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日本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受到猛烈的冲击。工潮、农潮、学潮延绵不断，国内政局动荡不安。4月下旬，枢密院趁机发动政变，推翻了若木规内阁，由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兼外相，执掌日本政权。田中内阁旨在改变前任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所谓“软弱外交”，对华实行强硬外交。刚刚组阁的田中义一曾对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的日本首席顾问町野武马说，这次他出来组阁，“主要是想解决中国问题，亦即处理满洲的问题。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保持满洲的现状，国内会有许多的意见，我无法应付下去。也许将爆发战争，但我不希望有战争。不过不得已时，恐怕只能打了”。明确地表达了对华政策的基调，即积极干涉中国内政，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这也最终成了在随后六七月间田中组织召开的一次有军事、外交主要头目参加的、被称为“东方会议”的核心内容。

田中义一是日本长州军阀嫡系继承人，是日本昭和时期军阀当政的第一人，在制定侵华政策、推进对华侵略方面，以他为首的内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田中于1863年6月22日出生在日本长州藩荻，不足7岁即入冈田谦造家塾接受汉学启蒙。188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1889年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加入陆军。1894年田中在参加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因编制的《作战动员计划》被军部采纳，受到上司赏识而被晋升为上尉，并跻身陆军参谋本部。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出任侵略中国东北的满洲军参谋，以后则致力于加强军队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田中以“中国通”的军人身份活动于中国的东北和上海等地，与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等勾结，扩张日本在华势力，并结交了以后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成为其得力助手的久原房之助、山本条太郎和森恪等。归国后写成《对中国经营之我见》，对控制中国经济命脉野心勃勃。1918年后晋升为大将，受封男爵，两次出任陆军大臣，位至政友会总裁。

田中的侵华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13年他就在《滞满所感》一文中鼓吹，日本应“伸张国运”，由岛国发展成为“大陆国家”，使满洲成为日本移民“永住之地”，“开发满蒙宝藏”，修筑铁路，实现以“日本海为中心之国策”。所以，田中在上台第三天就在向国内外发表的新一届内阁的施政纲领中指出，目前“对我国及远东直接迫切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的局势”，日本“对中国国民的正当要求深表同情，尤其考虑国内外形势，为实现其要求，将不惜予以相当援助”。明目张胆地表示将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干涉中国内政。还声称：“如中国发生共产党的活动，无论其结果如何，作为直接最受影响的我国立场以及对保持东亚全局负有重大责任感的日本，对此绝无不予关心之理。”毫不掩饰地表明了田中内阁坚决反共的立场，并准备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很显然，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将一改前任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所谓“软弱外交”，实施其“积极”的、强硬的外交政策。

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币原喜重郎担任日本外相，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实力，他提出实行“协调外交”，即对美、英奉行适应华盛顿体系的方针，不与之发生对抗，采取协调办法；对中国则以“尊重门户开放”“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与领土”为旗号，实行以经济侵略为主，避免直接出兵等“蛮横粗暴的方式”，贯彻“对中国之内乱严守不干涉主义”的方针，力图通过在中国军阀中寻找代理人来扩大其在华的各项权益。但实际上，在日本权益受到损害的“关键”时刻，币原外交仍主张不辞以武力干涉，此乃帝国主义的本性使然。田中自从担任政友会总裁时起，就猛烈抨击币原的“软弱外交”，谴责他对“发生在我帝国特殊地区满洲的动乱”态度“极为冷淡”，批评若木规内阁在对华问题上“毫无措施”“软弱无能”“损害国威”。政友会在田中的领导下，与军部、枢密院沆瀣一气，以“刷新对华外交”相号召，大搞倒阁活动。因此，田中组阁后，制定新的对华方针和新的“满蒙政策”，便成了“刻不容缓的急务”。

1927年6月13日，田中急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总领事等回国开会，研究解决“急务”的谋略。最后议定召开一次有军事、外交头目参加的专门会议，策划新的“满蒙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首相在日本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官邸主持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成员主要是外务、陆军、海军等省次官和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的次长，以及有关的局长和驻华公使、总领事等，共有22人。在外务省方面有政务次官森恪、事务次官出渊胜次、欧美局长堀田正昭、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情报局长小村欣一、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享等，陆军方面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部次官畑英太郎、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军务局长阿部信行等，海军方面有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海军部次官大角岭生、军务局长左近司等，此外还有大藏省理财局长富田、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和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会议实际主持者是森恪。

