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10月10日，李宗仁在广西桂林参加各界人士庆祝双十国庆节后，立即乘专机直飞南京，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奔赴江苏徐州，组织中国军队实施抗战任务。

这在李宗仁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连年不断的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使他不断地反思，他经常问自己，为何走上这样的道路?现在，由于抗战的需要，给了他一个为国出力、为民立功的机会。所以，他乐意奔赴前线，为国为民重筑功勋。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出生于广西临桂县的一个富裕农民家中。苦难的时代、贫困的家乡，使他自幼开始了学武的生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逐渐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贫困，暗自立下了报国的决心。历经奋斗，他终于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桂系将领。他爱兵如子，严格训练，使桂系军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1937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为五个抗战战区，蒋介石点名要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在湖南长沙机场着陆后遇到了大雨，且下个不停，飞机一时无法起飞，他心急如焚。为了尽早到达南京，他不得不改乘火车北上，打算到达武汉后，再乘船到南京。但到武汉后，又遇轮班开航无定期，他只好在武汉暂住一天。第二天，在湖北省主席黄绍竑、湖北省建设厅长伍廷飏的协助下，找到了一艘只乘百余人的小火轮，李宗仁等一行急急登船而行。此时，长江水面细雨蒙蒙，船在江中顺水而下。行至途中，西北风骤起，顷刻，长江之上白浪滔天，小火轮又小又旧，风摧浪卷险情不断，但此时也只能冒险前进。一路历经险恶，直到第二天晚上，小火轮才摇摇摆摆地到达了南京下关码头。一上岸，李宗仁等人直奔白崇禧住处。

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桂系的主要战将，白崇禧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见到白崇禧十分高兴，两人相互寒暄问候过后，一同走入客厅，彻夜畅谈国家大事。

10月13日，李宗仁在白崇禧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此时，正值淞沪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战事结局虽然未见分晓，但战役发展趋势已经明朗。淞沪会战，前后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它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蒋介石与李宗仁见面后，没有命李宗仁立即北上徐州赴任，而是把他暂留南京，直至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后才让李宗仁北上。

淞沪会战失败后，蒋介石曾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不主张固守南京，认为南京是一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有长江所阻，无路可退，所以，难以固守；另一种是以唐生智为代表，主张死守南京，与敌人拼死到底。他们认为南京是国府的所在地，南京一失，影响极大，为此，唐生智慷慨激昂地陈述己见，蒋介石听后，十分钦佩，就任命他为南京城防总司令，立刻筹划防务，以迎战日军对南京的进攻。

1937年11月12日，南京的防务部署开始了，李宗仁也急急地乘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

第五战区的具体任务是：调集和指挥军队实施保卫津浦铁路的防御。其所管辖的地区为：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至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它包括了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辖区辽阔，地位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攻占南京后，必然抢夺这片要地，然后再攻武汉。尤其在这片要地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津浦铁路线，日军夺下津浦线，可以把华北与华东的日军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坚守这片要地，对打击日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为集中力量，便于统一指挥，特规定第五战区长官部可直接指挥辖区内的一切党政机关，也就是说，司令长官部是该辖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司令长官是最高领导人。

李宗仁在南京暂留的一个月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抗战的计划早已确定，所以在为蒋介石做一些具体的战事安排的同时，已开始了对第五战区的积极部署。

善用人才。这是李宗仁多年养成的一个特点，也是使桂系军队骁勇善战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他选拔徐祖贻任第五战区的参谋长，让他立刻束装赴徐，组织司令长官部，实施抗战任务。徐祖贻是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又入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他十分了解日军的状况，可谓当时最合适的第一流的军事参谋人才。他处事十分干练，军事学识也极为丰富，同时又有较多的军事指挥和作战的经验，担任参谋长职务是十分恰当的。而此时的李宗仁，虽然选拔徐祖贻担任第五战区参谋长之职，但在此之前却未与徐见过面。李宗仁选拔徐祖贻，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即自己是桂系将领，平时与国民党中央多有隔阂。蒋介石要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从某一方面说是出于抗日的无奈，而不是蒋介石对李宗仁特别器重，更不能说明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政策的改变。所以，李宗仁总想挑选一名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任过职的合适人才，以便保持与中央军委的联系。而徐祖贻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至国民党中央军委，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对日作战事宜。由于他表现出色，颇有“能”名。所以，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官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诸多的人选中，选择徐祖贻担任他的参谋长。徐祖贻受命后立即奔赴徐州，筹建司令长官部。当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时，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组建就绪，只待李宗仁北上赴任了。

掌握军队。这是李宗仁多年带兵打仗，建立桂系军队威望的又一特点。第五战区刚成立时，归李宗仁直接管辖的部队只有第三十一军，其余的部队都是临时划归的管辖部队。

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下辖131、135、138三个师。这个军是李宗仁在广西亲自征调成立的部队，班长以上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班底，颇有作战经验，具有桂系部队的特点。当然，该军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农民子弟，虽有抗战报国的决心，然而缺乏训练，也缺少作战经验。但是，因为一直归李宗仁直接领导，指挥起来十分得心应手。抗战开始后，第三十一军奉调北上，在苏北海州驻防，以防日军登陆，侵占苏北地区。

第十二军和第五十五军，这两个军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管辖的部队，驻扎在山东省境内。这两个军无论在训练和装备上都远不如桂系军队，且军纪不严，士兵自由散漫，在地方称王称霸。现在划归第五战区管辖，能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李宗仁十分担忧。且又得知情报，韩复榘曾派代表到天津与日军联系，有妥协投降的企图。所以，李宗仁初到徐州上任时，曾亲自去济南会见韩复榘，为日后指挥这两个军作战做准备。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徵流，下辖111和112两个师。缪部原为张学良管辖下的东北军，这个军装备尚可，但战斗力较弱，驻守在苏北地区。

