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

很少有一个名词会像社会主义一样，被如此广泛而持久地使用，又在使用过程中形成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差异。几乎所有以社会主义为名的思想流派都会承认，社会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相关制度的生成与确立，体现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反思与批判；就其核心价值而言，有别于资本主义对原子式个体与绝对个人主义的主张，均重视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参与整体资源的分配、管理、整合，正如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的拉丁词根(socius：共同，关联）所指向的那样。

但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与命运，如何与之相处并自处，则构成不同派别所主张之社会主义的核心差别：

只能感受和控诉资本主义必然会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剥削、压迫与异化，而无力解释其成因与现实，因而也无力真正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与制度，只能设想某一尽可能完美的社会制度会自然产生而取代资本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

认为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资本为核心的整体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有限国有化、国家高福利等渐进改良的方式，缓和劳资及整体社会矛盾，达到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长出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要素融入资本主义的效果，是民主社会主义。

以国家为超越阶级的存在，通过国家主导社会生产与资源配置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实现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赶超，进而实现在资本主导的全球格局中占据支配地位，是国家社会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上述三者之根本差别在于，它清晰地指出：

1. 以往的全部人类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都是特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等）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在于资产阶级通过无偿占有无产阶级所创造的超过其劳动力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值。因而，资本主义全部经济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必须以唯物历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来加以解释。

2. 社会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占有之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单体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体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对立，其根本解决之道在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获取国家政权，将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将社会性生产从其资本属性中全面解放出来。在充分承认资本主义于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同时，也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适应社会性生产兴起的制度创新（如股份制、产业托拉斯与国有化）的同时，也指出社会性生产及财富的社会性占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特征，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实现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化。

3.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产阶级的总体代表，生产资料有限国有化、社会化本身不可能实质性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冲突，而只能视作为上述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与现代社会性生产更为相应的手段与线索。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决不支持任何一种带有侵略、压迫特征的由特定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与统治秩序，而指向对于一切压迫关系的消除与扬弃，进而指向国家本身的消亡。

正是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生成与发展，社会主义上升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运动，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高潮与成就。

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因其前无古人的特征与极复杂险恶的国际国内形势，始终在曲折反复中摸索前行。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谷。迄今为止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遭遇的现实与理论困境，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直面这三个关涉到社会主义国家根本的问题：1. 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应在苏俄、中国这样欠发达的乃至落后的东方国家发生？2.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一国能否建设—建成社会主义？3. 如何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论1. 有关后发国家是否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通常因马克思在回应俄国革命党人查苏利奇信件时使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表述而被称作卡夫丁峡谷问题。

这一问题引发学界重视与讨论之背景，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及对于改革前途的思考。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将经典作家曾提出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成就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绝对化，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后发国家的“先天不足”，从而否认后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合理性与正当性，甚而根本否认后发国家拥有反抗资本主义创立新兴社会制度的权利。

用伟大思想者未成熟阶段的构想否定其成熟阶段的理论，用处于抽象思辨状态的理论否定由亿万人参与的真切鲜活的实践及其成就的现实，用没有经历过现实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国家建设实践的思想家否定现实地缔造了社会主义政党与国家的革命领袖、政治领袖，这正是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深刻批判的形而上学思维的典型体现。形而上学意味着，把一切的事物与过程孤立起来，将其不是看作运动的、变化的、鲜活的东西，而是想象为静止的、固化的、僵死的存在；它将世界只理解为由无数既有事实构成的客观对象，而不能认识到，所有在其视野中只作为客体存在的要素，本身便包含着改变自我从而改变其所属之整体关系的可能，这种富于革命性的变化可能便是其主体性所在。

苏联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也最可宝贵的经验，即在于通过组建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和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以革命政党为政治主体领导、团结、组织革命人民夺取国家政权，缔造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各种错误与问题归结为实践主体的“先天不足”，以此否定以往实践的意义与未来继续实践的可能，进而否定通过实践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本质是以治疗疾病之名行消灭生命之实。认为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实现超越式发展战略的国家，需要通过补资本主义的课、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以证成其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格，是典型的于历史之不息川流中刻舟求剑的心态。

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权利，根本上源于亿万人民作为行动主体参与的实践，这一实践具有相对于任何先验性质的理论、预想、论断更伟大深刻的优先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成其伟大，恰在于它能充分尊重与体认伟大之实践的历史意义，做出如其所是的解释并总结其经验得失，进而将此具体经验升华而昭示其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论2.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依照马恩曾设想的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的路径，因而在一国取得初步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革命政党，立即要面对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深刻的困境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但要面临来自具体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威胁与压力，更由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商品交换原则的存在，其自身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关联并深刻地为其所影响，客观上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而，无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如何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及资本对社会性生产的占有，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全球市场的组成，它都不可避免地从属于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利益格局，遵循并体现着世界范围的资本逻辑。

