰面粉公司”的司库。当这家公司成为东方最大的面粉集团之后，宋嘉树成为公司股东。1910年端纳在上海见到他的时候，宋家已经在公共租界边上盖了一栋堂皇的洋楼。

在宋家，端纳认识了13岁的宋美龄。那个后来成为“第一夫人”的女强人当时扎着小辫子，坐在端纳的膝上听“Uncle Don”讲故事。端纳从宋美龄幼时就宠爱她，后来成了她的保护人，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从这一刻就奠定了根基。

宋嘉树介绍端纳认识了许多革命人士，包括王宠惠、王正廷、虞洽卿等人。在上海，端纳还碰到了老友温宗尧，这位两广总督的参议此时已经投身革命。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上海方面的革命工作由伍廷芳主持。为争取国际同情，端纳建议遵守条约义务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建议得到了伍廷芳的认可，他委托端纳处理外交事务。端纳在英国和美国使馆之间跑来跑去，协调斡旋，这大概是他卷入革命的首个实际行动。

其时，江南各省已经响应革命，临近上海的江苏民军总部设在镇江。端纳为采访新闻，择日前往，在镇江火车站邂逅美孚石油公司代表孙明甫（Roy Anderson），二人一见如故，顿成好友。他们同情革命，决定助战，遂借来一辆火车头，开车前往南京侦察清军敌情。在紫金山上，端纳观察到守城清军集中在太平门，便下山与孙明甫回师镇江，促民军立即开往南京，进攻太平门。这是端纳卷入革命的第二个行动。

1911年圣诞节，孙中山从美国到达上海，端纳立即前往孙的下榻处法租界宝昌路408号谒见。1912年1月，端纳参加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应革命者要求，事先为孙中山起草了《总统宣言书》。作为回馈，孙中山授予端纳一枚勋章，以奖掖端纳的贡献。但是端纳并未完全认同这个如雷贯耳的大人物，相反，他在很多方面对孙感到不满，甚至还有些鄙视。

对外宣言书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阐明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民国元年（1912）1月5日，孙中山发表了此宣言书。该宣言书由孙中山请澳洲人端纳撰写，由伍廷芳奉命用英文电报向全球发表。

（1）凡革命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均有效。

（2）革命前清政府所借外债及所承担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

（3）革命前清政府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4）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区域内，当一律受到尊重和保护。

（5）建国家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国力的发展。

（6）一切立法行政，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7）对遵守民国法律的满族人，一视同仁，予以保护。

（8）改良法律，改良财政，废除工商业的种种限制，人民信教自由。

一炮而红：J.G.伯纳特之慧眼

1905年，端纳在香港偶然碰到了一位贵人，那就是美国报业大王、《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的老板詹姆斯·戈登·伯纳特（James Gordon Bennett，Jr）。因为伯纳特的提携，端纳能在短期内一跃而起，成为与京城名记者莫理循旗鼓相当的新闻巨子。

在会见伯纳特之前，端纳已在报界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实力。他的第一炮就是1904年对日俄战争的报道。1903年，当时的海上霸主日本和俄国正在为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争斗，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这个大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主要报纸。端纳当时担任四家西方报纸的特派记者，他穿插于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其报道以消息灵通、速度快、分析透辟而为人称道。

1904年3月以后，俄国舰队一直蛰伏不出，暗地里秘密组织一只特混远征船队，伺机与波罗的海舰队会合，一举击败日本。正当人们揣测俄国舰队的动向时，端纳通过侦察，发现它们正栖息在越南金兰湾补给待命。端纳的《德臣报》再次发出独家新闻，宣布了俄国舰队的位置。日本海军统帅东乡平八郎由此断定俄国军队意在通过对马海峡前往海参崴，于是在对马海峡设下埋伏。5月28日，俄国舰队上了日军的圈套，在混战中几乎全军覆灭。

对马海战结束了日俄战争，确立了日本海军的地位。端纳也在报道该场海战中更加闻名。为了表彰端纳新闻对日本的帮助，日本外务省特地给端纳颁发了一枚奖章。《德臣报》也引以为豪。此时的端纳认为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称道日本的文章。虽然几年后，端纳成为一个坚决的反日主义者，但他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

