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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一名，古无达诂。
道字从首从走。首，甲金文字像人张口叙说，即今语“说”也，首、说一音之转。首古音与道近通。道，端、颠也，头也。道从寸（手、肘） [1] ，滋乳为导。导字像人之初生，首逆出即以手引产之形（《说文》记道之古文为“導”。道、導同源字）。因知“道”之本义，动词也，即導/导，导产之术曰“導”。引产之路曰“道”。又，導之省体即道。导而顺行之，“道”也。
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称自己的哲学方法为“引产术”。老子称自己的哲学为“道/导”。老子经中多见“玄牝”、“婴儿”、“玄牝之门”及“天下母”之文
[2]
。老子认为，顺天而行，犹如引产之术，乃顺势引导之术，故曰导，曰道。战国文字道异体或从行、人作“
”，像人行于四达之衢。然而天道或反出，或逆行。故在“道”这一词语的运用中，也综合着矛盾的语义。
德，其字根为“直”。金文作“惪”、“徝”、“
”。从直，从行（省体作彳）。或从直从心。直者，治也。又，直，正也。直、正二字在上古汉语及文字中音义相通。正直、正视、正行、正心曰德
[3]
。又徝即循字，德、循乃同源字。循者，顺也。顺行即正行，即直行。逆行则为悖行，为“不徝”。德之字根为“直”，即“正”。“政者，正也”（孔子），正者，纠正也。“正直”乃叠韵双声联绵词。德的本义就是正直。正借为政，直借为治，即政治，治理。老子之德经，即政治之经，治国之经也。
综上：从中国上古语言及文字之初义析论之，所谓道即导引，顺天道而行乃曰道，曰有道。正行、正心、正直、直行、中正不倚曰德。道是普遍性无所不贯通的天道，德是人主行事之道，亦是君子自我内在的正直之性德。“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老子书之甲篇“道经”言天道，兼言治心修身之术；乙篇“德经”言政事及施政之术，即治人之道。这是《道德经》一名的正诂。
近人江泉《读子卮言》中有《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上古三代之世，学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民莫由登大雅之堂。唯老子世为史官，得以掌数千年学库之管钥，而司其启闭。故老子一出，遂尽泄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学者宗之，天下风靡。道家之学遂普及于民间。道家之徒既众，遂分途而趋。各得其师之一遄，演而为九家之学，而九流之名以兴焉。”
司马谈论六家旨归：“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常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老子之所谓“道”，并不是一个抽象无实体的虚拟性概念。
道的观念的先型，是商周书中所谓“常”的观念。德的观念的先型，则是“行”与“循”的观念。传说尧舜时代的民谚：“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古谣谚》引帝载）日月之“常”，即“天道”；星辰之行序，即“循”与“天德”。
在汉语中，“道”有四种语义：
（1）天道；（2）道理；（3）道路；（4）言说（说道）。
道是道理，是道路，也是秩序。作为哲学本体论的“道”这个概念之发生，首先建立于一个前提，即确信宇宙中的万象虽然是变动不居的，而其运动服从于某种不变的秩序（即所谓“常”，常即不变者）。这种秩序好比一种固定的路径，这路径就是“道” [4] 。
由于万象之运行皆有“道”，且万物莫不服从于恒常不变的秩序（常），因此，道乃是变动不居的大千世界中的不变者。但这个秩序究竟是什么呢？这种秩序又是如何被观察和理解到的呢？
先秦道家所言之道，首先是天道（所谓道教，实际本义正是“天道教”）。战国楚地道家学派著作《鹖冠子·泰鸿》云：“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不乱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天明之以定一，则万物莫不至矣。三时生长，一时煞刑，四时而定，天地尽矣。”（此言并见马王堆帛书《经法》）
老子曰：“不究于牖，以知天道。”（帛书）“不窥牖，见天道。” [5] （通行本）究，稽，见也，计也。王充《论衡》：“夫天道自然也无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天道是指宇宙的秩序，即天体运行的周期性。古天文学认为，日行九道（曰“黄道”），月行九道（曰“白道”），五星运行亦各有其“道”（曰“黑/青道”）。
