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力劝李宗仁在徐台地区大打一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两党的携手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担负起全民族的抗战任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军事家，周恩来以中将的职衔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职务，开始参与国民党军队的工作。

1938年1月10日，在上海出版的《抗战政治工作纲领》一书中，发表了由周恩来撰写的《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了抗战两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生命线”的理论，主张改造军队，使之适合民族抗战的需要，认为这是摆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面前的大问题。他说，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只有在抗战军队中把政治工作实际地建立起来，才能把民族抗战的战斗力提高，才能把官与兵、军与民联结成像一个人一样，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到底。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切中了国民党军队的要害。在军队中没有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国民党军队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所以，在抗战中，不能充分地发挥战斗力。周恩来列举了国民革命开始以来，由于重视政治工作而提高战斗力的事例，并提出了“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论断，尤其是“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迫切需要抗战军队的牺牲奋斗到底的战斗力，迫切需要军队与人民团结共赴国难，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的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要消灭一切畏缩不前、借故推诿、友军遇危险而不援、望风而逃的恐日病等可耻的现象，只有发扬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国军队成为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奋斗到底的革命军队”。可以说，只有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才能造就一支革命的军队，才能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

周恩来还认为：“全国一切的抗战武装队伍，迫切需要以最大决心迅速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军队虽然有几百万，但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最缺乏的是革命政治工作，所以，很不适应抗战的需要，很难提高抗战的战斗力。

周恩来的上述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战危机日益严重，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抗战很难为继；另一方面全民抗战犹未兴起，妥协空气十分浓厚。所以，周恩来提出加强军队的革命政治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华北的抗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需要有平型关战役这样的胜利，而且还十分需要有更大的战役的胜利，以打击日军，振奋全国抗战精神。此时，周恩来正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兼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住在武汉，并与同在武汉的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等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的战局，认为不狠狠地打击日军，挫败日军的锐气，就难以阻止日军长驱直入，攻下武汉等地，也难以振奋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打破妥协气氛。会议还认为，必须充分地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动员国民党在徐州一带打一个大胜仗，挫一挫日军锐气，长一长中国人民的志气，以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这一思想的形成，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和国家危亡关头的远见卓识，实践证明，这一思想对后来台儿庄战役及徐州会战的发动，以及夺取胜利，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个正确的战略思想形成后，要付诸实施，首先必须让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受。所以，会后，周恩来立即约见了从广西桂林赴南京受命而偶然滞留在武汉的李宗仁将军，把上述战略思想全部转告给他。周恩来、叶剑英等对李宗仁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在北伐时，叶剑英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曾首先从广东进入湖南，与李宗仁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并肩作战，直指武汉地区。所以，周恩来在约见李宗仁时就明确地提出，希望李宗仁赴徐州后，能在徐台地区打一个大胜仗，以杀杀日军气焰。可是，周恩来从与李宗仁的恳谈中得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没有在徐州地区打一大仗的意图，而只是应付式地进行防御；同时李宗仁也没有在徐州地区打一个大仗的思想和计划，而只是力图在津浦线上拖住日军，不使它迅速地进攻武汉。李宗仁十分不满意蒋介石不顾抗日大局，肆意将他的嫡系部队南撤，急调非嫡系部队即多数为地方实力派的部队上前线作战的宗派行为；同时也苦于第五战区部队较少，成分又复杂，均系杂牌军，战斗力很差，难与日军作战。看到种种不利因素，他顾虑重重，难以决断。对此，周恩来也十分理解他的处境。所以这次的约见与恳谈，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第二天李宗仁乘船赴南京去了。尽管如此，周恩来的提议和阐述的战略思想一直在李宗仁的脑海中回旋，使他不断地思索着这一仗打不打、如何打等问题。按照李宗仁将军的思想和作风，只要有机会，能打胜，他一定会争取的。不然，他为何不顾一切在广西成立军队，远离家乡，到徐州来呢?

