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语堂对白话文及白话文学的态度

鲁迅曾提出“中间物” 来概括身处20世纪初、中西文明交汇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类智识群“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而作为从传统文化模式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留恋’——这种‘留恋’使得他们必须同时与社会和自我进行悲剧性抗战。” 对传统文化的爱恨交织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语言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鲁迅认为：

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许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由此可见，对于古为今用，即使借古于现代语言改革方面，鲁迅一直持强烈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与“从旧垒中来” 的“历史中间物” 不同，林语堂从小深受口岸文化及基督教教育的影响，成为从新文化彼岸走来的文化中间人。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他常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及浓厚的研读兴趣。从未受困于“古老的鬼魂” 亦未中过“庄周、韩非的毒” 的林语堂，反而追溯中华文明的古老魂魄来完成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林语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和维护之情显而易见，但亦有别于吴宓等文化保守派。他终究是从新城中走来的人，遇到中国文化的旧鬼他亦毫不留情地鞭挞。林语堂之所以肯定并支持白话写作是因为此文体及语言形式是改造国人思想并使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手段之一。正如周作人阐述使用白话的理由是“因为人们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

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

林语堂虽认同白话可以表达新观念，但也认为文言可使白话更加雅健，而不致使后者仅停留在沟通工具的层面上。因此，他对文言，这一丰富白话的语言资源，所表现出的不是急于摆脱的厌恶之情而是吸收兼容的宽容态度。这种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欣赏与尊重贯穿林语堂的一生。

吴宓虽然轻视林语堂这个读洋书的人，但并不否认在对待西洋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后者的立场与自己有所接近。吴宓于1920年4月18日从林语堂夫妇在美国的住所回来后所写的《日记》中有一段评论：

昨晚在林君处，所谈曾及二事：（一）在国中之少年，未知外国实况，误以西洋为天堂仙景。又误以共和、社会主义、男女自由结婚等，在西洋确有其事，见之实行，而生人遂皆丰享快乐者。不知此等皆梦境，而西国社会之堕落，人心之浮动，实远甚于中国。故西洋之人，自杀者较多，则以其精神之痛苦亦较深故也……惟然，故在国中一偏而激烈之少年，留学欧美以后，大都转为和平，趋于实是。而未出茅庐者，则鼓舞諠呼，不可向迩……（二）不到欧美，则无从见中国人之好处。大率中国古来之礼教，重义务，主牺牲。西洋今日之习俗，则重权利，主快乐。中国之妇女，皆贞淑耐苦，操劳不怨……今美国之妇女，则涂脂抹粉……纵情欲，喜热闹。秉质如“绣花枕”，行事如“走马灯”。中西两两相较，中国之妇女，固可怜，然亦甚可贵可敬也。……宓按，林君本系极端新派，又约翰出身，不甚读中国书者，其所言犹如此；况以国粹为心、尊封孔教，如宓等者，感触又当如何耶？

此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林语堂从未被吴宓引为“以国粹为心”的同道中人；二是中西文明相较下，林语堂对西洋文明所显现的不足之处多有批判。若将文明分为非物质层面与物质层面，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属于物质层面。为了沟通及生活的便利，语言应该“我手写我口”。另一方面，文言用词已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中文需要吸收大量新词汇来改变中国人的陈旧观念及旧有的思维模式。但在“以国粹为心”的保守派，如吴宓等人看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不仅是语言的衰落，更是民族精神的堕落。因此，林语堂对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表示理解及支持的态度使吴宓有所不满。