所谓天道，在古天文学的意义上，主要是指黄道，即日、月、行星在天空中有秩序运行的路径、轨道 [6] 。由天道的概念，引申而又有“地道”、“人道”（女人的月事周期、人生的成长周期），进而形成了普遍性的“道”的哲学范畴。实际上，反映这种周期性认识的老子哲学之所谓“道”，与印度婆罗门之所谓“梵”，希腊哲学之所谓logos，含义都是颇为相近的。
天体运行的周期性、规律性，《易经》称之为天道，天地之道，或“天则”、“天叙（序）”，《尚书·皋陶谟》称为“天秩”。
在天地的整个大自然环境中，有时序季节。天道或天地之道，都是讲天地现象的内在理序与规则，所谓轨道或规道。
在大自然中，最直观的周期性首先是每日太阳的东升西落，其次是春夏秋冬。古代历法对“天道”的观察与记录，正是起源于对天文和自然现象周期性及天体运行规律的观察和认知。
太阳是人们所见到的最大最明亮的自然天体。它的一出一落造成了白昼和黑夜的循环交替以及季节的变换。根据太阳在每个朝夕的周期出没规律，人类产生了“日”的周期概念。太阳的朝出夕没，是由于地球的自转。而由于地球公转形成的周期性季节循环，就是“年”。这种周期就是“道”。
月亮是人们见到的仅次于太阳的明亮天体，经过长时期的观察，人们了解了月亮圆缺盈亏及其与太阳分、合关系的周期规律，于是又产生了“月”这个周期性的时间概念。这个周期中也有“道”。
“年”的概念是观察物候的周期建立的。年，季也。季字像人首顶禾之形。收禾之时，曰“季”，曰“年”。收禾每年一次。寒来暑往、草木枯荣、江河之冰封解冻、花开花落、燕去雁来等，根据物候的周期形成了上古的物候历。进而，依据长期“观象于天”（《易经·系辞》），人们逐渐认知天体的周期规律，而发明了观象授时的天文历。
古人认为：“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理）者也。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法象莫大乎天地。”（《汉书·元帝纪》淮引《易·传》）。
《周髀算经》记“日复日为一日”，“月与日合为一月”，“日复星为一岁”。小的周期是日、月、年，大的周期就是古人所谓“运”。道是一个动的概念。这种周期律的不变性，就是所谓“命”。正是从这种循环往复、变而不变的大自然周期性中，古人意识到了“天道”的存在。
孔子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篇》“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经·系辞》）
“哀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
“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日月运行未尝闭塞，天地似无为而万物并有，人人皆见，所以人贵天道，法自然。’”《礼记·哀公问》
“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顺之有德，逆之有殃。圣人能明其刑而虚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范子计然·内经》）
《礼记》云：“天道垂教，著于阴阳；圣人之德，著于礼乐。”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礼记·哀公问》
道的实质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道法自然”，德则是人事之规范。
《礼记·礼器》：“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疏云：“圣人法天之至极而为德。”马王堆帛书逸书454行：“知天道曰圣。”（并见第275行）《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顺而相交，谓之德、道。”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德是人之行为规范，是社会契约。
“式敕民德，永肩一心。”（《尚书·盘庚》）
德即直也。直者，质也。德之本义即质。直中古音通，中即忠也。故德即忠。中者正也。中正即德。德者，循也，循，习也，风俗，习俗也。循即规范。置规范于心谓之习，顺规范而行，即“循”，即有德。反规范而行，则曰“逆”，曰“违”，曰“悖（背）”。逆、违、悖即乱，即“逆德”。私德来自修养，即修德。修德者，修“质”，修“直”，修正也。天之规范曰道，人之规范曰徝（循），在人之心，曰德。
《左传》隐公三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近，弟敬，所谓六顺也。”顺者，循也，循者，德也。