李宗仁走后，周恩来、叶剑英等一方面思索着如何进一步动员李宗仁下定打一大仗的决心，如果这个司令长官下不了决心，这个仗是无法打的；但另一方面对这个战役要作深入的考虑，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才能使李宗仁等人接受，并付诸行动。所以，周恩来、叶剑英等对津浦线上的敌我双方形势、力量的对比、战役的部署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与研究。

当周恩来、叶剑英等正在作深入、细致研究的时候，又得知白崇禧将军要赴徐州前线。周恩来、叶剑英等认为，白崇禧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他与李宗仁的关系十分密切，都是桂系的首领长官。所以，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等亲自拜访白崇禧，做白崇禧的工作，然后由白崇禧再去做李宗仁的工作，想必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于是，周恩来、叶剑英来到了白崇禧的住所。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叶剑英等除再一次建议在徐州地区打一大仗外，更重要的是详述了此次战役的全部思想和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以十分恳切的语气，精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周说，现在日军调集精锐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所以我们要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作战，一般不能打阵地战、消耗战，而是打运动战、游击战。在津浦线南段，一定要阻击日军北上。我们准备调张云逸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国民党的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打通津浦线，为徐州地区发动大的战役创造条件；对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地区，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实施围点打援的策略，以达到出奇制胜，歼其一部，各个击破的目的，在徐州打一大胜仗。周恩来的陈述可谓切中要害，明确有力，计划周全，审时度势，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军事家的远见卓识。白崇禧听后十分赞同，称“周公言之有理”。于是，周恩来明确提出，望白崇禧将军到徐州后，向李宗仁将军转达中共的这一建议，希望李宗仁将军早下决心。对此，白崇禧慨然答应，到徐州后一定向李将军面陈。不几日，白崇禧离开武汉到了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与李宗仁共商津浦线上的作战事宜。

周恩来、叶剑英等坚信在徐州地区打一大仗不仅十分必要，而且确有胜利的把握。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要实现这胜利，一、必须早下决心；二、必须早作准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狠狠地打击日军，扭转抗战败局，必须争取这个机会。为了进一步促使李宗仁接受这个建议，周恩来、叶剑英商量决定，派刚从江浙地区调至武汉任八路军办事处参谋的张爱萍，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专程赴徐州，面见李宗仁，再次陈述周恩来、叶剑英等提出的战略思想和在徐州地区打一大仗的建议。

张爱萍临走前，周恩来对张又作了详细的交代，要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

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地区，与日军打一仗，要帮助他下这个决心。他还向张爱萍指出：李宗仁抗日爱国，桂系军队骁勇善战，打这一仗是有取胜把握的；同时，我们华东的新四军支队和华北的八路军也可以在战略上或战役上给予支持和配合，有的部队还可直接出击敌人。张爱萍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后，很快来到了徐州，面见了坐镇徐州抗战的李宗仁将军及有关人士。

此时此刻，李宗仁虽还未下打大仗的决心，但一直在考虑着周恩来的建议。张爱萍到来后，李宗仁也希望再听听中共方面的意见和考虑。张爱萍面见李宗仁，立即转述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详细意见。

首先，张爱萍转述了周、叶等提出的在徐台地区打一大仗的重要性。张说，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以来，蒋介石指挥失误，将他的嫡系部队大量后撤，把非嫡系部队急调前线参战，屡遭失败，这是他一贯排斥异己、消灭异己的做法和必然的结果。尤其是南京沦陷、华北失守后，形成了国土沦丧，军民惨死，日军气焰嚣张，步步紧逼，抗战危机日益严重的局面。但是，日军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八路军在华北苦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军，尤其是平型关大捷，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振奋人心，大振士气。目前，抗日已到了重要关头，国民党军队如何行动，国人瞩目，特别是把希望寄托在徐州地区的战场上。发动这个战役，还可以粉碎日军南北夹击、会攻徐州，夺取战略要地，再攻郑州和武汉，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所以，打这一仗是极为必要的。

