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其驻东北的关东军只有10400人，加上派到东北的日本驻朝鲜的一个旅团，也不过15000人。而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0000人，在沈阳附近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战略物资和设施，并有精锐部队20000多人。这样多的军队为什么就抵抗不了日军的进攻，不到三个月东北三省就沦陷了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

早在事变发生之前，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铣电”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1]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命令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即使被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都可听其自便。”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北平养病期间，于事变前的9月6日发电报给东北军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下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当日军9月18日进攻北大营时，驻守在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是王以哲为旅长的第7旅，广大爱国官兵进行英勇抵抗，使敌人十分胆怯，不敢挺进，只以炮火来恫吓，可是蒋介石还是命令不抵抗，张学良在电话中以“务必尊重和平，避免冲突”为由，不准中国军队抵抗，并重申“即使被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都可听其自便”。正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正像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当时向记者所表示的：“日人欺我如是，吾辈分属军人，不能捍卫国家，竟使敌人长驱直入，能不愧煞。无如长官有令采取不抵抗办法，……不然，吾人拼一条命与其抵抗，死而后已，不忍见大好河山，沦于敌人之手也！” [2] 这段历史，还可从日本侵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效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得到证实，他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兵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 [3]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已经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赤卫队十多万人，在十多个省，300多个县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使得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按：指共产党和红军）”，“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此，蒋介石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竟不惜引狼入室。

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从很早就开始了。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上台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八天之后。这年10月，蒋介石到日本同田中进行了一笔政治交易。据日本人写的《森恪》一书透露，当时蒋介石同田中、森恪会见时，曾达成协议：日本承认由反共反苏的国民党统一中国，中国（指蒋介石）则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要侵占东北的迹象虽已日趋明显，蒋介石仍下令不抵抗。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故意挑起事端，出兵侵略上海，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事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择曾狂言4个钟头占领上海，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更吹嘘“3个月内占领支那全土”。

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率领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在上海各界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奋起抗战，连续打退了疯狂进攻的优势日军，毙伤敌军万余人。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迫使敌人三度更换司令，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从而粉碎了它妄图迅速占领上海，进而灭亡全中国的侵略计划。对此，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派军队支援，反而对主动要求参加抗战的第五路军官兵加以阻挠，并在事变发生的当日下午将第十九路军78师调离上海，最后将第十九路军大部调出，只留下一个团。国民党政府还命令其海军不准抵抗，要与日本海军“维持友谊”。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妥协退让政策，破坏淞沪抗战，3月3日，第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性的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不会满足的，妥协退让只会使其得寸进尺。此后，日本公然声称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长城是伪满国界，为其攻取山海关及长城各隘口作舆论准备。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头子甚至狂言“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1933年1月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4日占领热河省会承德。接着，日军继续向长城各隘口大举进攻。

当长城内外军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时，蒋介石却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并调嫡系部队监视在长城各隘口抗战的部队。本来在平津长城之间中国军队有三四十个师，而敌人不过三四个师团，十倍于敌。可是蒋介石不准中国军队抵抗，日军于1933年4月占领长城各隘口，并向滦东进攻，占领滦河以东各县。中旬日海军在秦皇岛登陆。5月12日，日军占领通州，进逼平津。

5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开会讨论华北停战问题。在蒋、汪的指使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于5月31日，令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世称“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通州、顺义、香河、宝坻、林亭日、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越过该线”，更不能“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长城线以南及前面所规定之线以北、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地带”。这样，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热河，承认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门户大开，完全置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众的利益，反映了民众要求抗日救国的愿望，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了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方针。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下，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与广大士兵，要求共同抗日。1933年5月，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上述三条件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冬，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粤、桂、川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欢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封闭抗日机关，逮捕爱国人士。即使国民党中一些爱国将领的抗日活动，蒋介石也进行压制。抗日将领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武装抵抗进犯的日伪军，恢复内蒙失地的时候，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迫令冯玉祥撤销自己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离开了张家口，并调集十万之众进行镇压，同时指使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会剿抗日同盟军。民族英雄吉鸿昌被国民政府杀害。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主张与共产党共同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也被蒋介石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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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 虎口余生：《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版，第28页。

[3] 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转引自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N4tALsa8HVv8Bi34B67VsVvfbdBP/yaU3ZyxiSTfyOhbk/LIxWVnj1YKb5Pen6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