《左传》僖公五年说：“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经·邶风·北风》郑笺：“事君无二志……忠之至。”忠君又往往与忠于国家社稷联系在一起。《左传》昭公元年：“将死不忘国，忠也。”襄公十四年：“将死不忘社稷，可不谓忠乎？”成公二年：“忠，社稷之固也。”文公元年、文公三年把清廉为官、不徇私舞弊、为国举贤等统统称为“忠”。
殷人尚“命”，周人尚“德”。命是必然，德是选择。“德”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尚书·盘庚》中有多处讲到“德”字，“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敕民德，永肩一心”，其意义都是指政德和人的德性。但是，由于殷人尚鬼，并不重视统治者的内在德性，直到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殷纣王，经牧野一战而尸分骨裂，“小邦周”的统治者在倒戈军士的欢呼声中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了朝歌鹿台。
周朝统治者从殷亡周兴的现实变革中认识到，昊天上帝并不将它的钟爱一劳永逸地倾注给某个家族。周公教诫成王说“天棐忱” [7] ，“天畏棐忱” [8] ，“天不可信” [9] ，“天难忱斯，不易维王” [10] 。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不能无所作为地单靠天帝的恩赐维持统治。为了使天帝永远将钟爱倾注于周邦，必须以“敬德”讨它的欢心。由此，周公总结历史，提出“德”的概念，视之为决定政治成败的概念，发展为“君德”、“人德”的“德教”。德教的核心是“敬德保民”。德教只施之于君子，“唯君子有备，小人无德”。
通过“敬德保民”，使上天认可和保佑周人的统治权力。周人用“敬德”改造了殷人的“天命”。
“德”在周人那里是指贵族统治者的道德规范，但其基础则是一种历史观。
周公认为，有德是取得天帝对地上统治权认可和得到小民拥护的最重要条件。他认为，殷人前期和中期的统治之所以比较稳固，就是因为殷的名王成汤、盘庚、武丁等德行高尚，使远者来、近者悦，上帝赐福，神人共庆。周人能够代殷而王，关键是“丕显文王”，德行淳厚，结果使上帝钟爱，小民敬畏。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 [11]
“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12]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13]
“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 [14]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15]
相反，夏、殷所以丧失政权，主要原因就是夏桀和商纣“失德”，“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⑥。在周公眼里，有德和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形式上，天命虽然还是至高无上，但实际上，有德却成为天命的依据和前提。
班固说：道家是史官之学。中国上古之史官本起源于天官（天文之官）。史官是天道的观察者，也是人事的记录者。“史”字甲骨文为“
”，从中、从又。中即钟铎，是报时颁令之器。令即“月令”（《礼记》），今人称作“月历”。又，右手也。史官司天之职，至汉代犹然。《后汉书·百官志》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作为史官世家的“司马氏世主天官”。《史记索隐》曰：“案此天官，乃谓知天文星历之事为天官。”亦即天文之官。观天象、序历法，并附记人事以测天人之际，这就是作为“天官”的史官之职责。
史官之记事，亦由此而产生。一面观察天道，一面记录人事，正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太史公言）。
老子也是史官世家。所以老学主言天道，主张顺天道以行人事。“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司马谈）。
许多人以为老子之“道术”就是“无为”，即“不为”，这是大谬不然的。鲁迅说：“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这是深刻之论。