其次，张爱萍又进一步详述了打这一仗有把握取胜的理由。张爱萍向李宗仁指出：一、地形条件好。在徐州以北、济南以南地区有着打大仗的有利地形。尤其是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伏兵之地，打伏击战、运动战极为合适。二、不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地区发动战役，在北面可以得到华北八路军主力在战略上的配合，八路军可在战役发动后，立即发动进攻，牵制和打击南下支援的日军；在南面可以得到苏北地区新四军支队的直接参与。三、日军既是骄兵，又是孤军深入。尤其是日军矶谷师团占领济南以后，妄图直取徐州，以夺首功。所以，他采取了长驱直入，迅速夺取徐州的战略。对于这样的骄兵、孤军，只要在徐州以北地区以优势兵力进行伏击，定能取胜。四、桂系部队上下团结，英勇善战，司令长官又崇尚民族气节，抗日爱国，善于指挥，定能做到全军一致，同仇敌忾，协力奋战，夺取胜利。所以，打胜此仗，确有把握。

最后，张爱萍又提出要打胜此仗，必须从速决断。张爱萍以建议的态度对李宗仁说，打胜此仗，虽有必胜的把握，但必须从速决断，不要失去良机。对此战役，在决断上宜早不宜迟，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速度上宜速不宜缓，要赶在日军南下之前，调集完参战的部队；在用兵上宜聚不宜散，要集中优势兵力，打伏击战，对日军的孤军深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速战速决，歼灭敌人。

张爱萍在详述三方面理由后，担心李宗仁还下不了打仗的决心，又非常直率地说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张爱萍说，蒋介石把他的嫡系部队悉数后撤，而把非嫡系部队又统统调往前线，其用心十分明显。一方面，急调非嫡系部队，包括远在广西的桂系部队，进行抗日，以收抗日的美名；另一方面，又使这些非嫡系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在抗战中不能取胜，以此削弱这些部队的力量，达到他消灭异己保存嫡系实力的目的，这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而现在，若李将军打胜这一仗，必将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既可以消灭日军，打击日军气焰，又可以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威望，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李将军及其所属部队也扬名天下，永留青史，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也会大为提高。所以，万望李将军从速决断，勿失良机。

在张爱萍的劝说下，富有抗日爱国精神的李宗仁将军终于作出了决断，向张表示：我已决定在徐州地区打一仗，请你转禀周副部长，他的建议很好，我们一定认真筹划。

李宗仁将军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张爱萍等人的建议后，迅速地作出了在徐州地区台儿庄一带打一大仗的战略决策，并开始了实际的部署。对此，张爱萍十分高兴。他似乎看到了这个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深感不负周恩来、叶剑英的委托，完成了劝说的任务。但是，为了确保这场战役的胜利，张爱萍在返回武汉之前，又一次向李宗仁转述了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的战略方针：南阻北打，围点打援，集中优势兵力，实施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历史表明，这个方针是制日军于死地的正确方针。对此，李宗仁是十分赞同的，而且也确信完全有把握将沿津浦路北上的日军阻击于安徽滁县、明光地区，而集中力量打击和歼灭从济南南下的日军；坚信坚守滕县、临沂等城，采取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桂系部队骁勇善战的特点，以及其他部队爱国抗日与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就一定能取得战斗的胜利。

张爱萍完成动员任务后迅即离开了徐州。第二天，李宗仁按照周恩来、叶剑英提出的方针，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部署。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张爱萍等人的建议不仅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十分及时，为李宗仁指挥打胜台儿庄战役作了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上的充分准备。如果没有他们抓住机会，积极主动地做好李宗仁的动员建议工作，也许会失去这个战机。当然，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还在于李宗仁将军对这一战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并付诸实施，打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胜利之仗，以辉煌的战绩载入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史册中。

一场十分艰难、激烈、残酷的台儿庄战役很快开始了。日军万万没有料到，区区的十几万哀兵、败兵会打得如此凶狠，难道飞机、大炮、坦克，打不过大刀、手榴弹、步枪吗?蒋介石也没有想到，李宗仁指挥的“杂牌军”，能与日军的矶谷师团、板垣师团相匹敌。淞沪战役投入如此多的嫡系部队还不能夺取胜利，徐州战役能有一个胜利的结局吗?蒋介石很为怀疑，他对胜利不抱有希望。 IpKVfQtrgVyphTdx0gA7GMILUm66FEMNNUKCo+waYgCTaXYuCpTkf3VLtXxi3s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