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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为了保住在中国北方的侵略权益，阻止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北进东北、华北，在山东省悍然制造了“济南惨案”，它标志着日本政府开始了“东方会议”所制定的对华政策的积极实施与推进。而于一个月之后对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的蓄意谋害，则公然证实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的不轨企图，正应了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古话。
张作霖原是奉天地区（今辽宁省）的一支绿林军的首领，后被清朝政府招抚，遂一路青云直上。中华民国成立后，窃国篡位的大军阀袁世凯慑于张作霖在东北炙手可热的权势，不得不任命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从此，张作霖成了奉天省最高的统治者。不久，他又利用黑龙江省发生内乱之机，出兵北上，夺得黑省地盘。1918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随后，他又以军事压力逼走吉林督军，完全夺得了东北三省军政大权，成为重兵在握、割据一方、傲然一世的“东北王”。
张作霖
从1920年起，张作霖在东北坐地称王，开始多次趋兵关内，问鼎中原。在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中，他同直系军阀联合，挫败了皖系军阀，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拓展势力范围至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不久，他又与直系军阀反目，于1922年4月发动直奉战争，遭到失败，而后宣布东北自治，自称奉军总司令，与北京直系军阀政府断绝关系。
但意犹未尽的张作霖岂肯轻易认输?他从1922年7月开始进行以提高战斗力为主要内容的督军经武运动，并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据《申报》披露，1922—1923年，日本曾售价值近700万元的军火给张作霖。
1924年9月4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个月后，直系惨败，奉系控制了北京政权，张作霖的整军经武运动大见成效。1925年，张作霖的奉军进入势力最强盛的一年。
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还要上溯至日俄战争（1904—1905年）期间。那时，张作霖在表面上似是“对日俄会战采取旁观态度，暗中却给亲日派响马团体以相当便利”。当时的日本间谍土井市之进少佐的日记就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05年2月，土井市之进在潜入锦州一带活动时，“打算在奉天开战之前，先在新民府设置搜集报告的中继站，因此派遣翻译中町香橘前往探索。三四天后，中町翻译带来一个身材矮小、风采不扬的中国人。据报告：这位中国人是驻扎在新民府的营官，名叫张作霖，他对日本军抱有非常的好感，今后愿为日本军效力。他又允诺将中町隐藏在他的家里，他家除妻女而外，只有一个两岁的幼儿，适宜于做搜集所。今日因张作霖要直接在大人之前立誓援助日本军，所以要求同行，因而相与偕来云云。我即嘉勉他的好意并予接待，并委托他在新民府庇护中町，让他和中町翻译同行，返回新民府”。
而日本政府决意支持张作霖，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1916年6—9月，原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来东北“考察”，看到了时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发展后，提出：“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别之地位，他并无仕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也无密切因缘，其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知识。且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他不利，倾向日本则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张作霖，则张氏为满洲专政之王，满蒙之事，日本可为所欲为。”对中国东北这块肥肉垂涎已久的日本政府终于以合理又合法的方式找到了下箸之处，遂从此确定了支持张作霖的政策。
张作霖自然明白日本的支持对于他独霸东北的意义和价值，“他知道要想在东北保持并发展个人的权势，日本是得罪不得的”。所以二者便一拍即合。张作霖早从1913年开始就聘用日本人做顾问，而且几乎事事都有他们插手。曾任其顾问的町野武马就说过：“他（指张作霖）一作决定，就是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参谋长杨宇霆劝他，他也不听，而只肯听我的话。因此，对于张作霖束手无策时，不管杨宇霆还是张学良，都来找我。”连张作霖的外交工作人员都说：“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三次，联络朝野各派要人，争取日本把他当作忠实‘外藩’，少找他的麻烦，或遇事援之以手。”由此可见，张作霖所聘请的顾问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滨面又助等在日本军政界有一定地位的“中国通”，在其内外政策上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了。
不唯如此，张作霖依靠日本，还有经济上的因素。他崛起后，由于经济困难，在1916—1918年，就以奉天电灯厂、电话局全部资产，奉天省地捐、烟酒税以及本溪湖煤矿公司中国部分资产为担保条件，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得贷款500多万元。而日本也得以贷款为招牌，堂而皇之地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逐步向其既定目标前进。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实际上控制了北京政权。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当上了海陆军大元帅。今非昔比的张作霖明白，要想坐镇北京、称霸全国，仅靠日本并不足以行其大业。遂向英、美等国频送秋波，加紧联系，引进资本，修建打通（打虎山到通辽）、奉海（奉天到海龙）等铁路，引起对东北铁路修建权垂涎已久的日本的强烈不满。其实从1925年起，张作霖就对日本政府不断提出的所谓“满蒙悬案”（日本为侵占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屡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以攫取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为主的各种所谓“权益”的无理要求。由于这些蛮横无理的强盗要求没有获得完全的满足，日本政府视其为“悬案”，即悬而不决，故有此说法）问题渐生反感，对其采取回避、拖延甚至拒绝的态度。这又如何能够让做惯了主子的日本视而不见，或者坦然而受呢!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张作霖对日本态度的转变还有另一重原因，那就是怕不仅因此“宝座”难保，而且还要落下一个“卖国贼”的骂名。张作霖的得力干将杨宇霆在谈到同日本达成的修建东北铁路的协定不能公开签订时，曾说：“如果（日本）强使履行手续，势必成为公开的问题，因此，将使国论沸腾，奉天派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事属必然。”从中亦可窥见张作霖的对日态度。在张作霖离京返奉前，与乘人之危、向其无理要求签署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的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发生冲突，他对芳泽谦吉大吼道：“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意指身体性命），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罢，愤然离去。这也说明张作霖不愿出卖国家利益，以免遭后人唾骂的心理，以及与日本矛盾公开化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