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次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国所得赔款均超过了“实际损失额度”,其中美国按比例分得3293.9055万两白银(合2444.0778万美元) [3] ,超过款额达1278.5万余美元 [4] 。后经清政府驻美大使梁诚多方努力,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部分超收赔款退还中国政府,作为派遣赴美 留学生的专门款项。1909年1月1日,美国正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随后,清政府即着手筹办遣派留学生事宜。当年7月10日,外务部与学部在遣派学生赴美拟定办法大纲折中提出,“臣等公同商酌,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 [5] ;并于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中具体规定:“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员,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遣送学生及至驻美游学监督通信等事,并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 [6] ,“设肄业馆。在京城外择清旷地方,建肄业馆一所。(约容学生三百名,其中办事室、讲舍、书库、操场、教习学生等居室均备)沿用美国高等初级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无可扞格。此馆专为选取各省学生暂留学习,以便考察品学而设。” [7] 1909年7月17日,游美学务处开始办公 [8] ,当年招考了梅贻琦等第一批直接赴美留学生47名,翌年招考了杨锡仁等第二批直接赴美留学生70人 [9] 。
对于庚款留学生的选科比例,学部和外务部认为“留学生究应选择何种科目——政治、科学、工程——均属待决的问题。鉴于彼时留日学生,多趋于法政一途,回国后,志在作一小官,或公务员,以资糊口。……因此多数主张学生游美,必须着重理、工、农、商等实际有用的学术与技能,庶几回国后,可望对于祖国的改造和建设,有真正的贡献。少数学生亦可选习文、哲一类的科目” [12] 。基于此,在其拟定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 案》中规定:“派出的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将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另外百分之二十将专修法律及政治学” [13] ;后又于《会奏派遣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中再次规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 理财师范诸学。” [14] 根据清政府这一要求,1909年至1911年游美学务处选派的三批直接赴美留学生多选习实科,如第二批庚款留学生竺可桢后来回忆:“我们这批七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 [15] ,其中尤其以工程学居多。据统计,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选习工程科目的有24人(约占总人数的51%),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中选习工程科目的有43人(约占总人数的61%),第一、二批庚款留学生选习工程学人数比例及专业分布具体如图1-3和图1-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电气工程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急需专业之一,选习人数相对较多,如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电气工程6人(约占总人数的13%),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中电气工程8人(约占总人数的11%) [16] ,其中即有梅贻琦、吴玉麟、曾昭权、杨锡仁、易鼎新等。
关于庚款留学生在全国的名额分配问题,学部、外务部议定:“自应按照各省赔款数目分匀摊给,以示平允。其满洲、蒙古、汉军旗籍以及东三省内外蒙古、西藏亦应酌给名额,以昭公溥。” [17] 由于南方沿海省份经济相对发达,所承担赔款额度较大,且文化教育发展较快,因此学生亦大部分来源于这些地域。同时,清华早期赴美留学生的选拔标准较高,如1908年拟定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中规定:“派遣的学生要有下列资格:1.质地聪明。2.性质纯正。3.身体强壮。4.身家清白。5.恰当年龄。6.中文程度要有作文数百字的能力。7.中国古典文学及历史要有基本知识。8.英文程度要能直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9.要完成一般性学习的预备课程” [18] ;1909年制定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中规定:“各条所取学生拟分两格。第一格:年在二十以下,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门学校;第二格:年在十五以下,国文通达,姿禀特异。以上二项,均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始为合格” [19] ;且考试科目“除专门的国文和基本文化课考试外,还要考试英文 (其中第二届还须选考德文或法文)。特别是第二届考试,除中文论说外,所有科目考试均须用英文答卷,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良好的系统文化知识,特别是比较扎实的英文功底,恐怕很难‘中彀’” [20] 。因此,这也就决定了选派的赴美留学生多源于一些注重英文教学或质量较高的教会学校、省立高等学堂等 [21] ,如选习电机工程科目留学生中,吴玉麟、吴清度、张廷金来自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曾昭权、杨维桢来自上海复旦公学,张谟实、徐尚来自上海圣约翰书院等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