吴宓一方面认为林语堂激进，二者在是否应以白话取代文言文这一论述上存在分歧，另一方面却也认同林语堂对西方文明及文化抱持客观的批评态度。譬如，关系到礼教、文明等方面，与吴宓一样，林语堂对西方文明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并不赞赏。另外，由于他出身基督教家庭，又多年生活在口岸文化的影响下并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因此，他对于西方并非“天堂仙景”早有认识。他不需要出国已经对“西方社会之堕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正是这种成长背景令林语堂与其他同时代在内陆接受传统孔教滋养的知识分子不同，令他对于西方器物文明是否能彻底拯救中国及中国社会保持怀疑的态度。简而言之，在林语堂看来，现代化是帮助人们发展社会、丰富物质生活的手段。现代化不仅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趋理性及多元，也是人们对西方文明及文化保持理性批评的表现；西化则表现出人们对西方文明及文化的盲目崇拜。这不仅改造了人们的固有文明并彻底动摇固有文化的根基，使原本多元的文化及文明趋于一元，对人类的精神生活造成冲击与危害。

林语堂既不像文化保守派不加批判地连文化旧鬼都爱护有加，固步自封；也不像激进派对所有西方文明，甚至文化新魔都怀揣顶礼膜拜的感情。一方面，他积极响应白话文运动，希望让中国社会尽快步入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他对中国人在“中国古来之礼教”影响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及处世态度又不全盘否定。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正是他对中国人、事、物都保持同情的理解的基础。因此，在当时的语言改革上，林语堂虽支持白话文，但与胡适的思想并不一致。他虽支持语言改革，但在对待旧语言形式的态度上，与吴宓有契合之处。

林语堂在赴美求学之前，在北京已经见到当时学成归来的胡适，且由相识很快成为相知。根据他在外国寄回的早期信件，他对胡适十分尊敬，也非常维护。这种维护主要表现在他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白话文的热烈回应及支持。

白话文的提倡在当时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现实途径，也是进步青年对于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思想的一种反击手段。与当时很多归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林语堂赴海外学习的理想也是为了改良中国的教育。他希望将西方语言文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输入中国，使学人的眼界得以开阔，理论得以丰富。

事果能安□，三年之后，我们可以一齐做事了（□□□□□□□□□）闲时还可以由我们改良天地宇宙，由人性以至于拼音字母。

虽然我新的快乐在于眼前得以放心，还有更大的，就是后来我们可以在大学一同干事，合做一起激□鼓吹本国思想文学的潮流。

我以为有人用西洋法子去研究中国小说，做大学一科，岂不是很有趣味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干事”是通过求学问、求真理并实现学术价值来达到救国的目的，而并非一般所理解的匡世救国的政治目的。

我很希望回国之后有时候用新法子专工中国文学史，十年之后，不教卢梭、托尔斯泰而教国文！！……

到法国去我很希望有机会研究中国文学史。我想这倒是我们正当的事业。

留学初年，对白话文学的兴趣及欣赏使曾做清华英文老师的林语堂对文学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回国能教授相关课程：

明年打算用近代小说作参考的题目（probably thesis subject to doctorant degree）。……此外像编辑一种中国文学史类于□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或是像法国百科全书家所作的，等到那有人物办得到的时候，岂不是一个大盛事吗？

弟近于文学一门，□出很深的趣味。前所说哲学的趣味已放下一边，好久没动了。文学一门以文评小说等为最趣味。回国后定拟文评为一科，□□如法国十八世纪，如小说近代与种类等是好演讲好题目。

由此可见，林语堂对于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兴趣十分浓厚，希望借西方的相关理论丰富本国文学学科，并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文学进行梳理。然而，他的最初理想未能实现。林语堂曾在信中用“境地改人的观念，比人的观念改境地的多” 来概括留学三四年间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其学术研究兴趣的变化上，其中起决定因素的是境地的转变。由于留学津贴被取消，他从美国辗转到法国，最后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不同的学校和崭新的经历都影响着一个学人的学术选择。

在德国时，因为当地的语言学研究十分先进，所以林语堂在1921年2月19日的信中提出作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而他之前深感趣味的文学研究逐渐排在次要位置。

柏林大学有几位中文教授，但还没打听详细。照我来德的意思，本是要用中国金文的文法做□的题目，□□这样必须柏林，但是也须看机会，因为听说Se Grot（中文□□）有点守旧，七八十岁的老人总不能□愿□认近年来中文的改变与进步，还是尚书、书经等等。此愿不能成，就在燕拿专门小说的研究，□或可应付我的要求。