鲁哀公元年，越将伐吴。范蠡对勾践讲了一篇关于天人关系的大道理，云：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威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威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
也就是说，天有其道，人必顺天，顺者，循也。循即有德。不顺即逆德，不顺“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顺天行道（而不是“替天行道”），这正是先秦道家关于天人关系的精义。
老子之道是自然秩序，其“无为”是自由放任主义。老子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道哲学的实质是顺导，是自由主义，即放任“看不见的手”。其控制模型是刺激、回应、调整的自调适目的主义。近代欧洲之自由主义，源于自然秩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初始来自中国，即老子。人为秩序是礼，自然秩序是道，强制秩序是法。魁奈的重农主义，也是以道家法自然的自然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
毛泽东论老子曰：
“老子这部书乃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 [16]
所谓唯心主义，即认为理念是宇宙之本体。老子哲学确实是理念（唯心）主义的。他认为道是本体。而所谓道，是精神的东西，信息的东西（“其中有精，其中有信”）。
贺昌群说：“然就实际政治言，老子乃最现实者。‘将欲掩之，必固张之’，‘将欲谋之，必姑与之’，可谓深观物理，历练人情之意，所以为兵谋权术之宗。曹操、司马懿之政，皆深有会于此旨。”老子与庄子不同。庄子之“无为”就是主张不为，而老子主张无为，则非不为也。对老子来说，“无为”只是术，“无不为”才是目的。
章太炎说：“老聃之书，称南面之术也。韩非解喻备矣，未及内心也。” [17] 毛泽东说老子书是“兵书”。晚周之际老氏家族中确有武将，老学中亦确有兵学。老子书中反对战争，但同时又在讲斗智，讲战略与谋略，讲政治艺术和用权之术，讲治国、治天下及取天下之术。老子也讲到道德的较量，勇气与力量（强、弱）的较量。道经讲大道，宇宙之通理。德经讲治术，执政治国之术，其中也包括用兵之术。所以，《老子》一书不仅是哲学之书，也是政治之书，是一部广义的兵书。
老子（李耳）之学，源于黄老之术。
黄，即黄帝。黄帝是神，即黄神。黄与光是同源字，二字古音义相通。黄帝即光帝，亦即大光明之神——太阳神 [18] 。（炎帝也是神，炎的本义是电火，是雷电。炎帝乃是雷电之神和火神）黄帝被认为是天道的主持者。这个伟大称号，在上古史中曾被赋予一些伟大的首领，即作为人祖的黄帝。
老，即老彭。彭祖，乃楚族先祖之一，曾仕商任太史，以高寿著称，入周后曾任柱下史，传说历八百岁 [19] 。彭祖因其高寿，或称“老氏” [20] 。先秦制度世官世守，故老氏之后世，入周仍为太史官。
黄帝之术即天道之术（天文之学），老彭所传之术又有长生之术，即医术及炼气炼形长寿之术（兼饮食益生之术）。因之所谓黄老之术，一是天文之术（黄术，即黄道、天道之术），二是长生不老之术（老彭术）。伊尹称黄尹。李平心说：伊尹即老彭 [21] 。黄老之术，本乃兰（灵）台太史世习之学，至春秋之际传于楚人老氏之后，如老阳子、老莱子及老聃。再其后之传人则有李耳（太史儋）。
老子其人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个谜，但综括分析关于老子及其学术各种歧异矛盾的传说，大体可以理出以下一种脉络。
《史记》老子传记谓：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22] 。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按《史记·周本纪》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后幽王得褒姒，爱之……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此预言西周将灭之太史伯阳（伯阳父），似即“见周之衰乃遂去”之老子。老子为尹喜所传之书，即《道德经》。但值得注意者，此书乃有韵之格言歌谣体，显然经过精心编纂和润色。其理论实出自作为史官世家的老彭家族世传之学也。而近年于荆门出土的《老子》古简，则尚保持着较朴素的色彩，其篇幅、内容及体例与今本之《老子》多所不同。由此可知，老学的形成和传承，似乎并非只存在一个单一的系统。《史记》记：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由此可见，到太史公司马迁的时代，关于老子的真相即已为一团迷雾。传承不同，遂有诸多异说。司马迁本着“多闻阙疑”的态度，以周老子即太史伯阳（李耳）为传主，同时兼记了太史儋的传说。太史儋，即老聃。聃、儋音通，又皆为周之太史，实亦老彭一族之后裔。所以太史公又疑老子（聃）与太史儋实即一人，长寿达二百余岁。后世甚至更有传说老子寿达一千岁者。
