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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笔记】
★所谓宦者，谓为其宦侍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
★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畴者类也。《汉律》有：“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
【品读大师】
人们常说“诸子百家”，“诸子”是指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流派，那时候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他们著书讲学、相互论战，学术异常繁荣，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故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百家”并非实指，只是用“百”来表明当时诸子流派之多。至于当时诸子究竟有哪些派别，《艺文志》中提出主要有儒、道、墨、阴阳、纵横、法、名、杂、农、小说十家。我们不免有疑问，这许许多多的诸子派别是如何产生的呢？东汉班固认为，诸子出于王官，他在《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对于这种说法，章太炎先生是十分认同的，并且在演讲中专门作出了阐述。之所以说古代学者都是王官出身，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先生说：“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也就是说，普通百姓是没有书读的，想要治学就得去为政府服务。《曲礼》说“宦学事师”正是如此，求学要入仕途，就教与官府，边仕边学，学为官之术，这就是所谓的“宦学制度”。《说文》中说：“仕，学也。”仕为什么训为学呢？正是因为宦于大夫，就好像今天我们学习走路一样。因此章太炎先生说：“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后来子夏说：“学而优则仕”，那是战国时代的事了，仕学已经逐渐分离。然而，秦朝时，李斯建议：“若欲有法学令，以吏为师。”也就是效仿古时候的宦学制度，实行起吏师制度。《史记》称老子为“柱下史”，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掌管文史星历之事，其他各家的出身虽然没有确凿的根据，但大概都是出于王官。
章太炎先生认为，正是由于诸子皆出于王官，各自在各自的职位上守法奉职，因此彼此的学说不相通，正如《庄子·天下》篇中说：“譬如眼耳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然，也有兼学两种学说的，例如儒家许多学者同时也是纵横家，法家的许多学者同时也是名家，可见诸子各家的学说虽然自成一派，但是也有许多相互借鉴、融合的部分，并非完全相异，我们了解任何一个派别的学说，都需要了解其他派别的学说作为辅助，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也需要与其他学问融会贯通，唯此才能了解得透彻。
【国学笔记】
★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犹著，故其文虽不及两汉，犹有两汉遗风；宋代国势已弱，故欧、苏、曾、王之文，近于六朝；南宋及元，中国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
★不特文章为然，见于道德者亦然。道德非尽出于礼，亦生于情。情即有关于气体。体气强则情重，德行则厚；体气弱，情亦薄，德行亦衰。
【品读大师】
自古以来，文人学者评论文章都以“气”为主。曹丕首开以气论文章的风气，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敌而强制。”陆机在《文赋》中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养气》一篇专谈养气。钟嵘在《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动性情，形诸物咏。”苏轼：“文者，气之所形。”严羽也有“气象”说。可见“气”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章太炎先生对此也颇为重视，他说：“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不论骈文还是散文，都要以气骨来评价它的优劣，在这一点上，先生的意见与前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先生提出文章的“气”取决于国家的“气”，所谓“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国势及风俗”。
周秦时代的文章，章太炎先生认为“未有不深于理者，故篇篇有气”，就拿《诗经》来说，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皆可谓甚真。其次，《楚辞·离骚》之忠怨，《国殇》之严杀，皆各尽其致。
汉代的文章虽然比不上周秦时期的，但还算是气盛，章太炎先生评价说：“有气行乎其间，自然骨力开张也。”到了东汉虽然差一些，但是像《两都》《两京》以及《三都》这样的文章仍然值得称赞，后世没有能够超过的。先生认为这都与汉人的体气有关，汉人体格强壮，因此文章气盛，这一点有据可证。其一，如今发掘的汉代古墓，可以看到汉人的尸骨比今人的尸骨大得多；其二，东汉晚期的武梁祠里保存了许多汉人的画像，面貌虽然看不清晰，但可以看出面部轮廓有如犹太人；其三，汉代尚武，文人为将帅的事情有很多，而且当时的歌谣都没有写行军之苦的，后世却有许多，可见汉人体格之强健。因此“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
到了唐代，国势虽然比不上两汉，但胜于六朝。章太炎评价说：“故燕许大手笔，文虽骈体，气骨特健。”而到了宋朝国势已弱，又尚文轻武，单拿“唐宋八大家”来说，欧、曾、王、苏之作，气骨已劣于韩、柳，到了南宋，更是文不成文。