而一旦因此而放弃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乃至意愿，完全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到来与胜利，则无法有效团结整合人民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实现后发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与产业升级—赶超，根本无力应对来自外部资本主义世界优势敌人的干涉与颠覆。尽管从学理而言，世界革命确乎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更合理、更彻底、更勇毅决绝，但回到具体的历史现实中，不集中精力进行一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意味着葬送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不是从抽象的学理出发而是基于现实，苏联与中国均在革命胜利后开始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存的国家建设，通过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整合与所有制改造，均在某一阶段内极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的进程，相较于西方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基本完备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与自主研发体系。但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与同外部世界更广泛持续的接触，苏联与中国也不可避免地更深度地嵌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甚而成为对于这一体系的维系力量。这确实是巨大的历史悖论。

要突破这一悖论，核心在于：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样视作可以在实践中发生变化，并现实地在不同经济制度与要素的博弈过程中蕴含着自我改造与扬弃可能的综合性主体，在这一体系通过资本逻辑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进而将其内化于自身的同时，社会主义的逻辑也在这种为其摄纳的过程中促使这一体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日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现实地发生了诸多改变，财富的社会化占有甚而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渐渐成为不可逆的主流趋势，这是在两种制度共存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现实或资本主义现实顺应社会主义原则所进行的改造。没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之强大的现实与道义压力，这一改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自发地生成与深化。在此意义上，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并迈向综合性世界大国的社会主义中国，因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商品贸易领域极突出的地位（甚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坚定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支持者），集中体现着这种被世界资本逻辑所深刻影响又对其施加深刻之反作用力的复杂关系。

因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能于一国建成，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存、不断受到资本逻辑影响的过程中，如何以依自不依他的高度自觉与强大定力始终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建设之根本，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领导核心的政党的主体性建设。一切得失要害，俱在此处！

论3. 要保持社会主义国家与核心政党的主体性，必须面对与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遵循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此原则与商品的交换原则一致）的消费品分配方式称作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这种支配着消费品分配领域的等价交换原则意味着，劳动者在获取消费品分配时仍只是作为劳动者而非完整意义上的人，从而无法完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远超出马克思所设想的消费品分配领域，而包含基于资产占有、依照等价交换原则所形成的一切法定权利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形式。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新型国家的主人，从而获得了过去剥削阶级的资产及对应之权利，也就取消了无产阶级原有的阶级属性。由于现代国家的特征，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拥有的资产只能委托特定人群加以管理，这种资产管理权是资产阶级法权最核心的体现，而掌握这种资产管理权的特定人群，就构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格化代表。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便在其理想状态下，也只是保证了劳动者获得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物的独立性”，仍停留在人与物、意识与存在的阶段。它无法独立地解释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支配关系与依附关系，因而也无法保证在一个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中“人的独立性”与“自我意识”，无法阻止“人与物”的平等关系被“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所逆转（苏联式的由官僚与技术“精英”主导的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得作为生产资料的名义拥有者的广大人民基本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从而最终导致公有制被精英阶层所废弃时的无能为力），也就无法改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深处，资产阶级法权现实地存在并持续深刻地发生作用。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对应于社会生产所对应的物质—精神实际状态与现代国家的核心逻辑，只要还存在针对劳动与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存在委托人与受委托代表的差别、存在具有统治支配之等级秩序的国家与国家机器，资产阶级法权就不可能被根本克服。以彻底废弃资产阶级法权为目标所进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与党内整风，由于超越了经济结构及其所对应的社会文化发展和思想意识状态，在其锋芒为现实所羁绊而受挫后，反倒会激起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切社会领域的全面反弹，甚而构成其突破原有制度约束的助缘。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由于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参与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客观上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更由于其内部资产阶级法权的普遍存在，主观上也有依照资本逻辑塑造自我进而完全放任资本逻辑发展的持续冲动。

资产阶级法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其于各种人群中不断化生并将其改造的特质，决定了不可能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将其消灭，而只能在与其共处的过程中对其进行驾驭调控。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驾驭，本质上是对其所代表之资本逻辑的驾驭。这一使命只能由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核心政党来承担。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最具条件承担这一使命的政党。 epGhag9noZGIPZjRscLUrfJ18m6tm6E0khLT5KLWvi7cVh9XUEDhakYqriTcsZv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