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林语堂看来，西方的现代文明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各存精华及糟粕。作为在西方文明影响下成长的中国人，他对于这一文明中的“恶”有着较理性的认识。因此，在赞扬科学精神的同时，他对西化却持保留态度，并严厉批评西潮涌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杂交”
后所产生的恶果。简而言之，这种恶果就是“摩登”
，即西方现代化的表层文明经过中国本土文化的盲目模仿及肤浅演绎后所呈现的畸形状态。林语堂通过《上海之歌》（
Hymn to Shanghai
）表达对“摩登”所持的批判态度。作者对西化恶果的嫌恶感并不亚于其对非科学非理性的思想所造成的愚昧和落后所持的否定态度。这篇英文文章最早发表于1930年8月《中国评论》的《小评论》专栏，1933年其中文版本发表于第19期的《论语》。1936年1月他又将英文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
）上。由此可见，林语堂对于这篇抨击西化恶果之流弊的文章是十分欣赏的。文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上海这座代表中西文化混杂的摩登城市的厌恶之情。在他笔下，上海就像发出嘈杂声音及恶臭的怪胎。英文篇中的第一段（在中文篇中删去）将这座城市的丑陋肤浅诉诸笔端。
上海，这城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中西流俗的奇怪结合，在于其肤浅的技艺，在于其毫不掩饰对于财神的膜拜，还在于其空洞、粗俗和不堪的品位。上海，这城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做作的女人，在于其不文明的苦力，在于其没有活力的报纸，没有资金的银行及私有化的产物。上海的伟大在于其优点也在于其缺点；她的伟大在于她的巨大和丑陋，任性与愚蠢；她的伟大在于她的笑与泪，悲苦与堕落……
根据作者的经历，他在上海度过了愉快的大学时光，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他在自传中虽然没有对这城市作任何评论，但却不掩饰对大学环境的欣赏之情：
我大二那年，圣约翰大学添置了一块刚开发完善的私产，与校园毗连，有参天的乔木和美丽的草地。我在优美的环境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如果说圣约翰大学给了我什么，那就是健康的肺叶……
然而，时至1927年，林语堂离开武汉政府赴沪时，对上海的人文环境及其充满自我意识
的氛围表达出明显的不满之情。当再次移居到这个城市以后，他认为这里的“文化”不仅空洞，甚至虚伪堕落。在这篇文章中，各阶层的人都成了林语堂笔诛口伐的对象：从银行家到市井小民，从吸食鸦片者到赛狗场里的西洋妇女，再到洋泾浜的英语，他对上海的摩登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抨击。林语堂此文以上海为切入点，针对的却是当时中国人在未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情况下，就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作者认为社会应该给予新旧思想及事物并存及竞争的时间，亦应该尊重人们选择的自由，因为自由意志可以使人避免蒙昧：
现代科学文明导致了人们的物质主义的态度。这种国际主义的发展恐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衡的。现今，物质化的国际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富人的国际主义。很快，穷人也将面临此情况。但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的国际主义，（人类）都迫切地需要培养自由意志，并需要更加明智的引导来控制依然存在于群体本能中的蒙昧与野蛮。
与上海相较，林语堂更欣赏北京在面对新旧文化时所展现出的城市风貌。与北伐结束后所作的《上海之歌》比较，他作于北京沦陷后的《沦陷的北平依然保持永恒的中国精神》（
Captive Peiping Holds The Soul of Ageless China
）
强烈表达出对古都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与城市特色的欣赏。他欣赏北京既不一味模仿，也不因循守旧。若一味模仿新文明，没有自己的判断与坚持，北京的城市文化只能沦为肤浅的时髦产物；若因循守旧，不能包容新事物，城市文明只能固步自封，缺乏活力。根据林语堂的观察，在中国固有文化及西潮影响下的北京仍旧坚持着永恒的中国精神，即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魄。
