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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笔记】
★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
★由近及远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歌咏的情事往往非当前所见所闻，这在初民许是不容易骤然领受的。于是乎从当前习见习闻的事指指点点地说起，这便是“起兴”。又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音韵近似，便可满足初民的听觉，他们便觉得这两句是相连着的了。这种“起兴”的句子多了，渐渐会变成套句；《诗经》中常有相同的起兴的句子，古今歌谣中也多。
【品读大师】
所谓诗，是一种为了吟咏言志的文学体裁，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朱自清对《诗经》作了深入的研究，集众家所长，提出了系统而又本质的见解，本章将逐一介绍。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诗经第四》的开头就说“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
我们知道，上古的人们在劳动时会唱一些歌抒发心情，一个人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常愿意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朱自清说：“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他还引用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作为例证。
虽然没有文字来记载歌谣，但它被人们口耳相传，流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随着时间沉淀，传唱的歌谣越来越多。对于歌谣的发展，朱自清说：“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他引用《英国民歌论说》中的观点说歌谣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十分恰当。
朱自清把歌谣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随口唱，乐歌则是随着乐器唱。二者都有节奏，徒歌中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只不过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将情感表达到位就行，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文字出现以后，歌谣被人记录下来，就是最早的诗了。朱自清对从歌谣到诗的过程有详细的论述：
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做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往来，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工，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刺、颂美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佚。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国学笔记】
★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时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
★近来文学批评里常把言志与载道对言，以为言志是个人的抒情，而载道是文以载道。载道，为“五四”以来所反对。但最近又主载道，不过所载之道不同。但是，言志实即载道，二者不应对立。
【品读大师】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比兴》中说：“在诗论上，我们有三个重要的，也可说是基本的观念：‘诗言志’‘比兴’‘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世论诗，都以这三者为金科玉律。”并在《诗言志辨·序》中说“‘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给予“诗言志”在诗歌评论上最高的地位。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以言志”，“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朱自清认为古代所谓“言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他在《诗言志辨·诗言志》中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诗言志”的政治教化作用进行了阐述。前两方面主要考察以诗乐合一的先秦时代诗歌，后两方面主要考察以诗乐逐渐分开、诗义更受关注时期，特别是汉代以后的诗歌，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诗言志”的含义及其发展的史迹。
一、献诗陈志
朱自清首先引用杨树达的意见，肯定“诗”与“志”是同一个字，还肯定了闻一多对“志”的释义：记忆、记录、怀抱，然后提出“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又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和《论语·公冶长篇》得出“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结论。他又引用《诗经》中12处关于作诗的句子，说明相关诗歌的“作意”不是“讽”就是“颂”，而且“讽”比“颂”多，从中也可以看清楚“诗言志”究竟是指什么。最后，他从古代诗乐不分家的角度分析“乐语”，指出与“乐”合一的“诗”是“礼乐”的一部分。