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下辖33和117两个师。韩部原非正规军，是由江苏省保安队改编成立的。这个军战斗力很差，也无作战经验。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下辖113和114两个师。于部原为东北军，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战斗力也较强，虽算不上劲旅，但在各军中可列为上乘，驻扎在青岛地区。

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五个团。庞部原为西北军，由于庞炳勋年资甚高，故位至军团长。其实，以该军团的实力，只有五个步兵团。所以这个军团作战能力也十分有限，驻扎在江苏砀山地区。

以上就是第五战区成立时所辖的七个军，但实际兵力不足七个军(编制大，兵力少，这是国民党部队的通病)。更为严重的是，这七个军均是被国民党中央列为“杂牌”的部队，不仅兵额不足，而且训练和士气都很差。

对上述部队的状况，李宗仁是了如指掌的。但作为指挥官来说，只能面对这一现实。李宗仁认为，只要与这些“杂牌军”的将士推心置腹，对他们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以及军人应尽的天职，必能激发其良知，使其服从命令，效命疆场，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可是李宗仁也深知，蒋介石排斥异己，并借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之机，消灭非嫡系的“杂牌军”，保存自己实力的做法，为不少将士所深知，使得这些部队的将士忧心忡忡，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独立与生存，都想和日军决一死战，以尽军人的天职；另一方面，又担心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给养让他们白白送死，还以作战不力的名义置他们于死地。

但是，李宗仁最终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将这些军队团结了起来，让他们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发挥了各军的作用。

谋划战略。这是李宗仁多年指挥军队打仗的又一特点。李宗仁认为，从战略上说，沪宁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是日军攻击夺取的目标。所以，他再三思虑，作出充分的战略谋划。当时，有不少的新闻记者和政治家都认为，日军在占领上海、南京后，会长驱直入，一举攻下武汉。然而李宗仁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他指出上述看法是缺乏军事常识，是纸上谈兵的谬论。他确信，当日军攻下上海、南京后，必定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对日军的威胁，然后才可西进武汉。所以，当他在离开南京赴徐州上任之前，向蒋介石反复重申：津浦线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可轻易失守，况且津浦线处在日军南北夹攻之中。不但如此，日军还可在海州、青岛随时登陆，而目前第五战区只有七个军的兵力，长期坚守是非常困难的。蒋介石听后表示：将来沪宁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都可归你指挥。这使李宗仁的心中感到了一些安慰，在与蒋介石谈话后，他就赴徐州上任去了。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事家，李宗仁在离开南京赴徐州之时，已感到南京危在旦夕，唐生智在南京必不能久守，津浦线上的战事即在眼前，一场与日军的拼搏战就要到来。他认为，无论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日军必然以优势兵力，攻占南京，南京一失，日军又必然攻占津浦线。所以，徐州战役必将以空前规模发生。他深知战事紧迫，抗战至此，已是千钧一发，如能在津浦线上拖住日军数月，或歼其主力，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进行部署，则抗战还可继续；如津浦线上国军迅速瓦解，日军一举攻下武汉，占领中原，则抗战前途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深感责任重大。

当李宗仁到达徐州城时，徐州城的很多居民为躲避战争迁走或投亲靠友，留下的人已不多，市面萧条，形同一座死城。面对这种情景，李宗仁立刻开始了发动民众共同抗战的工作。他召集民众大会，组织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团，以唤起民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不少南北流亡的学生闻风而至，踊跃参加，并开展起各种抗日活动。作为司令官的李宗仁，为安定人心，每天清晨或午后，骑马上街，巡视市容。不少市民见到司令官尚有如此闲情逸致，相信战局必可稳定，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于是有不少人陆续返回徐州城开店复业。不几日，徐州城内人心安定，商品充裕，恢复了繁荣的景象。这些做法，为进行徐州会战创造了条件。正当徐州市面恢复正常的时候，南京失守，日军进入南京首府后，大肆屠杀，一个月内30多万军民惨遭杀害。南京大屠杀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尤其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主将松井石根竟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疯狂地举行所谓的“入城式”，他们把占领南京视为打败中国的象征，为日本军人的荣耀。所以，日军杀气腾腾，个个似狼如虎，骄狂无比，以为中国的抗日主力已经消灭，灭亡中国指日可待。因此，他们将北上津浦线，夺取这条铁路要道，看作旅次行军，认为徐州、蚌埠之城可以传檄而夺，用不着动用大量兵力，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对于日军的这种态势，李宗仁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日军“骄兵必败”的弱点，充分运用数万哀兵的力量与日军作战，必能取得胜利。同时，李宗仁也看到，投入淞沪战役、南京战役的部队不仅数量多，而且武器装备远比目前津浦线上七个军要强。所以，要在津浦线上取得胜利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此时此刻，作为司令官李宗仁是决心在津浦线上依靠广大军民，打出漂亮的大仗呢?还是只图拖住敌人，延缓日军西进攻占武汉的时间呢?这使李宗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历史的抉择。如果充分发挥数万哀兵的力量，与日军决一死战，歼其精锐，就可以振起抗日军威，打败侵略者；如果只图防守，守不住便撤，甚至不战而退，就会落个败军之将的名声。如何行动，他日夜思索，处在矛盾之中。