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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他的文章《人生》中说：“像我这样一个平凡人，吃饱了饭没事儿的时候，有时也会想到人生问题。”人生在季羡林看来，是完全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落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
季羡林说，凡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儿主动也没有。我们稀里糊涂地降生，稀里糊涂地成长，有时也会稀里糊涂地夭折，当然也会稀里糊涂地长寿着，就像他自己一样。就连死，在季羡林看来，也是完全被动的，除了自杀的人有一点主动权之外。但这主动权他也不提倡随便用。
所以总结起来，季羡林认为人生就是被动地生，糊涂地过下去。但是在这被动中，糊里糊涂中，我们却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季羡林劝诫人们，不妨在吃饱了燕窝鱼翅之后，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后，或者在卡拉OK、高尔夫之后，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意地享受吗？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季羡林说，问了这些问题之后，会使你头脑清醒一点，会减少一些糊涂。
今朝有酒今朝醉地恣睢享受，上下求索的忍饥耐寒，都不算完全意义上的有所作为。苏东坡词中有句话说得好：“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当我们的人生接触到了“再少”，或许可以从中寻一丝清醒。
“再少”当然不是只肉体上的返老还童，因为时间是不能倒转的，一个人体力再好、身体再棒，也不可能有如此神力。所以季老将“再少”理解为一种突破年龄限制、身体限制甚至环境限制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状态或生活态度。
有人问季羡林算不算是“清醒”，季羡林说：“我自己不敢说。反正我从来不敢懈怠，从来不倚老卖老。我现在既向后看，回忆过去的九十多年；也向前看，看到的不是八宝山，而是活过一百岁。但是，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我的手段。”
所谓活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说的就是不糊涂着活，要超越着生。季老不敢称自己是“再少”的老人，但他绝对是尘世里少有的清醒之人。
季羡林常说每个人离死亡都是等距的，人们对自己的生死大事是没有多少主动权的，但是，不论人生有多被动，我们都要从中寻求一丝清醒，倘若一味糊里糊涂地混日子，拥有再多的时光也是徒劳。
清醒的人生，应该是以人生为手段，利用有生之年，把时间利用到极致，争取尽可能多地作为。走运时，就把握运势，争取做事业；不走运时，寻求突围，争取做强者。年轻不依赖年轻肆意挥霍，年老不躺在老字上无所事事，这一生也算是清醒了。
缘分和命运，在季羡林看来，也是两个糊涂的词。他觉得，缘分和命运，既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他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爱人，同自己相遇的过程仔细回想一遍，便会发觉，这里面包含了一场“缘分和命运”纠缠的糊涂账。你们两个人，从最初的相遇开始算起，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稍纵即逝，稍一不小心就会擦肩而过。但你们终究没有错过，到底走到了一起，这就是普通百姓所认作的缘分和命运。这种情况，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解释不了的。
北大中文系有个毕业生，名为欧阳旭，曾经邀请季羡林等前辈到北京西山的大觉寺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成就的企业家，因为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做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季羡林很是疑惑，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搞这么一个茶院呢，欧阳旭微笑回答：“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明慧茶院。
可见缘分一事，是说不清道不明，糊里糊涂的。尤其把缘分一事放到婚姻里，更是一笔糊涂账，没有道理可讲，更加没有道理可循。对于爱情这种不可名状的事，季羡林说自己也不能说得十分清楚的话，他必须要谈恋爱以至结婚，这才是“人间正道”。但是千万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去研究这过程中的玄机，以至于终日卿卿我我，闹得神魂颠倒，处心积虑，不时再闹点小别扭，学习不好，工作难成，最终还可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到时才真的是犯糊涂了。
既然爱情、婚姻中的缘分和命运都是不能够说清楚的，糊涂的，所以季羡林就主张，把时间都节省下来，用在刀刃上。虽然他也并不提倡两人“一见倾心”，立即办理结婚手续。因为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不必过长，因为要把余出来的时间用到刀刃上，搞点事业，为了个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季羡林的婚姻观是朴素的，从这份朴素的婚姻观里，我们所能借鉴的是，爱情不必全情投入，因为缘分机遇这些事，都不是人力所能为之，只要努力做好自己，接下来便等着上天分配给你一份怎样的姻缘。比爱情和婚姻更宝贵的，是时间，是美好的世间，我们应该趁着时间充裕，用心地去多品味这个美好的世间，而不是将感情孤注一掷，全部放在爱情上，那必将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
以一时的功过评判一个人，是错误的，也是糊涂的。