所以朱自清认为，“诗言志”其实就是指抒发与政教意识相关的“怀抱”。公卿列士把抒发这种“怀抱”的诗歌献给帝王，或者唱给帝王听，以达到“讽、颂”的目的，这就是献诗陈志，或者谓之“歌谏”。
二、赋诗言志
赋诗言志即借诗言志。“赋诗”者只是“借诗言志”，他们不是诗歌的作者，而“献诗”者往往本人就是该诗的作者。朱自清认为“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赋诗即使是在应酬场合的也还“一面言一国之志，一面也还流露着赋诗人之志，他自己的为人”，这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昭公十六年、襄公十六年的内容中都可以看到。
朱自清讲了赋诗言志的两个特点：一是“从外交方面看，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与献诗陈己志不同。在这种外交酬酢里言一国之志，自然颂多而讽少，与献诗相反。外交的赋诗也有出乎酬酢的讽颂，即表示态度之外的。……郑人赋诗，求而兼颂；鲁人赋诗，谢而后许。虽也还是‘言志’，可是在办交涉，不止于酬酢了。……但赋诗究竟是酬酢的多”；二是“献诗的都有定指，全篇意义明白。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总之，“赋诗”者把诗歌当做特定场合中应酬的工具，让听诗的人通过诗句了解他和他所代表的国家，从这个方面来看，“诗言志”依然与政治、道德相关。
三、教诗明志
“教诗明志”四字，是朱自清根据《国语楚语上》“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一语概括出来的，侧重在受教诲人的志。朱自清指出，“献诗陈志”是指“由下而上”传述讽旨，“赋诗言志”是指“在上位的人”互相称颂“表德”，而“教诗明志”则是指统治者利用诗歌自上而下对人民实施教化，引导风俗。仍然没有脱离政治教化。
四、作诗言志
前面的“赋诗”“教诗”都是说明借用诗人的诗歌观念，“献诗”则是以讽谏为目的，重点在听诗的人，不在诗人自己。而“作诗言志”是从写诗者个人的角度出发梳理“诗”与“志”的关系，诗人表达个人的想法，为自己而写诗。朱自清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开始歌咏自己的”是屈原为首的辞赋作者，到东汉五言诗逐渐发达以后，抱这种写作态度的诗人更多。然而，这些“歌咏自己”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者讲述个人的穷通出处，或者吟咏他们所理解的人生义理，比如出世观和入世观，以这些为“诗言志”的引申义，其实也都没有离开政教。
综上所述，朱自清厘清了“诗言志”的内涵：“诗言志”的本义是讽颂，反映的是一种政教意识。
【国学笔记】
★《诗》教究竟以意义为主，所以说“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美刺讽喻不离乎政治，所谓“《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就指美刺讽喻而言。
★讽谏似乎就是“谲谏”，似乎就指献诗讽谏而言。讽谏用诗，自然是最婉曲了。谏诤是君臣之事，属于礼；献诗主“温柔敦厚”，正是《礼》教，也是《诗》教。
【品读大师】
“诗教”这个词最早见于《礼记·经解篇》：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由上可以看出，《诗》教与《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并列，共称为“六艺政教”（郑玄语）。朱自清在《诗言志辨·诗教》中指出，诗教在六艺之教中地位与其他五家相当，但由于“诗语简约，可以触类引申，断章取义，便于引证”，《诗经》这种“富于弹性”的特点，又帮助了它流传，所以从社会流传、应用的广泛程度而言，儒家其他经典“到底不如《诗》”，这也使《诗》教的影响得以扩大。
汉人在著书立说时喜欢频繁而广泛地引证《诗经》，这既说明他们对《诗经》非常熟悉，也说明诗教深入人心。朱自清把汉人引《诗》概括为三类：一是关于人事的，包括德教、政治、学养，其中以涉及德教的引用数量为最多；二是关于天道的；三是关于历史、制度、风俗的。在此基础上，朱自清提出诗教这一意念的“核心”是“德教、政治、学养”，“温柔敦厚”四字就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经解篇》孔颖达《正义》解释“温柔敦厚”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可见，“温柔敦厚”的确是集中了诗教的精粹。
朱自清在《诗言志辨·诗教》的第三部分对“温柔敦厚”诗教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首先厘清了诗教与乐教的关系，而“诗教”更不能离乐而谈。一来声音感人比文辞广博得多，若只着眼在“《诗》辞美刺讽渝”上，“诗教”就未免狭窄了。二来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也就是乐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古久得多，影响大得多，“诗教若只着眼在意义上，就未免单薄了”。由此，他得出结论，“‘温柔敦厚’该是一个多义语：一面指‘《诗》辞美刺讽喻’的作用，一面还映带着那‘《诗》《乐》是一’的背景”。然后从以义为主，诗、乐、礼互为其用的角度，阐明“温柔敦厚”诗教的基本精神，“‘温柔敦厚’是‘和’，是‘亲’、也是‘节’、是‘敬’、也是‘适’、也是‘中’”。儒家重“中庸”之道，就是继承这种传统思想。
朱自清不仅阐述了“温柔敦厚”核心要义，还把唐以前和宋以后诗歌风格的变化置于“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变迁中加以考察。他认为诗教在汉朝风气最盛，以后则“大减声势”，不过诗歌仍追求“优游不迫”，所以“还不失为温柔敦厚”。到了宋朝，以说理为诗，风格朝散文化发展，离开“优游不迫”“温柔敦厚”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