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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把人生分成了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每个人对人生的觉悟程度都不同，因此，人生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有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不同，就构成了人生的境界。佛说，每个人各有其自己的世界，就像一室中有众灯，各有其所发出的光。光的明亮程度不同，人心里的世界也各不相同。
自然境界是最低层次的，这个境界中的人做事总是依照社会习惯或者是依照本性而为，他们完全跟着天地的运转而运转。冯友兰先生先生说，此时的人类“既无明了的目的，也不明了所做的各种意义”，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会去过多地思考此外的事情。他们不知何为苦、何为乐，就宛如刚出生的婴儿般，虽整日笑嘻嘻，也感觉不到快乐。他们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想要改变什么，只是跟风跟水地生活，完全不去考虑生活的意义，或者很少去考虑。甚至就连“生”与“死”，他们也都不了解。
功利境界中的人，对于人生比自然境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明白自己行为的目的和意义，懂得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其中的人所以会努力奋进。他们的心中有“我”，且只有“我”：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为着自己的功与利打算。他们大多贪生怕死，有时也可能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旁边的人也许因他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但是他的出发点是自私的，也就是功利的。他们的动机是想换取更高的收益，其最终的归宿还是“我”。
这两种境界都是普通人很容易获取的，冯友兰先生先生称之为“自然的创造”。之后的道德与天地境界，便非常人轻易所能达到了。
道德境界，即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他们的心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一个全体，他们了解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因而他们的着眼点是在公而不在私。程伊川所说：“义与利之别，即公与私之别。”也就是求个人之利者为利，求社会之利者为义。古今贤人及英雄便是已达到道德境界的。也许他的行为并没有给现实带来实际的好处，但他自己始终是合乎道德的。
最后一种境界是天地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认为在社会之上尚有一个更高的——宇宙。个人不能离开宇宙而存在，因而人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人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所以，对他们而言，无所谓生，亦无所谓死，一切皆以服务宇宙为目的。
大多数世人都在自然和功利这两种境界中游走挣扎，另有一小众世人达到道德境界，心胸旷达。而达到天地境界，恐怕只有世人眼中的大师具备足够的功利去触及了。至于芸芸众生，你究竟到了哪一种境界，要有一个了悟。不同的境界创造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界里，自然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你想要摒弃什么样的苦恼，就努力从低层次的境界中抽离。你想要什么样的幸福，就动手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吧。
“极高明而道中庸”一直是冯友兰推崇的理想人生的生活方式。
所谓理想生活，究竟理想在什么地方？《中庸》有一句“极高明而道中庸”，正可借为理想生活之说明。儒家哲学所求之理想生活，是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又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超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是极高明之意；而即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乃是中庸之道。所以这种理想生活，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不即不离”，用现代的话说，最理想的生活，亦是最现实的生活。
显然，在冯友兰先生看来，最理想的生活首先应该是中庸的，即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唯有做到中庸，才能于平凡之中有所超越，实现所谓的“极高明”。因而，在冯友兰先生的座右铭“极高明而道中庸”中，“中庸”是最核心的一点。
中庸，不是流于庸俗，也不是隐忍退让。并非不争，而是不恶形恶状地去争。“恰如圣人的心，如明镜，如止水，廓然大公。因为它的廓然大公，所以亦无所偏倚。因为它无所偏倚，所以遇到事情，当喜即喜、当怒即怒、当哀即哀、当乐即乐。”凡事恰好，顺其自然。
孔子说，中庸作为道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人们很久没有达到了。李泽厚认为，庸指平常的行为，即有普遍妥当性的所能实现的行为；中庸即实用性，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