《沦陷了的北平》通过对京城里各类百姓的描写来表达新旧两种文明融合共处的现象：
时髦的年轻姑娘踩着高跟鞋与穿木屐的满族妇女擦肩而过，北平并不以为意。长着白髯的老画家住在年轻大学生公寓前的庭院里，北平并不以为意。小轿车与三轮车、驴车在街道上互不相让，北平并不以为意。……穿自己喜欢的衣服，选自己喜欢的饭店，从事自己的爱好，追随爱与美与真，练习踢毽子或者小提琴——谁会在意呢？
不难看出林语堂的文章对新旧文化并存于北京的现象及结果表示赞赏。这种态度与革新派的看法大相径庭。李大钊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的旧的》一文也展示出道上汽车与传统交通工具并行的画面，但文章作者对此持批判态度，希望北京应该尽快以新代旧，结束新旧并存的矛盾生活：
总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我常走在前门一带，觉得那样狭窄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独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行车、汽车等。推独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路，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弃这些笨拙的工具，来坐迅速便捷的电车，马路自然宽敞，不再拥挤。
李大钊代表五四时期思想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旧有的文明与文化都是落后腐朽，而代表新气象的现代文明与文化才是中国恢复活力并逐渐强大的良方。从历史进程及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李大钊等人以新易旧的想法无可厚非。尤其在物质方面，林语堂与李大钊都充分肯定西方文明中的先进因素，如科学及理性，并承认新文明为生活带来很多便利。然而，与激进派不同的是，林语堂也由衷地欣赏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认为机械文明的进步不应成为评判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其民众是否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缺乏现代人文精神底蕴的社会即使拥有先进的物质文明也是保守落后的。他在1935年11月4日回应姚莘农有关《吾国吾民》的质疑时，曾提到对保守与进步的看法：
中国人发电报而不用邮差，是因为方便。毕竟从北京至广东电报只需一个小时，靠邮差则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与保守或进步无关。我所说的保守是指精神层面的是中国人将如何继续他们生活模式。
现代精神应该以人为本，去伪存真。他认为妨碍这一进步精神发展的除了卫道的程朱理学，还有人们对机械文明的过分推崇。这两种思维在本质上都违背了人性本真，使人成为异物：程朱理学禁锢人类思想，主张去人欲；机械文明使人异化为工业链条上的一个齿轮，只重视经济效益且唯利是图。在林语堂眼中，上海盲目推崇机械文明而忽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所以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失败的个案。中国人应该保持真诚，建立独立意识的心态才能避免上述两种思想的荼毒。他批判人们对西方文明或中华文化所持的非理性态度。对于这两种文化及文明，人们不能无条件无原则地接受或传承。如果人们仅将机械文明的先进作为社会进步的判断标准，那不仅使现代性问题简单化，而且令文化有庸俗化的趋向，譬如，摩登现象的产生。机械文明为人类物质生活提供便利与享受，但无法促进人类现代精神的建立与发展。由此可见，与革新派的思想比较，林语堂更重视民族精神的独立，选择的自由与多元文化间的互相包容与融合。正如很多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林语堂亦将北京视为复兴中国的载体。这座古都既是历史的亲历者，亦是革命的见证者。正因其历史及政治上的特殊性，这座古城在上世纪初不仅吸引了陈独秀、胡适、鲁迅、林语堂等进步知识分子，也容纳了满清遗贵和官僚军阀所代表的保守势力。由于国体衰败，这座城市也接纳了对中国有觊觎之心的外国列强。但无论何种势力的滋长都不影响北京超然而独立的存在。《沦陷了的北京》和《京华烟云》都充分肯定了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容纳却不盲从、包容却不妥协的自持力：
北平是巨大的，包容古老与现代，却有自己的坚持。
