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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南子》是林语堂发表在1928年《奔流》杂志上的剧本，后由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的师生搬上舞台而引起孔氏家族的猛烈抨击。最后，政府介入并将“涉案”校长调职才使整件事情得以平息。其实，此作品与其说是侮辱圣贤，倒不如说将圣贤人性化。尽管林语堂笔下的“南子主义”未能战胜“周公主义”的道统精神
，但孔子在受到南子言论感染时所表现的进退失据则呈现出圣贤人性化的一面。在当时倒孔以及尊孔的激烈风潮中，这部作品的进步意义亦在于此，即作者从现代人的角度，通过重新阐释南子公案来发掘孔子人性近情的一面。
林语堂笔下的南子主张“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
，是情的化身，其言行使孔子领悟到“艺术与认识人生。……这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礼，真正的乐。别种的雅颂及别种的揖让都是无谓的虚饰的。”
孔圣人近情的一面表露无遗。但最后，孔子还是屈服于卫道势力而选择出走。这一选择表现出林语堂对卫道势力之强大所表现出的无奈与讽刺。此剧后来引起孔家后裔的不满，继而成为社会事件被广泛讨论。从现实层面看，这无疑印证了作者创作此剧时所要表达的无奈与感慨：
卫道先生偏偏那么多。卫道之心又那么切，叫我们怎么办呢？……
面对强大的道统势力，林语堂的选择是继续抗争。与《子见南子》相隔四十多年后，《尼姑思凡》（下文简称《思凡》）的英译又给他惹来不少非议。在很多人眼中，这部作品格调低下，与当时蒋介石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大方向背道而驰。还有佛教徒认为林语堂翻译这部作品是基督徒有意辱佛的行为。其实，译者仅着眼于这部作品所表达的个性解放、对不合情理的规条进行反抗的主题思想。剧中的年轻女尼遁入佛门并非出于自愿。她的出走不过是追随心性，回归真我。在林语堂看来，这不过是人性战胜教条，真情反抗虚饰的体现。无论是《子见南子》抑或《思凡》，对人性的追求以及对卫道的反抗都通过女子来表现。这无疑体现出林语堂思想的现代性意蕴。一方面，他要借英译《思凡》向西方世界证明中国文学中亦有反映人性解放的作品。一方面，他要通过描述传统社会中地位最低的女子的反抗增强抗争卫道士的力度，并解放中国妇女的思想包袱。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除了达到三从四德的规范并无其他人生理想。因此，在林语堂眼中，中国女人端庄娴静有余而毫无趣味可言：
码头送的有千人。统共去的学生一百四十六。内中清华送□有七十多，也有十来个自费的女学生（这些女学生到底还不interesting，别说interesting not even pleasant。他们还不懂得the more the pleasant 都是more or less sun-faced。现在的道理很难说，古人所谓幽娴贞静的美德，要重新解说才行，不然在社会交际上，真不行！）……
林语堂肯定中国女子坚忍的传统美德，但后者的精神内涵因受旧规条的束缚却无法与时代并进。他认为女人保持容貌仪态之美远不及拥有一颗慧心重要。慧心不仅继承忠贞坚忍的传统美德，也具备自立自信的现代精神：
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姿态是活的，脸孔是死的，姿态尤不足，姿态只是心灵的表现；美是在心灵上的。有那样慧心，必有那样姿态，擦粉打扮是打不来的。……她的美，你一时还看不到。过几年，等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的笑是真正美的。不但她的笑，连她的怒也是美的。……再过几年，等她替你养一两个小孩，看她抱着小孩喂奶，娩后的容辉焕发，在处女的脸上，又添几笔母爱的温柔，那时你才知道处女之美是不成熟的，不丰富的，欠内容的。再过几年，你看她教养督促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头上已露了几丝白发，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中国传统妇女因旧礼教的束缚而缺少活力，更因世俗观念对女性的定位而不敢追求个性的解放。有见及此，林语堂作《子见南子》及英译《思凡》均欲塑造出自己眼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譬如，作者笔下的南子既不因循守旧，也不呆板冷漠，而是一位机警活泼的现代女性：
