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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皇姑屯事件，他说：“河本大作曾经打算乘炸死张作霖的机会占领满洲南部，但失败了。如果那次干得漂亮，后来的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发动了。”这段话道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寻找借口、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险恶用心。而关东军之所以没有达到“乘列车爆炸和张作霖的死亡而引起的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除了没有得到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的支持和时机不成熟外，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为父治丧的良苦用心和奉天当局的沉着及守口如瓶。
张学良
已经识破日本关东军阴谋的奉天当局因事情来得突然，恐日本关东军另有他谋，对这飞来横祸不敢大意，对张作霖之死封锁消息，采取秘而不宣、密不发丧的对策，对外只说大帅受了轻伤，正在静养，专候张学良的归来。因此沈阳市内一片静谧，秩序如常，没有给日本军警寻衅闹事造成口实。对于这一点，日本人亦有所觉察。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回忆说：“自从4日张作霖被炸身死后，中国方面的态度是极端消极的，非常恐惧与日本方面发生冲突，一改其昭和二年（1927年）下半年以来的排日姿态。”在张家宅内，则一面不许亲近日本人的人员进入内宅，一面令其家人所做的一切尽如平常。张作霖的五夫人每日“照样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地接待借口慰问而别有用心的‘日本太太’们……这些‘日本太太’遥望张作霖卧室，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夫人面无戚色，从容应付，都相信张作霖只是受伤”。“并且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张作霖的饭，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等，以瞒过日本的窥探。”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时候，年仅27岁、被外国人称为“少帅”的张学良正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的身份，在河北邯郸北临洛关车站督师（指挥部设在列车上），与晋军商震部队酣战。虽然得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消息，但由于情况紧急，张学良也只能忍痛留守，未能及时返奉奔丧。因无法以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丧父的哀痛之心，张学良索性剃光满头青发，以示对生父的至哀至痛之情。十天之后，战事渐轻，张学良才得以脱开公务，回奉治丧。
6月15日，张学良身穿灰色士兵服，化装成普通士兵的模样，从滦州出发北上，一路万分小心，谨慎从事，避过日本人的耳目，于6月17日上午抵达奉天（今沈阳）西边门车站，与迎候在那里的属官乘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驶回帅府。
悲痛欲绝的张学良回到帅府后，将一切安排妥当，于1928年6月21日通电，宣布张作霖因伤逝世的消息。以后在哀挽录、行状内也以此为准，不写真实日期。
由于东北奉天当局和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后，沉着冷静，机智应对，措施得当，使日本关东军企图借此生事、武力占领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父发丧后的张学良集家仇国恨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与厌恶之情不言而喻。7月4日，张学良以子继父业的名义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身为奉军的最高统治者，张学良还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下去面对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及奉军内部矛盾等尖锐问题。几经思量、考虑，“息争御侮”的思想终于促使张学良决定相机与南京国民政府言和，共同抵御外侮，他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
张学良和东北大员们在宣布易帜的仪式上
张学良易帜（即废除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示归顺国民政府）的主张，不惟得到东北人民的拥护，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欢迎和积极配合与促进。妄图把中国东北肢解出去的日本帝国主义则千方百计地反对和阻挠东北易帜。7月18日，田中义一首相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要他恪守乃父“保境安民”的方针。如南军（指国民政府的军队）侵入满洲，日本将反击南军，以确保东三省的“治安”。8月4日，曾任中国公使多年的林权助以为张作霖吊唁之机，再向张学良“进谏”，威胁说：“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坚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参加会谈的日军少将佐藤安之助也公然叫嚣：“贵总司令若背乎田中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日本人的威胁根本不能动摇张学良易帜统一的坚定信念，当即声明：“我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我不能违逆东三省人民的心愿而有所作为!”
对张学良软硬兼施的日本田中内阁由于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以及张学良的坚强意志和全中国人民对东三省易帜的一致拥护，终于意识到这是一股任何力量都不能逆转的历史潮流，不得不承认东北易帜乃是“中国内政问题”，强加的压力对此无济于事。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顾全大局，顺应历史潮流，毅然宣布东北易帜。
然而，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根本不会放弃自明治维新特别是“东方会议”以来一贯的侵华政策，新的侵略阴谋又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