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侵略中国由来已久

1937年7月7日夜，侵华日军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蓄意制造事端，进攻中国驻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这是20世纪30年代震惊世界的重要历史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政治目的，长期推行扩张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

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国内资源极为短缺，市场十分狭窄，原始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后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日本统治集团为谋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冲破这一障碍，曾以“强兵为富国之本”、“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号召，制定了“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通过这次侵略战争，日本占领了朝鲜，逼迫中国割让了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白银2.3亿两，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等各种权益。日本军国主义凭借巨额的侵略战争赔款、新的殖民地市场及原材料的获取，在20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了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紧接着1904—1905年爆发了日俄战争，两国陆军在中国领土上厮杀。日本取胜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强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夺取了原为沙俄占有的旅大租借地、南满铁路等大量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实现了日本把“利益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步骤。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有了立足点，不仅获得了资源和利润，养肥了财阀，而且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191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满蒙”指当时的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同沙俄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虽未达到目的，但日本在华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趋于严重，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7年4月，长州军阀首脑田中义一上台。6月27日，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示了八条“对华政策纲要”，作为会议的决议。该纲领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规定了侵华的方针步骤。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总纲领。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日本也受到沉重打击，内在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想从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唯一办法是向外扩张。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在沈阳柳条湖制造事端，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天皇裕仁发布敕令，批准了关东军乃至朝鲜军的侵华战争行动。关东军大举侵略，仅用四个月时间，就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侵华日军占领东北，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利益。东北的领土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三倍。日本法西斯利用东北丰富的资源、人力和重要战略地位，使东北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基地，大大弥补了日本小国、岛国的先天不足。

1932年1月，日本法西斯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1933年2月，日军进犯热河省。4月，对山海关至察哈尔省东部长城沿线各要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不久，日军越过长城，深入冀东，逼近平津，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于5月31日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中国承认在长城线以南河北省东北部设立非武装地区。对中国来讲，该协定是卖国的协定， [1] 等于授给了日本以后侵略华北的“特许状” [2] ，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并为尔后日军全面侵华敞开了大门。

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及成立内蒙军政府后，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建立了一个新的前沿阵地。

1936年初开始，日本改变了以政治蚕食为主的侵略方式，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侵略方式，妄图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

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上台组阁，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初步形成。出于扩军备战需要，日本急欲占有华北资源。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强化中国驻屯军。18日，发布陆军第6号军令，确定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升格为独立兵团，增加兵力6000人，达到8400人。6月，日本修改国防方针，明确提出：日本在扩大侵华时可能的“主要对手”，是“拥有强大国力和武装力量的美国和苏联”。 [3] 8月，日本首相广田与外、陆、海、藏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了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的《国策基准》。 [4] 1937年初开始，日本法西斯磨刀霍霍，准备用武力吞并华北乃至全中国。6月，近卫内阁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着手策划阴谋，妄图挑起事端。日本军有意在夜间进行演习，而且对中国驻军的兵营和城门直至军事宅邸进行实地调查，以便为随时发动袭击做好准备。

由此可见，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法西斯有计划地制造的，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继续和扩大，是日寇妄图吞并全中国而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

◎ 华北危急！北平危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和财政上的困难，使日本国内矛盾更加激化，日本统治集团妄图从进一步扩大战争中寻找出路。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大量生产军火，给垄断资本带来了巨额利润，这也刺激着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更加疯狂地追求战争。于是，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从内政、外交、社会舆论等各方面进行准备，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

1933年7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声明，把中国当作日本独占的“保护国”，声称要排除英美帝国在华势力，关闭中国门户。这一声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天羽不得不在1934年4月17日向记者作解释，企图掩盖侵略的野心，但还是宣称日本负有“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使命”，并不准中国同其他国家联系，也不准别国在华扩张势力。他说，如果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贷款等，“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1934年10月1日，日本陆军省炮制了一本题为《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的小册子，在国内广为散发。这本小册子鼓吹侵略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的“目的”、“本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叫嚷“必须有决心和勇气”，“树立国家百年大计”。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统治集团还大肆宣扬“总体战”思想。所谓“总体战”思想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日本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总动员，全面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在思想文化上，实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日本陆军省就利用电影等大肆进行战争宣传。银幕上出现的世界政治地图是这样的：中央是日本和“满洲国”，而这个“新秩序中心”毗连的是西伯利亚、中国、印度和南洋诸国。解说词说：“总有一天，我们会使全世界尊重我们的民族……同胞们！请看一下亚洲的情况。难道这是一成不变的吗？我们的崇高使命乃是在亚洲建立天堂。”最后号召人们“振奋精神，勇往直前”。接着银幕上长时间地映出“光明从东方来”的字幕。

在大造侵略舆论的同时，日本兵力也在迅速扩张。1930年到1935年间，军队人数从25万增加到40万，其中海军从75000人增加到10万人。关东军发展更快，仅1932年1月到8月底，人员就增加了一倍多，大炮、坦克、装甲车、飞机数量增加了两倍。

在行动上，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全吞并华北五省，在1935年发动了一系列新的进攻。5月，日本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入侵”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国权》社社长胡思溥与《晨报》社社长白逾桓两名汉奸被暗杀，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提出要“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 [5] 。它一面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在华北的实际统治权，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扬言如不接受其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动”。6月4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10日，何应钦对日本方面提出的无理要求，口头上表示全部接受。7月6日，何应钦又代表国民党政府函复梅津美治郎，全部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这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平津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通令全国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这一卖国协定，把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都奉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极大地加强了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势力。