我定义的白话文法为我的Dissertation……不怕这种题目不为所许。德国于语言学上本所专长，最有实在的兴趣。 （1921年8月11日）

虽然林语堂的信中并未交代最终为何没有继续白话文法的研究而转作有关声韵训诂方面的著述，但不外乎与“境地”有关。而这境地的改变最终使他回国后未能如最初所愿进行有关中国文学史及文学批评等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却使他开始了英语语言学的研究。20年代初正是中国学界推行语言改革的高峰期，这终使曾因留学在外而与国内学界有所隔膜的林语堂得以亲历此次运动，并有所贡献。

为此次往赴北大之聘名虽为英文教授，而心中很愿于语言学上Philology and linguistics特别□力，因为此两年来所研究及此次考试博士皆以此为中心。而此学之关系专研究古之经学（音声训诂）或是今之方音处处都有极重要方法上及科学上之贡献。

希望能于我未回南之先得在这儿见见你的面。我们有多少话可以谈的阿！（特别对于改用罗马字问题，我很希望你们于此次教育改进社会议能办点具体的结果出来。）

林语堂在与友人的信中表现出率性单纯的一面。在对待学术课题时，他却认真严谨。而在论学态度上，他既客观也很包容。1923年，林语堂学成归来。同年9月及12月，他发表了两篇文章——《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 及《科学与经书》 。前者大力提倡国语罗马字，后者则为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经学的言论摇旗呐喊。在追求学术及真理的道路上，林语堂是一位温和但执着的战士，他的言辞并不激烈，但态度和立场则异常坚定。这种执着的精神相伴其一生，使他陷入过困境，惹来非议，也使他得以自在于天地。

林语堂向来反对缺乏理性及科学依据的思考和言论，1923年的这两篇文章是他为以科学方法改良中国文字制度及国学研究所作的辩白。早在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他已将自己的热情及辩论的才能投入到对白话文运动的支持。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提到：

留美学生中间，对于白话文及白话文学的运动持反对方面的还不少。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 昧于本运动的宗旨 。也无怪他； 他们所主张的也有一部分的是处 。所以文学革命的鼓吹，决不能坚持一面的道理， 必要兼容 □□的文化的要端在内。白话必不是□□□□□□□。还要人去 开发讲明着革命的本意 给他们明白。

这次“留美学生月报”里打算汲取五六篇论要去为白话文学得留美学生界的同情，只有是light sketches。

就在1920年2月19日写信前，林语堂已在美国留学生界甚有影响力的《留美学生月刊》（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发表了《文学革命及何为文学》（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What is Literature ），同年六月，他又发表了《文学革命、爱国主义及民主之偏差》（ Literary Revolution，Patriotism，and The Democratic Bias ）。这两篇文章不仅表明自己对胡适等人的支持，亦坚决地提出要“将最自然、最真诚及最强有力的反映我们思想及情感的白话引入文学作品” 。这一举动在当时的留美学生中并不多见。但刚到美国的林语堂无惧于此。即使特立独行、支持者寡，他亦一心维护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所追求的真理。

若以胡适等人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国内为第一战场，林语堂所处的留美学生界则为第二战场。与他为同学的吴宓等很多留美学生都坚决反对白话文，支持文言。当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又成为一股反对白话文的势力。

近来听见上海有出一种民心，是反对新思潮的，是留美学生组织的，更是一大部分由哈佛遣出的留学生组织的。……这不知道真不真，我这边有朋友有那种印刊，我要借来看看。但是我知道哈佛是有点儿像阻止新思潮的□□。前天我的弟弟寄给我一本“新青年”里边一篇尔做的《尝试集自序》讲到尔同梅观迪等几年的笔战。

除了从林语堂致胡适的通信中略窥当时两股势力的较量，《吴宓日记》亦有所记载。吴宓除了激烈反对白话文学成为正统之外，对于支持白话文学的人亦抱厌恶感。在林语堂初到哈佛时，吴宓在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载：