《京华烟云》也寄托着作者对北京的美好想象。中卷辟专节来描写新旧并蓄，兼容和谐的新旧文化观念汇集的场景。首先是借孔立夫的出场介绍“自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已经兼收女生，……是男女合校了”。女子接受教育，且与男子合校无疑是对中国的封建礼教与传统观念最激烈的挑战之一。北京作为历史古都，皇权与封建势力的集结地，这里的百姓却欣然接受了男女平权这一现代观念的植入。在林语堂眼中这无疑是兼容并蓄的气度。而这仅为开始，现代化的诉求对古老中国的震动愈加激烈：
语言文字上的打击还不足，因为随之还有对诗的韵律、诗的形式上的攻击，对寡妇守节的攻击，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以及对“两重道德标准”、祖先崇拜以及对孔教的攻击。……混在些颇为有用的进口货之中，也有不少附带而来的东西，西洋归来的留学生极力鼓吹。少年的新中国不但有权利怀抱希望，而且确是大有希望。……他们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介绍“民主”和“平民”文学，以及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杜威的哲学，自由恋爱，男女同校，离婚，提倡已经过时的天足运动，攻击纳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
尽管林语堂并不认为上述新思潮对社会和文化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看来，北京的人文环境不仅造就了一个有选择的时代，还提供给人独立安居的生活空间：
（北京城）又像一棵千年老树，虫子在各枝丫上作巢居住，各自安居，对于其他各枝丫上居民的生活情况，茫然无所知。
这一描写最接近他的好友之一老向的文章《难认识的北平》：
北平好像一棵千年的老树，百多万市民比作一个个的蚀木虫儿；树即使被钻透了，成了空壳，但是每个小虫儿所尝到的只是机会所赋予它的某一枝干上的某一小点儿。至于根干的形态脉络的关联，以及栽植的岁月，营养的来源，那就不是一个小虫儿所能了解的了。
两者希望借文章表达出北京“海一般的伟大”
。除此以外，林语堂还关注到北京的人文环境使人有一种悠然自得、从容不迫的风度：
现在是穷冬苦寒，北京的冬季真是无与伦比，也许这个福地的其它月份，可以与之比肩。因为在北京，四季非常分明，每一季皆有其极美之处，其极美之处又互有差异之特色。在北京，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却同时又生活在大自然之内……她（曼娘）也感觉到北京冬季的魔力，干爽而寒冷的空气，璀璨晶蓝的天空，屋内御寒的舒服设备……大雪纷纷扬扬自天空飘落之时，她（曼娘）还能使秋海棠在屋里开放，因为厚厚的棉门帘，糊纸的窗子，厚厚的地毯，火势熊熊的煤炉子，使屋里温暖而舒适，人感到精神愉快，做事宁愿到深夜……
这一感触与郁达夫的最为接近。后者《北平的四季》一文着重描写北京的冬天，因为“北平的冬天，冷虽则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伟大悠闲，也只有在冬季，感觉得最彻底”
。“只教把炉子一生，电灯一点，棉门帘一挂上，在屋里住着，却一辈子总是暖炖炖像是春三四月里的样子。……一踏进屋里，就觉得一团春气，包围在你的左右四周，使你马上就忘记了屋外的一切寒冬的苦楚
”。
无论林语堂、郁达夫还是老向，对北京的想象或将其作为原乡文化来赞赏并非偶然的抒发，而是借书写表达自己文化上的民族立场。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一文中所表达出的情感略带几分感伤与无奈：
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总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处，随后再慢慢地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做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长住了，身处远离的一角，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的只是她的好处。
在林语堂笔下，这种乡愁因地理距离及战争问题而更浓郁。因此，他眼中的北京则是：
城市生活集高度之舒适与园林生活之美，融合而为一体，保存而未失，犹如在有理想的城市，头脑思想得到刺激，心灵情绪得到宁静。到底是什么神灵之手构成这种方式的生活，使人间最理想的生活得以再次实现了呢？千真万确，北京的自然就美，城里点缀着湖泊公园，城外环绕着清澈的玉泉河，远处有紫色的西山耸立于云端。天空的颜色也功劳不小。天空若不是那么晶莹深蓝，玉泉河的水就不会那么清澈翠绿，西山的山腰就不会有那么浓艳的淡紫。设计这个城市的是个巧夺天工的巨匠，造出的这个城市，普天之下，地球之上，没有别的城市可与比拟。极富有人文的精神，又富有崇高华严的气质与家居生活的舒适。人间地上，岂有他处可以与之分庭抗礼？北京城之为人类的创造，并非一人之功，是集数代生来就深知生活之美的人所共同创造的。天气、地理、历史、民风、建筑、艺术，众美具备，集合而使之成为今日之美。