1905年，詹姆斯·戈登·伯纳特开着他的游艇来到了南中国海。这个纽约的报业大亨此行是来开辟他的远东战场的。

伯纳特的父亲老伯纳特（James Gordon Bennett，Sr）是美国三大便士报之一的《纽约先驱报》的开创者，也是当代美国商业报纸的奠基人。1867年，小伯纳特子承父业，延续了家族的冒险精神，成功地策划了几次轰动报道，开创了“制造新闻”的先河。他对当时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远东一统天下的情况十分不满，急欲寻找一个能与莫理循抗衡的《纽约先驱报》的代理人。他选中了端纳。他致电端纳说：你是能诠释中国的唯一记者。请接受本报驻华南记者的任命。

伯纳特在他那停泊在香港码头的游艇上会见了端纳。端纳在礼貌性的致意后说：“我想先说一句，你虽然是个百万富翁，但我并不在乎。”

“喔，你说什么呢？”伯纳特不相信他的耳朵。

“我是说，你习惯于命令人，但这对我无效。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我宣布我的独立性！”“天啊，难道你这人生来如此吗？”

作为未来的老板，伯纳特希望端纳每天早上能到他的游艇来讨论选题。结果竟被端纳拒绝了，他说：我是一个报纸主编，《德臣报》和你的《纽约先驱报》同等重要。还是你来见我吧。奇怪的是，伯纳特居然屈尊了。当两个人在《德臣报》办公室会见时，端纳的首个建议就是让伯纳特同意在北京建立《纽约先驱报》的办事处，端纳说：中国是出头条新闻的地方，只要她醒着，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安宁。

伯纳特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就从马尼拉派奥尔（J.K.Ohl）去北京开辟记者站。至此，除了《泰晤士报》莫理循之外，《纽约先驱报》的奥尔是仅有的全职报道中国的西方记者。5年之后，端纳去北京接替了奥尔的位置。

1908年，端纳与《德臣报》老板发生口角后辞职，开始全职为伯纳特工作。端纳没有令伯纳特失望，他很快就为《纽约先驱报》争得了荣耀。在报道辛亥革命前后的战斗中，端纳的新闻稿保持了以往的特点：及时、准确、迅速。以下是他当年描写革命军攻占南京的一段报道：

南京城外，12月1日（1911年）一座城市和一座山峰今晨处于殊死搏斗中。炮弹呼啸掠过紫金山，在远处平原爆炸。发射高远的榴弹和近处的步枪子弹交织在一起。中国的起义军几乎没有伤亡。

位于低处的清兵濒于绝望，革命者对着粉刷过的堡垒和巨大的墙壁射击。清军守兵则盲目地对着整座山射击，他们仍然顽固地坚守着。在黎明的山上，士兵们跪在岩石后面，不断移动地瞄准目标。在夜晚，光影闪烁，依稀可见躺在枪边的尸体……

端纳与伯纳特的关系是微妙的，二人是通过斗争求得平衡。他们深知彼此的价值。1910年年底，端纳羽翼已丰，美国出版人李亚（George Bronson Rea）要在上海办一个刊物《远东经济评论》，他选中端纳作主编，这也符合端纳的心愿，因为他想去上海会会那些革命者。终于有一天，他对伯纳特说，他可能会离开《纽约先驱报》，去上海发展。

伯纳特立即说，你可以在那里继续为《纽约先驱报》工作嘛。

端纳想了想说，你雇不起我。他开了个天价。但没想到，伯纳特竟然答应了。

至此，端纳已经成为报道中国最有名气的西方记者。

港岛碎影

100多年前，端纳是如何在香港生活的？从我历经艰辛搜集来的几帧照片中似乎能发现一些端倪。

一张照片上显示出端纳香港居室内的情景，在古色古香的家具中，端纳正在读书，而他的身边是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仆人。

在另一张照片上，端纳得意地坐在轿子里，手持拐杖，前后有两个轿夫。

端纳还专门为新婚妻子玛丽乘轿时拍了照片，玛丽身着长裙，戴着遮阳帽，周围背景是一种东方风情。

此外，还有一些照片显示出当时香港和澳门的风貌，这些照片都是以135机型的尺寸拍摄的，非常老旧，有的照片上还有端纳的签名和日期。

玛丽在澳门，端纳摄，1904

笔者还看到了端纳和妻子玛丽的结婚证，上写：

1904年9月27日，端纳（29）与玛丽（22）于香港湾仔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教堂结婚。