林君（玉堂）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

林君论中国近局，则又为“新文学革命”大肆鼓吹。呜呼，此等情形，宓见之已稔，更不必言感慨之深也。

由上可见，吴宓对林语堂支持白话文学的态度颇有微词。但林语堂一直义无反顾地支持胡适，提倡白话文，特别是留美初期，他的希望在与胡适的信中表露无遗：

尽我的力量做白话文，在美国时候，既然读近代文学，必定时常有论一个一个文学家的论文essays，我要试试用白话做，寄回来可以登印的登印，介绍近代文学于中国。 （1919年）

然而，在美期间，林语堂与吴宓时有往来，这无疑有助于他了解文言文推崇者的思想，同时开始思考白话文体的问题。这一时期，林语堂虽依然公开撰文支持白话文学及白话文，但与其1919年刚到美国时的思想有所不同。譬如1920年2月，他在至胡适的信中提及：

我自己白话很不自由，所以不敢想有所著论，也不愿有所著论。等我古文里再去散步散步一遭儿，再到北京Wingdings 2cB@同北京丫头闲谈胡说，才有一个白话文体style出来的希望！好多的材料没人去选用他。

与初时的跃跃欲试相比，林语堂此时的态度变成谨慎的“不敢”“不愿”。他本不斥古，此时更提出好好研读古文的心愿。与“我手写我口”不同，他并不认为白话文体就是口语的直接记录，而应该是与文言中优雅的表述及方言（包括北京口语）中鲜活的言词相结合的语言形式。基于这种谨慎与尊重，以及自己对于语言产生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林语堂得出“白话文学一个潮流不是简直到白话成立为通用而止，……照外国文学史的例应该此后有一个文学大大复兴，大大出长时代”这一具有发展观的结论。另外，他认为白话文仅达致“通用”的层次太低，而是能将文学“复兴”。由此可见，他认为白话文体之建立的终极目的应是提高而不应止于普及。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如何白话的方法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想头一个要有一个天才genius把本国的国语□□调和备为文学□□的用，缘俄国Karamzin 法国□□□□□□□□□□□□□□德国Gorthe．这国语弄好了，等他伸缩自在，真真有了本国的性质，那时候就有一个第二时代的文学昌盛。有一个人有一个文学的官能literary instinct 他必定会一面从俗话里，一面从古文里，所有许多可以收容的材料，把他□配处理，可以操纵自如，我们看他的榜样，就知道中国的国语落他文学的正轨了。

在林语堂看来，语言具有科学属性，需要客观的标准，即他所说的“榜样”。而建立一套严谨的白话体系的元素则来自于老百姓的俗话与经典古文。这一认识在激进者看来未免保守，而在保守派看来又未免有语言堕落的倾向。他认为只有搜集到大量的语言素材才能建立白话文体，建立了文体标准才能写出白话文章。因此与身体力行的行动派不同，林语堂并不轻易尝试白话文写作。这可归因于林语堂过于严谨，亦可归因于20年代的他对自己驾驭汉语的能力还缺乏信心。正因如此，他寄望于一个类似但丁的天才来融汇古今与雅俗，开创中国的文艺复兴之路。尽管后来赴德专攻语言学，但他没有放弃寻觅白话文文体的理想。这时，他对海涅的作品产生浓厚兴趣，并认为后者诗文中的思想情感对国内白话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他看来：

……海呐（即，海涅）这种诗家别国文学中很不容易找见。看他的□差不多无篇不有新奇意味。所以我拿定主意把他译成中文。……（《世界丛书》）这是现由你总揽，所以我先把译成的稿的一部分寄上给你裁夺，或者可合于《世界丛书》的宗旨。或者就这几篇先登新青年□□□□□海呐的先声也无不可。……况且中国读书哥还吃不消。大概有译成二百篇，就够了。……；译成必做一篇长长的序，论□国语做诗，体裁音韵一切问题。……

为继续响应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此时的林语堂主要希望将海涅诗文中的“新奇意味”介绍给中国青年。