无论怎样的人，不管他是一代伟人还是平常之人，都不能以一时的功过得失评价他，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观点，也是季老的观点。季老觉得，人的一生是漫长的，每个年龄都是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犯了错误，不等于下个阶段还会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此时错非彼时错，此时对也不能代表彼时对。看待一个人要全面、细致，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到全局，不能糊糊涂涂，以一时的荣辱评判一个人。
明朝的冯梦龙也曾警告世人：“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其主旨在于看人不可以偏概全。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大学》里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而孔子却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还有这样一种可能：一时的荣辱有时是假象，当事者因为某种原因身不由己。
《绎史·卷九十五》中再次记载了关于孔子弟子公冶长的故事，传说公冶长善辨鸟语。他生活贫困，经常没有粮食吃。有一次，一只鸟飞到他的房前，大声对他鸣叫着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个虎驮羊，尔食肉，我食肠，当急取之勿彷徨。”公冶长听了之后，马上跑到南山，果然看见一只被虎咬死的山羊，于是拿了回来。后来，羊的主人在公冶长家里发现了羊角，就认为是他偷了羊，把他告到鲁国国君那里。公冶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但鲁国国君不信他懂得鸟语，将他关进了监狱。而孔子知道他的秉性，为他向国君申辩、求情。鲁国国君没有理会。孔子叹息着说：“公冶长虽然在监狱里，却是无辜的啊。”
过了几天，公冶长在狱中，听到上次那只鸟又叫道：“公冶长！公冶长！齐人出师侵我疆。沂水上，峄山旁，当亟御之勿彷徨。”他听后，马上将此事报告给了国君，国君仍然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派人前去查看，结果真的发现了齐国的军队，于是发兵突袭，取得大胜。因此释放了公冶长，并给了他很多赏赐，还想让他做大官，公冶长坚辞不受，因为他觉得凭自己懂得鸟语获得官位是一种耻辱。
孔子谈到公冶长，说他虽被关押，却是无辜的，之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当时，孔子已经赢得了普遍的社会声誉和身份地位，他不以公冶长一时的灾祸武断地评判他的一生，足见其智者和圣人的秉性。将女儿嫁给他，更显出孔子的胆识，他的这个决定，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放在今天，也需要非凡的勇气。
孔子的言行给我们的启示是：生活中，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能因为某个人犯过错误，就觉得他以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很多时候，污点不是他人身上带的，而是无法摆脱偏见的我们强行给他带上的。“士别三日，定当刮目相看。”记住这句话，用长远的、全面的眼光看人。
说到容忍，季羡林在《感悟人生》里提到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说的是普希金，因为和人打架而丧失性命。季羡林认为因为少了一点点容忍度，而把性命丢了，实在不应该。所以他说，容忍确实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种美德。
不管是在家庭还是社会里，总要有一点容忍，人才能活得安生。季羡林讲，唐朝有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口气写了一百个“忍”字。其中的“道”已然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气，以至于在旧社会里，新年贴春联，只要门楣上写着“百忍家声”就知道这一家一定姓张。
但是在季羡林看来，容忍也不容易。1935年的时候，季羡林乘火车经过苏联前往德国，火车经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停车4小时，由苏联海关检查行李，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入国必须接受检查，这是世界公例。但是，让季羡林不能容忍的是，一位苏联海关人员竟然揪住他在哈尔滨买的一把壶嘴粗糙的铁皮壶，怀疑里面装了炸药，检查起来敲打不止。这让季羡林很生气，有点容忍不了，想发火，却被旁边的一位外国老者悄悄拉住，说了一句：“容忍是很大的美德。”仅仅这一句话，就让季羡林心平气和，天下太平。
如果此时他发了火，轻则起争执，严重者，则有可能牵涉两国立场。可见，倘若一件小事忍不了，则大有可能犯大糊涂。普希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季羡林后来到了德国之后，发现那里还流行着旧时欧洲决斗的风气。谁污辱了谁，尤其是谁的情人，被污辱者一定要提出决斗，或用手枪，或用剑。普希金就是在决斗中被枪打死的。于是季羡林几个留学生就相互约好，不管外国人如何污辱我们自身，都一定要容忍，克制自己。季羡林能对自己立下这样的准则，可见对自己的要求是极高的，也正因如此，他看了现在中国人的容忍水平，表示很气愤。不仅连对不起都不会说，动辄还要相吵相骂，打架滋事。所以季羡林在心中暗暗祈愿，希望容忍这个美德，能够早日回到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中来。
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季老也曾经受过不公正待遇，被人污蔑、打骂，其中心酸无人诉说。但当浩劫过去，回首那段往事之时，面对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季老没有选择报复，而是容忍以待之。容忍是一种幸福，我们容忍别人，不但给了别人余地，也赢得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容忍更是一种财富，让人生豁达，让人更有涵养。
当时间飞逝，岁月变迁，不管经历什么，我们依然能像故事中人物以及耄耋之年的季老一样容忍以待人，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协和，不因容忍不了而犯大糊涂，这样的话，生命自会丰盈而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