同时，日本侵略者又策动“张北事件”。1935年5月，日本特务四人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6月5日，在张北县（今属河北）被中国驻军扣留。日本借此事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急调4万兵力驻屯察哈尔省边境进行威胁。国民党政府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于6月27日签订“秦土协定”。协定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担保日人在察省可自由行动；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全部撤出；撤换察省主席宋哲元等。这一协定进一步向日本帝国主义奉送了冀察两省主权。

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更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步步进逼。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地策划汉奸搞“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求冀、晋、察、鲁、绥五省“特殊化”，准备脱离中国而“独立”，成为第二“满洲国”。为实现此目的，1935年9月24日，首先由日本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布关于华北“自治”的声明，声称要在华北肃清反“满”抗日分子，防止赤化；同时提出要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接着，日本政府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了使华北地区特殊化的有关所谓“谅解事项”，并决定由关东军派土肥原来策动华北“自治”。土肥原按照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意图，首先拉旧军阀吴佩孚，想以吴为中心建立华北五省政权，结果失败。接着想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主席、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遭到拒绝。于是，只有依靠名声很臭的大小汉奸了。

1935年10月22日，日本指使汉奸、流氓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三河等县暴动，攻占了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县政临时维持会。日本宣称这是“自治”的“先驱”。11月11日，天津日本报纸声明“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说什么要“依据人民愿望，厉行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11月25日，又唆使国民党特派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辖22个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久又支持内蒙的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并策动天津市长程克通电要求华北五省独立。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是借所谓“自治”之名，不损一兵，不费一弹而达到夺取整个华北的目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凶相毕露欲变华北为第二个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仍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继续坚持卖国投降政策，迎合日本的“华北政权特殊化”（即亲日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并由日本指定的汉奸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等为委员，准备在1935年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变相的“自治”。这是一个日伪勾结的政权。

但是，“自治”的实现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又借“反共”之名，于1936年春，日本侵略者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为借口，拉拢宋哲元，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这个协定是由日本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和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于1936年3月30日秘密签订的。协定毫不掩饰地说：“日本军队和冀察中国军队基于绝对排除共产主义精神，共同协力从事遏制和防止一切共产主义的行动。”为了共同反共，协定规定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密切合作”，力争与阎锡山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当阎锡山不同意时，则从及时防共之独立立场出发，进军山西。还“应与山东方面合作”，准备在山东也采取这种方式。协定明显地说明，日本以反共之名，可以派兵随便侵占华北五省，而行吞并华北之实。宋哲元为保持他在华北的傀儡地位，拱手让出了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为日本垄断资本开辟了巨大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日本侵略者在从军事上、政治上向华北进攻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下，加紧进行扩张。日本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效良说：“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意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 [6] 此后，日本关东军、大藏省、实业界先后派人赴华北各地进行经济调查。1935年12月，日本在天津设立了兴中公司，由三菱、三井、住友等大财阀担任顾问。这个机构在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主持下，用枪杆和资本双管齐下的方法，大肆掠夺华北资源，特别是军需资源，像铁、煤、石油、盐等。例如，日本泰记公司就依仗关东军武力，霸占了年产25万吨煤的柳江煤矿。同时，日本还利用在华北的特权大搞武装走私。据海关当局统计，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的九个月中，中国海关税收的损失达2500余万元，仅1936年4月一个月就达800万元。日本通过武装走私，大量掠夺中国农产品，夺去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以棉花为例，日本控制了冀、鲁、晋三省的棉田，中国自己的棉纺织厂不能直接从华北农村得到原料供应，而只能以高价从外商手中购买棉花，以致提高棉织品成本，造成民族工业的破产。仅1936年日本就吞并了6家中国纱厂。再以糖来说，从产糖区运进上海的糖，一般市价白糖每担为22元，红糖每担为18元，而日本走私进来的糖却只要12元或10元左右。因此，糖的私货充斥市场，致使上海60余家糖商损失千万元以上，广东糖厂因私货挤压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在日本资本的排挤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自1935年以后，已经不能支持了，特别是华北地区情况更为严重。

华北局势危急。北平已处于日本侵略军及亲日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北宁铁路由北平到山海关沿线均有日军驻扎；北平东面有汉奸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它不断派出汉奸武装在北平的朝阳门、东直门和东郊、北郊一带进行骚扰；北面长城沿线，集结了大批的日军和伪军；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的土匪部队；日军轰炸机天天在古都上空飞来飞去；平郊日军进行军事演习的枪炮声不断。华北地区和北平市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祖国的古都——北平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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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76页。

[2] ［美］多罗西·博格：《1933—1938年的美国与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7页。

[3]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0页、161页。

[4]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6年版，第344页。

[5] 日本驻北平辅佐官给参谋次长电报，1935年5月29日。

[6] 孙怀仁：《华北经济提携一瞥》，载《世界知识》第5卷第5期，1936年11月16日出版。转自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延安解放社1939年刊本，第51—52页。 0IV3U502nSmpW/AjcluXOWP3PraN+f3qDAxmn4DBG9EmgvwlymAdeT37pxxZjH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