老彭至老儋，长寿千岁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老氏之族世为太史（主天道之官），传承在千年以上。则老子并非一人之名。换句话说，所谓“老子”与其认为是一个人，不如认为是一个老氏群体，一个世族，也是一个学派。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解释《老子》古经何以版本歧出，以及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战国古竹简本、汉初帛书本以及流传于世的通行本，形态为什么多所不同。我国台湾学者周次吉说：
“老子者，学派名也。以其修道而养寿，故曰‘老’。其学之者多未之显始名于后也，其偶见其名者，或曰耳，或曰儋、曰商氏、曰莱子云云，亦未详其本也，盖隐君子焉。史公特就较可稽考之李耳，为本传之骨干，参以文学奇特之笔，见隐逸之士缥缈之致。”
此说较之对太史公时代即已缥缈难稽的传说人物老子，根据种种不实之说，而硬要予以考实的一些妄议，应当是更为平实而特具见地的。
总之，黄老之学传于上古，至晚周主系传于太史伯阳及老聃（聃、鼍通，即龙也 [23] 。老子又号称李耳，“李耳”乃是楚方言中老虎之名，龙虎上古本可通名，应即老彭氏世族所宗之图腾）。
老氏世任商周之史官，传习天道、治国及养生之术。至老聃亦尝任史官及兰台之官，或曾为孔子之师，并授天道于孔子。
《老子》一书内容，春秋甚至春秋前已存在，本为史家所辑兵政及养生格言及故谚。至战国后为老氏之徒（老聃、老莱子等）所纂辑扩充 [24] ，编成一部系统著作。而太史伯阳（又称伯阳父，父者，老也）处周之末世，知天下将大乱而避世出走，至函谷关为尹喜所拘。尹喜可能早闻此书，强命伯阳为之传记，于是传讲其家学秘诀即今本《道德经》。今本《老子》中多战国时观念及语言，因此最后成书，应在战国之际。
《史记》李隐引《封纬》：“风后，黄帝师，又化为老子，以书授张意。”
关于老子其人及其书，传说中所大略可知可信者似即如此。
老子一族出于商周世袭之史官贵族。老子学说主要是代表世卿世禄的传统贵族思想的。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上古史上一剧烈变迁的时代。这个伟大时代的根本特点，是由血缘氏族（“德”治或礼制）组织向政治国家组织（“法治”及法制）的过渡 [25] 。
当此之际，老子学说主张“返朴”与“复古”，他既反对孔子的尚“礼”（等级制），亦反对孟子的崇“义”（因时制宜），更反对子产、吴起、商鞅一派法家的变法。
老学对当时权力下移、资源私有化、学术平民化的社会变革之流，在思想领域中是一个保守主义的逆动之流。当时学术领域中的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平民主义的“尚贤”主张（如墨翟、孟子、屈原）与老子贵族主义的“尊尊亲亲”而尚德，即反对“尚贤”的两大不同政治主张上。这一点，在老子书中有明显的反映。
《老子》一书，不仅是政治学著作，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纯哲学著作。
什么是哲学？根据希腊哲人的说法，认为哲学是“爱智”、“爱智之术”。
但老子似乎却是反对智慧和智性的。老子说：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65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19章）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3章）。
这种反智性与反对知识之学说，怎能看做“爱智”或传统意义的哲学呢？然而细考老子书中所言“智”，与今语所言之“智”的语义实不尽相同。老子所反对的“智”，与其说是一般的“知识”和“智慧”（如果彻底反智，那么他就不必著书立说，亦不必研求天道及称引“圣人”了），不如说是有特指的。老子所反对的“智”，相当于今语之所谓“计”（智、计古语相通），即计谋、计算、计策、计较。因此老子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的知识或智慧，而是诡计与诈谋即“智计”（亦即庄子所谓“机心”）。
在希腊哲学中，关于智性与知识的价值问题也曾发生过辩论。
据记载，毕达哥拉斯同费利翁特的僭主雷翁就曾作过一次著名的交谈。后者赞扬毕氏的天资与口才，问他是凭借什么本领而掌握此术。毕达哥拉斯则表示，他拒绝接受“智者”sophos的称号，回答说自己并没有这一本领，他并非智者，而只是一个“philosophos”（求知者，哲人）罢了。
