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林语堂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人物。他出身于福建漳州乡村的基督教家庭，年轻时深受基督教文化的浸染，但其对中国文明的信仰和宣传却是他的文字生涯的主轴；他先后获得圣约翰大学英文学士、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但其主要成就，除了编写英文中学课本及词典外，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的杂文、小品文及以英文创作的有关中国、中国文化的作品和长篇小说。他的早年教育以英文为主，中文功底薄弱，但最终他在英文和中文的双语写作中找到了一条在东西交汇中通往中国文明的道路，而英文写作更使他的经验、视野、交往关系、创作所诉诸的对象不同于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中国作家。

林语堂先后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长，以及南洋大学校长，但基本的身份仍然是教授、作家和文人。像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一样，林语堂关心政治，1926年“3·18”惨案后，他奋笔谴责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北伐时期，他于1927年赴武汉就任外交部秘书，在1932—1933年间，他还曾卷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政治活动。他与国民党和左翼都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25年年底，他尚与鲁迅处于同一战壕之时，即因其发表于《语丝》第57期上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引起鲁迅的批评。针对他在文章中倡导的费厄泼赖精神，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著名文章加以反驳；他在1932年创办《论语》，提倡闲适和幽默的小品文，更是引起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不满和批判。1933年脱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后，他与左翼的关系宣告彻底断裂。林语堂失望于国民党钳制舆论、贪污腐败，并不断地给予批评，但总体而言，他在政治上始终支持国民党。他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坛的激烈批评也并未遵守其费厄泼赖的原则，就像他的对手常常越过批评的界限一样，他的言论同样充满偏见。1954年，他就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因与校董会发生矛盾而离职。从新加坡回到美国之后，林语堂甚至发表文章毫无根据地指控共产党渗透南洋大学，要求当局查处，其言论深陷“冷战”政治的泥沼。但综观其一生行为，这些行动仍然不失其率真但充满偏见的文人性格，并非老谋深算的政客行径。

在“冷战”的时代，由于林语堂的政治立场，大陆与港台学术界对于他的评价各异，冷热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但1980年代以降，大陆的林语堂研究不但在资料积累和生平研究方面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而且包括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在内的许多学者纷纷著文，对林语堂给予重新评价，形成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景观。由于林语堂长期旅居海外，大量作品用英文发表，尤其是他在三四十年代的英文政论，至今缺少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林语堂在美国报章发表政论，其针对的对象与国内截然不同，若不能系统地梳理其脉络，并在西方与中国等多重语境中解读，我们很难全面地理解林语堂的思想和他的工作的意义。在20世纪的前半叶，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林语堂的写作帮助西方社会了解和理解中国及其文化，其水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汉学家和东方主义者。他不惜得罪美国媒体的编辑和一些评论家，对战争初期美国继续对日出口军事用品、对战争期间英国的外交修辞仍然以保有其殖民统治为前提，更不用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径，给予尖锐和直接的揭露和批判。若放在今天的语境中，他的一些言论很有些接近左派的口吻。但另一方面，他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理想性解释常常被视为对于现实政治的合理化，而在战争背景下，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他又的确为国民政府唱赞歌。他虽然时时发表对于国内政治、包括国民党政治的批评意见，但无论在主观动机上，还是在客观效果上，都不足以让人相信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样的语境下，他被国内左翼视为亲国民党的右翼大概是必然的，而在美国，他最终与曾经相互信任和配合的西方左翼友人和进步人士分道扬镳，我们从史沫特莱、斯诺和韩素音对他的描述和批评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20世纪已成历史，但如何认识和估价这一时代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林语堂作为这一时代的一个独特人物，对他的追踪观察也给了我们重新进入纷繁复杂但又常常被大大简化的时代氛围的一个契机。脱离林语堂写作生涯中的这些独特方面，不解释他的写作过程的多重语境，我们很难完整地理解林语堂的思想和创作的意义。陈欣欣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充实而成。结合时代的背景，她对于林氏早期的文化观、文明观和宗教观给予细致梳理，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整理了他在三四十年代的中英文、尤其是英文政论。无论对于林语堂研究，还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的多重语境的探讨，这本书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汪　晖

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于威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