作者称颂北京的自然宁静、海纳百川的人文精神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并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将自己对中国文明与民族精神的想象投射在对北京及北京人的叙述之中：
在北京城的生活上，人的因素最为重要。北京的男女老幼说话的腔调儿上，都显而易见地平静安闲，就足以证明此种人文与生活的舒适愉快。因为说话的腔调儿就是全民精神上的声音。
他认为，无论是老北京还是新北京人都从北京“学到了容忍宽大，学到了亲切和蔼，学到了温文尔雅……”
，但就是这样美丽的城市与宽容平和的百姓却遭受了一场“亚洲历史上最可怕、最残忍、最不人道、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尽管林语堂对北京的沦陷深感悲痛，但他同样相信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将决定日本的侵略战争注定失败：
这座古城中大部的居民，真正北平土著，仍然泰然自若，在家中，在茶馆儿里，甚至心情愉快地闲谈战争的来临，预测战争的后果，个人生活一如往常。
他们厌憎入侵的外国人，不过以前早已见过别的外敌。在北平的居民是形形色色的，老年退隐的清代官吏，年轻的爱国学生、胆小怯懦的官吏、温和而出语讥诮的政客、诚实规矩的商人，以及为日本作谍报的赤贫贱民。但是一般人，因为文化教养高，都厌恶暴力和战争，不喜欢上海那种恐怖和暴乱，而是温和，节制，爱好和平，非常有耐性。
在林语堂笔下，即使城池陷于最危难时，中国人依然处之泰然。这并不是人民麻木的表现，而是经历了历史洗礼变迁而淬炼出的冷静态度，对异族侵略具有一种反征服的民族自信心：
在北平，真正古老文化的继承人，不介意于现代文明的侵扰。他们祖先怎么样生活，他们现在也是一成不变。他们家庭生活有满足的气氛，这显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上有无穷智慧的源泉。在生活方式上，对岁月保持达观；在谈话上，则处之以明智温和，轻松而悠闲。因为在老北京，刹那与万古没有什么分别。别处的数百年，在北平只是几段瞬息的时刻，在其间，由祖父至孙子，生活的传统绵延不断。因为在老北京，大家都能够等待，在等待中由少而老，但是百年如一日，虽说由少至老，时则从未变老。老北京遭受异族的政府很多次了，但被征服者却将入侵者征服，将敌人变通修改，使之顺乎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林语堂眼中，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段时间都是刹那或瞬息的存在。无论是千年古城，还是千年延续的种族，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才是他们对付思想侵略或者战争侵略的最好武器。只要保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精神就不会被征服，人民就不会被征服，种族自然也不会灭亡。外来文化以及侵略者甚至会被这种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力量内化甚至征服：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学者、哲学家、圣人、娼妓、阴险的政客、卖国贼、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在老北京，生活的欢乐依然继续不断。乞丐的社会、戏园子、京戏科班儿、踢毽子人的联谊会、烤鸭子蒸螃蟹的饭馆子、灯市、古玩街、庙会、婚丧的礼仪行列，依然进展，永不停息。
从民族立场的角度看，作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不应以破旧立新、毁灭所有旧有文化为前提。《沦陷了的北平》及《京华烟云》主要展现的是林语堂从早期的北京生活中所获得的观察与体验。他想赞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以及中国人超然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包容、超然与独立，北京文化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坚不可摧的。作者通过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传达出尊重民族文化对社会发展以及对抗外来侵略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