雷翁便问，那么一个philosophos（哲人）与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区别？毕达哥拉斯答道：人生好比举行大型竞技（即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些人在场中角斗，以争夺桂冠；有些人在场中做生意，以图获利；有人则对喝彩、取胜和求利都不感兴趣，只是单纯在看热闹。在生活中，有人是功名禄位的奴隶，有人是金钱的奴隶。但是，还有一种罕见之人，他们只是宁静恬淡地观察社会和自然。毕达哥拉斯说：“这种人就是追求智慧者（ψτλóαοψοδ，亦即philosophos哲人）。”
西塞罗对于这则逸事评论说：
“哲学家介乎于神与人之间，因此成为谜似的人物——他们向生活大剧场投之以严肃的目光。可以想象得出，当演出结束时，他们会把袍子下摆向右肩一撩，以自由人的王者气度翩然而去。”
我们毋宁说，人格化的老子也正是这样一位人生与历史的冷静观察者。老子的哲学来自于远古中国人对于人生、历史、政治以及知识本身的一种深刻观察和总结。
老子书中主张“绝巧弃知，绝智去辩”。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老子》一书本身是雄辩的，并且其中充满了启迪人生的伟大智慧。这也正是老子一书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2000年8月20日记于沪上乐智阁
2003年8月16日记于海上养庐
[1] 寸者，肘也。以手执物曰“寸”。
[2] 见第6章、第10章、第20章、第25章。
[3] “德”的概念亦有天文含义。古天文学认为，日之所行道曰“黄道”。黄道为天之中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汉书·天文志》）循中而行，曰“德”，失道而行则曰“不道”，则预兆有灾殃。
[4] 《晋书·律历志》：“推考天路，步验日月。”所言天路，指日、月、五星运行轨道，亦即天道之本义。
[5] 究、窥古音通，《史记·殷本纪》九侯，《史记索隐》作鬼侯。九、鬼古音通。
[6] 黄道带包含了太阳的周年路径、月亮的周月路径，以及所有行星周游的路径。
[7] 《尚书·大诰》。
[8] 《尚书·康诰》。
[9] 《尚书·君奭》。
[10] 《诗经·大雅·大明》。
[11] 《尚书·酒诰》。
[12] 《尚书·君奭》。
[13] 《尚书·康诰》。
[14] 《尚书·君奭》。
[15] ⑥《尚书·召诰》。
[16] 马叙伦《老子校诂》1974年版前言引。
[17] 章氏《检论》卷三。
[18] 详参何新《诸神的起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2版。
[19] 见《世本》。又见《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三曰彭祖；……楚其后也。”江氏《读子卮言》：“老子者，世为楚子，出古大彭国，为尧时彭祖之后，在殷时之祖曰彭铿，亦曰彭祖，故老聃亦称老彭。由尧时以迄于东周皆世为史官。亦旨沿袭老彭之名。”
[20] 春秋以前即老氏，亦为楚族先祖。《世本》：颛氏有老童。《风俗通》：老氏，颛顼子老童之后。老童氏世叙天地之竽黎氏，丁山说即楚先祖祝融（老童产重黎及吴国，吴国产陆终）。
[21] 说详《李平心史论集》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2] 《水经·阴沟注》：“东南至沛，为涡水，涡水又东经苦县南，即春秋之相，王莽更为之为濑陵。又东经濑乡城南，经老子庙，东。又屈东，经相县故城南，相县虚荒，今属苦县，老子生于涡间。”濑乡即厉乡。曲涡即汉之曲仁里。《万始统谱》：“相，故殷城。”其地在宋陈之间，春秋后并入楚。汉代并入沛。
[23] 详见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新版。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孔子言：“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24] 老子书中有战国时言，如“万乘之主”（26章），“王侯”（32、37章），“圣人”（即神人、真人，5、28章）等。又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75章）等。
[25] 郑子产铸刑鼎与希腊克里斯提尼立十二铜表法，就是这种过渡开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