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画传》前言

1945年2月，蒋介石急电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要求美军在即将发起的对菲律宾日军的突袭中营救一名囚犯。2月8日，飞机的轰鸣越过晴空，美军伞兵部队从天而降，包围了“洛巴尼斯”集中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这次突袭以“洛巴尼斯行动”著称，目标抢救者叫端纳（W.H.Donald，1875—1946），来自澳大利亚，当时已是瘦骨嶙峋的羸弱老人。

端纳有什么背景？何以让蒋介石亲自出面与盟军交涉？在蒋介石刀光剑影的铁血生涯中，以元首之尊躬身救人，这还绝无仅有，由此想见，端纳必非凡人。

端纳的履历表明，他是苏格兰后裔，家乡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小镇里斯岣。1903年端纳以报人的身份漂洋过海，来到弹丸之地的香港，编辑一份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他担任过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张人骏的私人顾问，与同盟会的革命派频繁往来，并最终以记者身份参与了辛亥革命。此间他不仅结识了胡汉民、孙中山等国民党元老，也结识了革命的支持者宋嘉树及其女儿宋美龄。在20世纪20年代，端纳以“中国通”和名记者著称，还担当了“南北议和”及军阀大战中诸派纷争的调解人。他不仅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斡旋，也出没于奉系、皖系、直系军阀之间。他在此时期担任过北京政府的经济讨论处处长，经常开着豪车穿越京城；在西山别墅大宴宾客；出没于六国饭店霓虹灯下的舞会；在燕郊打高尔夫球并参与赛马盛事。当时到中国来的洋人若想谒见政府高官，多通过这个澳大利亚人的引荐，故此，端纳被称为民国“第一号白人”。1923年，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称：“端纳是北京最有影响力的三名外国人之一。”另外两名有影响力的洋人即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G.E.Morrison，1862—1920）和阎锡山的顾问、汉学家辛普森（Putnam.Weal.B.L，1877—1930）。在芮恩施发表此番言论后三年内，莫理循和辛普森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接下来的20年中，端纳成为在华洋人中独领风骚的翘楚。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在北京政权落败的过程中，心怀难言之隐的端纳急流勇退，投奔了奉天的张学良。在端纳的策划下，少帅决定归顺国民政府，并承担了1931年对日不抵抗的责任，出洋考察。此事再次彰显出端纳的斡旋本领。

1934年端纳随少帅海外归来后，经宋美龄推荐，成为蒋、宋的私人顾问，一度与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伉俪交往密切，几乎形影不离。美国记者赛尔对这种情况做了生动的描绘，他指出：端纳是自马可·波罗以后唯一与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同吃同住的外国人。应当说这个概括有着切实的根据：在南京中山陵、陪都重庆嘉陵江畔以及美庐牯岭山间，端纳与蒋宋毗临而居，他可不经通报而长驱直入，随时和当时最高元首交换意见。

在1934年至1941年湍急的历史急流中，端纳主要在四个方面辅佐了蒋、宋政权，其中包括向统治者灌输西方民主思想、建立国民党的国际宣传机构、在台前幕后与英美等国家斡旋以及狂热支持美国人掌控中国空军以便有效反击日本。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奠定了端纳在近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其时，蒋介石被扣，处于绝境中突然见到了冒险前来看望的端纳，顿时流泪。当蒋挥着拳头表示士可杀不可辱、准备抗争到底时，端纳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要“做个大大的人”，蒋居然听从了。

由于端纳的出现和斡旋，蒋介石、张学良、南京政府的强硬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随着中共的介入，各方终于从抵触走向和谈，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蒋也最终被释放。尽管这个历史转折还有赖于其他诸多因素，但端纳起到关键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公论。当然，在过去几十年的国共冲突中，端纳的英雄气概和历史作用被大大地淡化。