夫人（南子）思想是很新的，对于男女有别的话不大相信，所以举止也许不尽合于周公之礼，……她很喜欢跟男子密谈的，议论也很高超不羁，谈锋又伶俐又流畅，思想又新颖卓绝，少有闺媛俗态。
所谓闺媛俗态无非指紧守三从四德，遵循男人旨趣而生活的女性：
向来在男权社会，男子所喜欢，女子样样做到。古代男人要女子贞静幽娴，女子便以贞静幽娴自勉；男人要寡妇守节，便也有许多节烈的寡妇。
女子若想成为活泼有趣的人，首先要脱离传统礼教的束缚。压抑本性的教条或规矩本就是不近情理的事情。林语堂曾借《说青楼》一文批评传统社会对寡妇再嫁持否定的态度。他抨击鼓励女子违背天性，无性灭欲而成为贞洁烈妇的卫道观念。林语堂认为无论是宗教还是社会，只要是不近人情的教条最终都不敌人性。因此，不合情理的言行，即使属于宗教教义或程朱理学的规定也应该反对：
这些以理与欲相对，灵与肉相对的宗教看法，我都不赞成。
林语堂认为流传后世的孔子思想已失去原初思想中的真诚。孔子的理想社会不是去人欲，而是在尊重人性基础上建立的和谐世界：
圣人教人得人情之正（诚），如此而已。所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所以孔子的道理，无论如何打不倒。这是我们应首先明白的。而儒家之立场，却不在揖让进退，繁文缛节。泣泪、泣血、抆泪、拭泪是繁文，不是礼之本。繁文可以改，而与孔子之道无与。圣人之教，只在日用伦常，得中道而行，原没有什么玄虚的话。如男女平等关系，关雎之义，夫妇为人伦之始，至为明显。故外无旷夫，内无怨女，男有室，女有归，是孔子的理想社会。
女人既不应成为旧礼教的牺牲品，也不应沦为男人的玩物。现代文明社会应该男女平权，并为女性提供教育以及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人还是社会都应该去伪存真，为他人，尤其为女人提供一个平等的环境：
这种悖情矫饰，虚伪铺张的风气，卒成为千年来中国特有的行文做事，专尚门面的风气。由孔子达情主诚的主义，变为冷酷的夺情的主义，所以演出很多的人寰惨剧，所以有“三从四德”的话。夫死从子，置母道于何地？未闻引起大儒的驳斥。所以大丈夫宜柔，宜八面玲珑，而女子却应该轰轰烈烈有贞烈的勇气。所以压迫命妇不得改嫁，未婚夫死，女子须保守贞节，终身守寡，甚或有逼媳殉夫自尽之恶俗。
由此可见，林语堂对女性的关怀，对假道学的反抗都基于人文主义
思想。在他看来，人文主义并非源于西方现代文明，面对不公而与之抗争的精神早已体现在封建社会中一些有识之士的言行上：
我看清朝能对这假道学抗议力争者，只有戴东原、袁才子、俞正燮、李汝珍三数人而已。李汝珍讽刺缠足制度（《镜花缘》）。俞正燮反对纳妾，谓妇人之妒乃属自然，并非恶德。且举闽俗，有人家子死，家人悬索梁上，逼媳妇投环，或掷鸩杯中，逼其自尽，而全家乐得坐待旌表烈妇之美名（《癸巳类稿》）。袁才子反对以女人为尤物，其收女弟子，在男女同学之今日，可谓开风气之先。他用心理的批评揭穿道学之假面具，批隙导簌，可谓一针见血。他所以不喜者，是道学之虚伪刻薄（“溪刻以为清”，“俭其外，贪其中”，见《清说》）。他不但反对理学（“宋儒非天”，见〈与程蕺园书〉，斥理欲之辩最清楚），且反对道统观念……
无论是评论文章还是文学作品，林语堂都希望以温情来对抗绝情，以合情理的人性来反抗否定人性的卫道观念。他希望中国人能逐渐脱离繁文缛节的虚，回归到通情达理的诚。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抗争的过程是漫长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概念已植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灌输到大众的思想里，并形成一套社会标准及规范。作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对民众的影响深远，并在思想意识上起着主导作用。林语堂并不认为全盘西化及倒孔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在中国问题上，他的态度既非复古怀旧，亦非激烈地否定。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如何守护社会和谐、维护礼与善的同时使中国人逐渐摒弃卫道思想的重负。他希望中国人在物质文明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要在文化上丧失其民族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