1904年，端纳到香港后的第2年就结了婚。他和玛丽是几年前在悉尼相识的。玛丽来自英国，当时是去澳大利亚走亲戚。他们结婚算是迅疾的，但是双方互相并不了解，以致为日后留下了经年的痛苦。端纳是最不屑谈及他的婚姻的，认为这是他人生一大失败之处。端纳身为云游四方的记者，纵横驰骋，怎么会有时间来陪夫人呢？所以后来有人说，端纳的婚姻失败，是因为他的夫人认为“端纳不是跟我结婚，而是与中国结婚了”。不过，从早年的几帧照片上看，端纳还是很呵护玛丽的。他们的悲剧，有着更隐秘而深层的原因，其中的奥秘，直到端纳死后才显现出来。

有关端纳的香港生活，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勾勒出一张草图，根据这个草图，我发现早年的端纳社交相当活跃，他和很多大人物都建立了友谊，他的交际圈既包括英美人士，也包括中国人，其中有政治家、商人、殖民者、官员和革命者。他的联系囊括了多个重要方面，比如在政治方面：港督、两广总督、革命者、日本人，其中与两广总督的交往，使他厕身于中国统治阶级，为他日后与中国官僚的交往打下了基础；与革命者的交往，使他又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信赖。在新闻业界方面，由于詹姆斯·戈登·伯纳特的提携，他得以与莫理循匹敌，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名记者。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中，财富是一个炫目的字眼。19世纪到中国来淘金的西方记者，在建功立业的同时，都是抱着发财致富的理想到中国淘金的。莫理循、密勒等人都在中国掘到了大金。不能想象，端纳没有考虑过发财致富。1910年，端纳的确尝试着在北越投资过一间竹浆造纸厂，但功亏一篑。幸亏没有成功，如果端纳在经济上发达了，虽然远东会多出一名富商，但民国史上却少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洋顾问。

香港时期的端纳，虽然经济上未能发达，但他结识了很多商界精英，其中的地产大王利氏家族在端纳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

利氏家族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为港英政府时代的香港四大家族之头牌。

利希慎共有四名妻妾，二太太叫张瑞莲，她的女儿利舜英，即安塞·利，就是20年后与端纳一起去南太平洋游历，并一起被关进日本人在马尼拉的集中营的女秘书。

这座豪宅（当时家人称其为“Big House”）以巨石建造，周围环绕着竹林、花园和鱼塘。主楼建有三层。二层和三层为家庭成员的居处，两侧均有巨大的晾台和走廊。底层为娱乐和会客场所，可以开办500多人的盛大酒会，还设有图书馆以及各式客厅。房前屋后设有警卫室和仆人房，其豪华程度为当时香港之最。

利希慎与端纳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和情谊，从未有过披露。与端纳发生密切联系的是这位地产大王的女儿利舜英，即安塞·利。她比端纳年轻30多岁，两位忘年交在20世纪40年代演绎了一出奇特而浪漫的故事。

在香港薄扶林道山顶，有一座宏伟的歌特式建筑，若在晨雾或霞光中看去，更显其庄严俊逸。这里是香港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大学堂。位于港岛西部薄扶林道以东的香港大学建于1910年，其前身为香港西医书院，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亚洲最享盛名的学府，然而，一般人并不知道，这所世界知名的大学竟然是由于端纳提倡才建立的。

从1905年12月起，端纳就开始在《德臣报》发表评论，鼓吹建立西式的香港大学。他的立足点是日本文化已经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渗透，英国文化要起而反击，占领阵地。他撰写的社论《在香港建立帝国大学》（1905年12月20日），是其众多评论中最著名的一篇。他曾经致信当时的港督弥敦爵士（Sir Matthew Nathan）推行这个建议。1907年，新任港督卢吉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批准了端纳的建议，并于1910年为香港大学奠基，1912年3月，香港大学正式招生。

端纳的这一贡献被载入香港大学史册。该校校史称：

建立香港大学的想法起源于1905年《德臣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作者是澳大利亚人端纳，他当时任该报执行主编。这个热心的帝国子民以及另一些人，希望以此反击占全面优势的日本对中国人的教育。