明朝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也比宋朝好得多。但是汉唐是自然强盛，而明朝则是勉强为之。明朝国势如此，文章亦如此，例如前后七子之作，效仿秦汉时期的文章，但力不足以赴之。
清初国势强盛，但那是满人的强盛，并非汉族之盛。当时的汉人皆以当兵为耻，“夫不习戎事，则体力弱；及其为文，自然疲苶矣”，体格不如从前。后来曾国藩办团练，平洪杨之乱，国势既变，湘军亦俨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风骨遒上，得阳刚之气为多。
综观以上各朝代文章之盛衰，可知国势强盛，则文章气盛，若国势衰微，则文章也没有气，一直以来人们都就文章论文章，殊不知文章的盛衰其实取决于国势的强盛与否，如果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大概可以说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研究一切学问，都需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唯此才可以理解得透彻。
【国学笔记】
★讲哲理绝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事实上是不能量的，只能用理论计算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应该觉得的。
★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源上并无不合呢！
【品读大师】
清代国学的形态，以经学考据为中心，是国学全面总结的时期，三百年学术精深而博大，分量重而价值高。到了清末，曾国藩、张之洞等学者都认为一切学问都已被前人说尽，到了清代就已经是登峰造极，后人绝不可能再超过了。对于这种论断，章太炎先生不以为然。学问哪里是能够穷尽的，后来的人想要了解国学中的普通知识，大可以从前人的研究中得到，但是，如果要真正做学问，恐怕是不够的。清代考据学最发达，先生就以考据学为例，他说清代考据学的成就虽然很多，但是我依着他们的路径引申开来，也还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还有许多未开辟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怎么能说已经穷尽了呢？由此，章太炎先生呼吁：“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
章太炎先生具体提出了国学进步的三点：一是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二是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三是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
对于经学，先生认为，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但是“温故知新”仅仅是“足以为师”，谈不上是进步，治经必须要比类知原，才能有进步。前人治经，流于臆测妄断，而清人治经，又仅求一字、一句的妥当明白。因此我们后人再来治经，古书上的疑难问题已经由前人讲明白了，我们就不必再做那些“擘绩补苴”的事情，可以在前人治经的基础上做到融会贯通，由此便可以使经学进一步发展。
如何能够做到融会贯通呢？章太炎先生强调说，治经不可不读史。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某一时期的历史，因此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研究历史，都知道要先看通史，再研究断代史，这样才能通透高远，不至于眼光狭隘。同样，我们治经，也必须先研究通史，治经若不与研究通史相结合，就相当于研究断代史而不看通史一样糟糕，如何能有成果？因此，先生提出治经要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贯通。那么究竟什么叫作比类求原呢？简单地说，就是“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先生认为，这样一来，经学家最忌讳的武断和琐屑的毛病，就可以避免了。而从中可以得到的新知识，也将不可限量。
至于哲学，章太炎先生认为要“直观自得”，先生强调说：“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先生这番话是针对前人所说的，晋代哲学为清谈，嘴上说说但并无根据；宋明理学，渐有所证；而清代专门在文字上下功夫，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
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发情止义”出自《诗序》，文章里所讲的“情”是指喜怒哀乐的“情”，而“义”是指礼义的“义”，而先生将这句话的含义引申了，“情”指“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指“作文的法度”。先生举例说，桐城派的文章，细细读来总觉得无味，原因在于他们的文章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苏东坡境遇不佳，诗中写抑郁不平的还多，而随便应酬的诗也很多，就损失他的价值了；杜甫身遇乱世，又很穷困，诗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数，其他也不免到一处写一首的。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总之，文学不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
章太炎先生提出的国学进步的三点，在今天看来并不觉得新鲜，然而如果回到先生所在的年代，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意义了。声势浩大、成果辉煌的“乾嘉学派”，标志着国学的鼎盛期，然而到了清朝末期，国学渐渐走向衰落，文人学者故步自封，在学术上少有进步和创新，章太炎先生由此提出追求进步的口号，无论在什么年代，这种求进步、求创新的精神都是治学所不能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