1923年归国后，林语堂发现当时白话文及白话文学的创作与他在留学期间对其发展的想象截然不同：

自从白话输入以来，我正渐渐儿看见“谐摹”（拟译Humor）的著作了。上几期一篇在《努力》论坏诗，假诗……里头真有“谐摹”（或作“诙摹”），但是胡先生你未免真是太信如来佛了（即赛先生），此外你还信个文殊菩萨（即逻辑君），及一个普贤菩萨（即白话□）。这位普贤菩萨作孽最深，善男信女恭奉的也最多，只可怜亚波罗早已跑到九重霄外了……

大众对白话文的盲目推崇及不甚严谨的写作态度扼杀了语言及文学的艺术性。林语堂认为仅从工具论的观点出发来指导白话文写作是弊多于利，因此，当时所提倡的白话文并未产生出类拔萃的文学。“我手”需要在高标准的指导下“写我口”。当周作人提倡明代袁宏道等人的小品文写作时，林语堂又对明代小品文产生浓厚兴趣，并将其视为现代白话文写作的范式。

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

唯有了解他早期对白话文的态度，才能理解林语堂后来对小品文写作的推崇。在他与胡适的早期通信中，前者对白话文所持的态度已表现出自己对语言艺术性的追求。林语堂认为白话文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具有艺术表现力、更鲜活、更美的语言，是“能生出一等文学”的基础：

白话一件，我自揣正在胎期在雏形时代。我很希望不久写出一个style来。因为 白话辞语的丰富 ， 既是无疑 ，而一方面， 现此看得见的结果只是平淡明确的文字 ，还没法□□了十分流畅应用自如的白话。 They can't play with it ．那种play with it要 玩艺 的工夫，自然是旧文学过重的毛病，但 新文学要成文学是不能没的 。尔的意思这样吗？讲到这地方不能不想到这一两年，我们多半鼓吹同反对文学革命的人的根本误会。文学革命差不多只有□利的目的而不是□神的，原因于文学的。 我想白话文学运动惟一的正义只是白话能生出一等文学来 ，文学革命而不能生一等文学出来，那就白话不白话，革命不革命都不相干，尔想对不对。 以普及教育为白话文学惟一的目的我想是一句亵渎白话文的话 。

由此可见，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将语录体文言视为医治当时白话之病的良方也就不足为奇：

引车卖浆之白话可提倡，语录式文言，亦可提倡。前文谓“语录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即吾提倡语录之本旨。夫白话诚难做，病在浅易平凡，少精到语，少警惕语，令人读了索然无味。今人欲矫之，乃在白话中放入文言，使得幽深之气，而其弊反使白话成为文人特殊口语，西洋所谓academic jargon。

在1934年与左翼作家分别利用《论语》及《太白》等刊物在白话文、小品文、语录体、大众语等问题上展开论战 。林语堂认为白话文是“自口语提炼出文艺语言”，而不是“人工僵硬、淡而无味的语言”，也不是“佶屈做作的欧化语法” 。理想的白话文是能“传出俗话口吻” ，且简练不啰嗦。

而当时左翼作家则认为“现在流行的白话文——不是蓝青官话，便是变相的八股（所谓语录体），与大众有非常大的距离” 。此时所提倡的大众语可视为1931年“大众文艺”的延续。在他们看来，文学是政治诉求的工具，前者唯有大众化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才能完成我们（左翼）当前的反帝反XXX 的XXX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由此可见，林语堂与左翼作家的根本分歧在于两者对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持不同的态度。林语堂从语言层面，文学审美甚至人生观来提倡小品文，并坚持自己对于雅健白话文的支持。无论是白话文的书写还是小品文的写作都并非他30年代一时冲动或受政治意识的驱遣。“洗炼白话入文” 这一原则早于20年代已植根于林语堂的头脑中。从20年代提倡白话文到30年代创办杂志提倡闲适、推崇小品文这一过程正是林语堂对重建民族语言形式进行执着求索的过程。直到60年代末，他依然撰文阐释30年代提倡语录体和小品文的原因“就是针对当事人的罗里罗嗦毛病” 。在他看来，当时的白话“语体欧化，掉洋腔……句子极力拉长” ，所以既不简洁，也不“清淡自然” ，甚至不如“当初所提倡清白的白话” 。而针对这一现象的解药就是用雅健的国语来写作，句子取短舍长，词汇方面在吸收老百姓语言的鲜活部分的同时还保留经受时间考验而得以存留的文言词汇，做到“平淡不流于鄙俗，典雅不涉于古僻” 。他对雅健的白话文的推崇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贯彻始终，决非投机之举。