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中庸是最高的德行。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人生活的最高理想应属中庸的生活。冯友兰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古今哲学中，中庸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条不紊的生活，是在动作与静止间找到的完全均衡。所以理想生活，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有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付不起房租，富也不至于完全不用工作；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子的壁炉……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也是冯友兰先生心中所期望的理想生活。
真正谙熟中庸之道路的人，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威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有对大喜大悲的泰然不惊。行动时干练、迅速，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既不会沉醉于逢迎之中，让人才流失；也不拒绝被人拍马，以至无人可用。
真正懂得中庸之智慧的智者，很快也就可以领悟出更多的人生智慧。因为用对了方式，眼前的人生仿佛豁然开朗。再也没有不入眼的人和事，人人都有他的苦衷，事事都有它的缘由，心胸仿佛瞬间更加豁达，看整个世间也和善起来。
豁达是种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智慧，但追求的人常常不得其要领。原因之一，是没有沿用正确的方式去看待人生，视野总是禁锢。看不到太多，听不到太多，因此了解得也就愈少。不了解，也就换不来明达。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所以才会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生这道庞大的谜题。为什么是“迷”？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世上的苦乐参半，不了解痛苦是生的源泉。譬如，大风天气使人出去不方便，大人们因为了解这种天气现象，所以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小孩子还不是能够完全理解天气的奥秘，所以会生气，会哭闹，甚至指责老天爷。因为孩子的认知程度浅，了解得少，所以他才会处处不满意。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他懂得的会越来越多，会杜绝这种任性行为，对世间里的百态给予理解和宽容。这便是了解带来的豁达。
超脱的幸福不是人人都能体验，但我们可以超脱的是，了解并宽容人生这场旅途中的幸福与不幸。能真正了解了幸与不幸，也就能将人生看得通透，换来豁达心境。
冯友兰先生说：“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其中虽不免有宿命论的成分，却也不无道理。就拿他自己的人生来说，便是徘徊于幸和不幸之间的典型。
冯友兰有一位通识文墨的母亲，对他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在冯友兰看来，母亲便是他人生中的大幸。之于人生的大不幸，可能要算是抗战爆发后的那段日子了，面对飞涨的物价，他的生活清苦，不得不靠卖文、卖字、卖图章为生，但依旧生活艰难。
吴夫人这样的母亲，以及抗战这样的形势，都不是个人能够选择的，就像冯老所言，是没有理由可说的幸与不幸。冯友兰深切了解命运的格局，因此也就不抱怨，能够淡然地看开。并守着人生中的所有幸与不幸，尽力去生活，从容地行走于人世。
与中庸之道最相悖的人性缺点，便是自欺。讲到自欺，冯友兰先生借了诗来比喻。他说诗对于人生的作用，其实就是用来自欺的。“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闺阁之中，捣洗衣物的声音再大，无论如何，外边空地上的人是听不见的。虽然明明知道对方听不见，但自己仍想让他听见，于是自己哄自己，做了这样一首诗。因为自己是诗的创造者，未实现的小愿望能在诗中得以实现。所以冯友兰说，作诗的人，其实就是自己在和自己说话。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因为有了诗，便可以随时随地地依据各人的幻想，加以推测和解释，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这是自欺的最美好、最浪漫的表达方式，但在道德范畴里，最大的恶，当属自欺。《中庸》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不自知，便容易自满，而自满恰恰又是前行路上最大的障碍。就像先生曾说：“人往往如醉汉，‘扶得东来又倒西’，人必须有自尊心及自信心，但不可有自满心。……有自信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有自满心是失败的充足条件。……一个人做事失败，虽不必由于有自满心，但有自满心底人，做事一定要失败。”尤其对做学问而言，自满无疑是最大的障碍。想要知识得到丰盈，甚至人生得到丰盈，只有知己不足方可行。
冯友兰先生便是一个始终秉持着谦虚的精神面对学术的人。面对广博的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他从未为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而满足，反而是一种永不知足的心，让他不断地走向更为广阔的哲学世界。于是，他成为了解中国哲学不可跨越的人物，他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容忽视的哲学家。正如他自己所说：“人在名利途上要知足，在学问途上要知不足。在学问途上，聪明有余的人，认为一切得来容易，易于满足于现状。靠学力的人则能知不足，不停留于现状。学力越高，越能知不足。知不足就要读书。”这便是他学术成功的动力。
世间之人，谁都没有骄傲的资本，即使博学如冯友兰一样。只有保持知不足的“空杯”心态，才能从别人那里学到知识和智慧；必须时刻保持虚怀若谷的状态，才能将虚空的心越填越满。在填充心的虚空的过程里，尤其不能自满。自满是一个极危险的信号，像墨镜一样，使我们自欺欺人，止步不前，它就像是一块绊脚石，挡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令我们无法接近真知。只有穿过迷雾，认清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不自欺，不自满，知己不足，在不足处全力努力，做到这些，人生才有完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