历史学家多认定端纳对日本是嫉恶如仇的，但事实表明，端纳早期对日本是非常欣赏的。从新发现的端纳于1908年发给日本外务省的两封亲笔信中可以发现端纳早年的亲日倾向。

两封信都写在印有《德臣报》信头的信笺上。第一封的时间是1908年5月28日，全文如下：

致：日本国外务省

阁下：

我充满敬意地通过贵国驻香港领事M．Noma，请求您关注我对贵国的服务——那是1905年当俄国舰队驻扎在安南（Annam）时。我请求阁下能像授予其他与贵国军队同行的外国记者一样授予我勋章，或者其他奖章，以肯定我做出的贡献，对此我将非常珍视。

阁下会从贵国保存的记录中发现，我在战争时期在日本担任澳大利亚和中国报社的记者，为了开往前线，曾在日本等候了3个月。我撰写的很多文章肯定了日本的价值，传播这些消息时，日本得到了诸多的同情。在日本的延迟使我回到香港，作为《德臣报》的主编，我不断写下了亲日反俄的文章（有关这些，贵部的M．Noma会指出的）。当俄国舰队进入印度支那法国海域时，应M．Noma先生的要求，我也去了印度支那，并在那里写下了许多文章，发给英国许多电讯稿，指责俄国舰队在那里停留时间过长，这些新闻稿有助于反对俄国攻击法国。我给贵国最先发去了有关俄国舰队在对马（Tsushima）起航的情况，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信息。我在印度支那饱受苦难，在Dyot港以及金兰湾提供的服务，贵国从未给过我回报，到目前为止，也无任何对我工作的认可。

我感到，阁下会赞赏我的工作并给我一些奖励，特别是出于这种考虑：《南华早报》的卡宁汉获得了第5届旭日勋章，而他只在金兰湾待了一会儿，他的工作价值并不大，因为他离去后，舰队仍然停泊在那里。我请M．Noma代表我来介绍我的工作，我相信，阁下一定能授予我奖励。

我是你忠诚的仆人

端纳

端纳写给日本国外务省的信函，1908年（Frank Bren Collection）

第二封信写于1908年7月24日，从口气上看，这是一封写给日本驻香港领事M.Noma先生授予他第六届日本旭日勋章的感谢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M．Noma先生，

我要特别感谢你的来信以及你代表我获取的贵国对我的肯定——第六届日本旭日勋章。我非常高兴地接受这枚勋章，并为此感到骄傲。我相信，我会像以前那样用我的笔来尽量帮助日本，在我所服务的报纸上多说日本的好话。

我希望您能向贵国有关部门的部长们转达我诚挚的谢意，并希望亲自领取勋章。

再次感谢您，祝您和您的夫人身体健康。

您忠实的仆人

端纳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给端纳的回函（Frank Bren Collections）

在新发现的材料中，还有日本驻香港总领事舫津辰一郎致日本国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亲笔信，在信上，总领事请求外务省给端纳授予勋章。

1909年，日本外相还曾写信支持端纳向大不列颠王国政府申请接受并佩戴勋章，这又是一个佐证，说明端纳早期是个完全的亲日派。该信说：

自1904—1905年以来，端纳先生总是表现得对日本很友好，他为本国的付出不容忽视。去年中国发生排日活动，华人对日本有所误解，端纳还特别为消除这些误解努力……

端纳持有的英国护照

早在1903年，端纳就在《德臣报》上发表过如下言论：

……日本表现出的人道和慷慨，可与任何白人国家媲美，她的所作所为与英国旗下的各中立国相一致。日本会赢得世界各国的支持……我们还可以期望她能击败那些野蛮人——他们多年来手持闪着寒光的利剑，悬在欧洲人头上……”

端纳早年亲日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他在1910年后态度有了幡然改变也是事实。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军统特务和一些高官曾卷起一股“倒端旋风”，军统局戴笠甚至还对端纳涉嫌通日的情况作过调查。看来，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

更让人疑惑的是，1946年，端纳在上海临终前，曾让好友斯伯瑞（Henry Sperry，1906—2003）焚烧了大量的文件。斯伯瑞后来对安塞说，焚烧那些文件时他本来不该看的，但不经意间还是扫了一眼，发现其中的一个文件竟是当年日本人发给端纳的奖状！ fn/M5WYtxJUC20WD+zqdcNCDL8Dp7S/oYIhMQj0tyLssq+WXPrtEXJ8Yw7iXbD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