除此以外，开放的讨论态度及得体的辩论语言亦是林语堂所坚持的。他对于人们在白话文所持的保守态度并不进行严厉的批评和讽刺，而是通过英文小品文的形式（light sketch） 以求对方的理解。这种批评形式既展现出“同情的理解”这一观察视角，亦体现出“费尔泼赖”精神：

里边梅观迪君所讲……都是这边Prof．Babbitt的话。Babbitt这个人，近代的东西，……写实主义……无所不反对的。梅先生同他研究好几年，未免受他的影响，况且这其中 未尝没有一部分的道理 在哩。比方说一样，我们（心里想好像说）最新近的东西便是最好的，这是明白站不住的地位。但是这却何必拿他来同白话文学做反对。我也同Prof．Babbitt谈过这件事，好像他对尔的地位的主张很有误会。我碰见梅先生只有一次，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本意；看尔那一篇是他的信，摸不出来他所以反对白话文学的理由。本来我想白话文学既然有了这相配有意识的反对，必定是白话的幸福，因为这白话文文学的运动，一两个人之外，不要说，大多数人的心理，有意识中却带了许多无意识的分子，怎么都没有一个明确文学的理想。 但是现在我想有意识的反对是没有的东西 ； 所以反对的 ， 不是言不由心 ， 便是见地不高明 ， 理会不透彻 ， 问题看不到底 。

这段文字除客观分析了以梅光迪为代表的保守派反对胡适等人新思潮的原因，亦认为有些反对者，譬如白璧德反对胡适的主张并不是刻意针对而是有所误解。因此，在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他还对运动自身的不足进行反思，并积极通过文章以期消除误会。这种阐述风格在其《吾国吾民》及《生活的艺术》等评论性著述中得到延续。

如前文所讲，林语堂的血液中虽然流着反抗的因子，但他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则倾向于西方所提倡的费尔泼赖的精神。在他看来，很多优秀的作家由于政见的不同而被排挤在外，或受到人身攻击是极不可取的。1930年至1936年，他的文章既不迎合国民党政府的宣传策略，也不支持“左联”的观点，因此，他开始小品文的创作，以期为喧闹的文坛注入一股清流，同时在不直接与当道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简而言之，林语堂于1919年至1923年在语言、文学方面主要持以下观点：

1．建立雅健的白话文；

2．先建立白话的文体，再书写白话文学；

3．白话的丰富资源是俗语及文言；

4．编辑白话词汇工具书；

5．运用西方理论及方法讲授并研究中国文学史；

6．引入文学批评。

从这些通信的内容来看，林语堂与胡适在对白话文及白话文学态度上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着重语言是否健雅，后者关注语言是否直白。从林语堂20年代执教于北京至30年代在上海创办杂志，他在早年的思想及观念上又有新的发展，并逐渐丰富自己的学识修养。在林语堂看来，白话文不仅是语言工具，更是白话文学的基础。白话文建构白话文学，并决定后者的艺术水平与精神层次。语言的发展需要各类文字材料来丰富，新文学的产生与成熟不仅需要语言为基础，还需要借助恰当的文体来承载。林语堂所订立的这一标准正体现了他崇尚科学及理性的一面。 KOTlk6/tAI7OWP7ONYiq371uvTHrU1wYx9IIKw9JXdwz7AzMxaThCROdblhuOH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