也许现在可以回答为什么蒋介石会亲自出面要求麦克阿瑟将军营救端纳了，蒋是要回报端纳1936年的救命之恩。

“西安事变”是端纳在中国政治冒险的顶峰，此后，随着世界战局的变化，端纳的政坛生涯急转直下。事实上，对介入中国政治的风险，端纳早就有所准备。1934年他在加入蒋政权的同时就在香港定制了一条游艇，命名为“美华”号——既赞颂美龄，也纪念中华。这条游艇一直停泊在香港的维多利亚码头。他说：“只要中国人什么时候不需要我了，我会拔腿就走，就像蝗虫退却一样，我会去太平洋漫游。”端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每与蒋宋发生重大争吵后，他均拂袖而去，前往太平洋漫游。他和蒋宋的冲突由来已久，在国际政策方面，主要表现为英美利益和法西斯主义的争斗；在国内方面，则因蒋宋利益、统治集团的腐败而起。1941年，蒋介石曾删去端纳为他起草的演说稿中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字样，宋美龄继而指责端纳的批评涉及宋氏家族。她说：“在中国，你尽可以批评任何人，但有些人甚至就连你也是不能批评的。”根据一位目击者的描述，一向率性雄辩的端纳当时脸涨得通红，久久说不出话来。

端纳这次是真的走了，那可是刻骨铭心的羞辱。他要忘记中国，去南太平洋撰写他在中国所经历的“滑稽的政治史”。本来，他这次旅行是充满诗意的，因为不仅有“美华”号游艇驰骋，身边还有一位女秘书安塞（Ansie Lee，1914—）陪伴。然而，在整个旅行中——据安塞后来回忆——端纳的回忆录一个字都未写，他感觉难以下笔，因为他了解太多的中国黑幕，要说出真话就要开罪那些中国的老朋友，其中当然会涉及高层机密。就在犹豫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宋美龄发急电催促端纳回国相助，端纳则捐弃前嫌，立即返航。阴错阳差的是，他在途经菲律宾时被关进了日本人管辖的集中营，这一关就是4年，到1945年2月他在“洛巴尼斯行动”中被美军营救时，已是疾病缠身，垂垂老矣。

横亘在这个70岁的过了气儿的蒋宋私人顾问面前的是什么？此时的端纳正处于命运的三岔口。显然，他不想返回家乡澳洲，他自28岁来到中国后从未动过返回母国的念头，在处于政治巅峰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目前的低谷。他虽谙熟中国的官场，但在过去的五年中，风水流转，形势日渐险恶，一向支持他的宋美龄由于与丈夫蒋介石进行冷战，正在纽约养病。也许美国是唯一的希望。端纳迅速决定，搭乘客船前往旧金山。根据端纳研究者路易斯的分析，当时端纳选择去美国有多个原因。首先，他需要全面检查身体，尽快恢复健康；其次，他要去看望定居加利福尼亚州的女儿莫瑞尔（Muriel Donald，1909—1973）；最重要的是，端纳着眼于1945年5月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那可能是他东山再起的唯一机遇。

始料未及的是，旧金山对他并不热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人、英国人、澳洲人、中国人在慷慨地给予端纳同情和赞美之时，却无意邀请他重返政坛，而重返政坛才是端纳所真正需要的。在被冷落了数月之后，端纳赴纽约匆匆看望了两位挚友，于1945年10月，在萧瑟秋风中踏上了开赴帕皮提的轮船，他希望在太平洋的岛上稍作休憩，然后重返中国，毕竟中国还有他的老朋友和个人资产。然而就在此时，深藏在体内的癌症发作，端纳被送进夏威夷美国海军医院紧急治疗。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他想起了多年未能动笔的自传。这时，一个人出现了——美国《檀香山广告报》的记者厄尔·赛尔（Earl Albert Selle，1906—1978），在端纳的病榻前采访了端纳，成为端纳传记的首位作者。赛尔的《中国的端纳》开启了端纳研究的序幕。赛尔在端纳垂危之际给宋美龄打去电报，甚为不满地说：“端纳为你们效忠了多年，现在生命垂危，该是你们给他回馈的时候了。”1946年3月17日，蒋介石政府租用了一架美国商务飞机将端纳从夏威夷送往上海。