田中在开幕词中说，因“最近中国的局势极为混乱，因此政府执行对华政策时要慎重考虑。现中国战局一时得到平稳，所以借此机会征求诸君的坦率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同时想得到诸君对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充分理解，以便执行统一的彻底的政策，为此召开了这次会议”。由此看来，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制定对华政策，而且各级要员必须理解和遵行田中内阁从施政伊始就确立的强硬对华政策。他还特别强调，“发布新闻有十分留意小心之必要”，叮咛与会各位“牢记本会之内容以绝对保密”。

会议期间，内阁各省和参谋本部、关东厅纷纷发表关于中国各方面的概说、评论，详尽研究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全面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形势，讨论了张作霖与日本“特殊利益”的关系和日本出兵山东等问题。这次会议在侵略中国东北的策略上有两种主张：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主张以外交的、经济的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即“内科方法”；而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则主张用军事手段，即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被称作“外科方法”。最后田中首相折中两种侵略主张，于7月7日以训示方式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

该纲领包括前言和正文的八条内容。前言中称：“鉴于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与满蒙，自当有所区别”，公然地把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与满蒙”，显系已有把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的野心。在冠冕堂皇的说辞之后，第五条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称：“中国常有野心家乘政局不稳猖狂扰乱治安，并可能惹起国际不幸事件。”倘若日本在华权利利益及日侨生命财产受到“不法侵害”，日本“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对那些听信“谣言”，“狂妄掀起排日、抑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分子，……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这里所谓的“断然自卫措施”“适当措施”，不过就是出兵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代名词而已。《对华政策纲领》还特别强调，“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区，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对该地区和平之维持与经济之发展，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在此地安居、发展，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公然宣布一旦在满蒙问题上出现与其侵略殖民政策相违背的事件，日本就必然采取强硬手段予以镇压。这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满蒙”乃至中国，已被列入当政者的议事日程，而采取实际行动只是个时间和时机问题了。

为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会议通过四点决议：（1）对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要与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张作霖进行合作；（2）若张作霖由关内败退，则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解除其武装，由关东军负责此事，必要时由朝鲜军支援；（3）关东军与朝鲜军为解除奉军武装做好一切准备；（4）张作霖的奉军如果败退的话，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发表声明，因日本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反对并阻止国民政府军进入东北。

东方会议还讨论了对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的处置办法。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在其《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报告中指出：“从张作霖的现状来看，他在中国国内的各政治家、各团体、各军人中间已威信扫地，……现在恢复他的政治威望，不过是空想。”如果日本为了保持住在“满蒙”的权益，把张作霖作为唯一的支持对象，“是极为短见的，而且是很不策略的”。为此，“对他不但要绝对不予援助，必要时对他施加以相当压力，亦在所不辞”。主张挑选适当人选代替他。而政务次官森恪和关东军部分人甚至主张坚决踢开张作霖，武力占领东北。最后由于田中首相倾向于继续利用张作霖，才决定予张作霖以“适当的支持”。但是田中的决定并没有能够阻止关东军蓄谋杀害张作霖计划的实施。

东方会议已把分离“满蒙”作为日本的公开国策，从本质上讲，它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吞中国东北、向中国进攻的一次准备和落实的会议。东方会议的策划人之一、政务次官森恪在伪“满洲国”建立后不久，毫不隐讳地说，东方会议的内容，今天可以发表了，其中的要点就是，“满蒙”的主权不仅属于中国，日本也有权参与，“满洲”的治安应由日本维持。策划召开东方会议，主要是为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搞一个特殊地区，让日本政治势力进入。他还说，由于露骨地把这些说出来，一定会遇到麻烦，所以才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

东方会议之后，1927年8月，由森恪主持在中国大连召开了有芳泽谦吉、吉田茂、儿玉秀雄等人参加的“第二次东方会议”，对东北地区铁路的开发与控制、经济掠夺及所谓“治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策划。会议主张日本应在“满洲”实行强硬手段扩大其“权益”。

东方会议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步伐。

九一八的炮声临近了! 2fXh1A2WlFjMswEthUhve5gvknCXr1CDqWaYg5ZIqxg87DQUiOP/5vTMaH3u8+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