端纳生命的最后8个月是在上海洪恩医院度过的，蒋宋对他进行了悉心照顾。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在弥留之际，宋美龄曾立其床侧为其朗诵《圣经》，并将位于虹口的宋家墓地辟出一角，让他永远在中国安息。在端纳的葬礼上，蒋宋联名的挽联是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上写：端纳先生永垂不朽。这位澳大利亚顾问的遗体上覆盖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在端纳逝世后的20年中，这个曾几何时身价最高的民国政府洋顾问被日渐遗忘。他未能像乔治·莫理循一样留下丰富的日记、笔记和各种资料，足以让后人铭记。1969年，年轻的澳大利亚学者温斯顿·路易斯（Winston G Lewis，1937—1996）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他在探寻中澳交流史时发现了端纳的名字，在以后的30年中，他缜密而持久地研究着端纳，他曾发出慨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中国两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都是澳大利亚人，即莫理循和端纳。和端纳不同，莫理循的确留下了丰富的资料，有关莫理循的研究如今也在那些资料中不断推进着。然而毫无疑问，端纳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贡献比莫理循要远远重要得多，但端纳现存唯一的传记并不能反映出他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主要资讯可以填补空白，端纳与中国那些20世纪30年代幸存主角们的密切关系意味着“真实”不会从他们那里获得。然而，我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些同时代幸存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前，应该换一种眼光来审视端纳，因为寻求端纳信息的途径已几乎完全泯灭了。

学界对端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是众说纷纭的，从政客、投机者、间谍到宣传公关专家和改革者，不一而足，但人们都承认端纳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端纳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他和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果说赛尔对端纳的生平做了首次记录，那么路易斯则是系统研究端纳的集大成者。他从1969年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端纳的亲属、同事、朋友以及与端纳相关的信件、照片和文件。不仅如此，他还对赛尔的《中国的端纳》的弊病发起挑战，梦想自己有一天能描绘出一个真实、完整的端纳。不幸的是，1996年，路易斯身患癌症，溘然辞世。他的研究未能如愿完成。

路易斯之后，仍有一些中外学者锲而不舍地追寻端纳，其中亦包括笔者本人。从1996年起，笔者即介入端纳研究，并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对端纳资料的搜索。2009年，英国历史学家皮特·汤普森（Peter Thompson）在《上海咆哮：中国革命中的澳洲英雄》中以大量篇幅讨论端纳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但由于获取的资讯有限，端纳的面貌仍然不够清晰。2013年8月，笔者的《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政治冒险》（下称《端纳档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将端纳的生平连缀起来，突显了端纳在民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佐之以百余张珍稀图片，意在生动地反映端纳的一生。同年9月，澳大利亚作家格里格·考利（Craig Collie）的作品《记者与军阀》问世，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出版的有关端纳的专著。自1946年端纳逝世后，赛尔的著作在20世纪一花独放，端纳研究长期停滞。然而，进入21世纪后，在短短五年之内，竟有3部关于端纳的著作相继问世，这表明，随着历史真相不断被解密，端纳研究正被纵深开掘。

笔者在追寻端纳的20年中，搜集了一些有关端纳本人或与其相关的图片、日记、文件，它们生动地再现了端纳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风貌。由于篇幅所限，《端纳档案》无法将这些材料悉数用出，而《端纳画传》将会弥补这一缺憾。

《端纳画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端纳的生平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物和事件的交集。这里展示的图片不仅包括端纳本人、与端纳密切关联人物之影像，也包括一些信件、档案、简报、器物和相关的历史遗迹。画传以端纳为中心，辐射与其发生纠葛的历史名人和历史事件，以私人记录的视角来反映大时代的风云。本书所用历史文献的主要来源包括了端纳家人、朋友、同僚在内的私人档案；也有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地稀有文献档案馆之藏品，获取这些文献的历程漫长而艰辛，其中许多藏品为经年尘封之物，系首次发表，它们从视觉形象上凸显出“民国第一顾问”的风采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从而激活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以画册的形式反映端纳的生平还是前所未有，这次尝试，是对民国史中一个被埋没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有效抢救。《端纳画传》的收藏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书的面世，将对端纳研究做出有力的推动。

张威

2015年春节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